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蓝月传奇 战士英雄天赋:吴思：权力黑化与百姓预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0 06:32:10
吴思：权力黑化与百姓预期
史书背后的兴替之道
《南风窗》（以下简称为《南》）：继《潜规则》之后，您的历史新著《血酬定律》再一次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
吴思（以下简称为吴）：这两本书都是寻求一种对中国历史有穿透性的解释方法，一种上不得台面，但又确实在起作用的现实游戏规则。而在《血酬定律》中，我想着重回答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有人有资格靠暴力收取租金，而又得到人们的配合？《潜规则》里讲灰色收入，但是需要深究为什么有的人就有资格获得灰色收入。“血酬定律”就是想解开人们心底的某种计算方式。我们知道，劳动换取的收益叫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
这个概念不仅可以解释那些强盗、马贼凭借害人手段榨取钱财的本质，还可以简明有力地解释天下兴替。“血酬定律”眼中的历史，如果概括为一句话，即打天下的过程，就是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坐江山的制度，就是用暴力攫取的生存资源被合法化的制度。
《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说的是强者逻辑，但历史上还有两句话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血酬定律”怎么看待这种“道”？
吴：历史上统治者最大的功能就是维持社会的秩序，对老百姓来说最怕的就是天下大乱，最盼望的就是天下太平。当然封建统治者会把自己装饰成道德很高尚的样子，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谁道德高尚不高尚，而是谁能维持社会秩序，这就是得天下的道。
设想一下，一块土地上，有多股土匪，今天你来抢一下，明天他来抢一下，老百姓是最遭殃的。后来一股最有实力的土匪，把其他土匪都打跑了，跟老百姓说，以后你们不会再被其他土匪搜刮了，保护费统统交给我。这个土匪可能过去也干了不少坏事，可老百姓不会计较这些，因为这样的人往往正是因为最凶狠，才能把其他土匪赶跑。
《南》我们常常面谱化地理解土匪，要么被逼上梁山、一心想“转正”，要么就是十恶不赦。我去过山西、东北一些地方，老人们往往说，像阎锡山、张作霖这样半官半匪的“反动军阀”，在当地也干了很多发展经济、兴办教育的工作。
吴：这是一个规律，任何人不管他的名声是不是土匪，只要他不是流寇，占据了一块自己的领地，在可预见的将来其收益将来源于这块土地，他当然希望这块地方经济发展，这符合他自身的利益。杀鸡取卵是最蠢的事情。他所要防止的是其他流寇侵入这块领地，同时努力扩充自己的领地。
当他有了进一步的实力，不再满足于做小地方土皇上，想打江山、坐天下，就要找一面旗帜，比如“耕者有其田”、“闯王来了不纳粮”，至少是能包装自己野心的堂而皇之的口号，于是土匪就成了“义军”。
权力的黑度
《南》这么说来，人们大多数时候面对的是不好也不坏的秩序维持者，生活在“灰色地带”？
吴：我过去用“灰社会”来说明这种情况。各种社会在“黑”方面的程度是有区别的，但我的文章会给人一个误解，似乎所有的社会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其实不是这样。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明确一个现代观念，即政府、政权不是单方面统治或者管理老百姓的，而是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的，老百姓缴税不是表示臣服，而是作为换取公共服务的交易行为。
这是理想状态下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关系称作黑社会化，因为它是一种公平交易。那么这种关系什么时候开始变灰变黑呢？
我们拿物业公司来打个比方吧。你的小区召了一家物业公司，一开始他说得忒好，不占居民的便宜，拿了你100元的管理费就给你提供100元的服务，甚至给你提供120元的服务，你能不乐意吗？这个物业公司养了一群保安，实力越来越强大，很快你就发现不对劲了，公司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差，而且收费越来越高。这还不算，他们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都拉进物业公司了，光拿钱不干事，你提意见还对你爱理不理。你回过神来说，不行，这样下去咱得换一家物业公司。这时候，他们就把脸拉下来了：咱们是拼了血本，把别的物业公司打跑了，才占了这块地方，现在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有这么容易吗？再一看，他们把业主委员会也给收买控制了，你要再敢提意见，他就说你干扰小区治安，让保安收拾你，这样你只好认了。到这个地步，这个小区差不多就已经黑社会化了，居民只能被动接受现实。
专制政权也是这样，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一旦打下江山，就一代代坐江山，哪怕他的继承者是个弱智或者坏蛋，老百姓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像萨达姆强权政府就是最大的黑社会，虽然他们名义上也搞选举，但是人民只有拥护的权利，没有不拥护的权利，背后还是靠武力撑腰。
《南》:有一种理论认为，公共服务不像一般的商品，其中区别之一就是供应的对象即政府官员，可不像厂家那样容易挑选。
吴：这是最可悲的地方，如果政府收了100元的税，提供了95元的公共服务，另外5元自己人打牙祭了，老百姓可能感觉不出来。如果政府收了100元，把50元都供官员享受了，老百姓能感觉不出来？
但是一个政权的官吏层往往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和老百姓的命运。我写海瑞的时候，写到海瑞被罢官，老百姓都哭着去送他的时候，越往下写越难受，自己也忍不住大哭一场。这些被称作草民的百姓心里明白什么样的官员对他们好，什么样的官员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可他们却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被动地接受上面派来的官员，这似乎成了一种宿命。
权力黑化的推动机制
《南》:现在我们回到现实，当前有一种现象，一个地方只要一把手全心全意为人民，就能把一个地方搞好，这个地方的官风也会比较好，反之整个班子就容易烂掉。
吴:一个人就决定了一整套班子，恰恰说明这里的官员任用体制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也许个别人的道德感召比较有效，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的选择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精确算计，谁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就得讨好谁。所以在没有民主程序的地方，领导的脸色最重要，如果碰巧一个一把手把老百姓当亲孙子一样疼爱，干部至少面子上也得对老百姓好，才能讨上级高兴。换了一个不在乎老百姓的一把手，谁给他送礼就喜欢谁，那干部也不用在乎老百姓。对每一个这样体系中的个体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把手的感召力，而是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南》:好一把手恐怕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吴：一个领导就算他自己再清廉，下面这么多人他有10只眼睛也监督不过来。就算这个人道德高尚而且精力旺盛，盯着大家的一举一动，六亲不认，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众叛亲离。因为他破坏了潜规则，不仅同僚讨厌他，他的秘书在背后骂他，连他的司机都觉得跟他干没意思，这样他各方面都可能特别不顺利。反过来，如果他把周围的干部们护好了，老百姓就算跳着脚骂他，对他的仕途并没有什么影响。到了这个时候他就会反思并作一个取舍。
《南》:在这种体制框架下，假设一个好人做了一把手，按您的推导，他在约束下级方面所采取的最优策略是什么？
吴：最后只有用大包干的思路，说得好听点就是责任下放。这其实是有先例的，清朝道光皇帝有一次出去视察，发现各个驿站，在马匹管理方面，虚报、克扣、私用现象很严重，气得不行，后来一个大臣劝他说，这些你是管不了的，你只要给他们订个任务标准，只要他们有本事能完成任务，贪一点就由他们吧。
在很多贪污、涉黑的落马官员眼里，要保住乌纱帽就要做到，完成任务不惹祸。换句话说，这里有两条底线，第一是只要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比如计划生育呀,收公粮呀。第二是不能把老百姓逼得造反，贪官眼里就是不能把老百姓逼到去北京上访的份上。在这两条底线的范围之内，官员可玩的空间非常之大。
改变民众的预期
《南》:我前一段时间到农村调研，一个村干部说中国的农民其实最好说话了，不管哪朝哪代得了天下，他们都觉得“交皇粮”是天经地义的，除非逼得他们过不下去了，否则一般是不会反抗的。民众的这种坚韧和忍耐，固然令人感佩，但是不是也使得体制上的进步分外困难？
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的预期。这个预期是由历史积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才说“什么样的人民产生什么样的政府”。由于惯性的影响，对很多老百姓来说，你对他不好他觉得这是命里注定的，你稍微对他好一点，他就感恩戴德，你给他办一点实事，他不觉得这是应该的，他恨不得跪下来，感谢青天大老爷。
民众忍字当头的最后结果就是腐败的标准一点点放宽，刚解放的时候，刘青山、张子善他们贪污所得折合成今天的币值也就是13万左右，二话没说就给毙了，现在这样的案子可能根本都顾不上管了。
我们如果要建设廉洁的社会，先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而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根本上就是要让人民成熟起来，改变老百姓的预期，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明白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史书背后的兴替之道
《南风窗》（以下简称为《南》）：继《潜规则》之后，您的历史新著《血酬定律》再一次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
吴思（以下简称为吴）：这两本书都是寻求一种对中国历史有穿透性的解释方法，一种上不得台面，但又确实在起作用的现实游戏规则。而在《血酬定律》中，我想着重回答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有人有资格靠暴力收取租金，而又得到人们的配合？《潜规则》里讲灰色收入，但是需要深究为什么有的人就有资格获得灰色收入。“血酬定律”就是想解开人们心底的某种计算方式。我们知道，劳动换取的收益叫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
这个概念不仅可以解释那些强盗、马贼凭借害人手段榨取钱财的本质，还可以简明有力地解释天下兴替。“血酬定律”眼中的历史，如果概括为一句话，即打天下的过程，就是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坐江山的制度，就是用暴力攫取的生存资源被合法化的制度。
《南》：“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说的是强者逻辑，但历史上还有两句话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血酬定律”怎么看待这种“道”？
吴：历史上统治者最大的功能就是维持社会的秩序，对老百姓来说最怕的就是天下大乱，最盼望的就是天下太平。当然封建统治者会把自己装饰成道德很高尚的样子，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谁道德高尚不高尚，而是谁能维持社会秩序，这就是得天下的道。
设想一下，一块土地上，有多股土匪，今天你来抢一下，明天他来抢一下，老百姓是最遭殃的。后来一股最有实力的土匪，把其他土匪都打跑了，跟老百姓说，以后你们不会再被其他土匪搜刮了，保护费统统交给我。这个土匪可能过去也干了不少坏事，可老百姓不会计较这些，因为这样的人往往正是因为最凶狠，才能把其他土匪赶跑。
《南》我们常常面谱化地理解土匪，要么被逼上梁山、一心想“转正”，要么就是十恶不赦。我去过山西、东北一些地方，老人们往往说，像阎锡山、张作霖这样半官半匪的“反动军阀”，在当地也干了很多发展经济、兴办教育的工作。
吴：这是一个规律，任何人不管他的名声是不是土匪，只要他不是流寇，占据了一块自己的领地，在可预见的将来其收益将来源于这块土地，他当然希望这块地方经济发展，这符合他自身的利益。杀鸡取卵是最蠢的事情。他所要防止的是其他流寇侵入这块领地，同时努力扩充自己的领地。
当他有了进一步的实力，不再满足于做小地方土皇上，想打江山、坐天下，就要找一面旗帜，比如“耕者有其田”、“闯王来了不纳粮”，至少是能包装自己野心的堂而皇之的口号，于是土匪就成了“义军”。
权力的黑度
《南》这么说来，人们大多数时候面对的是不好也不坏的秩序维持者，生活在“灰色地带”？
吴：我过去用“灰社会”来说明这种情况。各种社会在“黑”方面的程度是有区别的，但我的文章会给人一个误解，似乎所有的社会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其实不是这样。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明确一个现代观念，即政府、政权不是单方面统治或者管理老百姓的，而是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的，老百姓缴税不是表示臣服，而是作为换取公共服务的交易行为。
这是理想状态下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关系称作黑社会化，因为它是一种公平交易。那么这种关系什么时候开始变灰变黑呢？
我们拿物业公司来打个比方吧。你的小区召了一家物业公司，一开始他说得忒好，不占居民的便宜，拿了你100元的管理费就给你提供100元的服务，甚至给你提供120元的服务，你能不乐意吗？这个物业公司养了一群保安，实力越来越强大，很快你就发现不对劲了，公司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差，而且收费越来越高。这还不算，他们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都拉进物业公司了，光拿钱不干事，你提意见还对你爱理不理。你回过神来说，不行，这样下去咱得换一家物业公司。这时候，他们就把脸拉下来了：咱们是拼了血本，把别的物业公司打跑了，才占了这块地方，现在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有这么容易吗？再一看，他们把业主委员会也给收买控制了，你要再敢提意见，他就说你干扰小区治安，让保安收拾你，这样你只好认了。到这个地步，这个小区差不多就已经黑社会化了，居民只能被动接受现实。
专制政权也是这样，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一旦打下江山，就一代代坐江山，哪怕他的继承者是个弱智或者坏蛋，老百姓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像萨达姆强权政府就是最大的黑社会，虽然他们名义上也搞选举，但是人民只有拥护的权利，没有不拥护的权利，背后还是靠武力撑腰。
《南》:有一种理论认为，公共服务不像一般的商品，其中区别之一就是供应的对象即政府官员，可不像厂家那样容易挑选。
吴：这是最可悲的地方，如果政府收了100元的税，提供了95元的公共服务，另外5元自己人打牙祭了，老百姓可能感觉不出来。如果政府收了100元，把50元都供官员享受了，老百姓能感觉不出来？
但是一个政权的官吏层往往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和老百姓的命运。我写海瑞的时候，写到海瑞被罢官，老百姓都哭着去送他的时候，越往下写越难受，自己也忍不住大哭一场。这些被称作草民的百姓心里明白什么样的官员对他们好，什么样的官员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可他们却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被动地接受上面派来的官员，这似乎成了一种宿命。
权力黑化的推动机制
《南》:现在我们回到现实，当前有一种现象，一个地方只要一把手全心全意为人民，就能把一个地方搞好，这个地方的官风也会比较好，反之整个班子就容易烂掉。
吴:一个人就决定了一整套班子，恰恰说明这里的官员任用体制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也许个别人的道德感召比较有效，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的选择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精确算计，谁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就得讨好谁。所以在没有民主程序的地方，领导的脸色最重要，如果碰巧一个一把手把老百姓当亲孙子一样疼爱，干部至少面子上也得对老百姓好，才能讨上级高兴。换了一个不在乎老百姓的一把手，谁给他送礼就喜欢谁，那干部也不用在乎老百姓。对每一个这样体系中的个体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把手的感召力，而是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南》:好一把手恐怕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吴：一个领导就算他自己再清廉，下面这么多人他有10只眼睛也监督不过来。就算这个人道德高尚而且精力旺盛，盯着大家的一举一动，六亲不认，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众叛亲离。因为他破坏了潜规则，不仅同僚讨厌他，他的秘书在背后骂他，连他的司机都觉得跟他干没意思，这样他各方面都可能特别不顺利。反过来，如果他把周围的干部们护好了，老百姓就算跳着脚骂他，对他的仕途并没有什么影响。到了这个时候他就会反思并作一个取舍。
《南》:在这种体制框架下，假设一个好人做了一把手，按您的推导，他在约束下级方面所采取的最优策略是什么？
吴：最后只有用大包干的思路，说得好听点就是责任下放。这其实是有先例的，清朝道光皇帝有一次出去视察，发现各个驿站，在马匹管理方面，虚报、克扣、私用现象很严重，气得不行，后来一个大臣劝他说，这些你是管不了的，你只要给他们订个任务标准，只要他们有本事能完成任务，贪一点就由他们吧。
在很多贪污、涉黑的落马官员眼里，要保住乌纱帽就要做到，完成任务不惹祸。换句话说，这里有两条底线，第一是只要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比如计划生育呀,收公粮呀。第二是不能把老百姓逼得造反，贪官眼里就是不能把老百姓逼到去北京上访的份上。在这两条底线的范围之内，官员可玩的空间非常之大。
改变民众的预期
《南》:我前一段时间到农村调研，一个村干部说中国的农民其实最好说话了，不管哪朝哪代得了天下，他们都觉得“交皇粮”是天经地义的，除非逼得他们过不下去了，否则一般是不会反抗的。民众的这种坚韧和忍耐，固然令人感佩，但是不是也使得体制上的进步分外困难？
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的预期。这个预期是由历史积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才说“什么样的人民产生什么样的政府”。由于惯性的影响，对很多老百姓来说，你对他不好他觉得这是命里注定的，你稍微对他好一点，他就感恩戴德，你给他办一点实事，他不觉得这是应该的，他恨不得跪下来，感谢青天大老爷。
民众忍字当头的最后结果就是腐败的标准一点点放宽，刚解放的时候，刘青山、张子善他们贪污所得折合成今天的币值也就是13万左右，二话没说就给毙了，现在这样的案子可能根本都顾不上管了。
我们如果要建设廉洁的社会，先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而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根本上就是要让人民成熟起来，改变老百姓的预期，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明白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