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曾璇 

　　他是4年半前沸沸扬扬的“福寿螺事件”受害者之一，

　　是广州确诊的首例管圆线虫病患者； 

　　他一家五口祖孙三代曾全部被感染； 

　　发病时，他痛到撕开衣服如狂兽般嘶吼； 医生说，他身上的痛楚，可能会伴随一生一世……

　　是广州确诊的首例管圆线虫病患者； 

　　他一家五口祖孙三代曾全部被感染； 

　　发病时，他痛到撕开衣服如狂兽般嘶吼； 

　　医生说，他身上的痛楚，可能会伴随一生一世……

　　南太平洋，斐济。阳光，沙滩，温暖湿润的海风使人不由得慵懒起来。 

　　在这个以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岛国上，有一个人行色匆匆，出差、谈判，足迹踏遍太平洋、印度洋的岛国。他说，要把世界上最好的鱼引入中国，带给国人：“凭什么全世界最好的鱼都进了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肚子？中国人也应该吃上好东西！” 

　　豪情背后，有着他并不愿多提却终身无法摆脱的“隐痛”———他是4年半前沸沸扬扬的“福寿螺事件”受害者之一，是广州确诊的首例管圆线虫病患者。至今，身体与心理上的“后遗症”还未痊愈。 

　　也许，正因为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给他带来了一辈子抹不去的烙印，他才立定决心要再度投身食品行业，而且要从源头做起，争取让食品入口前的每个环节都变得“安全可控”。 

　　他叫杨仿仿，36岁，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台湾人。但他更爱强调自己是温州人、“世界人”。少年时代他曾在广州生活过6年，后来又是广州医院救了他的命，他视广州为第二故乡。对于羊城晚报记者的越洋网络采访，他显得热情豪爽。 

　　疼痛：突如其来，痛不欲生

　　媒体曾在杨仿仿头上“扣”过几顶帽子———食品界的“王海”、维权名人、零薪酬CEO等等。 

　　他的经历是同龄人中少见的：14岁起，跟随当导演的父亲出国，游历过近60个国家，曾从事IT、教育、餐饮、贸易、远洋渔业等，会讲十数种外语和方言，出过3本书…… 

　　2002年，杨仿仿辞去国外年薪达百万人民币的工作，回国担任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个民间骨髓库“阳光骨髓库”的CEO，分文不取。当他在北京苦心经营的慈善事业步入正轨之时，却遭遇了一次人生的劫难。 

　　盛夏的一个周末，杨仿仿外出买菜，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突然，右后脑出现电击一般的剧烈抽搐，这种抽搐感每隔几秒就袭来一次，剧烈的疼痛让他透不过气来，几乎连路也走不了，“开始还以为是中暑”。头痛的同时，他的体温也升高，于是就近去了一家医院。当时，医生也认为是“中暑”引起的，于是要求“猛喝水”。 

　　7月7日，杨仿仿前往北京一家著名的三甲医院就诊。“神经根炎”———诊断的结果虽然比前一天的“中暑”似乎更令人信服，可暴发的原因还是令人费解。持续的疼痛使得他深切体会到什么叫“痛不欲生”，轻微时像是蚂蚁在爬，严重时则如钻心蚀骨，时有灼热感、刺痛感。 

　　事后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满脑子刘伯承元帅，那位在拉除眼球手术时拒绝使用麻醉剂的大人物。我想尽量让自己平稳地呼吸，从而让疼痛有所缓解，但那该死的剧烈怪痛太强大太无法抵抗了。如果这时候当叛徒能够让我不再痛，不管我的信仰多么坚定，我绝对有可能叛变！只是此刻我却连屈打成招换取停止酷刑的机会都没有……” 

　　1米85的他甚至会因为痛而不由自主地撕开衣服如狂兽般嘶吼。他下意识中不止一次想过“解脱”两字，只是才一岁半的女儿与仅4个月的儿子，让他多次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要坚持到最后，要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勇敢的、不曾放弃他们的爸爸。“身为父亲，我的生命不只属于我一个人。” 

　　求医：从神经痛、脑膜炎到艾滋病

　　家人带他四处求医。在北京的医院，他感觉医治无望，于是回到了自小生活过多年、比较熟悉的广州。 

　　在北京和广州多家大医院，他先后被诊断为神经痛、痹症、带状疱疹、脊髓炎、脑膜炎，甚至被怀疑为艾滋病……经历了激素治疗和冲击疗法，他不仅仍感觉疼痛，而且常有左右体温不一致的情况，发病时整个右侧肢体发热、剧痛，不一会儿，右半身大汗淋漓、左半身清凉无汗的“奇景”便会出现。 

　　在看了7家医院、支付近5万元医疗费、承受了无边的折磨与家人的担忧后，杨仿仿的父亲从媒体获悉北京暴发“福寿螺事件”的消息。蜀国演义？这不是他们一家人经常光顾的餐馆吗？因为这家餐馆就在他北京的居所附近，因此这里一度是家人朋友聚会的“饭堂”，甚至差点连儿子的满月酒都在这里摆。有一道凉拌螺肉的菜，他一人几乎干掉一盘，为和朋友分享，他又点多了一盘…… 

　　杨仿仿马上想到，自己会不会也是吃福寿螺感染了寄生虫？当他数次向医生提出自己的怀疑时，却被这位挺负责却也自信得有点过头的医生否决了：“如果看报纸都能诊断出自己生什么病，还要医生干什么？！”出于信任，杨仿仿没有坚持，医生也没有安排跨科会诊。 

　　事后，他才知道，其实该三甲医院也没有接触过这种病例，当然也无相关的检查技术。 

　　他依然身在炼狱。 

　　祸根：广州管圆线虫 

　　北京的相关报道已是如火如荼，广州还是“水静河飞”。 

　　此病被冠以“广州”之名，很多人会以为广州是发源地，其实有点冤。广州管圆线虫最早由医学寄生虫学专家陈心陶教授在广东家鼠及褐家鼠体内发现，命名为广州肺线虫，后更改为此名。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在太平洋地区某些岛屿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有散在或暴发流行，但直至上世纪60年代初才明确此病与广州管圆线虫的寄生有关。 

　　广州由于没有出现病例，因此也未引起广泛关注。 

　　而北京，已有百人感觉不适，严重者甚至出现了半身瘫痪、短暂性失明等症状。 

　　早在杨仿仿尚未发病的6月24日，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的医生纪爱萍接诊一个病人。根据过往诊断的病例，这位女大夫一开始就把广州管圆线虫病列入首要怀疑对象。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纪爱萍3天后以消费者身份，前往蜀国演义打包凉拌螺肉。 

　　她后来被公认为此次“北京福寿螺事件”中发现“螺祸”的第一人。按照她的观点，“广州管圆线虫病”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治疗，病人连检查带吃药，大概10天就能出院。实际上，“只要虫子被早早杀死了，病人脑子里就不会形成实质性的病变”。 

　　后来的报道称，有数十名患者被确诊，他们因为食用了凉拌螺肉而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他们普遍有“三高”(高热、嗜酸细胞高、颅压高)、“三痛”(头痛、肌肉痛、皮肤刺痛)症状。 

　　福寿螺：68天后，终于真相大白

　　1949年以来，这种病曾经在浙江、福建等地集中爆发过4次。1997年在浙江温州，42人因食用福寿螺集体出现头痛以及躯体多处游走性疼痛症状；2002年在福建长乐市，8名中小学生因为烤食福寿螺出现发热、肢体疼痛、头痛、头晕和呕吐等症状；2002年福州市某单位职工在一高级酒楼食用被广州人称为“东风螺”的“美国大蜗牛”后，20多人出现以头痛、四肢无力和皮肤触痛等为主要特征的“脑膜炎”病症。这些病例最后都被诊断为广州管圆线虫病。 

　　除了这几次集中爆发外，有据可查的病例并不算多；即使把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病人加起来也只有3000多例。 

　　面对日复一日的疼痛和对家人会不会也感染的担心，8月29日，杨仿仿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中山一院消化内科医生王锦辉。 

　　虫子在他体内“潜伏”了68天后，终于真相大白———所有的症状，都是广州管圆线虫病的典型症状，皮肤触痛和感觉异常源于虫体在皮下的游走。而右半身的疼痛和出汗，则是源于虫子的排泄物，以及人体免疫机能敌我不分的反应，破坏了神经系统所致。而神经的损坏，几乎是不可逆的！随后在南方医科大学热带病研究中心所做的血样检测，也证实他的“怪病”，正是“广州管圆线虫病”。 

　　这不是一个常见病，很多医疗卫生界人士都认为：“任何一位医生都会先从普遍性考虑。”这也是几大医院对没有给杨仿仿诊断出正确结果的辩解之辞。 

　　杨仿仿说，他一再被误诊的经历，虽不能完全怪医生，但他也再三引用王锦辉医生的感慨：一名优秀的医生，应该有更加宽广的知识面，应该关心社会时事，还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血液检测：全家五口祖孙三代全中招

　　确诊后，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疼痛，可杨仿仿的心理重担却一下子卸了下来；当他遵照医嘱到药店买了3个星期药量的“肠虫清”，打出的单据是47块半时，他觉得人生如此讽刺，如此荒诞！ 

　　肉眼都看不见的小虫子几乎“放倒”了1米85的他；5万多元的医疗费却抵不过47块半的简单药物！这世界！ 

　　杨仿仿住院治疗期间，家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发烧、手麻、脖子活动受限等症状。一家人在医生的建议下接受了血液检测。抽出来的血样被分成两份，一份用来检测嗜酸细胞，一份用来检测寄生虫抗体。嗜酸细胞是人体白细胞之一种，免疫系统和虫子的战争打响后，它们扮演着尖刀排的角色。根据两份检测的数据，就能初步判定患者是否感染了广州管圆线虫病。 

　　一直担心的问题经过验血确认了：他全家人除了仅4个月还在吃母乳的儿子得以幸免外，一家五口祖孙三代全部“中招”，虫子甚至没有放过他一岁半的女儿！ 

　　万幸的是，他们的症状没有杨仿仿严重，但由于血样呈阳性，也要吃超大剂量的肠虫清。此药对3岁以下幼儿有致畸功能，他们只能抱着“博”一把的心理，看病情轻微的女儿能否靠自身的免疫力“扛”过去。 

　　杨仿仿对女儿验血的一幕做了详细的描述，他目睹长长的针头扎进女儿肉乎乎的手臂时，感到无比心痛，泪水汹涌而出。护士嘲笑他时，并不知道他过去两个月的痛苦经历。当然，他心里更多的是自责：“我怎么这么不小心让这么小的孩子染上这种病呢！” 

　　家中有一个病人，已是“人仰马翻”，何况一家人除了婴儿都感染了呢。这样的经历，也使得杨仿仿作为“广州首例”得到了媒体的极大关注，甚至他去验个血，都有大批媒体“跟拍”。由于频繁出镜，连坐公交车时都有人认出他来。 

　　9月上旬，蜀国演义主动联系了成为媒体报道焦点的他，于是全家又回到北京，协商赔偿事宜。 

　　维权官司：为了一口气

　　杨仿仿一直以自己姓杨为傲。 

　　他说自己的先远祖是东汉名臣杨震，还有一位他最为崇敬的明朝嘉靖年间以弹劾奸相严嵩下狱致死的铮铮铁汉杨继盛。事隔五六百年，他身上依然流淌着祖先的热血。 

　　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被北大才子感染白血病筹建骨髓库的斗志感动，毅然辞去海外的百万高薪，慷慨赴京，当了一年多的全职义工；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与朋友创办“大医网”，希望给更多跋涉在苦海里的病患者及家属以科普知识与精神慰藉；也正因为如此，在一百多名症状显著的患者中，他第一个站出来，与蜀国演义打起了维权官司。 

　　“之前他们的态度还是不错，而且公司负责人口口声声说哪怕倾家荡产也要赔付到底。”杨仿仿说，他们甚至一度还有点同情这家餐饮企业，觉得他们只是整个食品安全卫生监管不健全体制下的一个环节，可最后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一个企业身上，而政府的监管之责、消费者委员会的维权之责等，似乎都无须追究了。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彼此的接触互动还算良好。 

　　可是，在随后的协商过程中，餐馆发现，杨仿仿未能保留餐饮发票，而且他跑到广州治疗，而不在北京卫生局的“名单”内，据此，认为他在蜀国演义吃福寿螺发病的事实不够充分。杨仿仿提出可以据日期查电话订座记录和消费水单，这个要求也被拖延推诿。 

　　后来，杨仿仿与一群病友感觉到，不通过法律手段已无法维权，“一点合理的赔偿变得好似讨要施舍一般”，“为了一口气”，在一位律师朋友的帮助下，他又成为首个状告蜀国演义的患者。 

　　虽然没有发票，但幸好他们与朋友在餐馆吃饭时留下了大量照片，其中的装潢、海报等都可以证明是在该餐馆进行了消费，而朋友台胞证上出入境的日期也间接证明了他们逗留的时间。二审时，他的朋友苏爱玲也专门从高雄飞到澳门转机前往北京，为他的官司出庭作证。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最后，法院判决蜀国演义要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合计12万余元。 

　　曾有记者问他，维权成本如此之高，是否值得？他回答：正是因为维权的成本过高，所以我必须坚持，我认为自己代表了许多因为维权成本过高而无法前来法庭维权的受害者。

　　食殇：中国人不是只能吃二等货

　　这次求医和打官司的经历，让杨仿仿有了许多以往从来没有的感受，为此，他写下《食殇———为了食品安全的真情告白》一书。里面表达了他写作的初衷： 

　　“作为一名华人，如今身心都带着中国的痛。我想一定是上天告诉我：有责任把自己在这次事件中所经历的一切告诉我的同胞。国内近年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然而付出的代价更是巨大。社会贫富差距在拉大，弱势团体的挣扎和呼声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个人的痛苦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或者微不足道，但当整个社会都因为各种人为因素受到程度不等的伤害时，每一个和中国有关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了。” 

　　事情已经过去数年，杨仿仿也回到了斐济，从事他以前的老本行———渔业。 

　　他立志要将最好的鱼引入中国，“我无法接受中国人只能吃二等货”。他也一直在思考中国食品安全为何频频亮起红灯：也许是这么多年穷怕了，觉得经济发展比一切都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却遗失了一些应该保留的东西，比如良知、诚信，而维权机制的缺失，也使得普通人活得不易。“我觉得一个国家，只有穷人活得有尊严，才是一个成功的国家，中国，还有希望。” 

　　“因为孩子没事，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个正常的童年，我选择不继续纠缠。”但遗留的伤痛却还在纠缠他。皮肤上的刺痛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几次，虽然不舒服，但他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跟发病时相比，已经好了太多太多。”神经细胞的恢复是极其缓慢的，医生说，他身上的痛楚，可能会伴随他一生一世。 

　　他说，人生没有完美，他已经非常幸运，“所以就我个人来说，老天爷给我打个折扣，我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