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虚空先知胜率:中国陶瓷发展史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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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发展史简述
陶瓷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同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大约在70万年以前的原始时代，人们就发现，将泥巴晾干后加火一烧就变得坚硬起来，而且可以做成各种形状用来盛水，放食物等等，这便是陶器产生的初始。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我国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１１７００多年的悠久历史。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村发现的陶器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千年，同时在河北武安县磁山也发现同时期的文化遗址。距今７０００多年的仰韶文化彩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是在陶器未烧以前就画在陶坯上，烧成后彩纹固定在器物表面不易脱落。有的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陶衣，使彩绘花纹更为鲜明。彩陶花纹主要是花卉图案和几何形图案，也有少数动物纹。几何形图案主要有：弦纹、网纹、锯齿纹、三角纹、方格纹、垂幛纹、旋涡纹、圆圈纹、波折纹、宽带纹，并有月亮、太阳、北斗星等纹样。动物纹样，常见的有鱼纹、鸟纹、蛙纹等。兽纹较多的是猪纹、狗纹和鹿纹，有的奔驰，有的站立。这些动物形象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的渔猎在原始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物纹样较少见，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出一件陶钵，其口沿内壁上画有三组跳舞的人群，五人一组，舞人动作整齐，姿态优美，精美异常。植物纹样，在距今68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陶器上，发现有稻麦粒、枝叶、花瓣，甚至有些已概括成为几何形体，并和几何形纹混和在一起构成纹样，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别有一番情趣。距今６０００多年的大汶口文化红陶和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的黑陶与白陶。其中黑陶的烧成温度达1000度左右，有细泥、泥质和夹砂三种，尤以细泥薄壁黑陶制作水平最高，有“黑如漆、薄如纸”的美称。这种黑陶的陶土经过淘洗 ，轮制，胎壁厚仅0.5-1毫米，再经打磨，烧成后漆黑光亮，有“蛋壳陶”之称，表现出惊人的技巧，饮誉中外。这时期的黑陶以素面磨光的最多，带纹饰的较少，有弦纹、划纹、镂孔等几种。白陶是指表里和胎质都呈白色的一种陶器。它是用瓷土或高岭土烧制成的，烧成温度在1000度左右。白陶基本上都是手制，以后也逐步采用泥条盘制和轮制。白陶器出现于龙山文化晚期，商代，青铜器的制作成就辉煌，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仍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但到后期，白陶和印纹硬陶有很大发展，尤以白陶最为精美。纹饰采用青铜器的艺术特点，装饰华丽，弥足珍贵。灰陶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斐李岗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都有一定数量的灰陶，特别是用于蒸煮的器皿，多为夹砂灰陶。到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灰陶和夹砂陶则占据主要位置。同时，商代还出现了用高岭土作胎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西周以后，陶器种类繁多，除生活器皿之外，还有砖瓦、陶俑及建筑明器等。这个时期是印纹硬陶发展的兴盛时期，其胎质原料根据化学组成分析，基本接近原始青瓷。因印纹硬陶所用原料含铁量较高，胎色较深，多呈紫褐、红褐、黄褐和灰褐色。印纹硬陶坚固耐用，绝大多数是贮盛器。商代印纹硬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发现。西周至战国时期印纹硬陶主要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南方的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到战国、秦汉时期，用陶俑、陶兽、陶明器随葬已成习俗。因此，制陶业更加繁荣。近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咸阳，江苏徐州发现的西汉时期兵马俑，其造型之精，阵容之宏伟，为世界所罕有。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制陶业大量烧造陶明器用以随葬。这时，战国时期出现的彩绘陶器得到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 汉代出现了一种在釉料中加入助熔剂——铅的釉陶，又称“铅釉陶”。铅釉陶的制作成功，是汉代制陶工艺的杰出成就。釉料中加入铅，可以降低釉的熔点，还可使釉面增加亮度，平正光滑，使铁、铜着色剂呈现美丽的绿、黄、褐等色，绿釉为最多，绿如翡翠，光彩照人。墓葬中出土的铅釉陶器表面，有时会出现一层银白色光泽，有人误称为“银釉”。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科学研究发现，“银釉”形成的原因是由于釉面长期受潮，釉层表面析出多层次的沉积物，在光线的折射下，产生的银白光泽。唐代的唐三彩即属铅釉陶器，采用高岭土胎，施彩釉烧制而成。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时代的三彩器、明、清至今的紫砂壶和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别具一格且倍受人们所赞赏。然而陶器终究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低级产品，它本身存在的缺陷注定了它逐渐被历史淘汰的命运。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再次发现，原来某种特定的泥巴经过高温烧造以后，就会变得更加坚硬、细腻、漂亮和实用，于是瓷器也就应运而生了。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不断总结，不断创新，不断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和创造，写下了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历史文献看，西汉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已经有了“瓷”字；而晋代的许慎在《说文》中对瓷字还做了具体解释，说瓷是“瓦之坚者也”。但对瓷的起源，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现代科学手段之用于瓷器研究，目前商周起源论已占压倒的优势。由于瓷器的坚固耐用，洁净美观，不易腐蚀，又远比金、银、铜、玉、漆器造价低廉，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因而发展迅速，很容易便成为了人们物质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原始青瓷。因此可以说，瓷器的产生是陶瓷制作工艺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如下三个条件具备时，从陶器工艺中就发展创造出瓷器来。一是有富含绢云母的瓷石为胎坯原料，二是窑炉的砌筑技术能够把窑床温度提高到1300度，也就是龙窑的发明与运用，三是草木灰釉的发展。这三个条件在距今1800年前的东汉时期，便已经基本达到成熟期，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因为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碓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大大提高。这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公元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公元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公元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黑瓷的原产地在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北方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第一，在隋以前，烧瓷的窑场都主要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今四川境内，北方没有发现值得重视的窑场。但入隋以后，改变了这个面貌，瓷业在大河南北发展起来。全国已发现的隋代瓷窑有河北磁县贾壁村窑、河南安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四川邓崃窑等六处，就有四处在大河南北。这是未来唐宋瓷业大发展的先导。
第二，青瓷虽说仍然是隋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从河南、陕西、安徽出土的白瓷来看，与北朝相比，有较大的进步。胎质更白，釉面光润，胎釉均无泛青、闪黄的现象。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有人说唐诗有所谓盛唐气象。陶瓷艺术最能表现这种盛唐气象的则是唐的三彩釉陶。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匣钵创制的使用可能要早于唐，但大量使用并作为工艺的常规，则是在中唐以后。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也为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自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75％，可以说遍布各地。宋代瓷业的繁荣，一方面是宋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主要窑址有：上虞窑、宜兴均山窑、肖山上董窑、成都青羊宫窑、福建天山马岭窑等。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窑址发现得不多，仅河南安阳窑、河北贾壁窑、山东淄博窑数处。而到了宋代，则形成了多种瓷窑体系。宋代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同异，根据它们之间的同异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定窑系以定窑为代表。定窑始烧于唐，它的白瓷是受邻近的邢窑影响，当时邢窑盛名满天下。但后来定盛邢衰，至宋时人们已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窑系诸窑到北宋时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并为各窑所仿效。定窑系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釉汁比较莹润，釉色白中发黄，常有泪痕。胎料加工很细，胎质坚硬，胎色洁白。器物造型稳定，装饰工整素雅。早期的产品以划花、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印花为主。花纹布局严谨，题材丰富多彩，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其中又以牡丹、莲花为多，菊花次之。其余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也有一定的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在北宋中期则出现了覆烧工艺，即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这种装烧方法的优点在于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缺点是有芒，即口部无釉。生产定窑系瓷器的窑场，则分布在漳河、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代表性窑场除河北曲阳定窑外，尚有山西的平定窑、孟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和四川的彭县窑。
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北省邯郸市观台镇为典型代表。磁州窑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烧制白瓷的诸民窑。 它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烧瓷品系繁多。观台窑的产品品系、种类，可以说是集本窑系各窑之大成。这里烧制的瓷器以白瓷、黑瓷为主。装饰丰富多彩，白地黑花，对比鲜明。纹饰题材多取之于民间的生活内容。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的成就也很大，它的制瓷工艺的独特性则在于釉下施一层极白的护胎釉，再在上面画黑花，或用剔地的手法作出剔花。装饰以黑白或赭白对比，十分强烈；花纹的制作手法既活泼又严谨。 磁州窑系的其他代表性窑址还有：河南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和江西吉安吉州窑。
耀州窑系是北方一个巨大的烧造青瓷的窑系。耀州窑系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十五公里，南距耀县十三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耀州窑系的早期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唐代，到明嘉靖以前还在继续生产。产品种类有青瓷、白瓷、黑瓷；北宋时期以烧造青瓷为主。耀州窑青瓷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人们称之为“姜黄色”。 其最突出的成就是图案装饰。宋元的花纹有折枝牡丹、缠枝菊花、水波三鱼、鸳鸯戏莲、双鸭戏水、水藻纹、忍冬纹、回纹、松林戏婴、龙凤花纹等。装饰手法以印花、刻花为主；刻花刚劲有力，纹样生动活泼，在宋代诸窑系中算是出类拔萃的。 耀州窑系范围很大，东边影响到河南的临汝窑，西边发展到陕西、甘肃交界的旬邑窑。代表性的窑址还有河南的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均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和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
钧窑系以河南禹县的钧窑为代表，始烧于北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其突出成就是在釉里掺有铜的氧化物，用还原焰烧出绚丽多采的窑变釉色。钧釉主要特点是通体天青色与彩霞般的紫红釉相互错综掩映，釉汁肥厚润泽，极为美观。此外还有月白色、天蓝色、海棠红等。钧窑系瓷器的烧造地点很广，河南禹县、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以及河北的磁县等都有烧造。
龙泉青瓷窑系属南方青瓷系统。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瓷器。到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自身特点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等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在宋代民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到了南宋晚期，浙江省龙泉县窑场星罗棋布，还旁及邻近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江西吉安的吉州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有烧造。入元以后，烧制龙泉窑风格的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仅浙南的瓯江两岸就发现窑场遗址一百五十余处。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广州西村宋窑烧制陕西耀州窑风格青瓷出口外销，就是其例。同时，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例如宋代瓷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用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这种覆烧工艺后来也为其他瓷窑所采用。 各个瓷窑间都有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或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
宋代名窑中的官窑是专为宫廷生产的。它的产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似乎与瓷业市场竞争无关。但官窑的工匠却是来自民窑，至于汝窑可能最初本来就是民窑，后来才在官督下为宫廷烧瓷，产品为宫廷官府所专有。随后也如汴京官窑一样，因靖康之变，北宋朝廷的倾覆而衰竭。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例，还有宋人烧出的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沈静雅素一路，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属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其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与南宋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的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碱釉，因而汝瓷“釉汁莹厚如堆脂”，官窑及龙泉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唐人称赞越窑青瓷的“如冰似玉”，还只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烧造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
辽，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的制瓷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的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金代陶瓷资料不断发现，才使我们知道了金代陶瓷器的生产，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为前期，迁都以后为后期。从辽宁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这两个代表来看，金代瓷器釉色很是单调、造型朴拙、缺少装饰。瓷器原料加工粗糙，胎骨厚而色杂，釉面不均缺乏润泽感。成型工艺粗糙，器型不规整，无定式。装饰简单，仅见有白底绘黑花的，其他如刻、划、雕、加彩等技法极其少见。这些情况都说明，金代早期的陶瓷器，其生产水平较关内地区为低。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执政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陶瓷窑，根据目前的发掘和调查，有河北曲阳定窑、磁县砚台窑及河南禹县钧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很显然，金人南侵，灭辽侵宋，一方面继承了辽与宋的瓷业根基，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致使北方瓷业的衰落。北方几大窑区入金以后不久虽又恢复烧造，但产品粗劣，金瓷并未有出。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武力，灭宋灭金，入主中原，至1279年忽必烈率大军覆灭了汉族在南方的赵宋政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土地。元朝的统治只有九十余年，而且又连年混战，所以从整体上看，元代陶瓷业基本上承袭了前代旧制，除青花、釉里红等品种，没有太多发明。但仅就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而言，在元朝却成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一个原因是景德镇地处皖赣边区，受战争影响不大，社会经济状况较为安定；二是当地原料丰富，开挖使用较为便利，技艺上博采众长，产品制作精致，有“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美誉；三是因为宫廷重视，在景德镇设立了全国唯一一所管理陶瓷产业的机构──浮梁瓷局；再一个原因就是出口量增大，从另一个角度刺激，促进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元代青花、釉里红的出现，使我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陶瓷装饰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影响巨大而且流传深远。青花瓷器的真正全盛时期在明代，制造技术传播至近东、日本等到国，最后传到欧洲。虽然青花瓷器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景德镇相关，但首先使用氧化钴为着色剂进行彩绘装饰，最早出现在近东。早在九世纪，米索不达米亚地区还生产了一种陶器，先在胎体上罩一层含有氧化锡不透明的白釉，再在釉面上用氧化钴做彩料绘制图案，使画面在入窑焙烧后呈现美丽的蓝色。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与其他品种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原料的不同，它所使用的是长石瓷土和长石釉料，经过高温烧制后坯釉结合良好，所描绘的图案体现得淋漓尽致。据考古发现，早在唐代就已出现过用含有钴的蓝釉彩用来装饰，这到早期青花的出现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到元代，烧制青花瓷器的窑址有江西景德镇和吉州、云南玉溪、浙江江山等，其中产量和质量都以景德镇为最。景德镇地区是在当地宋代影青和卵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下彩绘的技术上和艺术上受到过磁州窑的影响。为了发展瓷业，元代统治者实施了多种管理手段，除设立行政机构外，对具有一定技术的工匠也很重视，规定免去工匠的一切差科，对他们的技艺实行“世袭制”，既使生产专门化，又使得特殊技艺后继有人。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特点是形态较大、胎体较厚、份量较重。装饰花纹所使用的青花料，有进口与国产两种。进口料颜色鲜蓝、艳丽，采用影青作面釉，所绘图案构图严谨、笔法工整、描绘细致。这类产品体积都比较大，系当时浮梁瓷局的高档产品，其器型豪放、青料浓重，总体风格气势磅礴。国产青料发灰较淡，一般施以乳浊的卵白釉，所绘图案构图疏朗，笔法淳朴，风格粗犷。这类产品大部分为小件产品，多为普通民窑所生产，目的也多为日用器皿。装饰纹样主要有松梅竹莲、龙凤鹤鹿、人物花鸟、卷草锦地等，此外，历史故事也风兴一事。元政府意识到发展瓷业并积极对外贸易，对元朝经济有重要意义，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元政府建立相应的港口外销管理机构，鼓励对外贸易，使这一时期在瓷器的外销数量、质量等方面，较宋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和提高。在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的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些极为珍贵的元青花瓷器，代表着这一时期青花艺术的风格特点。随着瓷器的大量出口，促进了对外交流的发展，对一些国家的宫廷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文化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们普遍重视对这些元代瓷器的珍藏和陈列，让后人追忆过去的历史。在东非的伊斯兰教地区，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青瓷被镶嵌于宫殿、寺庙或其他纪念性建丽上，视同珠宝，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此外，元代景德镇创烧的另一著名产品为卵白釉器。这种产品亦称“枢府窑器”，相传是为元朝官府枢密院的定烧器，有些器物上有“枢府”字样，但烧制这类卵白釉瓷器的窑场还同时烧造青花瓷和黑釉瓷。卵白釉的特征是釉层较厚，呈失透状，色泽如鹅蛋白，它的出现为明代永乐甜白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出一艘元代沉船，载有中国瓷器近两万件，包括当时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官窑、钧窑以及景德镇等窑场的大量产品，成为考查元代各窑址产品情况的可靠实物佐证。元代还开始出现分室龙窑，这种窑依山而建，倾斜度为12──22度之间，长度近60m，宽2──3m，分窑室17间，这种分室龙泉窑为以后的阶梯窑打下了基础。这种窑炉的特征是装窑容量大，适合于多种坯釉同时烧成，在窑室的前、中、后部不同的窑温下放置不同的产品；这种窑适合以柴为燃料，升温快，冷却也快，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热量。元未明初，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葫芦型窑，之后演变为蛋形窑，这种窑形延续使用至今。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趋向没落，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的时期。从洪武帝创建大明到崇祯帝上吊殉国，明王朝经历了267年的兴衰。在此期间，手工业、商业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自唐宋以降，瓷器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到明代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为前代所不及。当时，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官窑日益繁荣，大量生产御用器皿和民用瓷器，以质量高、销路广，代表了明代制瓷水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有较为详细地描述。其产品以青花、五彩为主流，在元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将陶瓷艺术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地。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革始于明。建国伊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以巩固政权，安定局面，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加强扶植手工业和工商业。洪武年间，太祖下旨仍沿用景德镇窑场为皇家御窑，承担宫廷御器和政府对内对外赐赠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烧造。洪武二年，建御窑二十座，专制御器，往往是“千里择一”，不计费用多寡，只求精品。《明史·食货志》中记载了朝廷派官督烧的情况，虽说此举劳民伤财，却在重压下着实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永乐年间以出产“甜白釉”而著名。这种半脱胎瓷器胎壁极薄，釉面莹净。也叫“填白”，是指在白瓷上可填绘彩饰，以薄胎而有暗花者最为杰出。以后历朝皆有烧制，但都比不上永乐时期的产品，到清代亦有仿制，更非永乐甜白可比。这一时期比较有特点的器形是“压手杯”，敞口折腰，沙足滑底，一般在底部标有“大明永乐年制”或“永乐年制”字样，字体小篆。到宣德年间，技术上又有所改进，据说御窑厂扩增至五十八处之多。所生产的青花瓷器，以胎釉精细而闻名，所用青花料主要从国外进口的“苏麻离青”。由于这种原料中含铁量较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色斑点，与浓艳的青蓝色相融一体，也使后世极难仿制。此外，宣德釉里红在元代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所制釉里红鱼纹高足杯在当时就已盛名天下了。宣德瓷器的另一个特点是落款部位很多，不仅出现于底部，也有书写在口、肩、腰、足等部位的，因此有“宣德年款遍器身”之说。明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时期，为另一个陶瓷史上的辉煌时期，在这短短三代五十六年当中，宫廷和民间艺术匠师们创造了一大批空前绝后的艺术珍品。《景德镇陶录》中记载着“成化以五彩上”，在以后相距不及百年的隆庆、万历几代，仿制成窑已成风气，地道的成化瓷器商品价值就以“万”计，可见其水平之高。此一时期的青花用料以国产为主，指浙江、云南一带出产的“土青”，也有称“平等青”的。明五彩的形式有“斗彩”、“点彩”、“加彩”、“填彩”等等，大同小异，性质一样，都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完善了在素胎上直接施色釉的工艺，创制出素三彩，成为正德朝的著名品种。正德朝后期青花料使用进口“回青”，颜色纯正，价格昂贵，过于黄金。嘉靖一朝的官窑瓷器，产量巨大，是明朝烧造量最大的一个时期。青花料是用进口料与国产“石子青”配合使用的，所以呈现出一种蓝中泛红紫的鲜艳色泽。由于铜红釉的烧成难度较大，自嘉靖朝起改用低温铁红，因此，这一时期的矾红制作极为发达。另外，当时的民窑制品已相当精细，出现了以仿宣德、成化窑器而著称的“崔公窑”。隆庆朝年份较短，所以传世器物很少。延续嘉靖和前代旧制，继续使用“回青”料。器物造型更加丰富。万历中期以后，进口回青料断绝，改用浙江出产的浙料，色彩沉静。彩瓷以青花五彩为主，图案花纹布满全器，效果华丽浓艳。民间窑更加发达，其产品精细程度可与官窑相比美，并大量远销至欧洲。天启、崇祯时期，明朝统治急速走向衰落，御器厂的生产几近停止，今天很少见到官窑款的产品。此一时期民窑生产日益发达，以烧造青花瓷为主，装饰纹样丰富多彩，不受官窑式样规格化的束缚，写意山水、动物人物、诗词书法、几何图形等，造型活泼，画法随意。 在景德镇官窑以外，各地民窑也在蓬勃发展，如福建窑、江西横峰窑、广东广窑、浙江处窑、江苏瓯窑等等。其中以江苏所产的紫砂为最有特色。紫砂这一品种的出现，上溯可能很早，各种说法不能一致。真正以紫砂壶的完整形象出现，是从明代正德朝以后。 紫砂壶的原料，产于江苏宜兴，分为紫泥、绿泥和红泥。五百年间，名家辈出，花色品种不断见新，工艺愈加精美，成为海内外著名的陶瓷品种。 紫砂壶的出现，与饮茶习惯的改变有很大关系。明人已不再时兴“斗茶”，改烹茶为沏茶，对茶具的要求相对提高。在实践中人们发现紫砂壶泡茶味道仪表隽永醇厚，而且壶体能吸收部分茶汁，使用愈常，泡出的茶味越好。加之陶质的紫砂壶无釉无彩，正适合文人雅士回归自然的审美情趣，从此便风行天下，制壶高手们也应运而生。 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被认为是紫砂早期鼎盛时期，供春(龚春)、时大彬、李仲芬、徐友泉等人为知名高手，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已经很珍贵，现存极少。这时的作品在造型上吸收了铜器的造型特点，并与当时的家具风格相一致。外形简洁、线条凝重、体积浑厚、比例协调，泥质颗粒较粗，更显质朴大方。明朝未年，流寇四起，李自成率农民军杀入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吴三桂引满清之兵入关，至此满清统治开始，长达二百余年。
清代瓷器，仍以景德镇为中心。在明未连年混战当中，景德镇也受到严重损坏，窑场凋零，匠人四散。直到清顺治十一年才恢复生产，景德镇复为御窑厂。这一时期的产品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胎体比较厚重，制作略显粗糙，一般底部斜削草率，还粘有砂粒。器物沿口部分施酱黄釉，深浅不一，呈黄褐色，为顺治时期的重要特征。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的御窑厂恢复完善，其产品质量更加好转，比前代还略有进步，所以有人认为清代的陶瓷，应从康熙时期开始计算。这一时期在整个清代瓷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十七年，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驻厂督造，并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比如具有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臧窑”、“郎窑”等。康熙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普遍古拙，胎体比较厚重，同样大小的器物，要比清朝其它时期的器物要重些。较大型作品采用分段成型整体组合的技法，修胎工艺精细，交接处不留痕迹。康熙五彩的主要颜色有红、黄、紫、绿、蓝、黑等，很少用青花，描绘精致；另一特征是在康熙后期的作品中，人物面部只用轮廓勾出而不填彩。模仿前代名瓷也是这一时期的生产特点。如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特点上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等。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多种颜色釉的出现，如“臧窑”出产的蛇皮绿、鳝鱼黄、吉翠、浇黄等等。康熙四十四年，朗廷极任江西巡抚，兼管窑务，史称“郎窑”。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动瓷器革新，豇豆红、郎窑红、胭脂红、祭红、洒蓝、瓜皮绿、孔雀蓝、豆青、金银釉等等花色品种纷纷出现，争奇斗艳。 珐琅彩、粉彩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珐琅彩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描绘人物服装或植物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在上面用芸香油调合的彩料渲染。其效果较淡雅柔丽，视觉上比五彩软，所以也称“软彩”。康熙后期的瓷画风格多受当时著名画家“四王”的影响，装饰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等。
雍正时期被认为是清季盛世之一，其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总体风格轻巧俊秀，精雅圆莹。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 其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胎体选料极精，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气氛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雍正六年唐英至景德镇御窑厂督导瓷器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青釉烧制技术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仿官、哥、汝、钧等名窑制品也非常成功。出之于康熙时期的茶叶末、铁锈花等铁结晶釉，在此时达到极盛。稍后，唐英所作的《陶成纪事》中，总结了景德镇御窑厂的主要工艺，列出五十七条之多。许多颜色釉也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如祭红、祭蓝、粉青等等。 雍正瓷器的款识，官窑早期流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横排双圆圈或方框竖写楷书款，珐琅彩器多署“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款。民窑署字较为草率，喜用吉语。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御窑厂内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材和能工巧匠，使乾隆朝的烧瓷水平又有所进步。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虽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较前朝有衰退之迹象，成为清代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古代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象生瓷技术高超，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等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惟妙惟肖地模仿别的物质效果。 乾隆时期，粉彩完代取代了五彩，但产品质量不如前代。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等。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的，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绘画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
嘉庆时期，国家太平，各行承袭旧制，不思进取。景德镇御窑厂已无督陶官，改由地方官员兼管，嘉庆后期开始，工艺日趋衰落，产品多显粗糙笨拙之象。除传统器型外，奇巧华丽的观赏品也逐渐减少，缺乏创新。帽筒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器型，鼻烟壶及文具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此时珐琅彩已停烧，粉彩装饰盛行“百化不露地”的手法，也称“万花锦”。单色釉比以前也减少了一些品种，风格上与乾隆朝瓷器相同。
清朝统治，至十八世纪末叶明显开始走下坡路。道光时期的陶瓷业随着国势衰微，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 道光瓷器的造型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外型比较笨拙，缺乏灵性；二是线型不够圆润，板滞生硬；三是足脊多不平整。装饰图案中的人物形象有形无神，构图零乱，线条纤弱。但唯一例外的是“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极为精美，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产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镇所产的器皿上以三字直款最为稀少，款多为抹红色，也有描金色，器皿多以折枝花为装饰。
咸丰时期，国力衰败之极，连年兵变，百业俱废。咸丰末年，又遭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受到巨大损失，陶瓷业也难逃厄运，所以咸丰时期的传世精品很少。这一时期的产品更加粗糙轻率，胎体厚重且疏松，表面施釉厚薄不一，还常出现桔皮状坑凹。造型笨拙最典型者数玉壶春瓶，腰腹粗大，颈部粗短，咸丰官窑瓷器款识为“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字体工整，字外无圈栏。 咸丰末年，景德镇官窑厂被损毁，陶瓷业被破坏无余，清代瓷业之败落，莫过于此。
同治瓷器以承袭前朝为主，粉彩器以彩色为地，一般以淡黄、淡蓝、淡绿或淡紫为多见。“体和殿”款瓷器是为朝廷所造的陈设品，器型尚规整但略显呆板。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多采用吉祥纹样以及龙凤云鹤等，格调不高。所谓“同光中兴”以后，社会局面有所稳定，陶瓷业也随之复兴，虽不及康乾旧貌，相对而言，在晚清时期也算是比较繁荣的时期了。这个时期的产品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传统器型，同时亦有仿古亦有创新。如荷叶式盖罐，加铜质提梁的茶壶等器型都为新创。青花精品极少见，多数以色调浮浅暗晦为特点，使用一种“洋蓝”，虽鲜艳却不美观，发蓝紫色，用线软弱散乱。青花加紫的装饰手法比较多见。为光绪朝慈禧御用制“大雅斋”款的官窑瓷器，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精品，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往往有“永庆昇平”、“天地一家春”、“永庆长春”等章，制品以豆青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五彩器物也多见，所装饰内容多为牡丹、萱花、绣球之类。
宣统是清代最后一朝。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景德镇按西方体制设立了陶瓷公司并设立分厂，研究新法，技术上有所提高，质量样式方面都有改良，但终因时局混乱、经费不足、支撑不了而归失败。所以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产品数量不多，至今而为稀品。 宣统瓷器量少，但比光绪要规整精细许多。其胎体选料上乘，胎壁轻薄均匀，坯釉结合好，烧结程度较高，叩击声音清脆。从技术角度而言，宣统瓷器的工艺水平较高，具有现代陶瓷工艺的特征。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筹措资金，成立中国陶业学校，内设本科及艺徒二班，有目的有计划较为系统地培养专业陶瓷人材。此外，山东淄博、江苏宜兴、福建建阳、广东佛山、四川成都、河北彭城等地窑厂也都有产品面市，至民国时期继续烧造。
清朝出现了专门论述陶瓷、研究陶瓷的著作，比较有名的如朱琰《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程哲《窑器说》、唐英《窑器肆考》、寂园《陶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等等。
到清朝末年，由于政治腐败和洋货的冲击，陶瓷生产已经呈现出败落之势。此时虽不乏有识之士出来振兴民族经济，抵御洋货，但在产品形制上仍沿袭旧法，无新形式创建，亦无生产规模，所以一直在低谷中苦苦挣扎。民国时期的陶瓷业中心仍在景德镇。初年，袁世凯称帝，仿效前朝，于1916年派员到景德镇督烧，以粉彩为主，生产御用瓷器。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烧出数量极少的一批“洪宪瓷”。这批瓷器质地精良，彩料考究，造型美观大方，是一批极为特殊的产品。
20世纪中国瓷器艺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50年代前和50年代后两大阶段。前半葉，中国社会并未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国无宁日、经济衰败、民不聊生。尤其是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这样的国运天时下，整个陶瓷事业濒临于人亡艺绝之境。然而，也有不少有志之士与爱国的陶工及匠师们结合起来，为陶瓷的发展而拼搏努力。醴陵釉下五彩能在本世纪初创制出来，不能不说是个乱世之奇。活跃于20年代后的景德镇“珠山八友”，将文人画技法和审美意识带人瓷壇，形成了一代画风，其余辉至今犹存。在制瓷技术上，先后引进和小规模地试验了煤窑窑炉设计及烧成技术，新法选矿及粉碎技术，机械练泥和成型以及吹釉技术，石膏模具使用，注浆成型技术，新彩及釉上、釉下贴花装饰工艺等。它为后来的瓷器艺术改善了工艺条件，推广了先进技术。但整体上说，本世纪前半葉是中国瓷器艺术黯淡失色的历史时期。此外，民国时期仿古成风，以青花、五彩、粉彩为主流。一个原因是官窑败落以后，窑工流散到民间，以前民间不得制造的御器，现在随便烧造了，仿官窑的制式已不再被阻止；二是利益趋使，从三国、两晋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没有不仿的，数量极其庞大。 这一时期所生产的日用器皿普遍比较粗糙，坯釉结合不好，脱釉现象严重，不能代表民国时期的烧造水平。装饰上仍以青花、粉彩、五彩为主流，继承了晚清的风格，又增添了一些新内容。造型上比晚清瓷器要纯朴平直些，受到了些国外工业产品的影响。
直到本世纪50年代，长期动荡的社会得以安定，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家对整个工艺美术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实施了一系列较大举措：如把“散之四方”的能工巧匠重新组织起来，提高其待遇，鼓励其带徒传艺；各地陶瓷研究所、陶瓷专业院校像雨后春笋般建立并发挥巨大作用；原轻工业部组织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景德镇担负制作的“建国瓷”，中国工艺美术首次赴前苏联和东欧、印度等十个国家的巡回展览瓷以及1955年第一届全国陶瓷展览瓷，北京等十个国家的巡回展览瓷以及1955年第一届全国陶瓷展览瓷，北京人民大会堂、新北京饭店、国宾馆用瓷和国家礼品瓷的设计制作；加强中德、中捷、中保等对外经贸技术合作；恢复古代名窑的传统工艺；组织研究部门的工程技术专家用科学方法和测试手段进行实验分析和理论总结等等，均把中国近百年来的瓷器艺术一次次地推向新的水平。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广大陶瓷美术工作者不断深入生活，探索创新，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时代气息浓鬱的艺术瓷以及经济适用、朴素大方的日用瓷。这一时期中国瓷器艺术的特徵，主要表现在它的现实性、朴素性、单纯性。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使中国瓷器艺术走过了本世纪后半葉中最为坎坷的一段历程，瓷器艺术出现了畸形发展。80年代伊始，神州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瓷器艺术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新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特徵表现在它的包容性、多样性、科学性。许多新工艺、新材料、新形式、新品种在改革的时代中应运而生，在开放的机遇中蓬勃发展。首先表现在造型中。我国陶艺家不断寻求瓷器装饰载体的时代感，在传统的承继中不囿于传统、不拘泥陈法，灵活按照造型形式美的规律法则，运用切削扭曲、分割组合、穿插堆积等形体构成手法以及反常设计、摹擬设计、联想设计等现代设计法创造出多类型、多品种、多材质、多样式的造型。艺术瓷诸如连珠瓶、青果瓶、春蕾瓶、八方瓶、各式异型瓶以及意象表现型或工艺表现型等各类现代造型。日用瓷造型诸如萌牙、石榴、腰鼓等餐茶具以及金菊、金钟等蓋水杯、文具、啤酒具、灯具等各种新款式。日用瓷造型不仅优美精致，而且功能合理，尤其是新材质的开发为造型增添了奇光异彩。70年代后，山东淄博陆续研制出滑石瓷、高长石瓷、高石英瓷、钠长石质瓷、色瓷等类型的精细日用瓷而居全国领先地位。河北唐山的骨瓷，文象岩厚胎瓷，邯郸的增韧骨灰瓷、刚玉强化瓷，石英强化瓷，景德镇和醴陵高白釉瓷、高硅瓷、特种耐热瓷等均有瞩目的成就。介于陶与瓷之间的炻器，在适用于宾馆饭店的成套中西餐具中发挥了较大优势。炻器与厚胎瓷一样，在造型的线形、线角、细部、形体处理上，形成了有别于细瓷及陶器造型特徵的独特风格和规律，丰富了陶瓷造型的表现形式和体系。山东淄博利用本地原料新创造的“焦寶石瓷”，质地坚实，釉面呈秋黄、浅棕、灰白等色，色调娇嫩而无纤弱之感。湖南铜官，河北邯郸，河南禹县、焦作，广东佛山，广西等地均盛产炻器。总体来说当代瓷器艺术的造型基本上具有形体饱满，线形简洁，转折流畅，对比强烈，材质丰富的新特徵。其次在装饰风格上，更多地是表现出简练、空灵、淳朴、含蓄以及灵活多变、明朗清新的新特徵。在装饰题材上，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情趣。则多以花草蟲鸟、瓜果蔬菜、鱼藻暇蟹、飞禽走兽、山林水色、刀马婴戏、民间故事、吉祥图案等自然景物、风俗民情和民族文化的题材为主。乡土气、自然趣、人情味、生活情、民族性更足更浓了。在装饰构图上，除了传统形式外，能隨不同造型结构而变化的现代 构图格式层出不穷，诸如分层平地式、分格条块式、打散重构式、综合构成式等，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在装饰表现形式上，釉上仍是以隽美精细的工笔为主、写意为辅的格局。釉下除工笔外，多为兼工带写，工笔与写意、具象与抽象共生共荣，工笔者端苙严谨，令人惊叹技艺的精绝；写意者洒脱飘逸，让人领略笔墨的神韵；抽象者意蕴深邃，具象者形神兼备，给人留存更多的联想空间。在装饰工艺技法上，陶艺家们更考究泥、釉、彩的综合效应。充分体现泥坯的材质美和自然症状；善于发挥色釉相互渗透熔融的特点和“天人合一”的妙趣，展现釉质色泽美和肌理美；娴熟掌握装饰材料的特性，追求工艺完美结合的意蕴美和形式美。
在颜色釉方面，50年代以来，老一辈硅酸盐专家周仁、赖其芳、李国桢等与各瓷区的科技人员一道，用现代科技理化测试分析手段，测定釉的物化状态，用配位场理论研究釉中呈色离子价态和配位体的关系，用热力学状态参数研究烧制工艺与呈色的关系，用科学理论和实验揭示了釉料发色的奥秘，将能工巧匠的实践经验升华到理性的高度，变偶然为必然、化感性为理性，使祖传秘方和传统经验更完善、更科学、更合理。如今，由于采用科学方法进行配料和窑温控制，改进了新的窑炉结构和烧成技术，发掘和运用了新的原、燃材料，不仅提高了色釉的质量，且研究出了适合柴、煤、油、气不同烧成条件的配方，使颜色釉瓷烧成范围更宽、呈色更稳。如近年，在钧瓷烧制中选用还原性材料渗入釉料中，使钧釉中还原烧成新技术获得成功，是钧瓷史上的一大技术突破。70年代景德镇研制出“无铅钧红”釉，其色相、光泽度及稳定性均有大幅度提高，且无铅毒，又是一次铜红釉烧制工艺上的革新。铜红釉的烧制从过去只能烧小件到创烧出3米多高、通体一色的红花瓶和口径1.08米的铜红釉碗，这都标志着现在色釉的配制技术和空投温的控制技术均达到了极高水平。宋代“五大名窑”的钧、汝、官、哥、定及耀州、德化、磁州等窑的传统名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在承袭传统中不断研制出各种新彩釉。如邢国正等老艺人烧制的1.5米高的钧瓷《双龙闹环瓶》，朱砂红釉色在阳光下闪现点点金光，红中有紫、紫中有蓝、蓝中有青、青中有白，正所谓“夕阳紫翠忽成岚。” 50年代得以恢复的浙江龙泉窑，不断创新出玲珑青瓷、薄胎青瓷、青瓷釉下彩以及“青白结合”、“青瓷堆花”、“青瓷堆花”、“青瓷堆花”、“青釉开光”等400余种新品，其釉色宛美玉，呈现柿青、浅青、月白等各种色彩。80年代烧制的《迎宾大挂盘》，釉色青翠晶莹，纹片自然迷人。近年来又有效地控制了裂纹的大小、方向和形状，新研制出两种色相、不同纹片结合的新工艺。失传数百年的陕西耀州青瓷于50年代后，再现了宋代的风采。参加全国工艺美展的一件青瓷《大碗》，造型典雅、釉色青润泛黄、上裂冰纹，展现了现代耀州青瓷的艺术特色和工艺水平。杭州在80年代烧制成功南宋官窑瓷，进而研制出异光变色釉、雪花釉等新釉色。更有甚者，南宋官窑青瓷工艺在广州开花结果，如广州美院高永坚教授研制的粉青纹片釉，釉色莹润，纹片中呈现冰花似的複杂层面而精彩至极。福建德化恢復了失传200多年
的象牙白瓷，同时又利用不同质料的泥釉烧造出莹洁的高白瓷、清雅的普白瓷、灵气的孩儿红，华丽的色泥釉，还新开发了宝石黄、银丝釉、开片釉等新品种。诸如茶叶末、鳝鱼黄、蛇皮釉、黑釉等各式传统结晶釉，在广东、辽宁、景德镇、河北、四川、山东、福建等地也相继新花怒放，且花色增多，又能定形定位。尤以广东石湾的硅锌矿结晶釉为佳，花形系複瓣、色彩多样、层次丰富。景德镇目前已有“雪花”、“冰花”、“松针”、“闪星”等50余种结晶釉；河北唐山亦在传统铁结晶釉的基础上，新研制出内外两层红、黄花晕散、金圈熠熠的“铁红金圈釉”。辽宁的硅锌矿结晶釉系列不仅成本下降，稳定性好，而且已形成了工业化的生产规模。全国各地在恢复传统色釉的同时，相继创造出诸如红灯芯、宝石红、铁红、火焰红、钛黄、象牙黄、钛花、铬绿、芒果、彩霞、金星绿、金星黄、辣椒红、异彩、莹白、金砂、蠟光、夜光、大理石釉、稀土变色釉、紫罗蘭等百余种高低温颜色釉和相玉釉、珍珠釉等多种无光系列釉。80年代，江苏用硒镉化合物为着色剂研制出色彩鲜艳、纯正的“嫣红釉”。景德镇近年陆续成功研制出不浮在釉面、纹路清晰、色泽蕴含、格调高雅的凤凰衣釉、羽毛花釉、雨丝花釉以及自然形成黄、橙、红、粉红、白、紫等多种色环、色调柔和的彩虹釉。宝光盈彩的颜色釉价值不仅在其本身，更贵在为色釉彩、综合工艺装饰等新的艺术形式和品种的开拓，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质。诸如在刻出的葡萄上填豆青色釉，与青花叶相得益彰，格调更为高雅；在珍珠釉上以蓝、赭花釉和青花描绘山水，另有一番风趣；色釉粉彩则以色釉来衬托，拓宽了粉彩艺术的新天地。除此，尚有“色釉镶嵌”、“色釉开光”、“色釉浮雕”、“色釉加彩”、“色釉加彩”、“色釉描金”、“色釉青花”、“色釉刻瓷”等，无一不与色釉息息相关。70年代推出的“色釉彩”是很有发展前景的创新彩类。它以多种高温色釉作彩料，在生坯和釉坯上彩绘，经高温烧成后，因色釉的渗透性、流动性和熔融性形成了色彩斑斓、妙韵天成的艺术特色。因此，色釉彩具有与其他装饰彩类不同的独特性质，具有其他彩类难以达到艺术效果。色釉彩将彩和釉融库冰可分离的统一体，它既是釉，又是彩，釉的作用显然不仅仅是依托和保护，它是将色釉匯集为丰富的艺术语言，以色釉特有的质感云描绘和表现诗情画意，使人在色釉彩光的陶醉中感悟到作品的创意。正是这种特性，才使色釉彩材质肌理的感染力和彩绘艺术的感染力紧紧凝聚在一起，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景德镇陶艺家潘文復创作的《金色桂林.色釉彩新梅瓶》具有代表性。作者巧妙地在黄釉底上用铁红釉、赭花釉、乌金釉描绘和表现层林尽染的金秋，烧成后光怪陆离，令人遐想。近年来陶艺家们还研制出以黑、红、黄、蓝、青等多彩釉绘制在无光相玉釉上，烧成后花纹在釉中若隐若现，获得水墨般的神奇效果。江苏、辽宁的陶艺家将几种不同色釉组成规律的图案或抽象的线条、斑纹、色釉在熔融渗透中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然的朦胧美和质地美。 堆釉 即在颜色釉底上用白色或其他色釉层层堆填，堆成类似浅浮雕那样的凹凸变化，成瓷后釉堆得薄的地方能透出底的颜色。50年代已有陶艺家利用这一特色创作《红绸舞.圆盘》，纱绸用薄釉堆成，较强地表现了纱绸透明轻柔的质感。尚有用白釉堆就和平鸽、云鹤等，别有一番风味。 除此还有一种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低温色釉装饰工艺――珐花。现代陶艺家融现代构图、色彩和装饰意识于珐花传统工艺中，以老传统创立新的风采。釉下装饰艺术是我国瓷器艺术百花苑中又一枝异花奇葩，它集胎质美、釉色美、工艺美、形体美、彩饰美于一体，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釉下装饰艺术通常指在坯胎（含生坯、素坯、釉坯、色坯等）施釉前或施釉后，采用某种装饰技法进行工艺处理或彩饰，然后罩釉经高温窑烧成瓷，其装饰效果表现在透明的釉层之下，乃至釉层本身的光泽肌理变化之中的一种陶瓷装饰工艺。釉下装饰艺术如果按工艺装饰特徵来分，基本上可分为釉下彩绘工艺和泥坯装饰工艺两类型。釉下彩绘工艺装饰类 主要是以彩绘为装饰手段。若按金属着色剂的区别可分为以氧化钴为主要着色剂的釉下彩瓷，例如青花、釉下蓝彩；以氧化铁为主要着色剂的釉下彩瓷，例如褐彩、铁锈花；以氧化铜为主要着色剂的釉下彩瓷，例如釉裹红、绿彩；以多种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的釉下五彩瓷等。青花,被誉为“瓷国明珠”的青花瓷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国粹。它是用氧化钴为主要着色剂配制的色料，彩绘在未施釉的“生坯”、或已施釉层的“釉坯”、或经低温焙烧的“素坯”、或含色剂的“色坯”上，再罩以透明釉经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绘装饰工艺。钴料的配制技术、高温窑烧技术和釉下彩绘技术即是构成青花瓷的三个基本工艺要素和工艺特徵。由于钴料产地、釉料选配、烧成温度、火焰气氛、操作手法、审美追求的差异致使近现代青花呈现出多种色调和效果。如本世纪初，多用金属氧化钴配料、色调浓烈蓝艳。50年代前后，青花料用于普通瓷中多为浙江、江西产的土料，青花呈色蓝中泛红。用于高级艺术瓷的多为云南珠明料，它综合了宣德、清代康熙青料之长处，呈色艳而沉、明而透、表现力丰富、发色力较强。80年代后，为适应勾线点垛写意的现代青花之所需，配制仿古“炸料”晕散淋、色泽浓重、沉而不灰、蓝而不俗。亦有用“海碧”青料绘制，色调更加鲜丽艳蓝。尽管如此，大凡青花瓷均具幽靓素雅，晶澈明亮，彩翠色润，青白相映的艺术特色和审美特徵，且经久耐磨、永不褪色、无铅毒害，故居名瓷之首。青花瓷在全国以南方为主，主要有江西、湖南、安徽、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川、云南以及北方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但实力雄厚、质量上乘的青花瓷当首推江西景德镇。历来，景德镇“匯集全国技艺之精华”，同时又将自己的精华推动全国之技艺，各地青花均可寻觅到景德镇青花之踪影。然而在不同地区又因胎质、釉色、钴料配方的差异和地方传统文化背景的区别而各具地方特色：如醴陵青花，实为“釉下蓝彩”，在高白釉下透出鲜明蓝艳的图案纹饰；福建德化青花却在纯白如脂的釉下闪现出青色的纹样。 在景德镇被誉为“青花大王”的王步，循“八大山人”等画家的殊途，以豪迈沉鬱的气格、简朴雄浑的笔墨，将中国画的水墨写意技法与青花技法相糅合，开创了青花“分水写意法”，形成了近代青花艺术新流派和新风格，与传统的“双勾分水法”齐驱并进。其代表佳作如在《春光.青花方箭筒》、《鹅.青花釉裹红天圆地方瓶》、《双鯰》等。这种泼墨写意似的青花分水画风从后辈陶艺家的作品中，可以触摸到王步流派的经络和支脉。“双勾分水法”虽是传统工艺，现代却在构图和创意、虚实和青白关系、形象处理和表现手法、分水层次和浓淡变化等方面更有新颖独到之处。目前，尚有介乎两者之间、源于元青花的“勾点垛水法”成为又一新的流派和风格，亦是现代青花艺术常用之技法。除此外，还衍生出“泼水”、“流水”、“刷水”、“刮水”、“喷水”、“吹水”等现代青花表现技法。这三种主要青花艺术流派和风格都有各自特徵：“双勾分水法”严谨工整、层次分明；“分水写意法”洒脱自如、淋漓滋润；“勾线点垛法”率意爽朗、概括凝练。景德镇的陶艺家，不断学习、总结、藉鉴民间青花笔畅神触、率真简约的精髓，结合现代表现手法另癖蹊径，创造出符合现代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的一种新型现代青花艺术。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如秦锡麟教授的《秋菊、青花葡萄瓶》，装饰构图规范之中有变化，花朵枝葉信手挥就，运用舒展自如，形态质朴大方，富有浓烈的民间意韵。尚有不少年轻作者的作品或为古拙，或为抽象，在其生动活泼而又疏简雄健的笔调间，显露出气势，蕴含着灵性。在陶艺家的匠心独运下，青花品种和表现形式纷沓而至，创造性地开拓了影青青花、珍珠釉青花、色釉青花、毛地青花等新的表现形式。其总的特色是釉色的华丽或静谧，光亮或无光的质感映照和衬托青花的纯净与青翠，形式表现或为对比、或为和谐、令人耳目一新。“青花釉裹红”将青花与釉裹红有机结合，青红相映，冷暖相亲。釉裹红常作为点缀色夹在青色之中，仿佛在青花的五线谱中闪耀着几点红色的音符。50年代初，祝大年教授常以“鸡冠花”为题材创作了不少作品。作者汲取传统的缠枝图案构成形式，善于虚实空间处理，青红配合默契，静中寓以律动，民族气质十分强烈。步入80年代后，这种严谨的风格因装饰材料的多样而逐步活跃起来。现代釉裹红流动变幻之色彩与现代青花晕润宛丽之色韵、豪放洒脱之笔调，三者更为协调统一，使人心驰神往。古称“青花间装五色”的“青花斗彩”，现在不仅仍具青与彩斗艳而不庸俗、华丽而不媚俗、对比而不生硬、有一种静中求动、冷中见暖的艺术魅力，在品种上还创新有斗新彩、斗炉彩、斗釉下五彩及斗色釉等，色饰亦从平塗到洗染、从单色到复色，使青花斗彩更显得楚楚动人。独绝于世的“青花玲珑”，翠碧相映，虚实相衬。近年来隨着玲珑的发展而有新的提高，如今已有了青花加彩玲珑、青花五彩玲珑、影青青花玲珑、青花薄胎玲珑等新的品种。青花在艺术瓷上光彩夺目，在日用瓷中同样异彩竞放。既有以严谨图案吻合荘重造型的50年代“建国瓷”、青花茶具，又有像海棠、芙蓉、牡丹等轻松活泼、穿插自如的青花中西餐具。青花瓷明净高雅，在日用瓷中赢得盛誉。80年代以来，青花《梧桐》、青花玲珑《清香》餐具等不少产品多次荣获国际金牌和国家金奖。在青花日用瓷烧制中，现在有的瓷区采用新的工艺，青花料熔融渗透于釉中，烧制出“釉中青花”。
釉里红 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经高温还原烧成后，在釉下呈现瑰丽而沉静、艳媚而不浮躁、热烈而含蓄的红色。时至今日，不仅能根据柴、煤、油、气不同烧成条件，按不同的泥料和釉料配制釉裹红色料，而且能科学地掌握烧成温度和气氛，使之还原发色相对稳定。色彩效果和风格特色随不同的配方和烧成状况而千秋各异：有的红中夹绿、黄、赭、紫色斑，变幻微妙；有的红如鷄血，艳丽晶澈、火流律动、宛若郎红；有的红中泛绿、黄中透红；有的红得深沉、闪烁紫光；有的在铜绿周边晕散着红色的边线，深红周围渗透着浅红色晕。传统的釉裹红红得鲜嫩而又沉着，纹饰线条细腻清晰，较少流动和泛绿变化。而现代釉裹红红得娇艳，且红中多变、易于流动、变化自然，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心态。根据釉裹红的不同配料，其装饰手法更为灵活多变，诸如釉裹红线绘:即用不甚流动的釉裹红色料以线条勾绘图案纹饰；塗绘：即以釉裹红色料当作墨一样用笔塗绘，随运笔疾缓和轻重而浓淡厚薄不一，则呈色忽灰忽艳、忽红忽绿、变化莫测；刻绘：即在成片成块塗绘的色料上用工具刻划纹饰或在刻划的纹饰上塗绘釉裹红，使釉裹红呈色发生深浅变化；刷绘：用工具将釉裏红色料均匀地刷在坯上，抹绘纹饰等等，均能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釉裏红除单独运用外，尚有与青花、色釉、刻划花、釉上彩绘等相结合的多种装饰形式。
釉下五彩 突破千百年来由唐代长沙窑创制的釉下单一彩瓷以及元代景德镇青花、釉里红单色彩绘之风貌，而使釉下彩瓷进入到五彩缤纷的世界，首立奇功的是湖南醴陵。本世纪初，著名人士熊希龄等积极推行“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主张，引进人才，改良工艺，促成了醴陵多种金属氧化物的高火性釉下彩瓷颜料的研制，创造了“釉下五彩”。它先用墨勾线，然后用桃红、海碧、金茶等几十种釉下颜料，采用“平混”、“接色”、“深浅”、“罩色”分水技法彩绘于坯上，罩釉高温烧成，烧后墨迹挥发，而呈现白线彩色花纹。当时最著名者有张晓耕、彭筱琴等书画家。其山水、花鸟无不擅长，釉上釉下无一不精。再如吴寿褀等瓷业学堂的优秀生，对醴陵釉下五彩的发展亦是功不可没。草创初期，由吴寿祺等人创作的著名作品《荷花瓶》等为代表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就以质地精良、润泽清雅、色豊彩腴、艳而不俗的艺术特色，荣获湖北武汉勸业奖进会、南洋勸业会以及意大利、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一等金牌奖。至此，醴陵釉下彩瓷名噪天下、以其灿烂的五彩光辉而载入史册。1956年，自醴陵成立了陶瓷公司以后，停产了25年之久的釉下五彩瓷纔得以恢復发展。60年代初，随着球土高岺土的开发和运用，使瓷质进一步晶莹洁白，细腻精致。同时，又研制出20多种釉下五彩高温色料，如以氧化锆为发色剂的“241”不透明白色，70年代末又研制出“821”、“422”黑色和各种中间色，为新的装饰工艺创造了条件，使釉下五彩瓷装饰性更强，更加丰富，格调更为高雅。80年代，沿于清代粉彩“料地万花”的《釉下五彩黑地满花长颈瓶》，在黑地上衬托出饱满繁密、色彩妩媚的茎叶，成为醴陵釉下五彩风貌的代表佳作。近年装饰风格和表现形式上，除多见于图案纹饰外，逐步从工整细腻的中国绘画的章法和画法中扩展到具象与抽象结合的表现形式，如邓文科、熊聲贵等，他们在色彩运用和调配上，更趨于和谐统一和素雅含蓄，使釉下五彩品味更高。除艺术瓷外，釉下五彩在日用瓷上亦饮誉于世，诸如《釉下蓝彩牡丹纹中西配套餐具》、《釉下五彩黑地满花中餐具》等已成为精品瓷。如今釉下五彩的花色品种更瑰丽，工艺手法更精湛。既有典雅的五彩，又有翠碧的蓝彩、秀逸的淡彩和素净的白彩等。在生产工艺上创造了釉下皮印、贴花等新工艺。除醴陵外，湖南的建湘、洪江、界牌、新湘等其他地方以及景德镇、山东淄博、广东潮州等瓷区也闪烁着釉下五彩的绚丽彩光。无论在制作工艺、色料品种、装饰手法、表现形式和艺术水平等方面，均各有所长，颇见成效。
铁锈花 即在挂有黄土泥浆的釉坯上，用含氧化铁的“斑花石”作彩料绘制纹饰，再施以透明釉，经高温烧成后釉下呈现赭褐色纹，猶如铁锈绘成，故称“铁锈花”。铁锈花在宋代已成为河北彭城磁州窑的代表品种。因材不同而别呈异彩：有白釉、彩釉、黄地、绿釉、黑釉铁锈花等。其特色是将图案构成的手法、潇洒遒劲的笔法、自由疏宕的章法熔为一炉，气势轩昂，意趣盎然，具有民间艺术独特的纯朴美的豪放美。磁州窑除铁锈花外，釉下彩绘尚有白釉釉下黑彩、白地绘划黑花、白地黑花红彩、白地醤褐花等艺术表现形式。白釉釉下黑彩即在坯胎上施以一层洁白的化妆土，再用毛笔蘸细黑料绘以纹饰，然后罩一层薄而透明的釉入窑烧成。白地绘划黑花则在白釉下的黑花上用工具勾划轮廓、花蕊、葉筋，其纹样较白地黑花更为清晰、细微。它们一个显著特色是运笔粗犷豪迈、黑白对比强烈，具有民间艺术的风格气质和近似中国绘画艺术的笔情墨趣。50年代后，磁州窑不仅恢复了传统品种，而且还创造了质如象牙般柔润的象牙瓷、翡翠瓷及珍珠嵌法等新工艺、新品种。
泥坯工艺装饰类 主要是以未入窑前，在泥料的配制、泥坯的成型过程中，坯体上采用各种技法、如刻划、堆贴、镂塑、印拓、剔填等工艺处理作为装饰手段和达到装饰效果的工艺。自古及今，泥坯工艺装饰手法不断更新和拓展：诸如泥条盘饰、拉坯手捏、乾料裂纹、旋坯抹色、弦纹旋削、模印贴花、泥浆沥线、泥浆喷洒、泥浆拓印、纱纲喷浆、色泥嵌填、色泥绞胎、镂空雕刻、堆填捏塑、玲珑镂填等等，工异技别，撮泥化神。刻划花 景德镇俗称“半刀泥”，最早见于唐越窑而盛于宋代，是最有代表性的釉下泥坯装饰工艺。“刻划花”即用工具在坯体上刻划纹饰，最后罩釉入窑烧成。由于所刻纹饰呈一边深一边浅，釉料覆盖后，因填充厚薄不同而浓淡不一。深厚者呈浓重色，浅薄者呈浅淡色，使釉色与纹饰相映成趣。工致精妙的定窑白瓷刻划花、犀利潇洒的耀州窑青瓷刻划花、华滋秀润的景德镇影青刻划花，都是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如今还有豆青釉、嫩青釉、黑釉、白釉、水晶刻划花以及磁州窑的色泥刻划花、龙泉青瓷刻划花等品种。除了一个层面的刻划外，又有多个层面刻划、刻划与浅浮雕、刻划与镂空、刻划与填色、刻划与彩绘相结合等表现手法。
玲珑 又称“米通”、“嵌玻璃的瓷器”，亦是最有代表性的泥坯装饰工艺之一。它起源于宋代镂空工艺，经明代永乐年间演化成玲珑，清代乾隆年间纔专门烧制而成为传统名瓷。它是先在泥坯上镂空纹饰，再填入特制的玲珑釉，然后罩釉一次烧成。以其玲珑剔透、晶莹雅致而蜚聲中外。现代玲珑瓷在品种上除不加任何修饰而单独以玲珑作为装饰的“素玲珑”外，又有与青花青碧交辉的“青花玲珑”、与釉上彩雅丽和谐的“玲珑加彩”、在厚釉的深青色中透亮的“青瓷玲珑”、与半刀泥玉碧相映的“映玉玲珑”以及透丽盈彩的“五彩玲珑”等。近年来，稀土元素镨、呈色更加稳定。“玲珑眼”的形状也从传统的米粒状演化到月牙、流线、圆珠、菱角、多角等规则和不规则形状，尚可雕成蝴蝶、花草、水浪、云朵等各种图案。不仅在日用餐茶具中享誉遐迩，而且已拓展到各式花瓶、花插、花钵、吊灯、壁灯、皮灯等各种花器和灯具上，充分显示了玲珑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薄胎 薄如蝉翼、轻若浮云的薄胎瓷是泥坯工艺装饰之一绝。它始于明代永乐年间，胎薄似“半脱胎”，至成化年间竟薄如“脱胎”。从配方、拉坯、修坯、彩饰、上釉到装窑烧成，若一环有失，则前功尽弃，工艺难度系数极高。尤其是修坯“少一刀则厚，多一刀则破”。近现代精于薄胎修制的能工巧匠，凭着鬼斧神工的绝技，能修制高达60厘米以上，小到拇指般的薄胎器。111厘米直径、壁厚仅0.24厘米的巨型薄胎碗，140厘米×55厘米的薄胎皮灯都接喠问世。薄胎八角碗的制造更是绝艺称奇，它巧妙地利用坯体在窑烧中收缩的原理，将口沿由圆形变八角，自然成器，十分科学。这昭示着现代薄胎瓷制作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绞胎 亦称“绞泥”、“透花瓷”。源于唐代，系藉鉴于漆器犀毗工艺。用白、褐两色或其他多种色泥相间糅合一起成型，构成抽象花纹：有的像浮云流水，有的似山石木纹，亦真亦幻之中，令人无限联想。绞胎工艺宋代以后已不多见，80年代以来又活跃于景德镇、浙江龙泉等地。另外，有些陶艺家将绞泥切成薄片，镶嵌或黏贴于纹饰中，颇见新意；有的在釉料中加着色剂，经适当搅动后再施于坯体上烧成，这种绞釉虽不同于绞泥，却与之同出一辙。
至于堆花、色泥、通花等泥坯工艺装饰也都有成功的新创造，其例不勝枚举。随着现代文明进程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人们日趨多元化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陶艺家们不断地从民族传统中吸吮母乳，从异域文化中汲取营养，探索和追求装饰的多种语言、形式、技法的综合应用，在烧成工艺、泥坯处理、施釉技巧、材质选配、肌理应用、釉彩结合等方面多方位、多层次地精思巧制，以达到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
20世纪的中国瓷器艺术，不仅颜色釉争奇斗艳，釉下装饰妖娆多姿，而且釉上装饰亦成就瞩目、欣欣向荣，并以其强烈的民族文化和审美特徵、丰富的艺术表现技巧和品类而屹立在世界壇艺林之中。
陶瓷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同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大约在70万年以前的原始时代，人们就发现，将泥巴晾干后加火一烧就变得坚硬起来，而且可以做成各种形状用来盛水，放食物等等，这便是陶器产生的初始。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我国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１１７００多年的悠久历史。1977年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村发现的陶器经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千年，同时在河北武安县磁山也发现同时期的文化遗址。距今７０００多年的仰韶文化彩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是在陶器未烧以前就画在陶坯上，烧成后彩纹固定在器物表面不易脱落。有的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陶衣，使彩绘花纹更为鲜明。彩陶花纹主要是花卉图案和几何形图案，也有少数动物纹。几何形图案主要有：弦纹、网纹、锯齿纹、三角纹、方格纹、垂幛纹、旋涡纹、圆圈纹、波折纹、宽带纹，并有月亮、太阳、北斗星等纹样。动物纹样，常见的有鱼纹、鸟纹、蛙纹等。兽纹较多的是猪纹、狗纹和鹿纹，有的奔驰，有的站立。这些动物形象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的渔猎在原始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物纹样较少见，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出一件陶钵，其口沿内壁上画有三组跳舞的人群，五人一组，舞人动作整齐，姿态优美，精美异常。植物纹样，在距今68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陶器上，发现有稻麦粒、枝叶、花瓣，甚至有些已概括成为几何形体，并和几何形纹混和在一起构成纹样，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别有一番情趣。距今６０００多年的大汶口文化红陶和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的黑陶与白陶。其中黑陶的烧成温度达1000度左右，有细泥、泥质和夹砂三种，尤以细泥薄壁黑陶制作水平最高，有“黑如漆、薄如纸”的美称。这种黑陶的陶土经过淘洗 ，轮制，胎壁厚仅0.5-1毫米，再经打磨，烧成后漆黑光亮，有“蛋壳陶”之称，表现出惊人的技巧，饮誉中外。这时期的黑陶以素面磨光的最多，带纹饰的较少，有弦纹、划纹、镂孔等几种。白陶是指表里和胎质都呈白色的一种陶器。它是用瓷土或高岭土烧制成的，烧成温度在1000度左右。白陶基本上都是手制，以后也逐步采用泥条盘制和轮制。白陶器出现于龙山文化晚期，商代，青铜器的制作成就辉煌，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仍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但到后期，白陶和印纹硬陶有很大发展，尤以白陶最为精美。纹饰采用青铜器的艺术特点，装饰华丽，弥足珍贵。灰陶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斐李岗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都有一定数量的灰陶，特别是用于蒸煮的器皿，多为夹砂灰陶。到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灰陶和夹砂陶则占据主要位置。同时，商代还出现了用高岭土作胎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西周以后，陶器种类繁多，除生活器皿之外，还有砖瓦、陶俑及建筑明器等。这个时期是印纹硬陶发展的兴盛时期，其胎质原料根据化学组成分析，基本接近原始青瓷。因印纹硬陶所用原料含铁量较高，胎色较深，多呈紫褐、红褐、黄褐和灰褐色。印纹硬陶坚固耐用，绝大多数是贮盛器。商代印纹硬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发现。西周至战国时期印纹硬陶主要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南方的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到战国、秦汉时期，用陶俑、陶兽、陶明器随葬已成习俗。因此，制陶业更加繁荣。近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咸阳，江苏徐州发现的西汉时期兵马俑，其造型之精，阵容之宏伟，为世界所罕有。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制陶业大量烧造陶明器用以随葬。这时，战国时期出现的彩绘陶器得到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 汉代出现了一种在釉料中加入助熔剂——铅的釉陶，又称“铅釉陶”。铅釉陶的制作成功，是汉代制陶工艺的杰出成就。釉料中加入铅，可以降低釉的熔点，还可使釉面增加亮度，平正光滑，使铁、铜着色剂呈现美丽的绿、黄、褐等色，绿釉为最多，绿如翡翠，光彩照人。墓葬中出土的铅釉陶器表面，有时会出现一层银白色光泽，有人误称为“银釉”。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科学研究发现，“银釉”形成的原因是由于釉面长期受潮，釉层表面析出多层次的沉积物，在光线的折射下，产生的银白光泽。唐代的唐三彩即属铅釉陶器，采用高岭土胎，施彩釉烧制而成。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时代的三彩器、明、清至今的紫砂壶和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别具一格且倍受人们所赞赏。然而陶器终究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低级产品，它本身存在的缺陷注定了它逐渐被历史淘汰的命运。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再次发现，原来某种特定的泥巴经过高温烧造以后，就会变得更加坚硬、细腻、漂亮和实用，于是瓷器也就应运而生了。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不断总结，不断创新，不断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和创造，写下了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历史文献看，西汉马王堆出土的木简中，已经有了“瓷”字；而晋代的许慎在《说文》中对瓷字还做了具体解释，说瓷是“瓦之坚者也”。但对瓷的起源，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现代科学手段之用于瓷器研究，目前商周起源论已占压倒的优势。由于瓷器的坚固耐用，洁净美观，不易腐蚀，又远比金、银、铜、玉、漆器造价低廉，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因而发展迅速，很容易便成为了人们物质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原始青瓷。因此可以说，瓷器的产生是陶瓷制作工艺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如下三个条件具备时，从陶器工艺中就发展创造出瓷器来。一是有富含绢云母的瓷石为胎坯原料，二是窑炉的砌筑技术能够把窑床温度提高到1300度，也就是龙窑的发明与运用，三是草木灰釉的发展。这三个条件在距今1800年前的东汉时期，便已经基本达到成熟期，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因为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碓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大大提高。这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公元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公元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公元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黑瓷的原产地在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北方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第一，在隋以前，烧瓷的窑场都主要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今四川境内，北方没有发现值得重视的窑场。但入隋以后，改变了这个面貌，瓷业在大河南北发展起来。全国已发现的隋代瓷窑有河北磁县贾壁村窑、河南安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四川邓崃窑等六处，就有四处在大河南北。这是未来唐宋瓷业大发展的先导。
第二，青瓷虽说仍然是隋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从河南、陕西、安徽出土的白瓷来看，与北朝相比，有较大的进步。胎质更白，釉面光润，胎釉均无泛青、闪黄的现象。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有人说唐诗有所谓盛唐气象。陶瓷艺术最能表现这种盛唐气象的则是唐的三彩釉陶。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匣钵创制的使用可能要早于唐，但大量使用并作为工艺的常规，则是在中唐以后。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也为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自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75％，可以说遍布各地。宋代瓷业的繁荣，一方面是宋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主要窑址有：上虞窑、宜兴均山窑、肖山上董窑、成都青羊宫窑、福建天山马岭窑等。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窑址发现得不多，仅河南安阳窑、河北贾壁窑、山东淄博窑数处。而到了宋代，则形成了多种瓷窑体系。宋代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同异，根据它们之间的同异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定窑系以定窑为代表。定窑始烧于唐，它的白瓷是受邻近的邢窑影响，当时邢窑盛名满天下。但后来定盛邢衰，至宋时人们已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窑系诸窑到北宋时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并为各窑所仿效。定窑系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釉汁比较莹润，釉色白中发黄，常有泪痕。胎料加工很细，胎质坚硬，胎色洁白。器物造型稳定，装饰工整素雅。早期的产品以划花、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印花为主。花纹布局严谨，题材丰富多彩，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其中又以牡丹、莲花为多，菊花次之。其余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也有一定的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在北宋中期则出现了覆烧工艺，即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这种装烧方法的优点在于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缺点是有芒，即口部无釉。生产定窑系瓷器的窑场，则分布在漳河、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代表性窑场除河北曲阳定窑外，尚有山西的平定窑、孟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和四川的彭县窑。
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北省邯郸市观台镇为典型代表。磁州窑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烧制白瓷的诸民窑。 它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烧瓷品系繁多。观台窑的产品品系、种类，可以说是集本窑系各窑之大成。这里烧制的瓷器以白瓷、黑瓷为主。装饰丰富多彩，白地黑花，对比鲜明。纹饰题材多取之于民间的生活内容。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的成就也很大，它的制瓷工艺的独特性则在于釉下施一层极白的护胎釉，再在上面画黑花，或用剔地的手法作出剔花。装饰以黑白或赭白对比，十分强烈；花纹的制作手法既活泼又严谨。 磁州窑系的其他代表性窑址还有：河南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和江西吉安吉州窑。
耀州窑系是北方一个巨大的烧造青瓷的窑系。耀州窑系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十五公里，南距耀县十三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耀州窑系的早期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唐代，到明嘉靖以前还在继续生产。产品种类有青瓷、白瓷、黑瓷；北宋时期以烧造青瓷为主。耀州窑青瓷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人们称之为“姜黄色”。 其最突出的成就是图案装饰。宋元的花纹有折枝牡丹、缠枝菊花、水波三鱼、鸳鸯戏莲、双鸭戏水、水藻纹、忍冬纹、回纹、松林戏婴、龙凤花纹等。装饰手法以印花、刻花为主；刻花刚劲有力，纹样生动活泼，在宋代诸窑系中算是出类拔萃的。 耀州窑系范围很大，东边影响到河南的临汝窑，西边发展到陕西、甘肃交界的旬邑窑。代表性的窑址还有河南的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均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和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
钧窑系以河南禹县的钧窑为代表，始烧于北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其突出成就是在釉里掺有铜的氧化物，用还原焰烧出绚丽多采的窑变釉色。钧釉主要特点是通体天青色与彩霞般的紫红釉相互错综掩映，釉汁肥厚润泽，极为美观。此外还有月白色、天蓝色、海棠红等。钧窑系瓷器的烧造地点很广，河南禹县、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以及河北的磁县等都有烧造。
龙泉青瓷窑系属南方青瓷系统。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瓷器。到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自身特点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等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在宋代民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到了南宋晚期，浙江省龙泉县窑场星罗棋布，还旁及邻近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江西吉安的吉州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有烧造。入元以后，烧制龙泉窑风格的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仅浙南的瓯江两岸就发现窑场遗址一百五十余处。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广州西村宋窑烧制陕西耀州窑风格青瓷出口外销，就是其例。同时，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例如宋代瓷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用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这种覆烧工艺后来也为其他瓷窑所采用。 各个瓷窑间都有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或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
宋代名窑中的官窑是专为宫廷生产的。它的产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似乎与瓷业市场竞争无关。但官窑的工匠却是来自民窑，至于汝窑可能最初本来就是民窑，后来才在官督下为宫廷烧瓷，产品为宫廷官府所专有。随后也如汴京官窑一样，因靖康之变，北宋朝廷的倾覆而衰竭。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例，还有宋人烧出的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沈静雅素一路，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属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其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与南宋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的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碱釉，因而汝瓷“釉汁莹厚如堆脂”，官窑及龙泉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唐人称赞越窑青瓷的“如冰似玉”，还只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烧造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
辽，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的制瓷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的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金代陶瓷资料不断发现，才使我们知道了金代陶瓷器的生产，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为前期，迁都以后为后期。从辽宁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这两个代表来看，金代瓷器釉色很是单调、造型朴拙、缺少装饰。瓷器原料加工粗糙，胎骨厚而色杂，釉面不均缺乏润泽感。成型工艺粗糙，器型不规整，无定式。装饰简单，仅见有白底绘黑花的，其他如刻、划、雕、加彩等技法极其少见。这些情况都说明，金代早期的陶瓷器，其生产水平较关内地区为低。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执政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陶瓷窑，根据目前的发掘和调查，有河北曲阳定窑、磁县砚台窑及河南禹县钧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很显然，金人南侵，灭辽侵宋，一方面继承了辽与宋的瓷业根基，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致使北方瓷业的衰落。北方几大窑区入金以后不久虽又恢复烧造，但产品粗劣，金瓷并未有出。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武力，灭宋灭金，入主中原，至1279年忽必烈率大军覆灭了汉族在南方的赵宋政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土地。元朝的统治只有九十余年，而且又连年混战，所以从整体上看，元代陶瓷业基本上承袭了前代旧制，除青花、釉里红等品种，没有太多发明。但仅就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而言，在元朝却成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一个原因是景德镇地处皖赣边区，受战争影响不大，社会经济状况较为安定；二是当地原料丰富，开挖使用较为便利，技艺上博采众长，产品制作精致，有“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美誉；三是因为宫廷重视，在景德镇设立了全国唯一一所管理陶瓷产业的机构──浮梁瓷局；再一个原因就是出口量增大，从另一个角度刺激，促进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元代青花、釉里红的出现，使我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陶瓷装饰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影响巨大而且流传深远。青花瓷器的真正全盛时期在明代，制造技术传播至近东、日本等到国，最后传到欧洲。虽然青花瓷器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景德镇相关，但首先使用氧化钴为着色剂进行彩绘装饰，最早出现在近东。早在九世纪，米索不达米亚地区还生产了一种陶器，先在胎体上罩一层含有氧化锡不透明的白釉，再在釉面上用氧化钴做彩料绘制图案，使画面在入窑焙烧后呈现美丽的蓝色。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与其他品种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原料的不同，它所使用的是长石瓷土和长石釉料，经过高温烧制后坯釉结合良好，所描绘的图案体现得淋漓尽致。据考古发现，早在唐代就已出现过用含有钴的蓝釉彩用来装饰，这到早期青花的出现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到元代，烧制青花瓷器的窑址有江西景德镇和吉州、云南玉溪、浙江江山等，其中产量和质量都以景德镇为最。景德镇地区是在当地宋代影青和卵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下彩绘的技术上和艺术上受到过磁州窑的影响。为了发展瓷业，元代统治者实施了多种管理手段，除设立行政机构外，对具有一定技术的工匠也很重视，规定免去工匠的一切差科，对他们的技艺实行“世袭制”，既使生产专门化，又使得特殊技艺后继有人。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特点是形态较大、胎体较厚、份量较重。装饰花纹所使用的青花料，有进口与国产两种。进口料颜色鲜蓝、艳丽，采用影青作面釉，所绘图案构图严谨、笔法工整、描绘细致。这类产品体积都比较大，系当时浮梁瓷局的高档产品，其器型豪放、青料浓重，总体风格气势磅礴。国产青料发灰较淡，一般施以乳浊的卵白釉，所绘图案构图疏朗，笔法淳朴，风格粗犷。这类产品大部分为小件产品，多为普通民窑所生产，目的也多为日用器皿。装饰纹样主要有松梅竹莲、龙凤鹤鹿、人物花鸟、卷草锦地等，此外，历史故事也风兴一事。元政府意识到发展瓷业并积极对外贸易，对元朝经济有重要意义，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元政府建立相应的港口外销管理机构，鼓励对外贸易，使这一时期在瓷器的外销数量、质量等方面，较宋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和提高。在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的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些极为珍贵的元青花瓷器，代表着这一时期青花艺术的风格特点。随着瓷器的大量出口，促进了对外交流的发展，对一些国家的宫廷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文化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们普遍重视对这些元代瓷器的珍藏和陈列，让后人追忆过去的历史。在东非的伊斯兰教地区，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青瓷被镶嵌于宫殿、寺庙或其他纪念性建丽上，视同珠宝，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此外，元代景德镇创烧的另一著名产品为卵白釉器。这种产品亦称“枢府窑器”，相传是为元朝官府枢密院的定烧器，有些器物上有“枢府”字样，但烧制这类卵白釉瓷器的窑场还同时烧造青花瓷和黑釉瓷。卵白釉的特征是釉层较厚，呈失透状，色泽如鹅蛋白，它的出现为明代永乐甜白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出一艘元代沉船，载有中国瓷器近两万件，包括当时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官窑、钧窑以及景德镇等窑场的大量产品，成为考查元代各窑址产品情况的可靠实物佐证。元代还开始出现分室龙窑，这种窑依山而建，倾斜度为12──22度之间，长度近60m，宽2──3m，分窑室17间，这种分室龙泉窑为以后的阶梯窑打下了基础。这种窑炉的特征是装窑容量大，适合于多种坯釉同时烧成，在窑室的前、中、后部不同的窑温下放置不同的产品；这种窑适合以柴为燃料，升温快，冷却也快，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热量。元未明初，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葫芦型窑，之后演变为蛋形窑，这种窑形延续使用至今。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趋向没落，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的时期。从洪武帝创建大明到崇祯帝上吊殉国，明王朝经历了267年的兴衰。在此期间，手工业、商业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自唐宋以降，瓷器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到明代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为前代所不及。当时，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官窑日益繁荣，大量生产御用器皿和民用瓷器，以质量高、销路广，代表了明代制瓷水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有较为详细地描述。其产品以青花、五彩为主流，在元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将陶瓷艺术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地。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革始于明。建国伊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以巩固政权，安定局面，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加强扶植手工业和工商业。洪武年间，太祖下旨仍沿用景德镇窑场为皇家御窑，承担宫廷御器和政府对内对外赐赠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烧造。洪武二年，建御窑二十座，专制御器，往往是“千里择一”，不计费用多寡，只求精品。《明史·食货志》中记载了朝廷派官督烧的情况，虽说此举劳民伤财，却在重压下着实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永乐年间以出产“甜白釉”而著名。这种半脱胎瓷器胎壁极薄，釉面莹净。也叫“填白”，是指在白瓷上可填绘彩饰，以薄胎而有暗花者最为杰出。以后历朝皆有烧制，但都比不上永乐时期的产品，到清代亦有仿制，更非永乐甜白可比。这一时期比较有特点的器形是“压手杯”，敞口折腰，沙足滑底，一般在底部标有“大明永乐年制”或“永乐年制”字样，字体小篆。到宣德年间，技术上又有所改进，据说御窑厂扩增至五十八处之多。所生产的青花瓷器，以胎釉精细而闻名，所用青花料主要从国外进口的“苏麻离青”。由于这种原料中含铁量较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色斑点，与浓艳的青蓝色相融一体，也使后世极难仿制。此外，宣德釉里红在元代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所制釉里红鱼纹高足杯在当时就已盛名天下了。宣德瓷器的另一个特点是落款部位很多，不仅出现于底部，也有书写在口、肩、腰、足等部位的，因此有“宣德年款遍器身”之说。明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时期，为另一个陶瓷史上的辉煌时期，在这短短三代五十六年当中，宫廷和民间艺术匠师们创造了一大批空前绝后的艺术珍品。《景德镇陶录》中记载着“成化以五彩上”，在以后相距不及百年的隆庆、万历几代，仿制成窑已成风气，地道的成化瓷器商品价值就以“万”计，可见其水平之高。此一时期的青花用料以国产为主，指浙江、云南一带出产的“土青”，也有称“平等青”的。明五彩的形式有“斗彩”、“点彩”、“加彩”、“填彩”等等，大同小异，性质一样，都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完善了在素胎上直接施色釉的工艺，创制出素三彩，成为正德朝的著名品种。正德朝后期青花料使用进口“回青”，颜色纯正，价格昂贵，过于黄金。嘉靖一朝的官窑瓷器，产量巨大，是明朝烧造量最大的一个时期。青花料是用进口料与国产“石子青”配合使用的，所以呈现出一种蓝中泛红紫的鲜艳色泽。由于铜红釉的烧成难度较大，自嘉靖朝起改用低温铁红，因此，这一时期的矾红制作极为发达。另外，当时的民窑制品已相当精细，出现了以仿宣德、成化窑器而著称的“崔公窑”。隆庆朝年份较短，所以传世器物很少。延续嘉靖和前代旧制，继续使用“回青”料。器物造型更加丰富。万历中期以后，进口回青料断绝，改用浙江出产的浙料，色彩沉静。彩瓷以青花五彩为主，图案花纹布满全器，效果华丽浓艳。民间窑更加发达，其产品精细程度可与官窑相比美，并大量远销至欧洲。天启、崇祯时期，明朝统治急速走向衰落，御器厂的生产几近停止，今天很少见到官窑款的产品。此一时期民窑生产日益发达，以烧造青花瓷为主，装饰纹样丰富多彩，不受官窑式样规格化的束缚，写意山水、动物人物、诗词书法、几何图形等，造型活泼，画法随意。 在景德镇官窑以外，各地民窑也在蓬勃发展，如福建窑、江西横峰窑、广东广窑、浙江处窑、江苏瓯窑等等。其中以江苏所产的紫砂为最有特色。紫砂这一品种的出现，上溯可能很早，各种说法不能一致。真正以紫砂壶的完整形象出现，是从明代正德朝以后。 紫砂壶的原料，产于江苏宜兴，分为紫泥、绿泥和红泥。五百年间，名家辈出，花色品种不断见新，工艺愈加精美，成为海内外著名的陶瓷品种。 紫砂壶的出现，与饮茶习惯的改变有很大关系。明人已不再时兴“斗茶”，改烹茶为沏茶，对茶具的要求相对提高。在实践中人们发现紫砂壶泡茶味道仪表隽永醇厚，而且壶体能吸收部分茶汁，使用愈常，泡出的茶味越好。加之陶质的紫砂壶无釉无彩，正适合文人雅士回归自然的审美情趣，从此便风行天下，制壶高手们也应运而生。 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被认为是紫砂早期鼎盛时期，供春(龚春)、时大彬、李仲芬、徐友泉等人为知名高手，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已经很珍贵，现存极少。这时的作品在造型上吸收了铜器的造型特点，并与当时的家具风格相一致。外形简洁、线条凝重、体积浑厚、比例协调，泥质颗粒较粗，更显质朴大方。明朝未年，流寇四起，李自成率农民军杀入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吴三桂引满清之兵入关，至此满清统治开始，长达二百余年。
清代瓷器，仍以景德镇为中心。在明未连年混战当中，景德镇也受到严重损坏，窑场凋零，匠人四散。直到清顺治十一年才恢复生产，景德镇复为御窑厂。这一时期的产品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胎体比较厚重，制作略显粗糙，一般底部斜削草率，还粘有砂粒。器物沿口部分施酱黄釉，深浅不一，呈黄褐色，为顺治时期的重要特征。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的御窑厂恢复完善，其产品质量更加好转，比前代还略有进步，所以有人认为清代的陶瓷，应从康熙时期开始计算。这一时期在整个清代瓷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十七年，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驻厂督造，并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比如具有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臧窑”、“郎窑”等。康熙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普遍古拙，胎体比较厚重，同样大小的器物，要比清朝其它时期的器物要重些。较大型作品采用分段成型整体组合的技法，修胎工艺精细，交接处不留痕迹。康熙五彩的主要颜色有红、黄、紫、绿、蓝、黑等，很少用青花，描绘精致；另一特征是在康熙后期的作品中，人物面部只用轮廓勾出而不填彩。模仿前代名瓷也是这一时期的生产特点。如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特点上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等。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多种颜色釉的出现，如“臧窑”出产的蛇皮绿、鳝鱼黄、吉翠、浇黄等等。康熙四十四年，朗廷极任江西巡抚，兼管窑务，史称“郎窑”。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动瓷器革新，豇豆红、郎窑红、胭脂红、祭红、洒蓝、瓜皮绿、孔雀蓝、豆青、金银釉等等花色品种纷纷出现，争奇斗艳。 珐琅彩、粉彩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珐琅彩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描绘人物服装或植物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在上面用芸香油调合的彩料渲染。其效果较淡雅柔丽，视觉上比五彩软，所以也称“软彩”。康熙后期的瓷画风格多受当时著名画家“四王”的影响，装饰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等。
雍正时期被认为是清季盛世之一，其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总体风格轻巧俊秀，精雅圆莹。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 其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胎体选料极精，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气氛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雍正六年唐英至景德镇御窑厂督导瓷器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青釉烧制技术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仿官、哥、汝、钧等名窑制品也非常成功。出之于康熙时期的茶叶末、铁锈花等铁结晶釉，在此时达到极盛。稍后，唐英所作的《陶成纪事》中，总结了景德镇御窑厂的主要工艺，列出五十七条之多。许多颜色釉也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如祭红、祭蓝、粉青等等。 雍正瓷器的款识，官窑早期流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横排双圆圈或方框竖写楷书款，珐琅彩器多署“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款。民窑署字较为草率，喜用吉语。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御窑厂内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材和能工巧匠，使乾隆朝的烧瓷水平又有所进步。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虽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较前朝有衰退之迹象，成为清代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古代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象生瓷技术高超，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等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惟妙惟肖地模仿别的物质效果。 乾隆时期，粉彩完代取代了五彩，但产品质量不如前代。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等。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的，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绘画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
嘉庆时期，国家太平，各行承袭旧制，不思进取。景德镇御窑厂已无督陶官，改由地方官员兼管，嘉庆后期开始，工艺日趋衰落，产品多显粗糙笨拙之象。除传统器型外，奇巧华丽的观赏品也逐渐减少，缺乏创新。帽筒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器型，鼻烟壶及文具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此时珐琅彩已停烧，粉彩装饰盛行“百化不露地”的手法，也称“万花锦”。单色釉比以前也减少了一些品种，风格上与乾隆朝瓷器相同。
清朝统治，至十八世纪末叶明显开始走下坡路。道光时期的陶瓷业随着国势衰微，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 道光瓷器的造型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外型比较笨拙，缺乏灵性；二是线型不够圆润，板滞生硬；三是足脊多不平整。装饰图案中的人物形象有形无神，构图零乱，线条纤弱。但唯一例外的是“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极为精美，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产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镇所产的器皿上以三字直款最为稀少，款多为抹红色，也有描金色，器皿多以折枝花为装饰。
咸丰时期，国力衰败之极，连年兵变，百业俱废。咸丰末年，又遭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受到巨大损失，陶瓷业也难逃厄运，所以咸丰时期的传世精品很少。这一时期的产品更加粗糙轻率，胎体厚重且疏松，表面施釉厚薄不一，还常出现桔皮状坑凹。造型笨拙最典型者数玉壶春瓶，腰腹粗大，颈部粗短，咸丰官窑瓷器款识为“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字体工整，字外无圈栏。 咸丰末年，景德镇官窑厂被损毁，陶瓷业被破坏无余，清代瓷业之败落，莫过于此。
同治瓷器以承袭前朝为主，粉彩器以彩色为地，一般以淡黄、淡蓝、淡绿或淡紫为多见。“体和殿”款瓷器是为朝廷所造的陈设品，器型尚规整但略显呆板。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多采用吉祥纹样以及龙凤云鹤等，格调不高。所谓“同光中兴”以后，社会局面有所稳定，陶瓷业也随之复兴，虽不及康乾旧貌，相对而言，在晚清时期也算是比较繁荣的时期了。这个时期的产品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传统器型，同时亦有仿古亦有创新。如荷叶式盖罐，加铜质提梁的茶壶等器型都为新创。青花精品极少见，多数以色调浮浅暗晦为特点，使用一种“洋蓝”，虽鲜艳却不美观，发蓝紫色，用线软弱散乱。青花加紫的装饰手法比较多见。为光绪朝慈禧御用制“大雅斋”款的官窑瓷器，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精品，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往往有“永庆昇平”、“天地一家春”、“永庆长春”等章，制品以豆青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五彩器物也多见，所装饰内容多为牡丹、萱花、绣球之类。
宣统是清代最后一朝。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景德镇按西方体制设立了陶瓷公司并设立分厂，研究新法，技术上有所提高，质量样式方面都有改良，但终因时局混乱、经费不足、支撑不了而归失败。所以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产品数量不多，至今而为稀品。 宣统瓷器量少，但比光绪要规整精细许多。其胎体选料上乘，胎壁轻薄均匀，坯釉结合好，烧结程度较高，叩击声音清脆。从技术角度而言，宣统瓷器的工艺水平较高，具有现代陶瓷工艺的特征。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筹措资金，成立中国陶业学校，内设本科及艺徒二班，有目的有计划较为系统地培养专业陶瓷人材。此外，山东淄博、江苏宜兴、福建建阳、广东佛山、四川成都、河北彭城等地窑厂也都有产品面市，至民国时期继续烧造。
清朝出现了专门论述陶瓷、研究陶瓷的著作，比较有名的如朱琰《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程哲《窑器说》、唐英《窑器肆考》、寂园《陶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等等。
到清朝末年，由于政治腐败和洋货的冲击，陶瓷生产已经呈现出败落之势。此时虽不乏有识之士出来振兴民族经济，抵御洋货，但在产品形制上仍沿袭旧法，无新形式创建，亦无生产规模，所以一直在低谷中苦苦挣扎。民国时期的陶瓷业中心仍在景德镇。初年，袁世凯称帝，仿效前朝，于1916年派员到景德镇督烧，以粉彩为主，生产御用瓷器。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烧出数量极少的一批“洪宪瓷”。这批瓷器质地精良，彩料考究，造型美观大方，是一批极为特殊的产品。
20世纪中国瓷器艺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50年代前和50年代后两大阶段。前半葉，中国社会并未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国无宁日、经济衰败、民不聊生。尤其是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这样的国运天时下，整个陶瓷事业濒临于人亡艺绝之境。然而，也有不少有志之士与爱国的陶工及匠师们结合起来，为陶瓷的发展而拼搏努力。醴陵釉下五彩能在本世纪初创制出来，不能不说是个乱世之奇。活跃于20年代后的景德镇“珠山八友”，将文人画技法和审美意识带人瓷壇，形成了一代画风，其余辉至今犹存。在制瓷技术上，先后引进和小规模地试验了煤窑窑炉设计及烧成技术，新法选矿及粉碎技术，机械练泥和成型以及吹釉技术，石膏模具使用，注浆成型技术，新彩及釉上、釉下贴花装饰工艺等。它为后来的瓷器艺术改善了工艺条件，推广了先进技术。但整体上说，本世纪前半葉是中国瓷器艺术黯淡失色的历史时期。此外，民国时期仿古成风，以青花、五彩、粉彩为主流。一个原因是官窑败落以后，窑工流散到民间，以前民间不得制造的御器，现在随便烧造了，仿官窑的制式已不再被阻止；二是利益趋使，从三国、两晋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没有不仿的，数量极其庞大。 这一时期所生产的日用器皿普遍比较粗糙，坯釉结合不好，脱釉现象严重，不能代表民国时期的烧造水平。装饰上仍以青花、粉彩、五彩为主流，继承了晚清的风格，又增添了一些新内容。造型上比晚清瓷器要纯朴平直些，受到了些国外工业产品的影响。
直到本世纪50年代，长期动荡的社会得以安定，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家对整个工艺美术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实施了一系列较大举措：如把“散之四方”的能工巧匠重新组织起来，提高其待遇，鼓励其带徒传艺；各地陶瓷研究所、陶瓷专业院校像雨后春笋般建立并发挥巨大作用；原轻工业部组织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景德镇担负制作的“建国瓷”，中国工艺美术首次赴前苏联和东欧、印度等十个国家的巡回展览瓷以及1955年第一届全国陶瓷展览瓷，北京等十个国家的巡回展览瓷以及1955年第一届全国陶瓷展览瓷，北京人民大会堂、新北京饭店、国宾馆用瓷和国家礼品瓷的设计制作；加强中德、中捷、中保等对外经贸技术合作；恢复古代名窑的传统工艺；组织研究部门的工程技术专家用科学方法和测试手段进行实验分析和理论总结等等，均把中国近百年来的瓷器艺术一次次地推向新的水平。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广大陶瓷美术工作者不断深入生活，探索创新，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时代气息浓鬱的艺术瓷以及经济适用、朴素大方的日用瓷。这一时期中国瓷器艺术的特徵，主要表现在它的现实性、朴素性、单纯性。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使中国瓷器艺术走过了本世纪后半葉中最为坎坷的一段历程，瓷器艺术出现了畸形发展。80年代伊始，神州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瓷器艺术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新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特徵表现在它的包容性、多样性、科学性。许多新工艺、新材料、新形式、新品种在改革的时代中应运而生，在开放的机遇中蓬勃发展。首先表现在造型中。我国陶艺家不断寻求瓷器装饰载体的时代感，在传统的承继中不囿于传统、不拘泥陈法，灵活按照造型形式美的规律法则，运用切削扭曲、分割组合、穿插堆积等形体构成手法以及反常设计、摹擬设计、联想设计等现代设计法创造出多类型、多品种、多材质、多样式的造型。艺术瓷诸如连珠瓶、青果瓶、春蕾瓶、八方瓶、各式异型瓶以及意象表现型或工艺表现型等各类现代造型。日用瓷造型诸如萌牙、石榴、腰鼓等餐茶具以及金菊、金钟等蓋水杯、文具、啤酒具、灯具等各种新款式。日用瓷造型不仅优美精致，而且功能合理，尤其是新材质的开发为造型增添了奇光异彩。70年代后，山东淄博陆续研制出滑石瓷、高长石瓷、高石英瓷、钠长石质瓷、色瓷等类型的精细日用瓷而居全国领先地位。河北唐山的骨瓷，文象岩厚胎瓷，邯郸的增韧骨灰瓷、刚玉强化瓷，石英强化瓷，景德镇和醴陵高白釉瓷、高硅瓷、特种耐热瓷等均有瞩目的成就。介于陶与瓷之间的炻器，在适用于宾馆饭店的成套中西餐具中发挥了较大优势。炻器与厚胎瓷一样，在造型的线形、线角、细部、形体处理上，形成了有别于细瓷及陶器造型特徵的独特风格和规律，丰富了陶瓷造型的表现形式和体系。山东淄博利用本地原料新创造的“焦寶石瓷”，质地坚实，釉面呈秋黄、浅棕、灰白等色，色调娇嫩而无纤弱之感。湖南铜官，河北邯郸，河南禹县、焦作，广东佛山，广西等地均盛产炻器。总体来说当代瓷器艺术的造型基本上具有形体饱满，线形简洁，转折流畅，对比强烈，材质丰富的新特徵。其次在装饰风格上，更多地是表现出简练、空灵、淳朴、含蓄以及灵活多变、明朗清新的新特徵。在装饰题材上，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情趣。则多以花草蟲鸟、瓜果蔬菜、鱼藻暇蟹、飞禽走兽、山林水色、刀马婴戏、民间故事、吉祥图案等自然景物、风俗民情和民族文化的题材为主。乡土气、自然趣、人情味、生活情、民族性更足更浓了。在装饰构图上，除了传统形式外，能隨不同造型结构而变化的现代 构图格式层出不穷，诸如分层平地式、分格条块式、打散重构式、综合构成式等，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在装饰表现形式上，釉上仍是以隽美精细的工笔为主、写意为辅的格局。釉下除工笔外，多为兼工带写，工笔与写意、具象与抽象共生共荣，工笔者端苙严谨，令人惊叹技艺的精绝；写意者洒脱飘逸，让人领略笔墨的神韵；抽象者意蕴深邃，具象者形神兼备，给人留存更多的联想空间。在装饰工艺技法上，陶艺家们更考究泥、釉、彩的综合效应。充分体现泥坯的材质美和自然症状；善于发挥色釉相互渗透熔融的特点和“天人合一”的妙趣，展现釉质色泽美和肌理美；娴熟掌握装饰材料的特性，追求工艺完美结合的意蕴美和形式美。
在颜色釉方面，50年代以来，老一辈硅酸盐专家周仁、赖其芳、李国桢等与各瓷区的科技人员一道，用现代科技理化测试分析手段，测定釉的物化状态，用配位场理论研究釉中呈色离子价态和配位体的关系，用热力学状态参数研究烧制工艺与呈色的关系，用科学理论和实验揭示了釉料发色的奥秘，将能工巧匠的实践经验升华到理性的高度，变偶然为必然、化感性为理性，使祖传秘方和传统经验更完善、更科学、更合理。如今，由于采用科学方法进行配料和窑温控制，改进了新的窑炉结构和烧成技术，发掘和运用了新的原、燃材料，不仅提高了色釉的质量，且研究出了适合柴、煤、油、气不同烧成条件的配方，使颜色釉瓷烧成范围更宽、呈色更稳。如近年，在钧瓷烧制中选用还原性材料渗入釉料中，使钧釉中还原烧成新技术获得成功，是钧瓷史上的一大技术突破。70年代景德镇研制出“无铅钧红”釉，其色相、光泽度及稳定性均有大幅度提高，且无铅毒，又是一次铜红釉烧制工艺上的革新。铜红釉的烧制从过去只能烧小件到创烧出3米多高、通体一色的红花瓶和口径1.08米的铜红釉碗，这都标志着现在色釉的配制技术和空投温的控制技术均达到了极高水平。宋代“五大名窑”的钧、汝、官、哥、定及耀州、德化、磁州等窑的传统名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在承袭传统中不断研制出各种新彩釉。如邢国正等老艺人烧制的1.5米高的钧瓷《双龙闹环瓶》，朱砂红釉色在阳光下闪现点点金光，红中有紫、紫中有蓝、蓝中有青、青中有白，正所谓“夕阳紫翠忽成岚。” 50年代得以恢复的浙江龙泉窑，不断创新出玲珑青瓷、薄胎青瓷、青瓷釉下彩以及“青白结合”、“青瓷堆花”、“青瓷堆花”、“青瓷堆花”、“青釉开光”等400余种新品，其釉色宛美玉，呈现柿青、浅青、月白等各种色彩。80年代烧制的《迎宾大挂盘》，釉色青翠晶莹，纹片自然迷人。近年来又有效地控制了裂纹的大小、方向和形状，新研制出两种色相、不同纹片结合的新工艺。失传数百年的陕西耀州青瓷于50年代后，再现了宋代的风采。参加全国工艺美展的一件青瓷《大碗》，造型典雅、釉色青润泛黄、上裂冰纹，展现了现代耀州青瓷的艺术特色和工艺水平。杭州在80年代烧制成功南宋官窑瓷，进而研制出异光变色釉、雪花釉等新釉色。更有甚者，南宋官窑青瓷工艺在广州开花结果，如广州美院高永坚教授研制的粉青纹片釉，釉色莹润，纹片中呈现冰花似的複杂层面而精彩至极。福建德化恢復了失传200多年
的象牙白瓷，同时又利用不同质料的泥釉烧造出莹洁的高白瓷、清雅的普白瓷、灵气的孩儿红，华丽的色泥釉，还新开发了宝石黄、银丝釉、开片釉等新品种。诸如茶叶末、鳝鱼黄、蛇皮釉、黑釉等各式传统结晶釉，在广东、辽宁、景德镇、河北、四川、山东、福建等地也相继新花怒放，且花色增多，又能定形定位。尤以广东石湾的硅锌矿结晶釉为佳，花形系複瓣、色彩多样、层次丰富。景德镇目前已有“雪花”、“冰花”、“松针”、“闪星”等50余种结晶釉；河北唐山亦在传统铁结晶釉的基础上，新研制出内外两层红、黄花晕散、金圈熠熠的“铁红金圈釉”。辽宁的硅锌矿结晶釉系列不仅成本下降，稳定性好，而且已形成了工业化的生产规模。全国各地在恢复传统色釉的同时，相继创造出诸如红灯芯、宝石红、铁红、火焰红、钛黄、象牙黄、钛花、铬绿、芒果、彩霞、金星绿、金星黄、辣椒红、异彩、莹白、金砂、蠟光、夜光、大理石釉、稀土变色釉、紫罗蘭等百余种高低温颜色釉和相玉釉、珍珠釉等多种无光系列釉。80年代，江苏用硒镉化合物为着色剂研制出色彩鲜艳、纯正的“嫣红釉”。景德镇近年陆续成功研制出不浮在釉面、纹路清晰、色泽蕴含、格调高雅的凤凰衣釉、羽毛花釉、雨丝花釉以及自然形成黄、橙、红、粉红、白、紫等多种色环、色调柔和的彩虹釉。宝光盈彩的颜色釉价值不仅在其本身，更贵在为色釉彩、综合工艺装饰等新的艺术形式和品种的开拓，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质。诸如在刻出的葡萄上填豆青色釉，与青花叶相得益彰，格调更为高雅；在珍珠釉上以蓝、赭花釉和青花描绘山水，另有一番风趣；色釉粉彩则以色釉来衬托，拓宽了粉彩艺术的新天地。除此，尚有“色釉镶嵌”、“色釉开光”、“色釉浮雕”、“色釉加彩”、“色釉加彩”、“色釉描金”、“色釉青花”、“色釉刻瓷”等，无一不与色釉息息相关。70年代推出的“色釉彩”是很有发展前景的创新彩类。它以多种高温色釉作彩料，在生坯和釉坯上彩绘，经高温烧成后，因色釉的渗透性、流动性和熔融性形成了色彩斑斓、妙韵天成的艺术特色。因此，色釉彩具有与其他装饰彩类不同的独特性质，具有其他彩类难以达到艺术效果。色釉彩将彩和釉融库冰可分离的统一体，它既是釉，又是彩，釉的作用显然不仅仅是依托和保护，它是将色釉匯集为丰富的艺术语言，以色釉特有的质感云描绘和表现诗情画意，使人在色釉彩光的陶醉中感悟到作品的创意。正是这种特性，才使色釉彩材质肌理的感染力和彩绘艺术的感染力紧紧凝聚在一起，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景德镇陶艺家潘文復创作的《金色桂林.色釉彩新梅瓶》具有代表性。作者巧妙地在黄釉底上用铁红釉、赭花釉、乌金釉描绘和表现层林尽染的金秋，烧成后光怪陆离，令人遐想。近年来陶艺家们还研制出以黑、红、黄、蓝、青等多彩釉绘制在无光相玉釉上，烧成后花纹在釉中若隐若现，获得水墨般的神奇效果。江苏、辽宁的陶艺家将几种不同色釉组成规律的图案或抽象的线条、斑纹、色釉在熔融渗透中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然的朦胧美和质地美。 堆釉 即在颜色釉底上用白色或其他色釉层层堆填，堆成类似浅浮雕那样的凹凸变化，成瓷后釉堆得薄的地方能透出底的颜色。50年代已有陶艺家利用这一特色创作《红绸舞.圆盘》，纱绸用薄釉堆成，较强地表现了纱绸透明轻柔的质感。尚有用白釉堆就和平鸽、云鹤等，别有一番风味。 除此还有一种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低温色釉装饰工艺――珐花。现代陶艺家融现代构图、色彩和装饰意识于珐花传统工艺中，以老传统创立新的风采。釉下装饰艺术是我国瓷器艺术百花苑中又一枝异花奇葩，它集胎质美、釉色美、工艺美、形体美、彩饰美于一体，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釉下装饰艺术通常指在坯胎（含生坯、素坯、釉坯、色坯等）施釉前或施釉后，采用某种装饰技法进行工艺处理或彩饰，然后罩釉经高温窑烧成瓷，其装饰效果表现在透明的釉层之下，乃至釉层本身的光泽肌理变化之中的一种陶瓷装饰工艺。釉下装饰艺术如果按工艺装饰特徵来分，基本上可分为釉下彩绘工艺和泥坯装饰工艺两类型。釉下彩绘工艺装饰类 主要是以彩绘为装饰手段。若按金属着色剂的区别可分为以氧化钴为主要着色剂的釉下彩瓷，例如青花、釉下蓝彩；以氧化铁为主要着色剂的釉下彩瓷，例如褐彩、铁锈花；以氧化铜为主要着色剂的釉下彩瓷，例如釉裹红、绿彩；以多种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的釉下五彩瓷等。青花,被誉为“瓷国明珠”的青花瓷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国粹。它是用氧化钴为主要着色剂配制的色料，彩绘在未施釉的“生坯”、或已施釉层的“釉坯”、或经低温焙烧的“素坯”、或含色剂的“色坯”上，再罩以透明釉经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绘装饰工艺。钴料的配制技术、高温窑烧技术和釉下彩绘技术即是构成青花瓷的三个基本工艺要素和工艺特徵。由于钴料产地、釉料选配、烧成温度、火焰气氛、操作手法、审美追求的差异致使近现代青花呈现出多种色调和效果。如本世纪初，多用金属氧化钴配料、色调浓烈蓝艳。50年代前后，青花料用于普通瓷中多为浙江、江西产的土料，青花呈色蓝中泛红。用于高级艺术瓷的多为云南珠明料，它综合了宣德、清代康熙青料之长处，呈色艳而沉、明而透、表现力丰富、发色力较强。80年代后，为适应勾线点垛写意的现代青花之所需，配制仿古“炸料”晕散淋、色泽浓重、沉而不灰、蓝而不俗。亦有用“海碧”青料绘制，色调更加鲜丽艳蓝。尽管如此，大凡青花瓷均具幽靓素雅，晶澈明亮，彩翠色润，青白相映的艺术特色和审美特徵，且经久耐磨、永不褪色、无铅毒害，故居名瓷之首。青花瓷在全国以南方为主，主要有江西、湖南、安徽、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川、云南以及北方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但实力雄厚、质量上乘的青花瓷当首推江西景德镇。历来，景德镇“匯集全国技艺之精华”，同时又将自己的精华推动全国之技艺，各地青花均可寻觅到景德镇青花之踪影。然而在不同地区又因胎质、釉色、钴料配方的差异和地方传统文化背景的区别而各具地方特色：如醴陵青花，实为“釉下蓝彩”，在高白釉下透出鲜明蓝艳的图案纹饰；福建德化青花却在纯白如脂的釉下闪现出青色的纹样。 在景德镇被誉为“青花大王”的王步，循“八大山人”等画家的殊途，以豪迈沉鬱的气格、简朴雄浑的笔墨，将中国画的水墨写意技法与青花技法相糅合，开创了青花“分水写意法”，形成了近代青花艺术新流派和新风格，与传统的“双勾分水法”齐驱并进。其代表佳作如在《春光.青花方箭筒》、《鹅.青花釉裹红天圆地方瓶》、《双鯰》等。这种泼墨写意似的青花分水画风从后辈陶艺家的作品中，可以触摸到王步流派的经络和支脉。“双勾分水法”虽是传统工艺，现代却在构图和创意、虚实和青白关系、形象处理和表现手法、分水层次和浓淡变化等方面更有新颖独到之处。目前，尚有介乎两者之间、源于元青花的“勾点垛水法”成为又一新的流派和风格，亦是现代青花艺术常用之技法。除此外，还衍生出“泼水”、“流水”、“刷水”、“刮水”、“喷水”、“吹水”等现代青花表现技法。这三种主要青花艺术流派和风格都有各自特徵：“双勾分水法”严谨工整、层次分明；“分水写意法”洒脱自如、淋漓滋润；“勾线点垛法”率意爽朗、概括凝练。景德镇的陶艺家，不断学习、总结、藉鉴民间青花笔畅神触、率真简约的精髓，结合现代表现手法另癖蹊径，创造出符合现代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的一种新型现代青花艺术。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如秦锡麟教授的《秋菊、青花葡萄瓶》，装饰构图规范之中有变化，花朵枝葉信手挥就，运用舒展自如，形态质朴大方，富有浓烈的民间意韵。尚有不少年轻作者的作品或为古拙，或为抽象，在其生动活泼而又疏简雄健的笔调间，显露出气势，蕴含着灵性。在陶艺家的匠心独运下，青花品种和表现形式纷沓而至，创造性地开拓了影青青花、珍珠釉青花、色釉青花、毛地青花等新的表现形式。其总的特色是釉色的华丽或静谧，光亮或无光的质感映照和衬托青花的纯净与青翠，形式表现或为对比、或为和谐、令人耳目一新。“青花釉裹红”将青花与釉裹红有机结合，青红相映，冷暖相亲。釉裹红常作为点缀色夹在青色之中，仿佛在青花的五线谱中闪耀着几点红色的音符。50年代初，祝大年教授常以“鸡冠花”为题材创作了不少作品。作者汲取传统的缠枝图案构成形式，善于虚实空间处理，青红配合默契，静中寓以律动，民族气质十分强烈。步入80年代后，这种严谨的风格因装饰材料的多样而逐步活跃起来。现代釉裹红流动变幻之色彩与现代青花晕润宛丽之色韵、豪放洒脱之笔调，三者更为协调统一，使人心驰神往。古称“青花间装五色”的“青花斗彩”，现在不仅仍具青与彩斗艳而不庸俗、华丽而不媚俗、对比而不生硬、有一种静中求动、冷中见暖的艺术魅力，在品种上还创新有斗新彩、斗炉彩、斗釉下五彩及斗色釉等，色饰亦从平塗到洗染、从单色到复色，使青花斗彩更显得楚楚动人。独绝于世的“青花玲珑”，翠碧相映，虚实相衬。近年来隨着玲珑的发展而有新的提高，如今已有了青花加彩玲珑、青花五彩玲珑、影青青花玲珑、青花薄胎玲珑等新的品种。青花在艺术瓷上光彩夺目，在日用瓷中同样异彩竞放。既有以严谨图案吻合荘重造型的50年代“建国瓷”、青花茶具，又有像海棠、芙蓉、牡丹等轻松活泼、穿插自如的青花中西餐具。青花瓷明净高雅，在日用瓷中赢得盛誉。80年代以来，青花《梧桐》、青花玲珑《清香》餐具等不少产品多次荣获国际金牌和国家金奖。在青花日用瓷烧制中，现在有的瓷区采用新的工艺，青花料熔融渗透于釉中，烧制出“釉中青花”。
釉里红 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经高温还原烧成后，在釉下呈现瑰丽而沉静、艳媚而不浮躁、热烈而含蓄的红色。时至今日，不仅能根据柴、煤、油、气不同烧成条件，按不同的泥料和釉料配制釉裹红色料，而且能科学地掌握烧成温度和气氛，使之还原发色相对稳定。色彩效果和风格特色随不同的配方和烧成状况而千秋各异：有的红中夹绿、黄、赭、紫色斑，变幻微妙；有的红如鷄血，艳丽晶澈、火流律动、宛若郎红；有的红中泛绿、黄中透红；有的红得深沉、闪烁紫光；有的在铜绿周边晕散着红色的边线，深红周围渗透着浅红色晕。传统的釉裹红红得鲜嫩而又沉着，纹饰线条细腻清晰，较少流动和泛绿变化。而现代釉裹红红得娇艳，且红中多变、易于流动、变化自然，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心态。根据釉裹红的不同配料，其装饰手法更为灵活多变，诸如釉裹红线绘:即用不甚流动的釉裹红色料以线条勾绘图案纹饰；塗绘：即以釉裹红色料当作墨一样用笔塗绘，随运笔疾缓和轻重而浓淡厚薄不一，则呈色忽灰忽艳、忽红忽绿、变化莫测；刻绘：即在成片成块塗绘的色料上用工具刻划纹饰或在刻划的纹饰上塗绘釉裹红，使釉裹红呈色发生深浅变化；刷绘：用工具将釉裏红色料均匀地刷在坯上，抹绘纹饰等等，均能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釉裏红除单独运用外，尚有与青花、色釉、刻划花、釉上彩绘等相结合的多种装饰形式。
釉下五彩 突破千百年来由唐代长沙窑创制的釉下单一彩瓷以及元代景德镇青花、釉里红单色彩绘之风貌，而使釉下彩瓷进入到五彩缤纷的世界，首立奇功的是湖南醴陵。本世纪初，著名人士熊希龄等积极推行“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主张，引进人才，改良工艺，促成了醴陵多种金属氧化物的高火性釉下彩瓷颜料的研制，创造了“釉下五彩”。它先用墨勾线，然后用桃红、海碧、金茶等几十种釉下颜料，采用“平混”、“接色”、“深浅”、“罩色”分水技法彩绘于坯上，罩釉高温烧成，烧后墨迹挥发，而呈现白线彩色花纹。当时最著名者有张晓耕、彭筱琴等书画家。其山水、花鸟无不擅长，釉上釉下无一不精。再如吴寿褀等瓷业学堂的优秀生，对醴陵釉下五彩的发展亦是功不可没。草创初期，由吴寿祺等人创作的著名作品《荷花瓶》等为代表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就以质地精良、润泽清雅、色豊彩腴、艳而不俗的艺术特色，荣获湖北武汉勸业奖进会、南洋勸业会以及意大利、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一等金牌奖。至此，醴陵釉下彩瓷名噪天下、以其灿烂的五彩光辉而载入史册。1956年，自醴陵成立了陶瓷公司以后，停产了25年之久的釉下五彩瓷纔得以恢復发展。60年代初，随着球土高岺土的开发和运用，使瓷质进一步晶莹洁白，细腻精致。同时，又研制出20多种釉下五彩高温色料，如以氧化锆为发色剂的“241”不透明白色，70年代末又研制出“821”、“422”黑色和各种中间色，为新的装饰工艺创造了条件，使釉下五彩瓷装饰性更强，更加丰富，格调更为高雅。80年代，沿于清代粉彩“料地万花”的《釉下五彩黑地满花长颈瓶》，在黑地上衬托出饱满繁密、色彩妩媚的茎叶，成为醴陵釉下五彩风貌的代表佳作。近年装饰风格和表现形式上，除多见于图案纹饰外，逐步从工整细腻的中国绘画的章法和画法中扩展到具象与抽象结合的表现形式，如邓文科、熊聲贵等，他们在色彩运用和调配上，更趨于和谐统一和素雅含蓄，使釉下五彩品味更高。除艺术瓷外，釉下五彩在日用瓷上亦饮誉于世，诸如《釉下蓝彩牡丹纹中西配套餐具》、《釉下五彩黑地满花中餐具》等已成为精品瓷。如今釉下五彩的花色品种更瑰丽，工艺手法更精湛。既有典雅的五彩，又有翠碧的蓝彩、秀逸的淡彩和素净的白彩等。在生产工艺上创造了釉下皮印、贴花等新工艺。除醴陵外，湖南的建湘、洪江、界牌、新湘等其他地方以及景德镇、山东淄博、广东潮州等瓷区也闪烁着釉下五彩的绚丽彩光。无论在制作工艺、色料品种、装饰手法、表现形式和艺术水平等方面，均各有所长，颇见成效。
铁锈花 即在挂有黄土泥浆的釉坯上，用含氧化铁的“斑花石”作彩料绘制纹饰，再施以透明釉，经高温烧成后釉下呈现赭褐色纹，猶如铁锈绘成，故称“铁锈花”。铁锈花在宋代已成为河北彭城磁州窑的代表品种。因材不同而别呈异彩：有白釉、彩釉、黄地、绿釉、黑釉铁锈花等。其特色是将图案构成的手法、潇洒遒劲的笔法、自由疏宕的章法熔为一炉，气势轩昂，意趣盎然，具有民间艺术独特的纯朴美的豪放美。磁州窑除铁锈花外，釉下彩绘尚有白釉釉下黑彩、白地绘划黑花、白地黑花红彩、白地醤褐花等艺术表现形式。白釉釉下黑彩即在坯胎上施以一层洁白的化妆土，再用毛笔蘸细黑料绘以纹饰，然后罩一层薄而透明的釉入窑烧成。白地绘划黑花则在白釉下的黑花上用工具勾划轮廓、花蕊、葉筋，其纹样较白地黑花更为清晰、细微。它们一个显著特色是运笔粗犷豪迈、黑白对比强烈，具有民间艺术的风格气质和近似中国绘画艺术的笔情墨趣。50年代后，磁州窑不仅恢复了传统品种，而且还创造了质如象牙般柔润的象牙瓷、翡翠瓷及珍珠嵌法等新工艺、新品种。
泥坯工艺装饰类 主要是以未入窑前，在泥料的配制、泥坯的成型过程中，坯体上采用各种技法、如刻划、堆贴、镂塑、印拓、剔填等工艺处理作为装饰手段和达到装饰效果的工艺。自古及今，泥坯工艺装饰手法不断更新和拓展：诸如泥条盘饰、拉坯手捏、乾料裂纹、旋坯抹色、弦纹旋削、模印贴花、泥浆沥线、泥浆喷洒、泥浆拓印、纱纲喷浆、色泥嵌填、色泥绞胎、镂空雕刻、堆填捏塑、玲珑镂填等等，工异技别，撮泥化神。刻划花 景德镇俗称“半刀泥”，最早见于唐越窑而盛于宋代，是最有代表性的釉下泥坯装饰工艺。“刻划花”即用工具在坯体上刻划纹饰，最后罩釉入窑烧成。由于所刻纹饰呈一边深一边浅，釉料覆盖后，因填充厚薄不同而浓淡不一。深厚者呈浓重色，浅薄者呈浅淡色，使釉色与纹饰相映成趣。工致精妙的定窑白瓷刻划花、犀利潇洒的耀州窑青瓷刻划花、华滋秀润的景德镇影青刻划花，都是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如今还有豆青釉、嫩青釉、黑釉、白釉、水晶刻划花以及磁州窑的色泥刻划花、龙泉青瓷刻划花等品种。除了一个层面的刻划外，又有多个层面刻划、刻划与浅浮雕、刻划与镂空、刻划与填色、刻划与彩绘相结合等表现手法。
玲珑 又称“米通”、“嵌玻璃的瓷器”，亦是最有代表性的泥坯装饰工艺之一。它起源于宋代镂空工艺，经明代永乐年间演化成玲珑，清代乾隆年间纔专门烧制而成为传统名瓷。它是先在泥坯上镂空纹饰，再填入特制的玲珑釉，然后罩釉一次烧成。以其玲珑剔透、晶莹雅致而蜚聲中外。现代玲珑瓷在品种上除不加任何修饰而单独以玲珑作为装饰的“素玲珑”外，又有与青花青碧交辉的“青花玲珑”、与釉上彩雅丽和谐的“玲珑加彩”、在厚釉的深青色中透亮的“青瓷玲珑”、与半刀泥玉碧相映的“映玉玲珑”以及透丽盈彩的“五彩玲珑”等。近年来，稀土元素镨、呈色更加稳定。“玲珑眼”的形状也从传统的米粒状演化到月牙、流线、圆珠、菱角、多角等规则和不规则形状，尚可雕成蝴蝶、花草、水浪、云朵等各种图案。不仅在日用餐茶具中享誉遐迩，而且已拓展到各式花瓶、花插、花钵、吊灯、壁灯、皮灯等各种花器和灯具上，充分显示了玲珑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薄胎 薄如蝉翼、轻若浮云的薄胎瓷是泥坯工艺装饰之一绝。它始于明代永乐年间，胎薄似“半脱胎”，至成化年间竟薄如“脱胎”。从配方、拉坯、修坯、彩饰、上釉到装窑烧成，若一环有失，则前功尽弃，工艺难度系数极高。尤其是修坯“少一刀则厚，多一刀则破”。近现代精于薄胎修制的能工巧匠，凭着鬼斧神工的绝技，能修制高达60厘米以上，小到拇指般的薄胎器。111厘米直径、壁厚仅0.24厘米的巨型薄胎碗，140厘米×55厘米的薄胎皮灯都接喠问世。薄胎八角碗的制造更是绝艺称奇，它巧妙地利用坯体在窑烧中收缩的原理，将口沿由圆形变八角，自然成器，十分科学。这昭示着现代薄胎瓷制作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绞胎 亦称“绞泥”、“透花瓷”。源于唐代，系藉鉴于漆器犀毗工艺。用白、褐两色或其他多种色泥相间糅合一起成型，构成抽象花纹：有的像浮云流水，有的似山石木纹，亦真亦幻之中，令人无限联想。绞胎工艺宋代以后已不多见，80年代以来又活跃于景德镇、浙江龙泉等地。另外，有些陶艺家将绞泥切成薄片，镶嵌或黏贴于纹饰中，颇见新意；有的在釉料中加着色剂，经适当搅动后再施于坯体上烧成，这种绞釉虽不同于绞泥，却与之同出一辙。
至于堆花、色泥、通花等泥坯工艺装饰也都有成功的新创造，其例不勝枚举。随着现代文明进程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人们日趨多元化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陶艺家们不断地从民族传统中吸吮母乳，从异域文化中汲取营养，探索和追求装饰的多种语言、形式、技法的综合应用，在烧成工艺、泥坯处理、施釉技巧、材质选配、肌理应用、釉彩结合等方面多方位、多层次地精思巧制，以达到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
20世纪的中国瓷器艺术，不仅颜色釉争奇斗艳，釉下装饰妖娆多姿，而且釉上装饰亦成就瞩目、欣欣向荣，并以其强烈的民族文化和审美特徵、丰富的艺术表现技巧和品类而屹立在世界壇艺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