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杀原形追直升机:流落香港的国军若干高级将领的浮沉岁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5 17:32:41
        熊式辉买假护照被拘留

 熊式辉,可是国府重量级的军政大员,在大陆全面沦陷之前,是撤退到香港的高级官员中比较有名的一个。到港后,他并没有马上跑到台湾归队,其内幕局外人不得而知,可是他想逃往外国的企图却给人知道了。这是因为他向港英政府请求签证假护照被拘而传开来的。

这里要先叙述一个故事,即国府“外交部”人员搞出盗卖出国护照的事。当国府大队人马撤退到广州的时候,内部一片混乱,不论文武官员,都在各谋逃脱之策。其中有油水的机关,当然乘机大捞一把;而没有油水的机关,也是用尽心机,想办法抓钱。于是,外交部人员就想出盗卖护照的妙策,因为这正合乎当时逃亡香港的那些政界、军界官员的迫切需要。

交易地点是在澳门,后来在香港也开始出卖。此事传开后,想买护照的人就多了。隔不多久,这样的护照也买不到了。可是,有的人还是到处辗转托人买,造假护照的人就应运而生,熊式辉将军就是在这时买进假护照的。

 熊式辉退到香港后,先是深居简出,观望风色。后来看到大陆全部沦陷,台湾仍在飘摇慌乱之中,香港也不是安居之所,就想率家逃往南美。大约是在1950年5月,不知走什么门路,花500美元,买到几张护照,随即到港英政府移民局办理签证手续。移民局的英国帮办认定这几张护照是假的,也想在这个高级官员身上敲一笔竹杠,就请他在临时拘留室留下来。同时告诉他,根据香港政府的法律,“假造文书罪”是很严重的。

       这时,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熊式辉也有些慌了,他家里的人也慌了,经过三天的多方设法,请香港的著名律师罗文锦为他辩护,这才免了“假造文书罪”,只承担“使用假文书”的罪名,结果罚款3000元港币,还请江西同乡袁德泉以复兴银行和新生公司两家“铺保”担保,才将他保释出来。事后,他无可奈何的对袁说:“想不到我‘虎落平川被犬欺’,真倒霉。”事后袁对我说:不要外传,这与关系到熊式辉的面子。

 这件事发生后,国府的老同志张群由台湾写信来,要他坚定反共复兴的信心,尽快去台湾。结果,也是老同志的熊式辉,还是带着一家大小到台湾大本营“归队”去了。


         省主席刘建绪卖招牌逃往巴西

 湖南的老牌军头刘建绪在福建干了多年的省主席,下台后,于1949年7月逃到香港,住在复兴银行宿舍,谋图继续远逃,找个“安全”之地。

 他是湖南复兴银行的大股东,有权处置香港复兴银行产权。为有更多的现款充实行囊,他想从银行里多套些资金出来。

 香港复兴银行前身仅是一个办事处,没有香港政府的营业执照。直到1946年,香港被英国人重新占领时,才领到正式的营业执照。内地沦陷后,许多有钱的人逃到香港,想做投机买卖,这时向英国政府申请营业执照,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很不容易,因此一张银行执照,在当时的香港就很是值钱。

 香港复兴银行只有两间房子连一个骑楼,场面不大。业务范围也仅做些国内黑市汇兑和吸收少数存款。在湖南的总行并无多少资金拨存香港,因此与各省在香港所设的商业银行相比,复兴银行的实力确是相形见绌的。

         因为调不出钱来,刘建绪很感恼火,香港复兴银行总经理江国章尤为后悔,他有次对我说:“我们到底是‘土包子’,搞银行不行,只晓得在湖南建房子、买地皮、做投机买卖,不知多寻出路。如果早拨一部分资金来香港发展,也可以在香港地盘蹲下来,更不会挨老板的骂了。”言下深为感慨。

 刘建绪见没法外调资金,就逼着江国章将香港复兴银行出卖。看来也只有卖掉营业执照这着棋。开始时要价30万港币。这时,正巧袁德泉从江西南昌逃到这里,想在香港做投机买卖,这块银行招牌对他很合适。但他只肯出15万港币。经过讨价还价,另加1万港币,作为房屋家具费,就此成交。袁德泉就是这样成为香港复兴银行经理的。

 刘建绪拿走这笔钱中的大部分,于1950年底,迁居到巴西做寓公去了。


       大阿哥马步青挥金如土

 曾在青海独霸40年的马步芳的大阿哥马步青,于1949年底重庆沦陷前夕,率领全家由重庆转到香港。这个纵横西北几十年的马家军老大所搜括的财物是无法计算的,卷逃到香港的财物,数目惊人。据袁德泉说,由他经手替马步青抢运的黄金就有3000两,美金20万元。当时的运费高达货值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先交后运。

      马步青到香港后,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阔佬。他在香港的花园道盖了一座豪华公寓,买了两辆漂亮汽车,大玩香港有名的跑马赌博,每星期一次跑马,马步青从不脱班。

 马步青还有一种爱好是收买钻石。据跟随他出来的亲信参谋长袁献之说,他们在西北时期,钻石最贵,一个一克拉的小钻石,在青海可抵数十两黄金,因为西北产黄金不产钻石,外地去的也少。因此,钻石就成为搜罗的对象了。这时,香港的钻石并不稀贵,一般只要五六两黄金一克拉,最好的不过十多两黄金,就是一个五克拉重的钻石,也不过四五十两黄金就可买到。这在他看来,真是便宜之至,所以收买大量的钻石。

 1952年2月,香港复兴银行因投机失败而倒闭,马步青有四万美元存在袁德泉处,因此也受了些损失。但对他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后来台湾方面号召“忠贞人士归队”,马步青又带着他的财产,在这年五月到台湾去了。


      上官云相将军“瘾”居九龙

 上官云相,是制造“皖南事变”的主谋者之一,向以“反共”著名。大陆沦陷前夕,他也悄无声息逃到香港。他事先在九龙的金巴仑道七号,购置一座讲究的花园洋房。到港后,平日深居简出,很少露面,因此知道他的人不多。尽管如此,那些逃到香港的老部下还是要找他的麻烦,敲门借钱以至叫骂的事时有所闻。他常打电话叫警察前来保护,内心老有一种恐慌感。

 事实上,上官云相还是一个“瘾君子”,抽大烟的劲头相当大。香港在法律上是禁烟的,但如果花钱买得抽烟牌照,还是可以抽。不过这总是一桩要当心的事。在香港犯禁抽烟而被拘留的人,报上日有所登,他怕香港的流氓来他一手,就会丢人现眼。出于种种考虑,他觉得在香港的日子不好过,极想另择安全之地。

       1951年,我也住在金巴仑道三号,与他仅有一房之隔。那时,我与卫立煌等所组织的新生公司正准备在北婆罗洲设立分公司,怂恿逃到香港的国府官员投资,到那里建筑房屋,开办橡胶园,正式移民。他知道此事,特来找我商谈,详问情况,很想参加。我于是知道他正作逃往北婆罗洲的打算。可是不久,台湾的蒋公搞“复位”,搜罗在香港的“国大代表”去充人数,于是这个反共专家也被召唤到台湾去了。


       余程万军长被盗遭枪击

 1949年底,云南卢汉宣布投共,当时曾遭卢汉扣押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被卢汉释放后,先到了海口,后也逃到香港。余程万本来就是广东人,很早就把他的家小安置在香港。他在香港做起米店和杂货店生意,还同人合伙开设一个当铺。

 余程万是准备在香港长住久安的。他过去搞了很多钱,又很会做生意,因此,引起黑社会盗匪的觊觎。在他被击毙前的一个月——1955年6月,美国的戴坚由檀香山来香港,计划为自己在檀香山开设的太平洋公司招股。事先曾与余联系好,我和戴坚到他在九龙元朗区的住宅去会他,他被戴说动了心,答应入股二万美元,并想借此到美国去看看,并约定两个月后交股款。不料一个月后就出事了。

 黑社会盗匪早已探知一切,并摸清楚了他的行动规律。七月的一个晚上,他刚外出归来,三个盗匪乘机进门,一个在外把风,两个持枪入内行劫。他们把他家人赶入一间房里关起来,另逼余程万交出财物和保险柜的钥匙。他的厨师看见盗匪进门,已躲了起来,再由后门爬出,跑到二里路外的警署报警,随即开来大批警察,将房屋包围。

这时,余程万因舍不得钱财,正与黑社会盗匪拖延时间,接着发生一场警匪枪战。盗匪见已被包围,即把老余押在前面,作为挡枪的靶子,想借此冲出去。因为在夜晚,看不清楚,一阵乱枪响过,老余就这样被打死了。

 事后,警方公布说,余程万是被盗匪打死的。究竟被黑社会打死还是被警察打死,无人敢去追究。


      潘裕昆军长失意荔枝角

 在辽沈战役中侥幸奔逃出来的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潘裕昆,跑回长沙还大肆修建他的豪华住宅。到1949年5月,只得率领全家逃到香港。他住在九龙青山道一座楼房里,从表面看相当朴素。他所卷带的黄金美钞,都存在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

 潘裕昆在香港与卫立煌来往很密。1951年,卫立煌参加香港新生公司时,承担公司股份50%,要交美金50万元,卫本人没有这么多钱,其中半数即是由潘裕昆承担的。潘本人不愿露面,但却极力为卫撑腰,并为卫参赞一切。

而复兴银行的经理袁德泉许以厚利,以代他们经营谋利为由,取得他们的信任。卫立煌与潘裕昆一次先交美金20万元,其中潘裕昆就占一半。当这批美金拿出来时,那是压得很紧的百元大钞,点数时都不容易揭开,由此可见保存的时间已很久了。

 后来,这笔钱作为复兴银行的存款,加上袁德泉为他们结算的利息,共为144万港币,又折成美金25万元,作为新生公司的股款。可是在未交拨新生公司以前,复兴银行就倒闭了,当然这笔钱也就化为乌有。

 潘裕昆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心里十分沮丧。他住的地方靠近荔枝角,人们经常见他独自一人,在荔枝角踽踽徘徊。


    张际鹏军长穷愁潦倒

 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在湖南并没有跟随程潜投共,却率家逃到香港,住在九龙山林道一座楼上。他因为当军长的时间不长,卷到香港的钱也不很多。到香港后,他准备再回台湾大本营,可是台湾方面拒绝他,不批准他的入境证。他只得躲在香港。

 他子女很多,自己又好打麻将,赌扑克,这样坐吃山空,不到两年就把所带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因为现状不能维持,他只好迁到九龙郊区元朗附近乡下去住。这时他的大女儿嫁给香港一个小说作家,幸得女儿接济,才能勉强维持下去。

       张际鹏日渐穷途潦倒,他的子女都没有读书,甚至弄到衣履不周,三餐不继。他本人长吁短叹,深为懊丧,一再乞求台湾收容。听说他写了很多信给当时台湾的“国防部”次长袁守谦,也就是他的黄埔一期同学,让他向蒋公求情。最后,得到蒋的允许,张际鹏才于1955年6月率全家撤往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