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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幸福(2)作者:万俊人来源:南方网 岭南大讲坛来源日期:2011-3-12本站发布时间:2011-3-12 9:18:44阅读量:115次

  三、 如何分享和享受幸福

  1、要学会享受幸福

  第三,如何分享和享受幸福。幸福不能独享,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说了,食可以独吞,幸福不能独享。享受幸福是现代人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国人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我们社会最痛苦的是做不成蛋糕,或者蛋糕做不大,就是不会创造幸福。现在最痛苦的是蛋糕做大了没有分好,不知道怎么分享这个蛋糕。也就是说我们会创造价值了,现在到很多地方你都觉得自己特有钱,我到印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千万富翁,百万富翁,遍地撒钱,感觉很好。但是中国现在不会分蛋糕,而且没有分好,有些人撑死,有写人吃不完,丢到马路上,丢到垃圾桶,另外一些人吃不饱,吃不到。最最痛苦的是蛋糕做大了,做好了,忘记吃了,结果被邻居拿走了。现在美国人就在吃我们的蛋糕,美国人消费是用中国的钱,这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最痛苦的事情。

  很多人都对中国提出一个问题,国家有这么多的储蓄,有这么多的国际借贷,为什么不把这些借贷资本转化为国内的生活资源,让国民住更宽敞的房子,享受更好的医保,受更好的教育。我们广州是大都市,大家可能感觉不到。几年前我到宁夏银川讲学,那个地方比较落后,每隔两天才有飞机到北京。我讲学以后,第二天没有飞机,到第三天才有飞机,邀请方就带我到处去看,最后他们问我还想看什么,我说我想看最穷的地方,他们还犹豫了一下。我说我又不是记者,也不是领导,我只是一个做伦理学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永远站在富人的旁边,而伦理学家永远站在穷人的身后。我说这是我的职业,如果哪一天伦理学家对穷人失去了感觉,那这个学问就没法做了,所以我要看看,我要增加我的敏锐性,我要感受感受。结果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很穷的地方,那里是根本没法想象的。一家四口人没有碗,只有一个很大的树兜,挖了五个窝,中间一个大窝,旁边挖了四个窝,饭熟后倒到窝里,一家四人人围着窝吃饭。我说如果再多一个人怎么办?他说那我再挖一个窝,实在不行再找个树兜再挖窝。我看了以后当时非常难过,我们在一片蓝天下生活,在一块土地上生活,为什么他们还过着那样的生活。现在在北大、清华你会发现很多孩子营养不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吃荤菜,老是吃咸菜、喝稀饭,啃馒头,所以清华大学每年用将近600万钱补助这些孩子。北大、清华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但这两个学校的学费是最低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不要让那些有天才、有才华的人,不管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失去教育的机会。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体制的,或者其他道义的帮助,但还是有这样的人。如何享受幸福,看起来是个人的事,但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事,我刚才说我们这个社会现在还不会享受幸福,把蛋糕做大了却不知道怎么分着吃,而且最痛苦的是做好了放在那还没有吃,忘记吃了。有的工作狂就是这种干劲,一天到晚就是上班创造创造,他都不知道创造了干什么。

  搜狐的老总张朝阳有一个爱好就是爬山,他爬了很多很著名的高峰。他说登山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攀登的感觉使你能够加深你对人生的体会,其实人生就是一步一步朝着更高的地方爬。登山的感觉艰难危险,然而充满着快乐,登上顶峰的那种感觉,你花多少钱也不卖。第二是登山可以从日常紧张的工作中摆脱出来,有一个彻底的放松。使自己跳出过去的工作场,站在远方去回眸工作的状态,工作的场景的,然后再反思我值不值得再干下去。像张朝阳这种做法是非常好的,大多数的人是日常工作不断重复,不断重复,反复的工作就是为了这样生活,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到芬兰去访问的时候,约好了2点钟芬兰的文化部长接见我,但是到了2点就只有一个小姑娘在倒茶,后来倒茶的女孩说我就是芬兰的文化部长,让我很吃惊。后来跟我同去的朋友告诉我,她是2000年的芬兰小姐。我说参加选美的小姐怎么能当文化部长呢,太不严肃了。他说万老师你不了解芬兰,芬兰最珍贵的不是当官,不是部长、总理。他说我们政府总统、总理和三分之二的部长全是女的,男的不干,连国防部长都是女的,我说这是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我们芬兰人最高的价值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他说“阳光”。因为芬兰在北极,一年超过6个月的冬天,所以芬兰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那么大的国家才几百万人,开车到邻居家要十几分钟,到了大冬天根本开不了车,所以,很多芬兰人是被憋死的。你天天坐在家里怎么过日子?所以,芬兰人对阳光的渴求是最高的,芬兰的男人都在马路边上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喝啤酒、晒太阳,把管理国家的大事交给娘们处理。早几年印尼海啸为什么死那么多北欧人?他们都在海滩晒太阳,中国人就在印尼的商场里,所以海啸中国人死得少,大家对生活和价值的追求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大部分人还不会享受幸福。有了钱就花天酒地,找二奶、找三奶、找四奶、找N奶,社会风气非常不好。有的人认为买高档化妆品、用名牌、坐豪车、吃好的就是幸福。我现在对这个社会的状态非常忧虑,有一项调查发现,北京的高校有50%的女学生愿意被包养而不愿意自己去找工作。现在找工作确实很难,这我能理解。但是,是不是因此就这样绝望了,把被包养看作是一种幸福生活的捷径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2、幸福不能独享

  还有就是幸福需要分享。分享有两个好处,就社会的角度来说,幸福的分享程度越广泛,说明这个社会越公平,秩序越好。反过来,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公平。比如说社会的资源分享,少部分人垄断,多数人沾不到边,这就很麻烦。我搞教育的,我知道教育资源分配得非常不好。从社会角度来说,能够享受充分的教育资源是能使公民感到幸福的。但是现在考大学都是很麻烦的,譬如中大在广东,所以它在广东的招生比例大,而且哪个地方的高校多,这个地方的孩子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越大。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按照2010年的数字北京要招61000多个大学生,然后2011年北京市能够毕业的高中生只有57000多人,什么意思呢?还有的学校招不满。而河南是全国最大的省份,却没有一所985高校,只有一所候补的211高校郑州大学。河南的人口是我的家乡湖南人口的一倍,但是我们湖南的高校还很多,211高校都有4-5所。河南是中原地区,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个教育怎么这么落后呢我就想不清楚。在清华的招生中,同年同一个专业的学生分差可以差到90多分,这也体现出教育区域性的不公平。

  所以,从社会的角度上说,让公民尽可能公平的分享,或者尽可能普遍的去分享一种社会资源所带来的幸福,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际幸福是有比较指数的,封建社会的农民为什么造反?因为他觉得被这个社会抛弃了,与其让你抛弃我,不如让我抛弃你。如果社会抛弃了民众,那么民众会反过来抛弃社会,而革命就会发生。经济学家有一个指数,如果基尼系数超过0.45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进入不稳定的状态,如果超过0.6社会就处于动乱状态。基尼系数超过0.6就说明这个社会极度不公平,有一部分社会公民必定要起来抛弃这个社会,抛弃这个政府,甚至这个国家。

  我们不会享受幸福,只知道天做蛋糕,不知道做了以后吃,吃了以后再做,吃的时候看周围有什么人大家都吃一口,不能自己一个人独吃,这是一个社会管理艺术问题。所以,,对于今天的广东和未来的广东来说,所谓“幸福广东”实际上最大的问题不是创造幸福生活的条件,而汪洋书记说的,幸福是让所有的民众感觉到幸福,而且要更给力,更持久。让他们作为幸福的享受主体,让创造主体享受幸福。实现“幸福广东”这个目标最大的任务是要怎么让广东群体民众,或者广东的群体民众能够享受到幸福,能够合理的分享幸福的成果。“创造幸福”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对广东来说可能已经解决了,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把蛋糕做大的办法,把蛋糕做大的方法,现在的问题是学会怎样分蛋糕,政府作为分蛋糕的应该有这样的立场,政府应该拿最后一份。美国著名伦理学家、政治学家罗尔斯提出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就是分配怎么达到最公平?最好的方法是让分蛋糕的人拿最后一份,他如果分得不公平他就拿最小的一份。所以,他为了自己拿得跟第一个人的一样,他一定要用线拉,用尺子量,分的非常非常的匀称。这样第一人和第一个人拿的都是一样的。政府作为分蛋糕的人就应该最后一份。

  现在很多人对国家垄断土地,垄断土地收入,而且把土地拿来了以后不是反馈给民众这些事情很不满意。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山西煤矿,煤矿资源在《宪法》上规定是国有的,你不能说煤矿在我家后门口,我就去开采,我就来致富。在美国就不是这样的,美国一片一片的森林,到处都是森林,但是美国人很奢华,壁炉烧的木头都很精美,那些木都是进口。他们就是一个简单的孩童心理,先吃其他人口袋里的糖,把别人口袋里的糖吃完了,到最后别人就会去求他们要糖。所以你们看美国本土的石油、煤矿、森林资源的开采都是有非常多的约束,很少开采。我们中国人就只会把自己掏空,比如说稀土,那么便宜卖出去,日本人就全储存在那。稀土资源会越来越少,我们拥有的稀土资源实际上只占全球的25%-30%,但是,现在全世界的稀土90%是由中国供应的。过了若干年我们就没有供应了,挖完了,因为所有的地球的矿产资源都是有限的,它总有一天会没有的。这是一个问题。

  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目标要与公民的幸福目的一致

  最后,我给大家讲讲国家幸福和公民幸福为什么必须一致。这里面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和社会有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目的和共同利益。我们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和社会以社会的方式生活,就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有两个优越的方面:

  第一,安宁。就是说它能给我们安宁,也就是说它与我们每个人孤独的生活相比,他能更安全。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独立的生活,就像北京山顶洞人一样,面临很多风险,自然灾害,其他的野兽,我们人类在所有的动物中间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单独的个人生活面临很大的风险,我们的原始祖先实际上是很短命的。我一个人只能打一只兔子,打不下老虎,但是我一群人可以干掉一只老虎,我们用社会的方式生活可以更加安宁,比如抗拒自然灾害,抗拒风险,与其他动物类的竞争,我们用社会的方式,处于更优越的地位。

  第二,用社会的方式生活使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有社会才有分工,有分工社会的生产力才能提高。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分工是最合理的,所谓男耕女织,你耕田来我织布。社会分工实际上是按照每个人的特点,或者说是每一类型人的特点来发挥你的长处。比如说让男人织布笨手笨脚的,一天织不了半尺。让女人织布心灵性巧可以织很多。所以,整个生产的效益就提高了,你织布织得多,我耕田耕得多,然后我们交换,我拿粮食换你的布。社会就繁荣起来了。所以社会分工是符合道德的,没有社会就不能够分工,只有社会化才能组织化,才能实现分工,有社会合作才能做出大蛋糕。首先我们每个人无论多么聪明,多么强有力,实际上能力都是有限的。这是人类自身的脆弱性,没有个人是万能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都不能独立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如果失去了别人的帮忙和资源,你的生活实际上是有欠缺的。其次每个人必死,人不能万寿,这意味着人创造的价值不仅仅是你自己独享,你还要繁衍后代,你具有所有生命的一般本性。每个人既是有限的,但又是最有野心的。就是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朽,我的自然使命肯定是要完蛋的,但我希望我的事业,我的血脉有人来继承,所以我要结婚生孩子。社会实际上更有利于我们的福利,也就是说以社会的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我们的自己的幸福。这是国家的根本目的,政府的根本目的。从根本上来说,代表社会组织和国家的政府应该是仆人,是保姆,我们才是主人,这个观念要树立起来。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幸福,如果它不能给我们带来足够的幸福,如果它不能兑现要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承诺,它不抛弃我们,我们就会抛弃他们。

  这几年提出“以人为本”,很多人都对这个执政概念不理解,说这是能力概念,其实这是一个政治概念。要和谐社会要和谐发展,科学发展,首先政府必须要端正他的政治立场,以人民为本,人民是本,政府是用。也就是说人民的幸福是根本目的,政府只是人们实现这个目的、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手段和方式,这才是最根本的。我们总是把政府,或者把领袖看作是领导人,看作是指路人,看作是给我们的幸福的人,不是。所以有一种观点,我不完全同意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但是有一种看法是对的,政府必须要调整自己,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命题是最正确的,服务是政府的职能而不是其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怎么服务,那就得要问问老百姓满意不满意,老百姓高兴不高兴。你要以这个为根本标志。由于我们过去古老的权利结构,各级政府领导都是眼睛朝上,对上负责,现在要转变过来,要把眼睛朝下,对民众、对你的国民负责。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例子,比如说政府做了什么事情,大家感谢政府,感谢党,其实应该反过来,应该要感谢人民。在国外你会发现,一个老太太过马路的时候可以对警察说“你好”,警察马上就来,毕恭毕敬的问老太太,我能帮你什么?我这个东西提不回去,你帮我送回去。警察就会赶紧送她回去。我缴税,我用税款雇佣了你,你就得为我服务。我经常开玩笑,什么时候在中国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官具有“民”的感觉,而我们的“民”具有“官”的感觉,那么我们的政治文明,我们国家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就真的到了一个新的让人满意的水平和层次。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现场互动

  陈实:感谢万教授非常精彩的演讲。其实,万教授这些年的学问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既有形而上的思考,又有学术供其之右,既关注现实,又关注我们的社会。他是在这两者之间去对我们现代社会和现代的伦理进行不断的探索。同时也回答知识的合法性和文化的伦理性,从这里边来解说,万教授用非常深入浅出的语言给我们讲了伦理学“什么是幸福”的大道理。我记得好像在西方一些伦理学家,哲学家们里面讲“什么是幸福”就是从亚历德(谐音)一直问到现在。就像刚刚万教授讲的“何为幸福”?一万个人有一个万个回答,在哲学界里也是这样子的。

  今天万教授讲了四个问题,一个是“何为幸福?”一个是怎么追求幸福。我觉得怎么追求幸福里边,他有一个自己的定义,就叫做理性的去寻找适合自己、成就自己的,恒定的,持续的稳重生活。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创造,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接下来万教授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分享幸福和享受幸福。幸福到我们门口的时候我们还不太会享受。万教授告诉我们幸福是不能独享的,你在创造价值的时候,同时要学会去享受这样的价值。有一个标准就是社会的分享度越广泛,那社会就越公平,那幸福指数就越高。最后,万教授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有限的,都需要别人,所以用社会生活的方式它会更安全,能获得更多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幸福。

  第二个我觉得特别有启发的是政府是人们去实现幸福的工具,政府应该是佣人、仆人。嘴巴上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为人民币服务,政府不能这样的。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应该是鱼水关系,不要成了油水关系。万教授从“幸福广东”的概念出发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幸福,非常感谢万教授。下面我们按照论坛的惯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提问1:万教授你好,刚才您提到追求幸福,我认为追求幸福有两种方式,刚才您提到很多的是外求幸福,对外追求幸福,这可能是西方的一种方式。中国追求幸福的方式是内求幸福。我想问一下现在有一个幸福指数的调查,就是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不是物质丰富的国家,而是一些宗教性的国家。我想问一下万教授“宗教和幸福”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的关系。

  万俊人:你提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中国大使馆的朋友经常告诉我,印度人他们经常吃的剩饭剩菜,倒到桶里面马上就有人吃。但是,你知道印度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家知道泰姬陵的墙壁是大理石的,先前有16种宝石,密密麻麻的,而且有的宝石里面已经松动了,用指甲是很容易剥出来。但是很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去剥过那个宝石。有的人讲泰国的很多建筑是金的,而且不高,很容易被偷的,但是没有人去偷,这就是宗教的力量。

  宗教有另外一种理解,说宗教谈不谈幸福?谈,宗教里面也谈福。比如说我的一位台湾朋友,他主张人间佛教,也就是说佛教不能不管人间烟火,他也要管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教也很入世,他自己就很入世,他是国民党中常委,而且他在台湾的经济事业做得很大,在日本都有房地产。大家给他取了几个外号,一个说他“政治和尚”,一个说他“经济和尚”。宗教也入世,如果就宗教本身来说,它不谈论人的幸福,或者说它不能谈论此时世俗的幸福问题,它谈论来世和天国的幸福。所以,它是超过经验的。你说的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宗教对人类自我调整自己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缺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不同于其他的物类,我们的生活很大部分是由我们的精神和信仰构成的,人是最不安分的动物。我刚才说了,人其实都是必死的,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那怎么办呢?就通过一种寄托方式,相信有来世有天国,再活一次,其实所有人都有求生的欲望。所以,宗教是给人们一种想像和延伸自己欲望与需求的空间。你不能说像康熙大帝我真想再活五百年,那明知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可能是说来世我可以再活,或投胎,我还可以在天国再活。

  我讲个故事,过去季羡林先生和我们北大哲学系的老领导冯定,冯定先生过去写了一本书叫做《平凡的真理》,这本书影响过一代人。一个是非常共产主义,非常伦理,一个是搞宗教的。两位老人刚好有一次住在同一个医院,冯定是六级干部,行政六级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他的级别很好。大家知道老人住院跟我们年轻人住院的感觉不一样,他有一种临终的感觉。所以,老人痴呆它为什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他根本的问题,不是身体本身的问题,而是心理问题。我这次进来,是不是出不去了。他就么想,越想就越糟糕。你知道治病在咱们中医里面主要是靠心理作用。老人住院的感觉不一样,因为冯定教授跟季羡林讨论一个问题,冯定说:“季老您会不会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像马克思说的,宗教就没了”?季老一生像诸葛亮一样平生谨慎,他不好回答这个问题。那时候的气氛还没有现在好,所以他就支支吾吾。

  冯定看到季老有点犹豫,冯定先生说:“咱俩学诸葛亮和周瑜,把答案写在手上”。结果他俩的答案是一样的。都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其中一个就是道出了宗教的根本特点,那就是只要人的生和死的界限无法同通越,宗教就不会消亡。为什么呢?活着的人不知道死后的思想。但凡你知道了,你又没法告诉活着的人“哎呀,这有天国,我告诉你们很好玩”。因为你说不出来了,所以,生和死的界限过不去。宗教就是一座生和死之间的桥梁。只要你把死以后的事情解释不清楚,宗教就有存在的理由。无论哪个社会。所以这跟社会形态无关,而跟我们人类的精神、想象和我们的生存欲望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本身是影响最广泛的。所以他讲的幸福不是此时此刻的,而是彼时彼刻的,超越了未来。

  我讲这个故事,就说他讲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幸福,他不是不讲幸福。但是他反过来,因为有这种力量的约束,所以你会发现教徒他有崇敬心,有恐惧心。比如说害怕惩罚,下地狱。读过《古兰经》的人就是知道。我读《古兰经》的时候,脊梁骨都发凉,一下去下地狱,那十八层地狱吃什么?你吃的是石头,我马上觉得牙齿不舒服。喝的是脓水,我当时的感觉很恶心。我想《古兰经》怎么这样的,后来听说是北大哲学系的马兰翻译的。我说马先生,你就不能找一点好听点词吗?我读起来牙都疼,你吃的石头,喝的是脓水,我的天啊,它给你带来恐惧,但这种恐惧是必要的恐惧。所以人不能无法无天,不能太狂妄,必须要有所敬,有所畏,所以敬畏用我们儒家学说来讲是做人之本。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恰恰给人们提供敬和畏的一种依据。有助于更好的珍惜现实的幸福,但是它本身不谈世俗的幸福。

  陈实:万教授刚才说的这段话其实很简单,叫做“有敬畏就有幸福”。但是现在的敬畏感几乎没有了。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丢了很多很多的传统,丢的最大的一个传统就是敬畏。

  提问2:万教授你好,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不同的,每个人的幸福感也是不同的。我们现在看到,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的一个堕落,那我们应该靠哪些人去改变它?怎么去改变它?

  万俊人: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前不久在郭明义的座谈会上,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们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道德问题,就是人没有敬畏,而且基本的崇敬之心都没有,就是太过于冷漠、过于模糊。你现在做个好人比做个坏人要难的多。我有一个叔叔,他过去在河南的一家集团公司做到副总的位置,年终分股,给他分了30万。我叔叔是一书呆子,他说:“你给我的工资已经很高了,我不要”。但隔了几年他就被降为一个部门的副经理,到前不久退休,他就是以普通职员退的。后来他很感慨。我就跟他说:“你拒绝要原始股的时候,你对其他的人是一个危险”。你没要,别人会想说不定哪天你会告我,所以人家就都提防你。他说“我没那个意思,我去告人家干嘛呢,人家给我一份工作,我在里边干的很好。我不要,是因为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要,我觉得我的工资已经够了。而且我也不懂股票”。他是真正不得不想,我跟我们老总说:“我不知道这事情,我没看见,也没听见”。但是,你这么说人家还是不放心。要是哪一天我批评你严厉了,你把这事抖出来,那我不完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像类似的事情很多,你在一个部门做一个好人比做一个坏人要难。

  我们过去的社会如果有一个英雄,有一个先进,我们投去的目光都是敬慕的。现在像咱们班上,同学们做了一件好事,别人就会挖苦的说:“雷锋到我们身边来了,大家看啊”。做好事的人不敢做了。现在,做好事,做好人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文化道德文化气侯不好。如果英雄好人招到奚落,而坏人招到吹捧,说这人了不起,就像凤姐。如果脱衣服比穿衣服更受到人们推崇,那这个社会会怎样呢?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今天的中国,我不担心它别的东西,只是担心它巴比伦文化。

  我们知道有四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埃及是最古老的,第二是巴比伦。它的历史比我们长,它的辉煌是我们不能比拟的,但是它是最短命的。为什么呢?查理大帝很多年以后去看巴比伦的遗址,他说了一句话挺耐人寻味。他说:“巴比伦必定会灭亡”。这什么意思?你读查理大帝的一些东西一看就会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民族是一个颓废的民族,它对于人类的文明进步来说是一种败诉,不消除它人类都会变成跟他们一样“今朝有酒今朝醉”。巴比伦因为它处于地中海、欧、亚、非交汇的地方,所以,他是最富裕的。巴比伦人满身都是钱,那么他们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产业大部分是巴比伦人的发明,像赌、黄、大部分都是他的发明。

  我们说古希腊文明发明,我们有四大发现,没有火药的话,现在导弹针怎么搞都不知道,指南针、航海怎么搞也不知道。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又发明了哲学、奥林匹克运动员,我们现在还在搞。所以,希腊人的发明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关乎人的精神,一个关乎人的身体。古希腊哲学全部的精神就是一句话:“高尚的灵魂育于健壮的体魄当中”。就是说,高尚的灵魂要有一个健壮的体魄,身体要好,精神也要好。现在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呢?需要有一个典范的群体,他们要有“出淤泥而不染”,要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这种精神。所以,我比较佩服现在的道德英雄或者道德楷模,有的是很平凡的。我知道郭明义他都没穿过一件好衣服的,但是,他每年献血、捐东西,他令我非常感动。

  还有我接触的另外一个人叫陈光标,上次在无锡开会的时候,他跟我讲:“万老师你看我捐了多少钱,我都有记录的”。一张一张的记录了。陈光标捐的钱肯定郭明义多很多,但是陈光标他做好事就是一定要让天下人知道。他每次捐钱实际上捐了还不到1/3,但他一定要写上捐了1/3,我觉得这个很过份。我比较佩服郭明义他虽然捐的没陈光标多,陈光标他一捐就是几千万。但是你如果把追求荣誉和奉献于社会把它关联起来,那你本身的社会力量就大了起来。所以,从伦理学角度来说,我认为郭明义的力量远远大于陈光标。我们的社会就缺乏这个。过去像北大、清华有人讲“从我做起”、“现在做起”,但是你知道在今天非理智化的社会里面,商业化、世俗化太厉害了。

  所以,知识分子或者青年群体他不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么有力了。就像说季羡林写文章,或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他也没有什么力了。所以现在高贵的高贵不起来,你再高贵也把它俗化了。赵本山就是一个典型。他俗话的力量像一个魔力一样,什么东西都在调侃之间玩弄。所以,为什么中央提出反三俗呢?俗话的一个总大毛病是让整个社会吸取一种基本的认真精神、严肃精神。一切都在玩弄、忽悠、调侃、恶搞。所以,像现在的很多文字,“给力”、“搞定”这都很不文雅的。像“搞”我们基本上是不说的,除非一定要用这个字我们才说。你看现在都已成为了课堂语言了。我有的时候要到网上学一些语言你,你比方说“给力、哇塞、太窘了、杯具”。你看“悲剧”这个词是什么呢,是有人打“悲剧”结果把它打成“杯具”。

  作为一个文明记事的汉字都被俗化,被调整化,实际上我们的文明现在已经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了,已经处于很危险的地步了。所以上次中央提出反三俗的时候,有一次我开会,我对我们的文化部部长说:“过去像王朔他们写小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太俗。那是王朔挑起的,到现在春节晚会赵本山俗到什么程度,此去省去多少多少字,这个最早不是他的发明,为什么?因为他有影响。92年的时候,就有大量的此去省略600字,那时候是学《金瓶梅》意思是说我这个场景就不描绘了。但是,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却没流行起来。但是赵本山在春节晚会上一忽悠,现在很多人给我发短信:“万老师,祝你愉快!此去省略5个字”。 这说明他已经流行了。所以我们社会需要英雄群体,然后我们这个时代是最难容忍英雄,少给英雄以立足之地的社会。这就使我们拥有5000年文明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们谈论“幸福广东”的时候,我们要超越精神宗教。

  提问3:万教授您好,听了您的演讲我感受很深,能向你请教我感到很幸福,能听到掌声我觉得更幸福了。我觉得幸福是一种感受,应该说是一种抽象的,但是具体来说,我觉得幸福也是很具体的,很现实的。像汪洋提出的“打造幸福广东”,他是作为政府机关、政府部门提出来的。国家不仅有政府机关,还有大学和企事业单位,那么我想请教万教授一个具体的问题,作为一个企业除了用具体的现实给职工提高经济待遇之外,还有什么能为我们企业的职工创造更多的幸福?

  万俊人:我跟企业家接触的比较多,跟企业家也讲过很多课。企业家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特殊的地位。对价值的创造直接通过无数个企业体现出来,现在中国的企业全世界无孔不入,最近,有中国企业到南千岛岛屿去投资了。这个问题很恼火,俄罗斯没钱,中国是有钱不知道该怎么用。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要分享幸福,就是这样的。企业很重要,企业家也很重要。我经常说企业家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因为企业家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角,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这台戏演得好坏,作为主角的你们这个表演是很重要。像在北京,他们有很多的俱乐部,过去的俱乐部大部分是享受型的。

  但是现在我发现有很多文化俱乐部,比如讨论中国瓷器问题,我们怎么建立一个纪年会,现在企业主要是考虑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确实钱多了。17、18世纪的英国的企业家,当时马克思说他们黑心,每个毛血细胞都流着工人的血,自私、贪婪、心地也不好,卖棺材的希望天天都死人。但是你看今天的伦敦,伦敦在17、18世纪是一个工业作坊的手工厂,相当于咱们的中国。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很漂亮,但是不够雄伟。我上次在咱们城市论坛中谈到这个问题,苏格兰银行的经济学家他到剑桥看我的时候跟我讨论,他说:“全世界他最喜欢四个城市,像北京、巴黎、圣彼得堡这大的城市”。我说:“你为什么不喜欢伦敦呢?”他说:“伦敦不行”。他的理由是惟有这四个城市堪为“帝国的首都”。伦敦连搞一个检阅的地方都没有。不像我们的长安街20万、30万部队走过去都没有问题。法国有香舍里大街,圣彼得堡极其漂亮,很有帝国风范。

  现在的企业家到了一个很关键地步,有的人说中华帝国重新崛起,它的脊梁是大量的企业主体,因为现在的竞争主要是实业的竞争。现在中国有几个很重大的群体,一个是企业家。实力最后怎样体现出来?要靠元帅和将军打出来。真正的军舰要保护,如果你天天去搞偷渡,搞走私,那就完蛋了。军舰必须是打仗的,不能走私。在这个意义上企业要怎么幸福呢?你不能说光给工人提工资,但工人的工资是很重要的,但还有一点是你要建立自己企业的文化。日本的企业管理是比较成功的,现在德国人都学日本。它有两点,一个是红包制,就是说它工资以外有一个红包制,而且这个红包制工人相互之间是不知道的。所以,日本企业工人的平均义务劳动时间不超过2-3个小时。所以,很长时间美国人不清楚,认为日本人在美国倾销他的汽车。因为,按美国人对一辆本田的价格计算的话,是连成本都收不回来的。但日本人说,我挣了钱,你可以查我的财务。一查真的挣了钱。我不是倾销,我是竞销。为什么呢?因为每一辆本田汽车的劳动量算计实际上是不充分的,还有一些义务劳动量是没有计算成本的。

  另一个企业文化,就是包括企业忠诚和职业道德。过去我们很多人说玩虚的没意思。但是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老板,尤其是企业越做越大的时候,当你超越家族史企业,超越地方式企业,成为国际的企业、跨行的大企业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关键人才,结果因为工资问题被别人挖走,那完蛋了。一个人掌握的技术就决定你这个企业的生死,那风险很大的,人家挖走了一个人,你就完蛋了。就像现在大学里面的挖人一样,你挖走一个普通教授没关系,挖走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那整个学科就完了。所以,季羡林先生去世以后,就出现了从此人文无大事。我们的社会俗文化,是一个需要智人,但没有智人。需要大智,但不产生大智的时代。所以,现在是军事论战“各领风骚三五年”。幸福从一个企业文化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企业文化让人感觉在你这里工作、生活、发展是前途的,是很重要的。这大概比你多发工资,多发奖金更重要。

  提问4:万老师你好,我作为一个学生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觉得哲学听起来让普通老百姓感觉到高深,但哲学是一个好东西,那如何使哲学平民化,使其真正服务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呢?

  万俊人:不是哲学服务于群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你像希腊人每个人都是哲学家。2000年奥运会在希腊举行的时候,雅典很多的市民在奥运会主办期间开车出去旅游,而不去看奥运会,很多人不理解,你不看奥运会,跑出去玩。但是希腊人就觉得看热闹还不如一种宁静的生活。享受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实际上希腊人非常哲学化,西方人也很哲学化。所谓哲学,其实它不是很高深。它什么东西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就讲理。但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你要想想这个道理在哪里,我觉得是有道理我就做,没有道理的就不去做。过去我们讲,哲学要服务大众,其实这个话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的。其实,哲学就是生活的本身,哲学在希腊人的说法就是智慧和爱。

  我的师弟在美国找了一个女朋友,他们两个都学哲学的,他俩的名字合起来叫做哲学。哲学就是爱智慧,爱智慧是每一个人的天性。什么叫智慧呢?过去有一个比喻,智慧是酒,知识是水,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只有喝过之后你才发现,一杯无色无味,一杯无色但有味,那有味的就是智慧。在打个比方,什么叫知识?就是“1+1=2”。什么叫智慧?“1+1”在某些情况下等于1,比如说结了婚合二为一,他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但是,前提先承认“1+1=2”,然后说在某些条件下“1+1=1”这是什么呢?就像我们我们爱臭美,爱钱,但是一爱指挥。每个人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本身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母亲其实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在家庭贫困的时候,她们要筹谋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她必须考虑生计问题,所以她们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而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把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把它抽象化,然后推出一个公式来。

  陈实:万教授的意思是要学好哲学就要谈好恋爱。刚才提了四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个上面的提问都很重要的,一个外求幸福和内求幸福的问题,它是把哲学和宗教给联在一起思考。第二个是价值缺失的问题,刚才万教授说了他自己的看法,我也提两点小小的看法。第一点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像万教授学习。学什么呢?万教授实际上关心四大领域,在伦理学领域里面他关心四大伦理。第一是经济伦理;第二是政治伦理;第三是普适伦理;第四是伦理的现代新问题。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搞懂价值的含义。第二要创造,我们现在的创造还不够,只会创造“八荣八耻”,不会创造别的东西。哲学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有新的体系,新路子。都应该像万教授一样,有更多的人去创造价值。

  我记得美国有一哲学家曾经讲过一句话,300多年来多的是政治哲学,没有发展的是道德哲学,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伦理学,我觉得这是价值的问题。企业幸福的问题,万教授讲到了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我觉得有四点。

  第一,企业必须是战略型的企业,要有战略性的思考,我们广东企业家很大,但是最缺少的是战略型企业家。第二你要有企业精神;第三你要有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最本质的,不单单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幸福和公平为核心的以人为本。我觉得这样的企业肯定是幸福的,也肯定是发展的。第四是关于哲学服务的问题,我觉得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能够为改革开放服务,广东做得最好,每一个改革的行动后面都站着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思考。在长春第一次三峡会上,我们的社科院提出“广东的现代化离不开广东社科院”。这就是力量。那么,现在在轮到我来问万教授,我代表大家问万教授一个问题,请万教授用非常简单的两、三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叫文化?

  万俊人:咱们古人都说:“以文化成天下”。文化就是不野蛮,摆脱野蛮的状态。所以文化说不好的,不是你有知识,有水平就有文化。中国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摆脱一种愚昧和野蛮的状态,这个叫文明,也叫文化。

  陈实:感谢万教授关于什么是文化的71种回答。我送大家四句话,叫做:“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魄要健康。自由其思想,思想要自由,要敢想敢做,要解放思想。严明其纪律”。有些纪律还是要遵守的。

  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身心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