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县教育网:富豪捐2亿提最苛刻要求 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

　　近10万名西南贫困百姓领到了曹德旺捐助的2000元“救命钱”，曹德旺对这个项目的过程和结果表示满意。

　　为了把管理成本控制在曹德旺要求的范围内，项目工作人员没有配备越野车，经常步行走山路下乡。

受惠者。

　　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以“苛刻、抠门”的条件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

　　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

　　在近日举行的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个“彝族老乡”。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们不知道，在这笔善款到他们手中的过程中，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富豪大多数时间都是板着脸的，对捐款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高度警戒。

　　10个月前，这笔捐款似乎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

　　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还聘请、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这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如此苛刻的条件，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舆论好奇：它会成为今后公益捐款的标杆吗？管理费比例及不够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机制，会因此而有所松动吗？

　　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

　　文/本报记者肖欢欢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市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较真的慈善家：

　　“该省一分省一分”

　　谈起这笔捐款，曹德旺动情地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知道那种滋味。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5月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亲赴福建，与曹德旺签署了一份协议。“我们基金会的项目一般都是秘书处负责执行的，会长很少参与、具体执行。这次我们会长亲自出马，足见重视程度。”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告诉记者。

　　在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段应碧心里有些忐忑。他对同事说，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钱”，操作起来比其他项目难度大，因为对方提的要求很高。

　　要拿到曹德旺的这2亿元捐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开出的条件是：捐款发放过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

　　被称为“中国比尔?盖茨” 的曹德旺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与慈善事业结缘。1998年长江水灾，曹德旺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曹德旺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我这里有钱，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了。”曹德旺说。

　　“史上最苛刻”：

　　基金会违约就赔30倍

　　根据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600万元，这笔钱是按3%的占比计算出来的。曹德旺说，他知道“行规”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他成了所谓“最苛刻的捐款人”，曹德旺对此不以为然：“3%的比例并不低，后来他们不就做成了吗？”

　　“以前我们接手的项目，管理费的比例一般都是10%；3%的比例实在太低，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当初对要不要接这个项目，领导心里也直打鼓，甚至有同事信心不足。

　　“接下这个项目，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赖的，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更大胆地捐款。”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表示。

　　另一个挑战是1%的差错率。陈红涛说，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错率控制在1%以内并不难，甚至能够做到100%准确。但此番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5个省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操作难度极大。“究竟哪些人需要帮助？怎样才能确保钱安全到达他们手中？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和渠道。”

　　曹德旺才不管这些，他有自己的逻辑。“做事情就要定下条条框框。”他说，“不是我对扶贫基金会不信任，协议也不单单是约束扶贫基金会的。他们可以拿着我这个合同跟各地的领导说，‘我跟曹德旺合作，后门走不了，弄错了我要赔偿’。我的目的是让扶贫基金会有个挡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后门从这笔钱里分流一点――做不到！”

　　他的“苛刻”远不止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监督。作为资深捐赠人，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

　　和时间赛跑：

　　2亿捐款，6个月，9万农户

　　“最苛刻捐款”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确定受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合同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他说：“我们曾在一个村做过调查。我们问一个村干部：‘捐款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如果有3个人分不到钱，你该怎么办？’他的答复是：‘我自己不要，再动员几个老党员不要，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又问：‘如果村里只有一半农户能得到捐款，该分给哪些人？’村干部犹豫了一阵子说：‘这笔钱我宁愿不要了，会得罪人。’光一个村就已经如此复杂了，我们的钱需要分给5个省份的9万多户，难度可想而知。”

　　钱发给谁？基金会绞尽了脑汁。陈红涛说，项目最后能成功，主要是有体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种资源。基金会首先圈定了17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钱人”排除在资助范围外。规定极细，工作量也极大。“凡是在村里当官的，开小卖部的，家里有孩子出国读书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前往项目村，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多亏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的入户核查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诉，最后淘汰了约2%的农户。”陈红涛说。

　　工作过程中，基层干部有些郁闷。例如，个别乡镇、村组干部的亲属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他们对项目不理解，甚至反感厌倦；觉得复杂的条件是对他们的不信任。

　　庞大的工作量也让一些基层干部叫苦不迭。仅以《受助农户汇总表》为例，每户信息11项，受助人数1000人的乡镇需要录入11000条数据，还不能有错误。

　　一般情况下，一个乡的受助农户信息，需要一名扶贫专干花2~3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录入。项目规模最大的贵州省望谟县石屯镇，更是需要录入4700户的51000多条数据，信息录入工作人员却只是扶贫专干一人，工作量惊人。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么发钱的问题了。曾出现过的捐款被“截流”或“缩水”的教训，让基金会多长了个心眼。为了确保2000元“救命钱”不在发放过程中被截流，基金会决定：直接将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去除任何中间环节。为此，他们给受助农户统一办理了接收资助款的专用存折。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农户手中，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到账。

　　超低管理费：

　　带干粮爬山路只为省钱

　　一方面要“和时间赛跑”，同时还要保证不出错，不浪费钱。有人笑称，曹德旺这个要求是“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曹德旺“有言在先”，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果差错率超过1%，曹德旺将索赔30倍。而曹德旺给出的管理费用只有“抠门”的3%、600万元。怎么办？基金会只能千方百计地精打细算。

　　陈红涛动情地说，面对巨大的压力，基金会分别与各项目省、项目县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了严格的问责条款。各省、市扶贫办动用数以千计的乡村干部参与项目的执行工作，如此一来，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都绑在了一块。

　　为了降低运作成本，扶贫基金会在西南6所大学里面挑选了500多名志愿者，两人一个小组，入村核查，确定受益人名单。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大山里徒步、搭摩托，甚至骑马，每个小组一天至少要完成20户的核查工作。

　　据统计，为了曹德旺这个捐款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了50余名员工和20多名助理；加上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20多名社会志愿者和五省区扶贫办的干部，执行人员的总数超过1万人。手头紧，任务量大，基金会和志愿者们吃尽了苦头。

　　首要的困难是交通条件险恶。各项目县的大多数项目村距乡镇有1个多小时的山路，距村委会最远的自然村需要翻山越岭徒步12个小时才能到达。

　　二是住宿和饮食条件艰苦。志愿者多半时间住在乡镇的简易招待所里，没有空调、没有淋浴间。而该项目实施时正值炎热的夏季。参与信息复核工作的志愿者更是早出晚归，自带干粮解决午饭。

　　三是山区安全隐患多。虽然基金会多次强调“宁可爬山也不坐摩托”，但囿于部分项目村过于偏远和工作时间紧，搭手扶拖拉机或摩托都是常有的事。因塌方、山体滑坡、泥石流或大雨造成断路进而被困山中的事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交通意外。

　　因经费紧张，每个志愿者的包干费用总额才1800元。对于路途较远，工作时间较长(15天以上)的志愿者来说，除去往返路费、保险费，食宿费用就显得非常紧张了，需要省吃俭用。多数志愿者工作期间基本都住乡镇上15元/天的小旅馆，下村就搭班车。

　　按理说，17个项目县均在边远山区，路况差、道路险，出于安全考虑，项目组应使用越野车出行，但越野车的日租要400~500元，为了压缩费用支出，基金会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大多租用微型面包车。

　　各省、市扶贫办项目专干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我们给省扶贫办和项目县分别按受助农户数量提供2元/户和5元/户的执行经费支持，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光打印、复印存折就要‘亏钱’，更别说基层扶贫办开展工作的路费和餐费了。”

　　“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启示录：

　　管理费有无下调空间？

　　近日，独立第三方披露了该项目的评估报告，确认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达到了曹德旺的要求。

　　哪些因素影响透明？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说，曹德旺开了个好头，开启了中国公益捐款的问责机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陈红涛也表示，对于企业的这种捐款问责，中国扶贫基金会持欢迎态度。他认为，当前中国公益捐款的透明度还远远不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捐款透明是有成本的。“透不透明，不能自己说，要请独立的第三方来证明，还要请人去调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第二，捐款太透明基金会有顾虑。“如果一个基金会公开某个项目的差错率是3%，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呢？很多人很可能因为‘3%’而认为这家基金会的管理能力不行，不敢给它捐款。不少基金会有这个顾虑，才不敢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