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哈娜鸡蛋饼:信访“销号”与政府权威的消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19 19:56:14

 

信访“销号”与政府权威的消解


王琳 

  “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在官场流传甚广的这个段子,大致说明了信访“销号”的产生根源。即一些地方党政官员对“没事”的追求。为了“没事”,所以要“搞定”信访官员,“摆平”上访的访民。“搞定”了,也就“稳定”了——尽管那只是信访登记册上的“账面稳定”。易产生不稳定的信访事件,并不因销号而消失。被“摆平”的访民仍将在表面的“稳定”之下积聚力量,等待着下一次的爆发。


  而对于基层官员来说,有在任期间的“账面稳定”就够了。“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尤其是对某些地方的主要党政领导而言,所谓“地方”,只不过是其升迁过程中的一个驿站而已。为什么会形成只要“账面稳定”,不要“长治久安”的功利心态?一语以弊之,“流官制”!


  “流官制”的核心,是自上而下的官员选任机制。这一官制的表象之一,就是“异地为官”。对中央而言,“流官制”的好处是通过对地方人事权的掌控,可以强化中央权威,保障政令畅通。对地方民众而言,服从异地空降而来的官员,实是服从中央的安排。我们很难想象,许多与本地没有任何交集的官员,居然也能顺利地通过地方人大的选举和任命。本应以当地多数民意为依归的地方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委员,凭什么相信一个对本地尚无认知的“外来和尚”?
  法律层面上的“选举”,本是实施“流官制”最大的障碍,但它总很顺畅地通过潜规则而加以实现。按宪法和选举法的相关规定,地方行政首长要由地方人大选举。来自上级的考察与推荐,事实上成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纽带。在笔者的视野中,一些地方人大代表对上级“圈定”的推荐人选的认同,不但有“保持一致”的自觉性,更有对现任官员的失望及对拟任官员的期盼。


  但在“流官制”的基本现实之下,对于“外来和尚”,“地方”都在“遥远”之处(所谓“在那遥远的地方”),而无法进驻内心。千百年来,我们是一个安土重乡型社会,讲究的是“叶落归根”。“第二故乡”或“此心安处即吾乡”的说法,或有真诚感慨之意,然而多数恐怕还是心理调适之词。对“地方”没了感情依归,也就没了“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尤其是对一些正当年的地方领导来说,他们对地方的最大需要,就是“没事”,其次才是“政绩”。
 

  “流官制”还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增压机制,省长要求市长实现其辖区内“零上访”,市长则将此压力提升之后,转移到县长。层层增压之后,最终任务落在各部门领导和乡镇领导身上。他们成了“销号”市场最大的买方。


  “销号”之所以能成为一宗买卖,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自然是既有需求,也有供给。这和网络删帖市场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销号”贿买的是行政公权力,而删帖贿买的通常是社会公权力。能在网上将一宗个案演变成政府公共危机事件的,常常是商业网站而非“官网”。“销号”的潜滋暗长,也在促进访民“信网不信访”。可以预期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删帖”也会跟随“销号”成为地方党政部门的“重点工作”。
 

  “销号”的危害可能远非侵犯公民信访权这么简单。它的实质是“花钱买稳定”,亦即花费公共财政去贿买某些领导所要的表面稳定。不管目的为何,这种贿赂行为本身,都消解了地方政府权威;国家信访部门工作人员被地方政府收买的同时,中央政府权威同样被消解。被从纸面上强行抹去的信访事件,多数并不会自行消失,而仍会绕过重重障碍反馈到中央一级。这种对不稳定事件的暂时压制,最终是要连本带利归还给政府。近年来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等,莫不是在多年的民怨积聚之后,借助于一宗小小的个案而突然集中暴发出来的政府公共危机。


  遏制“销号”的解决之道,在司法对策上,无非是实施对买方和卖方的“双打制”。“销号”实是明显的金钱与权力的交换。信访权寻租,受其影响的,是底层民众对各级政府所抱有的最后一丝信心。不说“加大打击力度”,最起码,也不应偏离职能部门反腐败的视野。同理,地方政府为“销号”而行贿,虽扛着“维稳”的大旗,也不影响其犯罪构成。但为何多年以来信访“销号”明滋暗长,甚至公开出现在某些地方大员的工作报告里,我们却未能见到哪怕一起立案调查的例子?
 

  “销号”的体制对策,当在“官制”的回归——当地方人大真正回归为地方的民意机构,回归为地方民众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不管你是流官还是土官,都得对民意负责。那时,也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越级上访了。在民选官而不是官选官的时代,“销号”自然也将随之而消失。
  
(删节版刊发于《财经》2010年12月6日,此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