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蒲出去3粤语:丝绸之路 玉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6 05:35:19
*《新丝绸之路》第三部分
在卡斯姆看来，塔克拉玛干根本不是什么“死亡之海”，而真的是地下埋有宝藏的地方。2004年10月18日，曾经于2002年10月带领中国考古队，发现“东方蒙娜丽莎”壁画的张队长遗憾的告诉大家，当年发现壁画的遗址又一次被流沙掩埋了。在被风沙掩埋的遗址上及周围，没有发现新的壁画，也没有发现任何玉石宝藏。
---------------
和田寻宝(1)
---------------
毒日、蒸腾的热浪、一阵风吹起的流沙，沙漠中哀号的骆驼——这就是中国新疆沉寂无边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1895年4月，一位来自瑞典的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贸然闯进了这一片流动的沙海，其代价则是：两人丧生，七头骆驼及全部装备物资都被沙漠吞噬掉，在经过了２０天、３００多公里的行程后，才勉强得以逃生。于是，一个可怕的“死亡之海”的称谓，便成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闻名于世的别名。
但对于这个别名，当地人却非常不满，按他们的解释，在维语中“塔克拉玛干”是“埋有宝藏的地方”。他们坚信，在那里肯定埋藏着他们祖先留下的，数不尽的珍宝和无穷尽的财富。
可面对这片无边无际、寸草不生的大沙漠，人们禁不住要问，在这死一样沉寂的沙海之下，难道真的会有宝藏可寻吗？带着这种疑问，我们踏上了和田的寻宝路程。
2002年，中国新疆的考古者，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一个名叫丹丹乌里克的遗址群内，发现了一批稀世罕见的壁画，其中的一幅珍品，震撼了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于是大家为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东方蒙娜丽莎”。
丹丹乌里克，在维语中被译为“象牙房”，是一种高贵和奢华的象征。可实际上，坐落在克里雅河以西的，这一片无人区中的古遗址群，受沙漠恶劣气候环境的影响，与它原来名字的含义早已大相径庭。除去斯文·赫定和1901年唯一一位带队考察、发掘过此地的英国人斯坦因以外，近１００多年以来，几乎就再无人涉足过这块地方，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竟在人们的视线中神秘地消失了。
那么，这些掩埋在沙漠中的建筑究竟是谁搭建的？又是什么人留下了这么多精美的壁画呢？
两千多年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南缘，有许多绿洲。在这些绿洲上，人们建起了一座座城市，它们由东向西排列，连接着古丝绸之路的南道，就像珍珠串成的项链一样。而项坠儿，就是古代的于阗，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和田城。
于阗——是藏语的译音，意为“产玉的地方”。
和田玉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非常有名的。走在和田的大街小巷，人们会惊奇的发现，无论男女老少，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做着玉石生意。
和田玉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的玉质、色泽像羊脂般的温润洁白，故又被称作羊脂玉。而除去质地、色泽以外，形状、存在形态的不同也是区分和田玉品质的关键。
和田玉的形状及存在形态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玉矿石形态存在的，被称作山料；第二种虽然也是原生态玉矿石，但却经过了长时间在大自然和水中的磨砺，是具有各式各样天然形状，被人们从玉龙喀什河里采集到的原生态玉石。这类玉石被人们称作籽玉；第三种则是经过人工打磨、加工和雕琢过的“作品玉”；而在这三种形态的玉石当中，上上品，应指的是和田羊脂籽玉。
在和田的玉交易市场上，一块上好的、项坠儿大小的和田羊脂籽玉就能卖到数千元左右。而一块重２０公斤左右的羊脂籽玉，标价竟为上千万元。由此看来和田每年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并在夏季洪水过后的秋季，曾呈现过万人沿玉龙喀什河河床及河岸，采玉寻宝的壮丽景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玉龙喀什河中的羊脂籽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和田，由于它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曾经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通向古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交通枢纽。那时，南来北往的民族，东奔西走的商队，都从这里走过。人们交流文化，交易商品，传播宗教，使得和田就像是一个东西方贸易的内陆港，成为了东西方文明共存的圣殿堂。难怪有的学者把它称作是西域的一颗“东方明珠”，比喻成宗教意义上的圣城“东方耶路撒冷”。
正因为如此，在公元１１世纪以前，和田曾是一个多人种、多种族聚集的地方。从已经发掘和发现的古墓、古遗址和古文物来看，这里先后和同时居住过塞人、印度人、中原汉人、藏人、突厥人等诸多人种。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字，讲述和记录着和田的历史。
瞿萨旦那，就是和田从梵文——古印度语中取来的名字。关于这个名字，还有着一个美丽的故事传说：
当年的于阗王无后，佛降天意送给他一个儿子，但他却苦于没有奶来喂养。因此，他每天虔诚祈祷，竟感动得地面上鼓起了一个乳房状的小山，并从山包里源源不断地留出奶来，孩子得救了。于是，于阗王便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瞿萨旦那，意思就是地下能出奶的地方。
这个看似荒诞的千年传说，是否就是先祖们暗示给后人，和田有一条产玉的河呢？
在《天工开物》一书中，明朝的宋应星曾经人性化的描绘了玉石的秉性。他说：所有的玉石都是隔着水，吸收月光之精华的。大多数的采玉人，都是在秋季，明月当空的夜晚，沿着河水去寻找玉石的。由于玉石都是从山上被水流冲击而下，夹杂在乱石浅滩之中，所以，仅凭天上的一点点月光就能找到玉，在当时绝非一件易事。于是，当地就有了一种赤女采玉的风俗：即让女人不穿衣服，全身赤裸的下到水中去采玉。因为他们认为，月亮、玉石、河水、女人属同一类物质，同一种生命而相吸、依附。
---------------
和田寻宝(2)
---------------
不管宋应星所说的这种风俗是否真的存在过，但将玉石赋予灵性的这种说法，确实给和田玉以及那条玉龙喀什河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玉龙喀什河实际上是和田河上游的一个分支，它发源于昆仑山山脉的慕士塔格山，和另一条源于喀喇昆仑山脉的喀拉喀什河，一道汇集成了和田河。
这两条河里都有玉，但喀拉喀什河中的玉有颜色，多为墨绿色，所以喀拉喀什河又被称为墨玉河。而闻名于世的和田羊脂籽玉，只有在玉龙喀什河中才会有，因此这条河又被人称作白玉河。
并非所有的寻宝人，都能在白玉河中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羊脂籽玉，哪怕是很小的一块。因此，许多人便萌生了到白玉河的源头——昆仑山上的慕士塔格山，去寻找更多、更大玉石的念头。
家住黑山大队的益民·尼亚兹老人和他的儿子托洪·尼亚兹，就是这样一家采玉人。
黑山大队，就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提到过的昆仑山上的黑山村。它海拔近３０００米，是和田海拔最高、也是交通最不方便、最闭塞的一个小山村。想当年，雄心勃勃的英国人斯坦因，为了找到玉龙喀什河的源头，就是从和田出发，经过了艰苦的跋涉，来到了黑山村。但当他面对“人与牦牛都寸步难行”的峡谷和悬崖时，也只好望山兴叹、知难而退了。
据益民·尼亚兹老人讲，从他奶奶那辈儿甚至更早的时候，人们便开始在夏季纷纷涌入昆仑山，奔向据说能挖到玉的慕士塔格山。
“慕士塔格”在维语中，实际上就是冰山的意思。
先秦思想家尸子，曾对大批中原人远赴昆仑山采玉寻宝一事，做过如下的描述：凡是采玉的人，没有一个人的气色像他们采的玉那样滋润光华，他们皮肤干燥，脸色非常难看。由于路途的艰难遥远，一千个人去昆仑山采玉的话，活着到那儿的，最多只会有１００多人。而这１００多个人里，能够侥幸生还的，也就剩下十几了。所以，当年那些采玉的人，十之八九都梦断昆仑，客死他乡了。
今年夏天，益民·尼亚兹的老伴病了，他既要照顾好老伴，又要放牧自家的牛羊和照看自家的菜园子，加上年事已高，他只好把上山采玉的事交给了儿子托洪·尼亚兹。
早上，托洪·尼亚兹的女儿，帮爸爸收拾好上山采玉用的简单行装。在默默的担心中，送爸爸踏上了行程。
从海拔近３０００米的黑山村到慕士塔格山上的采玉场，至少还要再走上３天、近３０００米高的山路。这其中，有两天是行走在只有毛驴才能通过的悬崖峭壁上，而最后一天近千米的路程，则是要爬上连毛驴都无法行走的雪山冰峰。
正如益民·尼亚兹老人所说的那样，在海拔5０００多米高的玉石矿坑采玉，和在山下采玉的确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艰辛，一样的不易，根本看不到满山玉石的景象，不知是否是因为呼吸困难的缘故，还是由于心情不好，老人的儿子在找玉时，一句话都没说。也许他在暗暗祈祷，希望这次上山能多找到些玉，多换些钱，为有病的母亲看病，为年迈的父亲多分担点忧愁。
当站在慕士塔格山上，面对海拔5０００多米高的玉石采矿场和艰苦的采玉人时，你也许对玉的价值和玉的品质，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估量和一个崭新的认识。
当经历千辛万苦走过了这一路，最后面对玉龙喀什河源头时，你也许才会明白，在大自然中形成的和田的羊脂籽玉，每一块都是绝无仅有的，它和黄金铸成的器物不一样，它是无价的。
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种无价之宝，在和田以往任何一次文物的发掘和遗址中几乎都没有发现过。而在和田以外的中原，却屡有出现，这是为什么呢？
下山之后，我们来到一道早已干涸的沟渠和种满庄稼的农田。现在的和田，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片地下的三五米处掩埋着他们曾经的于阗古都约特干。
公元４００年时，古代旅行家法显，曾在这里见到过金光灿烂的庙宇和寺院。庙宇中的塑像，神圣的建筑物上全部都用金箔包裹着，可见当时于阗国的富庶昌盛。1500年后，英国考古家斯坦因，在这里不仅找到了证明这一说法的遗物证据，而且还发掘到大量的泥塑像、陶罐及汉、唐时代的古钱币和文物。但是在这么多的象征财富的文物中，却没有发现一块玉石和玉制的器物。
1983年，考古人员在玉龙喀什河东岸、洛浦县城以西14公里的山普拉，抢救性的发掘了52座墓葬、两处马坑。虽然从它的丧葬形式来看，属于平民墓地，但从出土的大量陶器、木器、衣食、用具等物品中，仍能看到《魏书·西域传》中所描绘的于阗国“土宜五谷、并桑、麻，山多美玉”的盛世美景。可在这美景圣地，我们却看不到一块和田美玉。
为此，我们特意造访了玉石商人阿里木的家，也就是他的公司。在他的公司里有许多玉，但他并不收藏他们，最终都要卖出去。
阿里木是个声誉非常好的玉石商人，人称和田玉石王。他从前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和田普通农民。二十多年前开始在河滩采玉，靠自己的劳动和刻苦经营，才有了今天自己的采玉场和玉石公司。
阿里木从不贪财，他把赚来的钱除去改善家里生活外，很大一部分，都用来帮助村里的贫困人家和资助许多有困难的孩子上学。他坚信，有了钱后做善事是最重要的。
---------------
和田寻宝(3)
---------------
阿里木的做法，使人想起和田历史上的尉迟王族。
７世纪初，唐王朝建立。647年于阗王尉迟信，支援唐太宗统一西域，并凭借与唐王朝联合的力量，平息了连年来的外族侵扰与战乱。由于他和其兄尉迟雄，在统一高昌和治国方面有功，曾先后被唐太宗和唐高宗任命为右卫大将军和毗沙都督。
尉迟王族英勇善战，其后来的尉迟伏师战、达、王圭、胜、曜等，相继由中央王朝册封为王。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尉迟胜王，他曾同安西节度高仙芝共击萨毗、播仙，并于755年率5000人主动出兵，帮助唐王朝平息“安史之乱”。这一时期，于阗进入了自己经济文化上的繁荣时期。于阗王族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音乐、绘画等诸多方面，都曾为于阗作出过巨大贡献。
早在汉代以前，于阗乐舞就已传入中原，隋代时的“于阗佛曲”甚至盛极一时。在唐代，尉迟家族的尉迟青和尉迟璋，一直是活跃在长安舞台上的著名音乐家。尉迟青以擅长演奏筚篥而闻名，唐代的段安杰在《乐府杂录》中赞扬其吹奏的筚篥“冠绝古今”。而尉迟璋的歌声则可“一声飞出九重深”。
往事早成过眼烟云。没人知道，躺在这片农田下昔日王城中的显贵们，能否听到今日和田人的欢歌笑语？但今天的和田还似乎还回荡着久远的乐声。
在和田市西南喀拉喀什河畔，又一座库玛尔山，当地人又称其为牛角山。传说过去佛迦叶和现在佛释迦牟尼都曾来此为诸天人说要法，并预言此地将安乐繁盛，敬重佛法，尊信大乘。
也许是受了佛的旨意，也许是于阗人固有的善良之心，于阗王尉迟家族尊信佛教，国力增强后，便在于阗境内大力修建寺院，庄銮佛像，亲自彩绘佛教壁画。
为了寻找玉石宝藏，我们跟踪拍摄了一次惊人心魄的发掘。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考古队队长吴新华，与当地考古人员一道，在和田县城以东的达玛沟，发掘出一处保持非常完整的、唐代时期的佛教寺院。吴新华对和田有着很深的了解，尤其对和田玉有着长期的研究。此次发掘，虽然又一次没有找到玉石，但却出人意料的发掘出许多幅具有明显尉迟派画风、描写佛教内容的精美壁画。这些壁画清晰完整的保留在这座寺院的墙壁上，与有着玉般微笑的“东方蒙娜丽莎”壁画一样，令人震撼，非常精美。
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从隋至唐久住长安，绘制佛教壁画，造诣甚高，人称大小尉迟。其中小尉迟乙僧还被于阗王以“丹青神妙”推荐到长安，毕生从事绘画创作。最终形成了唐代绘画史上享有盛誉的“于阗画派”
他们的绘画技艺是，以铁丝勾勒轮廓，凹凸晕染发表现质感。“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只可惜，大小尉迟的作品至今都没有被发现。
看着这些残缺的佛像与壁画，不由得使人联想到，那有着玉石般微笑的东方美女。也许，在那广袤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在那发现“东方蒙娜丽莎”的地方，能够找到大小尉迟的真迹？寻出尉迟王族鼎盛时期的财富遗踪？
为了寻找玉石宝藏，我们从和田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东北方向走去，当被沙尘打磨了近一整天后，接近黄昏时，我们停步在了一片死胡杨树前。从这片大面积干枯的胡杨林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多么大的一片绿洲。而又有谁能想象得到，这里就曾是于阗王国最东边的属地精绝国呢？如今这里早已变成了一片这阴森恐怖的死胡杨林，它似乎向后人昭示着大自然的威慑力，无情的吞噬着一切美丽的景象。
斯坦因第一次发现了这个古城——尼雅。他于1901年、1906年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共掘获了去路文书721件，汉文木简、木牍数件，以及武器、乐器、毛织物、纺织品、家具等文物，而且还有一枚非常珍贵的中国瓷制印章。然而，最为重大的发现是在1995年，中日联合考察队在这里发掘出了一个东汉时期的夫妇合葬墓。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夜晚，月光照亮了尼雅古城的佛塔，格外美丽。使得人们即便是在这沙漠之中也不免产生遐想：如果那对合葬的恋人旁边再有一件美玉陪伴岂不更加浪漫！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曾经有许多河流从昆仑山上流入。但由于气候恶劣的变化，许多河流已经消失和正在干枯，克里雅河就是这样的一条河流。
沿着干枯的河床向前走，进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数公里，就可看到一座大型的、木质结构的古城堡。这座城堡是由瑞典人斯文·赫定于1895年首次发现的。有人猜测，它是古■弥国的一座王宫。1993年，中法联合考古队对它进行了发掘。在城堡中发现了许多粮食；在城堡的地上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钱币；在城堡的墙上，发现了描绘佛的精美壁画；在城堡的明显之处，还发现了许多被火烧过的地方。从发掘的东西来看，这里像是古代的一个仓库或是驿站？但从相当三层楼高的规模来看，它更像是现代意义上的商场或星级饭店。
公元１１世纪时，喀拉汗王朝曾对佛国于阗，发动了一场伊斯兰圣战。从喀拉墩所在位置看，它似乎远在繁华城市的边缘地带。尽管如此，它也没有逃出这场圣战的浩劫。可想而知，当初那场圣战的规模之大，场面之惨烈了！
---------------
和田寻宝(4)
---------------
也许，在这豪华的城堡里，曾有过大量的珍宝和玉石？才引来战争？招来强盗？大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使得城堡中的一切成为了秘密，可能永远都不会被人知道。
我们寻宝的热情在多处曾经辉煌的城市废墟前遭到重创，于是我们来到一处还未完全损毁的遗迹前。
热瓦克大塔是和田地区地面仅存的最完整、时代最早的佛教建筑。它高约9米，周围是一望无际延绵起伏的沙丘。英国人斯坦因、德国的椿克尔以及中国的考古学者黄文弼，都曾在此进行过考察。
塔院内及附近地区至今仍能看见散落的许多陶片，院墙的内外侧，曾有过许多的佛和菩萨塑像。这些塑像全部经过妆銮，表面残存彩色，还贴有金箔。在塔前的地面上、塑像的底座下、安装木门的墙缝中，还发现了近100多枚信徒们摆放的供品——汉代的“五铢钱”。
所有这些，连同塔院大门两侧墙壁上绘有的“守门”的世俗人像，大概都是当年那些出资修建这座佛塔的供养人，所表达的一种虔诚之心吧。但奇怪的是，即便在这圣堂宝地，在这些象征着财富与最大诚心的供品当中，怎么会连一块和田玉都没有呢？！
人们都说，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之路，丝路文明是一种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特殊文明。这种文明，由于受到地理、气候、政治、战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始终处于一种流动、多变、不稳定和对立的状态之中。
和田有三宝：玉石、丝绸和地毯。其中地毯西传而来，丝绸东传而至，唯有玉石产于和田本地。
而和田玉由于它的产量稀少和所拥有的文化背景，使得它既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可进行买卖，还可以有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用作收藏。
在和田，当你来到一个普通人家时，你只会看到墙上的挂毯，地上的毛毯，人们身上穿着的五颜六色的丝绸衣衫，可却几乎看不到家中的玉石摆设。
在和田，你既能看到古老的作坊式丝绸纺织，也能看到不少成规模的织毯厂。但在玉石产地，要加工一块好的玉石，和田人会告诉你：去外省市、到南方。
在和田，几乎所有的大宗玉石买卖，卖方一定是当地人，而买方大多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湾、甚至东南亚、日本等海外的一些玉石商。
所有这些现象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和田当地人对玉石经济价值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对其文化、精神价值的欣赏。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对玉的推崇是中华文明亘古千年的不变。圣人孔子曾云：“君子比德于玉。”因为玉的品质，恰似东方人的性格一样，高雅、含蓄、包容，柔中有刚，刚且不狂。因此历朝历代，都把阴柔妩媚的女子，在流淌的河水中采集到的、受月魄之精华的如脂美玉，比喻成含蓄、凝重、谦和的君子。这其中阴与阳、柔与刚的结合，既和谐，又玄奥。
用玉，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玉的位置，不可替代，不可动摇。
相比之下，西方人则不同，他们的祖先对火对光的图腾、崇拜，使得他们视黄金为固化的阳光而无法抑制的喜欢它那金光灿烂的外表。因此，他们惊诧于丝绸这种柔软、纤细的物品，也能够发出火与太阳般的灿烂金光。
古于阗国有美玉。有了玉，它就有了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原。而有了中原这个玉石的最大买主，它就能源源不断的供应给西方人望眼欲穿的畅销货——中国丝绸。就这样，古于阗人运用了在东西方人眼里，两种具有不同价值宝物的交换，赢得了相对的经济繁荣与稳定，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相互融合。丝路文明的精髓，在和田体现得淋漓尽致。
大量的开采和买卖使得和田玉声名远播，它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和田当地的人逐渐意识到无度的开采只能使自身的财富流失过快。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便开始收藏玉石，并故意抬高价钱，用天价拒绝那些从全国各地涌来的买玉人。
也许，当年尉迟王族在用玉石换来大量财富，乐施善举时，也曾因同样的担心，将玉石藏匿于沙漠中的某个寺院当中？难道在这片被风暴堆积起来的沙海之下，真的还沉淀着至今都无人发现的玉石珍宝？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继续着寻宝的路程。
去丹丹乌里克的路是最难走的。
公元399年，中原的求法者——法显，在穿越这片浩瀚沙海时曾经这样描写过：“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这段描述，令所有没有去过，或正准备去丹丹乌里克的人，不寒而栗，即便是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寻宝就要付出代价，有时代价不仅惨重，甚至还是致命的。
这不，我们一辆供给沙漠中水和食物的车辆，由于长时间大马力在沙漠中的行驶，引发线路问题，被烧毁了。
水在沙漠中就是生命。当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就是因为没有带够充足的水量，差点命丧沙漠的。
把水冻成冰块带进沙漠，是当年探险家和考古队最常用的方法，但必须要计算好进出沙漠的时间，掌握天气的变化。
在我们的寻宝队伍中，有一位当地维族人，他叫卡斯姆，是和田文物管理所野外文物管理员。他有一个绰号叫沙漠狐狸，他不仅能在沙漠里像狐狸一样出没，而且还能轻松的在沙漠中辨别方向，在沙漠腹地中找到水。
---------------
和田寻宝(5)
---------------
实际上塔克拉玛干腹地的地下水蕴藏量非常高，多达81578亿立方米。
当地人都知道，沙漠中有红柳的地方，或是地势低洼、地面有硬表壳，靠近干枯河床的地方，向下挖上一米左右就能找到水。
在卡斯姆看来，塔克拉玛干根本不是什么“死亡之海”，而真的是地下埋有宝藏的地方。
2004年10月18日，曾经于2002年10月带领中国考古队，发现“东方蒙娜丽莎”壁画的张队长遗憾的告诉大家，当年发现壁画的遗址又一次被流沙掩埋了。在被风沙掩埋的遗址上及周围，没有发现新的壁画，也没有发现任何玉石宝藏。
塔克拉玛干的名字实际上有三种解释：
1．进去了就出不来。
2．过去的家园。
3．埋藏珍宝的地方。
那么，在这片浩瀚无边的沙漠中，究竟还要有多少人要走进去？究竟还能有多少人能从那曾经美好的家园带回美好的宝藏？而究竟这片沙海里埋藏的宝藏都是什么？是否可以这样猜想：在那些宝藏里面，唯独没有我们期待的玉。
丁虹
---------------
敦煌生命(1)
---------------
这一天是农历四月初八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日。莫高窟大佛殿前香烟缭绕、人声鼎沸，这是中国人信佛拜佛的一大特点。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燃一炷香，每一个人都在微闭双目心中念念有词。当他们虔诚地俯首叩拜的时候，已经悄然地把自己的心愿说给了佛祖听，坚信佛会保佑他们一年平安、事事如意的。
据说四月初八祭拜佛祖是敦煌人历史悠久的传统，大概自有莫高窟起就有这一佛事活动了。因为在莫高窟的洞窟中，那些存在了上千年的佛教壁画、塑像，从来都是供人们礼拜而用的。
然而，一个特别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如此之多的朝拜人群只被允许进入大佛殿，而其他所有有壁画的洞窟却对他们关闭了窟门。这似乎不应该是传统中的禁条，那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科学技术人员，每天都要走进洞窟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跟随着他们，我们走进了莫高窟。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壁画和以往的记忆以及那些精美的画册相去甚远——它们破损严重，甚至脱落，有的后面崖体完全露出，壁画已不复存在。等等这些均被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称之为壁画的病害。
他们每天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对壁画病害进行状况调查：通过各种符号如实地把病害现状记录在案，为随后的修复与保护提供依据。
在莫高窟492个有壁画的洞窟之中，病害比例高达近５０％。这恐怕就是在四月初八禁止朝会人群进入有壁画的洞窟的原因所在。而莫高窟一旦失去了作为其精神象征的壁画，就好比一个人的思想被抽空，生命就会变得苍白而无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的敦煌将如何回首往事呢？
自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敦煌建郡，敦煌便成为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通的门户。
在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西域不稳，而敦煌恰恰成为相对安定的中间地带，一大批文人士大夫以及佛教徒开始在敦煌驻足。
公元366年，一个名叫乐僔的和尚，由东向西云游至敦煌。他在此开凿了第一座石窟，莫高窟由此创建。
应该说，是敦煌奇妙的自然地理现象感动了这位一路风尘的沙门中人：在茫茫戈壁的了无生息中，祁连山的雪水顺党河峡谷深入干渴的大漠，这条生命之链为疲惫不堪的乐僔穿起一串串希望；鸣沙山漫漫沙障，幻化无穷；三危山立石层层，有如千佛；傍晚时分，一派空灵，夕阳放射出万道金光。乐僔恍惚之中看见了佛祖在他面前显灵，于是他向着西方俯首叩拜，立志在此开窟侍佛。从此，这三危胜境成为了佛门圣地。
自乐僔开窟时间过去了１６００百年。莫高窟在它最辉煌的时期即唐代，已有“窟室一千余龛”。说它是佛教圣地，名不虚传。
然而，明朝政府关闭嘉峪关后，敦煌地区的居民全部内迁，莫高窟就此在几百年当中无人管理，日渐萧条。
到了1900年，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道士王圆箓与几位最不同凡响的西方探险家的交易，把全世界震惊了：前者发现了著名的藏经洞；后者用少数银两换走了这洞中大批堪称文化宝藏的佛教经卷和各类文书。敦煌莫高窟就这样又重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古人的智慧往往超出现代人的想象。姑且不论莫高窟壁画的文物价值有多高，单就古人使用泥土、白粉和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洞窟岩壁上制作壁画本身而言，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所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与保护研究所进行合作，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古人的壁画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在研究室内，技术人员仅以微量提取物通过X衍射，便可得到壁画泥层和颜料层中各物质成分及其特性；同时在特殊显微镜下，矿物质颜料的色相及其变化被准确地观察出来。
之后是实验性的复原临摹，此手法首先可使一大批画面漫漶不清的壁画重现昔日真面目，为各类研究提供基础；再则，这样的复制过程也是保护与修复壁画的重要前提。
众所周知，敦煌以及西部中国异常干燥的内陆性环境气候，是众多古代石窟壁画得以保存下来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水就成为了这些泥质壁画的第一天敌。而敦煌地区的砾石岩层中又含有较多的可溶性盐，于是水与崖体中的可溶盐的相互作用，便是引发壁画产生病害的主要原因。
为了找出壁画病害的发生规律，技术人员在实验室中进行了一项壁画病害模拟试验。经过分析，他们确定出壁画地仗层即泥层的主要物质成分，分别是占六成以上的黏土，三成左右的细沙和少量的麦草，用水调制而成。其中为主的黏土，即是莫高窟前大泉河水冲刷至下游的杂质极少的沉积土，又被称作澄板土。从取材上看，特别是大量的基础材料即壁画的泥层，古人只能就地取材。而上述这三种材料正是敦煌所具备的。因此他们按照适当的比例，制作出了与莫高窟壁画泥层非常相近的地仗层模块。当模块晾干之后，用石青、石绿、铁红等几种在莫高窟壁画中最为常见的矿物质颜料，涂在模块表面，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壁画模拟试块。最后，这些试块被人为地加进了一定比例的与莫高窟崖体中性质相同的可溶盐，目的是要把它们放入试验箱中，在一个人为控制的温湿度变化周期中，观察试块发生病害的程度。
---------------
敦煌生命(2)
---------------
敦煌市的早晨热闹非凡，小商小贩纷纷出动，各路游客跃跃欲试。虽然今日的敦煌似乎不复丝路时代“华容所交一都会”的盛况，但它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以另一种形式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这就是旅游。每当春季来临，大客车便一辆接着一辆从各大宾馆出发，把旅游者带上那条通往莫高窟的沙漠公路。
莫高窟分南北两个区域，位于鸣沙山东麓断崖之上，总跨度1700余米。石窟在崖壁上上下相接、左右比邻、状如蜂巢，最密集处上下多达五层。
据考证，莫高窟的营建是一个从4世纪～14世纪跨度一千年的漫长过程。佛教通过石窟中的壁画在这里广为传播，同时世俗生活也被古代画师们投射到笔端。
在众多的佛陀故事画里，表现佛一人承受苦难，普度众生。其中舍身饲虎图，描绘佛的前身萨埵那太子，为救活奄奄一息的母虎与虎崽，以身饲虎的情景。在这里佛的大慈大悲，被刻画到了足以震撼人的心灵的地步。对现实生活的幻想，构成了西方净土世界的巨幅画面。其中飞速旋转的胡旋舞，在西方的乐土之上跳动着盛唐时代的脉搏。说法图中的菩萨美轮美奂，一派高贵、典雅、慈爱的尊容，传达出的是一种雍容大度的盛事情怀。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队，一路艰辛万苦，遇盗脱险、逢凶化吉，保佑他们的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这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共计45000平方米，加上2000多身塑像，集中在被称之为礼佛区的南区洞窟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壁画和彩塑一直是这里的僧侣、供养人以及民间百姓们精神寄托的对象。
与人们所熟悉的莫高窟南区洞窟相对应的北区石窟，则是当年僧侣们坐禅修行、生活起居的场所。
仔细观察这些毫无修饰、四壁皆空、矮小黑暗的北区石窟，你会感觉得出当年僧侣们的生活与南区华丽洞窟中的佛事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象，清静、寂寞成为石窟主人的生活基调。
据说，当年敦煌的百姓出家为僧者，人数众多。他们离开距自己并不遥远的亲人，舍弃人间烟火，遁入空门，坐进小小的石窟，修行一世，苦度一生，或许只为在莫高窟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净土吧。
所以，在莫高窟北区石窟里发现了数量相当的古代僧人的遗骨。
与此同时，在北区石窟中还出土了大量不同民族、不同文字的佛经及社会文书残片。当年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的货币——波斯银币以及胡人形象的男俑，也出现在北区石窟中。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在众多文书残片中存有一份叙利亚文圣经。这说明在丝路时代，敦煌莫高窟不仅是一个佛教中心，它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场所。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再没有第二个佛教石窟寺遗址，在时间跨度上和信息承载量上能与莫高窟相比拟的。因此莫高窟被今天的人们视为文化宝库，并且有着独一无二的珍贵性。
然而它又是非常脆弱的，就因为这里的壁画、彩塑都是泥质的，所以保护它就显得异常艰难。
在经过若干个温湿度循环周期后，壁画模拟试块果然发生了轻重程度不等的病害。这不仅验证了水与可溶盐对壁画的破坏作用，更重要的是为研究病害机理、找出修复材料提供了可能。
那么，所谓壁画的病害是怎样形成的？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
据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苏伯民介绍，壁画病害的形成，简言之就是存在于洞窟崖体中的可溶盐遇水后溶解，水蒸发后再结晶，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导致结晶盐存留于壁画的泥层和颜料层中，破坏了壁画原有的物质结构。
目前莫高窟壁画的病害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起甲壁画，即壁画表面的颜料层起皮、龟裂、脱落。二是空鼓壁画，其特点是壁画的泥层与洞窟岩体失去粘结，开裂后向外鼓胀，当其无法承受自重时，就有塌毁的可能。三是酥碱壁画，主要表现为壁画整体粉化、酥松、呈糟糠状，最终彻底脱落，因此它是所有病害中最为严重也最难于治理的病害，又被称之为壁画的癌症。
科学的修复起于实验室。经过多年的试验与筛选，敦煌研究院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修复起甲壁画的粘结材料——它是一种明胶，即动物皮胶再精炼后得到的一种最接近古人作画时所使用的胶结物。因此它对壁画颜料层的副作用是最小的。它的作用即可使壁画干裂翘起的颜料层湿润后与泥层重新粘结，而又不会破坏壁画颜料层的色彩关系，即画面效果。
当对试验模块进行过无数次修复并且证明这种修复工艺有效之后，真正的洞窟实地修复方可开始。然而这毕竟是面对实物，而且是有着巨大文物价值的莫高窟壁画，因此需要修复人员不仅掌握熟练的修复技巧，也要具备相当的文化艺术素养，这样修复出来的壁画，才能达到不显山不露水、修旧如旧、画面浑然一体的效果。而这是一切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基本准则。
如果说修复起甲壁画是直观的、看得见的，那么修复空鼓壁画则是不可视、更不能立即见效果的。
修复人员首先在壁画的空鼓部位，找到一个尽可能不破坏画面效果的地方，打一个细小的孔洞，插进橡胶软管，随后灌入事先配置好的具有黏结作用的浆液至壁画的泥层与岩体之间，最终达到使岩体与壁画泥层重新粘结的目的。
---------------
敦煌生命(3)
---------------
这一灌浆技术是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多年合作研制出来的。这种浆液透气性好、收缩率小、强度适中、重量轻、其性质与壁画泥层非常相融。因此只要灌浆经验丰富、技术娴熟，此浆液就会很好的填充壁画的空鼓缝隙，而不致使壁画负重过多，又具有良好的粘结效果。
在灌浆完毕之后，一项重要的工序就是支顶吸盐板。该吸盐板表层是一种吸附力极强的材料，在支顶空鼓壁画使其回帖的过程中，吸附浆液中的水分及其所溶解的空鼓部位的可溶盐。
最后通过局部吸盐法，彻底吸附掉残留在壁画表面的盐迹，这样就避免了灌浆后的壁画在水分蒸发时把可溶盐留在泥层或颜料层中，导致酥碱、起甲等其他病害的再发生。
据悉，关于所谓壁画的癌症，即酥碱病害的修复方法，目前敦煌研究院尚在试验中，但修复的思路仍然是脱掉壁画中的可溶盐。
从1998年至2005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对莫高窟第85窟壁画进行了历时８年的修复。它是目前世界上采用现代科技工艺修复古代石窟壁画最成功的一个范例，也是实施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一个典范。如果在未来的长时间里，这些被修复过的壁画状况良好的话，说明敦煌研究院已经找到了一整套修复壁画的科学程序。那么，尽量延长莫高窟壁画的寿命，似乎就有了可能。
在１６００年前，当莫高窟洞窟的岩壁上被绘制出第一幅壁画，那时的人们没有去理会画师是谁。可是当492个洞窟铺满壁画之时，后人又没能记住众多画工的名字。仅有的一些能证明画工身份的洞窟题记，现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如果这些无名画师灵魂不死的话，他们对今天所进行的壁画的保护与修复，或许会感到欣慰。
据说，创造了莫高窟壁画的古代画师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僧官，顾名思义是管理僧人的，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为数不多。再就是画僧，他们是僧侣，也会作画，人数较前者略多。最后便是纯粹的画工了，他们游走四方，居无定所；在洞窟里作画，便在洞窟中起居，一旦完工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可想而知，这个巨大的绘制工程，一定是令许许多多的画工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们走进了这状如蜂巢的石洞，恐怕就再也没有走出莫高窟。
正是这样一批优秀而伟大的无名者，为后世留下了人类辉煌的丝路文明的影像。
然而这些不可移动的传世珍品，在１０００多年的时间里，不仅经受着来自自然环境的各种威胁，更成为近现代人攫取的对象。
自从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于２０世纪初获取大量藏经洞内的经卷、文书、绢画之后，美国人华尔纳捺耐了许久，还是按捺不住了，终于来到中国。
1923年的冬季，美国福格考察队在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一无所获，队长华尔纳带着对西方同行的极大怨气继续西行，目的地是敦煌。
当华尔纳于第二年初春出现在莫高窟时，他遇到的是和他的西方同行一样的情景，主持王道士外出不在莫高窟。然而华尔纳并不像斯坦因、伯希和那样期盼着进入藏经洞，因为他对藏经洞及其经卷文书兴味索然。身为艺术史家的华尔纳是带着剥离壁画的化学胶水有备而来的，因此他无须等王道士回来，便径直走入了莫高窟的洞窟之内。
一进洞窟，五光十色的巨幅壁画令华尔纳眼花缭乱，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之外，再无别的可说。”于是在王道士回来后，他同样用给银子的方法封住了他的嘴。当夜深人静之时，华尔纳用化学胶水剥离下12块在他看来堪称绝世精品的壁画。与此同时，这位识货的艺术史家还盗走了两尊彩色塑像，其中一尊盛唐时期的供养菩萨像，现已被视为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华尔纳偷偷地溜走了，他的车马队因所装宝物严重超载而显得狼狈不堪。敦煌的乡民们在得知此事后震怒了。如果说他们因缺少文化而不甚关心藏经洞文书的流失，但这莫高窟中的壁画和彩塑却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因此乡民围攻了县长和王道士，扬言要找华尔纳算账。华尔纳事后感觉到了危险无处不在，因此他第二次欲大规模剥离敦煌壁画的梦想破灭了。此后外国人欲在莫高窟的非法活动，均未得逞。
1943年的初春，第一位专职保护人来到了莫高窟，他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常书鸿。
据说常书鸿和他的同事于上世纪４０年代来到莫高窟时，满眼荒凉、一无所有，唯一能栖身的地方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寺庙。他们白手起家，在这里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时间飞逝，创业者在一个甲子之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敦煌人。
如今，到敦煌莫高窟观光的游客日渐增多。人们惬意地行走在被修复了的古栈道之上，精美的壁画使人流连忘返。然而这种景象与敦煌研究院历史纪念馆的一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里，常书鸿等人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堪称老古董的生活资料，从一个侧面注释着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的开篇史。如果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脑海中生成一幅幅活的影像，你也许能够深刻体味在这大漠之中迈出第一步的创业者的生命意义。
---------------
敦煌生命(4)
---------------
春夏之交，敦煌在一天之内下了一场超过年平均降水量40毫米的所谓的大雨。这对敦煌人的生活而言是再好不过的，然而对莫高窟就未必是好事了。
看到莫高窟的崖面被雨水阴湿的部位，凭直觉便可以感到这对洞窟里的壁画是绝没有好处的。
一个平日里是供上香人烧香而用的大缸，此时盛满了雨水，倒影晃动，俨然把莫高窟映成了一幅水彩画。相信游人会觉得这别有一番情趣，然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人员想必是不希望这种景象过多地出现。
一场春雨过后，是永无休止的风沙——严重时能见度只有几米远。
风沙的破坏力不言而喻，尤其是莫高窟及其壁画在沙暴的侵蚀下，异常脆弱。早在上世纪４０年代常书鸿等人接管莫高窟时，就因为它长期无人管理，洞窟和壁画被风沙掩埋磨损者甚多。
看来无论是让敦煌人期盼的雨水，还是令人生畏的风沙，对于莫高窟而言，就像无形的杀手，侵蚀着每一幅壁画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对莫高窟及其壁画的研究与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６０年的时间里，敦煌研究院几代人为此费尽了心血：从早期的单一临摹和抢救性加固，到如今使用先进的科学工艺方法修复壁画、治理环境。他们走过的是一段艰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历程。用心急如焚为子求医的母亲和悉心体察及时施药的大夫来比喻这几代人对莫高窟的用心，是绝不为过的。
沿着敦煌的母亲河党河向上游追溯，一直可以到达祁连山。
自古以来，每当春天降临，祁连山的积雪都会融化流入党河。干渴了一冬的党河便开始复苏，它带着生命的活力顺着大漠流向敦煌，于是绿洲里的生活又充满了生机。
似乎是要顺应天时，就在早春时节，敦煌的一户农家新添了一个小生命。此时恰逢小生命过百天之际，主人家要做很多很多的饭菜，以供前来道喜的乡亲们享用。
女主人的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因为这是他们家四代同堂了，这孩子便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所有的敦煌人以至中国人都会有相同的喜悦和企盼，因为生命的延续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同样，莫高窟也是有生命的。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莫高窟的壁画、彩塑铺展开来，可以在沙漠之中布成一个长达二三十公里的大画廊。而这个画廊便承载着莫高窟的生命——即敦煌的文化生命。
如何更好地延续这个生命，不仅是那些正在莫高窟努力工作的人们的使命，它也将成为全人类一个共同的课题。
谷大象
---------------
青海之路(1)
---------------
1600年前，在青海都兰的一个山冈上，有一支队伍在神职人员的引导下，寻找着一处灵魂的居所。即将下葬的是一位王室成员，他把未来世界的选址使命交给了巫师，巫师把位置交给了神，神是太阳是翱翔的鹰，那时，山鹰俯瞰着的是一个名为吐谷浑的领地，在这块领地上，曾有一条旺盛的商路，它与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被称作青海之路通畅了几百年。
现在存世的文献对青海之路的历史记录很少，群山将封存的秘密保守了1600多年。
青海境内如今居住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萨拉族和回族等许多民族。生活在青海境内的许多人并不是青海土生土长的人，他们有的是上辈时期的移民，有的是从外地来青海做生意的。在１６００年前，来到这里的外地人是现在青海境内藏族安多人的祖先——吐谷浑人。
从西宁向西到茫崖的公路有1400公里，每天都有一班长途汽车，行程24小时。这条路实际上就是古丝绸之路的青海路。
现在使用的客车一般在270马力以上，一次载客37人，卧铺，中途停七次，耗油360升。一辆车一般要由两个司机轮流驾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火不断，汉朝开辟的河西走廊被阻断，于是原来位于青海境内的古羌中道就开始繁荣起来。这条路从西宁开始经青海湖、德令哈到茫崖，最后进入新疆境内到达鄯善、且末、和田，然后与丝绸之路西段重合。
由于青海路平均海拔在３０００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商路，因此，也被人们称作高原之路。行驶在高原的道路上，能够明确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即便在夏季翻越山岭时也经常会遭遇冰雹的袭击。对于青海高原，唐代诗人皇甫曾曾经写下了“暮天沙漠漠，空碛马萧萧”的诗句，可以想象，在没有现在道路的条件下，当年的商队穿越青海路时需要多么强悍的体力和多么顽强的意志。
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克里富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着来自青海都兰的古代丝绸物品。丝绸衣物保存得非常完整，图案的内容有连珠文饰、含绶鸟、花纹和狩猎的场景。它们色泽绚丽、图案清晰，是中国青海唐朝时期的罕见文物。然而这些丝织品不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是通过走私的途径来到这里。它们具体是出自哪一个墓葬，属于哪位主人都没有记录。
从清代开始，都兰一带的古墓就被大量盗掘，许多完整而珍贵的古丝绸制品和其他器物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到中国境外。被破坏的墓葬大多被洗劫一空，许多墓葬还遭遇过焚烧。失去文物的墓室被粗暴地毁坏了，致使原本封存的历史信息失去了彼此的联系，而这种破坏至今依然存在。
从4.5公里的高空拍摄到的都兰热水乡山谷卫星照片上看，一个大型的方形物体旁边是许多小型的圆形物体。这些是吐谷浑王族的墓葬，大约有200个，而这些墓葬已经全部被盗。其中一座最庞大的古墓被考古者命名为“血渭一号大墓”。
大墓坐北向南，高33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从正面看很像一个“金”字。墓堆下有用泥石混合夯成的围墙，上面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层排列整齐的柏木，整座墓葬一共有9层，当地牧民称它为“九层妖楼”。考古者按照当年的施工条件测算：这样的工程大约需要一万人干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竣工。
考古者发掘到一二两层就已经出土了陪葬的牛、马遗骸700多具。大墓之下又有5条葬马沟、13个环形牛、狗陪葬坑。
据说，吐谷浑人修建坟墓时，讲究用一层柏木夹一层四五十厘米高的石头，然后层层叠起，如同盖楼一般。一个小型墓葬就要用去二三十根柏木，稍大一点的则要上百根。像血渭一号这样的大墓，要用去数百根甚至近千根柏木。
都兰地区有大小古墓上千座。如果按平均每个墓葬使用柏木50根计算，那么就至少有5万多根柏木。如果一棵柏木覆盖5平方米，那么就有至少25万平方米的面积被覆盖。而宫廷建筑所需要的柏木数量又要比墓葬多得多。
考古者发现，墓葬年代越往后，使用的柏木也就越细，说明粗壮的树木在不断减少，树木的数量也在锐减。这都是吐谷浑人建设都城、修建墓地大量砍伐的结果。可以说，都兰古墓见证了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的演变。
柏树生长极其缓慢，一棵直径15厘米的柏树就要长200年，一人合抱的柏树至少生长上千年。但吐谷浑人墓葬中的柏木，最细的直径也有15厘米左右，最粗的直径达60厘米，树龄达2500年之久。
都兰在蒙语中是温暖的意思，1600年前，这里的自然条件要好于现在。那是一个遍布柏木、温暖湿润的地方。然而，现在的柴达木盆地给人的印象却是一望无际的荒凉戈壁。
1999年，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都兰1号～4号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四座大墓位于热水乡血渭草场，海拔3400米。这些古墓都曾经被盗掘过，考古者在研究墓葬形制的同时，仍然清理出一些器物碎片。尽管这些器物只是随葬品中很少的一部分，但人们从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都兰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大墓主人的身份是非常显赫的：一块石碑上刻有一个古藏文，翻译成汉字是“论”字。“论”在吐蕃时期的官阶相当于宰相。考古者在已经被盗的古墓中还发现了许多丝绸残片。
---------------
青海之路(2)
---------------
有一件从都兰出土的丝绸残片，上面的太阳神的图案是国内首次发现的。
太阳神原本来自希腊神话，驾驶战车是他的典型形象。西方的太阳神怎么会出现在中国的古墓中呢？仔细观察，织锦上织有“吉”、“昌”的汉字字样。太阳神的双脚呈弥勒形，身后的人物头戴中国式幞头，表明这个来自西方的图案已经开始中国化了。
这块带有太阳神图案的丝绸，是一面旗帜的残片。那么这面军旗曾属于哪一支部队呢？
公元307年～312年，鲜卑族慕容氏部落的一支，在部落首领吐谷浑率领下，从辽东西部迁到今内蒙古西部，继而又迁牧于今甘肃西南、青海东南部，逐步征服了当地的羌人和氐人的部落，势力不断壮大。公元329年，吐谷浑的孙子叶延将祖父的名字命名为国家和民族的名称，建立起吐谷浑政权。其势力范围东到现在的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至青海南部，西到新疆若羌、且末，北至祁连山。
和亲是中国古代国家、部族之间的一种政治手段。吐谷浑虽是西北强国，但实力毕竟不如中原大国，所以也常以和亲的方法求得大国的保护。
隋文帝年间，吐谷浑使者沿着青海路，向东南走到隋朝的首都长安，为国王的儿子求婚，隋文帝答应了这门亲事。公元596年，隋王朝以国家的名义派军队护送光化公主，下嫁吐谷浑王国。
这个16岁的女子所即将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婚姻，她弱小的身躯肩负的是巨大的责任。路很长，故乡越来越远，当她途经茫茫青海湖时，其心情是否平静呢？自从和亲以后，吐谷浑每年都要派人到长安朝贡，甚至还把太子送到隋朝当人质，以求得到隋王朝的保护。
唐王朝建立以后，吐谷浑又迎来了13岁的弘化公主。弘化公主嫁到吐谷浑后，吐谷浑王在自己的境内又先后接待了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并为她们兴建了行宫。这两位公主都将途径吐谷浑去更为遥远的吐蕃。
公元663年，吐蕃大军占领了吐谷浑全境，经历了350年历史的吐谷浑王国覆灭。灭国后的吐谷浑人仍旧保持了过去的领地范围和生活习惯，上层统治者继续与吐蕃王室互为婚姻，两个民族从此开始了新的融合，最终形成了青海境内的安多人。
时间将在这个夏季牧场匆忙地走过，飞速奔跑的时尚脚步却在这里放慢了节奏。夏季牧场的生活是牧民们一年中最惬意的时光，进入秋季以后，他们将转移到另外的草场，那时，高原的季风依然会将歌声吹向很远。传统是和谐的基本章法之一，它包括对缓慢节奏的理解。
从青海出土的丝绸有的轻薄绵软、有的厚实挺括、有的色彩暗淡、有的鲜艳明亮。为什么同一处出土的丝绸中会有如此差异呢？
中国与西方的纺织品历来就有所差别。在丝绸的发明地中国，由于蚕丝强韧光滑不易扯断，可以拉得很长很长，甚至可以长到一公里，所以中国的纺织技术是建立在以经线为基础，不需要用力捻的S形织法上的，也就是通常说所的经线起花的平纹织法。
而西方的纺织品，由于普遍使用的是纤维较短、易断的麻和羊毛。所以他们的纺织技术是以纬线为基础，需要用力上捻的Z形织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纬线起花的平纹织法。
当东方的蚕丝传到中亚、西亚，粟特人和波斯人在中国经线起花的斜纹织法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纬线起花的斜纹织法。使得丝织物品呈现出色彩鲜艳、厚实、平挺、不掉色的独特品质，体现了高超的制作技术，丝毫不亚于中国本地的丝绸，甚至在不易褪色等方面超过了中国，从而使中亚、西亚生产的丝织品有返销中国的可能。
在都兰出土的丝绸中，不仅图案上大量存在着异族风格，而且在织法上也明显带有波斯和中亚粟特艺术的特点。对于地处高原，日照强、温差大的古都兰人来说，来自波斯和粟特的丝绸，或者虽然来自中原，但采用波斯和粟特技法制作的丝绸，似乎比来自中原用传统技法制作的丝绸更受欢迎。据统计，都兰出土的古丝绸中，82%产自中原，18%产自西亚和中亚。
那么都兰这些产自中原的丝绸又是怎么来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青海境内发现生产丝绸的实物和记载。一块写有汉字的丝绸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一块黄底鸳鸯栖花图案的丝绸背面，赫然写着“薛安”两个汉字。薛姓是“昭武九姓”中粟特人的姓氏。粟特人以擅长经商闻名天下，这个薛安，是否就是一个经营丝绸生意的粟特人呢？
在另一块丝绸上写有汉字“黄州”的字样，据齐东方、林梅村推测，这可能与该丝绸出产的地方有关。
中国古代曾经有几处叫做黄州的地方，但可能性最大的是地处湖北省武汉市东南的黄陂县一带。黄陂地处中原腹地，与都兰相隔数千里，可见当时的贸易范围已经相当广了。
许多丝绸织有一种叫做“含绶鸟”的图案。这些丝绸来自哪里呢？
含绶鸟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它来自中古时期的萨珊波斯王朝和粟特王国，甚至也受到了西方拜占庭文明的影响。图案的相似者来自一个方向，那就是西方。
这件丝绸上面有一些神秘的文字。德国哥廷根大学中亚文字专家马坎基教授对丝绸上的文字进行了研究和鉴定。经确认，丝绸产自古波斯，上面的文字是波斯萨珊王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意思是：伟大的光荣的王中之王。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现的唯一一件被证实为产自古波斯的丝绸。
---------------
青海之路(3)
---------------
所有的一切都在向人们显示：都兰出土的丝绸，在产地上存在着东、西两个方向，如果把三点连成一线，就构成了一条由中原经都兰通往西方的路线。这是否就是一条古丝绸之路的干路呢？
说起丝绸之路，人们自然联想到河西走廊。目前，在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存的丝绸数量有千余件，仅都兰热水沟出土的就有350多件130余种。在这些丝绸残片中，有112种为中原汉地制造，18种为中亚、西亚制造。大量的丝绸在这里出现，说明在青海境内确实存在着一条丝绸之路，而都兰正是这条路上的一个重镇。都兰古墓群文物的中西结合的特点，显示了都兰在西方与中原三点一线中间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2002年8月，考古者在青海德令哈进行抢救性发掘，柳春诚先生在八音河南岸的郭里木古墓中意外地发现了吐谷浑人在棺板上绘制的图像。彩色的画像因为氧化渐渐消褪着原先的艳丽，在漫漶不清的轮廓与色快中依然能够透露出吐谷浑人的生活信息。这是一幅吐谷浑人生活的长卷，图画是分成几组表现的。以图像表述的千年秘密终于出现了！
第一组是狩猎图像：吐谷浑武士骑着健壮的快马正追赶着肥硕的野鹿和牦牛。其中一名武士正奋力追赶，一支箭已然射出。另一名武士正拉满大弓，准备补上第二箭。黑色的牦牛已经负伤，箭口喷射血液，仍在拼命逃跑。黑牛的前方，一名武士正张弓搭箭进行堵截。而在另一个狩猎地点，一名武士一边追赶一边劲射。三只负伤的野鹿被画在画面的边缘，意在走投无路。看来，这场狩猎活动已成定局。
武士们身着胡服，腰挎胡禄，手持弓箭。胡禄是来自西域的箭囊，唐书上有记载，胡禄是唐朝士兵必备的武器装备之一。武士们坐下的骏马被称作“青海骢”，这是一种高大健壮、速度很快的良种马。在吐谷浑向隋朝和唐朝进贡时期，这种马是最重要的贡品。
宴会的场面位于画面中心，这也许是墓主人生前的一个生活场景。画中共有17个人像，分三摊子饮酒作乐。其中有贵族、巨商和男女主人。其中的头一位已不胜酒力，开始呕吐。右边端坐着的一个人对呕吐者投以责怪的目光。这一位显然酒量很大，他不仅能喝，还能够高举一种叫筚篥的乐器仰天吹奏，其乐曲可能就是有名的《西凉乐》。这种乐器和乐曲在北魏时期由中亚的粟特人传至吐谷浑，再传到汉地，成为风靡一时的著名乐曲。前面本应还有乐队的其他成员，可惜已漫漶无痕，只留下一位静静聆听乐曲的女人。
在画面的另一端，一对情侣正旁若无人地沉浸在欢乐之中。画面中的所有人物的脸上都涂有红色颜料，无论男女，图形与位置基本相同。吐谷浑人可能继承着原先的鲜卑遗风，他们一直喜爱这样的装扮。
在迎客图中，这些身穿胡服的人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客人，而坐在大帐里的主人夫妇，也穿着胡服。当时与吐蕃或吐谷浑交往的国家，除了已知的中原王朝以外，还有画中所绘的中亚粟特人和波斯人，说明当时吐谷浑人的社交范围很广。在那个时期，不仅经吐谷浑境内的青海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干路，而且从青海湖往南，经拉萨到尼泊尔、印度的唐蕃古道也已经开通，青海地区进入到一个空前的十分繁荣的黄金时代。
与迎客帐饮图相连的，是一幅射牛图。一头牦牛被绳子固定在木桩上，一位宾客正近距离对牛射杀。让客人自己射杀牦牛，然后享用，既是吐蕃人的习俗，也是吐谷浑人的祭奠。《两唐书》中有记载：宴请异国宾客的时候，一定要让客人自己用弓箭射杀，然后才会享用。射牛者身边站立着两个手持酒壶和酒杯的人。他们拿的酒壶和酒杯带有浓重的东罗马拜占庭艺术风格。射牛者脚下的地毯也是西域风格的，这些都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吐谷浑人当时与西域的联系。
吐谷浑人精明勇武、善于经商、精通多种语言，因此自然成为胡商们最好的向导和代理商。再加上吐谷浑特殊的地理位置，青海路自然成了胡商们首选之路。吐谷浑王国对往来于境内的中原商人以及外国胡商几乎不征收税务，极大地激励了青海之路的商业活动。
在这幅出行图中，商人们正赶着驼队向东方走去。一峰满载货物的骆驼占据了画面中央，显得十分突出。从骆驼驮载的货物可以看出一匹匹的丝绸占据了相当的分量。商队出行由武士们护送，说明漫长的青海路依然有被打劫的可能。
《北史》和《周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公元551年，吐谷浑的第18代国君向北齐国派遣了一支使团。西魏国的军队探听到这支队伍回归的路线和时间，在凉州以西的赤泉袭击了他们，俘获了吐谷浑使团的将军以及经商的胡人２４０人，骆驼、骡子６００头，杂彩丝绢数以万计。吐谷浑一次就护送如此庞大的商队，可见其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的实力与地位。
从吐谷浑到北齐的首都邯郸有三条路可走：最近的路线是河西路，西宁、临洮、西安、洛阳、郑州至邯郸。第二条路是青海路，西宁、益州、荆州、建康北上到邯郸；第三条是草原路，从西宁经偏都山口到张掖，沿黑水河北上到居延，穿过拉锯区奔阴山再南下到邯郸。
被袭击的地点赤泉位于张掖东南，武威以西，当年的吐谷浑使团走了一条在现在人们看来不可思议的路线。他们之所以舍近求远，绕了那么远的地方是为了求得安全，当中道和南道由于战争被堵死，他们只好绕道而行。两年后，当这支队伍按原路小心翼翼地返回时却遭到了劫难。在那时，敢于冒险的商旅和使者每每在出发的时候都一定会留下遗嘱，因为茫茫道路，险不可测。
---------------
青海之路(4)
---------------
这个时期，都兰是吐谷浑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时的青海路随着吐谷浑王国对于阗的控制和占领，整个青海路横穿青海境内，从西宁一直到达且末、鄯善、于阗，与传统的丝绸之路汇合。就这样，吐谷浑以青海为桥梁，在西域与中原之间构架了一条通路。
隋朝统一中原以后，也就是光化公主嫁到吐谷浑不久，隋炀帝率１０万大军在河西走廊狩猎，极大地威震了吐谷浑，使之不敢骚扰汉人商队，河西走廊才开始重新畅通。河西走廊的畅通，并不意味着青海路的消失。考古证据表明，唐朝时期的青海路仍旧是丝绸之路的干路。青海境内出土的大量丝绸，从北周到中晚唐，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图案之精美，都是有力的证据。
2005年8月，考古者在都兰县又发现了新盗洞。这一次，针对被盗的墓地，他们能发现一些什么呢？
山岭上的柏树在早年几乎被砍伐殆尽，也许那些有千年树龄的柏木正整齐地深埋在古墓之中。这片地方是牧民的冬季牧场，现在，房屋没有人居住，墓地周围10平方公里一片沉寂。
古墓东南1000米的地方有一座孤零零的大山，它被当地人称作神山，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神山知道的事情很多，它沉默的岁月无人知晓。在更高的位置上，山鹰每天都在盘旋，在这里，它俯瞰了许多季节的变化，对一切动静明察秋毫。
这里遍地开满了鲜花，在１６００年以前，吐谷浑的神职人员将此地视为一处理想的灵魂居所。那时，汉代王族墓葬中黄肠题凑的形式可能已经传到了这里。于是，他们在模仿的同时加以变化，就有了现在人们所见的墓葬形式。如果考古者幸运的话，古代的历史又能够清晰一步了。
经过一个月的工作，考古活动宣告结束——因为这里的墓葬已经被破坏殆尽。至今为止，考古者在青海没有完整地发掘过一座墓葬。
吐谷浑人在多民族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现在青海境内的藏族。如今这里不单有藏族和蒙古族，青海还居住着汉族、土族、萨拉族、回族等许多民族。在都兰，藏族与蒙古族分住在不同的牧场，他们一直和睦相处、相互往来，很多习惯甚至是语言都已经悄悄地开始融合。如果不穿上民族服装，他们不开口说话，在外人眼里几乎分辨不出他们的区别。
青海湖海拔3000多米，是我国境内海拔最高的湖泊，面积达4500平方公里。每年的夏天，这里大片的油菜花一片金黄。牧民们驱赶着成群的牛羊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他们夏季的牧场生活。
唐代诗人柳中庸曾用“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来描述这里的黯淡景色。尽管在那时，青海道上经常驶过绵延的商队，但是人们对那里的记忆是异常艰苦的。在今天的青海公路上，呼啸而过车辆缩短了青海路的距离。
青海天峻县天棚乡西南，有一处唐代吐蕃时期的岩画。在山体塌落下的三块大石头上刻有50多个动物画像，其中的一块石头上刻有这样的场景：一群骆驼在疾步前行，它们的方向一致，那就是东方。刻岩画的人对庞大的商队印象深刻，所以将这支生机勃勃的驼队记录在巨石上了。或许，这才是反映青海之路最早的图像吧。
赵京经韦大军
---------------
探访黑水城(1)
---------------
从酒泉沿国道往北，可以到达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那里有成片的胡杨林，秋天的时候一片金黄。
在额济纳旗曾经有一座名叫黑水城的古老城市。公元1226年2月，黑水城经历了一场血腥的战争，没有人能够活着出来，因为那场战争是毁灭性的。
几百年后，人们才了解到关于那座城市的一些情况。
公元1926年，由斯文·赫定率领的瑞典考察组和中国学者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黑水城，在考察中他们用16毫米摄影机对当时的环境进行了拍摄，使更多的人看到了黑水城遗址的影像。
黑水城始建于西夏时期，是现今已知唯一一座用党项族语音命名的城市。它位于东经101度08分，北纬41度46分左右的地方。党项人叫黑水为额济纳，黑水城就是额济纳城。
额济纳旗所在的地方，最早叫弱水流沙。原始社会，这里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后来，因为朐衍之戎的匈奴人在这里游牧，它的名字逐渐演化成了居延。
东起阴山、中经居延、西至天山，有一条无形的通路贯穿着，人类在这一带繁衍生息、迁徙游牧。这就是东西方最早的通路，人称丝绸之路居延路。
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以后，在居延屯田、筑城、设障，把漠北草原与河西走廊连接了起来。居延就在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上。商旅们通过这里，在中原、漠北、阴山、西域之间来来往往，使东西方的交流源源不断。
过去，这里曾经有相当大的水域，仅著名的古居延海，就有726平方公里。黑水城就在三面临水的绿洲之中。
历史上关于黑水城的记载少之又少，说它毁于一场战乱，说它藏有大量珍宝。藏有珍宝的传说在２０世纪初引来了一批批外国探险者，留下了一处处挖掘的痕迹。俄国人科兹洛夫就是其中的一位。公元1909年6月，科兹洛夫来到黑水城，在这里进行了９天的挖掘后，用骆驼驮走了４０箱约上万件的西夏文物文献！
那些文物文献当年藏身的西夏佛塔，它距离黑水城西城墙大约400米远。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馆员拉开一个巨大的抽屉，露出许多陶瓷残片。他介绍说：“这些碎片有1700多件，它们是彼得·科兹洛夫通过科学考察从哈拉浩特（额济纳）带回来的。碎片是14世纪中叶元朝时期的。这些碎片当中比较珍贵的是上面带有钴的花纹，如果我们把它们重新复原的话就可以想象得出它们当时精美的样子。”
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中国黑水城带回的文物文献，立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黑水城从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个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也从此产生了。
在艾米塔什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存世最早的唐卡、最早的活字印刷品、世上绝无仅有的双头佛像、西夏党项人的容貌和服饰……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编号有近万件之多，而被定名登录的只有８０００余件。
中国著名西夏学者史金波教授，对于这批没有定名登录的文物文献，一直十分关切。几经周折，终于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看到了一批从未在国人面前现世的西夏文献。这些文献装在110多个盒子里，大约有几千件。
俄国专家对８０００多号文物文献进行整理、登录时，有的文献因无头无尾，不易定题；有的是西夏文草书，难以识别。所以定名登录的工作被搁置了下来。
史金波教授能够识别西夏文草书，他对这批文献进行了释读、登录。经过初步辨认，史金波教授认为，这些没有定名登录的西夏文草书文献中，有很多属于社会文书，内容包括户籍、军抄状、账籍、契约、告牒、书信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些来自黑水城的社会文书都记载了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又反映了黑水城的哪些生活场景？早已不知去向的黑水城人当时是怎样生活的？
一张三米多长的文书，密密麻麻写了近200行的西夏文草书。史金波教授破译了这些天书的内容。它是一个户籍登记簿，上面记录了黑水城79户人家的户口登记情况！黑水城一带居住者的名字，终于出现了！
黑水城的居民们，按照国家法律，每隔三年进行一次户籍登记。
党项族的典型姓氏之一是移合讹，在相关的社会文书中，有一个名叫移合讹·千男的党项族男子家庭状况的详细记载。千男一家8口都是党项人，居住在黑水城中，家中有3峰骆驼、10头牛和80只羊，另外还拥有三块水浇地和一块杂地。西夏人计算土地面积的方式很特别，除了用亩来衡量，统计播撒种子的数量也是常见的形式。千男家有四块地，每一块都可以撒六七石种子，共有相当于撒2700斤种子的土地。参照当时其他住户的相关纪录，这是笔很可观的家产。
千男家的耕地面积也许会让每一个汉族农民羡慕，除了西夏相对中原来说地广人稀之外，其本身的农业和土地政策也是重要的原因。在西夏天盛年间，统治者颁布了一部名叫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国家法律。天盛律令规定开荒者所得生地归其本人及族人永久占有，而且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当生地变成熟地以后，还有减免土地税的优待。这部法律大大鼓励了农民开荒的积极性，而其先进的条文格式也成为中国法律史上的开创。
---------------
探访黑水城(2)
---------------
黑水城外屯田区的水渠保障了大面积开荒、耕作和顺利生产的可能。汉代以来，一代代戍边人在这里修建了一条条水渠，把黑河水引入耕地。在关于千男一家的社会文献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某些渠道的名字，那些水渠直到今天仍然留有些许的遗迹，而它们灌溉过的大片的耕地早以变成了沙漠隔壁，那些劳作过的人甚至连坟丘都消失了。
黑水城和它所在的居延，在自身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边防要塞，或者是连接南北的重要驿站。争战和农耕构成了这个城市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当时的西夏王国共有１２个监军司，一个军司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军区。黑水城是黑水监军司的所在地。在黑水城地区常年驻守着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平时屯田练兵，战时或开赴前线，或守卫黑水城。与此对应，黑水城的居民也同时承担着生产劳动和参加军事战争的双重任务。千男就是黑水监军司中的一员，他的职务是“前内侍，正军”。“前内侍”是西夏职官名称，既可参与防卫内宫，又可外派负责民事。
战争使黑水城屡遭洗劫，生灵涂炭，但也正因为战争，黑水城才变得如此重要。西夏人围绕着战争和兵器生活，在常年的征战中他们掌握了最优秀的冶炼技术，工艺精良的铁器不但可以满足具体的军用，而且也成为外交上的重要礼品和手段，用来贿赂各国的权臣，或是进贡给大国的皇室。宋史上记载，宋钦宗佩戴的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夏国宝剑，大文豪苏东坡也曾得到一把西夏宝剑，视如珍宝。好友晁补之特意写诗赞颂：试人一缕立褫（chǐ）魄，戏客三招森动容。
在黑水城社会文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接来送往上级官员的记录，其中有一篇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来了一位官员，官员带来了政府的一道命令，在全国征集一批上好的武器作为外交礼品。千男的任务就是留下来，监督武器的制作并护送到皇宫。
在西夏字典《文海》、百科全书《圣立义海》中，有对其冶炼技术的描述和记载。天盛律令中甚至对冶炼的损耗都作了细致的规定。西夏当时使用的风箱是竖式的，这种风箱，风力强大，在锻铁时提供了充分的氧气，锻铁的温度比普通的要高很多，使得打出的铁器不同凡响。从西夏王陵出土过一把铁剑，虽然现在锈蚀了，但从它王陵随葬物的身份来看，当年很可能是一把名贵的宝剑。
西夏王国还有一些十分独特的武器。令当时的各国刮目相看。其中有一种名叫瓷蒺藜，比拳头大一些，可以遍布在敌人骑兵通过的路上，当战马踏上它的时候，立即人仰马翻，是对付骑兵的有力武器。瓷蒺藜是空心的，有一个孔可以填充火药，埋于地下就是地雷，用手投掷，就是手雷。传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是中了西夏的瓷蒺藜从马上摔下来受伤的。
千男还是一名正军。正军是抄的主力。“抄”是西夏军事组织中最小的军事单位，由两个人到三个人组成。正军通常由英勇善战不负众望的人担任。正军之下还有一个副手叫做“辅主”，辅助并准备接替正军的位置。正军和辅主之下，还有一名杂役，叫做“负担”，保证正军的后勤生活。西夏法律规定，两个年满１５岁的男人中，就要有一个人成为正军或辅主，而另一个成为负担，这实际上是两丁全抽。西夏靠这种制度，形成了一个全民皆兵的社会局面。党项族从一个弱小的民族到建立西夏王朝，一直处于被各个强大势力包围的状态中。全民皆兵的政策，正是这种状态下所采取的对策。
黑水城一带虽然是防御辽国和金国的军事要塞，但由于采取以和为主、和中有抗的外交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却成为一个相对平静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在户籍登记的人群中，不仅有千男这样的党项人，还有汉人、回鹘人、甚至还有契丹人、鲜卑人和吐蕃人，他们不但共同居住在黑水城，而且已经互相通婚，黑水城当年应该是一个比较繁荣的边塞城市。然而这种持续多年的平静生活，开始受到新的威胁。更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一个巨大的危险正悄悄地向着黑水城和整个西夏王国逼近。
可以想象，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日子里，千男可以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一旦战争发生，他就要奔赴战场，甚至战死沙场！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文献中记载了一个名叫平尚氏阿明的女人，从她的生活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当时军人家庭在战争时期的面貌。平尚氏阿明的丈夫在一次出征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也许是当丈夫的早有预感吧，出征以前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寿长酉。
在这份户籍登记簿中，和阿明一样的寡妇还有两户，这三户寡妇家，无一例外的都有男性孩子。
在户籍中，我们没有看到只有女儿的寡妇家庭的记录。这并不是说生了女孩的家庭中父亲就可以免遭战死的厄运，只是按照天盛律令的规定，没有儿子的家庭在丈夫去世后，其家产要和别人一起分割。分割剩下的财产，将很难维持生活。如果没有儿子，像阿明这样的寡妇，除了变卖少数的财产，恐怕就只有改嫁这一条路可走了。
这条关于寡妇家财产的法律规定使人们推想：国家是在用法律的形式，促使没有男性的家庭迅速解体。又用法律的形式督促人们多生男孩，以适应连年争战的需要，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这份户籍登记的79户人家中，一共登记了40个小孩，男孩和女孩比例竟然高达：31：9。
---------------
探访黑水城(3)
---------------
黑水城户籍文书中中还记载了一个名叫饶尚般百的人，他是黑水城中的一个“迁溜”，负责管理户籍中所提到的79户人家。“迁溜”是西夏农村的一级管理组织，相当于当时中原地区的“里”，或现在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大约可以管理100户。迁溜的职能范围很宽，除了负责户籍登记外，也要负责对抄的登记和管理，还要编制申报乡里的籍账，负责催缴租税，组织开渠、修渠等。饶尚般百所管79户人家中共有居民220人，比规定的人数要少了许多，这表明连年的战争使西夏人口在逐渐减少。
西夏的总人口大约有数百万，却曾经组织了50万人的军队。西夏王国靠什么支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呢？
西夏法律规定：西夏王国的臣民们，要向国家交纳大人３斗、小孩一斗半的人口税；每亩一升杂粮的地租税和每亩一捆直径一尺半粗的草。另外，还要按土地的多少，出一定天数的佣工。拿千男一家来说，他们需要交纳21斗杂粮的人口税、2斗7升杂粮的地租税和270捆草，另外，还要出４０天的佣工。这即便是对于耕地面积相对较大的千男一家来说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西夏人有着严格的借贷制度，在一个名叫梁功铁的党项族人一天生活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它的具体运作。这一天是西夏天庆元年，即公元1194年，正月二十九日，梁功铁冒着凛冽的寒风离开了家，他走进黑水城来到普度寺。他不是来这里乞求神灵保佑的，而是向这里的僧人梁任麻，以每月１斗２升的高额利息，借了１０石小麦、１０石大麦。
按照西夏法律，他还必须带上妻子或儿子一起来，他们也要作为同借人在契约上画押。这样在梁功铁发生意外时，可以夫债妻还或父债子还。在黑水城出土的借贷文书中，相当数量的借贷人都是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借贷的。
由于佛教是西夏的国教，西夏法律对僧人有许多优惠政策。田产经营成为寺院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也使寺院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势力。可以想见，在连年争战的情况下，人们希望躲避战火，祈求得到和平，盼望逃避税收和债务，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寺庙，剃度为僧。
梁功铁借贷的那一年，正是西夏第六代皇帝嵬名纯祐继位的第一年。嵬名纯祐的父亲仁孝是西夏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当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他的去世标志着西夏王国已经走过了它的鼎盛时期。而这时候北方的蒙古族部落已经迅速崛起，并日渐强大起来，严重威胁着西夏的命运。灾难接踵而来。
据史料记载，黑水城在历史上，发生过多起饥荒。干旱、虫害、绝收的描述，比比皆是。政府不得不从别的地方调来粮食，赈济这里的灾民。每年的春夏之交，都是黑水城生活最困难、防守最薄弱的时候，因此，也是最最危险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敌人前来攻打，后果将不堪设想。
黑水城守将在西夏光定申年，即公元1224年，写给西夏皇帝的信，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守将仁勇写道：“黑水城缺粮，惟仁勇原籍司院不准调运鸣沙窖粮，远边之人，贫而无靠，惟恃食禄各一缗。所不足当得粮无着，今食粮将断，恐致羸瘦而死。仁勇不辞冒犯，以怜念老母等乞加恩免除守城事，别遣军将……来此……”
后来的黑水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社会文书到这里突然中断了呢？史料中还找不到任何线索，却为人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公元1205年，即成吉思汗封汗的前一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留了蒙古仇人，在３月粮荒时首次袭击了西夏，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对夏战争。
黑水城如同它的国家一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蒙古大军随时可能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黑水城人开始了一场空前悲壮的全民备战，他们准备与敌人殊死一战。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率领１０万大军挥师中原，黑水城作为蒙古大军通往中原的必经之地，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恶战。战争的时间，选在了黑水城最最困难的季节——春季。可以想象，当黑水城被蒙古大军包围的时候，包括千男在内的历来就有全民皆兵传统的西夏人，是怎样的与敌人奋战的。
黑水城西夏时期近２００年的历史，在战争结束后也悄然地结束了。关于这场战争，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详细的记载。在战争发生以后的近６０年中，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千男他们后来的命运，成了一段不解之谜。
几百年后，人们在勘探黑水城的时候，发现城墙遗址中竟然还嵌套着一个更古老的小城，原来这才是西夏时期的黑水城，而套在它外面的是元代的亦集乃城。不知在什么时候蒙古人扩建了黑水城。公元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这里，他看到的是一个绿洲之中生气盎然的城市。
那么１００年以后的黑水城又是什么样子呢？
从公元1372年开始，由于黑水河被人为改道，致使古居延海急剧萎缩，黑水城渐渐变成了一座空城。沙漠终于围拢了过来了，每当狂风大作，数以吨计的浮沙便倾泻而下，这里竟成为沙尘暴袭击下一个目标的中转站。
黑水城在消失，明天人们会通过什么渠道找寻它呢？
赵京经
--
看我这脚手，可以搦得他兔否？
在卡斯姆看来，塔克拉玛干根本不是什么“死亡之海”，而真的是地下埋有宝藏的地方。2004年10月18日，曾经于2002年10月带领中国考古队，发现“东方蒙娜丽莎”壁画的张队长遗憾的告诉大家，当年发现壁画的遗址又一次被流沙掩埋了。在被风沙掩埋的遗址上及周围，没有发现新的壁画，也没有发现任何玉石宝藏。
---------------
和田寻宝(1)
---------------
毒日、蒸腾的热浪、一阵风吹起的流沙，沙漠中哀号的骆驼——这就是中国新疆沉寂无边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1895年4月，一位来自瑞典的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贸然闯进了这一片流动的沙海，其代价则是：两人丧生，七头骆驼及全部装备物资都被沙漠吞噬掉，在经过了２０天、３００多公里的行程后，才勉强得以逃生。于是，一个可怕的“死亡之海”的称谓，便成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闻名于世的别名。
但对于这个别名，当地人却非常不满，按他们的解释，在维语中“塔克拉玛干”是“埋有宝藏的地方”。他们坚信，在那里肯定埋藏着他们祖先留下的，数不尽的珍宝和无穷尽的财富。
可面对这片无边无际、寸草不生的大沙漠，人们禁不住要问，在这死一样沉寂的沙海之下，难道真的会有宝藏可寻吗？带着这种疑问，我们踏上了和田的寻宝路程。
2002年，中国新疆的考古者，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一个名叫丹丹乌里克的遗址群内，发现了一批稀世罕见的壁画，其中的一幅珍品，震撼了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于是大家为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东方蒙娜丽莎”。
丹丹乌里克，在维语中被译为“象牙房”，是一种高贵和奢华的象征。可实际上，坐落在克里雅河以西的，这一片无人区中的古遗址群，受沙漠恶劣气候环境的影响，与它原来名字的含义早已大相径庭。除去斯文·赫定和1901年唯一一位带队考察、发掘过此地的英国人斯坦因以外，近１００多年以来，几乎就再无人涉足过这块地方，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竟在人们的视线中神秘地消失了。
那么，这些掩埋在沙漠中的建筑究竟是谁搭建的？又是什么人留下了这么多精美的壁画呢？
两千多年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南缘，有许多绿洲。在这些绿洲上，人们建起了一座座城市，它们由东向西排列，连接着古丝绸之路的南道，就像珍珠串成的项链一样。而项坠儿，就是古代的于阗，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和田城。
于阗——是藏语的译音，意为“产玉的地方”。
和田玉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非常有名的。走在和田的大街小巷，人们会惊奇的发现，无论男女老少，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做着玉石生意。
和田玉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的玉质、色泽像羊脂般的温润洁白，故又被称作羊脂玉。而除去质地、色泽以外，形状、存在形态的不同也是区分和田玉品质的关键。
和田玉的形状及存在形态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玉矿石形态存在的，被称作山料；第二种虽然也是原生态玉矿石，但却经过了长时间在大自然和水中的磨砺，是具有各式各样天然形状，被人们从玉龙喀什河里采集到的原生态玉石。这类玉石被人们称作籽玉；第三种则是经过人工打磨、加工和雕琢过的“作品玉”；而在这三种形态的玉石当中，上上品，应指的是和田羊脂籽玉。
在和田的玉交易市场上，一块上好的、项坠儿大小的和田羊脂籽玉就能卖到数千元左右。而一块重２０公斤左右的羊脂籽玉，标价竟为上千万元。由此看来和田每年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并在夏季洪水过后的秋季，曾呈现过万人沿玉龙喀什河河床及河岸，采玉寻宝的壮丽景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玉龙喀什河中的羊脂籽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和田，由于它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曾经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通向古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交通枢纽。那时，南来北往的民族，东奔西走的商队，都从这里走过。人们交流文化，交易商品，传播宗教，使得和田就像是一个东西方贸易的内陆港，成为了东西方文明共存的圣殿堂。难怪有的学者把它称作是西域的一颗“东方明珠”，比喻成宗教意义上的圣城“东方耶路撒冷”。
正因为如此，在公元１１世纪以前，和田曾是一个多人种、多种族聚集的地方。从已经发掘和发现的古墓、古遗址和古文物来看，这里先后和同时居住过塞人、印度人、中原汉人、藏人、突厥人等诸多人种。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字，讲述和记录着和田的历史。
瞿萨旦那，就是和田从梵文——古印度语中取来的名字。关于这个名字，还有着一个美丽的故事传说：
当年的于阗王无后，佛降天意送给他一个儿子，但他却苦于没有奶来喂养。因此，他每天虔诚祈祷，竟感动得地面上鼓起了一个乳房状的小山，并从山包里源源不断地留出奶来，孩子得救了。于是，于阗王便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瞿萨旦那，意思就是地下能出奶的地方。
这个看似荒诞的千年传说，是否就是先祖们暗示给后人，和田有一条产玉的河呢？
在《天工开物》一书中，明朝的宋应星曾经人性化的描绘了玉石的秉性。他说：所有的玉石都是隔着水，吸收月光之精华的。大多数的采玉人，都是在秋季，明月当空的夜晚，沿着河水去寻找玉石的。由于玉石都是从山上被水流冲击而下，夹杂在乱石浅滩之中，所以，仅凭天上的一点点月光就能找到玉，在当时绝非一件易事。于是，当地就有了一种赤女采玉的风俗：即让女人不穿衣服，全身赤裸的下到水中去采玉。因为他们认为，月亮、玉石、河水、女人属同一类物质，同一种生命而相吸、依附。
---------------
和田寻宝(2)
---------------
不管宋应星所说的这种风俗是否真的存在过，但将玉石赋予灵性的这种说法，确实给和田玉以及那条玉龙喀什河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玉龙喀什河实际上是和田河上游的一个分支，它发源于昆仑山山脉的慕士塔格山，和另一条源于喀喇昆仑山脉的喀拉喀什河，一道汇集成了和田河。
这两条河里都有玉，但喀拉喀什河中的玉有颜色，多为墨绿色，所以喀拉喀什河又被称为墨玉河。而闻名于世的和田羊脂籽玉，只有在玉龙喀什河中才会有，因此这条河又被人称作白玉河。
并非所有的寻宝人，都能在白玉河中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羊脂籽玉，哪怕是很小的一块。因此，许多人便萌生了到白玉河的源头——昆仑山上的慕士塔格山，去寻找更多、更大玉石的念头。
家住黑山大队的益民·尼亚兹老人和他的儿子托洪·尼亚兹，就是这样一家采玉人。
黑山大队，就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提到过的昆仑山上的黑山村。它海拔近３０００米，是和田海拔最高、也是交通最不方便、最闭塞的一个小山村。想当年，雄心勃勃的英国人斯坦因，为了找到玉龙喀什河的源头，就是从和田出发，经过了艰苦的跋涉，来到了黑山村。但当他面对“人与牦牛都寸步难行”的峡谷和悬崖时，也只好望山兴叹、知难而退了。
据益民·尼亚兹老人讲，从他奶奶那辈儿甚至更早的时候，人们便开始在夏季纷纷涌入昆仑山，奔向据说能挖到玉的慕士塔格山。
“慕士塔格”在维语中，实际上就是冰山的意思。
先秦思想家尸子，曾对大批中原人远赴昆仑山采玉寻宝一事，做过如下的描述：凡是采玉的人，没有一个人的气色像他们采的玉那样滋润光华，他们皮肤干燥，脸色非常难看。由于路途的艰难遥远，一千个人去昆仑山采玉的话，活着到那儿的，最多只会有１００多人。而这１００多个人里，能够侥幸生还的，也就剩下十几了。所以，当年那些采玉的人，十之八九都梦断昆仑，客死他乡了。
今年夏天，益民·尼亚兹的老伴病了，他既要照顾好老伴，又要放牧自家的牛羊和照看自家的菜园子，加上年事已高，他只好把上山采玉的事交给了儿子托洪·尼亚兹。
早上，托洪·尼亚兹的女儿，帮爸爸收拾好上山采玉用的简单行装。在默默的担心中，送爸爸踏上了行程。
从海拔近３０００米的黑山村到慕士塔格山上的采玉场，至少还要再走上３天、近３０００米高的山路。这其中，有两天是行走在只有毛驴才能通过的悬崖峭壁上，而最后一天近千米的路程，则是要爬上连毛驴都无法行走的雪山冰峰。
正如益民·尼亚兹老人所说的那样，在海拔5０００多米高的玉石矿坑采玉，和在山下采玉的确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艰辛，一样的不易，根本看不到满山玉石的景象，不知是否是因为呼吸困难的缘故，还是由于心情不好，老人的儿子在找玉时，一句话都没说。也许他在暗暗祈祷，希望这次上山能多找到些玉，多换些钱，为有病的母亲看病，为年迈的父亲多分担点忧愁。
当站在慕士塔格山上，面对海拔5０００多米高的玉石采矿场和艰苦的采玉人时，你也许对玉的价值和玉的品质，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估量和一个崭新的认识。
当经历千辛万苦走过了这一路，最后面对玉龙喀什河源头时，你也许才会明白，在大自然中形成的和田的羊脂籽玉，每一块都是绝无仅有的，它和黄金铸成的器物不一样，它是无价的。
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种无价之宝，在和田以往任何一次文物的发掘和遗址中几乎都没有发现过。而在和田以外的中原，却屡有出现，这是为什么呢？
下山之后，我们来到一道早已干涸的沟渠和种满庄稼的农田。现在的和田，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片地下的三五米处掩埋着他们曾经的于阗古都约特干。
公元４００年时，古代旅行家法显，曾在这里见到过金光灿烂的庙宇和寺院。庙宇中的塑像，神圣的建筑物上全部都用金箔包裹着，可见当时于阗国的富庶昌盛。1500年后，英国考古家斯坦因，在这里不仅找到了证明这一说法的遗物证据，而且还发掘到大量的泥塑像、陶罐及汉、唐时代的古钱币和文物。但是在这么多的象征财富的文物中，却没有发现一块玉石和玉制的器物。
1983年，考古人员在玉龙喀什河东岸、洛浦县城以西14公里的山普拉，抢救性的发掘了52座墓葬、两处马坑。虽然从它的丧葬形式来看，属于平民墓地，但从出土的大量陶器、木器、衣食、用具等物品中，仍能看到《魏书·西域传》中所描绘的于阗国“土宜五谷、并桑、麻，山多美玉”的盛世美景。可在这美景圣地，我们却看不到一块和田美玉。
为此，我们特意造访了玉石商人阿里木的家，也就是他的公司。在他的公司里有许多玉，但他并不收藏他们，最终都要卖出去。
阿里木是个声誉非常好的玉石商人，人称和田玉石王。他从前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和田普通农民。二十多年前开始在河滩采玉，靠自己的劳动和刻苦经营，才有了今天自己的采玉场和玉石公司。
阿里木从不贪财，他把赚来的钱除去改善家里生活外，很大一部分，都用来帮助村里的贫困人家和资助许多有困难的孩子上学。他坚信，有了钱后做善事是最重要的。
---------------
和田寻宝(3)
---------------
阿里木的做法，使人想起和田历史上的尉迟王族。
７世纪初，唐王朝建立。647年于阗王尉迟信，支援唐太宗统一西域，并凭借与唐王朝联合的力量，平息了连年来的外族侵扰与战乱。由于他和其兄尉迟雄，在统一高昌和治国方面有功，曾先后被唐太宗和唐高宗任命为右卫大将军和毗沙都督。
尉迟王族英勇善战，其后来的尉迟伏师战、达、王圭、胜、曜等，相继由中央王朝册封为王。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尉迟胜王，他曾同安西节度高仙芝共击萨毗、播仙，并于755年率5000人主动出兵，帮助唐王朝平息“安史之乱”。这一时期，于阗进入了自己经济文化上的繁荣时期。于阗王族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音乐、绘画等诸多方面，都曾为于阗作出过巨大贡献。
早在汉代以前，于阗乐舞就已传入中原，隋代时的“于阗佛曲”甚至盛极一时。在唐代，尉迟家族的尉迟青和尉迟璋，一直是活跃在长安舞台上的著名音乐家。尉迟青以擅长演奏筚篥而闻名，唐代的段安杰在《乐府杂录》中赞扬其吹奏的筚篥“冠绝古今”。而尉迟璋的歌声则可“一声飞出九重深”。
往事早成过眼烟云。没人知道，躺在这片农田下昔日王城中的显贵们，能否听到今日和田人的欢歌笑语？但今天的和田还似乎还回荡着久远的乐声。
在和田市西南喀拉喀什河畔，又一座库玛尔山，当地人又称其为牛角山。传说过去佛迦叶和现在佛释迦牟尼都曾来此为诸天人说要法，并预言此地将安乐繁盛，敬重佛法，尊信大乘。
也许是受了佛的旨意，也许是于阗人固有的善良之心，于阗王尉迟家族尊信佛教，国力增强后，便在于阗境内大力修建寺院，庄銮佛像，亲自彩绘佛教壁画。
为了寻找玉石宝藏，我们跟踪拍摄了一次惊人心魄的发掘。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考古队队长吴新华，与当地考古人员一道，在和田县城以东的达玛沟，发掘出一处保持非常完整的、唐代时期的佛教寺院。吴新华对和田有着很深的了解，尤其对和田玉有着长期的研究。此次发掘，虽然又一次没有找到玉石，但却出人意料的发掘出许多幅具有明显尉迟派画风、描写佛教内容的精美壁画。这些壁画清晰完整的保留在这座寺院的墙壁上，与有着玉般微笑的“东方蒙娜丽莎”壁画一样，令人震撼，非常精美。
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从隋至唐久住长安，绘制佛教壁画，造诣甚高，人称大小尉迟。其中小尉迟乙僧还被于阗王以“丹青神妙”推荐到长安，毕生从事绘画创作。最终形成了唐代绘画史上享有盛誉的“于阗画派”
他们的绘画技艺是，以铁丝勾勒轮廓，凹凸晕染发表现质感。“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只可惜，大小尉迟的作品至今都没有被发现。
看着这些残缺的佛像与壁画，不由得使人联想到，那有着玉石般微笑的东方美女。也许，在那广袤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在那发现“东方蒙娜丽莎”的地方，能够找到大小尉迟的真迹？寻出尉迟王族鼎盛时期的财富遗踪？
为了寻找玉石宝藏，我们从和田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东北方向走去，当被沙尘打磨了近一整天后，接近黄昏时，我们停步在了一片死胡杨树前。从这片大面积干枯的胡杨林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多么大的一片绿洲。而又有谁能想象得到，这里就曾是于阗王国最东边的属地精绝国呢？如今这里早已变成了一片这阴森恐怖的死胡杨林，它似乎向后人昭示着大自然的威慑力，无情的吞噬着一切美丽的景象。
斯坦因第一次发现了这个古城——尼雅。他于1901年、1906年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共掘获了去路文书721件，汉文木简、木牍数件，以及武器、乐器、毛织物、纺织品、家具等文物，而且还有一枚非常珍贵的中国瓷制印章。然而，最为重大的发现是在1995年，中日联合考察队在这里发掘出了一个东汉时期的夫妇合葬墓。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夜晚，月光照亮了尼雅古城的佛塔，格外美丽。使得人们即便是在这沙漠之中也不免产生遐想：如果那对合葬的恋人旁边再有一件美玉陪伴岂不更加浪漫！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曾经有许多河流从昆仑山上流入。但由于气候恶劣的变化，许多河流已经消失和正在干枯，克里雅河就是这样的一条河流。
沿着干枯的河床向前走，进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数公里，就可看到一座大型的、木质结构的古城堡。这座城堡是由瑞典人斯文·赫定于1895年首次发现的。有人猜测，它是古■弥国的一座王宫。1993年，中法联合考古队对它进行了发掘。在城堡中发现了许多粮食；在城堡的地上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钱币；在城堡的墙上，发现了描绘佛的精美壁画；在城堡的明显之处，还发现了许多被火烧过的地方。从发掘的东西来看，这里像是古代的一个仓库或是驿站？但从相当三层楼高的规模来看，它更像是现代意义上的商场或星级饭店。
公元１１世纪时，喀拉汗王朝曾对佛国于阗，发动了一场伊斯兰圣战。从喀拉墩所在位置看，它似乎远在繁华城市的边缘地带。尽管如此，它也没有逃出这场圣战的浩劫。可想而知，当初那场圣战的规模之大，场面之惨烈了！
---------------
和田寻宝(4)
---------------
也许，在这豪华的城堡里，曾有过大量的珍宝和玉石？才引来战争？招来强盗？大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使得城堡中的一切成为了秘密，可能永远都不会被人知道。
我们寻宝的热情在多处曾经辉煌的城市废墟前遭到重创，于是我们来到一处还未完全损毁的遗迹前。
热瓦克大塔是和田地区地面仅存的最完整、时代最早的佛教建筑。它高约9米，周围是一望无际延绵起伏的沙丘。英国人斯坦因、德国的椿克尔以及中国的考古学者黄文弼，都曾在此进行过考察。
塔院内及附近地区至今仍能看见散落的许多陶片，院墙的内外侧，曾有过许多的佛和菩萨塑像。这些塑像全部经过妆銮，表面残存彩色，还贴有金箔。在塔前的地面上、塑像的底座下、安装木门的墙缝中，还发现了近100多枚信徒们摆放的供品——汉代的“五铢钱”。
所有这些，连同塔院大门两侧墙壁上绘有的“守门”的世俗人像，大概都是当年那些出资修建这座佛塔的供养人，所表达的一种虔诚之心吧。但奇怪的是，即便在这圣堂宝地，在这些象征着财富与最大诚心的供品当中，怎么会连一块和田玉都没有呢？！
人们都说，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之路，丝路文明是一种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特殊文明。这种文明，由于受到地理、气候、政治、战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始终处于一种流动、多变、不稳定和对立的状态之中。
和田有三宝：玉石、丝绸和地毯。其中地毯西传而来，丝绸东传而至，唯有玉石产于和田本地。
而和田玉由于它的产量稀少和所拥有的文化背景，使得它既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可进行买卖，还可以有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用作收藏。
在和田，当你来到一个普通人家时，你只会看到墙上的挂毯，地上的毛毯，人们身上穿着的五颜六色的丝绸衣衫，可却几乎看不到家中的玉石摆设。
在和田，你既能看到古老的作坊式丝绸纺织，也能看到不少成规模的织毯厂。但在玉石产地，要加工一块好的玉石，和田人会告诉你：去外省市、到南方。
在和田，几乎所有的大宗玉石买卖，卖方一定是当地人，而买方大多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湾、甚至东南亚、日本等海外的一些玉石商。
所有这些现象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和田当地人对玉石经济价值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对其文化、精神价值的欣赏。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对玉的推崇是中华文明亘古千年的不变。圣人孔子曾云：“君子比德于玉。”因为玉的品质，恰似东方人的性格一样，高雅、含蓄、包容，柔中有刚，刚且不狂。因此历朝历代，都把阴柔妩媚的女子，在流淌的河水中采集到的、受月魄之精华的如脂美玉，比喻成含蓄、凝重、谦和的君子。这其中阴与阳、柔与刚的结合，既和谐，又玄奥。
用玉，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玉的位置，不可替代，不可动摇。
相比之下，西方人则不同，他们的祖先对火对光的图腾、崇拜，使得他们视黄金为固化的阳光而无法抑制的喜欢它那金光灿烂的外表。因此，他们惊诧于丝绸这种柔软、纤细的物品，也能够发出火与太阳般的灿烂金光。
古于阗国有美玉。有了玉，它就有了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原。而有了中原这个玉石的最大买主，它就能源源不断的供应给西方人望眼欲穿的畅销货——中国丝绸。就这样，古于阗人运用了在东西方人眼里，两种具有不同价值宝物的交换，赢得了相对的经济繁荣与稳定，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相互融合。丝路文明的精髓，在和田体现得淋漓尽致。
大量的开采和买卖使得和田玉声名远播，它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和田当地的人逐渐意识到无度的开采只能使自身的财富流失过快。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便开始收藏玉石，并故意抬高价钱，用天价拒绝那些从全国各地涌来的买玉人。
也许，当年尉迟王族在用玉石换来大量财富，乐施善举时，也曾因同样的担心，将玉石藏匿于沙漠中的某个寺院当中？难道在这片被风暴堆积起来的沙海之下，真的还沉淀着至今都无人发现的玉石珍宝？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继续着寻宝的路程。
去丹丹乌里克的路是最难走的。
公元399年，中原的求法者——法显，在穿越这片浩瀚沙海时曾经这样描写过：“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这段描述，令所有没有去过，或正准备去丹丹乌里克的人，不寒而栗，即便是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寻宝就要付出代价，有时代价不仅惨重，甚至还是致命的。
这不，我们一辆供给沙漠中水和食物的车辆，由于长时间大马力在沙漠中的行驶，引发线路问题，被烧毁了。
水在沙漠中就是生命。当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就是因为没有带够充足的水量，差点命丧沙漠的。
把水冻成冰块带进沙漠，是当年探险家和考古队最常用的方法，但必须要计算好进出沙漠的时间，掌握天气的变化。
在我们的寻宝队伍中，有一位当地维族人，他叫卡斯姆，是和田文物管理所野外文物管理员。他有一个绰号叫沙漠狐狸，他不仅能在沙漠里像狐狸一样出没，而且还能轻松的在沙漠中辨别方向，在沙漠腹地中找到水。
---------------
和田寻宝(5)
---------------
实际上塔克拉玛干腹地的地下水蕴藏量非常高，多达81578亿立方米。
当地人都知道，沙漠中有红柳的地方，或是地势低洼、地面有硬表壳，靠近干枯河床的地方，向下挖上一米左右就能找到水。
在卡斯姆看来，塔克拉玛干根本不是什么“死亡之海”，而真的是地下埋有宝藏的地方。
2004年10月18日，曾经于2002年10月带领中国考古队，发现“东方蒙娜丽莎”壁画的张队长遗憾的告诉大家，当年发现壁画的遗址又一次被流沙掩埋了。在被风沙掩埋的遗址上及周围，没有发现新的壁画，也没有发现任何玉石宝藏。
塔克拉玛干的名字实际上有三种解释：
1．进去了就出不来。
2．过去的家园。
3．埋藏珍宝的地方。
那么，在这片浩瀚无边的沙漠中，究竟还要有多少人要走进去？究竟还能有多少人能从那曾经美好的家园带回美好的宝藏？而究竟这片沙海里埋藏的宝藏都是什么？是否可以这样猜想：在那些宝藏里面，唯独没有我们期待的玉。
丁虹
---------------
敦煌生命(1)
---------------
这一天是农历四月初八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日。莫高窟大佛殿前香烟缭绕、人声鼎沸，这是中国人信佛拜佛的一大特点。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燃一炷香，每一个人都在微闭双目心中念念有词。当他们虔诚地俯首叩拜的时候，已经悄然地把自己的心愿说给了佛祖听，坚信佛会保佑他们一年平安、事事如意的。
据说四月初八祭拜佛祖是敦煌人历史悠久的传统，大概自有莫高窟起就有这一佛事活动了。因为在莫高窟的洞窟中，那些存在了上千年的佛教壁画、塑像，从来都是供人们礼拜而用的。
然而，一个特别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如此之多的朝拜人群只被允许进入大佛殿，而其他所有有壁画的洞窟却对他们关闭了窟门。这似乎不应该是传统中的禁条，那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科学技术人员，每天都要走进洞窟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跟随着他们，我们走进了莫高窟。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壁画和以往的记忆以及那些精美的画册相去甚远——它们破损严重，甚至脱落，有的后面崖体完全露出，壁画已不复存在。等等这些均被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称之为壁画的病害。
他们每天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对壁画病害进行状况调查：通过各种符号如实地把病害现状记录在案，为随后的修复与保护提供依据。
在莫高窟492个有壁画的洞窟之中，病害比例高达近５０％。这恐怕就是在四月初八禁止朝会人群进入有壁画的洞窟的原因所在。而莫高窟一旦失去了作为其精神象征的壁画，就好比一个人的思想被抽空，生命就会变得苍白而无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的敦煌将如何回首往事呢？
自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敦煌建郡，敦煌便成为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通的门户。
在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西域不稳，而敦煌恰恰成为相对安定的中间地带，一大批文人士大夫以及佛教徒开始在敦煌驻足。
公元366年，一个名叫乐僔的和尚，由东向西云游至敦煌。他在此开凿了第一座石窟，莫高窟由此创建。
应该说，是敦煌奇妙的自然地理现象感动了这位一路风尘的沙门中人：在茫茫戈壁的了无生息中，祁连山的雪水顺党河峡谷深入干渴的大漠，这条生命之链为疲惫不堪的乐僔穿起一串串希望；鸣沙山漫漫沙障，幻化无穷；三危山立石层层，有如千佛；傍晚时分，一派空灵，夕阳放射出万道金光。乐僔恍惚之中看见了佛祖在他面前显灵，于是他向着西方俯首叩拜，立志在此开窟侍佛。从此，这三危胜境成为了佛门圣地。
自乐僔开窟时间过去了１６００百年。莫高窟在它最辉煌的时期即唐代，已有“窟室一千余龛”。说它是佛教圣地，名不虚传。
然而，明朝政府关闭嘉峪关后，敦煌地区的居民全部内迁，莫高窟就此在几百年当中无人管理，日渐萧条。
到了1900年，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道士王圆箓与几位最不同凡响的西方探险家的交易，把全世界震惊了：前者发现了著名的藏经洞；后者用少数银两换走了这洞中大批堪称文化宝藏的佛教经卷和各类文书。敦煌莫高窟就这样又重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古人的智慧往往超出现代人的想象。姑且不论莫高窟壁画的文物价值有多高，单就古人使用泥土、白粉和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洞窟岩壁上制作壁画本身而言，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所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与保护研究所进行合作，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古人的壁画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在研究室内，技术人员仅以微量提取物通过X衍射，便可得到壁画泥层和颜料层中各物质成分及其特性；同时在特殊显微镜下，矿物质颜料的色相及其变化被准确地观察出来。
之后是实验性的复原临摹，此手法首先可使一大批画面漫漶不清的壁画重现昔日真面目，为各类研究提供基础；再则，这样的复制过程也是保护与修复壁画的重要前提。
众所周知，敦煌以及西部中国异常干燥的内陆性环境气候，是众多古代石窟壁画得以保存下来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水就成为了这些泥质壁画的第一天敌。而敦煌地区的砾石岩层中又含有较多的可溶性盐，于是水与崖体中的可溶盐的相互作用，便是引发壁画产生病害的主要原因。
为了找出壁画病害的发生规律，技术人员在实验室中进行了一项壁画病害模拟试验。经过分析，他们确定出壁画地仗层即泥层的主要物质成分，分别是占六成以上的黏土，三成左右的细沙和少量的麦草，用水调制而成。其中为主的黏土，即是莫高窟前大泉河水冲刷至下游的杂质极少的沉积土，又被称作澄板土。从取材上看，特别是大量的基础材料即壁画的泥层，古人只能就地取材。而上述这三种材料正是敦煌所具备的。因此他们按照适当的比例，制作出了与莫高窟壁画泥层非常相近的地仗层模块。当模块晾干之后，用石青、石绿、铁红等几种在莫高窟壁画中最为常见的矿物质颜料，涂在模块表面，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壁画模拟试块。最后，这些试块被人为地加进了一定比例的与莫高窟崖体中性质相同的可溶盐，目的是要把它们放入试验箱中，在一个人为控制的温湿度变化周期中，观察试块发生病害的程度。
---------------
敦煌生命(2)
---------------
敦煌市的早晨热闹非凡，小商小贩纷纷出动，各路游客跃跃欲试。虽然今日的敦煌似乎不复丝路时代“华容所交一都会”的盛况，但它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以另一种形式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这就是旅游。每当春季来临，大客车便一辆接着一辆从各大宾馆出发，把旅游者带上那条通往莫高窟的沙漠公路。
莫高窟分南北两个区域，位于鸣沙山东麓断崖之上，总跨度1700余米。石窟在崖壁上上下相接、左右比邻、状如蜂巢，最密集处上下多达五层。
据考证，莫高窟的营建是一个从4世纪～14世纪跨度一千年的漫长过程。佛教通过石窟中的壁画在这里广为传播，同时世俗生活也被古代画师们投射到笔端。
在众多的佛陀故事画里，表现佛一人承受苦难，普度众生。其中舍身饲虎图，描绘佛的前身萨埵那太子，为救活奄奄一息的母虎与虎崽，以身饲虎的情景。在这里佛的大慈大悲，被刻画到了足以震撼人的心灵的地步。对现实生活的幻想，构成了西方净土世界的巨幅画面。其中飞速旋转的胡旋舞，在西方的乐土之上跳动着盛唐时代的脉搏。说法图中的菩萨美轮美奂，一派高贵、典雅、慈爱的尊容，传达出的是一种雍容大度的盛事情怀。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队，一路艰辛万苦，遇盗脱险、逢凶化吉，保佑他们的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这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共计45000平方米，加上2000多身塑像，集中在被称之为礼佛区的南区洞窟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壁画和彩塑一直是这里的僧侣、供养人以及民间百姓们精神寄托的对象。
与人们所熟悉的莫高窟南区洞窟相对应的北区石窟，则是当年僧侣们坐禅修行、生活起居的场所。
仔细观察这些毫无修饰、四壁皆空、矮小黑暗的北区石窟，你会感觉得出当年僧侣们的生活与南区华丽洞窟中的佛事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象，清静、寂寞成为石窟主人的生活基调。
据说，当年敦煌的百姓出家为僧者，人数众多。他们离开距自己并不遥远的亲人，舍弃人间烟火，遁入空门，坐进小小的石窟，修行一世，苦度一生，或许只为在莫高窟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净土吧。
所以，在莫高窟北区石窟里发现了数量相当的古代僧人的遗骨。
与此同时，在北区石窟中还出土了大量不同民族、不同文字的佛经及社会文书残片。当年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的货币——波斯银币以及胡人形象的男俑，也出现在北区石窟中。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在众多文书残片中存有一份叙利亚文圣经。这说明在丝路时代，敦煌莫高窟不仅是一个佛教中心，它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场所。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再没有第二个佛教石窟寺遗址，在时间跨度上和信息承载量上能与莫高窟相比拟的。因此莫高窟被今天的人们视为文化宝库，并且有着独一无二的珍贵性。
然而它又是非常脆弱的，就因为这里的壁画、彩塑都是泥质的，所以保护它就显得异常艰难。
在经过若干个温湿度循环周期后，壁画模拟试块果然发生了轻重程度不等的病害。这不仅验证了水与可溶盐对壁画的破坏作用，更重要的是为研究病害机理、找出修复材料提供了可能。
那么，所谓壁画的病害是怎样形成的？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
据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苏伯民介绍，壁画病害的形成，简言之就是存在于洞窟崖体中的可溶盐遇水后溶解，水蒸发后再结晶，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导致结晶盐存留于壁画的泥层和颜料层中，破坏了壁画原有的物质结构。
目前莫高窟壁画的病害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起甲壁画，即壁画表面的颜料层起皮、龟裂、脱落。二是空鼓壁画，其特点是壁画的泥层与洞窟岩体失去粘结，开裂后向外鼓胀，当其无法承受自重时，就有塌毁的可能。三是酥碱壁画，主要表现为壁画整体粉化、酥松、呈糟糠状，最终彻底脱落，因此它是所有病害中最为严重也最难于治理的病害，又被称之为壁画的癌症。
科学的修复起于实验室。经过多年的试验与筛选，敦煌研究院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修复起甲壁画的粘结材料——它是一种明胶，即动物皮胶再精炼后得到的一种最接近古人作画时所使用的胶结物。因此它对壁画颜料层的副作用是最小的。它的作用即可使壁画干裂翘起的颜料层湿润后与泥层重新粘结，而又不会破坏壁画颜料层的色彩关系，即画面效果。
当对试验模块进行过无数次修复并且证明这种修复工艺有效之后，真正的洞窟实地修复方可开始。然而这毕竟是面对实物，而且是有着巨大文物价值的莫高窟壁画，因此需要修复人员不仅掌握熟练的修复技巧，也要具备相当的文化艺术素养，这样修复出来的壁画，才能达到不显山不露水、修旧如旧、画面浑然一体的效果。而这是一切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基本准则。
如果说修复起甲壁画是直观的、看得见的，那么修复空鼓壁画则是不可视、更不能立即见效果的。
修复人员首先在壁画的空鼓部位，找到一个尽可能不破坏画面效果的地方，打一个细小的孔洞，插进橡胶软管，随后灌入事先配置好的具有黏结作用的浆液至壁画的泥层与岩体之间，最终达到使岩体与壁画泥层重新粘结的目的。
---------------
敦煌生命(3)
---------------
这一灌浆技术是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多年合作研制出来的。这种浆液透气性好、收缩率小、强度适中、重量轻、其性质与壁画泥层非常相融。因此只要灌浆经验丰富、技术娴熟，此浆液就会很好的填充壁画的空鼓缝隙，而不致使壁画负重过多，又具有良好的粘结效果。
在灌浆完毕之后，一项重要的工序就是支顶吸盐板。该吸盐板表层是一种吸附力极强的材料，在支顶空鼓壁画使其回帖的过程中，吸附浆液中的水分及其所溶解的空鼓部位的可溶盐。
最后通过局部吸盐法，彻底吸附掉残留在壁画表面的盐迹，这样就避免了灌浆后的壁画在水分蒸发时把可溶盐留在泥层或颜料层中，导致酥碱、起甲等其他病害的再发生。
据悉，关于所谓壁画的癌症，即酥碱病害的修复方法，目前敦煌研究院尚在试验中，但修复的思路仍然是脱掉壁画中的可溶盐。
从1998年至2005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对莫高窟第85窟壁画进行了历时８年的修复。它是目前世界上采用现代科技工艺修复古代石窟壁画最成功的一个范例，也是实施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一个典范。如果在未来的长时间里，这些被修复过的壁画状况良好的话，说明敦煌研究院已经找到了一整套修复壁画的科学程序。那么，尽量延长莫高窟壁画的寿命，似乎就有了可能。
在１６００年前，当莫高窟洞窟的岩壁上被绘制出第一幅壁画，那时的人们没有去理会画师是谁。可是当492个洞窟铺满壁画之时，后人又没能记住众多画工的名字。仅有的一些能证明画工身份的洞窟题记，现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如果这些无名画师灵魂不死的话，他们对今天所进行的壁画的保护与修复，或许会感到欣慰。
据说，创造了莫高窟壁画的古代画师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僧官，顾名思义是管理僧人的，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为数不多。再就是画僧，他们是僧侣，也会作画，人数较前者略多。最后便是纯粹的画工了，他们游走四方，居无定所；在洞窟里作画，便在洞窟中起居，一旦完工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可想而知，这个巨大的绘制工程，一定是令许许多多的画工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们走进了这状如蜂巢的石洞，恐怕就再也没有走出莫高窟。
正是这样一批优秀而伟大的无名者，为后世留下了人类辉煌的丝路文明的影像。
然而这些不可移动的传世珍品，在１０００多年的时间里，不仅经受着来自自然环境的各种威胁，更成为近现代人攫取的对象。
自从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于２０世纪初获取大量藏经洞内的经卷、文书、绢画之后，美国人华尔纳捺耐了许久，还是按捺不住了，终于来到中国。
1923年的冬季，美国福格考察队在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一无所获，队长华尔纳带着对西方同行的极大怨气继续西行，目的地是敦煌。
当华尔纳于第二年初春出现在莫高窟时，他遇到的是和他的西方同行一样的情景，主持王道士外出不在莫高窟。然而华尔纳并不像斯坦因、伯希和那样期盼着进入藏经洞，因为他对藏经洞及其经卷文书兴味索然。身为艺术史家的华尔纳是带着剥离壁画的化学胶水有备而来的，因此他无须等王道士回来，便径直走入了莫高窟的洞窟之内。
一进洞窟，五光十色的巨幅壁画令华尔纳眼花缭乱，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之外，再无别的可说。”于是在王道士回来后，他同样用给银子的方法封住了他的嘴。当夜深人静之时，华尔纳用化学胶水剥离下12块在他看来堪称绝世精品的壁画。与此同时，这位识货的艺术史家还盗走了两尊彩色塑像，其中一尊盛唐时期的供养菩萨像，现已被视为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华尔纳偷偷地溜走了，他的车马队因所装宝物严重超载而显得狼狈不堪。敦煌的乡民们在得知此事后震怒了。如果说他们因缺少文化而不甚关心藏经洞文书的流失，但这莫高窟中的壁画和彩塑却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因此乡民围攻了县长和王道士，扬言要找华尔纳算账。华尔纳事后感觉到了危险无处不在，因此他第二次欲大规模剥离敦煌壁画的梦想破灭了。此后外国人欲在莫高窟的非法活动，均未得逞。
1943年的初春，第一位专职保护人来到了莫高窟，他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常书鸿。
据说常书鸿和他的同事于上世纪４０年代来到莫高窟时，满眼荒凉、一无所有，唯一能栖身的地方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寺庙。他们白手起家，在这里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时间飞逝，创业者在一个甲子之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敦煌人。
如今，到敦煌莫高窟观光的游客日渐增多。人们惬意地行走在被修复了的古栈道之上，精美的壁画使人流连忘返。然而这种景象与敦煌研究院历史纪念馆的一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里，常书鸿等人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堪称老古董的生活资料，从一个侧面注释着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的开篇史。如果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脑海中生成一幅幅活的影像，你也许能够深刻体味在这大漠之中迈出第一步的创业者的生命意义。
---------------
敦煌生命(4)
---------------
春夏之交，敦煌在一天之内下了一场超过年平均降水量40毫米的所谓的大雨。这对敦煌人的生活而言是再好不过的，然而对莫高窟就未必是好事了。
看到莫高窟的崖面被雨水阴湿的部位，凭直觉便可以感到这对洞窟里的壁画是绝没有好处的。
一个平日里是供上香人烧香而用的大缸，此时盛满了雨水，倒影晃动，俨然把莫高窟映成了一幅水彩画。相信游人会觉得这别有一番情趣，然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人员想必是不希望这种景象过多地出现。
一场春雨过后，是永无休止的风沙——严重时能见度只有几米远。
风沙的破坏力不言而喻，尤其是莫高窟及其壁画在沙暴的侵蚀下，异常脆弱。早在上世纪４０年代常书鸿等人接管莫高窟时，就因为它长期无人管理，洞窟和壁画被风沙掩埋磨损者甚多。
看来无论是让敦煌人期盼的雨水，还是令人生畏的风沙，对于莫高窟而言，就像无形的杀手，侵蚀着每一幅壁画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对莫高窟及其壁画的研究与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６０年的时间里，敦煌研究院几代人为此费尽了心血：从早期的单一临摹和抢救性加固，到如今使用先进的科学工艺方法修复壁画、治理环境。他们走过的是一段艰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历程。用心急如焚为子求医的母亲和悉心体察及时施药的大夫来比喻这几代人对莫高窟的用心，是绝不为过的。
沿着敦煌的母亲河党河向上游追溯，一直可以到达祁连山。
自古以来，每当春天降临，祁连山的积雪都会融化流入党河。干渴了一冬的党河便开始复苏，它带着生命的活力顺着大漠流向敦煌，于是绿洲里的生活又充满了生机。
似乎是要顺应天时，就在早春时节，敦煌的一户农家新添了一个小生命。此时恰逢小生命过百天之际，主人家要做很多很多的饭菜，以供前来道喜的乡亲们享用。
女主人的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因为这是他们家四代同堂了，这孩子便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所有的敦煌人以至中国人都会有相同的喜悦和企盼，因为生命的延续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同样，莫高窟也是有生命的。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莫高窟的壁画、彩塑铺展开来，可以在沙漠之中布成一个长达二三十公里的大画廊。而这个画廊便承载着莫高窟的生命——即敦煌的文化生命。
如何更好地延续这个生命，不仅是那些正在莫高窟努力工作的人们的使命，它也将成为全人类一个共同的课题。
谷大象
---------------
青海之路(1)
---------------
1600年前，在青海都兰的一个山冈上，有一支队伍在神职人员的引导下，寻找着一处灵魂的居所。即将下葬的是一位王室成员，他把未来世界的选址使命交给了巫师，巫师把位置交给了神，神是太阳是翱翔的鹰，那时，山鹰俯瞰着的是一个名为吐谷浑的领地，在这块领地上，曾有一条旺盛的商路，它与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被称作青海之路通畅了几百年。
现在存世的文献对青海之路的历史记录很少，群山将封存的秘密保守了1600多年。
青海境内如今居住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萨拉族和回族等许多民族。生活在青海境内的许多人并不是青海土生土长的人，他们有的是上辈时期的移民，有的是从外地来青海做生意的。在１６００年前，来到这里的外地人是现在青海境内藏族安多人的祖先——吐谷浑人。
从西宁向西到茫崖的公路有1400公里，每天都有一班长途汽车，行程24小时。这条路实际上就是古丝绸之路的青海路。
现在使用的客车一般在270马力以上，一次载客37人，卧铺，中途停七次，耗油360升。一辆车一般要由两个司机轮流驾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火不断，汉朝开辟的河西走廊被阻断，于是原来位于青海境内的古羌中道就开始繁荣起来。这条路从西宁开始经青海湖、德令哈到茫崖，最后进入新疆境内到达鄯善、且末、和田，然后与丝绸之路西段重合。
由于青海路平均海拔在３０００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商路，因此，也被人们称作高原之路。行驶在高原的道路上，能够明确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即便在夏季翻越山岭时也经常会遭遇冰雹的袭击。对于青海高原，唐代诗人皇甫曾曾经写下了“暮天沙漠漠，空碛马萧萧”的诗句，可以想象，在没有现在道路的条件下，当年的商队穿越青海路时需要多么强悍的体力和多么顽强的意志。
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克里富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着来自青海都兰的古代丝绸物品。丝绸衣物保存得非常完整，图案的内容有连珠文饰、含绶鸟、花纹和狩猎的场景。它们色泽绚丽、图案清晰，是中国青海唐朝时期的罕见文物。然而这些丝织品不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是通过走私的途径来到这里。它们具体是出自哪一个墓葬，属于哪位主人都没有记录。
从清代开始，都兰一带的古墓就被大量盗掘，许多完整而珍贵的古丝绸制品和其他器物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到中国境外。被破坏的墓葬大多被洗劫一空，许多墓葬还遭遇过焚烧。失去文物的墓室被粗暴地毁坏了，致使原本封存的历史信息失去了彼此的联系，而这种破坏至今依然存在。
从4.5公里的高空拍摄到的都兰热水乡山谷卫星照片上看，一个大型的方形物体旁边是许多小型的圆形物体。这些是吐谷浑王族的墓葬，大约有200个，而这些墓葬已经全部被盗。其中一座最庞大的古墓被考古者命名为“血渭一号大墓”。
大墓坐北向南，高33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从正面看很像一个“金”字。墓堆下有用泥石混合夯成的围墙，上面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层排列整齐的柏木，整座墓葬一共有9层，当地牧民称它为“九层妖楼”。考古者按照当年的施工条件测算：这样的工程大约需要一万人干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竣工。
考古者发掘到一二两层就已经出土了陪葬的牛、马遗骸700多具。大墓之下又有5条葬马沟、13个环形牛、狗陪葬坑。
据说，吐谷浑人修建坟墓时，讲究用一层柏木夹一层四五十厘米高的石头，然后层层叠起，如同盖楼一般。一个小型墓葬就要用去二三十根柏木，稍大一点的则要上百根。像血渭一号这样的大墓，要用去数百根甚至近千根柏木。
都兰地区有大小古墓上千座。如果按平均每个墓葬使用柏木50根计算，那么就至少有5万多根柏木。如果一棵柏木覆盖5平方米，那么就有至少25万平方米的面积被覆盖。而宫廷建筑所需要的柏木数量又要比墓葬多得多。
考古者发现，墓葬年代越往后，使用的柏木也就越细，说明粗壮的树木在不断减少，树木的数量也在锐减。这都是吐谷浑人建设都城、修建墓地大量砍伐的结果。可以说，都兰古墓见证了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的演变。
柏树生长极其缓慢，一棵直径15厘米的柏树就要长200年，一人合抱的柏树至少生长上千年。但吐谷浑人墓葬中的柏木，最细的直径也有15厘米左右，最粗的直径达60厘米，树龄达2500年之久。
都兰在蒙语中是温暖的意思，1600年前，这里的自然条件要好于现在。那是一个遍布柏木、温暖湿润的地方。然而，现在的柴达木盆地给人的印象却是一望无际的荒凉戈壁。
1999年，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都兰1号～4号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四座大墓位于热水乡血渭草场，海拔3400米。这些古墓都曾经被盗掘过，考古者在研究墓葬形制的同时，仍然清理出一些器物碎片。尽管这些器物只是随葬品中很少的一部分，但人们从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都兰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大墓主人的身份是非常显赫的：一块石碑上刻有一个古藏文，翻译成汉字是“论”字。“论”在吐蕃时期的官阶相当于宰相。考古者在已经被盗的古墓中还发现了许多丝绸残片。
---------------
青海之路(2)
---------------
有一件从都兰出土的丝绸残片，上面的太阳神的图案是国内首次发现的。
太阳神原本来自希腊神话，驾驶战车是他的典型形象。西方的太阳神怎么会出现在中国的古墓中呢？仔细观察，织锦上织有“吉”、“昌”的汉字字样。太阳神的双脚呈弥勒形，身后的人物头戴中国式幞头，表明这个来自西方的图案已经开始中国化了。
这块带有太阳神图案的丝绸，是一面旗帜的残片。那么这面军旗曾属于哪一支部队呢？
公元307年～312年，鲜卑族慕容氏部落的一支，在部落首领吐谷浑率领下，从辽东西部迁到今内蒙古西部，继而又迁牧于今甘肃西南、青海东南部，逐步征服了当地的羌人和氐人的部落，势力不断壮大。公元329年，吐谷浑的孙子叶延将祖父的名字命名为国家和民族的名称，建立起吐谷浑政权。其势力范围东到现在的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至青海南部，西到新疆若羌、且末，北至祁连山。
和亲是中国古代国家、部族之间的一种政治手段。吐谷浑虽是西北强国，但实力毕竟不如中原大国，所以也常以和亲的方法求得大国的保护。
隋文帝年间，吐谷浑使者沿着青海路，向东南走到隋朝的首都长安，为国王的儿子求婚，隋文帝答应了这门亲事。公元596年，隋王朝以国家的名义派军队护送光化公主，下嫁吐谷浑王国。
这个16岁的女子所即将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婚姻，她弱小的身躯肩负的是巨大的责任。路很长，故乡越来越远，当她途经茫茫青海湖时，其心情是否平静呢？自从和亲以后，吐谷浑每年都要派人到长安朝贡，甚至还把太子送到隋朝当人质，以求得到隋王朝的保护。
唐王朝建立以后，吐谷浑又迎来了13岁的弘化公主。弘化公主嫁到吐谷浑后，吐谷浑王在自己的境内又先后接待了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并为她们兴建了行宫。这两位公主都将途径吐谷浑去更为遥远的吐蕃。
公元663年，吐蕃大军占领了吐谷浑全境，经历了350年历史的吐谷浑王国覆灭。灭国后的吐谷浑人仍旧保持了过去的领地范围和生活习惯，上层统治者继续与吐蕃王室互为婚姻，两个民族从此开始了新的融合，最终形成了青海境内的安多人。
时间将在这个夏季牧场匆忙地走过，飞速奔跑的时尚脚步却在这里放慢了节奏。夏季牧场的生活是牧民们一年中最惬意的时光，进入秋季以后，他们将转移到另外的草场，那时，高原的季风依然会将歌声吹向很远。传统是和谐的基本章法之一，它包括对缓慢节奏的理解。
从青海出土的丝绸有的轻薄绵软、有的厚实挺括、有的色彩暗淡、有的鲜艳明亮。为什么同一处出土的丝绸中会有如此差异呢？
中国与西方的纺织品历来就有所差别。在丝绸的发明地中国，由于蚕丝强韧光滑不易扯断，可以拉得很长很长，甚至可以长到一公里，所以中国的纺织技术是建立在以经线为基础，不需要用力捻的S形织法上的，也就是通常说所的经线起花的平纹织法。
而西方的纺织品，由于普遍使用的是纤维较短、易断的麻和羊毛。所以他们的纺织技术是以纬线为基础，需要用力上捻的Z形织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纬线起花的平纹织法。
当东方的蚕丝传到中亚、西亚，粟特人和波斯人在中国经线起花的斜纹织法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纬线起花的斜纹织法。使得丝织物品呈现出色彩鲜艳、厚实、平挺、不掉色的独特品质，体现了高超的制作技术，丝毫不亚于中国本地的丝绸，甚至在不易褪色等方面超过了中国，从而使中亚、西亚生产的丝织品有返销中国的可能。
在都兰出土的丝绸中，不仅图案上大量存在着异族风格，而且在织法上也明显带有波斯和中亚粟特艺术的特点。对于地处高原，日照强、温差大的古都兰人来说，来自波斯和粟特的丝绸，或者虽然来自中原，但采用波斯和粟特技法制作的丝绸，似乎比来自中原用传统技法制作的丝绸更受欢迎。据统计，都兰出土的古丝绸中，82%产自中原，18%产自西亚和中亚。
那么都兰这些产自中原的丝绸又是怎么来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青海境内发现生产丝绸的实物和记载。一块写有汉字的丝绸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一块黄底鸳鸯栖花图案的丝绸背面，赫然写着“薛安”两个汉字。薛姓是“昭武九姓”中粟特人的姓氏。粟特人以擅长经商闻名天下，这个薛安，是否就是一个经营丝绸生意的粟特人呢？
在另一块丝绸上写有汉字“黄州”的字样，据齐东方、林梅村推测，这可能与该丝绸出产的地方有关。
中国古代曾经有几处叫做黄州的地方，但可能性最大的是地处湖北省武汉市东南的黄陂县一带。黄陂地处中原腹地，与都兰相隔数千里，可见当时的贸易范围已经相当广了。
许多丝绸织有一种叫做“含绶鸟”的图案。这些丝绸来自哪里呢？
含绶鸟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它来自中古时期的萨珊波斯王朝和粟特王国，甚至也受到了西方拜占庭文明的影响。图案的相似者来自一个方向，那就是西方。
这件丝绸上面有一些神秘的文字。德国哥廷根大学中亚文字专家马坎基教授对丝绸上的文字进行了研究和鉴定。经确认，丝绸产自古波斯，上面的文字是波斯萨珊王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意思是：伟大的光荣的王中之王。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现的唯一一件被证实为产自古波斯的丝绸。
---------------
青海之路(3)
---------------
所有的一切都在向人们显示：都兰出土的丝绸，在产地上存在着东、西两个方向，如果把三点连成一线，就构成了一条由中原经都兰通往西方的路线。这是否就是一条古丝绸之路的干路呢？
说起丝绸之路，人们自然联想到河西走廊。目前，在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存的丝绸数量有千余件，仅都兰热水沟出土的就有350多件130余种。在这些丝绸残片中，有112种为中原汉地制造，18种为中亚、西亚制造。大量的丝绸在这里出现，说明在青海境内确实存在着一条丝绸之路，而都兰正是这条路上的一个重镇。都兰古墓群文物的中西结合的特点，显示了都兰在西方与中原三点一线中间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2002年8月，考古者在青海德令哈进行抢救性发掘，柳春诚先生在八音河南岸的郭里木古墓中意外地发现了吐谷浑人在棺板上绘制的图像。彩色的画像因为氧化渐渐消褪着原先的艳丽，在漫漶不清的轮廓与色快中依然能够透露出吐谷浑人的生活信息。这是一幅吐谷浑人生活的长卷，图画是分成几组表现的。以图像表述的千年秘密终于出现了！
第一组是狩猎图像：吐谷浑武士骑着健壮的快马正追赶着肥硕的野鹿和牦牛。其中一名武士正奋力追赶，一支箭已然射出。另一名武士正拉满大弓，准备补上第二箭。黑色的牦牛已经负伤，箭口喷射血液，仍在拼命逃跑。黑牛的前方，一名武士正张弓搭箭进行堵截。而在另一个狩猎地点，一名武士一边追赶一边劲射。三只负伤的野鹿被画在画面的边缘，意在走投无路。看来，这场狩猎活动已成定局。
武士们身着胡服，腰挎胡禄，手持弓箭。胡禄是来自西域的箭囊，唐书上有记载，胡禄是唐朝士兵必备的武器装备之一。武士们坐下的骏马被称作“青海骢”，这是一种高大健壮、速度很快的良种马。在吐谷浑向隋朝和唐朝进贡时期，这种马是最重要的贡品。
宴会的场面位于画面中心，这也许是墓主人生前的一个生活场景。画中共有17个人像，分三摊子饮酒作乐。其中有贵族、巨商和男女主人。其中的头一位已不胜酒力，开始呕吐。右边端坐着的一个人对呕吐者投以责怪的目光。这一位显然酒量很大，他不仅能喝，还能够高举一种叫筚篥的乐器仰天吹奏，其乐曲可能就是有名的《西凉乐》。这种乐器和乐曲在北魏时期由中亚的粟特人传至吐谷浑，再传到汉地，成为风靡一时的著名乐曲。前面本应还有乐队的其他成员，可惜已漫漶无痕，只留下一位静静聆听乐曲的女人。
在画面的另一端，一对情侣正旁若无人地沉浸在欢乐之中。画面中的所有人物的脸上都涂有红色颜料，无论男女，图形与位置基本相同。吐谷浑人可能继承着原先的鲜卑遗风，他们一直喜爱这样的装扮。
在迎客图中，这些身穿胡服的人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客人，而坐在大帐里的主人夫妇，也穿着胡服。当时与吐蕃或吐谷浑交往的国家，除了已知的中原王朝以外，还有画中所绘的中亚粟特人和波斯人，说明当时吐谷浑人的社交范围很广。在那个时期，不仅经吐谷浑境内的青海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干路，而且从青海湖往南，经拉萨到尼泊尔、印度的唐蕃古道也已经开通，青海地区进入到一个空前的十分繁荣的黄金时代。
与迎客帐饮图相连的，是一幅射牛图。一头牦牛被绳子固定在木桩上，一位宾客正近距离对牛射杀。让客人自己射杀牦牛，然后享用，既是吐蕃人的习俗，也是吐谷浑人的祭奠。《两唐书》中有记载：宴请异国宾客的时候，一定要让客人自己用弓箭射杀，然后才会享用。射牛者身边站立着两个手持酒壶和酒杯的人。他们拿的酒壶和酒杯带有浓重的东罗马拜占庭艺术风格。射牛者脚下的地毯也是西域风格的，这些都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吐谷浑人当时与西域的联系。
吐谷浑人精明勇武、善于经商、精通多种语言，因此自然成为胡商们最好的向导和代理商。再加上吐谷浑特殊的地理位置，青海路自然成了胡商们首选之路。吐谷浑王国对往来于境内的中原商人以及外国胡商几乎不征收税务，极大地激励了青海之路的商业活动。
在这幅出行图中，商人们正赶着驼队向东方走去。一峰满载货物的骆驼占据了画面中央，显得十分突出。从骆驼驮载的货物可以看出一匹匹的丝绸占据了相当的分量。商队出行由武士们护送，说明漫长的青海路依然有被打劫的可能。
《北史》和《周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公元551年，吐谷浑的第18代国君向北齐国派遣了一支使团。西魏国的军队探听到这支队伍回归的路线和时间，在凉州以西的赤泉袭击了他们，俘获了吐谷浑使团的将军以及经商的胡人２４０人，骆驼、骡子６００头，杂彩丝绢数以万计。吐谷浑一次就护送如此庞大的商队，可见其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的实力与地位。
从吐谷浑到北齐的首都邯郸有三条路可走：最近的路线是河西路，西宁、临洮、西安、洛阳、郑州至邯郸。第二条路是青海路，西宁、益州、荆州、建康北上到邯郸；第三条是草原路，从西宁经偏都山口到张掖，沿黑水河北上到居延，穿过拉锯区奔阴山再南下到邯郸。
被袭击的地点赤泉位于张掖东南，武威以西，当年的吐谷浑使团走了一条在现在人们看来不可思议的路线。他们之所以舍近求远，绕了那么远的地方是为了求得安全，当中道和南道由于战争被堵死，他们只好绕道而行。两年后，当这支队伍按原路小心翼翼地返回时却遭到了劫难。在那时，敢于冒险的商旅和使者每每在出发的时候都一定会留下遗嘱，因为茫茫道路，险不可测。
---------------
青海之路(4)
---------------
这个时期，都兰是吐谷浑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时的青海路随着吐谷浑王国对于阗的控制和占领，整个青海路横穿青海境内，从西宁一直到达且末、鄯善、于阗，与传统的丝绸之路汇合。就这样，吐谷浑以青海为桥梁，在西域与中原之间构架了一条通路。
隋朝统一中原以后，也就是光化公主嫁到吐谷浑不久，隋炀帝率１０万大军在河西走廊狩猎，极大地威震了吐谷浑，使之不敢骚扰汉人商队，河西走廊才开始重新畅通。河西走廊的畅通，并不意味着青海路的消失。考古证据表明，唐朝时期的青海路仍旧是丝绸之路的干路。青海境内出土的大量丝绸，从北周到中晚唐，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图案之精美，都是有力的证据。
2005年8月，考古者在都兰县又发现了新盗洞。这一次，针对被盗的墓地，他们能发现一些什么呢？
山岭上的柏树在早年几乎被砍伐殆尽，也许那些有千年树龄的柏木正整齐地深埋在古墓之中。这片地方是牧民的冬季牧场，现在，房屋没有人居住，墓地周围10平方公里一片沉寂。
古墓东南1000米的地方有一座孤零零的大山，它被当地人称作神山，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神山知道的事情很多，它沉默的岁月无人知晓。在更高的位置上，山鹰每天都在盘旋，在这里，它俯瞰了许多季节的变化，对一切动静明察秋毫。
这里遍地开满了鲜花，在１６００年以前，吐谷浑的神职人员将此地视为一处理想的灵魂居所。那时，汉代王族墓葬中黄肠题凑的形式可能已经传到了这里。于是，他们在模仿的同时加以变化，就有了现在人们所见的墓葬形式。如果考古者幸运的话，古代的历史又能够清晰一步了。
经过一个月的工作，考古活动宣告结束——因为这里的墓葬已经被破坏殆尽。至今为止，考古者在青海没有完整地发掘过一座墓葬。
吐谷浑人在多民族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现在青海境内的藏族。如今这里不单有藏族和蒙古族，青海还居住着汉族、土族、萨拉族、回族等许多民族。在都兰，藏族与蒙古族分住在不同的牧场，他们一直和睦相处、相互往来，很多习惯甚至是语言都已经悄悄地开始融合。如果不穿上民族服装，他们不开口说话，在外人眼里几乎分辨不出他们的区别。
青海湖海拔3000多米，是我国境内海拔最高的湖泊，面积达4500平方公里。每年的夏天，这里大片的油菜花一片金黄。牧民们驱赶着成群的牛羊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他们夏季的牧场生活。
唐代诗人柳中庸曾用“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来描述这里的黯淡景色。尽管在那时，青海道上经常驶过绵延的商队，但是人们对那里的记忆是异常艰苦的。在今天的青海公路上，呼啸而过车辆缩短了青海路的距离。
青海天峻县天棚乡西南，有一处唐代吐蕃时期的岩画。在山体塌落下的三块大石头上刻有50多个动物画像，其中的一块石头上刻有这样的场景：一群骆驼在疾步前行，它们的方向一致，那就是东方。刻岩画的人对庞大的商队印象深刻，所以将这支生机勃勃的驼队记录在巨石上了。或许，这才是反映青海之路最早的图像吧。
赵京经韦大军
---------------
探访黑水城(1)
---------------
从酒泉沿国道往北，可以到达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那里有成片的胡杨林，秋天的时候一片金黄。
在额济纳旗曾经有一座名叫黑水城的古老城市。公元1226年2月，黑水城经历了一场血腥的战争，没有人能够活着出来，因为那场战争是毁灭性的。
几百年后，人们才了解到关于那座城市的一些情况。
公元1926年，由斯文·赫定率领的瑞典考察组和中国学者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黑水城，在考察中他们用16毫米摄影机对当时的环境进行了拍摄，使更多的人看到了黑水城遗址的影像。
黑水城始建于西夏时期，是现今已知唯一一座用党项族语音命名的城市。它位于东经101度08分，北纬41度46分左右的地方。党项人叫黑水为额济纳，黑水城就是额济纳城。
额济纳旗所在的地方，最早叫弱水流沙。原始社会，这里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后来，因为朐衍之戎的匈奴人在这里游牧，它的名字逐渐演化成了居延。
东起阴山、中经居延、西至天山，有一条无形的通路贯穿着，人类在这一带繁衍生息、迁徙游牧。这就是东西方最早的通路，人称丝绸之路居延路。
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以后，在居延屯田、筑城、设障，把漠北草原与河西走廊连接了起来。居延就在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上。商旅们通过这里，在中原、漠北、阴山、西域之间来来往往，使东西方的交流源源不断。
过去，这里曾经有相当大的水域，仅著名的古居延海，就有726平方公里。黑水城就在三面临水的绿洲之中。
历史上关于黑水城的记载少之又少，说它毁于一场战乱，说它藏有大量珍宝。藏有珍宝的传说在２０世纪初引来了一批批外国探险者，留下了一处处挖掘的痕迹。俄国人科兹洛夫就是其中的一位。公元1909年6月，科兹洛夫来到黑水城，在这里进行了９天的挖掘后，用骆驼驮走了４０箱约上万件的西夏文物文献！
那些文物文献当年藏身的西夏佛塔，它距离黑水城西城墙大约400米远。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馆员拉开一个巨大的抽屉，露出许多陶瓷残片。他介绍说：“这些碎片有1700多件，它们是彼得·科兹洛夫通过科学考察从哈拉浩特（额济纳）带回来的。碎片是14世纪中叶元朝时期的。这些碎片当中比较珍贵的是上面带有钴的花纹，如果我们把它们重新复原的话就可以想象得出它们当时精美的样子。”
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中国黑水城带回的文物文献，立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黑水城从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个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也从此产生了。
在艾米塔什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存世最早的唐卡、最早的活字印刷品、世上绝无仅有的双头佛像、西夏党项人的容貌和服饰……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编号有近万件之多，而被定名登录的只有８０００余件。
中国著名西夏学者史金波教授，对于这批没有定名登录的文物文献，一直十分关切。几经周折，终于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看到了一批从未在国人面前现世的西夏文献。这些文献装在110多个盒子里，大约有几千件。
俄国专家对８０００多号文物文献进行整理、登录时，有的文献因无头无尾，不易定题；有的是西夏文草书，难以识别。所以定名登录的工作被搁置了下来。
史金波教授能够识别西夏文草书，他对这批文献进行了释读、登录。经过初步辨认，史金波教授认为，这些没有定名登录的西夏文草书文献中，有很多属于社会文书，内容包括户籍、军抄状、账籍、契约、告牒、书信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些来自黑水城的社会文书都记载了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又反映了黑水城的哪些生活场景？早已不知去向的黑水城人当时是怎样生活的？
一张三米多长的文书，密密麻麻写了近200行的西夏文草书。史金波教授破译了这些天书的内容。它是一个户籍登记簿，上面记录了黑水城79户人家的户口登记情况！黑水城一带居住者的名字，终于出现了！
黑水城的居民们，按照国家法律，每隔三年进行一次户籍登记。
党项族的典型姓氏之一是移合讹，在相关的社会文书中，有一个名叫移合讹·千男的党项族男子家庭状况的详细记载。千男一家8口都是党项人，居住在黑水城中，家中有3峰骆驼、10头牛和80只羊，另外还拥有三块水浇地和一块杂地。西夏人计算土地面积的方式很特别，除了用亩来衡量，统计播撒种子的数量也是常见的形式。千男家有四块地，每一块都可以撒六七石种子，共有相当于撒2700斤种子的土地。参照当时其他住户的相关纪录，这是笔很可观的家产。
千男家的耕地面积也许会让每一个汉族农民羡慕，除了西夏相对中原来说地广人稀之外，其本身的农业和土地政策也是重要的原因。在西夏天盛年间，统治者颁布了一部名叫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国家法律。天盛律令规定开荒者所得生地归其本人及族人永久占有，而且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当生地变成熟地以后，还有减免土地税的优待。这部法律大大鼓励了农民开荒的积极性，而其先进的条文格式也成为中国法律史上的开创。
---------------
探访黑水城(2)
---------------
黑水城外屯田区的水渠保障了大面积开荒、耕作和顺利生产的可能。汉代以来，一代代戍边人在这里修建了一条条水渠，把黑河水引入耕地。在关于千男一家的社会文献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某些渠道的名字，那些水渠直到今天仍然留有些许的遗迹，而它们灌溉过的大片的耕地早以变成了沙漠隔壁，那些劳作过的人甚至连坟丘都消失了。
黑水城和它所在的居延，在自身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边防要塞，或者是连接南北的重要驿站。争战和农耕构成了这个城市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当时的西夏王国共有１２个监军司，一个军司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军区。黑水城是黑水监军司的所在地。在黑水城地区常年驻守着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平时屯田练兵，战时或开赴前线，或守卫黑水城。与此对应，黑水城的居民也同时承担着生产劳动和参加军事战争的双重任务。千男就是黑水监军司中的一员，他的职务是“前内侍，正军”。“前内侍”是西夏职官名称，既可参与防卫内宫，又可外派负责民事。
战争使黑水城屡遭洗劫，生灵涂炭，但也正因为战争，黑水城才变得如此重要。西夏人围绕着战争和兵器生活，在常年的征战中他们掌握了最优秀的冶炼技术，工艺精良的铁器不但可以满足具体的军用，而且也成为外交上的重要礼品和手段，用来贿赂各国的权臣，或是进贡给大国的皇室。宋史上记载，宋钦宗佩戴的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夏国宝剑，大文豪苏东坡也曾得到一把西夏宝剑，视如珍宝。好友晁补之特意写诗赞颂：试人一缕立褫（chǐ）魄，戏客三招森动容。
在黑水城社会文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接来送往上级官员的记录，其中有一篇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来了一位官员，官员带来了政府的一道命令，在全国征集一批上好的武器作为外交礼品。千男的任务就是留下来，监督武器的制作并护送到皇宫。
在西夏字典《文海》、百科全书《圣立义海》中，有对其冶炼技术的描述和记载。天盛律令中甚至对冶炼的损耗都作了细致的规定。西夏当时使用的风箱是竖式的，这种风箱，风力强大，在锻铁时提供了充分的氧气，锻铁的温度比普通的要高很多，使得打出的铁器不同凡响。从西夏王陵出土过一把铁剑，虽然现在锈蚀了，但从它王陵随葬物的身份来看，当年很可能是一把名贵的宝剑。
西夏王国还有一些十分独特的武器。令当时的各国刮目相看。其中有一种名叫瓷蒺藜，比拳头大一些，可以遍布在敌人骑兵通过的路上，当战马踏上它的时候，立即人仰马翻，是对付骑兵的有力武器。瓷蒺藜是空心的，有一个孔可以填充火药，埋于地下就是地雷，用手投掷，就是手雷。传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是中了西夏的瓷蒺藜从马上摔下来受伤的。
千男还是一名正军。正军是抄的主力。“抄”是西夏军事组织中最小的军事单位，由两个人到三个人组成。正军通常由英勇善战不负众望的人担任。正军之下还有一个副手叫做“辅主”，辅助并准备接替正军的位置。正军和辅主之下，还有一名杂役，叫做“负担”，保证正军的后勤生活。西夏法律规定，两个年满１５岁的男人中，就要有一个人成为正军或辅主，而另一个成为负担，这实际上是两丁全抽。西夏靠这种制度，形成了一个全民皆兵的社会局面。党项族从一个弱小的民族到建立西夏王朝，一直处于被各个强大势力包围的状态中。全民皆兵的政策，正是这种状态下所采取的对策。
黑水城一带虽然是防御辽国和金国的军事要塞，但由于采取以和为主、和中有抗的外交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却成为一个相对平静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在户籍登记的人群中，不仅有千男这样的党项人，还有汉人、回鹘人、甚至还有契丹人、鲜卑人和吐蕃人，他们不但共同居住在黑水城，而且已经互相通婚，黑水城当年应该是一个比较繁荣的边塞城市。然而这种持续多年的平静生活，开始受到新的威胁。更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一个巨大的危险正悄悄地向着黑水城和整个西夏王国逼近。
可以想象，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日子里，千男可以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一旦战争发生，他就要奔赴战场，甚至战死沙场！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文献中记载了一个名叫平尚氏阿明的女人，从她的生活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当时军人家庭在战争时期的面貌。平尚氏阿明的丈夫在一次出征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也许是当丈夫的早有预感吧，出征以前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寿长酉。
在这份户籍登记簿中，和阿明一样的寡妇还有两户，这三户寡妇家，无一例外的都有男性孩子。
在户籍中，我们没有看到只有女儿的寡妇家庭的记录。这并不是说生了女孩的家庭中父亲就可以免遭战死的厄运，只是按照天盛律令的规定，没有儿子的家庭在丈夫去世后，其家产要和别人一起分割。分割剩下的财产，将很难维持生活。如果没有儿子，像阿明这样的寡妇，除了变卖少数的财产，恐怕就只有改嫁这一条路可走了。
这条关于寡妇家财产的法律规定使人们推想：国家是在用法律的形式，促使没有男性的家庭迅速解体。又用法律的形式督促人们多生男孩，以适应连年争战的需要，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这份户籍登记的79户人家中，一共登记了40个小孩，男孩和女孩比例竟然高达：31：9。
---------------
探访黑水城(3)
---------------
黑水城户籍文书中中还记载了一个名叫饶尚般百的人，他是黑水城中的一个“迁溜”，负责管理户籍中所提到的79户人家。“迁溜”是西夏农村的一级管理组织，相当于当时中原地区的“里”，或现在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大约可以管理100户。迁溜的职能范围很宽，除了负责户籍登记外，也要负责对抄的登记和管理，还要编制申报乡里的籍账，负责催缴租税，组织开渠、修渠等。饶尚般百所管79户人家中共有居民220人，比规定的人数要少了许多，这表明连年的战争使西夏人口在逐渐减少。
西夏的总人口大约有数百万，却曾经组织了50万人的军队。西夏王国靠什么支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呢？
西夏法律规定：西夏王国的臣民们，要向国家交纳大人３斗、小孩一斗半的人口税；每亩一升杂粮的地租税和每亩一捆直径一尺半粗的草。另外，还要按土地的多少，出一定天数的佣工。拿千男一家来说，他们需要交纳21斗杂粮的人口税、2斗7升杂粮的地租税和270捆草，另外，还要出４０天的佣工。这即便是对于耕地面积相对较大的千男一家来说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西夏人有着严格的借贷制度，在一个名叫梁功铁的党项族人一天生活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它的具体运作。这一天是西夏天庆元年，即公元1194年，正月二十九日，梁功铁冒着凛冽的寒风离开了家，他走进黑水城来到普度寺。他不是来这里乞求神灵保佑的，而是向这里的僧人梁任麻，以每月１斗２升的高额利息，借了１０石小麦、１０石大麦。
按照西夏法律，他还必须带上妻子或儿子一起来，他们也要作为同借人在契约上画押。这样在梁功铁发生意外时，可以夫债妻还或父债子还。在黑水城出土的借贷文书中，相当数量的借贷人都是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借贷的。
由于佛教是西夏的国教，西夏法律对僧人有许多优惠政策。田产经营成为寺院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也使寺院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势力。可以想见，在连年争战的情况下，人们希望躲避战火，祈求得到和平，盼望逃避税收和债务，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寺庙，剃度为僧。
梁功铁借贷的那一年，正是西夏第六代皇帝嵬名纯祐继位的第一年。嵬名纯祐的父亲仁孝是西夏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当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他的去世标志着西夏王国已经走过了它的鼎盛时期。而这时候北方的蒙古族部落已经迅速崛起，并日渐强大起来，严重威胁着西夏的命运。灾难接踵而来。
据史料记载，黑水城在历史上，发生过多起饥荒。干旱、虫害、绝收的描述，比比皆是。政府不得不从别的地方调来粮食，赈济这里的灾民。每年的春夏之交，都是黑水城生活最困难、防守最薄弱的时候，因此，也是最最危险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敌人前来攻打，后果将不堪设想。
黑水城守将在西夏光定申年，即公元1224年，写给西夏皇帝的信，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守将仁勇写道：“黑水城缺粮，惟仁勇原籍司院不准调运鸣沙窖粮，远边之人，贫而无靠，惟恃食禄各一缗。所不足当得粮无着，今食粮将断，恐致羸瘦而死。仁勇不辞冒犯，以怜念老母等乞加恩免除守城事，别遣军将……来此……”
后来的黑水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社会文书到这里突然中断了呢？史料中还找不到任何线索，却为人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公元1205年，即成吉思汗封汗的前一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留了蒙古仇人，在３月粮荒时首次袭击了西夏，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对夏战争。
黑水城如同它的国家一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蒙古大军随时可能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黑水城人开始了一场空前悲壮的全民备战，他们准备与敌人殊死一战。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率领１０万大军挥师中原，黑水城作为蒙古大军通往中原的必经之地，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恶战。战争的时间，选在了黑水城最最困难的季节——春季。可以想象，当黑水城被蒙古大军包围的时候，包括千男在内的历来就有全民皆兵传统的西夏人，是怎样的与敌人奋战的。
黑水城西夏时期近２００年的历史，在战争结束后也悄然地结束了。关于这场战争，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详细的记载。在战争发生以后的近６０年中，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千男他们后来的命运，成了一段不解之谜。
几百年后，人们在勘探黑水城的时候，发现城墙遗址中竟然还嵌套着一个更古老的小城，原来这才是西夏时期的黑水城，而套在它外面的是元代的亦集乃城。不知在什么时候蒙古人扩建了黑水城。公元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这里，他看到的是一个绿洲之中生气盎然的城市。
那么１００年以后的黑水城又是什么样子呢？
从公元1372年开始，由于黑水河被人为改道，致使古居延海急剧萎缩，黑水城渐渐变成了一座空城。沙漠终于围拢了过来了，每当狂风大作，数以吨计的浮沙便倾泻而下，这里竟成为沙尘暴袭击下一个目标的中转站。
黑水城在消失，明天人们会通过什么渠道找寻它呢？
赵京经
--
看我这脚手，可以搦得他兔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