虾饺皇和虾饺的区别:苏联时代第一刺客 尼古拉耶夫

    　　基洛夫博物馆馆长塔吉杨娜·苏哈尔尼科娃表示：虽然曾被斯大林作为大清洗运动引爆器、被赫鲁晓夫作为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利剑、被戈尔巴乔夫作为对抗舆论的挡剑牌，但尼古拉耶夫确实只是一个为了一己之私而冲冠一怒的独行刺客。 

　　尼古拉耶夫的一次出于个人动机的刺杀行为，至少成为3任克里姆林宫最高领导人的牌。

 　　12月1日，在前苏联领导人——政治局成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Sergey Kirov）遇刺75周年之际，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解密了一批与基洛夫案相关的文件。圣彼得堡市政府新闻处宣布，包括凶手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日记在内的58套文件，已经移交至圣彼得堡市基洛夫博物馆。

 　　多年从事基洛夫案研究、俄罗斯唯一可以接近俄联邦安全总局中央档案馆相关文件的历史学家、基洛夫博物馆馆长塔吉杨娜·苏哈尔尼科娃宣布将把这些日记整理出版，她表示，虽然这些文件只有整理后才会在近期全部公开，但现在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曾被斯大林作为大清洗运动引爆器、被赫鲁晓夫作为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利剑、被戈尔巴乔夫作为对抗舆论的挡剑牌，但尼古拉耶夫确实只是一个为了一己之私而冲冠一怒的独行刺客。

 　　苏联时代的第一刺客

 　　1904年，尼古拉耶夫出生在彼得堡的一个工人家庭。很小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父亲，再加之其身体一直不太好，长大成人之后，性情变得暴躁异常。

 　　18岁时，他成为了联共（布）党员；21岁时，他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1925年，他与比他大3岁的拉脱维亚姑娘米丽达·德拉乌列结婚，并很快就生了两个漂亮的儿子。虽然曾经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过，但他总是不能在任何单位工作很长时间，无数次更换工作之后，1933年10月，他转至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单位——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担任党史流动宣传员。

 　　此后不久，党史研究所内部征召党员投入运输系统，可尼古拉耶夫却拒绝到铁路上出长差，理由是他身体不好应该疗养，并且，他还有两个年龄尚小的孩子。结果，他被双开了：不仅被开除出党，而且还被开除了公职。

 　　尽管被开除后不久，尼古拉耶夫的党籍又被恢复并接到了到工厂工作的建议，然而，曾经拎过公文包的他却并不甘心去干体力活，他开始频繁向各级党政机关及各位领导人——甚至包括斯大林本人——写信控诉自己受到了非人待遇。在给卫生人民委员会的一封信中，他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在7月1日之前给我回答——让还是不让我去疗养。我该得到疗养许可证了。”此外，他还提出要求，到列宁格勒州的疗养许可证，他还不要，他需要到最好的地方疗养。

 　　当然，这些控诉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而且，作为一个失业者，他甚至被剥夺了食品供应证——他的家庭只能靠其夫人米丽达一人来供养。当时，有15年党龄的米丽达已出任了列宁格勒州重工业局视察员。

 　　除了向各级党政机关写控告信之外，尼古拉耶夫开始了写自传体日记。在日记中，他写道，他已经30岁了，准备将这本自传留给儿子马尔克斯及列昂尼德做纪念——作为一个失业者，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在这本日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如何起意报复当权者，并如何准备这次谋杀的。1934年8月，长时间的不得志已让尼古拉耶夫接近疯狂，他不仅决定采取报复行动，而且还准备轰轰烈烈地死去。“我的枪击，将类似于日里亚波夫的枪击！”在日记中，尼古拉耶夫写下了这样的誓言。安德烈·日里亚波夫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刺客——他是刺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主谋之一。

 　　显然，尼古拉耶夫已将其刺杀目标锁定为其所在地的最高领导人——列宁格勒州州委书记基洛夫。

 　　1934年12月1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基洛夫进入州委办公大楼斯莫尔尼宫，并沿主楼梯来到了三楼。据基洛夫博物馆的资料显示，就在基洛夫从主走廊拐向左边的走廊准备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时，后脑中枪倒地。闻声冲出来的工作人员及警卫人员，在基洛夫的尸体旁抓住了手持左轮手枪、有些神经质的尼古拉耶夫。15分钟之后，医生将基洛夫抬进其办公室进行无效抢救之际，尼古拉耶夫的妻子米丽达也被控制起来。

 　　尼古拉耶夫被抓后，立即接受了突审，不过当时他情绪已经失控，直到当晚21时被第二次提审时，他才断断续续地作了较有逻辑性的交待。

 　　关于凶器的情况，安全人员倒是很快就查明了：尼古拉耶夫行刺时所用的左轮手枪，早在1918年他就拥有了，1924年他从苏联政府手中得到了相应的持枪证（编号4396），1930年4月，重新注册（证件编号12296）。


　　大清洗运动导火索


　　虽然基洛夫在政治局中仅排名第八，但他是斯大林坚定的追随者，在1920年代初，在苏共全党的大辩论中，他坚决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1926年，他到列宁格勒接替季诺维也夫任州委书记。

 　　同时，他和斯大林有着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斯大林的卫兵在回忆录中曾表示，长时间的聊天之后，斯大林甚至肯把自己的床让给基洛夫睡，自己则跑到一边睡沙发。

 　　基洛夫遇害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暴跳如雷的斯大林立即下令开始准备特别专列，他要亲赴列宁格勒察问此案。12月2日上午10时30分，斯大林带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多位高级领导人乘特别专列赶到了列宁格勒，下车伊始，他就在列宁格勒火车站痛骂了前来接站的国家安保人员。

 　　抵达列宁格勒的当天，斯大林就亲自提审了尼古拉耶夫。之后，安全部门的高级领导人亚戈达、叶若夫、阿格拉诺夫也先后提审了尼古拉耶夫。不过，在所有的审问中，尼古拉耶夫都坚称，他是单独用私人武器完成了谋杀。

 　　除提审尼古拉耶夫之外，斯大林在12月2日还决定提审案件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案发后马上被捕的基洛夫的卫队长鲍利索夫——正是他陪同基洛夫上了三楼。然而，就在去见斯大林的路上，鲍利索夫却因车祸死于非命（车中的其他人一个也没有受伤）！

 　　相信这一“意外”肯定在加深斯大林愤怒的同时，也让斯大林感觉到了死亡离他是如此之近，因此，斯大林突显了其行事残忍果决的一面，一道其亲手准备、被俄罗斯历史学家尤里·沙巴瓦尔称之为“恐怖宪章”的命令出台了：以后类似案件必须在10天内侦结，极刑判决之后则立即执行。

 　　基洛夫的遗体，很快被运到了莫斯科，12月6日，斯大林亲自为之主持了盛大的葬礼，并为其抬棺。米高扬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基洛夫的逝世，是继列宁逝世之后，令党和国家最为痛苦的事情了，那种悲痛甚至超过了捷尔任斯基逝世时的悲痛。”

 　　12月29日，尼古拉耶夫及其13名所谓“列宁格勒中心”同伙被处决，在此之前，已有103名前白俄近卫军成员被镇压。

 　　两个多月后，已因丧失警惕而被开除出党的米丽达也于1935年3月10日被枪决。除米丽达本人之外，她的妹妹及妹夫同时也被镇压。此外，尼古拉耶夫的兄弟彼得·尼古拉耶夫，米丽达的哥哥彼得·德拉乌列也相继被捕。尼古拉耶夫的两个姐姐、堂兄也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其母则被发配到边远的农村居住。

 　　尼古拉耶夫的两个儿子，6岁的马尔克斯、3岁的列昂尼德，也被送进了福利院。马尔克斯直到80来岁的时候，才从基洛夫博物馆馆长塔吉扬娜的档案资料中，第一次看到了母亲的照片——2005年8月17日，经公民马尔克斯·德拉乌列提出申请，俄联邦总检察院仔细研究相关文件之后正式宣布，尼古拉耶夫之子马尔克斯·德拉乌列为“镇压受害者”，其政治镇压受害者的地位被正式确认。

 　　其实，在儿童福利院长大的马尔克斯·德拉乌列即使是成年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和著名的基洛夫案有关系。直到2005年1月，在电视中看一部有关基洛夫案的电影之际，让一直在使用母姓——德拉乌列这个姓在俄罗斯非常少见——的他在仔细研究有关凶手孩子们的资料之后，才突然意识到，他有可能是“凶手”的儿子之一。

 　　“我不记得父母了”他在自传中如此写道，“我只记得6岁之前，我是住在列宁格勒，住在一所C型的大楼里，家就在拱门的上边，亲人则有爸爸、妈妈、奶奶及小弟弟列尼亚，1935年1月，我进了维堡区的第44儿童福利院。”直到现在，马尔克斯也没有找到任何与弟弟列昂尼德有关的音信。

 　　而尼古拉耶夫全家因之而变得悲惨无比的命运，只是一个更大悲剧的开始——利用基洛夫案，斯大林发动了对前托派分子及其主要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攻击，从而引发了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清洗。1936年8月，莫斯科审判了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海外10余年，于1940年在墨西哥被苏联间谍谋杀。

 　　在整个运动中，近百万人遭受无辜迫害、处决，或被送进古拉格，直到1938年3月布哈林分子被镇压之后，才终告一段落。以军队为例，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沉浮在历史旋涡中的凶手


　　斯大林去世之后，随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斯大林利用基洛夫案将镇压扩大化——尼古拉耶夫成为大清洗运动的引爆器——这一概念已开始被苏联民众所接受，彻查基洛夫案也成为了赫鲁晓夫的一大政治需求。因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少曾有4个主要由党的监察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先后专门研究了基洛夫案。

 　　虽然，一份该委员会所有成员签名的证明文件上已明确地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尼古拉耶夫是一个单独行动的恐怖分子，斯大林是利用基洛夫遇刺案从肉体上孤立并消灭了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以及其曾经的追随者！”但在1959年出版、巴纳马列夫主编的教科书《共产党史》以及1964年出版、巴斯别洛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党史》中，却都曾明确指出：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属于政治恐怖活动。显然，尼古拉耶夫被赫鲁晓夫一派作为了攻击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利器。

 　　上世纪80年代末，尼古拉耶夫再次成为了民众的关注焦点。当时，苏联社会各种思潮涌动，基洛夫与尼古拉耶夫妻子的浪漫故事，成为了流传甚广的政治绯闻。著名作家苏达普拉托夫曾公开表示：“基洛夫遇刺之后，内务人民委员会详细盘查了基洛夫与女人们的隐秘关系。其‘女友’之一就是年轻迷人的米丽达·德拉乌列。其丈夫尼古拉耶夫脾气暴躁，由于和领导吵架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双开之后，尼古拉耶夫通过德拉乌列，开始在基洛夫那里寻求帮助。基洛夫最终帮助他恢复了党籍并准备安排其到区委会工作，而德拉乌列则准备与尼古拉耶夫离婚，忌恨之下的尼古拉耶夫枪杀了对手。”

 　　为了维护执政党的正义性，戈尔巴乔夫再次下令组成专门的委员会在1988～1989年再次调查了基洛夫案。当时，委员会由政治局成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牵头。苏联总检察院，克格勃调查处都参与了此事。强力部门仔细调查之后，曾得出过结论：没有任何文件和证据可以证明斯大林参与了基洛夫谋杀案。这让雅科夫列夫大为光火，双方争执得很历害，以至于双方甚至一反传统，开始通过报纸进行了暗战。雅科夫列夫指责委员工作不力并隐瞒了斯大林参与谋杀基洛夫的事实，原因则是迫于媒体的压力。

 　　不过，最终，米丽达及13名尼古拉耶夫的“列宁格勒中心同伙”还是被恢复了名誉，他们的孩子们也得到了“政治镇压受害者”的社会地位。虽然雅科夫列夫委员的工作结论曾非正式公开，但公众对之并不满意。因为，那时人们对总检察院及克格勃都是不信任的。而且，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之后，还有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比如，受尼古拉耶夫牵连的亲人，他们的案子并没有得到彻查。

 　　虽然历次调查的原因千差万别，但他们却也有一个共同之处：无论是出于个人私利，还是为了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家领导层明显的大错误中转移，斯大林以及后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在调查基洛夫案时，都在努力突出基洛夫作为一个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勇士的形象。

 　　对此，基洛夫博物馆馆长塔吉扬娜曾公开表示：“基洛夫应当算一世英雄，我们确实不应该将基洛夫遇刺这一明显的悲剧转化为一场闹剧。毕竟米丽达与基洛夫有染的说法，是比较荒唐的。基洛夫当然认识米丽达，他认识机关里所有的人，但也就认识而已，因为，米丽达是一位非常疼爱孩子的母亲，她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了孩子的教育工作。”

 　　然而，即便是基洛夫案从政治谋杀案还原为普通的刑事案，仅从刑事角度讲，凶手尼古拉耶夫也给世人留下了两大疑团：1934年10月15日，他曾在基洛夫家附近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盘查并从其身上搜出了武器，不过，经过一番审讯之后，他不知为何却被释放了；此外，据基洛夫博物馆馆长塔吉扬娜的资料显示，尼古拉耶夫曾试图直接在犯罪现场自杀，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最终未能成功。

 　　面对凶手尼古拉耶夫在历史故纸堆中的起起伏伏，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尤里·朱可夫曾指出：“基洛夫案至今天仍然扑朔迷离，并不奇怪，因为历数20世纪的几大著名谋杀案——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遇刺案、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巴都遇刺案及美国总统肯尼迪谋杀案，所有这些案件都没有最终一查到底并水落石出。至于个中原因，最初是因为强大的政治利益斗争影响了谋杀案的侦破，甚至会导致案件的侦破沿着错误的轨迹走下去。而当这些政治利益的影响最终消失时，案件却又会因为时间久远而难以取证。因此，基洛夫案走进这种历史的死胡同，并不为奇。”

 　　也许，诚如俄罗斯网友安德烈在互联网上的评论中指出的那样，解密的文件在告诉大家：尼古拉耶夫的一个个人行为，至少已成为3任克里姆林宫最高领导人的牌。斯大林利用基洛夫之死，清除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大批反对派，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红色恐怖；赫鲁晓夫利用基洛夫案，拉开了打击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大幕；戈尔巴乔夫则希望利用基洛夫案维护其权力的正义性并打造其民主领导人的形象。而现在，基洛夫案能够在梅普时代走向水落石出，何尝不是普京在努力让俄罗斯民众真正地认识历史，从而在历史中吸取到俄罗斯民族能够振兴的文化乳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