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娜丽莎之约板书:美国往事——打洋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13:29:45
 引言
  
  年纪渐渐大了起来,记性也不知不觉的差了下去. 很多发生在昨天的事情却不能玲珑有致的描述出来, 整个大脑就像一台启动缓慢有气无力的快废旧的奔四, 长期以来没有好好整理,储存的数据正在不断的丢失, 作为一个奔四的缺乏保养的中年人, 恐怕也离废旧不远了.
  
  常常疑惑那些老奸巨滑的人怎么可以保持那么好的状态, 虽然老话说”人老精,鬼老灵”, 但以我的经验, 年龄痴长只不过是一口酱缸中不断的添加一些重复的原料, 从里面捞出来的东西, 越来越不新鲜. 再精的鬼, 也是随着鬼历的增长而变得鬼把戏越来越玩不转了.
  
  我的上一任老板却是一个逆流而动的老鬼, 说他是老鬼, 其一按国人六十岁退休规定,此公年届退休, 其二此人是犹太裔美国人, 按我们的说法, 长像此起彼伏的西方人都可称为鬼, 这可不单是广东省对老外的称呼, 我们的北方前辈也开口”美国鬼子”, 闭口”德国鬼子”, 这大约是说, 这些鼻尖眼凹发色混杂的洋人, 实在不像人子, 是鬼子. 至于日本鬼子, 虽说生的人样, 但却真真是”鬼子”, 因为他们样样跟鬼学,学好之后比鬼还厉害的欺负我们, 所以我们称他们”日本鬼子”, 以示轻蔑, 并从此将他们划为鬼方.
  
  此公的脑力不仅没有消退的迹象, 反而似乎弥老弥坚, 这么说吧, 如果你问他昨天刚摆放好的展览房中挂在墙上第九排第七行的是哪一款, 他会毫不迟疑的告诉你, 那是99年的款式, 18/0不锈钢锻造, 手柄上是两级台阶,侧边是三道斜条. 如果你还想知道这一款卖的如何, 他可以告诉你2001和2002年分别卖了多少套, 在可预测的下一年, 又将要卖多少.
  
  就是这样一个犹太人, 让我在2002年踏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
  
  为以后的行文方便, 我们直呼这位老哥菲力克斯, 简称老飞. 我这一去, 无疑就是进了传说中的鬼方, 到那时前后左右里里外外都是鬼, 此鬼彼鬼如没有标识, 那我还能把这篇文章写清楚, 就真是活见鬼了.
  
  美国之旅的前奏
  
  2002年的夏天很热, 即使在天津, 白天的紫外线也很凶猛, 再加上空气中可疑的密度很高的悬浮物盖在头顶, 其气候的强悍程度并不逊于深圳, 当然相比起武汉天气的惨无人道, 天津又显得斯文很多.
  
  我在武汉,深圳都住过相当长的时间, 都是酷热之地, 不同之处在于, 深圳的阳光很光明正大的倾泻在人的身上, 天空很蓝, 而武汉的阳光则是鬼鬼祟祟的穿过层层障碍游移过来, 天空很灰. 到了晚上, 深圳的温度因为海洋调节的原因会有下降, 而武汉的长江却与陆地同此凉热, 白天有多热, 晚上就有多热. 所以深圳没有人睡大街, 就算有, 那也多半是丐帮子弟. 而武汉的晚上却是大街小巷遍地竹床和躺椅, 在室内睡觉者非有六祖慧能的”非旗动,心动”的大觉悟不可. 然而明白”非天气热,心热”的智者不多, 智者都去了归元寺, 所以, 和尚们倒是在炎热的夏季也居室而卧的.
  
  天津早晚的温差很大, 白天的炎热就如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里面提到的, 由上至下整个的象一面极大的火镜,每一条光都象火镜的焦点,晒得东西要发火, 而到了夜晚, 房间里至少是无需空调也睡得着觉的.
  
  其实这时已是九月中旬了.
  
  白天接到一份总部邮件, 询问我的护照之事. 如没有, 要我马上去办. 我的户籍落在武汉, 而按照户籍规定, 护照须在户口所在地办理. 当天下午我就坐飞机回了武汉.
  回到武汉, 我立刻两眼一摸黑, 从停薪停职离家出外讨生活起, 就已经和政府部门没有了任何接触, 幻想中, 自己已经是体制外的人, 世间上最幸福的事就是政府不来找你麻烦, 你也不要跟政府有何勾当, 印象中的政府中人都是黑口煞面, 一个个宛如黄世仁, 而我记忆中的两次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在我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至今回想都恨恨不已.
  
  而这次我不得不又回归体制和这帮人周旋了. 原因无他, 一是我想去美国看看, 二来如果这种事都办不好, 我这份工作只怕会不保, 因为我的鬼子雇主不会理解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却办不了护照这个情况. 在他看来, 极有可能便是他的雇员一定是某时犯了事, 否则为何不敢去见政府?
  
  第二天一早, 我就按照网上介绍的程序先去找社区管理处, 这个机构以前叫居民委员会, 为了适应发展社区的需要, 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管理处的办事员不是我想象中的老大妈, 而是一个中年妇女. 戴副眼睛, 看上去识文断字. 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拿户口给他看, 又把身份证拿出来, 以证明户口本上的名字和身份证上一致. 这位妇女没有苦大仇深的表情, 这让我很感动, 但她也不微笑, 她仔细研究着身份证和户口本, 也不说, 也不问, 只是翻着看. 末了, 她说可以了, 让我下午再来, 因为主任上午不在.
  
  我不明白既然她无权办这件事, 为何不事先说明, 而让我在那里站了老半天. 事实上, 管理处是有空椅子的, 但她既不请我坐, 我擅自坐下, 不仅不礼貌, 还挺害怕得罪官府.
  争辩自无益处, 我只有收拾东西, 准备下午再来. 宝贵的半天就过去了. 这次回来仅请假两天, 后天一早, 我就要飞回天津.
  
  下午还算顺利, 管理处主任也并无多话, 打量我数眼, 觉得还像良民, 便开具文件, 以证明我是该社区的人, 这样我就可以去下一站了. 看来我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并不足以证明我是本社区的人, 必须要管理部门签字确认, 我才是这个地方的人. 这多少有点奇怪.
  
  下一站是派出所. 人很多, 熙熙攘攘的, 感觉到并没有威严之像. 我在那里枯站苦等, 盼着那位斜倚着的女办事员能和我说上话. 但前面的人太多, 每个人都说了很多话, 于是轮到我的时候, 办事员已经不想说话了. 忽然间, 门外涌进一大帮花姿招展的女人, 后面跟着数个便衣. 我之所以知道他们是便衣, 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就像便衣。便衣中的一个叫道”小某, 过来帮忙, 今天扫黄抓的人太多, 我们人不够.” 这个小某即是这位轮到我她却不想讲话的女办事员.
  我赶紧说我的事情很急, 不能把我晾在一边, 何况, 现在已经快5点了, 他们很快就下班, 我可不能等到明天.
  女办事员忽然表现了她出色的幽默感, 她说没有那么快下班, 如果我愿意等, 她可以先去审完了那些女的(扫黄行动中落网者), 然后再来审我.
  我是个枯燥的人, 理会不了这种幽默, 就再一次义正词严地请她先办我的事, 否则我就不走. 押着小姐们上楼的便衣头折回来看见我把办事员缠住了, 便问我有什么急事. 我告之情况, 他说让我明早过来, 因为今天办不了. 我问为什么, 他说管盖章的人今天请假, 要明天才会上班.
  
  我缺乏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 我分不清他们说的是真话还是随便找个借口打发我, 所以我就只好等到明天.
  
  第二天一早, 我就来到派出所, 这回还是那个办事员, 她似乎对我没有一点印象, 完全不记得我昨天来过. 她问我去美国干什么, 有没有锻炼身体, 有没有练气功, 如果有, 是哪一种功法. 我一一作答, 幸运的是, 我是个懒人, 平时有了休息时间, 就是躺着一途, 哪有精力去锻炼身体, 所以也不会练什么气功了.
  
  派出所的证明也开好了, 下一步就是出入境管理处。这回还比较顺利,顺利的填了《中国公民因私出国申请审批表》,照好照片,拿到回执, 然后就去公安局完成最后一步:先照相,拿上公安局所开的单据,到商业银行交款。然后回来拿回执,并4张用以签证的像片。 我当时以为去使馆非用公安局照的像片不可,所以谨慎保管,用小纸袋包好,再放入小胶袋中,再把它们紧紧藏在内衣口袋里,希望万无一失,谁知百密一疏,到头来还是在这几张像片上吃了不大不小一个亏。
  
  还好,总算不需要改签机票,准时返回天津。
  
  过了20天左右,护照寄到,这时已是将近10月中旬了。然后就打电话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预约时间。回复说是在三个星期之后安排预约,也就是说要到11月份了。在签证之前,还有一道必要的手续,就是到中信实业银行交上人民币830元(即100美金),领取交款证明和《非移民签证申请表》和《非译名签证补充信息表》。这830大元可不包退,只要你去面试,通过也罢,拒签也罢,这钱就得交,以我小民心态看来,这真是一件稳赚不赔的生意, 美国政府光靠这一项,每天都不知有多少进帐,要知道,占据全世界的美国使馆都从事着这种无本百利的生意,可不只驻中国使馆这一家。
  
  在面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就从天津赶到北京,在预定的酒店住下,顶着寒风到外面吃了一些东西,就回房开始填写《非移民签证申请表》和《非移民签证补充信息表》。第一次填这种表,心情很紧张,生怕出错,更怕出错后的后果,因为我不知道出错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表中大多涉及的都是一些普通资料,如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等等,比较特别的有这么几项: 一是问此行的费用由谁承担,我想自己身上有从公司预领的美金1000元,似乎是该填本人承担此行的费用,但转而一想,我又不知道在美国的开销会多大,这1000美金是否够用,再说,这钱在我兜里,可并不是我自己的钱,还是填公司承担此行的费用吧。后来我才知道,如果填的是自己承担费用,那么身上携带的资金会被检验,具体的行程也要被审核,因为狡猾的美国人很不想非移民入境者因所带钱财不够用而非法打工,所以在这里埋伏了这一条。如果有人帮你出费用,那就另当别论,因为你因无钱而去打黑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另外一条是问你是否有意在美国就业? 如果没有明确的雇主及相关手续(雇佣合同,劳工证),可千万不要填“是”,这会让你在移民官心目中的移民倾向大大提高。还有一项和这条近似,即是否有意在美国读书,答案也是一样的。最后是通篇大论的同一项下的六个问题,不管你的英语程度好不好,是否看懂了这些问题,你都必须填“否”,否则,你的麻烦就会大大的。这些问题是:
  1. 你是否犯过案子,被捉过,被判刑,坐过牢?你是否贩过毒(这问题怪吓人的)?是否卖过淫,是否拉过皮条(令人尴尬的问题)?
  2. 你有没有弄虚作假混进美国又被赶出来(看来弄虚作假也还是有机会进入美国的),你是否当过蛇头把人蛇弄进美国(谁要答“是”可真是头脑不清了)?
  3. 你进入美国是否为了走私,颠覆政府或是搞搞恐怖主义(指望这种问题能够抓住坏人吗?)?你是否纳粹分子参加过纳粹屠杀,是否参加过种族灭绝行动(。。。。。)?
  4. 你是否违反过签证的规定(这问题还比较正常)?
  5. 你是否把美国公民在海外的子女的监护权抓在手里而不还给享有监护权的美国公民?(这一条是警告大家不要和美国人作对)你是否因为想逃税而放弃过美国国籍(还有这种事?)?
  6. 你是否有传染病或精神病?你是否吸毒?是否吸毒上瘾?(这一条你自己回答吧)。
  
  我查过中国签证申请表,里面见不到以上这么凶猛的问题,这可能是来中国的人都比较守法,而去美国的都是坏分子居多的缘故吧。
  
  一气填完两份中英文表格,发现已是晚上11点多钟了,算一算时间,前后用了两个小时。该睡觉了,明天早上8:30要赶到使馆,可不能迟到。于是我洗了个澡,躺在床上,准备入睡。
  
  按说工作了一天,再从天津奔波两个小时赶到北京,再用一个小时寻寻觅觅找到酒店,再冒着寒风去吃一顿我不热爱的北方食物,又殚精竭虑的填写那两份表格,应该很快睡着了,可我躺在床上心里不停悸动,总觉得有事没有做完。辗转反侧睡不着,索性翻身起来,再一次检查所有携带的文件:身份证,邀请函,工资证明,名片,工整填写的《非移民签证申请表》,《非移民签证附加信息表》,银行的交款证明,似乎并无遗漏。仔细翻检所填的申请表,赫然发现自己的照片没有贴上去,这下坏事了,我猛然记起我的照片没有带来,因为我把它留在天津了。
  此时已近午夜,连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情急之下,我唯一可做的就是马上回天津一趟。
  
  穿好衣服出了酒店,看见服务员和保安都在打盹,本想叫醒他们帮我叫部车,但又想他们这个时候也不外乎在外面叫出租,不如我自己去叫吧。
  对街处不远停 了一 辆出租车,一看就知道这伙计是在那里守株待兔,司机魁梧的身上裹着军大衣,一颗光着的脑袋从车窗伸出来,满面络腮胡子,一双吊睛虎眼瞄着街上稀稀落落的行人。其实这时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了,北京的天黑的早,夜生活远不如南方丰富,大部分人都待在家里,除了必要讨生活的人之外,又有谁会在这寒风凛冽的街上闲逛呢?
  我走近司机,告诉他我想去天津,然后再赶回北京。这老兄狐疑地望着我,心想这人不是脑子有病就是预谋打劫。他的这种想法在接下来的旅程中得到了验证。
  无论如何,500大洋总是有诱惑力的。与其在街上空等,不如为了500元一搏,司机在我开好价格后犹豫再三,终于决定让我上车。在打开车门的那一刹那,我发现司机把右手边一根约小指粗的铁链紧了紧,我心里知道,他这是防我呢。
  开了没一小会,司机就开始套我的话,哪里人,做什么生意,对北京熟不熟,怎么这么晚回天津。我知道最后一句是正经,所以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我说明天要签证,却忘了带照片,只好回去拿。我实在不想让他有什么顾虑以至把车开的东倒西歪,所以说的很坦诚。我不知道他相信不相信,但接下来的车开的没有那么犹豫了。
  
  刚出北京城,上了京津高速,这位老兄忽然冒出一句话,他说他在北京讨生活不容易,家有老小,指望他一个人的收入,如果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一家老小就全完了。我听了这话,心中对他仅有的一点畏惧之心荡然无存,反而生出藐视之意,这样一条汉子,却这么没有胆气,亏我刚才还一直害怕你在路上对我不利,却不曾想原来你怕我怕的更厉害,MD,我看上去是那种干惯剪径勾当的歹人吗?
  
  进了天津,都午夜两点多钟了,街上路灯摇曳着,路上见不到一个人。我的司机朋友又开始紧张了,他说到了我的地盘,希望我照顾他,千万不要出事。然后又不停的问我该怎么走,天可怜见,我本就是路盲,任一个生地我如果不住上一年半载的,就根本摸不清东南西北。我在天津才待了一个多月,只知道公司在河西区,住处在小津河边,从公司去住处我识路,但从杨柳青过来怎么找到我的窝,我就傻眼了。司机在一边不停咶噪,每遇到交岔口都问,向左?向右?我真想左一耳光再右一耳光让他闭嘴。
  
  深更半夜无处问人,只好两个人驾着车在偌大的天津城中东游西荡,要说这天津城的治安真的很好,要在南方,这个时候只能算傍晚,根本不能算午夜,因为各路牛鬼蛇神在此时是最为活跃的,便衣及联防也不闲着, 就好像一出大戏分成日夜各半场,全天都在上演着。天津的这出戏只有半场,演员们跟着太阳同进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然不顾还有我这么一个孤苦伶仃的外乡人在那里苦苦地寻觅着回家之路。哪怕来个打劫的也好啊,在焦急的狼奔豕突两个多小时后,我的想法是:现在如果有人帮我指一条回家的明路,再多的钱我也愿意给。
  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在两个人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我们终于误打误撞的来到了小津河。
  
  回到家,赶紧拿上照片马上下楼,那位司机老兄很怕我进去就不出来了,正焦急的伸出脑袋往这边看呢。
  掉头,回北京。
  
  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凌晨5点钟,回酒店很想迷糊一下,又一想如果醒不了怎么办?干脆再挺一挺吧,反正马上天亮了。
  
  早上8:00整,来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门口已经来了好多人,有正经等着进去办签证的,有帮助存包的,有帮查中文电码的,有帮填申请表的,有卖中信银行交款收据的,还有照相的。
  
  我看到照相馆的拉客妹,忍不住问:“你们照的照片可以用吗?不是需要公安局指定的照相馆吗?”她告诉我,她们照的像片绝对可以用,如果是骗人,她们的照相馆也不敢开在大使馆边上。
  
  想想也对,如果有签证者因为照片的原因而被拒签,这些附在大使馆周围的照相馆早就被人砸光了。
  
  这样我才发现,我辛辛苦苦折腾一通宵原来都是白费,不用掏500大洋,不用忍受五个多小时的奔波,不用黑灯瞎火的在天津找寻住处,不用和司机相互提防,不用耽误了一晚上的好觉。这一切,原来只需30元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大使馆每天的签证人数是400个,分4-5批次放入。门口有执枪军人检查护照和邀请函,进去大院后在拐角处又有军人重检一次,到了办公区域门前,还有一道岗哨。大使馆大院周遭用栏杆围起,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朝西方向是约4-5层高的民楼,从楼上望下来,大使馆大院一览无余,不知道这会不会给美国的外交官们带来不方便。
  
  办公楼门口有两扇门,一进一出。进得门来,要先过安检门,跟机场安检差不多的设备。 同机场不同的是,出于安全考虑,任何人都不可以带手机,传呼机等入内,因为这些物品属于危险物品,即使不被制成炸弹,通过它们和外界互传信息,也是潜在的间谍工具。所以在进来使馆之前,要把手机传呼机等放入提包手袋,然后放存包处保管。
  
  里面已经密密麻麻的横排竖行的站满了人。除了大厅左侧摆了几个凳子供老人和残疾人休息,其他人都只能站着排队等待叫号。到左侧的窗口把护照,邀请函,申请表,付款证明等所有资料交上,就可以拿到一张塑料色卡去寻找自己的组织了。这使馆不用1-400的号码排号,而用长约3公分宽约1公分半的有色塑料卡来编排队伍。卡的颜色有红,黄,兰,绿,橙等八种,拿到同一颜色塑卡的人站在同一队,红色队的全部队员面试完后,黄色队然后整队地往前挪,其他队也保持队形顺次跟上。共有8个面试窗口,但并不常常有8个移民官坐在窗口后。这次我见到有四个移民官,两个男性白人,一个金发美女,一个亚裔女人。两个男白人看上去不像好说话的人,一个面无表情,一个笑容僵硬,看上去都是那种不喜欢别人到他家串门的主。亚裔女长了一张东方脸,但一望即知不是在东方浸润过的,大陆人也好,台湾人也好,香港人也好,虽然在着装,发型,走路的姿势上彼此之间也有差异,但仍然不失东亚人的内涵,一种以中文为母语的种族的内涵。准确地描述这种内涵会很困难,但我们可以大约地说,从小在中文环境中长大的人,见到另一个在同样环境中生长的人,会自然的把对方视为同类,因为在两者之间,有一种文化的磁场;而一个在非中文环境中长大的人,即使他生了一张中国脸,但缺了中文的背景,也就没有了这种文化的磁场。
  
  此时此刻,我和这位亚裔女士之间就全无这种中文磁场存在。因为她的表情,一点反映不出东方人的内涵,全然是一副西方人作派。
  
  幸而不论何种民族何种文化,作为一个男性,对于美女总是不排斥的,美女作为一种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天然具有融合不同文明使世界趋于大同的威力。美女在容貌体态上因地域和人种的不同而有或西洋或东方或印度或波斯的区别,但美女一族的内涵却很容易描述出来,那就是,美女让人愉悦,让人晕眩,让人兴奋,让人情不自禁地要多看几眼。
  
  于是我在两个多小时的等待中,一心期盼着我的面试官是那位笑厣如花的金发女郎。就算被拒签,能够如此近距离的观赏一位西洋美女,以前种种辛劳也不枉了。
  
  移民官们发出平平的声音叫着护照上的名字,被叫到名字的人上前接受审核。此时倒未必要讲很好的英文,因为移民官能够讲一些中文,并且程度还不错。 一个初次去美国的人一上来就大秀英文,如果没有很好的文件支持的话,很有可能被拒签,原因之一是你的英文虽好,但好不过移民官,这并不能帮助你在移民官面前得分,原因之二是你的英文比其他人强一些,这说明你如果去美国的话,比其他人更容易找到工作,也就更具有移民倾向了。这自然是一种不好的逻辑,但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被打回来的。 这位先生天大英语系毕业,口音也甚纯正,又家有娇妻,不大可能移民,而且在公司工作两年,美国的邀请函也如假包换,按理是不应该拒签的,但没曾想移民官却因他的英文太溜而深疑此人去到美国后混迹某餐馆当伺应而大赚小费,晃荡几年后再把家小接去,无端端的给美国政府添麻烦,所以毫不留情的拒签,并且没有任何解释。惨的是,一旦有了拒签的记录,以后的签证会难度增加,这就好比一个人有了案底,总会让人犯嘀咕。后来这位老兄又去面试了两次,每次结果都一样,于是乎他再也不考虑去美国了。
  
  同一个公司去签证的人数在两个以上,最好不要同时去签。和我同一队的有五个人都是同一家公司的,听他们讲要去和IBM合作开发一个项目,并且个个都有IBM的邀请函,其中有市场人员,开发人员,管理人员,工程人员,这样的组合看上去确实适合一个新项目的运作,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只有其中的一个管理人员和一个工程人员过了关,另三个被拒。推其原因,应该是美国人不习惯外国人呈团队形式进入美国,因为其中极可能有滥竽充数者,而且效率低下,一两个人的事情何至于要五六个人一起去干呢?
  
  轮到我面试了。幸运的是,我的面试官就是那位让人赏心悦目的金发美女。
  
  这位洋妹妹的中文不算太好,她只用汉语问一句我能不能说英文,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就转入英文了。我的资料很简单,所以她看了很短的时间,然后问我在哪工作,什么职务,公司销售什么产品,在北美有哪些品牌,我一一作答,接着她问我月薪多少,有没有收入证明。这让我有点紧张,因为其一我没有带收入证明,其二我犹豫是否应该将自己的收入说得高一些。犹豫了一秒钟我告诉移民官一个比我现有工资高一倍的数字,我想收入高些移民倾向自然就低些。就这么简单的问了几句,这位漂亮的移民官便签下一张条子,让我到最右侧窗口去取签证。
  
  原来办签证这么简单。细想起来,签证如此顺利除了邀请函够分量之外,我长的这张爱国的中国脸也许是原因之一。
  
  自始至终美女签证官都面带微笑,语调和语速都很均匀,这让我想起了办护照时面对的那些同胞。
  
  踏上飞往纽约的班机
  
   第一次去美国是乘坐韩国ASIANA公司的航班。其实我很想坐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因为可以直航,从北京起飞,到纽威克(NEWARK)降落,只需要13-14个小时,但中航的票很难求,需要等多几天。
  
  韩国除了ASIANA外,还有一家大韩航空公司也到大陆拉客。这两家的票价都较低,因为乘客需飞首尔仁川机场转,航空公司可以根据搭机人数进行资源整合,这样单个的成本可以降低一些。事实上,这次我拿到的票价不到6千人民币。
  
  美国西北航空和CONTINENTAL(大陆)航空就要贵得多,一般都在一万元人民币左右,并且也不是直航,从北京出发,需要在日本成田机场转,所以虽然有舱位,我也不会选择它。
  
  首都机场真是一个巨无霸,候机大厅一望无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较为齐全的各色人种,黑的白的棕的,包头巾穿长袍打赤脚板的应有尽有。有一家子印度人(我估计是)高高低低的聚拢在一起,老者银须垂在胸前,精瘦精瘦的拄一根拐杖,颇似传说中深山里的隐者,旁边是一肥硕的老大娘,一身灰色大长袍挂在身上,居然也可以看到曲线,委的是太肥了。旁边的大姑娘真的好看,身材细高,皮肤白晰,明眸善睐,鼻粮挺直。这妹妹也是一身长袍,却在身上晃荡着,看不请身体的曲线,但想必是玲珑曼妙的。不知道她和那个老大娘是否母女,如果是也不出奇,南亚人就是这么怪,女孩子年轻时一个个艳丽妖娆,一结婚生小孩子身材就严重变形,这就是我们在印度电影中见到大量美丽少女却少见中年美妇的原因。人种的基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另外还有两个小男孩,约八九岁的样子,也是一身袍子裹住,但没包头巾。这么冷的天,这一家五口,居然个个都是光着脚板。
  
  对于孤陋寡闻的我,这一家子确实让我觉得新鲜,所以此处记上一笔。
  
   从北京飞韩国只要两个小时。这相当于从北京开车去天津的时间,也就是说,我的朋友从天津来送我,在我上飞机之后,他开车回天津,在我到达仁川后,他还没有进天津城。现代交通及通讯的发达让时间和空间都大大缩减,这一方面体现着科技的进步,另外一方面,生存的压力也变得空前的大。以前需要一个月时间去做的事情,现在一天都不用,也就是说,现在的一天相当于以前的一个月,理论上来说,一年的工作量相当于以前的三十倍。就如行军打仗,旧时需要数年准备粮草,数月调动部队到战场,数个星期的战斗,一场稍具规模的战争才能完成,现在的物资调动,部队转移,战斗从打响第一枪到敌人缴械投降,都只是数小时的工夫,托科技进步之福,美军攻占巴格达,只需那些大兵们端着枪在吉普车上打个盹,然后下车揉揉眼睛,一座中东的城市,就变成了远在北美的世界霸主的曩中之物。
  
  仁川机场比首都机场小得多,人气也不旺,全然没有首都机场的忙乱之像。候机大厅中摆着电视,里面不知名的歌手(我不认识,也许很知名)唱着韩文歌曲,音量放的很小,人们说话的声音也很低,整个大厅显得很安静。我到了任何机场,都有两件事必须要做,一是去洗手间,二是进吸烟室。仁川机场的洗手间很宽敞,也很干净,小便池是立式落地的,我去如厕的时候,见到一个工人坐在一个小便池边用清洗剂和抹布里里外外认真地刷洗着,很敬业的样子。我留意到他是用手直接拿着抹布擦洗(当然戴有胶手套),而没有使用任何辅助工具,如刷子之类。细究缘由,我估计是怕用刷子蘸清洗剂后一定要用水冲洗,那样水就会飞溅出来打湿周围地面,给如厕人员带来不方便。这自然是对乘客们一种体贴入微的关照,但对于这位洗厕员而言,会不会太委屈了?只不知他拿的报酬是否值得他去干这份活。
  
  韩国和中国一样,烟民的数量绝对是庞大的,但首尔机场的吸烟室并不多。大约分布为从一个吸烟室到相邻的吸烟室需行走10分钟左右。每间吸烟室容积不算大,但稍大于上海蒲东机场和首都机场。通风系统还算好,里面不是太过烟雾弥漫。想起在飞机上一路十来个小时都不能吸烟,我就在吸烟室进了出,出了进,大抽特抽,生怕到时犯了瘾抵挡不住。在仁川机场候机的4个小时中,我活生生的吞下30支烟左右,几乎10分钟来一支。这是我特有的登机空虚症,不知道其他烟民朋友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毛病。
   间或的到书店看上两眼,可惜大部分是韩文书籍,少部分英文书,中文书籍一本没有。一头抱怨机场忽略大陆乘客的需要,一头想国内机场书店也似乎没有韩文书卖,心里也就平衡了。
  
  候机厅有几家餐厅,西式的敬谢不敏,韩式的不明所以,日本人的寿司倒是一目了然,所以要了一盘寿司,荤的素的加一起大约10个,再加一杯可乐,10美金左右。这个价格跟在国内似乎差不多。
  
  终于等到登机了。波音757的载运量是300人,这一趟坐的很满,我要的靠走道位置,这样进出方便一些,也不会像靠窗和中间那样挤迫。空姐见到长了张东亚人面孔的首先讲韩文,如果见对方呆呆的反应则换成英语。机上韩国人居多,另有少量的欧美人,而这些欧美人中,有色人种又居多。大概富裕的白人阶层更愿意享受西北航空的地道美国式服务吧。
  
  从首尔到NEWARK,中间要落经阿拉斯加安格列治(ANCHORAGE),大约飞行9个小时。此刻虽已入境,但并不办理入境手续,乘客需再停留一个小时左右,再重新登机飞往NEWARK。ANCHORAGE机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吸烟室够宽敞,一百多平方的空间,靠墙一圈真皮沙发,躺上去非常舒服,通风系统又好,免不得又喷云吐雾一番。
  
  从ANCHORAGE到NEWARK,大约8个小时左右,再加上两地的4小时时差,我们是在阿拉斯加早上7点登机的,等飞到NEWWARK时,已是晚上7点钟了。
  
  下了飞机,先要办入境手续,办完手续后才去提取行李。我排在较后面,在飞机上又没有填“入境登记表”,所以在入境口处有些踌躇。这时一个胖胖的穿制服的黑大姐过来看我不知所措,就顺手在柜台上拿了一张表,索要了我的护照就帮我填了起来。如果我自己填的话一定是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这位大姐用美国人特有的潇洒在表上鬼画符桃,片刻间填好,交给我让我到入境口办理。说实话我看不太懂表上填的什么,我自己是断不敢这样乱画的,但闸关的那位大鼻子毫不介意,他粗粗看了一下,然后对了我的护照,简单问了两句,显然是没有问题了,就从我填的表上沿分界线撕下小半截,写了个日期,然后用钉书机把撕下来的小片钉在我的护照上,再让我按了手模,并祝我愉快,放我进去了。说实话,整个过程我都觉得美国工作人员礼貌,有服务意识,并且效率很高,但按指模却让我很别扭。在我印象中,欠债的欠条或者认罪书上需要打制模,这两样我都没有干过,然则我一个好端端的良民在移民署看来竟是个潜在的破坏分子,一旦犯事,有指模作底,到时不由得你不承认。如果我的国家能像美国这么强大就好了,我盼着有一天美国人进我国,不单是要按指模,还得留下DNA。
  
  好在按指模不是针对中国人的,所有外国的VISITORS都必须经过这一关,所以心里安慰自己一番,也就坦然了。
  
   取出行李,来到门口,一眼就见到有人举着写有我尊姓的牌子。美国的出租车业务有很多种,这次来接我的叫LIMOUSINE,简称LIMO。LIMO的司机一定是正装的,打扮干净整洁,很有专业精神。看着仪表堂堂比我更有风度的司机过来帮我扛行李,我心里有点惴惴不安,因为不知道小费需要给多少。要知道,美国最贵的不是机械化生产出的任何产品,而是人工,在我来美国之前,就有人给我灌输不要随便使用美国人工服务的观念,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所有的事情都最好自己动手。所以我强烈要求自己扛行李,不要到时候为小费下不了台。司机也不勉强,他走在前面,领着我出大厅穿过两条车道,来到停车场。
  
  黑色的福特车,真皮座椅,车身很大,感觉很舒服。司机把副驾座的椅位挪的很前,给坐在后排的我留出两腿伸缩的空间。后排沙发中间有一个挡板,不用时可以竖起,如果需要可以平放下来做扶手或者搁电脑办公。LIMO的顾客以商务人员居多,所以车内有笔纸等简单的办公用品。但我此刻无心办公,只想好好休息一下,从NEWARK机场到新泽西EATONTOWN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希望能够打个盹,让严重耗损的精神和体力能有少少恢复。
  
   奇怪的是,此时我应该是处于临界崩溃状态了,过去的将近20个小时里时而清醒时而迷糊,似乎有睡过觉,又似乎一直没有入定。在飞机上一路坐过来,身体没有平躺过,这种状态下就算是睡着了,时间也不可能久,质量也不可能高。有几次梦到自己睡在家里的席梦司软床上,可最后都是因为有人一边戳我的脊梁骨一边击打我的尾椎而醒过来。采取坐姿,我的虎背熊腰都由一条脊梁骨支撑着,然后全上半身的重量又都压在尾椎上,时间一长,这几处不抗议才怪。在飞机上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脊背着陆,臀部悬空,然后把我的两腿垫得与水平面成30度角。
  
  现在在车上如果我愿意,是可以尝试这个姿势的,但初来乍到,与司机不熟,不太好意思“挺尸”,所以一路还是规规矩矩地坐着。但也无法睡得着。
  
  开着车窗,享受着窗外的寒风,迷糊的大脑渐渐清醒起来。美国空气之清新无须任何测量仪器就可以感觉到。夜光中看着窗外,路旁全程都是高大茂密树林,树林间的空地上矗立的建筑件件都是精品,绝看不到国内常见的混乱和无序。道路非常平整,一路虽有高低起伏,但都很舒缓,坐在车里,一点颠簸都感觉不到。让国内驾车者“大吃一斤”的坑坑洼洼和断石残瓦在路上是见不到的,偶然可见的,是一些小动物的尸体。这些藏身树林的小松鼠和栖居溪边的野鸭往往会在横穿马路时被飞驰而过的车辆轧到,从而魂归天国。可怜的小家伙,留在家里多好,为什么一定要好奇外面的世界呢?
  
  不过我们没有成为“凶手”。两个小时的平安驾驶后,我们到了新泽西EATONTOWN的SHERATON酒店。这家中文为“喜来登”的酒店国内有很多家,我从来没有住过,不过知道它的档次不低。
  
  我让司机明天过来接我到公司,司机面露难色。在我坚持下,他和他的公司通话联系后,同意明天7:00AM过来酒店接我。后来我才知道,我服务的公司就在酒店的对面,横穿高速公路就是。而LIMO的收费和普通出租车不一样,它的起价就是50元,如果用普通出租车的话,只要4元就可以了。这也是司机不能爽快答应我的原因。很有职业道德。
  
  酒店的餐厅打烊很早,我到达的时候已经没有东西吃了。好在房间中有免费的水果和饼干,将就吃一点压压饿,但对于被中式晚餐滋润了将近40年的我来说,水果加饼干对自己简直是虐待。早餐(自己的生理时钟显示的是早上10点)怎么都应该有吃点汤河粉或者油条什么的,有几个中国人会啃着冷冰冰的水果和嚼着干巴巴的饼干当早餐呢?希望明天一大早(正好是我的晚餐时间)能够吃到米饭配爆炒猪大肠加粉蒸肉。
  
  挨到午夜两点多,好不容易勉强自己睡着了,但过不多久就又醒了过来。此时的美国时间对应的是大陆的下午,睡觉的感觉就如午睡一样,根本睡不长。 想出去走走,又两眼一抹黑,根本不辨东南西北,手头带的几本书在飞机上已经嚼的没有一点味道,又上不了网,对于中国美食的向往又时时折磨着我饥饿的胃,美国的第一夜,就在我六神无主的等待中,随着第一抹晨曦的到来,过去了。
  
  第一次美国印象
  
   那位LIMO司机很准时,七点整已经等在门口了。 收拾东西,上车,横跨对面的高速公路,两分钟不到,就来到公司门口。
  
   这边的写字楼和城市中的高楼大厦不同,都是散布在高速公路边上,一般都是两三层的样子,一幢幢的隔的很开,视野很开阔。楼群一般也就四到五幢,半围起门前的一个大停车场,每个停车位都标有某某公司“RESERVATION”的字样,但互占停车位也很正常,因为空位实在很多,绝对可以保证每人一车,每车一位。周围的景观也当的起一个赞字,临高速公路面是茂密的林子,就如一道屏障把一切噪音都挡在林外,停车场周遭也有树丛帮助遮阳挡雨,建筑物背面有很大的草坪,中间空出路来作行人道,进出的车道两旁也全是高大枝繁的树木,那些树看上去都生长了数十年的样子。此时虽是严冬,枝叶却并不衰败,举目望去,依然是一片浅绿色。
  
  司机把我领到地方就走了,这家伙今天的差事真轻松。此时还早,门禁系统还没有开,我又没有门禁钥匙,只好在门口等。早上没有进食,幻想中的爆炒猪大肠和粉蒸肉又指望不上,只好忍着饿。等到快8点的时候,有人进门,我跟着进去。
  
  进得大堂,墙上有一块牌子写有驻楼公司的名字。共有三家公司在这个大楼中,一层一家,每层的使用面积大约有700平方米左右,显得很宽敞大气。乘电梯上去(三层也要电梯,真浪费),出电梯门,就进入公司了。
  
  美国的工作时间普遍比较早,这与他们的作息时间有关。一般美国人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早早来到公司,早早回家,留多点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是美国人生活的信条。规定的上下班时间是早8晚5,但有人8点不到就来公司,当然也就可以在5点以前离开公司。加班是自愿的,老板当然希望员工的工作时间长一些,但绝对不可以强迫加班。一旦工作量大了,员工就会抱怨,要求减低工作量,而老板往往也会妥协,这在中国似乎是不可能的。
  
  前台小姐是个黑妹,蓬松的头发很像一个大鸟巢,眼影涂成白色,一双手在键盘上飞舞着,十个指夹盖上涂的五彩缤纷。她抬头望着我,对我笑着,很自然和开心的样子,这和我习惯见到的敷衍和商业的笑容很是不同。我于她只不过是个陌生人,她于我亦然,但我却绝不可能对一个陌生人笑的如此真诚。在此之后我见到的很多美国人都有这种真诚自然的笑容,不知为何我国人就不会这样笑呢?是不是几千年文化中富含的权谋和机变已经渗入我们的骨子里,而让我们的笑容携带了矜持,暧昧,嘲弄,勉强,尖酸,敷衍等内容而独独排挤掉了真诚?
  
  黑妹问我找哪位,我告诉她,找菲力克斯。老板还没有到,我可以先去见JON,公司首席设计师和开发部总裁。
   JON是个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老头。我径直走到他办公室门口时,他那银色的脑袋正埋在桌面上堆积得乱七八糟的图纸文件中。他站起来,同我握手的劲道很足,但看得到手上的皮肤很皱,并且有老人斑,看年纪大约快60岁了。
  
  这是个热情开朗有幽默感的老头,待人和善,愿意帮助人。他看到我带给他的一箱设计图纸高兴地哈哈笑着,说他老了,电脑又不熟悉,有了这些“HARDCOPY”,他就不用在电脑里费力的查找资料了。然后问我住的还好,睡的好还,吃的还好,不停的嘘寒问暖,很像一个长期未见的慈祥的长辈。
  
  正说着,门口过来一个人,身材矮胖,半秃着脑门子,橄榄型的脸面上刮的很光,项上的粗大黄金颈链从衬衣里跑出来,挂在胸前,外面套着一身米黄色的西服,尺寸明显偏大,没有系领带。
  
  我没有见过菲力克斯,但我感觉到这家伙就是,因为他站在门口打量我的眼神明显像一个买家,一个对他订购的物品仔细审视的买家。他的面像显得阴沉和灰暗,似乎身心俱疲。然而他的额头却很亮,并且发亮的部位很集中,似乎收缩成一个点。这看上去很像我家里上世纪80年代初买的九寸黑白电视,开着开着,整个银屏就会慢慢往里收缩,周围的颜色越来越暗,最后在中间形成一个亮点,周围全黑。如果想继续看,就要关掉电视,用蒲扇扇上半个小时,等它凉下来,然后再启动,这时那个亮点还在,但会慢慢的暗下去,周围又会慢慢亮起来,最后亮度趋于一致。
  
  后来我发现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这位老板脾气很大,当他火气上来时,额头就会变得很亮,整个脸越来越黑暗,退火后心情平复,脸上的颜色又慢慢变得一致。
  
  我心中颇有畏惧感,因为菲力克斯的眼神中透出鹰的光芒,但我不能露怯,在来之前我就告诫自己,到了鬼方,不论妖魔鬼怪多么猖狂,自己一定要做到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不要无畏惊慌,自乱阵脚。我掩饰自己的紧张,报之以和善温暖的微笑,但我知道我的笑容并不自然,很吃力的敷衍。
  
  在来之前,天津OFFICE的老大KENNY帮菲力克斯买了一件外套,我带着它正好作为见面礼。为了让自己变得自然一些,我弯腰从行李箱中拿出衣服,递给菲力克斯,他接过去摊开来看了款式和颜色,似乎比较满意。然后他拿着衣服走了。
  
  JON帮我安排了一间大厅中的格子,让我这一段时间在那办公。公司的格局是个大的U字型,靠墙的是一间间带木门的房间,这是给那些副总裁,经理,DIRECTOR等有职位的人使用的,普通职员则每人占据一间在U型大厅中用夹板和铝合金隔开半开放的格子,没有木门,有人从过道中经过的话,彼此可以看的见,如果不小心眼神对上了,一定要打招呼,否则很不礼貌。格子的面积很大,大约长3米半,宽1米半,够得上一个卫生间了。隔墙有一米七高,所以没有人会从隔墙顶部把头探近来俯视你。这也算一种隐私保护吧。
  
  晚上JON带我出去吃饭。一般已婚美国人下班后都是直奔家里的,单身的倒是会常常到酒吧喝两杯,但对于不熟悉的人,他们是不会带着一起出去的。JON的家小在纽约长岛,他平时住在LONGBRANCH一套靠大西洋的公寓中,周四才回家,所以在新泽西工作的时间他都算一个单身汉。
  JON问我是否喝酒,当然,喝多点晚上睡得好一些。然后问我吃中餐还是西餐,中餐,中餐多好,红烧猪大肠和粉蒸肉又袭上心头。但去过中国多次的JON告诉我,这里的中餐有两种,一种是廉价的外卖,这显然辜负JON的心意,一种是可以点菜的,但离这里最近的中餐馆需驾车40分钟。让一个初次见面的老外驾车40分钟去请我吃一餐饭显然不合适。我的胃对西餐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要不“撒西米”吧。周围有几家。
  
  我们先去FRIDAY。这是一个极具美国风味的西餐吧,我记得在北京和上海有分店,但我没去过,深圳不知有没有。酒吧的布置错落有致,进得门来是狭窄的过道兼前堂,迎面是上着暗红色漆的实木屏风,没有雕花,也不搂空,站在前堂是看不见里面的吧台的。屏风左右各有一门,里面比外边要高出一个台阶。除东面墙外,靠南靠北两墙摆有桌椅,三两朋友可以向隅小坐,如果想独酌,角落里也是好地方。中间是一整圈吧台,供酒保耍保之用,酒客或站或坐,围在吧台外,或聊天或看吧台架上的电视,或闷饮。酒保接到定单并不直接倒酒给客人,酒瓶在手上一定要经过上抛下接,坐旋右转的程序,如果练得好,还可以右手下抛,酒瓶由右胯经背心越左肩再直落左手,然后左手下抛以相反的路径回到右手。这些动作和调酒倒酒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凑个乐子,但沿革下来,这些小杂耍成了酒保的基本功,每个入行的人都要练的。我和JON在吧台边就看到一个女伺应拿着一个空酒瓶在那练坐抛右接的功夫。大陆的酒吧有了较多变化,虽然师承西方,但反映的文化却不同。西人酒保绝对不劝酒,不论客人喝多喝少,小费给与不给,爱待多久就待多久,而中国的酒保很喜欢帮客人倒酒,看见杯不满多半会帮忙加上,结果客人不续酒的话根本坐不踏实。西人开放,但无论男女酒保着装都很保守,都是一式朴实的T恤,大陆的酒保多为女性,服装多走性感路线。西人酒吧播放的音乐种类各有不同,但多半轻柔,即便金属乐的音量大小也以你可以听得见同时又不影响你和朋友说话为宜,大陆的酒吧其分贝之高绝对是震耳欲聋并兼有心脏起博器之功效,如果心脏不够坚强,肉喉的冲击波不够尖锐,耳朵的辨别力不够超群,你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这里可以喝到青岛,小瓶装的,4美金一瓶,但我更喜欢喝黑啤酒,听装,也是4美金一听。这种黑啤酒大陆都有卖,但这里的黑脾味道更醇厚,泡沫更丰富一些。问JON,他说是水源不同。想想也是,工艺配方一样,管理方式相同,生产出来的东西之所以有区别,其原因只能是水源不同。生活在中国一直以为衣食住行水平的提高即生活质量的提高,领略了美国的自然环境,才知道,优质的阳光空气和水,才是生活质量更重要的部分。
  
  JON这种年纪的美国人不太喝啤酒,他要了一杯鸡尾酒,不同颜色的液体一层层地叠在扇形玻璃杯中,看上去很有技术含量。这种酒要贵一些,价格因调配方式的不同而有差异。想到JON喝完酒还要开车,我问他不怕警察找他麻烦吗?JON告诉我如果警察随便截停一辆正常行驶的汽车,那他是钱多了烧的,或是不想打这份工了,所以司机喝得再多,如果能够把车开的稳稳当当,不给警察和你打照面的机会,那就神不知鬼不觉,但一旦不小心让警察给截停,而你气息吞吐之间酒精含量超标的话,那就麻烦大了,所以美国人开车很自觉。但法律约束并不是美国人规矩做事的唯一原因,长期的法律约束产生的副产品是,种种法律条文不仅在形式上规范着个人的行为,个人也因为对法律的理解而将其化为根深蒂固的一种生活方式,大家非常清楚,有些事可以做,有些事是不能做的,之所以有些事不能做,不是因为法律规定了不能做,而是大家习惯了不去做,不做会很安全。
  
  空腹喝酒不合国人的习惯,我喝了四听,肚子涨了起来,却不感到饱,相反脑垂体中对于美食的记忆更加强烈了,国人饮酒,是一定要有佳倄相佐的,有酒无倄固然喝不畅快,有倄无酒却是连倄都嚼的无趣。当然,不喝酒的人不归于此类,但我也没有见过谁把菜当饭吃,总要一口菜一口饭才吃的香的,这和就菜下酒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
  
  此刻我就坐在JON的车上,带着对于日本烹饪技术的向往,一同前往离此不远的一家寿司店。在车上我想刚才可能是JON让我体会一下美国酒吧的气氛,到了正餐时才会真正的喝上几杯。
  
  寿司店不大,越过门口柜台望进去,大堂一览无余。服务员都穿日式上衣,即斜开襟无钮浅黄色带花图案的那种,下身却是西裤皮鞋,感觉不像日本人。我在深圳一些日本店见过日籍服务员,个个点头哈腰的满腔热情,服务态度虽然有点夸张,但确实让人很受用,这家店的服务员却显得朴实,并无热情。大家说着英文,也判断不出是哪国人,等下再打听吧。
  
  看看菜单,主食无非寿司,生鱼片和面条三类。菜式也少的可怜,以鱼类为主,蔬菜类为辅,肉食很少。这一点日本人和美国人很像,都是丁是丁,卯是卯,美国人要吃肉就牛排,要吃菜就沙拉,日本人也是荤素分明,很少搅合在一起。不同国人,我们的肉是用来吵蔬菜的,就算肥腻腻专为解馋之用的扣肉,也要和梅干菜放在一起蒸,很少只肉无蔬或只蔬无肉。就算炒青菜,也是用猪油炒的好吃。并且中国人烹饪以炒为主,辅之以蒸,炸,煎,焗,其用意是通过复杂的加工过程模糊各种材料的界限,造成似是而非的效果,而又能发挥各种材料的功效。日本人会煎,会煮,会焗,却不会炒,不知道是以前他们到中国来手艺没学全还是后来跟着西方转了向,因为美国人也是不会炒的。我们要了一船SUSHI和SASHIMI, 用西兰花和菜叶装饰, 层铺于木制小船上,看上去很精致, 但鱼片切的很厚, 和国内那些日本料理师傅比起来,刀功明显的差了一个档次. 不过酱油和WASABI还不错.
  
  叫服务生过来, 问有没有酒, 回答说没有LICENSE, 所谓有肴无酒也. JON在边上解释说并非所有的餐厅都有酒牌的, 要先申请, 然后要等上若干天, 酒牌才会批下来. 还是在国内好, 不要说不卖酒的餐厅, 就是不卖酒的杂货铺满世界都找不出几家来.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JON要带我去FRIDAY灌上一通再来吃饭,原来他知道有这么个道理在里面.
  
  服务生问我是不是韩国人, 也许是我的小眼睛单眼皮及大脸庞有点像电视中的韩国粗汉吧, 类似的提问以后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几次. 我告诉他我是中国人, 从大陆来的, 大陆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好, 所以我回答的时候心情很好, 然后我问他是哪里人, 长的很像中国南方人, 是从福建来的吧. 他说自己祖上确是福建人,不过他自己是马来人, 福建话他可以听得懂,但普通话就有点困难. 福建话对我来说并不比爪哇语简单多少, 本来想从憋了一路的英语中跑到国语的怀抱中喘口气, 见到这个半同胞, 却还是要讲英文.
  
  其实美国的中餐馆中打工的福建人为各省之最, 多半是先到者开了一家餐馆,然后雇工都是本村人, 或至少有七弯八绕的某些关系. 之所以还需要用一些外籍人士(非福建籍), 只因为店里的伙计因英文不过关而站不到前台, 久而久之, 这些躲在厨房中的移民或非法移民发现讲福建话就足够了, 他们几乎不用上街, 也不用和店外的人打交道, 于是在他们来到美国多年以后, 乡音依然不改, 英文不通依旧.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 所以老板还得另行雇佣英文讲的溜的非本乡人士.
  
   这家日本料理也是华人开的, 试想想, 日本人的工资收入列全球之冠, 他们实在没有必要远涉重洋跑到这里洗盘子挣几个小钱, 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月入100美金之地区人民到了月入3000美金之美国, 立即拥有极大的生存和发展动力, 没有人会嫌苦嫌脏,或是回报不够, 反之收入较高地区的移民则期望值绝非餐馆打工的区区收入. 所以除非是很高档的日式料理店, 普通的百姓能吃的起的料理店都是中国人开的, 从老板到员工都没有日本人.
  
   之所以提到这一点, 是因为糊弄人的不伦不类的中餐馆为了迎合老外的口味把我们的烹饪文化肆意地糟蹋,而鱼目混珠假模假样的日本料理店却反而保持了日式烹饪的原貌,这就如北方人到广东憋着腔调讲白话其效果反不如四川人口音不改的来得好。
  
   JON去过中国大陆很多次,无数次的饭局把他培训成了一个中华料理的识髓知味的高手。西餐对他的吸引力绝对抵挡不了他对中餐馆的热爱,但在美国,他却是从来都不会光顾中餐馆的,其原因JON总结的很精辟:“IT’S FAKE”。
  
   吃完饭,又闲聊两句,JON送我回酒店。然后我们约好他明天一早过来接我.
  
   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地转换电视频道, 却找不到自己中意的. 在美国除非自己付费, 能够免费收看的电视台几乎都是白璧无瑕的. 不可以色情, 不可以暴力, 不可以说脏话,不可以惊吓到观众, 如果在访谈节目中发现有不雅用语, 就会用刺耳的“滴滴”声盖住,听上去就像说话人的喉咙被短暂勒住一样感觉很不舒服. 美国电视的分级有7类, 其中第6级为“父母强烈警告”, 这个分级的节目只允许14岁以上观众观看,允许严重的暴力、有关性的场面,粗鲁粗俗的下流的语言、暗示性的对话(通常谈论性方面),以上几个方面包括当中一项或者几项的节目都属于这个分级。第7级就是著名的“成人节目”, 这个分级的节目只允许17岁以上观众观看,包括暴力的描写、性的活动描写、粗俗的下流的语言。在我翻来覆去的所有频道中, 这两级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允许播放的最严重的级别是第5级, 即“父母指导”,这个分级节目仅仅允许提供比较温和、少量的性方面对话和暴力。
   有些访谈节目或专题节目可能比较有趣, 但对于英文程度一般的我, 这些节目还是太难了, 百无聊赖之中, 我不禁万般想念起大陆或香港那些弱智无聊的肥皂剧来. 人一生中守在电视前的时间恐怕仅次于工作时间, 大好光阴就这样被肥皂剧吞噬, 想想就觉得悲哀, 但真到了这种大好光阴难以消耗的时候, 我才发现事情的真相是: 我有很多空闲时间, 我希望用空闲时间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电视吞噬了我的空闲时间, 我恨电视, 我后悔虚度光阴, 而当我有了不虚度光阴的客观条件, 我却渴盼这些光阴早点离开.
  
   早上7:50JON准时到酒店门口, 美国人的守时让人放心。然后和他一起到穿过高速公路来到公司,菲力克斯已经在那里了。
  
   我见到老飞时,他正在一张纸上画着什么。抬头看到我,他让我坐过去,把手里的草图拿给我看,这里摆展览架,这里放酒具,这里放刀具,这里放餐具,我坐在哪里,其他人坐哪里,他坐哪里,一副很耐心,很兴奋的样子。这里所说的酒具刀具餐具都是这家公司经营的产品,这一行虽然没有服装,制鞋,家电那样产值庞大引人注目,但在美国,却是培养中小企业的良好土壤,老飞就是靠这一行发家致富的。
  
  这个西班牙犹太人30年前初来美国时,一句英语都不会讲,好在他太太SUSAN在美国有门路,把他介绍到一家贸易公司做业务,美国这个地方很怪,英语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你不懂英语也不要紧,能讲某种欧洲语言,生存下来完全没有一点难度。在美国有很多人都不会讲英语,上面提到的在中餐馆帮厨的华人,在工地上当小工的墨西哥人,在街头无所事事闲逛的黑人,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英语的重要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在美国,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些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如果想有个好工作,英语是一个必要条件。老飞开头几年就在西班牙语圈子里混,后来英语讲溜了,也认识了几个大客户,就自立门户,当起老板来。
  
  我想不出和老飞说什么,就在一旁傻坐着,听他唠叨。老飞的表达能力很强,也许是因为半路出家学的英语,他很清楚怎样讲述我们这些半吊子才能听得懂。在国内看电视中的英文节目,总有不明白的地方,和鬼佬交谈也常常申请复述,但此时老飞说的一切我都能听的很清楚,这让我觉得接下来的日子也许不会那么难过。
  
  他描述完他对新写字楼的规划后,问我有什么意见。按照他的设计,开发部全部移到新写字楼,我一个人坐大厅,其他所有同事都有自己的房间,这样每个人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可以很容易找到我,而我在大厅中的座位,是和老飞隔墙而邻,他只要大声一吼,我就可以听见。我的意见是坐大厅没有关系,但如果在大厅的另一侧则更好,因为离老飞越远越好,但我不能说出来,所以我说我完全同意他的规划,并对这个完美的规划表达钦佩之情。
  
   这种态度使老板很高兴,原来洋大人也是热爱马屁的,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原来不是老祖宗根据中国国情发明的绝学,而是老祖宗站在心理学的高度研究出的一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尖端技术。
  
   中午老飞带我出去吃饭,又是一家寿司店。不过这家是自助形式,避免了点菜之尴尬。待我坐定,他简单问问我的背景和经历,马上转到对天津办事处的评判上来。天津办事处写字楼里有10来号人,老飞一一问起。谁表现令他满意,谁表现有待提高,谁比较重要,谁可以随时炒掉,老飞其实心里一清二楚。之所以问我对他们的看法,完全是想知道我是否和他想的一致。因而谈到每个人,我都只讲最粗浅的认识,如是哪里人,在哪毕业等不涉及个人表现之类,然后听他的评述。言谈之中,我感觉他对整个办事处的表现并不满意,比如效率不高,管理不够条理,员工对产品的认识不够深刻,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不够果断。这些问题其实在任何公司都存在,并且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关键是老板对于负责人是否满意。整个过程中老飞没有表扬任何一个人,似乎所有人都没有达到他的标准。然而按我的观察,大部分同事的表现虽然不算PROFESSIONAL,但都够得上敬业,他提出的这些要求也并非很高,但相对于他付出的工资,确是太高了。
  
   记得我当初读MBA的时候,在讨论和国际接轨的问题时,有个同学问:“我们的工资为何不能和国际接轨?”大鼻子老师愉快的回答道:“当然能,你去开口向老板要,老板给,就可以了。”在我工作的这个公司总部,起步工资总在4千美元左右,干多几年地位高了,月入7千美金并非难事,不知道其他公司的平均薪水多少,但我想这种水平应该就是美国白领的大致水平吧。而我们在天津的同事除开香港老大不算,经理级的不超过4500元人民币,初级文员起步价1000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人和美国同事相比,更勤力,更拼搏,更负责,更愿意承担额外的工作负荷,对于产品的认识也更全面,但薪资的差距却难以接轨。当然,某位同事可以在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让自己在各方面都提升很多,英语说的和美国人一样好,以至自己认为可以享受和美国同事一样的待遇,那么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跟老板说:“给我4000美金一个月!”,如果这一幕上演的话,这位同事恐怕连原来的4000元人民币都无法从这个公司拿到,因为他不得不怀揣月入4千美金的梦想,踏上新的征程。
   然而工资的差距并不给能力差距的人有生存的空间,老飞对大陆员工的要求之所以让人觉得太高,是相对于他付出的工资而言,比较他付给那帮美国员工的薪资,老飞对他们的要求简直就算低得不能再低了。这帮美国人简直就像垄断企业烧出来的瓷器,贵且不说,还不能打不能摔,功能又单一,可还不能不买。
  
   老飞的凭判标准简直就是美国政府的翻版,对西方一套,对东方另一套,对内一套,对外又是一套。
  
   一个个的拷问完之后,老飞突然说,如果把天津办公室关掉如何?他们每年用掉我这么多钱,如果请一个中间公司来管理大陆的业务,这笔佣金会少的多。
  
   这个犹太人果然有神鬼不测之机,我跟他只不过是第一次见面,他居然抛出了这么一个重磅炸弹,叫我如何接招?他是老板,这类事情本无须和我一个打工崽商量,他这么问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当然不能回答OK或NO,因为两者都需要很深刻的分析和阐述,而以我目下对公司的了解,说不了三句就会前言不搭后语。所以我选择聆听老飞分析。
  
   果然,老飞看我不说话,他就掏出计算器,一项一项按给我看,总共人工多少,房租多少,出差费用多少,一年下来员工的生老病死花销多少,而现在一年的营业额多少,利润多少,如果保持这个利润,把投入从天津OFFICE换成中间公司,成本会降低多少。
  
   瞪着计算器上的数字,我不禁鄂然。这家公司在天津开办代表处是在1998年,如今4年下来,业务增长快速而稳定,并且还有上升的空间,老飞为什么在磨还没有卸的时候就杀驴呢?难道他和他的子公司真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境况吗?
  
   如果把大陆业务外包给某个中间公司,固然可以节约成本,但谁能保证这家公司完全受我们控制呢?他们难道不会在某一天和供应商们携起手来一致对外吗?再则,到哪里去找这么一家贮备着熟悉我们产品的人才的公司呢?我们的产品虽然简单,但要达到“专业”的水准,也不是件容易事。另外,如果有些定单做砸了,我们固然可以要求这家公司赔偿,可人家完全可以解除合同,因为中间公司做代理,绝对不会只代理一家进口商,他手头其他客户的生意做的红红火火也未可知,到了此时,我们岂不是又要去找第二家?
  
   老飞听完我的分析,脸上露出了笑意。显然他满意我的阐述。我所说的他未必没有考虑过,但这番话从其他人嘴里说出来,就有不谋而合的意味。这也许是犹太人对我的考验,也许是犹太人真的需要其他人的意见。不管怎样,我在美国的第一步算是迈出了。
  
  困兽三个月
  在SHARATON住了3天,也许是太贵了(125美金一晚),老板娘SUSAN过来找我说她帮我安排了另外一个酒店,有泳池,有炊具,有冰箱,有两台电视,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当天我就CHECK OUT然后转入这家叫SUNRISE的酒店。酒店是SUITE式的,没有SHARATON豪华高档,但很平易近人。设施也不差,对于我这种打工仔来讲,已经很好了。所谓SUITE式酒店,除了字面意思“套房”酒店外,这种酒店的客户定位是在EATONTON附近短暂停留的家庭旅游者。价格会随着季节的不同有很大的波动。我入住的时候算旺季,房价是85美元一天,听说淡季时可以便宜到35美元一天。酒店房间内可以煮点简单的伙食,离最近的超市可以走路过去,只要10分钟就到。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好办,大堂里有很多外卖单,你可以抓一摞回房慢慢研究,游泳池很干净,大堂里的制冰机随时不限量供应冰块。对于工薪阶层和家庭旅游者,这种酒店是很有吸引力的。但这里对于我这个老外,一系列的麻烦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不断出现了。
  
  头一个麻烦是交通问题。新泽西的公路网络很完善,但却几乎没有公共交通。说起来矛盾,但既然所有的人都有私家车,那还需要公共汽车干什么?美国人不管村还是镇都叫CITY,其实整个州在人口密集程度和商业发达程度上有资格相当于我国的县级市的CITY不超过五个。其他都是一些镇。如果在湖北,广东或是浙江一省之地只有区区五个市,那咱们的干部会少多少啊,咱们也不需要交那么多税来供养那些贪官污吏。但新泽西在这区区几个城市外,却并不是农村或是城乡结合部。事实上,新泽西不是一个农业地区,就算还有部分农民指着土地吃饭,但也不需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的农民实则是农场主,请的雇工也并非贫农,人家是农业工人,养老保险,人身保险等公司雇员享受的待遇这些雇工一概有。既然连帮佣的农民都是开车上班的,政府当然不必为我这个老外建设公共交通。同事也不可能天天来接我,所以唯一的交通办法是叫出租车。
  在这里叫出租车可不是走到街上招手即停。这里的街其实都是高速或快速公路,不是我们热爱的熙熙攘攘的大街。不要说在路上见不到几辆出租,就算被你看到,就算他没有载客,他也不会停下来的。没有司机空车在高速公路上兜客吧。在新泽西,在路上跑的空出租车没有拒载的说法。
  同事们都有车,如果头天预约而他们顺路,多半不会拒绝帮忙,但我明白没有人愿意当我的专职司机,所以只好想办法。
  咨询过酒店前台小姐,拿了一个出租车公司电话号码,试着自己和车行联系,天可怜见,我那磕磕绊绊的英语本不流利,而这些没有出过远门的土老帽对我的中国口音又满腹疑惑,一通电话下来,用了十几分钟。接电话的小姐总算有耐心,硬着头皮听我翻来覆去的矫正口音,一个地址说了六七遍,总算明白了我现在在哪,打算去哪。其实对话内容很简单,对方会问我在哪里,几个人,打算去哪里。然后会告诉我多少钱,多长时间到。要说这美国人多半很土,世界各地的英语虽然只有一种,但口音实在是五花八门,出过国的美国佬还好,对于这些奇怪的口音都能明白,这些一辈子呆在本土的土老帽却容不得一丝的口音偏差,否则他就听不懂。这就象贵州大山里的人听不懂普通话一样,并不奇怪。
  叫了出租后要耐心的等待。有时5分钟到,有时10分钟,有时等上一个小时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司机也极少本地人,他们也要找路。有一次我就碰到一个土尔其司机一家伙把我拉到往纽约的高速上狂奔,足足飙车半个小时我才发现方向不对,等到他找到正确的方位时,公司早上的例会都已经开完了。
  跟司机的沟通也是一个大问题。上文谈到,美国的土老帽极多,但他那口音总算美国口音,这和我们在国内被密集轰炸的口音所去不远。可开出租车的哥们却不知从哪里学的英语,印度腔和泰国腔齐飞,孟加拉调共秘鲁调一色,不知道这些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们怎么都混到美国开出租,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用他们那一口极具民族特色的英文和美国土帽们沟通的。
  虽然麻烦,但交通问题总算解决了。
  
  接下来是吃饭。早餐是酒店免费供应的,中午有同事帮忙叫快餐,晚上就麻烦了。酒店没有餐厅,背后倒是有一家叫做MORGAN的运动餐厅,大厅左边是环形吧台,右边空旷处摆上两张撞球台,墙上满布大大小小的电视,在吸烟区的任何一个位置上都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美式足球比赛。我不懂橄榄球,因而也不懂美国人为何对其狂热,所以坐下便是闷声吃饭。说是吃饭,其实都是一些汉堡热狗之类,辅以菜汤和蔬菜沙拉,勉强安慰肠胃,但无法欺骗舌上味蕾。离酒店15分钟脚程有一个小小MALL,MALL中有一家小小的中餐馆,但这些半路出家的假大厨也只会做一些甜不拉叽的快餐垃圾骗骗鬼佬,我吃它只觉得恶心。所以去了一次就不愿再去了。离酒店10公里左右的COUNTY中心MALL附近有一家中式BUFFET,这里的东西比较能入口,可以吃到米饭,中式蔬菜,海鲜,甚至还有烤肉。一个人的收费是17美元,加上小费(天知道吃自助餐怎么也要小费),大约20块美金就可以大快哚歙,但苦于没车,只好打的,来回的车费在14块左右,这样一来一顿较为满意的晚饭就要30多块,这在国内都可以请上三两好友小酢一餐了。
  更多的是叫快餐。但快餐名快实慢,不论叫PIZZA还是意粉,不等个四五十分钟是闻不到饭香的(当然等他送到了也闻不到饭香),一方面这里烹调的效率和国内不能比,另外也没有哪个外卖仔会专门跑一个地方,他们喜欢攒多几个点再出发。如果在其他点出了问题,送达我处的时间就只好顺延,有次我叫了一个PIZZA,结果等了一个半小时,打电话去问,老板告诉我他的伙计在送其他两家的时候都走错地方了,这老板也够诚实的。等前胸贴厚背饿得胃痛的我见到外卖崽时,满腔怒火还得咽下,因为外卖仔完全可以裹胁食物而逃,并且小费不能不给,否则下次等得恐怕还要久。
  
  相比较而言,我在国内简直就如生活在天堂中一般。
  
  虽然不如意,但生存总算不成问题了。开始工作。
  
  我在公司的TITLE听起来不错,产品开发经理,兼品质控制和生产工具运作经理,在大陆时颇管得几个人,但到了美国,却谁也指挥不动,反而常常被人指挥。美国人个个都牛皮哄哄,很喜欢给出指导性意见,开口就是“YOU SHOULD”,闭口就是“DO YOU UNDERSTAND?”,其实美国大部分人都是狗屁不通,他们不是不会学,而是不想学,同国人不同,我们有机会就想学多点东西,长多点经验,而美国人把在公司中的时间都看成简单的薪水交换成本,任何超出他工作范围的事情,他们是绝对不愿花时间学习的,因为这会提高他们的时间成本。
  但是不管懂与不懂,他们却是逮着机会就胡乱发表意见,并且常常奇怪他们这么好的意见怎么就不被我采纳。
  大多数的美国进口商,最硬实的两个部门是产品开发(PD)和销售部(SALES)。有些公司销售和市场混在一起(SALES AND MARKETING),有些公司市场开发和产品开发混在一起(R&D AND PD),但很少销售和产品开发搞在一起的(SALES AND PD)。中间商做生意,就如一个下水道,找到一个进水口(供应商),再找一个出水口(客户),排放过去,管壁上残留下来的就是中间商的利润。销售是负责出口的,如果他一旦和负责进口的产品开发人员建立良好的私人联系,那么进出口对接,换根管子就有了可能。这是作为中间商的老板最忌讳的事情。市场开发却不用直接和客户打交道,所谓市场调查,就是定期到各大商场看看同类产品,有借鉴之处的就买回来,然后稍加改动,再去查查专利,如果没注册,就拿来改头换面,变成我们的新款。然后产品开发就根据“市场的意见”照猫画虎,再去工厂做出样品,摆在展览台上,让众人评说。这帮美国人瞅见了新东西,个个都能上来侃一阵,有说颜色该如何如何,有说尺寸应稍大或稍小,有说材料不对,有说这个东西实在太丑,根本就不该开发出来,等等,等等。这其实就是美国人的自信之处。生在美国,就理所当然的通晓天下事物,在他们眼里没有东西是他们没见过的,没有东西是他们不能评论的,并且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见解是最高明的,是值得采纳并可以创造价值的。
  和北京的哥不同,虽然能侃,但实则透着心虚,身为皇城根下最靠近中央的一拨,当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他们知晓的都是一些大事,比如总理换届的预测,伊拉克战争的军力分布及上海市委书记犯了什么错误之类,象这种报纸上不登,小道消息又不很流传的需要个人见解的“侃料”,北京的哥却又口拙了。
  美国人相信权威,相信专业人士,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所有的事情发表意见。我想他们一定是尝到了通过胡乱发表意见得到的甜头,比如选总统,其实不管谁上台,政策都没有什么不同,对老百姓的生活都不会有影响,但通过自己的选票选上的总统总瞧着是由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且不论得到实惠与否,心理那种决定总统上下台的成就感足让人陶醉了。
  既然连总统都由自己决定,那么这个产品大一点,小一点,红一点,黄一点,还不是小菜一碟?听他的意见如果卖的好,当然是他有眼光,如果卖的不好,他也没有一点损失,所以发表不负责任的意见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但同工厂打交道的开发人员,如我,则情何以堪。刚到美国,一则不知这帮鬼婆鬼佬的底细,总以为他们发表意见的坚决果断足显他们意见的正确,二则以为这是美国公司的工作作风,以前在国内也有耳闻,说是日本公司开发部搞出新东西来都让各路闲杂人等观摩品评,以集思广益。莫非美国公司也有这种风格?所以每个人的意见我都记录下来,再一一和工艺参照,考虑其可行性。
  过了两天,老板出差回来,问起这件新产品,我把各位闲答(不是贤达)的意见罗列出来,老飞看都不看,直接提笔在效果图上勾勾画画,然后把图还给我,说就这样改,改完就可以了。
  原来美国公司的独裁并不亚于我国土产公司,或者更隐蔽也更坚定,我国土产公司的独裁是赤裸裸的,大家都明白多说无益,美国这帮傻佬却事事喜欢发表意见,他们未尝不知老板不会把他们的意见当回事,但民主惯了,不发表意见心里痒得慌。这是他们的独裁做的比我们隐蔽之处了。国产公司的独裁却有通融之处,往往三姑六婆亲信心腹扇风点火,头先作出的决定便会生效,美国公司一旦老板或管理层作出决定,那时万难更改的,这是我们的独裁不如他们坚定之处。
  短短几天,我学习了在美国工作的第一课,那就是惟老板马头是瞻。其实这门学问在国内也学过,但没曾想它并非中国特色,而是打工人士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须夷不可或忘的第一准则。总之是体会更深了。
  于是明白,美国的群众也是群众,虽然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也是不着数的。
  
  然而美国的群众又与中国的群众不同,他们是真正有不加班的权利的。
  
  我刚到美国,很多事情都要熟悉,所以下班时间比较晚。有友善的同事会在走之前打个招呼:“要不要载你回去?”,当知道我还要做多一阵,他们会调侃一下“OT HAPPY”。 其他公司的情况我不清楚,但这家公司的美国人几乎都是到点走人的。偏偏老飞是个急脾气,他恨不得所有的项目能在一天内做完,可是一到下班时间,短短10分钟内全公司走得一干二尽,独留他一人徒叹奈何。我想他心中肯定是羡慕中国大陆的劳工政策的,给那么低的工资,并且无限量加班,只要不克扣工资福利到惨无人道的地步,政府是不会出面干预的。在美国当老板真的辛苦,不要说让员工加班,就算话说重了也会随时遭受反击,被员工顶嘴司空见惯,并且员工完不成交待的任务也拿他们毫无办法,因为他们会说工作量超过了正常所需要的工作时间!
  
  老飞见到我不反对加班(天可怜见,我们这些倒霉鬼在大陆哪天不加班?),不禁喜上眉梢。他不知道哪里找来海量的工作,一股脑倒给我,其他同事见有这么好的劳动力,也纷纷把手上的脏活累活往我手上交,于是一临近下班,这些人就把老飞交给他们而他们懒的做的事情留给我,比如说某个报表要填完,比如说某件事要跟大陆打电话要答案,比如说找出某个样品供明天会议用,比如说某个文件要重新整理,等等,等等。当第二天这些人都得到了满意的免费服务,到了快下班的时候他们又陆续到我这里集合了。
  
  从此我跌入无尽的繁琐的工作的海洋中,而我的美国朋友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芝加哥展览会
转眼到了三月份,其间,为了让我在即将到来的芝加哥国际日用消费品展(Chicago House-ware Trading Show)上充当苦力,老飞让公司的御用律师向移民局申请延长我的签证,可能是这家公司的信誉较好,我一个月的签证居然可以延成四个月,以前以为签证千难万险,哪知在美国只要关系过硬,出入境简直就是小儿科。
  
  说到芝加哥展,那可是大大有名。在我还没有加入老飞的公司前,此展就如雷贯耳。它几乎能吸引到全美和大部分欧洲的进口商,买手和全亚洲的厂商和中介前来聚利。做生意人没有“义”字可言,所以他们只好“聚利”。
  
  卖场是不会在展览会上搭展台的,如COSTCO,WALMART,BED-BATH-BEYOND,LNT等终级卖场会派出很多触角即买手四处打探,而进口商是展览会的主体。展览馆会上还有一个所谓亚洲角,一帮韩国,中国,越南及印度的生产商蜷缩在这个阴暗的角落等待鱼儿上钩。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亚洲的中介商在展览会上四处游走,偷师学艺,想办法和卖场的买手勾搭成奸,同时和阴暗角落里的亚洲生产商们尔虞我诈。
  
  这基本是展览会上应该出现的几路人马。
  
  另有一些散兵游勇则如我们外行人参加高交会般好似无头苍蝇乱窜,并无明确目的,只是帮着增加一些人气而已,而这些闲杂人等,却也要买票进场的。
  
  在来芝加哥前,我们已经准备了两个多月,所有的产品线都列出了CATALOG,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不停的向工厂追图纸,追样品,追包装,追生产周期,追报价,我追,我追,我追追追,这时的热情如果不如初恋般热烈,CATALOG上的很多美丽大方的样品是追不来的,因为初恋时只追一个就已经殚精竭虑还并不保证成功,如今面对这么多的供应商及他们同时面对的其他竞争对手(没有工厂只做我们一家生意的,他们还要帮其他进口商制作他们需要的样品),只有一刻不停的追下去,才能保证CATALOG上的大部分产品的样品能出现在展览会上。
  
  白天我的工作就是收集源源不绝从大陆涌来的样品,然后按图纸要求进行样品审核,给出意见,接受则入库,不接受则指明原因,要求重做并给出最迟完成日期,光是这一样工作就耗费我极大的精力和时间。因为产品实在太多了。除了样品,还有价格的整理。每一款产品不能只有一家供应商报价就完事,至少需要两家或两家以上做参考比较,拿到价格后还要进行价格比较,研究报价是否合理,在价格的组成因素中哪些需要克扣的。然后把价格分析拿给老飞看,他多半在我挤过一次水后又能挤出几滴来,最后我就负责把这份挤干了大部分利润的报价用电邮发给这些倒霉的生产工具商。
  
  到了晚上不能闲着,要和这些倒霉的生产商沟通,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价格再低一点,样品再快一点,神经再坚韧一点,身体再强壮一点(后两点是我讲给自己听的)。到了第二天把我和生产厂家沟通的情况讲给老飞听,再把沟通后的价格拿给他看,最后等他对更新后的价格的裁决。
  
  后来我明白老飞给出的价格常常低于制造成本,他用这种方法占过不少急着进入美国市场的大陆工厂的便宜,当然这些工厂之后就不再给他这么好的价格了,但至少他已经把利润拿到了手里。那些有经验的工厂当然不会接受这种价格,但基于这么低的盘面,生产商往上拔的余地其实不大,常常在核算自己能够保本并有少少利润的前提就迫于老飞的淫威而接受低价,从而让自己该得的利润变成老飞的盘中餐。
  
  这其实是中国大陆低端制造商的通病。我不了解那些所谓高科技的大陆高端制造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但在这种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像老飞这样的美国进口商之所以能够常常得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行缺乏行业价格联盟和行业利润自率,你不做自有其他人做,为了不让到手的定单跑掉,屈辱的接受低价是唯一的办法,因为虽然没有利润,但至少可以养活工人,不至于无工可开。
  
  而那些美国进口商就只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个个都挥舞着雪亮锋利的钢刀,一刀快似一刀的向大陆制造商砍来。
  
  然奈之何?
  
  办法是有的。韩国在大陆的各个餐具厂之间就保持着很好的相互沟通。如果美国进口商到某个韩资工厂询价,这家韩资厂的报价会让其他韩资厂知道。当然不是精准的报价,但大家会知道首家报价的大致尺度。然后该进口商去另外一家韩资厂询价时,得到的报价不会和第一家相差太远,去找其他的韩资厂结果也差不多。如此韩资厂有了一个类似于价格同盟的东东,进口商想钻空子可就很不容易了。
  
  另外韩资厂维持较高价格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品质超大陆企业一等,虽然大陆企业进步很快,但技术的进步还需要管理的进步来维持成果,结果常常是大陆厂挖到了韩资厂的人才,但依然学不了韩资厂的技术。
  
  任重而道远,大陆厂的各位老爷需要继续努力。
  
  闲话少说,我们还是回到展览会。
  
  从NEWARK机场到芝加哥只需要70分钟,约等于从深圳到上海的距离,但两地居然有时差。
  
  当我从NEWARK飞到芝加哥时,手表上显示的是9:30AM,然后打的去酒店已经过了10点了。但进了酒店的房间却发现时钟的显示比我的手表早一个钟头,问过前台,才知道纽约比芝加哥晚一个钟头。
  
  该是时候出去找晚餐了。  芝加哥的天气类似沈阳,三月份气温还在摄氏零度左右,这也是芝加哥展览会由以前的元月份举办改为三月份的原因。年初的温度都在零下10度左右,加上该城素有风城之称(WINDY CITY),人走在路上不小心都会被风吹的东倒西歪,为了挽回年益稀落的人气,举办方在此年(2003年)将其改为三月份举行。
  
  但三月份依然寒冷。
  
  裹上在美国买的折后价20美金的“MADE IN CHINA”羽绒服,戴上价值300人民币的国内购买的羊皮手套,我顶着寒风出了门。之所以标上行头的价格,只是想借机做一个对比,美国的货物之便宜,质量之优良让消费者得到的优惠全赖这些进口商对中国大陆企业的盘剥,很难想象这么一件厚实而温软款式大方的羽绒服在国内160元人民币(合20美金)可以买到,也很难想象在美国月薪1000美金左右(约8000元人民币)的人会用上37美金(约300元人民币)去买一双羊皮手套。当然,高档奢侈品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但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和支出水平,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人民是幸福的。
  
  这也是美国人鼓噪中国无人权的主要原因之一。比较起美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起早摸黑忍气吞声赚取微薄薪资的中国黑领白领确实是欲哭无泪。如果没有这些无良进口商和终级卖场的盘剥,中国企业的利润会好一些,相应的,企业员工的收入也会高一些,如果大陆企业的老板老爷们不是太过凶残的压榨员工的话。这样中国的人权记录当然好看一些。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告诉我们,如果大家收入都提高了,生产成本就相应提高,价格也就提高了,订单自然会转到越南及印度等更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企业不再受盘剥,我们的人权达到美国要求的标准,然后大家集体下岗。
  
  这真是一个悖论。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们那些饱食终日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许有答案吧。
  
  说了半天废话,总算走出酒店大门了。
  
  其实公司里已经有几个同事已经入住这家MARRITS酒店了。他们在我的房间电话中留了言,告知他们的房间号,并告知他们晚上用餐的餐馆名字及地址,这些美国人工作时无精打采,出来玩却个个龙精虎猛。参加一次展览会,公司会过来差不多10号人马,销售班子基本倾巢而出,加上开发部,客户服务部,采购部的大小领导,以及老飞一家(太太SUSAN和女儿RACHAEL),在这个酒店差不多预定了15套客房。美国人不像大陆人那么好糊弄,我就知道很多大陆企业在出差时为了省钱常常安排两人甚至三人同居一室,然而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严重侵犯人权的事情,如果没有单独的客房,恐怕一个美国同事都不会过来。
  
  托他们的福,我也可以享有一间每晚210美金的单人客房。像这种级别的酒店(我不知道几星,但应该是高档的)平时的价格在120美金左右,在展览会期间价格自然飙升。
  
  除了住,其他所有展览会期间的费用(吃饭,出租车,酒吧,雇佣服务等)都有老飞开销。所以大家都在外面各自寻欢去了。
  
  留言中有两个去处,一拨人马在靠近密歇根湖(LAKE MICHIGAN)边的E PEARSON街的一个酒吧中饮酒做乐,另一拨人马在文化中心(CULTURE CNETER)附近的一家俱乐部消磨时光。我连新泽西都没有搞清楚南北东西,到了这个地方所有的地址对我而言只是符号而已。
  
  决定不跟他们为伍,自辟奚径。
  
  芝加哥虽然冷,但晚上10点多还是有很多人在外面行走。可见是个夜生活丰富的地方。不像新泽西乡下,餐馆打烊甚早,甚至早过天津。这个时辰出租车还是满街飞,街上灯火通明,鳞次栉比的商店还在营业,此等景象让在深圳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我心生亲切。
  
  兴步而行,嗅着凛冽寒风中飘来的比萨饼的芬芳,我来到了一家意大利餐馆门口。意大利餐馆其实不是我们以为的只有比萨和通心粉,它也卖炒菜的,并且意大利菜在所有西方食品中是最接近中式烹饪的,据说当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烹饪技术,于是意大利厨师们全部师承我泱泱大国。其实这是一种类似于“足球是中国发明”的自我调节的说法,且不论马先生是否真的到了中国--关于这一点大部分西方人是不认可的—就算马先生到了中国,他为何单单学了烹调而不是酿酒?须知中国的酿酒技术在元代比西方要进步的多。再者,他学的是什么菜系?川菜?粤菜?还是蒙古菜?白案?红案?还是风化案?那时的烹饪和现在的烹饪又有多大区别?
  
  可见马先生学中国烹饪一事纯属好事者风传。
  
  入到餐厅,看着拉丁文菜单,饥寒交迫的我快速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根据菜单上的图片,准确的点了一个圆形饼状的杂拼比萨,一碗红汁液状的洋葱汤,以及一杯我无比熟悉的暗褐色百事可乐。英文都没有搞明白,你还让我看拉丁菜谱,这不是难为人吗?如果没有那些图片,我这一餐又不知弄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入肚。
  
  芝加哥不愧是美食之都,这么简单的几样东西都做的非常美味。新泽西的比萨自然不如,纽约的比萨也要甘拜下风。芝加哥,好比萨!
  
  可惜不懂意大利菜,更不懂拉丁文,否则我领悟到的绝非仅仅一个比萨而已。
  享受了独自一人的烛光晚餐,慢慢走回酒店,已经快转钟了。路上想起和同事CECILIA的一段笑话,她有次问我晚上要不要一块吃饭,我回答说“I have a dinner appointment”。她很惊讶,问我和哪里的朋友“Appointment”,我说“Myself”。是啊,在国外打洋工,一定要学会享受“Appointment with myself”.
  
  一夜无话,睡个好觉。
  
  第二天一早,所有人都来到了酒店的餐厅共进早餐。由于大家昨晚四处笙歌,加上芝加哥和纽约的时差,此刻的7点实则纽约的6点。看在座诸位个个似宿酒未醒,鼻青面肿,面红耳赤。惟有老飞正襟危坐,粗短的脖子上还捆上了领带。各位于自助台提取西洋面包,甜点,果汁,咖啡后共坐一处听老飞训话。
  
  老飞是有备而来,所以中气十足,条理清晰,然而这些散兵游勇还沉醉于昨晚灯红酒绿之中,不免血盆樱桃此开彼合,整个场面显得滑稽。我是唯一没有夜生活过度的优秀员工,所以老飞所有的指令几乎都朝着我来。
  
  “我们还有三天的时间,样品全到了没有?”
  样品全部是由我在新泽西清点打包,让托运公司“地运”(Ground-trucking)到芝加哥的。来不及发送的样品由我自己拖着一个大纸箱坐飞机过来,还有一批由天津OFFICE老大KENNY在展览会前一天自己带过来。饶是如此,还有大约百分之五的样品无法及时赶到,我们的应付办法是准备好精美的图片聊胜于无。
  
  “展览台的布置完成的怎么样?”
  公司的展览台交由专门的建筑公司搭建,这一项由安全主任BRIAN负责,图纸设计由他和老飞完成,总面积大约100平方米,靠里加起一座二层搁楼,门口有类似牌坊的全大理石门脸,地上全铺垫全新地毯,加上桌椅板凳和展示架和展示面板,总造价在10万美金左右。
  
  在来之前就听老飞吹嘘过,为了这次展览会,他总共要花费50万美金,我估算了一下,除了展台(Booth)的开销,这一帮大小领导的衣食住行费用人均也在5000美金左右(我这个老外也算在内),总计也要6到7万,加上展台的租金3万,20万是起码的。另外工厂的样品快递费也由公司出,前前后后大约10万美金,这样老飞总共破费30万,离他说的50万差距甚大。这也是老飞的一贯风格,花的钱用加法或者乘法,赚的钱用减法甚至除法。
  
  “每个人拿到资料没有?”
  所谓资料,即公司产品的CATALOG和价格表。每一款产品我都给它们照了像,配上文字说明,标注名称,材料,尺寸,用途等等,然后把所有的款式一页页彩色打印并装订成册,就成了一套很好的销售资料。另外附一本价格表,我把每一款的工厂报价都列在里面,然后由老飞自己给每一款确定销售价格,即报价表。
  
  可惜我是不可以看到报价表的,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进出水口”不可对接的进口商法则。
  
  这帮美国老爷就这样愉快地享受我的劳动成果。
  
  接下来老飞交代了各个部门的任务。首先要把样品按照生产线分成几个大类,然后在每个大类中按照档次由低到高顺次排开,再配上标签,把包装材料一一配套,就算完成了展台的布置。
  
  吃饱喝足,人也清醒了,出发去展会。
  以前我一直以为展览会就是把我们的货品摆到展台上,不拘何路神仙都可对这些展品选秀,看中了就谈婚论嫁。等到了展览会之后,才发现我使用的是中国式概念。
  展厅位于McCormick Place大厦的二楼。听CECILIA说这个大厦是肯尼迪家族的产业,在美国的知名度极高。除了3月份的家庭用品(HOUSEWARE)展览会,还有9月份的印刷包装产品博览会,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展览会在这里举行,但就我而言,餐具和印刷是我涉及到的两个专业,所以对这两个展览会印象颇深。
  
  公司的展台在右边大厅的第一个入口正门。看来老飞确实在门面上很花工夫,也舍得出钱。这个地方确实是风水宝地,所有过往人等都可以看到公司醒目的标志和展台内不锈钢制品反射出的熠熠光辉。相比较位于里面的其他公司展台,特别是阴暗角落中的亚洲角,老飞的展台确实是很能抓住眼球的。
  
  然而这并不是老飞花大价钱租用这块风水宝地的原因。
  
  我在展台上做“伺应”,西服革皮油头粉面的伫立着,随时准备回答销售人员关于产品性能的有关技术问题,如果有客户坐下来,我则负责茶水供奉。在需要某款指定的样品时,我需要飞快地从某处将其搜寻出来。除此之外,便是防止竞争对手进来偷师学艺。
  
  本以为展台整得这么吸引人,自然是进来的观光客越多越好,但在我第一次亲自接待客户后,我便感觉到自己的尴尬,当我第二次亲自接待客户后,我遭到了严重批评。
  
  第一个是位有明显大陆风格的观光客。他的头发没有梳整齐,他的没有擦干净,他的西服式样很内地,他没有打领带,衬衫上面有三个扣子都敞开着。最能说明他的大陆人特征的,是他的一口天津话,这位天津某家餐具厂的厂长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也夹着一沓宣传资料撞到了我们的展台里面。
  
  他看到我的中国脸,冲进来大声的用天津腔介绍自己及自己的工厂,全然不顾周围洋人的满脸愕然。我让他留下资料,以后再跟他联系,将其礼送出境。我其实很佩服他的勇气,然而这种做生意的方式能拿到定单的机会几乎为零。
  
  面对我脑勺后面那些愕然的洋面孔,我只好默默的走开。其实我并不觉得这位厂长的行为有何不妥之处,但我确实不希望这些洋人的无端端的优越感在这位不拘小节的同胞面前变得更加强烈。
  
  第二个是个台湾人。他的装束很得体,也讲一口还不错的英文,很明显是个生意人。他在我们的样品面前逡巡着,一款一款的仔细打量,并不时的问我一些问题。然后他留下名片,原来他帮一家日本公司打工,任职厦门一家日本贸易公司的经理,也涉及到我们这一行。
  
  等台湾客走后,老飞走了过来铁青着脸告诉我,如果有工厂的人过来,只可以在展台外面接待,绝对不允许他们进到展台内。短短的时间内我就在展台内接待了两个工厂的人,这是很不聪明的。
  
  很不聪明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不愿意让工厂的人看到他的产品设计。但不是所有长着亚洲脸的人都是生产商啊。中间商也不行。老飞强调说,他们都会偷(They all want to steal my design)。
  这个词让我深深的被刺痛。我知道大陆工厂确实有很多不守游戏规则的行为,我们有很多新的设计常常被工厂卖给了我们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在某些设计开发出来却短时间没有买主的情况下,这些工厂不甘于承担开发费用,因为我们在从图纸到样品抵达美国的整个开发过程中只承担快递费用,其他模具费,材料费及人工一概不付的,工厂在费时费力之后确实很有把成本捞回的打算,如果有其他客户看中了该款,工厂多半会出卖。
  
  然而并非所有的产品都有产权的,所以老飞对于工厂的这种做法也无可奈何。但是老飞的公司对于其他公司的产品也是照抄不误,他比工厂高明之处,一是他会查一下该款有无版权,二是他会稍作改动。
  
  所以当他说出“STEAL”这个词时,我心中充满了不平。五十步笑百步。居然笑的有理。
  
  不平归不平,从此亚洲脸我都不敢接待了。
  
  然而不让亚洲脸进入展台还并非公司参加展览会的奥秘所在。
  
  展览会的奥秘在于,它并非是我们传统想象的那样打开店门做生意,客似云来便可货如轮转。事实上,展览会对于进口商的意义不在于吸引潜在的客户,而在于和已有的客户一起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即将进入展台的一拨一拨的客户都是早早就预约好的,并且这些买手心目中已经根据设计图预定了某些款式,他们来到展览会,就是来审核实物并商讨定单的预测计划的。
  
 在整个展览会期间,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买手走到展览架前仔细鉴赏每一款样品,他们喜欢坐下来让我们把他们需要的款式一样一样拿给他们看,然后会给出意见,哪些接受,哪些需要更改,哪些需要改进的样品并确定时间。
  
  客户的会议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事实上,销售人员也并非直接把产品卖给客户,他们只是提供一种“销售服务”。
  
  真正促成生意的完成的重要一方,是我们称为销售代理(SALES AGENCY)的中介公司。
  
  说起来奇怪,进口商不就是中介公司吗?怎么又有销售代理?销售代理属于进口商吗?
  
  这天下午在展台内我看到两个陌生人在用数码像机给我们的产品拍照,我理所当然的进行阻止。他们告诉我他们是为老飞工作的,是“SALES AGENCY”,意即大家是一伙的。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也不明白SALES AGENCY是个什么性质。在展会的第一天,展台内围满了这些AGENCY,老飞和他们站着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似乎不是对待下属的态度,但也毫不犹豫的提出要求和下达指令。
  
  因为第一次见到他们,并且人多,所以我记不住每个人的长像,但每次陪客户进来的人之中,似乎都有他们的存在。
  进口商在美国做生意,有个术语叫“COOKING CUSTOMER”,不是把客户放进锅里煮,而是需要和客户保持持续的接触,让客户一点一点的倾向于这家进口商从而下达定单,染大家有钱赚。
  
  然而客户并非都在一个地方,为了保持和客户的持续接触,争取把他们煮熟,就誓必要在客户公司所在地有常驻代表,由这些代表每天请买手唱歌跳舞喝酒聊天。而进口商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资在全美各地都开设销售办事处,所以他们只好去找第三方。而这个第三方不属于客户,不属于进口商,他们是SALES AGENCY,即“COOKING CUSTOMER”的人。
  
  他们不直接做生意,他们的收入来自于进口商利润的让度。
  
  一般而言,SALES AGENCY公司是按单计数的。每做成一单生意,他们会拿走大约10%的利润,然后他们继续“COOKING CUSTOMER”去争取下一张定单。
  
  
 所有的客户进来展台都会赞一句”Beautiful Booth”, 醒目的地段和豪华的装饰都让客户感觉到公司的实力,这才是老飞花大价钱搞好展台的原因。
  
  McCormick Place大厦的一,二层都有餐厅,中午大家轮班草草地吃了些东西,保证展台一直有人。
  
  下午有时间四周逛逛。这也是参加展览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不能总守在自己的店里,竞争对手和供应商的展台一定要去看看。
  
  这一行几乎所有的美国进口商都在展览会上摆好了擂台。新设计新款式对于客户总有吸引力,同样,对于开发人员也是拓展思路的极佳参考。在展会上,每家进口商都会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摆出来,但能否偷师学艺就要看各人的本事。
  
  和我们公司一样,其他进口商也对可疑人员非常提防。进第一家竞争对手的展台时,我大大咧咧地把自己的展会证(Badge)亮在外面,结果在里面站了不到50秒就遭到盘问。人家很礼貌的问我是哪个公司的,我还傻呼呼的把BADGE给他看,然后他作做出一副暧昧吊诡的表情一语不发的望着我,让我顿无立足之地,转身落慌而逃。
  
  其实我不给他看我的BADGE,也是在那里待不长的,因为所有的进口商都不欢迎亚洲脸入内,不独是老飞那一家。
  
  接下来我摘掉BADGE,径直去到第二第三家竞争对手的展台,快速的浏览展架上的样品,紧张的在脑筋里面记忆着,找寻着可借鉴之处,在敌方人员走过来之前,快速的离开。
  
  在第四家待的时间长一点,因为有几款设计非常好,很值得偷学,但不可避免的遭到盘问,这回我厚着脸皮假装听不懂英文,瞪着无辜的小眼睛和敌人对视,他竟然也拿我没有办法。
  
  厚脸皮就是好,能为人所不能。通过这一招刀枪不入,在接下来的几家展台,我基本无往不利,成功地“借鉴”了许多别人的经验。
  相对于这些尖刻而警惕的进口商,生产商却是张大双臂拥抱我的到来。
  
  国内一些企业也学会很多参展的招数,如前所说,参加展览会不是被动地等待人家上门,短短三天工夫,有谁会在你的摊位前长期徘徊不去呢?走马观花或是蜻蜓点水都对建立业务联系并无太多帮助。现在的大陆企业也知道在来展览会之前就和相关的客户约好,告知参展日期和展台位置,做的精细的还会在事前推广一下他们的新产品,让客户有的而来。
  
  在来芝加哥之前我就收到几家生产商的告知,其实不用说,我也知道他们都窝在一起,因为只有亚洲角才是他们的栖身之所。
  
  所谓亚洲角,是一片专门为生产商划定的区域,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韩国,日本,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厂家都可以来这里摆摊设点,但当我步入这一片区域时,满眼还是大陆企业,所谓亚洲角实则中国角。
  
  台湾和香港企业并非不参加展览会,但基于他们对欧美市场的熟悉和了解,他们更愿意直奔客户面谈,而不愿守着摊子钓鱼。尤其是香港企业由于外语人才的丰富和西化程度的高水平使得他们能和欧美买手直接沟通,并能在展览会后拜访客户,所以他们对于展台的需求不高。
  
  印度和越南的企业发展很快,但相当于我们十年前的水平。试想10年前大陆企业能够大包小包的飞洋跨海参展的企业有多少?我想这是在展览会上印企和越企不多的原因吧。
  
  韩国企业由于实力雄厚,在这个行业中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即他们不来展览会,客户也会找上门来并提供大量定单,所以摆摊的韩企也很少见。他们更多的是像香港企业那样直奔客户,无需钓鱼。
  
  至于日本,则根本对这种展览会不屑一顾。与汽车,电器等巨头行业不同,日本日用消费品的国内需求量已经大得惊人,无需到欧美市场夺一杯羹,并且这种门槛和技术含量双低的行业日本企业也会走高档次高利润的双高路线,其市场开发另有手段。
  
 但凡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发达,在展览会上的表现不在于你有多大生产能力和拿到多少订单,而在于你将为你的本地市场采购多少数量。这句话有点不太好懂,但只要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的市场消费能力就很清楚了。
  
  美国年年都叫嚣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好像美国人的钱都花在中国产品上,从而把美国人搞得越来越穷,中国则越来越富。可事实上呢?中美两国的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生产出巨额对美贸易顺差的中国企业确实给国家上缴了不少国税,也确实有很多企业主发了财,可大部份劳动者的生活依然改善有限,与之对应的,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发展迅速,普通日用品的消费能力却提不上来。反观美国,虽然在数字上看来对中国贸易是逆差,但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几乎利润百分百被他们拿走,而中国通过美国进口商或贸易公司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利润依然让美国人拿走大部分。
  
  真是进也赚,出也赚,再加上政府的劳工政策偏向选民,大家的基本工资逐年增长,于是美国姥的收入越来越高,消费能力越来越强,在本土消费能力巨强的基础上,那些美国进口商和贸易公司自然砍价的底气自然越来越壮,这几个“越来越”组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圈,而这个圈实在是圈走了太多流通利润。
  
  需要声明的是,我不是搞经济的,事实上我对经济一窍不通,作为一个工科出身的人,我更喜欢研究的的是生产环节,而不是流通环节。然而产品的利润形成偏偏是在流通环节,一批货物在没有卖出去之前,它只有理论价值,而不关乎利润。只有当它卖了出去,拿了钱回,利润才算到手,交易才算完成。从这个角度来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必然是消费能力最强的国家,因为只有他的国民掏钱出来买你的产品,你才可以赚到钱,你叫他的国民怎么不牛皮哄哄? 尤其牛皮的是,他的政府在法律制度上保证大家永远有钱买东西,他的消费能力并不因买你的东西让你赚了钱而有任何衰竭。
  
  就如一间工厂生产出一件产品,假设利润为10成,工厂只拿1成,中间商拿4成,卖场拿5成,而中间商和卖厂的利润在很大比例上按照美国的法律要求以工资分红等种种形式流到了员工手上,而这些员工,就是美国市场消费者的主体。而工厂的那一成利润恐怕不会以任何形式到工人手上。这就是两国市场消费能力差异巨大的原因吧。
  
  听起来奇怪,但你做东西他赚钱,这就是事实。
  
  而日本之所以强大,也与这种本土市场的巨大消费能力是分不开的。但他们的生产商绝不允许利润大头流失。除了质量过硬的世界性的口碑之外,日本企业的渠道能力也是异常强,君不见本国抵制日货之声浪响彻云霄,又岂伤日本产品销售之分毫?如果没有强悍的销售渠道和以良好的性价比吸引来的大量拥趸,日本产品怎能在大陆大行其道?
  
既然日本公司有其更高效的销售方式,那么在展览会上少见日本厂家也就不奇怪了。
  
  去拜访几个老朋友。
  
  说是老朋友,其实我认识这几家工厂的人也不过数月时间,有许多只一面之识,因为我加入这个公司的时间很短,在粗略的礼节性拜访过几个工厂之后我就来了美国,但在异国他乡能够见到几个熟悉的中国面孔,总是件高兴的事,称其为老朋友不为过。
  
  先是浙江温州的一家塑料手柄餐具工厂。一起来了三个人,清一色的娘子军。董事长,销售经理和产品经理三人中,只有销售经理的英文稍好,其他二人粗通而已。闲聊数句,获悉他们的样品全是自己肩挑背扛的自己带过来的,幸好数量不多,也不太重,但几个娘子军的拼搏精神值得表扬。大约4个平方的展台,三面隔板一面开放,在门口摆了一张粗糙的木台,里面数把折叠椅,隔板上参差不齐的挂着一些样品,实在是寒酸简陋了一点。
  
  这间工厂为了这个展台付出了3000美元的价格,并不贵,但我很怀疑她们来这一趟的效果。正如我们买东西愿意去精品店或一定规模的超市而不愿意光顾面目可疑的“上海精品一条街”一样,这种简陋的展台能够吸引到的恐怕也是购买力较弱的买手。
  
  希望她们在来之前有了很好的与客户会谈的安排。
  
  大致浏览了挂在墙上的样品,并无吸引人之处。都是一些普通款式,许多客户开发的样品她们不敢拿出来摆,她们自己开发的产品在精品云集的展览会上又实在不起眼。
  
  因为没有地方坐,我略站一会便离开。希望她们好运。
  
  另一处是厦门一家极有规模的企业。这家企业的规模大到可以在三蕃市开了一间销售办公室,这种手笔在这一行中还不多见。它的展台大得多,有10来个平方,展品的摆设也讲究一些,因为离美国市场近,这家厂自己开发的很多款式都还拿得出台面。
  
  工厂的老板是福建人,但和台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初创阶段是由台湾的中间商扶植的,后来做大了,不愿再受中间商的盘剥,决定自立海外销售部,请了假洋鬼子帮他在美国拉订单,可惜假洋鬼子英文虽溜,但东方面孔却让那些买手亲近不来。要真正打入美国人的圈子,英文好固然重要,但除了ABC(America Born Chinese)自小受美国文化的熏陶,有了和美国人互动的文化磁场,较易和美国人打成一片之外,其他半路出家的假洋鬼子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迟迟不能真正和美国人平等。其中并没有涉及到所谓种族歧视,但反映到生意中,一张西方面孔确实比一张东方面孔更容易从COSTCO或是TARGET这些卖场拿到定单。
  
  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多的中国公司在美国怎么做生意?生意是有的做的,不过华人依然做的多是华人的生意,华人也卖车,不过多是卖给华人,华人也卖保险,也是卖给华人。要进入完全由西方人垄断的市场,华人所能做的只是和顶端卖场下面的三级或二级经销商打交道。这就意味着利润的丧失。
  
  这家厦门的工厂在三藩市开设的销售部有4个人,两个是老板的亲戚,一位是本地请的负责打杂的南美人,经理即我说的假洋鬼子,英文很好,但大陆气质却很浓厚。
  
  经理其实和老板也有七弯八饶的关系,这是福建人的特点,做事不愿意假手“外人”,如果不是“自己人”,在福建公司里恐怕前途有限。经理在美国读的书,正值用人之季,大学毕业没有几年便遇到这个机会,于是扯旗升帐,当起了海外销售部的领导,转眼已是3年了。
  
  我以前在厦门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小伙子朝气蓬勃,正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前途光明。问起销售部的情况,却直摇头,跑了很多卖场,却摸门不着,没奈何还得找这些进口商和贸易商,三年下来,定单拉了不少,可没有一单是和卖场做的生意,最终利润还是要让给别人。
  
  既如此,何不当个坐贾等着客户上门?反正这些进口商总会一家家工厂乱窜的啦。
  那可不一样。有了海外销售部,说话底气壮一些,公司也显的气派许多。
  
  原来如此。
  
  陆续见了好几家大陆厂展台,基本大同小异,都是污眉灶眼的样子,提不起胃口。
  
  到时候回去守摊子了。
   和我一起守摊的除了老板老飞和太太SUSAN及女儿RACHAEL之外,MARK是和我关系最好的。公司的首席设计师JON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这次没有来芝加哥,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愿意和MARK在一起。他是一个40来岁的大胖子,典型的美国人样子,两撇大胡子,成天乐呵呵的,整个一“父与子”漫画中的主人公。他进公司没有多久,在新泽西的时候,我曾经下厨做了几味中国菜款待他,加上几杯红酒,大家成了好朋友。
  他本来有自己的公司,曾经红火过,一年的销售额几倍于老飞的公司,但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公司关门了,于是过来给老飞打工,担任销售经理。在美国,像这种在老板和打工者之间的身份转换一点不出奇,以后我会陆续介绍几个有此经历的人。
  
  按照老飞的规定,开发部和销售部不可以走得太近,特别不可以有私人的关系,但MARK实在是好人,他也不在乎这些,结果这一点触发了老飞的忌讳,在展览会之后不长的时间内老飞就将其一脚踹了出去。
  
  需要感谢MARK的是,虽然他不在公司做了,但大家的关系依然保持着,在我决定结束空中飞人的生活回到大陆后,MARK帮我介绍了现在的工作,这样我才有时间静下来回顾在美国打洋工的日子。
  
  开发部除了我之外,还有负责陶瓷产品的CECILIA。CECILIA是个三十来岁的单身胖女人,在公司做了两年多,因为公司的主力方向不在陶瓷,所以她的业务迟迟没有起色,在公司混的很辛苦。CECILIA是个乐于助人的人,在我刚到美国时她对我的帮助很大,从她那里我享受了许多诸如上下班接送,中午叫餐等服务。有一次我想理发,都是她驾车带我去,然后等候我料理完毕,又驾车送我回酒店。
  但公司里的人却都很不喜欢她。原因之一在于她喜欢领导别人,任何事情她都愿意发表意见,发表意见也就罢了,她还喜欢指定人来执行她的意见。这样一来,被她指定的人就不爽了,几乎所有的新人都被她指定过,当这些新人变成旧人,她的可指令范围越来越小之后,我就成了她唯一可以指示得动的人。原因之二在于她总是分不清楚轻重缓急。明明需要加急的事情她不慌不忙,火急火燎的事情她置之不顾,结果常常因为她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害得大家一起挨老飞批评。原因之三在于她常常把自己的想法当成老板的想法,结果是背道而驰,许多被她误导过的同事对她的评论是“把理想当成现实”(too much imagination than reality)。
  
  没有专业的支撑(她负责的陶瓷线销量寥寥),又常常引导大家走向即将遭到痛贬的方向,她的日子就不可能过得美好了。
  
  在接下来的纽约展览会之后,CECILIA的陶瓷线停止投入,她本人转向其他于她很陌生的产品线,结果依然错误连连,在坚持了半年之后,黯然离去。
  
  销售部来了两个漂亮的女孩子。DEBBIE是个德国裔的年轻女孩,浓眉大眼,鼻直口阔,胸前高耸,虎背熊腰。不要以为这样描绘一个女孩子有什么不妥,在美国,女孩子最美丽的时段在13到20岁。她们发育的早,十三四岁开始就一个个婷婷玉立,身姿挺拔,但由于垃圾食品的泛滥和人种基因本身的影响,很多女孩子在过了20岁之后立马像往体内注入氢气一样全身膨胀起来。尤其让东方人不解的事,她们也有台上的骨感模特在给她们指示着时尚的方向,这一点和东方人一致,可当东方女孩子照着骨感模特的体型辛苦减肥之时,这些美国女孩子依然膨胀不倦并丝毫不以为意。
  幸好美国也有莎朗斯通和梅格瑞恩这样的中年美妇,不然美国女人全部都要归入南亚一流了。
  
  DEBBIE是个很开朗大方的女孩子,虽然身材走样,但大眼睛厚嘴唇和满头金发还是很养眼的。她在销售部干了很多年,在公司里面算前辈了,虽然年纪不大。DEBBIE对于产品很熟悉,在总公司的所有员工中算是技术等级较高的。公司上上下下都很喜欢她,她在外面也交游广阔,平时总是电话不断。
  
  另外一个女孩子叫KELLY,是个标准的欧化美女。之所以说她欧化,其一她在英国读的书,不是剑桥牛津一类,但也沐浴过欧风,其二她的身材非常细长高挑,以她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在我见过的美国女人中算身材保养的非常好的,颇似欧洲女孩子。KELLY难得的喜欢中国,平时看到电视节目如“DISCOVERY”或“ORIENT HISTORY”之内关于中国的部分她常常会留意一下。在展览会上她和我一组,大家同劳动共欢唱,一起承担了展览会上最主要的拆包挂样品打包等体力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劳动友谊。
  KELLY的长像很像以前我工作的一家公司中的一个丑女。单独的五官似乎从同一套模具中浇铸出来,但组装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结果同样的五官在不同的脸上展现完全不同的效果,在那个东方丑女的脸上,每一个零件都似乎有明显的缺陷,同样缺陷的零件在KELLY脸上却变的生动而有光彩,造物真是神奇。
  KELLY有个奇怪的爱好,就是养猴子当宠物。这次来芝加哥,她居然携猴同往,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带猴兄上飞机的。
  
  上述各位都是标准的美国人,或者说是血统比较正的美国人。和他们在一起感觉到很轻松,没有任何压力。大家都是快乐的打工族,彼此没有什么心机,又因为他们几个人都信教的原因,与人为善在他们的身上表现得很具体。
  
  老飞的亲戚ALBERT(矮伯特)却是另一类人。如果说我在美国过得不爽除了繁重的工作负担和低廉的薪奉之外,矮伯特也是原因之一。
  
  矮伯特是老飞的外甥,当然也是犹太人,以前在摩洛哥混,后来亲戚资助他在华盛顿开了一家眼睛铺子,结果把公司玩完了。过来投奔老飞,因为会说法语,老飞让他负责加拿大的销售。他来公司才一个多月,结果他以自己得罪人的高效率搞得全公司的人对他怨声载道。
  
  作为一个新人,虽然是老板的亲戚,很多事情也要重新学起,他却以为自己是公司的二老板,对所有人颐指气使,并且喜欢胡说八道。因为对业务一窍不通,矮伯特需要大家的帮助,既然需要别人的帮助,态度当然要友善和蔼。但他对所有人都是命令式的,并且语气很不客气。那些美国人连老飞都不在乎,一个区区二老板更不在话下,结果没几天的工夫,就没有人搭理他了。
  
  矮伯特还有一个很恶劣的习惯,就是调戏妇女。公司里的年轻女性很少,漂亮的更少。屈指可数的几个漂亮女孩都被他骚扰过,最后被他搞的公司里全部剩一些老大妈了。
  
  KELLY就被他的咸猪手袭击过。美国女孩子虽然很多性感豪放,但没有人愿意被这样龌龊的一个人占便宜。KELLY由于也是新人,还想在这里混多几天,所以虽然不胜其扰,但也不会翻脸。只是时刻提防着矮伯特的咸猪手侵袭。
  
  在芝加哥展览会的第一天晚上,大家七八个人一起出去吃西班牙菜,因为所有的帐都划到老飞名下,大家很放得开,红酒上了5瓶,还要了很多鸡尾酒。我自己要了一条龙虾,约30厘米长的一个大家伙,混同芝士在焗炉中焗得金黄,非常好看。配上菜汤和焗米饭,很合我的胃口。
  其他人也按贵的点。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和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平时自己掏腰包的时候能俭省就俭省,有人买单并且不用欠他人情的话,那就越贵越好。
  一顿饭下来,七八个人用了1000多美金,MARK刷的卡,因为是公司买单,MARK大方地签了200美金的小费。
  
  吃完饭大家一起回酒店,坐在大堂里面休息时,KELLY似乎还没有尽兴,便提议继续找个地方放松一下。所谓放松,其实就是继续喝两杯。大家正在讨论,老飞,矮伯特和天津分公司负责人KENNY等另外一队人马也酒足饭饱的回来了。老飞和KENNY累了直接回房间休息,矮伯特见到KELLY立刻两眼放光,一下子就蹿到她旁边。
  
  KELLY讨厌矮伯特,但并不害怕他,这是美国女孩的值得称道之处。我见过的大部分美国女孩都不卑不亢,不论是美艳动人还是像貌平平,她们的态度都很平和,总可以保持轻松的微笑。我国的美女多鼻孔朝天,丑女又多作怪,都不似美国女孩这样的好心态。
  
  KELLY本来就想去放松一下,虽然矮伯特又缠了上来,KELLY却不会因为讨厌他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其他人见到矮伯特都礼貌的打个招呼然后立马闪人,我也想走,但KELLY拉着我让我和他们一起去。我碍不过,又很想了解美国人的夜生活,就答应一起去。
  
  我们三个人坐出租车来到他们上次去过的位于(LAKE MICHIGAN)边的E PEARSON街的一个酒吧。
  (TBC)
  其实这个酒吧更像一个俱乐部。位于一栋商业大厦的二楼,面积很大,与之相连的是是一间间的精品店。俱乐部有左右两个大门,都不闭合,进出都没有人管。之所以我觉得它更像俱乐部,是因为它与一般酒吧不同的地方是有一个离地一脚板高的表演台。国内酒吧中也有专门的舞台,如我在深圳见识过的“本色”和“根据地”,台子大得可以演话剧,并且很高,整个酒吧以舞台为中心来配置桌椅板凳等硬件,务求让任何角落的人都可以看到舞台上的表演。这个表演台却是任何人都可以上去的,当然也有专业歌手和乐队表演,但并不常有,更多的是顾客自己上去自娱自乐,才一脚板高,很容易上去的。
  
  此时就有一个壮硕的黑大汉身披黑衣头裹黑布在上面随着留声机的音乐独自跳着没有名堂的黑舞。因为灯光较暗,黑大哥又太黑,他那个舞我又看不懂,所以我认为那是黑舞。
  
  里面人很多,除了吧台四周或坐或站的堆积了很多人之外,大厅里面希奇古怪的摆了很多桌椅茶几,上面坐了很多希奇古怪的人。
  
  和普通酒吧不同,这里的坐具太不统一了,有正经的西式皮沙发,好像家里的客厅一样,大家围坐一起讨论PETER的小三子明天参加由LISA带队的童子军露营的计划安排,或是研究TOM的大闺女刚换的男朋友有几成和她白头到老的可能性。我不认识PETER或是TOM,我也听不懂客厅里的这些人在说些什么,但我在老飞家里开家庭座谈会时,听到他们就是谈的这些问题,所以我想现在这些坐在客厅里的人也在讨论同样的课题。
  靠近客厅的是一节粗大的滚木。不是石头或塑料做成滚木的形状,而是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滚木。看它的个头也有100多岁了,我估计自己双臂不能合围。此刻它横亘在那里,两端用柱子腿撑起来,上面坐了两个傻大姐。其中一个散乱着头发,背后居然扎了一条小辩子。大花的衬衫包裹住丰满的身体,下身居然穿着一条蓝色卡其布文革裤。这种裤子在80年代初的大陆很流行,后来就慢慢的从城市撤退到农村,现在的偏远地区还可以看到这种款式。该大姐张开大嘴嘻笑着,嘴里的金牙在灯光的映照下一片灿烂。如果不是她那焦黄的头发和纯真的美国口音,我一定以为在梦中回到了故乡的乡下,见到了刚从田里上来的六舅妈。
  她的女伴带一副眼镜,巨大的黑眶把脸的上半部遮掩起来,露出下面的瘦条脸,看得到她在笑,因为她的嘴巴简单的张开,不像在说话的样子,但嘴巴周围的面肌却几乎不动。这种笑法有点吓人。
  再靠边是两把逍遥椅,人躺上去可以起伏的那种,此是有人占据,且不去说它,逍遥椅的对面,摆着两把吧台常见的高脚凳。不知道这样配置是什么讲究。
  
  其他种种不一而足,难以尽诉,让我遗憾的是,里面找不到八仙桌和太师椅,不过念到他们也估计不到我这个东方人会大驾光临,也就不计较了。
  
  现在把目光转到我们自己身上。
  在拥挤的人潮中,我们居然找到了两把椅子。洋人喜站,手里拿着杯子几个人矗在一堆可以几十分钟不落座,国人喜坐,一般是不见领导不起身。此刻没有领导,我先坐下。KELLY把自己的外套放在另一把椅子上,放眼四周寻找节目。矮伯特猴急地强邀KELLY跳舞,没有专门的舞池,但在桌椅板凳的缝隙之中,只要你愿意,可以随时携舞伴翩翩起舞,如果没有舞伴,一个人在舞群中闲晃也无妨。KELLY坚决拒绝邀请,因为她明白矮伯特的目的只是占她便宜而已,这个荷尔蒙分泌旺盛的犹太二老板见不是路,就放开KELLY一头扎进舞群中了。
  
  KELLY坐下来,叫伺应帮我们各叫了一杯鸡尾酒,她拿出信用卡给伺应并嘱咐记得带回收据(receipt)。今晚的开销自然也算在老飞帐上,但KELLY拿出信用卡请我喝酒,总要谢谢她。这里提到的收据其实类似我们的发票(Invoice),但美国的日常消费没有发票一说,在国内报帐时,收据是入不了帐的,必须有盖了章的发票才算数,但美国超市中打印的小票,酒吧和餐厅中刷卡的信用单及坐出租车的小票都可充做发票之用,通通可以入帐。而我在新泽西州上下班打的是没有小票的,不像城里的出租车有计价器,新泽西乡下的出租车都是司机的私车,不装计价器,但司机手写的“某日收到多拉(DOLLAR)几元”的便条亦可入帐,没有谁去查是否有人在虚开发票。
  
  这一点我没有搞明白,为何我们的财务制度这么严格,但假帐虚帐层出不穷,偷税漏税屡禁不止,而美国的财务制度松松垮垮,只要愿意,员工弄些收据多报销一点似乎非常容易,企业逃税也不是一件难事,但贪污和偷漏税在美国绝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完全可控的问题。
  
  问题出在哪?
  新泽西的同事们每年都有一天要到税务局自行申报。我不知道他们的最低报税额是多少,不知道有多少比例的人“被剥夺了为国家纳税的荣誉”(我国某位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越低越好,以免剥夺了低收入者为国家纳税的荣誉)。但我知道每个人都把自行向政府申报收入为一年中的大事,在申报日结束之前是无论如何要完成的,如果身在国外,也必须委托律师代为办理。“死亡和纳税,是生命中无可避免的两件事”,但我没有见到一个人以纳税为苦,因为大家明白,高达百分之三十几的个人所得税不会被政府那去胡乱投资搞的亏空,自己只要老老实实的把税交齐,这一辈子的生老病死政府都要负责。反之如果偷漏税,不仅仅败坏自己的信誉,自己以前所交的所得税也有可能受到影响,因为税务部门会怀疑你以前前科,从而本来应该属于你的福利将会因此而减少,并且随时都可能有牢狱之灾。谁会冒这种风险去贪那几个小钱呢?
  
  而我身为中国人,胸中跳动着一颗中国心,但我却不愿意给我的国家交一分钱的税。因为我不知道这些税去了哪里,用在哪里,我会从中得到什么保障,当我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又有谁保证让我可以苟延残喘,老而不死?就如养老保险,听说那些“掌钱人”搞出了几千亿的亏空,我为何不把钱留在手上而去交给政府并相信在我老了之后政府负责我“养老”呢?
  
  很多时候的问题并不在于法律是否完善,执行是否公平,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缺乏信任,才是问题的关键。美国的政府和纳税人之间有契约的关系存在,大家两百年来一切按照契约办事,如果哪天让纳税人不交税,恐怕大家都不答应,因为不交税意味着契约的另一方要停止为纳税人服务的义务,你的生老病死谁负责?
  我们则没有这种契约存在。因为我们的政权来源不是13个州的反复谈判和讨价还价以及政府对个人权利的赎买,而是我们常规的引以为豪的“英雄逐鹿”。暴力最强的一家逐到那只鹿,而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这只鹿的一部分。鹿腿还是鹿角?都不重要,总之鹿是没有资格和“英雄”谈判的。
  
  KELLY的月工资是3700美金。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由老飞负责,她如果去了任何一家其他公司,她的新老板也会负责她所有的保险,但KELLY始终要自己去申报并支付大约30%的个人所得税。这样她可以支配的有效收入不到3000美金。她买了一辆日本车,大约15000美金,据她说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存够4500美金(一万五的三成),剩下一万多美金用了两年时间还掉,每个月被汽车行从信用卡中扣大约4到5百块的样子。如果愿意,她也可以直接把车开回家,首期都不用,但月供就重了。扣掉车钱,她每个月还有2000块左右,现在和男朋友租房同居,在新泽西的某镇(CITY)上,一套小别墅,每月1400租金,她和男朋友分摊,这样她每个月可以用的钱只有1300美金左右。这些钱包括食品,化妆品,汽车油费,服装,等等,等等。其实日子过的也紧巴巴的。但这不影响她打税和消费。她告诉我,在决定买房之前,她没有存钱的计划,一旦决定买房,银行自然会负责一切,只要银行认为她可以供的起,那她就很快有一套新房。
  
  和我们是不是很相像?又是不是有些不同在里面?
  其实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打工者都要面临找工作,跳槽,买房,结婚,生小孩,负责孩子的教育,退休,养老,等死等大致相同的生命和生活程序。两者的境况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然而对于未来的信心却是天差地别,信心的有无似乎是个虚的东西,但正是这个虚的东西让中美两国的打工者在生活方式上有着巨大的不同。
  
  公司中有些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的消费方式让人惊讶。与我们想象的不同,如果谈到存款,我们要比这些黑人或有色人种富得多,中国人的习惯是把钱存在地窖时刻准备不时之需,因为在手中无钱的情况下任何变故都足以致命,譬如,谁能保证自己不生病?在大陆有哪家医院在你没有交够押金之前帮你做手术?譬如,谁能保证自己一定在户口所在地工作?谁能让你的小孩在非户口所在地享受国家政策规定的所谓“九年义务制教育”?又譬如,谁能保证自己在辛辛苦苦按揭十几二十年之后拥有的住房在所谓70年产权期满之前幸福的死去?如果老而不死,住房的产权又到期,你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大爷或老太太又如何和政府抗衡?
  
  还有很多“譬如”,当大家看到这一节的时候脑中一定浮想出更多更骇人的例子,但我从我的黑人及有色人种同事身上看到这些让我们寝食难安的“譬如”在美国完全不成在。
  
  既然老板帮打工者交了医疗保险,那么生病不是一个大问题。事实上,美国人进出医院是常事,就算壮得可以打老虎,定期的身体检查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费用,根本不需要自己掏腰包,保险连这个都保不了,还有什么用?就算没钱,就算黑户,如果被板车拖到医院门口,医院也断不敢见死不救的,且不说法律上医院是否会承担责任,光是舆论的口水,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家拒收病人的医院淹没。
  
  小孩的教育更是不用操心。不论父母在哪里工作,小孩都可以在当地找到一家适合的学校,“择校费”?“赞助费”?简直是骇人听闻。如果有哪个校长或是教育官员敢于提出这么创造性的收费要求,美国的纳税人们一定会把这个疯子赶到中国去。只有中国适合这种人。大家的税交来干什么的?
  
  住房的70年产权更是荒谬。美国的房地产开发卖地也是价高者得,但政府绝对不会中卖地的交易中得利。道理很简单,政府不是土地的主人,谁买了这块地,这块地的产权就永久属于买家,睡买了这块地上的房屋,那么连地带屋都属于买家的永久产权,不要说70年,就算7000年,政府也不可能拿回去,除非美国被中国占领了。
  
  既然什么都不用操心,我的黑人朋友DAWUFU在每个星期六都会用掉周薪的1/3,然后在星期天又用掉周薪的2/3,然后借钱度过下一个星期。公司在每个星期五都会把工资打到员工的账上,即周薪制,月薪是职务较高的人才可以享受的。例如我就拿的是月薪,但并不是因为我职务高,而是因为我的月薪折成周薪每个礼拜实在太少了,老飞都不好意思拿出手,还是月薪吧,看着没那么寒酸。
  
  DAWUFU不到30岁,在公司做了两年多,祖上应该是非洲过来的,但他们家族一定在美国生活了许多代,因为DAWUFU的皮肤已经快漂白了。
  
  按照他的景况,我相信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而我兜里还有几百美金,比他富多了。但他可以没心没肺的享受生活,像个寄生虫一样躺在美国这个巨大的温室中享受阳光和空气,只要按时交税,他就不用操心将来。以后找个没心没肺的黑妹妹,生个黑小子,一辈子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我那几百美金还得留着生崽。用掉就没有了。
  
  所以当晚的开销都由KELLY负责。在我遐想的时候,KELLY不知走开去了哪里,等我完成以上的思考之后,KELLY拉着一个小伙子走了过来。
  
  KELLY趁我在品味人生的时候走到吧台小坐一会,旁边的单身小伙看见这个无聊的佳丽孤身一人,就立刻凑近乎,一来二去一拍即合。但大家不要误会美国人的开放,所谓性解放是老黄历了,现在没有人还这么傻去拿自己的青春,健康和感情随意挥霍,我看到的美国年轻人都是理智而保守的,这从大部分美国人结婚后对待家庭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但理智和保守并不妨碍两个陌生人可以在陌生的环境开始交谈。不论男女在和异性接触的开始阶段都很主动,似乎不像我们这样怕人拒绝。这里的女孩子非常大方,如果她对向她走过来的男孩没有感觉,她也一定会很给面子,拒绝的方式一定很婉转。一拍即合的最终目的并非是要发展到一夜情之类,认识陌生人,和陌生人交朋友本身就是酒吧或俱乐部这种场所的功能之一,主动和不认识的人交谈就是大家在使用这个功能。
  不知为何,国内的酒吧似乎没有这个功能。我是不敢在国内的酒吧和陌生人打招呼的,因为我也害怕人家给我打招呼。如果来人笑容可掬,我担心是骗子,如果来人横眉怒眼,我担心是打劫的,如果来人戴个红袖箍,我就会掏出钱来被罚款。
  
  很喜欢这种不害怕陌生人的文化。
  
  KELLY和小伙谈了一阵,想起她的中国朋友,于是引着小伙过来见个面。小伙笑的很真诚,很开心,和大多数正统美国人的笑容一样,笑得让人很放心。
  我的英文不好,只能简单地打个招呼,而不能进一步探讨“中美酒吧文化比较”一类的大题目,小伙觉得无趣,在略站一会之后,便回到吧台边,KELLY则一屁股坐了下来。
  
  矮伯特还没有搭上舞伴,一个人在人堆里扭着。也许和他那尖刻的笑容有关系,我都觉得这种笑不是一种好的笑,美国人更加觉得这种笑容不受欢迎,所以他一个人左冲右突的,就是没有人答理。
  
  我跟KELLY说这家伙真是一个“PLAYBOY”,谁知道这个词并不对路,KELLY说:“他以为自己是,没见过这样的已婚男人。”(He sucks, the married man)。原文有点脏话的意思,明显表示出KELLY对矮伯特的不屑。PLAYBOY也并不是个坏词,但已婚男人是不可以扮做PLAYBOY的。
  
  矮伯特不论以美国人或是中国人的视觉来看都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人讨厌他,但依然保持面上的和谐,和谐社会不能让这种人破坏。中国人讨厌他,可能在某个拐角就会对着他的后脑勺来一板砖。反正社会也不和谐了。
  
  现在这个幸运的生活在美国的不受欢迎的人沮丧着脸朝我们走过来。看来今晚这家伙一无所货。
  
  已经12点多了。
  
  本以为美国的夜生活多么丰富多彩,其实比起中国的沿海城市,美国真是太保守了。在这个时候中国很多酒吧或歌舞厅里的节目越来越儿童不宜,这里的气氛和我们刚进来时却没有什么不同。严格的分级制度不仅仅是针对电视节目,所有的公开场所都有分级,如果这家酒吧注册为普通级,那就绝不可能打嚓边球,想在深更半夜警察松懈之时搞成人节目,绝对没门。而注册为成人级的酒吧尽可以三点尽露,但要严格控制顾客的年龄。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也荣幸的光顾了露两点和露三点的场所(两者的分级不同)。以后再详谈。
  
  相比大陆的夜生活,美国人过的太闷了。
  
  期望中的美国式色欲横流腐朽堕落从头到尾都没有上演,我们三个只好打道回府。
  
  当我们回到大堂的时候,DEBBIE也刚刚回来,坐在大堂的沙发上喘气呢。她在芝加哥有同学,当晚去的士高蹦了一晚。按照KELLY的说法,DEBBIE是很POPULAR的,并非说她大众化,而是说她是交游广阔并很受欢迎的。
  
  两位小姐见了面又叽叽喳喳一通猛侃,把我和矮伯特晾在一边。不知为何,矮伯特有点怕DEBBIE,见到她总是绕道走,现在见到她连招呼都不打,灰溜溜回房休息去了。
  
  我看她们聊的这么高兴,也想回房休息,明天还有艰苦的工作等着我,现在已经太晚了,休息不好精神就差。可DEBBIE又提议去喝点东西,就在酒店的酒吧。于是三个人又上了二楼的酒吧。此时已经午夜一点多了。
  
  第二天还是六点起床,大家按照老飞的要求于7点整在餐厅集体进早餐,聆听他的训导。这次老飞没有太多话,看样子他昨晚也休息得不好,再看见各位都鼻青莲肿的,包括我这个优秀员工也是一副夜生活过度的嘴脸,老飞一点训示的心情都没有。
  
  上午没有特别之处,无非是站得笔挺当伺应,目睹客户团进来开会,SALES AGENCY进进出出,矮伯特四周打量漂亮姑娘,DEBBIE和KELLY无精打采,MARK无聊地玩弄自己的手指头,并无特别之事需要汇报。
  
  下午老飞把大家召集起来愤怒的发了一通脾气。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家都摸不着头脑。但我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老飞无非是发泄心情而已。
  
  中午我和老飞及MARK去吃饭,整个大厦一楼二楼各有间餐厅,二楼人满,我们去一楼,老飞眼尖,刚进门口,立刻退了出来,MARK不解,老飞说他在这个世界上不想见到的人不多,偏偏一楼餐厅里就坐了一个。
  
  我的视力也颇好,我知道他不想见到却又偏偏堵住他的视线的人是ALLEN。
  ALLEN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如果说我第一次去美国感受到美国人民的友善和关怀,首席设计师JON功不可没,负责陶瓷产品的采购副总裁ALLEN也让我难以忘怀。
  
  ALLEN是CECILIA的上司。和老飞一样,他也是犹太人。我刚到美国时,他和JON轮流接送我上下班,如果JON没有时间,他也没有时间,他会嘱咐CECILIA务必问我一下是否需要搭载。中午吃饭JON一般都会帮我安排外卖,ALLEN则更愿意开车带我出去吃饭。这些帮助让我感激,然而我难以忘怀的却是他对人的平等和尊重。当他的口音让我听不懂时,他从来不会厌烦而觉得我的英文不好,而是耐心地重复,面上总是挂着祥和的微笑。
  有一次我问他是否去过中国,他说他跟中国有很深的渊源。他的祖上曾经逃难去过上海,后来在中国发疯的时候举家迁回欧洲,家族的一支去了以色列,他们这一支来了美国。
  他说幸好有美国,以前欧洲发疯他们可以去中国,中国发疯他们可以回欧洲,欧洲和中国都发疯他们还可以去美国,如果美国发疯,那就无处可逃了。
  让我惊讶的是,ALLEN家里养了一个中国小孩。这个小孩是一个中国将军的少爷,将军和ALLEN有交情,所以在少爷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出来放养,当然生活待遇是不会差的,但基本上不会说中文了。
  ALLEN希望小孩说中文,所以他自己也去上个半调子的中文班,不过像他这种年纪再去学中文恐怕难度很大,但他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小孩能讲中文,他总要懂一点,不然他也不知道小孩的中文是否有进步。
  
  他说这个小家伙很聪明,像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但他担心的是,小男孩长大以后很难融入华人社会,因为他没有办法提供华语环境给这个小男孩。
  
  在他看来,犹太人如果不能融入以色列社会,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不知道那个中国将军怎么想。
  
ALLEN的父亲开了一家贸易行,专门做陶瓷生意。后来把生意交给ALLEN打理,可惜在弱肉强食的商业竞争中,ALLEN这种与人为善的品格却得不到回报。在勉强支撑一段时间后,他的公司最后被人家击垮了。好在他积累了丰富的陶瓷产品知识及一些生意渠道,这让他在老飞的公司里有了一个副总裁的位置。
  
  然而ALLEN由老板变成打工者还依然不愿意改变自己做生意的方式。他很清楚生产商和进口商的利润空间,也清楚产品在卖场的价格,所以在老飞让他挤压生产商的利润以饱和自己的利润时,总是下不了手。他的理念是让大家都有钱赚,而不是采取短期行为把上家一棍子打死。而卖场的价格是不可能提高的,作为上帝的顾客一边密切关注产地劳动人民的人权问题,一边愉快的享受着美国市场上产品的低价,零售价的提高会让这些上帝不爽。卖场当然不会放弃自己的利润,也不会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要么生产商少赚点,要么进口商少赚点。而老飞的信念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当然是我的。”,他希望自己拿到所有的利润。
  
  ALLEN的销售其实还算成功,毕竟有以前做老板时的销售渠道在。但他总拿不到有竞争力的低价,所以在竞标的时候总是落到下风,在公司里做了一年多并没有让陶瓷线的生意有起色。
  
  在来展览会之前,ALLEN提出辞职,老飞问他以后的打算,他说有一家公司请他去,而这家公司不巧是老飞的竞争对手。这使老飞勃然大怒。他认为自己出了这么高的工资请ALLEN,又给他这么多的机会,很明显投资没有收回,而ALLEN居然服务于他的竞争对手,是可忍,孰不可忍?
  
  老飞拍着桌子大吼:“Not you quit, now I fire you!”。他炒人鱿鱼可以,人家炒他就不行。
  
  ALLEN的公司也到芝加哥做秀,被老飞看到,这严重影响了老飞的心情,以至于午饭没有吃好,并且在下午把所有员工痛斥一通,搞的大家一头雾水。
  我因为知道老飞发神经的真正原因,所以只当听耳边风,懒得理他通篇的废话。偷眼看其他人,都是假装认真地听,但谁也没有把他的话往心里去。这就是中美两国群众的共通之处,该糊涂时就糊涂。
  
  晚上实在太累,就没有参加这些PARTY鬼的集体活动。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叫了送餐服务,休息了一会,自己一个人走出门口溜哒。
  
  芝加哥的街道很有古风,和纽约完全不同,后者像个暴发户,到处浓妆艳抹的,很没有品位。芝加哥则不然,古久的欧式建筑默默传递着悠远的文化气息,地上的青石板街道显示着厚重的幽雅。教堂的钟声从远处传来,举目望去,教堂的塔尖散发着圣洁的光辉。
  
  密西根湖占去了芝加哥的东部的大部分,这个湖大得让我以为芝加哥是个海岛。湖水清澈透亮,在晚间的灯火中波光粼粼。 如果徒步绕湖而行,恐怕需要很好的脚力,但不会觉得累。干净的地面和郁郁葱葱的树林及沿湖的美景让行走的疲累很快恢复,这是和在纽约的街道上匆匆地行进是不同的。
  
  芝加哥是少有的保留了电车交通的大城市。 细长的辫子和叮叮当当的声响让我想起童年在武汉度过的日子。然而武汉的电车实在拥挤,不似芝加哥电车这般平缓和不慌不忙。
  
  只是气候不好。如果逆风而行,人的重心需要前移,所以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倾斜的行人。在整个展览会期间,没有风暴的出现,但听人讲数年前当他们在一月份来芝加哥的时候,摆在街上的装满不锈钢制品的纸箱都会飞舞起来,并且上面被狂暴的颗粒打得坑坑洼洼。我都很想见识一下。
  
  后来在纽约,我亲密接触了这种传说中的风暴(STORM)。
  
  在街上闲散地逛着,体味着这座美丽城市的韵味,心中和大陆的城市作着比较。北京大而无当,上海艳而且俗,广州嘈杂混乱,武汉污浊不堪,深圳全无底韵,似乎都不如芝加哥这么让人值得品位。威海和烟台是我在大陆看到的两座最美丽的城市,可惜她们在大陆的地位无法和芝加哥在北美的地位可比,东岸纽约,西岸洛杉矶,中部芝加哥,撑起了整个北美大陆的经济,正是由于芝加哥的存在,美国的地域性经济差异没有中国那么大,它就如一座桥梁,连接了东西岸并拖动了整个中部地区的发展。
  
  反观大陆,东部上海,北部北京,南部广州深圳,倚恃政策和位置的优势发展迅猛,但相当于芝加哥地理地位的武汉,长沙,合肥等中部城市却起步艰难,以至周遭地区沐浴不到恩露。中部发展不起来,西部的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很快到了展览会的第三天。这是最后一天,上午已经比较清闲,该来的人已来,该走的人已走。展会上身高180厘米以上的美丽女模特儿开始收拾资料,匆匆的打包收拾行李。这些高挑女孩也许不是专门的模特,但那身材一个个真是羡煞旁人。她们由一些参展商雇来站在过道上向来往行人分发宣传资料,挺拔的身姿和姣好的面容构成了展览会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些女孩打的是一份零时工,其中有好几个以我俗人眼光看来其气质风度绝对不亚于很多电影明星,但她们都是在过道上一站一整天,始终面带微笑毫不懈怠的向来往行人传递宣传册,中午也是自己找个地方草草吃点东西,完全享受不到国产美女视为平常的怜香惜玉和殷勤呵护。这些女孩子简直不把自己当美女。
  
  与国内不同,美国女孩子的容貌并不能让她在找工作,交朋友等方面一路顺畅,在大陆,女孩子长了一张好脸,自然就有了谋生的本钱。莽撞后生会为她赴汤蹈火,圆滑中年男子会用手中权势为她铺平道路,甚至无聊老人也愿意舍弃身家博美人一笑,这让很多美丽女孩子从小有意无意地认识到自己因为拥有让人赏心悦目的容貌而拥有的优越感。而在美国,美女们似乎并不受宠,至少是看不到她们因容貌优于“非美女”而享受某些特权。
  
  在国内的时候,我是不敢看美女的,白眼看多了造成心理障碍。那种傲慢的哧之以鼻而隐含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藐视让我不寒而栗。作为癞蛤蟆,必须明白到天鹅是天生只为青蛙服务的,带着这种理解,我把自己训练成了柳下惠,见到美女绝对自觉把目光移开,即使偷看,也绝对不让该美女发现我在偷看。
  
  在美国总算恢复了本性。见到美女忍不住多看两眼,见到对方还以亲切而慈祥的微笑,我又忍不住多看几眼。居然没有人恼的。如果在国内,像我这样光明正大地瞅着美女看,恐怕早就被那莽撞的青年,圆滑的中年和无聊的老年联手拖出去海扁一通。
  
  然而盯着人家看是不礼貌的,哪怕是嘴角挂着善意的口水。
  
  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立刻收拾心猿意马,回到柳下惠的状态中来。
  
  下午的展台清理是个重体力活。我是排名一号的男主角(主要的角斗士),主要负责把样品从货架上拆下来,重新包装好,归类放入卡通箱,列明装箱单,然后封箱。听起来简单,但如果你知道有很多教练在一边不停指导你的工作并给出不同的意见,而你基本上是唯一的男主角,你就知道这份活其实不容易。因为我要把每个人的英文在脑海中翻译成中文,然后把打算回答他的中文翻译成英文,可说出来之后,我发现我不记得他刚开始讲的英文是什么意思,因为教练太多了,他们七嘴八舌的指令使我很困惑。
  
  好在不用我把这些展品亲自搬回酒店,老飞虽然很想这样做,但他明白这完全超过了我的能力,所以不得不雇佣几个“棒棒”帮忙把我归纳整理好的卡通箱搬去指定的位置,然后快递公司会帮助把它们运回纽约,放入我们在纽约的展览室。
  
  顺便说一下,这些专业“棒棒”的工钱是每小时80美金。这让我这个免费的“棒棒”很羡慕。
  
  当我们出大门时,老飞有些后悔。他看到许多大陆展商都是自己肩挑手提地大包小包的干活,个个西装革皮的像个民工。又联想到给“棒棒”的高昂工钱,他一定在想同为中国人,我比起这些大陆参展商来要轻松得多。
  
  他的这种思想变化可以从他把目光从民工们身上转到我身上时的那种意味深长中清楚看出。
  
 第三天是展览会的闭馆日,也就是说,要在晚上九点钟之前清理所有的东西离开。明天就不让进了。
  
  等全部整理清楚,大家全部都精疲力竭。老飞在离开展馆时循例向大家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然后打算邀请大家去共进晚餐。结果大家一致表示想回去睡一觉,等睡醒之后如果还有兴趣的话,大家再一起去吃点东西。
  
  结果个个都是一觉睡到大天光。
  
  按计划,有部分人在展览会结束后马上回新泽西,另外一些还得留在芝加哥,因为还有一些客户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会安排和我们公司会谈。我过来的时候买的是来回机票,应该是展览会结束第二下午9点由芝加哥飞纽威克(NEWARK)。但因为自己的失误,我在回程的时候搞出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这次参加展览会的除了新泽西总部的一帮人之外,还有天津办公室的老大KENNY和设计师郑小姐。因为全文所记录都是亲身经历,而以中文写作不担心我以前的美国同事看到,所以美国同事全部使用的真名。而涉及到大陆同事的时候我全部会用化名。希望我以前的大陆同事不巧看到这篇帖子也不要对号入座。
  
  郑小姐是学美术出身。本来是搞舞台布景,后来被KENNY罗致手下,专门负责公司新产品的效果图。这玩意不可以用电脑来做,必须手绘才有“效果”。所以郑小姐的工作很重要。这次她也来到展览会,作为设计师,她不用负责展台内的任何事情,她只需要从满世界的展品中开启她的灵感,然后画出几款与众不同的新式样出来就行。她在开展当天到芝加哥,然后计划在展览会完成第二天上午9点飞纽威克去新泽西。
  
  郑小姐不懂英文。这次从大陆来美国,一路由KENNY陪同,到了芝加哥后,不知为何CECILIA对她很感兴趣,对她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CECILIA在得悉她于明天独自一人飞往纽威克的消息之后,马上过来找我,问我的回程时间。
  
  我告诉她我是九点的飞机。但我不记得是AM还是PM,日期不会错,也是展览会完成的第二天。
  
  她跟我分析到,郑小姐不会说英文,所以按照安排,一定有一个懂英文的人和她一起走,既然我是九点的飞机,她也是九点的飞机,又是同一日,那么一定是同一航班了。因此我就一定是这个陪同郑小姐一起回纽威克的人。
  
  刚刚做完展览会,那种疲惫只能用求死不能来形容。我累得不仅身体动不了,连脑筋都不想动了。模模糊糊记得是9:00AM,又实在不想从行李箱中找出机票看看时间,并且觉得CECILIA说得有道理,她认为公司不会傻到安排郑小姐这么一个初次来美国又不懂英文的人自己打出租去机场飞去纽威克,又自己从纽威克坐车去新泽西,然后找到一个叫伊顿郡(EATONTOWN)的镇子, 这种安排无疑是让郑小姐独自迷失在茫茫的美国大陆。、
  
  于是我和郑小姐说好时间,第二天六点一早出门,叫了出租车于七点多赶到机场,吃过机场的麦当劳(感觉很亲切),然后排队检票。在检票之前,行李已经安排了托运。
  检票台的黑人大妈在检过郑小姐的机票后,拿过我的机票。她看了一眼,很困惑地望着我,问我这么早来干什么?我的机票上标明的是9:00PM,不是9:00AM!
  
我一下子傻在那里。芝加哥酒店的房间已经退了,重新定房又得麻烦SUSAN,郑小姐又无法独自前往纽威克,我也不知道在这个机场从9:00AM等到9:00PM如何打发这漫长的一天。
  
  只好用蹩脚的英文哀求着黑大妈让她帮我想象办法。大妈不怒而威的脸上面无表情,她匆匆在一张纸上记着什么,然后把机票还给我,告诉我她已经帮我安排了候补,如果在临上飞机时还有空位,我就可以登记入舱。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等到登机时,看着大家鱼贯而入,我默默地念叨着“有人误机,有人生病,有人不来,让我有位”。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我冷汗即将浸透衬衫后背之时,我听到广播中念我的名字,让我到登机口检票。
  
  我们惶恐地上了飞机,发现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根本没有空位了。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心中庆幸居然有人中了我的咒语,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空位。
  
  美国国内航空和中国国内航空没有太多区别,明显的不同是,这里的服务员很少是我们习惯的空姐。大部分都是空嫂或者空妈。甚至还有空大娘。
  
  在一个多小时的飞行中,我无意中发现我的座位上有个牌子,上面写着“Crew reservation”,小小的字,不留意根本看不见。原来不是我的咒语起了作用,黑大妈和机组沟通后,乘务员愿意把她的保留座位留给我,这才是我得以登机的原因。
  
  不禁脸红了一下。以后不要再念咒语了。为了自己可以坐上飞机,不惜让人家生病,这不是我们这个从小强烈学雷锋的国度培养出来的良好思想。人家没有学雷锋,怎么思想就比我要端正呢?
  
  到了纽威克,却不知道怎么回新泽西。我从大陆过来时也是到纽威克机场,然后有LIMO过来接我,这次郑小姐过来却似乎没有安排。看来公司确实打算让郑小姐独自一人迷失在茫茫的北美大陆了。
  
  赶快跟公司打电话。行政助理JENNIFER接的电话,这个漂亮的小姐让我稍安毋躁,她要和LIMO公司联系一下。
  
  过了一会再打过去,JENNIFER说她没有受到通知说要安排LIMO,但她却收到通知说是帮郑小姐安排酒店。这些美国人真是死脑筋。安排了酒店却不安排车,她的上级交代一半,她也就只做一半,难道他们以为郑小姐会飞吗?
  
  重新安排了LIMO接送。从新泽西开过来,已经下午3点了。沿途无话,到达位于EATONTOWN的公司总部,已经过了5点。守时的美国人个个都溜得飞快,包括帮郑小姐安排酒店的JENNIFER小姐,也在5点钟准时下班了。
  
  可怜我们连她帮郑小姐安排的是哪间酒店都不知道。
   从早上六点到现在,整整12个小时的折腾,我们已经快虚脱了。中午在纽威克机场吃的汉堡早被胃液消化,现在腹中空空如也。先不管今宵酒醒何处,醉酒先。
  
  离公司大约10分钟的脚程有一家名为“一级棒”的日本料理店,我以前光顾过,老板是李姓福建人,英文很烂,老板娘是台湾人,英文一级棒,所以店子主要是老板娘打理。以前跟老飞来过几次,因为老板娘有几分姿色,每次老飞都乘机调戏一下,当然是轻度的,不像矮伯特那样过分。老飞的消费很舍得给,因此我也沾光受点欢迎。一来二去,李老板和我这两个英文不溜的大陆人也算朋友了。
  
  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店还没有开。这家店和其他美国店一样,每天的营业时间都有分段,早上不开,中午12:00AM到2:30PM,下午6:30PM到10:00PM。见不到我们习惯的全天候营业。
  
  李老板在店里通过窗口看见我过来门口,赶紧开了门,让我们进去坐。但因为时间没到,我们坐下后并没有服务生过来,虽然是熟人,李老板也不可能让他的员工提前工作。
  
  等到六点半,服务生准时过来用一口流利的餐馆英文问餐。听不出出处,似乎大陆又似乎台湾,但不论台湾香港或是大陆,来到美国的餐馆打工,大家的小时工资收入并不会有所差异,因此餐厅端盘子洗碗的华人并不都是大陆人。
  
  郑小姐用中文点了餐,服务生也完全听得懂。但在美国没有人看见华人就主动讲中文的,除非像郑小姐这样一句不懂的人才会开口讲国语。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彼此的穷出身,但都宁愿选择英语这个强势语言。
  
  这和国内不一样。即使大家都讲的普通话,如果在对方的国语中听出家乡味,多办会转回家乡话,如果执意不转,就会被人认为在拿腔拿调。
  
  而在这里,所有的中餐馆的服务员都喜欢拿腔拿调。
  
  很快吃完了,本想多喝几杯,但日本鬼的清酒实在太寡清了,喝着不是味。日本的饭团子也不下酒,同时又操心郑小姐去何处落脚,我没喝几口就喝不下了。
  
  JENNIFER帮我定的是SUNRISE SUITE酒店,就是那间比较便宜的“套房”酒店。心想自己住在这里,公司一定会安排郑小姐住这里,没有什么理由安排两间不同的酒店啊。
  
  吃完饭让李老板帮忙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到SUNRISE SUITE HOTEL,问前台小姐本公司是否预留了房间?小姐查了一下记录,抬头抱歉地告诉我,没有。那我现在订一间行不行?小姐说可以,拿信用卡来。
  
  后来回到国内才发现信用卡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各个银行走街串巷摆地摊推销信用卡,可在当时,即此时,前台小姐问我拿卡的时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信用卡是长的什么样的。
 在美国,没有信用卡是不可想象的。像我这样一切以现金开道的人绝无仅有。但我的花钱之处只在吃饭打车理发等琐碎开销,酒店机票之类大宗开销没有信用卡是难以想象的。在超市里很少见到用现金买单的,我有一次买了一百多美金的货,害的售货员找钱找了半天。信用卡的普及带来的影响之一是大家不爱钱了,钱没有卡好用,影响之二是算术有了极大的退步,大家变得不会点钱和找钱了。
  
  前台小姐心里一定奇怪自己遇到了外星人。但在她的概念中即算火星人,也是用信用卡消费的,怎么会有一个拿出大把现金的地球人和她交易?
  
  她打电话问她的经理,经理也拿不定主义,又请示了经理的上级,上级鉴于我们公司是酒店的老客户,决定网开一面,现金还是不收,房间照开,但明天一定要公司和酒店联系,补办手续。
  
  这样郑小姐才算有了落脚之处,不至于露宿街头。
  
  第二天到公司,JENNIFER关切地询问我们昨晚去了哪里?今天SHERATON酒店通知她昨晚无人入住,但已经BOOK了,所以房钱还得照付。
  
  原来郑小姐第一次过来美国,老飞为了笼络人心,给了她SHERATON酒店的高级待遇,结果让我给慌不择路的破坏了他的好意,还害得他同时付了两间酒店的费用。
  
  好在SUNRISE SUITE酒店比SHERATON便宜许多,老飞无意之中省了几个钱。
  
  后来这件事成了公司中一个经典的笑话:错误的航班,错误的酒店,你们做到了!(Wrong flight, wrong hotel, you did!)。
  
  与之派生的是关于CECILIA的笑话,当她帮我分析我的机票时间是9:00AM而不是9:00PM时,曾斩钉截铁的说“相信我,你的时间一定是9:00AM。”当我把她这句话复述给大家听的时候,引起满堂大笑。之后在调侃武断的决定时,他们都会说“相信我,就像相信上午九点一样。”(Trust me, like you trust 9:00am)。
  
  可怜的CECILIA,愿你不要打喷啼。
  
按照老飞的思路,他还是想在大陆请代理公司分担天津办公室的业务。这个老歼巨滑的人明显不相信他的大陆首席代表,作为一种牵制手段,让自己不至于因尾大不掉而反受其害,他邀请了几个所谓代理公司的人在展览会后来新泽西公司总部详谈。
  
  第一个到的是韩国人金先生。这家伙身材矮小,容貌老怪,举止委琐,看上去不讨人喜,但做生意是个好手。
  
  他在天津开了一家贸易行,请了不到5个人,一年也做的一百来万美金的生意,主业是不锈钢餐具。
  公司是个空壳,所有业务都靠他一个人上接厂家下接进口商牵线搭桥。他每年都去美国三四次,每次展览会都不漏,然后仗着自己一口极不地道的韩国英文四处兜活干。天知道他是怎么和买家沟通的,他的英文我听不懂,我的英文他不明白。他和老飞讨价还价时我还有幸充当翻译,可见他的英文水平比我还烂。
  可他有强项在于工厂的支持。他手头有数家大陆工厂,都是极其缺乏外贸人才及外贸经验的。人家以为他是财神爷,因为他总可以从某处磨几张定单来。大家不清楚他的底细,所谓有单就是爷,一来二去做了几单,这几家大陆工厂就被他吃住了。
  他和几家韩资工厂的关系也很好。至于他们是怎么建立关系的我不清楚,但很多时候他能拿到韩资厂的最新设计,并且可以获得比进口商可以拿到的更低的价格。这是他的厉害之处。
  
  老飞看中他这一点,干脆把手头几家有业务联系的工厂一并介绍给他,加上他自己掌控的几家工厂,一个代理协议就拟成了。
  
  我留意到金先生不论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人,只要坐下来,一定翘起二郎腿,悬空的那只脚一定是脱去鞋的,这是很没有教养的表示。
  
  他为自己的不拘小节所付出的代价是,他的代理费用由利润的百分之三变成百分比之二,这是老飞后来自己对我讲的。本来想给他百分之三,但看到他那脱去鞋翘起晃荡的臭脚,决定只给他百分之二,没想到他接受了。
  
  签完协议,讨论了金先生需要负责的款式,已经差不多下班了。老飞不愿和他吃饭,于是安排我和CECILIA招待他。走之前老飞叮嘱到,在吃饭的时候多跟他谈谈工作,多了解情况。我明白老飞的意思是多套点情报回来。
  
  他们都是生意人,我一个打工仔,哪有什么心机跟他探听什么情报。
  
  CECILIA把我拉在一边,避开金先生对我说她不想去,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私事,再说我又没有车,怎么去餐馆,CECILIA说她实在不愿意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不仅仅因为他那爱脱鞋的毛病,而在于以前金先生来美国和她一块吃饭的时候,那只不规矩的手摸上了她的大腿。虽然不算性骚扰,但她很不喜欢。
  
  这个无良的韩国人。
  
 吃饭去了一家名为“CHINA GRAND BUFFET”的中餐自助店。各自提取食物,免去点餐之苦。新泽西靠海,海鲜很便宜,我多多的捧了一些蚝和虾到我的盘子中,心中计算着这些海鲜在大陆的价格。金先生和我一样估计也在计算着价格盘算吃哪些划算,结果他往盘子里装了一大堆烤肉。看来烤肉在韩国虽然普遍,但应该并不便宜。
  
  吃饭间金先生问到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人吃饭,那些WOMEN怎么都没有来?我不好说这些WOMEN怕你的咸猪手,只好说我不喜欢和她们一起吃饭,我更喜欢东方女人一些,特别是韩国女人。
  
  于是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友好的探讨。
  
  金先生认为韩国女人不像电影电视中描述的那样个个漂亮可爱,在他眼中,韩国丑女居多,并且并不温柔贤惠。事实上韩国女人的自立程度不低,专职的家庭主妇多半是文化较低的,而韩国读大学的女人比例超过百分之七十。女人一自立,男人就不好控制,以他这个年纪的男人的传统眼光来看,还是他们那一代的女人最好,下一代及再下一代越来越不像话。
  
  中国女人和韩国女人很像,也很会打扮,也很自立,但他觉得中国女人太聪明,很会算计,韩国女人比起中国女人来简直是白痴。
  
  至于美国女人,不知为何,他说,见到了就忍不住想摸上一把,因为她们巨硕的身材他这个瘦小的东方人很有吸引力。其实他也并不了解美国女人,在他看来,美国女人个个都高大强壮,又个个开放爽朗,在男女关系上应该很随便,所以他摸上一下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对这个韩国佬我不知道是鄙视还是佩服。按照东方人的传统观念,金先生毫无疑问是属于下流之人,因为他不符合礼义的传统标准。非礼毋视,非礼毋听虽被五四的旗帜人物称为吃人的礼教,并被铲到历史的垃圾堆,但其实在后来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男女之大防一直都是政府刻意为之的。男女生同桌必有所谓“三八线”从中隔开,下课如同路回家必被人称为有奸情,主动和异性同学说话是不正经,打扮稍有个性是出风头,如此种种自觉维护男女之大防的行径让我们这代人从内心压抑自己同异性接触的愿望,并自觉视主动和异性接触的行为为下流。
  
  其实小孩子怎么会这么变态?变态的成人掌握了宣传机器,通过宣传机器戕害幼小的心灵,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变态的种子,然后把这种变态当成常态,并以同样的方式戕害自己的下一代。于是我们以为这种“存天理,灭人欲”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并以此传统扼杀自己的人欲并鄙视放纵自己人欲的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崇高的我此时心里严重鄙视放纵人欲的金先生。
 然而“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泛滥后由程朱这些变态人整出来帮助政权钳制老百姓思想的工具。连你的正常身理欲望都强行控制,还有什么不能控制的?如果所有的臣民都如太监般被阉割,政权就稳如泰山。为了繁衍奴才的需要,自然不能从身理上把所有臣民阉割,但用“灭人欲”的理论阉割臣民的思想,却是可以的,并且宋明之后的政权做得很成功,到后来中国发疯的时候政权将其发扬光大,造成了亿万如我这般貌似崇高实则内心阴暗的变态人。
  
  看来程朱理学在韩国的毒害不深,据我对周围接触的韩国人的观察,金先生这种类型的人不在少数。大都有贪酒,好色,毛手毛脚的习惯。
  
  虽然我认识到我自己所受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但我依然厌恶金先生的做法。你可以明目张胆地喜欢女人,但在你的咸猪手蠢蠢欲动时,有没有考虑过人家是否喜欢被你袭击呢?
  
  金先生还在那里用结结巴巴的英文讲述着他对西方女人的向往,全然不曾想到在我的脑袋里已经发生这么复杂的思考。
  
  打发走了韩国人金先生,下一个台湾代理商登场了。
  
  这是一家三口,老王差不多70岁,弯腰驼背却又声若洪钟。这个老兵出身的人曾经时刻准备反攻大陆,然而他清楚以大陆之大而台湾之小,反攻云云,只是痴人说梦而已。不曾想有一天他会以另一种身份反攻,那就是台商。
  
  那些笨老外一开始是不敢进入内地的。长期的对大陆妖魔化使得这些国际买手对大陆的纵深望而生畏。然而资本本身自有追腥逐臭之灵气,腥者,鱼羊海鲜之腥,臭者,孔方兄之铜臭也。这股灵气迫使这些买手不会放过大陆这片巨大的腥臭的渊薮,然而他们又害怕进入大陆后有去无回,所以大部分的买手只好通过第三方,即所谓港商和台商。
  
  老王喜欢人家称他为王董事长,下文我们称他为王董吧,方便行文,也怕万一他看到这篇文章会觉得对他不敬,虽然王董已是化名。
  
  王董的好日子持续了二十多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他便学着人家开了贸易公司,专门帮在台湾岛上转悠的老外联系工厂。后来攒了钱在台湾开了工厂,不几年便发了大财。
  
  一直到九十年代初,王董的公司和工厂还沐浴在欧风美雨的滋润之中。传真机开着,只要装满纸,第二天就可以收到满满一地的询价单和定单。然后照定单做就行了。生意就是这么好做,钱就是这么好赚。
  
  老飞一开始也是在台湾混,他的所谓进入中国,其实只是进入台湾。在和王董合作一段时间后,两个人都明白,台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再笨的人也会想到当台湾的人工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如果还想在这种传统行业里混,已经无法保持低价优势了。当像老飞这种国际买手们垂涎欲滴地眺望着海峡对面的辽阔市场时,他明白他的工厂必须跨海了。
  
  在九十年代初他试探性的来到大陆,结果有了台商的身份。那时候全国都在招商引资,任何一个说着港台口音的或者长着东南亚营养不良脸型的人来到大陆都会被误认为财神爷,受到殷勤款待。
  
  这个老兵立刻发现在大陆混比在台湾混要容易多了。投一点点钱进来就可以享受“台商”的待遇,工人的工资不如台湾工人的零头,地价平过白菜,这一切,让他在充当国际买手的中介在大陆做了几单生意后,立刻决定把工厂迁到大陆,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圈了一块地。招了百十个工人,台湾的设备变卖一些,有用的运到这边来。
  
  当初溃逃的老兵就这么简单的实现了他反攻大陆的梦想。
  
 可惜一对子女不能很快接上手。儿子不到三十岁,在英国读的书,似乎不是名校。年纪很轻,不到30岁的样子。女儿是他的主要助手,但和她弟弟一样,都显得非常老实,和她老爹比起来就如黄鼠狼养下的鸭子。
  
  毫无疑问两姐弟属于懦弱的好人,和他们强悍狡猾的老爹完全不同。而生意场上懦弱,老实,善良,有人性等等不属于狼的品行只会让这种品行的主人被狼吃掉。王董清楚他的一对子女并不能接班,所以在将近七十的高龄依然事必恭亲,绝不假手于人。然而他的子女更加懦弱,他的精力也不能支持他支撑以前的大好局面,于是他的生意日益衰败了。
  
  相较以前港商和台商独大的局面,进入九十年代末期很多大陆厂家发展迅速,一代内地人才的成长让这些港商和台商靠边站成为了可能。港台商人无法指望还像以前那样凭借信息优势赚取差价。他们更多的是在制造业上和大陆企业竞争。
  
  托港台的福,像我这种年龄的人是在那些鼻空朝天,素质低下,傲慢无礼的香港领班,台湾系长,马来西亚主任或日本部长等等的训斥中成长起来的。现在很难想象我们当初和港台及东南亚的巨大差距,不光是收入上十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工作方式和作业技巧的差距。当时的大陆员工被这些港台人士当作白痴一样地训斥直如家常便饭。然而他们当时也许想不到,正是他们的训斥和无礼造就了现在这一批能全面取代他们的大陆人才。这些人也许依然在台资和港资公司工作,但身份地位和九十年代初完全不一样了。在内部这些大陆人直接和港台同事竞争,对外他们也构成对付竞争的主力,还有一些,则转入内资公司,而正是这些人,让内资公司面对港台公司时有了底气。
  
  王董的公司就是在很多以前臣服于他的大陆厂在拥有对外人才之后慢慢萎缩的。这些大陆厂以前苦于没有外语人才,对国外市场两眼黑,所以让王董赚了很多钱,现在他们更愿意直接和进口商打交道,至少可以少一层盘剥。
  
  此时老飞的代理商计划无疑是拉了王董一马,给了他一根稻草。至于能不能救命,那要看他自己了。
  
  在得到老飞的邀请后,一家三口屁颠颠的来到了新泽西。
  
  因为是认识二十年的“老朋友”,老飞也帮他安排了SHERATON酒店。王董事前并不知道老飞会帮他付费,所以在私下跟我说,每天三间房差不多要400块,住上三天就要一千多,他的“老朋友”怎么给他安排这么贵的地方住。
  
  我不会告诉他一切免费,让他心疼先。等他走的时候再告诉他“经过我的劝说”,老飞决定承担他的酒店费用,这样可以落个人情。
  
  两个人互称“老朋友”,但在王董停留新泽西的三天中,我一点都感觉不到这是两个“老朋友”。这完全是两个老狐狸在斗法,各自的法宝不是翻天印,也不是捆妖绳,两人凭借的,是捕捉对方弱点的敏锐眼光和躲避对方暗箭的快捷反映。
  
  晚上大家一起吃饭。晚餐按惯例在席间是不谈生意的。到买单的时候,老飞亲切地询问王董对这餐饭的看法,即好吃与否。王董皱着眉头回答说很一般,很一般,似乎嫌不够分量,他还加一句:“实在太难吃了。”
  
  其实这餐饭很对我的口味。我算对食物挑剔的人了,但不觉得餐饭有任何问题。不知道王董是个什么奇怪口味,又不明白他为何这么豪爽干脆地发表不礼貌的意见。
  
  老飞呵呵笑着拿出卡来叫侍应买单,一边跟我解释到,在20多年前他去台湾和王董做生意的时候,吃饭由谁买单决定于各自对这餐饭的评价。如果其中一位率先发表声明说“味道很好”,那么他就准备付帐。因为既然味道得到他的称赞,那么他为此买单就是理所当然的。总不至于让那个不满意的人买单吧。
  
  结果两个人二十多年来没有在一起吃过一顿好饭。每次两个人都会发表同样的观点,即味道太差了。有一次老飞和王董吃过饭后,他偷偷地跑去找经理,告诉经理说他的朋友对几道菜不满意,让经理去问问他的朋友味道是不是不好,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经理慌忙过去问王董是否满意厨师的手艺,王董不疑有诈,回答说味道很好,没有什么不满意的,老飞一下子跳出来对着王董奸笑,脆不提防的王董乖乖买了单。
  
  如果说这种游戏还有朋友间的脉脉温情,继续展示给我看的场面却是彻底刀刀见血,毫不留情。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了谈判。和前面的金先生不同,王董没有翘二郎腿和脱鞋的毛病,但他要求的代理费是百分之七。和金先生享受的百分之二的代理费相比,这对老飞来说算天价了。
  
  自然是不同意。第一个论题就僵住了,下面的事情就不太好办。于是两个人开始出牌了。
  
  老飞发牌说他很清楚王董的现状,他之所以把代理商的肥缺送给王董是因为他看在多年老朋友的份上想拉王董一把。王董看了看老飞的第一张牌,不过如此,他也出牌说正是因为大家是多年的老朋友,在老飞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很有诚意地飞到美国,希望能和老飞一起度过难关,就像老飞几十年在台湾做生意遇到难题他帮助一起解决的一样。
  
  这是开篇的感情牌,从王董的语气和老飞的反应看,老飞以前确实在台湾得到王董的帮助。
  
  接下来是形势牌。老飞分析王董那间公司的运作情况,顺口说了几个数字,不外乎王董五年前的业务额和现在的业务额,似乎很准确,因为王董并未反驳。天知道他是哪里弄到王董公司的销售情报的。
  
  王董无意纠缠营业额这类让他汗颜的话题,因为老飞此时的销售确实蒸蒸日上,他无法相比。他关切的询问老飞在销售量增长迅速的情况下,来自大陆的工厂的支持是否能够跟得上。这是老飞时刻担心的问题。一方面,他希望他的大陆办事处能承担越来越大的出口量,另一方面,他更担心大陆办事处膨胀之后会尾大不掉,因为他在大陆的业务实在是依赖大陆办事处太甚了。
  看来王董也很清楚他在这个局面中的价值所在。
  
  两轮过后,双方不分高下。该我这个最佳配角出场了。
  
  转眼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老飞见没有占到上风,借口有要事无法陪王董吃饭,也不交代我来安排,他径直离开了公司。把王董一家三口和我这个配角晾在一边。
  值得佩服的是,交战双方都很有专业素养,自始至终都心平气和面带微笑,当老飞离开时,我还发觉不到任何意向,直到我的肚子咕咕叫,我才意识到该我负责这一家三口的伙食。
  
  此时所有同事都出外觅食,没有顺风车,也不想叫出租车,因为太难等。于是我领着他们去离公司最近的一级棒日本料理,就是上次我和郑小姐从芝加哥回来于此用膳的那一家。
  
  王董生气了。在老飞面前他保持了专业素养,但在我这个打工仔面前他没有什么顾虑。他狠狠抱怨着老飞的忘恩负义和过河拆桥,然后跟我分析百分之七的代理费根本就没有利润。他有那么多的工人需要养活,厂房维护设备折旧都是成本,他自己需要满世界奔波,出差费不谈,他这把老骨头上天入地的成本也不知几高。
  我当然理解他。如果代理费不是百分比之七,而是百分之七十,那当然好。那么工人也都养活了,厂房可以修得很漂亮,设备也不用折旧了,可以买一些新设备,他自己也不用出差,出钱请他的供应商去他的工厂拜访他也一样。
  
  我只有听着这个老生意人的唠叨,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吃完饭我“亲自”买了单,没忘记拿发票。亲自两字前面打引号是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请老板级人物吃过饭,这次是头例,但用的一百多美金还得回去找老飞报销。
  
  回到公司,把王家三口送进会议室,茶水奉上,我溜去见老飞。他走之前没有交代我任何事情,但我知道此刻他一定在等我的消息。这就是当配角所必须的机灵劲。
  
  当然不可以汇报“忘恩负义”和“过河拆桥”这种难度高的抱怨,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个成语翻成英文给老飞听,但王董提到的高昂的成本我都向老飞做了交代。老飞冷笑,工人不是他养活的,老飞说,他拿不到定单工人没有活干,没活干就没有工资,没有工资工人当然会走,而有了定单,工人的工资根本不算大成本,在中国。
  这个老狐狸,对中国企业的成本结构清楚得很。
  
  厂房维修更是胡扯(牛屎BULLSHIT),工厂要倒塌,他当然要维修,没有安全的厂房还叫工厂吗?再说他一年修多少次?
  设备折旧早就折完了。他那里进了什么新设备?还不都是以前的一些老东西。哪里还有什么折旧费。
  
  难道这些都不是成本?那王董的真正成本是什么?
  
  到了下午两个人又开始出牌了。
  
  这回是真的生意牌。
  
  王董又一次谈到成本问题,但这次他列举的和他抱怨给我听的那几样完全不同。
  
 首先是原材料涨价。该年的钢材涨得很厉害,直接影响到生产成本的上涨。同时工人也难招,中国大陆似乎有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其三他这个台商早就没有以前的“台商”优势,现在是国民待遇。从政策上而言他和大陆企业并无不同,享受不到任何优惠了。其四是极有可能的人民币升值会造成出口压力。
  
  此时我只是听到风声说人民币要升值,但我们的公仆在报纸宣传上信誓旦旦的说这是谎言,政府“有信心,也有能力”控制人民币的汇率,保证不升值。本着一贯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我坚信我国政府不会白纸黑字地睁眼说瞎话的,虽然不久前政府说“中国很安全,没有非典”的信誓旦旦被现实击得粉碎,但我相信政府一定会改过的,谁想做个出尔反尔没有信用的人呢?何况是政府。
  
  但老飞和王董显然已经把人民币升值当成事实。两人都对把这一点当成谈判的基础并无疑义。
  
  这说明他们一定从可靠的渠道确信人民币升值已成现实。然而我这个生活在“言必称人民”的伟大国度的中国人都不知道人民币要升值,这两个化外之人却又怎么得知的?难道有人跟他们通风报信?
  后来和老飞探讨此事,他说他并无间谍在我国政府机关,他养不起,也不想犯法,但他可以从他自己国家的报纸上知道我国的些许真实情况,如人民币升值就是他从纽约日报上看到的,然后再关注一下其他媒体对同一件事的报道,口径大致统一,这就确凿了。
  
  原来我国政府是瞒内不瞒外的。以前不让收听敌台是因为敌人喜欢造谣,而老百姓又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还是有很多事宁让友邦明了,不让国民得知,就似乎不是在保护老百姓。究其实无非“禁止收听敌台”的翻版而已。
  
  王董说的几条影响到成本的理由在我听来都很在理。材料涨价当然要影响到成本,劳动力短缺也是事实。至于国民待遇我不太明白,因为不知道以前对外企的优惠和现在的国民待遇差别有多大。
  
  老飞却绕到其他地方。你是代理,老飞说,你不是工厂。
  正是因为有上述的原因,所以需要代理商来控制价格的上涨。要知道,顾客是不会考虑原材料等等因素的,便宜才能带来销量的增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在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下,能够控制住总成本,才显出制造商的竞争力,而代理商就需要帮助生产商来提高这种竞争力。
  
  老飞进一步解释说,原材料只是总成本的一部分,如果管理费用高,那就裁掉几个人,如果利润高,那就降低一些利润,如果废品率高,那就加强控制,可以找到很多方法来控制成本的。
  
  这些事情并不难,如果不是想帮助你这个老朋友,我完全可以自己做。老飞不经意地又打了一下感情牌。
  
  如果现有的工厂做不到成本控制,我可以开发其他的工厂,中国不行,我可以去越南印度,工厂这么多,怎么可能全部涨价?
  
 王董听着老飞的分析,脸上挂着谦恭的微笑。等老飞说完,他开始发表他的意见了。
  
  我同意你的意见。生产成本是可以控制的,但作为代理商,在帮助工厂控制成本的时候,其实自己的运作成本在提高。以前只是采购和查货,现在却要工厂审核和持续改进,这比自己运行一个工厂还要累。
  
  所以我必须招请高素质的人,让他们常驻在工厂,作为工厂的监督和指导,我得负责他们的昂贵的驻厂费用,酒店支出和旅行支出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加上请这些人的高昂的工资支出,百分之七的代理费都不一定够用。如果不是看在老朋友的份上,肯定不会这么优惠的。作为对老飞的回应,王董也出了一张感情牌。
  
  王董补充到,他为另一家公司做代理,代理费是百分之十二。
  
  如果让我当裁判,我是无法判断谁赢谁输的。因为两个人作为“老朋友”,显然彼此知根知底,功力也相仿,到目前为止,似乎都稳得住阵脚。
  
  既然感情牌,形势牌和生意牌都出过了,并且都没有占到上风,那就进入大家都很熟悉的业务牌局。
  
  老飞让我加入战团。第一步,把有可能让王董代理的所有款式的样品找齐,摆到会议室,然后分析每款的成本报价和利润。然后把同样材质和近似尺寸的款式摆在一起,分析它们之间价格差异的原因。第二步,让王董老实交代他的工厂构成,员工若干,管理人员若干,年产值若干,利润若干。第三步,估测王董如果要招请“高素质的人才”,费用如何,工作安排如何。第四步,王董的所谓付他百分之十二代理费的进口商的营业额和成本比较。
  
  说时快,那时迟,从我加入战团到整理完资料,整整10个小时过去了。老飞是该睡就睡,该吃就吃,该视察其他部门就视察其他部门,总之在交代我上述作战任务后,他就基本不见人影。而我知道所有这些必须在明天王董离开之前全部整理清楚。
  
  从下午四点到第二天凌晨二点的十个小时中,王董一家和我一起相依为命。苦命。
  王董已经无法支撑,歪到在桌子上,口未吐白沫,眼未翻白眼,但其面色和死人区别不大。最后他干脆摊在椅子上发出了欢快的呼噜声。
  
  两个小王轮番上阵,面对我口齿不清的询问,报以模模糊糊的回答。很多东西是问不到的,人家怎么会告诉你他的真正的利润?他现有的客户资料怎么会泄漏给你?但过场依然要走,希望老飞能不看功劳看苦劳,辛苦大半夜,就算有些资料没有整理到,他也不会认为我无能吧。
  
  不求结果,只看过程。我虽然也支持不住,也一定要拖着这一家三口一起度过无聊而痛苦的大半夜,这种过程才会让大家都觉得可以有所交代了。
  
  他们第二天可以稍事休息。毕竟是“老朋友”嘛。我作为优秀员工则必须依然准时到公司。当眼眶布满血丝的我面带羞愧地来到老飞面前时,他欣慰地笑了。
  他很清楚有些资料是不可能拿到答案的。所以面对有缺项的报告,他并没有纠缠。能够有这么厚厚一摞会议纪要,他已经很满意了。重要的是,让我和王董耗体力,也是他谈判技巧的一部分。今天才是他的决定一击。
  
  将近七十岁的王董扶着睡眼惺松的两位小王在早上十点多来到了会议室。老飞第一句话劈头就是:“代理费我已经算清楚了,百分之五,足够了。NO MORE”。他连我的报告也没有看,就“算清楚了”?鬼知道他是怎么算清楚的。
  
  王董依然强悍。但也可能是呆了。因为他对老飞的话全无反应。老飞拿出一份合同,摆在王董面前,告诉他说LIMO已经准备好了,签了字就上车直奔机场,旅途愉快。
  
  两个小王看了合同,告诉老王说代理费是百分之五。问他签不签。王董满是皱纹的脸上挤出苦笑,不签又如何?
  
  送三人出门外,西服笔挺的LIMO司机正在门口等。老王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再狡猾的狐狸也有折腿的时候。年轻人哪,不要当狐狸”。
  
  天可怜见,我哪里是想当狐狸,我是被道行高的那只当做枪使碰巧射到了这只精力不济的老狐狸。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之后我和王董的交往。也许在他的心目中,一只有潜力的年轻狐狸是需要与其搞好关系的。
  
  第三个代理是一个天津人。他和太太都入了美国籍。太太留守美国,打一份不咸不淡的工,他则蹲在天津,开一家公司,请几个人,从工厂里倒腾一些货到美国卖。此人原是一家国营工厂的头,做着做着工厂就跟他的姓了。后来觉得做工厂辛苦,就把工厂转手卖掉,拿了好大一笔钱,将老婆孩子送到美国,他自己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无法找到工作,就又回天津,依住以前的老关系,总还有几单生意做。但正如前面我们谈到的,没有制造实体在手,倒买倒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在听到风声后主动和老飞联系,看能不能分一杯羹。
  
  老飞对他的兴趣不大,只是中午和他们两口子在公司里叫了外卖边吃聊了一会,然后给了几个款式让他拿走报价。如果价格有竞争力,再谈下一步的合作。
  
  打发走了这几拨人,接着就是接踵而至的纽约展览会。
  
  纽约展览会
  
  与芝加哥展不同, 纽约展是一个专业得多的场合。这里没有开敞的空间让所有的展商一字排开,事实上,每个参展商都在位于MADISON AVENUE 41号的这座商业大楼上长期租用一两间展房,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据说老飞每年为这里的两间展房支付10万美金的房租,但一年才用得上两次。平时都是闲置着。在我看来,这10万美金用得很浪费。
  
  然而这是一笔不可以省的开销。其他竞争对手或相关行业的进口商都和老飞一样,也是长年租用展房,这本身就是公司实力的表现,而买手们一到四月和九月的两次展览会就会直奔这里,如果平时不租用展房的话,到了展览会的时间,根本就没有临时展房可用。所以大家不得不长期租用。
  
  而亚洲生产商和中间商则连租房的资格都没有。这里基本上是北美进口商和中间商自己玩的地方。
  
  MADISON大街离PENN火车站很近。如果走路的话只要15分钟。坐出租车也要5分钟左右,纽约的拥挤和塞车程度不比上海差。
  
  和芝加哥展一样,纽约展也是三天时间。从芝加哥撤柜后由本人亲自整理打包的样品有一部分回到了新泽西,另外一部分直接送到了纽约。作为先头部队前往纽约拆包清洗样品摆挂上台收拾展房的光荣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从新泽西开车去纽约只要一个多小时。准确地说,从位于新泽西EATONTOWN镇的公司出发到纽约PENN火车站,需要75分钟。而从EATONTOWN的后镇LITTLE SILVER或前镇RED BANK上火车,到达PENN火车站所需要的时间是80分钟。这个数据旨不在批评火车的速度之慢,而在表扬公路路况之好。
  
  因为要在纽约待上三天,所以没有人开车过去。如果不是纽约人,开车进城简直是冒险。所有同事都有开车进纽约的经验,但所有同事都对纽约的交通堵塞和高昂的停车费头痛不已。正如外地人开车进上海会立刻头晕眼花不辨东西南北一样,纽约的私家车只有老油条敢开。
  
  安排了几部LIMO,大家还是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专职的司机吧。各携行李,几部车遥相呼应地一路进了纽约城。
  
  先入住酒店。比起芝加哥我们入住的那家酒店,这次安排的档次要低得多。房间很小,电梯嘎嘎矶矶,没有餐厅,前台也很逼窄。但位置离MADISON大街很近,步行过去只要几分钟。占了地利,房价就不便宜。正逢展览会期间,最便宜的单人房也要200美金。
  
  放下行李,稍事休息,我就先行去了展房。
  
  除了MADISON大街41号这栋楼外,临近几处沿街铺面也有类似的展房。走在街上就可以从橱窗中看到各家的展台和摆挂的样品。但这些铺面都是其他进口商独自租下或干脆盘下的,不属纽约展览会的一部分。谈到纽约TABLE TOP展览会,一定是指位于MEDISON街41号里面的那些参展商。
  
  胸前挂有参展证,所以我的进出很自如。芝加哥的展览会进出是没有人管的,在这里却是大堂中重兵把守,几个魁梧高大的黑人保安一脸严肃的在大堂中巡弋着。没有BADGE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但是也有通融之处,只要带了名片,就可以到前台和管理人员交换临时BADGE。管理员并不会查验你的名片是否有假,只要交一张给他,证明一下你非三无人员,他们一定不会为难你。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就遇到过一次自己既忘了戴参展证又没有带名片的尴尬。但只要告诉管理人员自己在哪间公司,他们就可以直接打电话上去问一下此人的真假。得到肯定答复就可以进去。不是那么较真。
  
  看来严肃中也带有活泼。
  
  我们的展房在六楼。电梯间门口设了齐腰高的四扇铁栅栏门,三小一大,大的是让方便携带大件行李的参展商通行。到了下班的时候就会锁上。
  
  上得六楼,可以看到这一层有四套展房,东头和西头的两间是老飞租下的,中间隔着差不多20米的走廊。另外两间还没有开门,透过橱窗看过去,知道其中一家是做陶瓷,一家是专做酒具的。
  
  趁无人监督,索性往上走。七到十楼都是类似的展房,无非都摆放一些刀叉勺碗一类生活用品,窗口的窗廉都敞开,似乎方便我偷窥。
  
  美国日用品的进口,不外乎中国大陆,韩国,越南和印度这四个地方。其他地方如委内瑞拉洪都拉斯等中南美国家也销售少量的日用品到美国,和上述四处比较起来,其出口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
  
  越南的木头制品如木碗木桶奶酪切板一类比较多,印度则较多酒具和铸件,也有陶瓷类,韩国则主要是高档餐具类占优,而中国,则全面深入到美国人民的所有生活角落。坐落在这幢大楼中的三十几家参展商无一家不是以中国大陆的制造商为进口的主力的。而彼此之间极有可能在同一家制造商碰面,所谓世界很大,圈子很小。
  
  既然大家做生意的班底差不多,那抢夺市场的生死搏杀的战争硝烟将会在哪个层面上弥漫?
  
  制造层面当然很重要。不管进口商使用什么武器冲锋陷阵,弹药必不可少。制造商的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一枚枚子弹和炮弹,帮助他们的下家攻城掠地。如果质量精良,价格低廉,赢面就大,如果出现臭弹,则很容易炸伤自己。
  
  大家都不想炸伤自己,所以去美国的货物质量都相对大陆而言要高上一筹。
  
  然而弹药的竞争固然重要,手握何种武器却直接决定市场份额的分配。好的武器在手,难缠的客户也会张开笑脸,紧闭的市场也会开启,枯竭的资金也会充实,微薄的利润也会丰富。
  
  这个武器的名字就叫“设计”。
  与NIKE,锐步等自有品牌的专营店不同,日用品的卖场本身不去管设计的事情。我们对WALMART,TARGET,COSTCO等卖场很熟悉,但我们却不知道这些店子经营什么品牌,因为这些卖场基本上没有自主品牌。但他们的买手很具专业眼光,他们可以从进口商贡奉的无数新款设计中发现适合本季销售的潜力产品,有时会稍作更改,更多时候采取拿来主义,直接下单。以TARGET为例,这家卖场在全美有1200家店子,总部设在明尼苏达州一座美丽的小城MINIAPOLIS,每年TARGET所有的进口商和贸易商都会来到这里朝圣,进行一次大型的选秀。在各个展览会期间,TARGET的买手也会像蝗虫一样四处出击,攫取能够为他们带来利润的最新设计。
  
  顾客的口味总在变化之中,准确地把握口味的变化就是设计的首要任务。大陆企业也认识到这一点,很多公司设置了设计部门,尝试着原创,但大陆和北美相距万里之遥,彼方的设计人员怎么能够知道此方的顾客喜欢什么东西?所以在大陆的很多公司的设计部只能跟在市场的后面,无法准确把握市场的主流方向。
  
  所以常常的情形是,美国本土的原创人员开发出贴合市场口味的款式,由大陆工厂加工出来,一段时间之后,各种与该款相近的设计便接踵而至,从而给顾客带来审美疲劳,于是市场需要新的款式,而大陆的企业所开发的款式,始终属于和“原创”非常“相近”的一类。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老飞的首席设计师JON。这个老头的脑袋中有很多希奇古怪的念头,在从事这一行以来,出自他头脑的原创款式有200多款,而且大多数都大卖。他在临近退休之时被老飞挖了过来,挂了个副总裁的名头,每个星期只用上3天半的班,周四下午就可以开车回长岛家中。像他这样的人是签有劳动合同的,与我们想象的不同,美国的劳资双方普通的雇佣关系是无需劳动合同的,一旦雇佣,一切按照劳动法要求来办,工资水准只需要一个口头协议就可以。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如果打起官司来,不是很多事情都扯不清吗?但既然不签劳动合同在美国是普遍现象,那么这一类的官司自然极少见,似乎在美国那些拖欠民工工资的包工头和黑心小工厂主都死光光了,又或者是他们全部都脱胎换骨托生到中国大陆来了。
  
  只有特殊的雇佣方式才会签合同。JON的年收入是18万美金,因为每周三天半的工作时间异于普通情形,所以他的薪水和工作时间一起写入合同。这份收入真不错,和美国国务卿的年收入都相差无几。美国人真怪,当个公务员也赚不到几个钱,贵为国务卿,年薪也不过20万左右,但偏偏就有那么多在企业中年薪百万千万的优秀人士爬雪山过草地过五关斩六将地奔向这个位置,并且在纳税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捞取灰色收入的机会为零,他们到底图的是什么?
  
  为人民服务。嘴上不说,事实上是这么做的。
  
  JON不是国务卿,所以他不用管很多事情。每当他脑袋中有了主意,便会手绘下来,传真给大陆,让大陆的郑小姐按照他的想法画出效果图,然后他根据效果图进一步完善,当他觉得足够美好,就会让大陆工程部人员按照效果图缺点尺寸,作出工程图纸,再找工厂照着工程图纸打造样品,交由销售人员秀给客户看,当然不可能每一款都会让客户满意,但JON设计的款式中签率确实很高。这正是老飞愿意付给他18万美金的原因。
  
  包装的设计就更需要本土人员来做,外人是无法插手的。包装盒的尺寸大小,开口方向,图案配置,摄影要求,文字说明,都需要很专业的设计人员来完成。用红苹果还是青苹果,图案摆在右上角还是左下角,在我这个外国人看来并无不同,然而在这帮美国人眼中,却是大大的讲究。
  同一家卖场中的品牌多不胜数,产品本身的设计和质量及售价固然重要,然而吸引眼球的第一要素便是包装盒的设计。正因为包装设计是如此重要,老飞自己担任包装的首席设计师。
   美国人的审美观点和我们大异其趣。老飞凭借他在此行浸淫三十年的经验,深深明白要在卖场中从各个进口商的品牌中脱颖而出,不仅需要高的分辨率,让自己的产品和人家的划清界限,也不能脱离时尚,违背当季的流行色等时尚趋向,然而又不能常常更换,以免伤害到自己品牌在拥护心中的认知,其尺度的把握,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根本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老飞前后聘用了数个包装设计师。STRACY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壮硕妇女,除了会和人吵架及推卸责任之外并无太多优点,在这里做了不到半年就被炒了鱿鱼。KAYATA是个年轻的离婚女人,以前在纽约做事,懂些时尚,也深具纽约人的狡猾和势利。
  
  KAYATA不知是哪国人,这个姓连美国人都搞不明白,从长像上看,和普通美国人并无不同之处,但这个人之恶劣让我把对美国人的好感几乎消灭殆尽,于是忍不住把她拧出来批判一下。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KAYATA也刚刚进入公司。她观察形势之后,发现坐在大堂中的只有我一个人,便知道我比较好欺负。其他所有人都有独立的办公室,可见都是有地位的。而我独自坐大堂,显而易见是让人使唤的。但如首席设计师JON,采购进口部副总LOIS,电脑工程师ARROW等人都不会麻烦我,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并非永久性职员,迟早会回大陆,不如大家开开心心的和平共处,以维持中美友谊。
  
  KAYATA很明显是一个战术家,但没有政治头脑的。她的战术之一,是逐一和中高级干部进行会谈,在LOIS家面前说JON短,在JON面前说LOIS肥。以此拉近和大家的距离。这一招有效与否我不是很清楚,但见她常常鬼鬼祟祟的溜进某人的办公室,然后反锁房门,在里面压低声音密谈5-30分钟不等,出门时带着诡异的笑容。
  
  从她来了以后,公司里的这些办公室渐渐形成了关门办公的习惯,在她被扫地出门之后,老飞发布了规定说大家如果没有太多秘密的话,还是不要关办公室的门。
  
  和中高级干部们联络感情后,她开始把脸转向低层员工。具体来说,整个公司的低层员工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
  
  她先是很想让我给她倒咖啡。她装做不经意的样子走到我边上,然后很自然地跟我说,请你倒杯咖啡到我的办公室。从组织架构来说,她和我并不是上下级关系。事实上,我好歹也挂个经理的名头,虽然是谁也指挥不了反而常常被人指挥的光杆司令,但被人指挥所从事的所有事情基本是公事。像这样子赤裸裸地被人要求提供私人服务,还是我来美国第一次。
  
  我看着她走进办公室,心里愤怒而冷静。本想不理她,又不知道以后KAYATA会有什么后续毒招,她和其他美国同事表面上的和谐关系又让我担心,怕得罪她之后引发连锁反应。然而开了这个坏头,以后她变本加厉就更加难办。短暂思衬,我决定去倒一杯咖啡,笑容可掬地走进她的办公室,品一口咖啡,真诚地望着她的眼睛,深情地说:“MAY I HELP YOU?”
  
 KAYATA的奸计没有得逞。她没有想到我亲自品尝了本来应该敬献给她的咖啡,所以她只好假装不介意的样子,和蔼地跟我说,外面有个钟点工在帮她准备样品,让我过去帮她看一看。
  
  包装的样品不仅仅是一个印刷盒子就可以示人。还需要把产品放入包装盒中,让客户看到最终的效果。其中有一道工序是把餐具刀叉用塑料绑绳固定在纸卡面板上,这个活KAYATA借口自己力气不够,时间又紧,让老飞在外面请了钟点工帮忙。这是个南美小伙子,随身带有一个工具箱,熟练地使用着铁锥,螺丝刀等工具在那里忙活。看来是个熟手。很快我也成了熟手,钟点工佩服我的表现,但也明白他的这个短工打不长了。
  
  第二天KAYATA报告给老飞说我可以做这个工作,只需要足够的工具就可以,于是我就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帮KAYATA打着这份短工,也帮老飞省下了这笔钟点工的费用。
  
  KAYATA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依然忙着到各处串门,但总不忘记把所有该她做的事情留给我。通过工作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经验,也不算太吃亏。可KAYATA尽情地享受着使唤人的快感,这让我和恼火。
  
  在我像个勤劳的蜜蜂不停穿梭时,她常常会打断我,让我帮她去打印机把她打印的东西拿给她,或是上电脑帮她找点资料,又或是让我赶快把给客户的样品寄出去。虽然没有再让我给她煮咖啡,但我几乎成了她的私人助理。
  
  我想自己反正很快就会回大陆,反脸自无益处,自己多做些工作也不会累死,所以一如既往地勤勉着。
  
  但这天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无需再忍此人。她的品格低下是如此的让人蔑视,继续忍她会让我的心理超过可以承载的负荷。
  
  中午的时候新写字楼这边其他人都不在,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按照惯例,她是不会管我的伙食的。我正准备拿起电话叫外卖的时候,主楼那边的进口采购部副总裁LOIS派人过来,告诉KAYATA和我说今天中午LOIS帮我们买单。这是美国公司的常态,并非事事都AA制,特别像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公司的高层帮我中午买个外卖是很平常的事情。KAYATA沾光而已。两个人叫了外卖,LOIS派来的人把钱给了KAYATA就回主楼了。
  
  到了第二天,趁着四周没人,KAYATA过来跟我说我忘了把钱给她。我愣了一下,她解释说昨天她帮我买的单,我的那份是9块钱,我没有给她。
  
  天下竟然有这么无耻的人。LOIS派人送钱过来时我就在一旁,“帮我们买单”的这么简单的英文句子我不可能听不明白,而KAYATA竟然会为了9块钱上我这里讹上一讹。难道她不怕我去找LOIS对证吗?
  
  我楞得更厉害了。面对这种令人发指的丑恶,我无话可说,也实在不愿意争辩。毕竟只是9块美金而已。
  
  我给了她9块钱,从此解脱了。以后她叫我做任何事情,我都装作听不懂。人家请我吃饭我都听不懂,难道叫我干活我反而听得懂?
  
  这个丑恶的女人之后到其他同事那里描述过我的不是,也到老飞那里告过我的状,与我良好的工作表现和在美国同事中树立的良好口碑像对应的是,在KAYATA第5次投诉我不帮她干活之后,老飞给了她一张支票,请她走人。
  接替她职务的是YVETTE,一个个子小小的年轻白人女孩子。斯文有礼,落落大方。与KAYATA明显不同的是YVETTE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来做,从来不麻烦我。除非是她必须要和大陆的工厂或是本公司负责包装的人员联络时,需要我在一边充当翻译。
  
  这是包装设计的内部故事。但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出菲林,彩稿和印刷及成型的。所以需要有外部的公司协作。
  
  菲林版一般不放在大陆做。原因是老飞不相信大陆的实力。老飞构思出包装的设计之后,YVETTE会用电脑做出效果图,然后让MARTIN公司做出ARTWORK,这个词的汉语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它并非效果图,也并非菲林,但菲林则必须由ARTWORK而来。
  
  MARTIN是个苦命人。事实上,在美国当个小老板的人大多苦命,尤其是他们不得不和老飞这样的人做生意时。老飞和他的合同是三个月付款,如果在此期间出了问题,不但钱拿不到,MARTIN还要赔钱。结果在两年前MARTIN做出的ARTWORK拿到香港做出菲林,然后交由大陆的印刷厂出成品后,才发现有一处图案有误。这并非是制作ARTWORK的MARTIN公司一家的责任,菲林公司和我们自己的人员都有失误,但按照合同,MARTIN必须承担重大责任,偏偏在过去的三个月中他帮老飞做了很多ARTWORK,积压的款子不是一个小数目。老飞把所有的款项一并扣住,搞得MARTIN无钱周转,最后申请破产。
  
  幸而公司小有小的好处。资本不大,欠债也不会太多。辛苦打工两年后,把欠的钱还掉,又成了一个清白身。然后继续不思悔改地开着同样的公司,接着和老飞做生意。从MARTIN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小企业在美国的生存状况也是很恶劣的。
  
  然而这一类中小型公司才是美国社会积累财富的源泉。破产并非一件恐怖的事情,前面提到的我的朋友MARK和ALLEN都有类似的经历,但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快乐的人生。从头再来的机会其实很多。
  
  巨无霸卖场是美国经济海洋中的航空母舰,在零售业中小的超市存活率不高,经过多年的整合,美国零售市场事实上被几个巨头如COSTCO,TARGET,WALMART,HOMEDIPOT,BBB等垄断。但这并非说中小企业没有生存的空间,相反,正是因为这些巨头的存在,使得中小企业为其提供全方位服务展开业务成为了可能。巨头们并不亲自深入制造业一端,他们关注的是销售渠道,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卖场上,货源的组织则交给上游的这些进口商和中间商,而进口商和中间商同样需要上游企业提供服务,如MARTIN对老飞。这就形成了美国市场巨大的生意脉络,置身于此脉络之中的老飞和MARTIN们各施解数,在生意的大海中遨游。运气和能力的差异决定他们有一部分人不避免地沉没,然而游上岸的也不少。于是扑通扑通跳入水中的绵绵不绝。
  
  MARTIN跳入水中,沉没了两年,居然没有淹死,他深呼吸一口,又从水中探出头来,远眺这前方的老飞。
  
  ARTWORK制作完成后老飞亲自审核,如果没有更改的要求,ARTWORK会被刻入碟中,寄往香港一家菲林公司。再由这家公司出菲林送到大陆的印刷厂,就可以上机出稿了。
  
  我没有搞明白的是为什么大陆的菲林公司这么多,怎么还让这家香港公司有生存的空间?同样尺寸和色数的菲林,大陆出版的费用只需这家香港公司的三分之一左右。很多印刷厂本身就已经有了出版的技术和设备。后来向老飞咨询过这个问题,他也有把菲林这一块转入大陆的想法,然而终我离开,老飞还是用的这家香港公司。
  
  大陆印刷厂较为高端的出品都是外资。以香港企业转入内地为主,美国企业也有。珠三角的印刷企业之密集和实力之强为天下之盛,不仅在中国无处敢撄其锋,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地方在印刷这个行业上能够和珠三角叫板。
  
  老飞的彩盒供应商有三四家,全部是坐落在珠三角的香港企业。老飞认为集中采购可以降低成本及控制质量,所以产品生产商并不需要自己找彩盒生产商,而由老飞的公司统一调配。这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一种计划经济,然而计划经济的缺陷即使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也是很难避免的,因为计划永远不如变化快。
  
  于是常常有产品定单更改而包装已经生产的情形出现。这就产生了积压。由于是集中采购,老飞自己付钱给彩盒厂,所以彩盒的积压即是老飞资金的积压。这笔帐就很难算了,到底是集中采购省下的钱多,还是彩盒积压造成的资金积压多?算不清楚就不算了,老飞决定让产品供应商自己出钱买彩盒。彩盒的价格和生产商由老飞指定,彩盒包装材料的费用由产品供应商支付,这样就成功地把包装材料的积压风险转给了产品生产商。
  
  你看,做生意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打工仔,虽然收入很少,但无需这些搅尽脑汁的算计,也算幸福的。
  
  然而我却不幸福。因为老飞不会自己和这些印刷厂打交道。他会让我和香港的菲林制造商,大陆的彩盒生产商及产品的工厂沟通,让他得到自己想要的目标价格及样品交货日期,让产品生产商同意花钱购买包装材料,并且在定单发生变化时让这些彩盒和产品一起在工厂的货仓中积压。
  
  这就是做老板的好处。我拿他钱财,帮他消灾,他付我工资,让我卖命。
  
  彩盒的样品做好之后由印刷厂寄来美国。寄来的时候不是折叠好的,因为那样会加大运输费用,寄来的包装材料都是平板的,刀线压过,需要自己折叠。
  
  我的工作就是检查印刷文字图案色彩,手工折叠成型,安装所有配件,鉴别面纸,楞纸和底纸,然后摆入产品,确保一切无误。在我来美国之前,这些事情是没有人做的,他们会要求工厂把彩盒折叠好,放进样品,一切如成品般再寄过来,不管那因庞大体积和重量而来的昂贵邮寄费用。如果实在要亲自做几套,就会请钟点工出马,一如上次我提到的那个南美小伙子。奇怪,美国居然有专门做这一行的钟点工。
  我的到来,让这些钟点工失去了收入,不知道以后走到路上会不会遭到这些南美人的伏击呢?
  
  现在我们知道弹药和武器的重要性了。那么在那里开战呢?
  
  这个战场就是市场,所谓市场,就是由那些面容模糊而又无处不在的面孔组成的漫无边际的巨大的一张网。这些面孔我们称之为“客户”。
  
  然而客户并不是指掏钱买上一件两件你的产品的人。能够把你从大陆工厂温文尔雅或是巧取豪夺弄来的货物卖掉的人才是你的客户,只有把这些掌握着渠道大门钥匙的人搞定,生意才能继续下去,你争取到的工厂的支持和你自己优美的产品和包装设计才有意义。
  
  在美国做生意非常难,虽然是完全的市场竞争状态,但不代表每个人都有机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与客户的关系也不是一两餐饭可以建立的。需要历史的渊源。如果新入行的公司有强大的资本和超人一筹的设计,以及良好的品质和低廉的价格,当然可以顺利拿下客户,问题是,这一切基础由何而来?
  
  不要问我,我不知道。老飞知道,但他不告诉我。所有的客户都是他自己掌控,他的那些销售人员只是为客户提供“销售服务”,并不直接销售。直接的销售是老飞伙同“SALES AGENCY”来完成的。像我这样层次的员工,只能远远地瞄一眼尊贵的客户,想搭上话,还得再等等。
  纽约展是一个进口商和卖场买手互动的平台。但展览本身并没有太多可以描述之处,这并不是一个大众的场合,见不到靓丽的宣传小姐,也没有机会进入其他公司的展房偷师学艺,我能够做的就是从早到晚地守在展房里无聊地一遍遍过目展台上的样品。客户和老飞开会的时候基本不关我什么事,但有时我要去找出需要的款式,或是在他们对材料和规格拿不准的时候喊我过去咨询一下,所以又不能离开。很闷。
  
  到了晚上情形有了改善。如同在芝加哥一样,这帮美国同事很快恢复了PARTY鬼的本色。反正有老飞报销一切,大家四处找乐子。几个月的西餐把我的肠胃折磨得快失去中国特色,所以我的首要选择就是去中国城(CHINA TOWN)整点香火祭一祭五藏庙中的五个兄弟。
  
  然而花了10美金从MEDISON打车来到CHINA TOWN,触目望去就心中不喜。纽约本是我见过最脏的美国城市,CHINA TOWN却让纽约看起来像个未出嫁的淑女。满街的大红字招牌和嘈杂喧闹的市井之声让我想起姜子牙对付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招数:“将那红旗招展,以闭那千里之眼,将那鼓钵喧天,以塞那顺风之耳。”
  
  CHINA TOWN的面积之大绝非沿袭旧称的“唐人街”可以概括。事实上,有一条宽广的市政大道横穿过中国城,街西可以看到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的门面,除此之外街面的商铺不多。街东就热闹了,如果不是那满街姹紫嫣红的头发层峦叠彰,我直以为自己此刻身处内地任何一个城市的闹市区。沿街铺面说不尽那虎门的服装,温州的打火机,揭阳的手袋,泰州的皮鞋,也无法细述那东莞的手表,湘潭的湘绣,西宁的羊绒,和田的玉雕,单就这条街而言,全然是国内平价一条街的翻版,只是顾客不同。我看着它们亲切,却没有买它的兴致。但很多同事来过这里淘过货,漂亮的销售小姐KELLY就经常来这里买点有点民族风的服装,因为价格很便宜。
  
  靠马路边摆了很多流动摊贩。报刊亭自不必说,随意溜览一下,有些中文杂志几有特色,国内不见。5-8块美金一本,化成人民币就算很贵了。但总要买上两本看看。也有中文报纸卖,“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都是5毛钱一份,相比较那厚厚的印张,这个价钱和国内也差不多。也有卖画的,留一缕长须束一头马尾长发的画师靠街摆上两张凳子,挥舞几支画笔,就可以做生意。还有卖星相算命之类小红书的,拿一张塑料布铺在地下,撂几本麻衣神相或是狗年运数之类的书在上面,也可糊一口饭吃。也有印度人或是南美人在路边支个摊子烙烙饼的,一时烟雾弥漫。在华人街上有印度人抢饭吃并不出奇,他们的存在更衬托了华人街与大陆的一脉相承:在大陆的闹市区总有一些新疆人和大家共同繁荣。这里太远,于是印度人顶替了新疆人的位置。只是不见擦皮鞋的。
  
  城管也不见踪影。据我所知,那些街边的走贩其实不需打税,也很影响市容,这和国内的“走鬼”很像,但他们可以安详地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或卖手艺,或卖货物,挣几个小钱,活命糊口,不用担心城管抢走他的画笔,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烙饼摊被人掀翻,在人家的地方混尚且可以这么自在,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土上就要被自己的同胞荼毒呢?难道为了市容的需要亦即政绩的需要,那些可怜的“走鬼”及其家小只好坐以待毙吗?我不爱“走鬼”,也从来没有光顾过他们的生意,但不能让那些对低价有追求的客户也不去光顾吧。我也不喜欢“走鬼”挡道,但比较自己绕道而行的麻烦和“走鬼”们生活的艰难,我多走两步能算多大的牺牲呢?
  
  把两本薄薄的杂志和两份厚厚的报纸装入胶袋,横向蹩进南北向的小街。这些阡陌相通的小街才是唐人街的核心,沿市政大道的那些面向洋人的店面只是核心的外沿而已。
  
  核心的香港味道很浓。来之前听人说这里和国内的市集很像,但我觉得这里更像是旺角的风格。广式靓汤的香味,铺满墙壁的腊鸡腊鱼,玻璃橱窗中挂起的烧鹅,敞口麻袋中的海货,中药铺的老参,还有那满街飘扬的写在红纸上的帐房书法,都让我毫不怀疑唐人街就是九龙湾的翻版。
  
  里面还有菜市场,如我们常见的,这里的鱼档四周也是污水横流,摆在案板上的猪头肉和猪肚大肠等也吸引着苍蝇飞舞,然而对于嗜喜下水货的国人如我来说,在美式超市是不可能买到这些宝贝的。美国人也许受过孔夫子的教导,肉不正不食,所以只卖方方正正的猪肉牛肉,腰肚肠耳之类下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在超市中几乎见不到。还有罗卜芥兰上海青之类必须国产的青菜有卖,鬼佬的青菜我见识过,都是粗大无比的,做沙拉可以,但不可以用中国方式爆炒,所以很多中国蔬菜都不在美国生长,必须进口。可以想见的是,这些每天搭载国际航班跨洋而来的蔬菜宝宝们的价格之高。
  
  唐人街中的食肆很多,中餐馆为主,菜系居然很齐,川扬沪粤都有,至少从店面和招牌来看,每间都像模像样,不似我在新泽西常见的那种假大厨搞出来的恶心人的假中餐馆样子。这里因是华人聚居之地,主要客户不是那些喜甜喜酸的大鼻子,大家都有一层灵敏的受过多年培训的味蕾,所以这里的厨师都比较专业,不敢糊弄人,因而味道就正宗地道。
  
  但我找不准哪个门适合我。当人没有选择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最佳选择,一旦选择多了,就常常不知如何选择,因为因此有了比较,又总疑惑未曾选择到的选择是否比已选的选择要好,于是心中总是不平。
  
  如果做什么事情都只有一种选择,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然而生活的进行正是一个不停选择的过程,从进哪个幼儿园到读哪个大学,从学哪个专业到从事哪个行业,从挑小翠谈朋友到和桂花结婚,要么是自己选择,要么是人家帮你选择,似乎都没有唯一性。这样就存在选错的可能性。
  
  我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川菜馆,这家名为“大四川”的餐厅位于嵩德寺边上,已经在唐人街的边缘,站在餐馆门口正面对前往曼哈顿街区的高架桥,左侧有很高大的大理石牌枋。餐馆的师傅是四川人,那味道外省人做不出来,出手够狠,麻味辣味极足。老板是上海人,瘦瘦的戴副眼镜,看上去像个老学究。除了要给小费让我不爽之外,其他没有让我抱怨的地方。
  
  一个人叫了两个菜,一荤一素,喝了一瓶小支的青岛,连小费一起差不多20块,印象中记得那素菜要贵过荤菜。
  
  唐人街的餐馆似乎都不可以在内吸烟。我在美国学会了判断某处是否可以吸烟的准则,那就是看四周有没有烟灰缸。如果遍寻不着,不用问,乖乖出门再吞云吐雾。
  
  吃完饭,天时尚早,顺便踱进嵩德寺(寺名在记忆中如此,但未知记忆是否偏差)。庙不大,与我在大陆见到的巍峨堂皇的大行在自不可比。但庙小方寸大,如来,弥勒,韦驮,观音,十八罗汉都在,阵容整齐。香火也盛,如来面前的公德箱中满是花花绿绿的美金票子,供奉不菲。然而我不解的是这间庙中僧尼都有,看来在美国修行的沙门道行深过大陆本土,我佛当初于竹林精舍中布道之时,受众不分男女,门徒六畜俱全,佛法东传之后,因担心诱惑太多,僧众修为不够,才有去发,禁欲,戒荤,寺庵分家等多种花样,以使各位居士能虔心向佛。美国的各位大师修为甚高,自然就无须这些戒律,因而僧尼同处一寺共同精进也不出奇。
  
  唐人街中应该有书店,但不知在哪里。后来专门去过唐人街逛书肆,但也许是习惯简体和低价,店中所有门类都不入我法眼。也有台湾书,也有香港书,也有大陆书,共同的特点是一个字:贵。略值一提的是,按照主流意思形态的标准,香港出版的书籍颇多过分之作,“他们思想很反动”,而台湾出版的读物反而不见太多对于大陆的批评文章。个中深意,我不解,也不想解。
  
  又折回阡陌小巷中。好多杂货铺都有书卖,只是档次不高。美国和香港出品的三级读物无人禁之,可以摆在店里堂而皇之地卖,但问津者其实不多。这一类事物便是如此,越压抑,越控制,该产业越发达,如果放开,让大家都有机会满足这种“低级趣味”,民众就会很快发现不过如此,也就不再处心积虑追求这钟“低级趣味”,转而向中级和高级趣味发展。即算该低级趣味爱好者一世沉迷其中,也与他人无干,并不会妨碍社会的进步,因而不算一件祸国殃民的大事。
  
  忽然想起自己的头发数月没有整理,不如趁着此时找个店子让熟悉唐人脑袋结构的唐人理发师操刀处理。
  
  这找发廊和找餐馆一样麻烦。并且更加没有底,又怕太贵挨刀,又怕手艺不好蹂躏我的形象,又怕洗头妹长的太丑影响心情,颇多矛盾。
  唐人街里的发廊很多,也很规矩,门口贴着价目表,各项服务的收费清清楚楚。位处二楼的发廊自是不去,难不成抬脚上楼只见一堆恐龙恭候你便转身而逃?装修豪华的自是不去,还不知道几时回国,兜中美金用一个少一个,省着花比较好。灰不溜秋的也是不去,卫生安全是第一位的。
  
  正逡巡间,来到一条小巷的路口,看见招牌“平价理发”,门面还算干净,抬眼望去也不见花枝招展的小姐闲坐,想是个正经去处,举步上楼。然而不是二楼的不去吗?怎么举步上楼?原来这是一座老房子,类似我们的吊楼一样,一楼并不在平地,门口堆起小坡,有数级台阶拾级而上才可以进得门。
  
  屋内面积很小,兼之采光不好,更显得逼仄。一中年妇女在一张小凳上坐着看趴在小桌上的一个小孩子做功课,两人背对着我,面朝窗户,以图多吸收点光线。此情此景让我想到自己当初在陋室中刻苦温习数理化的心酸。在资源短缺的七八十年代,断电是常事,所以我们家家户户都备有煤油灯,以备不时之需。过了这么多年,没想到熟悉的场景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纽约唐人街重现。
  
  妇女见到我进来,忙引我到唯一的一张靠背椅上坐下,又打电话让她男人赶快回来。不一刻进来一个精瘦的中年男人,手里不知拿着什么物事,在外不知干些什么营生,匆匆洗了手,问我要不要洗头。我眼一闭心一横,既来之则安之,任由他处置罢了。
  把靠背椅移到水池边,勾下头,就着水龙头打上肥皂,胡乱搓揉两下,用一片旧毛巾擦擦,又挪回原位,操起电推子,呜呜呜地在我头上忙活起来。不一会大功告成,无须端详,我知道那是个什么效果,但可以说什么呢?
  
  连洗带剪,一共12大洋,换成人民币在大陆洗桑拿都够了。
  奇怪的是,所有的美国同事见到我的脑袋,都赞一个好字。我也就觉得好了。
  
  但比起美国人的手艺,这个业余理发匠还算合格。后来有一次在我离开美国回大陆的前几天,我去了美国佬的店子帮衬,生意很好,等上十五分钟,理发小姐用眼光示意我坐到水池边,也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水龙头的水把我的头发打洗并用干布擦干,然后用不到三分钟就解决问题。还得给小费,总共15块钱。回国到北京,实在无法忍受头上的异状,又去发廊修理,师傅好奇地询问我在哪里剪的,居然整个头部从额头到后脑勺,从左太阳穴到右太阳穴,头发的长度无一处是均匀的,呈奇怪的毫无规则的锯齿状。我不好意思说在美国剪的,免得他说我吹牛,所以我告诉他在通县下面的一个村里的理发店剪的,他这才释然。
  这帮连通县下面一个小村子里面的理发匠手艺都不如的“手艺人”,居然也可以在美国开门做生意。真是上帝保佑美国。
  
  和业余理发匠简单地用广东话聊了几句,男的是香港人,女的是台山人,小孩7岁,刚刚读书,学校中似乎有很多华人小孩,因为我听到小家伙在电话中用广东话和同学聊天。一家人来美国也有10来年了,没有发财,但也不愁吃穿。看来美国很是好混。
  
  他们住的这栋楼背后不远处就是世贸大厦旧址,9。11时他们都听得到爆炸声,也看得到冲天的火光。
  
  这些人属于高楼大厦背面的人,然而我却看不到他们脸上的困苦之色。这与我在国内常见的所谓穷人的面色很不同。在美国只要不懒不痴,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并且不用担心没有明天。
  
  走出唐人街核心,可以看见零散分布着几家越南餐厅。这些越南人在纽约也被称作唐人,因为长像和我国人不分彼此。由于饮食习惯的接近,他们也常常到中国超市进货,也算唐人圈的一部分,虽然是边缘部分。
  
  紧靠唐人街的,是意大利街(我不知道这个称呼是否准确,应该也是唐人街的一部分),一排排的意大利餐厅整齐地罗列着,餐桌摆在外面,食客露天而坐,谈笑自若,全不管擦身而过的熙熙攘攘的行人。
  
  中国城中混入这么一条纯粹的洋人街道,实在是个异数。两边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当初是否有争夺地盘的血腥战斗已不可考,但华人由小小的一条唐人街将自己的疆域扩充成一座城固然值得钦佩,而意大利人能在中国城中安营扎寨,也显示出他们生存能力的高强。
  
  回酒店时遇到塞车。不要以为发达国家就不塞车,塞车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杜绝了塞车,只是程度不一。究其原因,无非车多路少,司机大佬互不相让,交通管理水平低下。
  
  纽约也是如此。按深圳1400万人拥有130万辆私家车的密度,其交通状况一日数堵,纽约的车人比例远远高过深圳,虽有完善的公共交通,其拥堵情况只会比深圳差,而不会好。
  
  载我的是个黑人小伙,津巴布韦人。从坐上他的车起,这小伙就开始描绘他的远大理想。他了解到我和贸易沾边,就大谈他的业务。他说他要做生意,要做中国业务,要从中国进很多货物到美国卖,然后赚很多钱,把非洲的家小接到美国来享福。
  我问他想做什么生意,有没有目标产品,他楞住了,看来他的理想远大,但没有具体的计划。过一会他说什么产品都不重要,只要赚到钱,产品有什么关系呢?-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大有关系。自己熟悉什么产品,才有入手的可能,如果任何产品都不熟,也要花些工夫挑选自己最容易熟的那一种,还要考虑到这个产品的市场需求,并留意和这项产品有关联的人脉,更要考虑开展业务的启动资金量,以及资金的准备和来源。如此种种,都不是容易的事。
  
  但我不会打击小伙子的积极性,也明白该小伙身为津巴布韦人却在美国浸淫,想必是不会瞧得起我这个外乡人的意见的,所以只是对他的远大理想点头称“噎死”,心中想着小伙安心开车,早点杀出重围把我送回酒店。
  
  小伙子之所以可以从容不迫地向我描绘他的理想,是因为车子基本没有动,上车十几分钟,车子还没有离开中国城,前后左右密密麻麻都是车辆,司机和我都习惯这种阵仗,但心态大不相同:他在不慌不忙地赚钱,我在毛焦火辣地赔钱——车不走,计程表依然在跳。
  从酒店过来才10来分种,十美金就够车程,可回来却用了半个小时,表上的数字指到二十好几,幸好黑小伙念在我一路聆听他的远大抱负并表示赞许,他决定减免一部分费用,结果只收了我20块。
  
  整个路上我留意到的是,塞则塞矣,但大陆常见的“加塞”却不见,国人司机惯常“打契子”,喜欢从后面超到前面看两辆车之间有些许缝隙就斜插进去,被插之人自不服气,转而斜刺里窜出去,又打一个契子,一来二去,整条长龙顿成犬牙交错之形,相互撕扯不开。
  
  这洋人的赛车高我们许多,但普通百姓的开车技术比我国人差得太远,他们不知道打契子的妙法门,所以只见塞,不见堵,堵心之堵。
  
  回到酒店摊开报纸和杂志,在中文的小房间中进入黑甜的梦乡。
  
  第二天白天无话,闷闷地等到收工,矮伯特过来邀约一起吃饭。他在网上搜索到一间特色餐厅,想找伴同去,恰好在大堂见到CECILIA和MARK,于是一同前往。这两人并不想和矮伯特照面,但不好意思让我和他们一起走而把矮伯特扔一边,所以入伙。
  
  一路步行过去,在纽约街头行走感觉和在国内差不多,也有肮脏,也有破旧,也有鬼鬼祟祟走过来卖盗版CD的小贩。在路上我们就见到一个看上去像流浪汉的汉子大衣中裹着一团东西走过我们身边,口中念叨着“CD,VCD,CD,VCD”。这是我在美国听到的最清晰明白的英文,又对盗版倍感亲切,几乎忍不住掏钱和他交易。
  
  只是不习惯路上的黑人。单个黑人还没有那么恐怖,但黑人喜欢集体出动,常常黑鸦鸦一团招摇而过,给道路蒙上一层阴影。黑人走路不正经,他们喜欢先出左脚斜迈一步,肩膀跟着斜伸过去,然后右脚和右肩重复同样的动作,周而往复。汉语成语“七上八下”不知出处,看到黑人的步伐,我明白这是古人出差到非洲见到黑人而生出的形容词。
  
  配以松垮的运动服(黑人好象个个都穿运动服)和布面运动鞋,扭曲着手指做出莫名其妙的动作,猴腰晃脑嘴里一通念叨,就成了HI-POP。我许是年纪大了,实在不明白这种风格有什么好,但总懂得黑人有歌舞天赋,同样的动作由他们做出来自有民族特色,而亚裔去学它只能是南桔北枳。好象很少见到白人搞HI-POP的,但在中国却很火,不知为何?黑人很明显在模仿猩猩的动作,而我们有祖传的五禽戏,也有猴拳,干什么去拾人家的牙慧?
  
  这个暂且不表,谈到音乐我是外行,也许这黑人风格自有妙处和我国人某些精神需求暗合也未可知。
  
 片刻间来到一幢建筑前。矮伯特拿到的地址便是此处,如大部分美国建筑般,大门口留有一条过道,过道上面搭有一块顶棚,用几条柱子撑起。
  黑漆大门紧闭,门上还镶嵌着铁钉,看上去像一座城堡的入口。门口一左一右站定两个黑煞神,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们。
  
  MARK想打退堂鼓,倒不是担心不安全,而是明眼人看到这种阵势就清楚这里的开销不会是个小数目。虽然有老飞撑腰,但数额太大总是不好。
  
  但矮伯特不甘心,一定要进去。我不置可否,心中也想见识;CECILIA此时成了关键的角色。在没有进去之前,我们的理解只是一个贵字了得,但正是这个贵字背后隐藏的神秘让CECILIA觉得很有必要进去看一看。于是她说她解决费用问题,由她去报销。
  
  厚重的大门打开,我们进得门来,伺应请我们脱下外套,把手机等物随同一起保管。我不想脱外套,毕竟还是冬天,虽然房间中不冷。但伺应很坚持,也就随他了。
  
  里面灯光很暗,装修豪华,空间很高,抬头看去可以见到搭建的复式二层。靠左边墙有很大一个舞台,台下摆有很多沙发椅子之类。沙发后面是很大一个吧台,我们就穿过吧台和舞台之间的过道到用餐区。 餐区高出地面一截,餐台不大,四人围坐正合适,这样的餐台摆了十来张。特别的是,在餐区的角端有一个圆台,一条不锈钢柱子立在圆台的中央,不知是个啥讲究。除此之外,并无特别之处。
  
  坐定点餐。我要了一份带汁牛扒,没理会他们点什么。各人闷头用餐不提。到了八点来钟, 音乐一变,复式二楼上的灯亮了起来,从楼梯上鱼贯下来一些高低不等肤色各异的女人。
  
  正诧异间,朝我们这边过来一个高个子瘦女孩。站定在圆台上,手扶钢管,三下五除二,就把少的可怜的衣服一件件扯下,全身只剩一条小小的三角裤。轻缓地扭动腰姿,开始了表演。
  
  这是传说中的脱衣舞吗? MARK拿出两块钱纸币交给我,让我走过去放在女人的脚边,并叮嘱到只能看不能摸(Watch only, no touch),他不说我也知道不能摸,放下钱,听到女人说谢谢,抬头看她,很安宁的样子,似乎很习惯这种表演。
  
  当晚人少,除了我们这一桌外,其他的顾客稀稀落落,而这些女人的收入全部靠客人的小费。这个女人在圆台上扭了几扭,很快下去,因为客人少,上去一次的收入就少,所以舞女们要多上几次。而大家都是按照次序轮换的,很快上来第二个。也是在钢管边站定,脱下衣服,扭上几扭,拿钱下去。
  
  如此这般连续上来六七个,矮伯特两眼放光,CECILIA看得津津有味,MARK肯定习惯了这种场合,不动声色。而我,说实话,在第一个上身裸露的年轻洋女人站在不远处时,确实感觉到刺激兴奋,毕竟是长这么大第一次见,但这种刺激兴奋在第四个第五个上来之后,很快就消失了。不能TOUCH就和看画没有什么区别。这种表演听MARK讲也不能算脱衣舞,只是几个女孩子上去脱衣,扭扭身子,却没有舞蹈。
  
  在几个女人的表演中,我们吃完了这餐饭,一算帐,差不多500块。这个数目确实很大,但进来之前就预计到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所以CECILIA刷了卡,也无话说。略坐一坐,MARK和CECILIA先走,矮伯特还想多待一会,我也想见识多一点,于是留下来和他做伴。
  
  我们从餐台移到舞台边的沙发上,台上的表演已经开始。说是表演,其实和在圆台上一样,主台上的女人们也没有舞蹈可言,只不过是上台的人多而已,四五个女人一起裸露上身站在台上轻缓的扭动着。然后这些女人一个个地走到下面的客人面前和大家打招呼,收取每个人支付的一块两块美金。这样子在下面坐了没一会,看了两拨,我的十几块钱散钱很快就没有了。于是想回去。
  
  矮伯特却不肯走。原因是他邀约了“私人舞蹈”。所谓“Private dancing”, 是指客人看中了台上的哪位小姐,等她下来时就可以邀请她为自己单独舞一曲。但游戏规则依然是只看不摸。矮伯特要我也挑一个,一问价钱是一曲20美金,大约3分钟的时间,小姐在面前近距离地扭一扭,就要我20块钱,好象不是太值得,如果矮伯特帮我出钱的话,那就可以。但我留意到不论是在圆台那边还是在主台这边,矮伯特一分钱都没有掏,等小姐过来的时候他就躲开,只想看白戏。所以不能指望他帮我出二十美金。
  里面还有按摩的。一个高个子黑人小姐拿着工具满场子问需不需要“马杀鸡”,如果同意,也是20块钱一曲,帮客人敲敲背,揉揉肩,曲调一变动作就停,如果还要继续,再拿20块钱来。
  
  私人舞蹈也好,“马杀鸡”也好,都是不避人的。一切都很透明,很没有私密性。
  
  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我去了这种场所。所有人见到我都挤眉弄眼地“嗯嗯啊啊”,全都一副暧昧的表情。看来这些美国人自己都很少去这些场所,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大陆的这类场所的真实情况,只怕个个眼珠子不保:一定会惊得掉了下来。
  
  但是我不能告诉他们中国的无烟工业已经全面领先美国,这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说来惭愧,我在国内其实也没有涉足过这类场所,但身边的朋友流连声色犬马的不在少数,耳闻的情形比昨晚我目睹的眩惑太多,所以我对这帮美国土帽的惊讶和好奇感到好笑。他们居然以为中国还是个清教徒的国家,而我,则应该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在他们看来,美国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应当对我有很强的杀伤力才对,却不曾想在保守的美国,所谓色情场所在我看来全然是小儿科。
  
  不知该自豪还是该感到悲哀。
   国内的旅程
  
  从去年底到现在,一下子4个月过去。刚刚开始了解了少许美国,又得回去。要生存就要奔波,但我没有想到这一路奔波好几年都停不下来。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几乎不记得有很好的休息过。大家都是五天工作制,而我每周工作六天是常事,有一次我居然连续三个星期没有休息。鬼佬的食物又让我饱受折磨,只想盼着早点回国。然而我不解的是,我隆起的中部地区不仅没有消停下去,反而海拔越来越高了。中国自古都是北方人比南方人壮硕,和气候有关,也和饮食有关。吃米的不能当皇帝,吃面食的才能打江山,无他耳,吃米的打不过吃面的。
  
  而鬼佬食物比面食更甚。他们不仅吃面食,更吃肉食。所以当八国联军打过来时,我们的面食军无法抵挡,何故?吃肉食的更能打。
  
  这就是我在美国如此辛苦,却孜孜不倦继续增肥的缘故。以至于等我回到国内,没有人以为我真的辛苦,“比以前还胖了,怎么可能辛苦?”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自己每天到麦当劳搞两个巨无霸下肚试试?
  
  该参加的展览会都参加了,该开的客户会议都开了,我在美国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要回国去和那些生产商建立友谊。
  
  做了很多报表。每个客户一个文件夹,列出产品清单,分为开发中和生产中两类,开发中的需要看看工厂的模具制造情况和计划安排,价格没有确定的需要尽快敲定。生产中的需要看看工厂的备料情况,生产计划安排,生产进度的评估,生产线的审核,还要关注包装材料的进展情况。
  
  寥寥几句说完,似乎工作很简单,但做起来的时候就会无限扩展。一个小问题没有处理好,就会不知不觉变成一个中问题,然后中问题会渐渐向四周扩散,引发连锁反应,最后汇聚成大问题,惊动各方人士一同会诊。然后解决了大问题,大家论功行赏,各领功劳一件。
  
  其实很少看到大问题突然发生的,问题的发生都有一个过程,也许是起源很不起眼的小处,比如是忘了打一个电话,或是在定单上写错了一个数字。但大问题不发生,大家就没有立功的机会,所以出现了大问题并非一件坏事。但论功行赏时须得有份,查办祸首时必要避开。呵呵。
  
  启程回国之前,要将和我一起参加芝加哥和纽约展览会的各位战友的后事作一交代。下次回来,很多人我都见不到了。一代新人换旧人,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从这个帖子中消失。
  
  善良的好人ALLEN是最早离开的。我们在芝加哥见过面,但没有时间深谈。他知道老飞的性格,不想让老飞见到他和我在一起而影响到我在公司的前程,所以匆匆而别。
  
  胖胡子MARK和老飞对于做生意的理解不同,又触到老飞所谓销售人员不得和开发人员太接近的忌讳,也在纽约展览会后离职。离职后有一年时间都没有工作,但并不影响他的生活。按照他的工作年限,他的养老保险就足够他能幸福地生活,所以一直东挑西捡,只到我动手写这张帖子的时候,才听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他说“This is work, not a job。”看来相当满意。
  
  胖美人DEBBIE找到了新工作,也是从事大陆业务,但新老板很好。日子过得应该很滋润。
  
  欧化美人KELLY最后还是不堪矮伯特骚扰奋起反击。惨遭谗言,被炒。
  
  相信九点钟的太阳的CECILIA因为业务无法开展,也不讨公司人的喜欢,被炒。
  
  坏女人KAYATA早在纽约展览会之前就因为四处煽风点火最后烧到自己,被清除。
  
  只有矮伯特依然在公司中,并且越来越顺风顺水。此人还要在后面继续出现。
  
  还有露了一面的漂亮的行政小姐JENNIFER(安排酒店不安排接送的那一位)本不是我的战友,但她的跳槽却很有特色。我们公司在三楼,简小姐一跳就跳到一楼,到一楼的一家公司做行政小姐,每次远远见到老飞就赶快闪人,见到其他旧同事还是会亲切的攀谈一番。
  
  如此絮絮叨叨,似乎我对美国不舍。罢了,赶快上飞机吧。
  
当初从北京起飞,原路返回,途径阿拉斯加短暂停留,凌晨四点降落在汉城仁川机场,忍饥挨饿在机场等待四个小时,再两个多小时飞行到达北京首都机场。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无人迎接。但依然亲切。年近不惑之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我佩服身处这个年龄还毅然移民的人,我实在做不到。过去的三十多年已经在我的心里烙上深深的印痕,语言,饮食,和人相处的方式,阅读的习惯,从小到大积累的朋友,对家人的牵挂,无一处没有深深的中国痕迹。这与爱国心无关,只是人的惰性使然,然而惰性的力量之大让我想起移民就不寒而栗。我根本不想一切在美国从头来过,我明白自己在国内的资历到美国一钱不值,我没有耐心拿工作签证等上四年排队申请绿卡,然后等上另外一个四年排队申请国民身份,接着等上七年成为美国人。其间的生存与发展的艰难困苦我在国内已经尝试一遍,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重复同样的消耗。我不想再从初级做起,更不想像年轻人那样一边读着语言学校一边到餐馆洗盘子。如果在美国不能保持自己现有的不算太好但绝对不算太差的境况,我又为何要为了一个身份放弃现有的一切去从头来过呢?
  
  望着北京的天空,嗅着初春的空气,听着嘈杂的汽车引擎声,我明白自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回大陆之前老飞告诉我他在帮我申请工作签证,为他工作四年之后就可以申请绿卡,并没有附加条件,让我考虑一下。但帮他工作四年本身就是条件。我拿的商务签证一般是六个月,这就意味着我每次到美国受苦受难的最长期限是六个月,然后就一定会回大陆休整。如果变成工作签证,可以在那里一待两年,老飞拿到我这么一个吃苦耐劳多专多能又价格低廉的民工,两年的时间足够他想出办法把我榨干。恐怕在我拿到绿卡之前就小命不保。但绿卡有那么多人渴盼着,一定有它的诱人之处,所以我在回来的路上一直犹豫着。直到我下了飞机,站在首都机场的门口深思熟虑地吸完第三支烟,我明白我必须放弃绿卡。
  
  当天大雾,京津高速封闭,只好打的去火车站,火车不封。
  
  到达天津即去办公室,看一看当我在天上飞翔的十几个小时中我的邮箱中堆积了哪些东西。挑要紧的回复了,困得眼皮睁不开,又不能睡觉,否则时差没法调过来。
  
  晚上和肯尼一起吃饭。他明白我在美国的苦处和对中餐的向往,在一家名为“翠竹轩”的广东菜馆布下酒席,狠狠地灌了一些津酒。摸着油腻的嘴唇,打着饱嗝,哈着酒气,感叹着人生的美好,回房躺下,一觉天光,时差搞定。
  
  去美国的时候,时差调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回来却好象没有这个问题,看来是酒的作用。以后去美国记得带两瓶二锅头,到了酒店睡不着就一通猛灌,看你还睡不睡得着。
  
  在办公室待了两天,感觉很好。不需要自己把样品搬来搬去,不需要时刻被人打断手上的工作去跟谁帮忙,不需要听老飞高昂的怒吼,不需要担心晚上那餐饭又弄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下肚,不需要听那印度司机蹩脚的英文--叫我怎么不爱中国。
  
  好景不长,回来的时候那么多的文件夹都没有打开,海量的工作不允许我躲在办公室惬意地享受人生。要出发了。
  
 老飞的大陆写字楼之所以安扎在天津,是与这个行当的工厂分布有关的。天津是全国最早也是最集中的不锈钢企业根据地,从国营企业的发韧到现在私营企业的滥觞,至少也有30年以上的行业发展历史。现在纯粹的国营企业已经没有了,现有的这些大的工厂几乎都是改制的产物,用主流经济学家的时髦术语来表达,这些原来的国营企业都被“MBO”了。本来政府是国营企业的“东家”,然而名义上却是大家都是企业的“主人”,这个东家和主人的概念就有些不清楚了。东家面目模糊,主人们也不相信自己的所谓“当家作主”,于是出现了第三方,即东家任命的“掌柜”。
  
  这掌柜的身份细究起来其实颇为尴尬,似乎是“东家”,又似乎是“主人”,但又两边不靠。他是东家委托来管理或着说照顾这些主人的,传统称为“公仆”,但公仆们和那面目模糊的东家们一合计,决定“MBO”,即掌柜的东家。
  
  两次用到“面目模糊”这个词来描绘东家,是因为普通的“主人”们一生都见不到这些主掌他们命运的人的面容。他可能是劳动局的股长,也可能是人事局的干事,也可能是工业局的科长,当然也有可能是总理或省长。而管理层即所谓“掌柜”者,却很清楚彼时彼处,谁是可以让他顺利拿下工厂的“东家”,并且清楚拿下的价码,这时,这些“东家”的面容变得清晰。
  
  然而普通“主人”们在被勒令下岗前,却是猜不到这些背后的交易的。他们虽然并不真的指望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但在这么一个养懒人的环境中混惯了,忽然看到那个由厂长或者经理变成的老板从远处走来,挥舞着红头文件叫听话的留下,不听话的走开,有用的留下,没有用的滚蛋,身强体壮的留下,年老体衰的回家,一定会有一段时间的不知所措。
  
  这些下岗人员拿着数目不等的赔偿金自谋生路,按照宣传的要求“改变观念”,同时根除脑袋中固有的来自同一个政府宣传的“当家作主,爱厂爱岗”的旧观念,这些人,找不到讲理的地方。
  
  留下来的也并不好过,因为由厂长或经理变成的老板早就“转变观念”了,他们自如地转换了身份,扬弃着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有用的拿来,没用的放在一边,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着工厂的一切,拖着工人们朝着“高标准严要求”直奔而去。
  
  老飞的验货员团队全部都是来自原来的国营工厂。作为有技术的一批人,他们倒没有在改制中受损严重,下岗的恐慌在于不知何时才能重新上岗,而有经验懂技术的骨干们又不同,这个行业只要不消亡,他们总可以在行业中立足。
  
  只是那些没经验没技术的老工人们永远都不明白自己在爱厂爱岗这么多年后怎会是这么一个下场。
  
  我要去的第一个工厂便是改制的产物。K工厂的前身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后来由担任村干部兼工厂领导的梁家老大出资将这间工厂盘了下来,变成私人企业,梁老大成了董事长。和大部分的董事长一样,梁老大的主要工作是外交,政府和客户是他工作永恒的主题,工厂的具体管理交给他的兄弟梁老二。
  
  这梁老二是个能人,具体出身我不清楚,但他对这一行的人,机,物,料,环等生产因素的把握算得上是专业水准。与国营厂的领导喜欢大话空话挂在嘴上而胸中实无一策不同,梁老二在模具,钢材成型等诸多方面下了不少苦工,所以在生产环节很能镇得住下面的人。
  
  要说这K厂是老飞的主力厂,在合作的初期双方还是有一个互惠互利的蜜月期。对于买方来说,生产方的质量水平能够到哪一步,并不完全决定于工厂的质量愿望和管理能力,买方对生产方的要求才是决定质量的最关键因素。
  
  此话何解?但凡工厂都有一个由弱到强由次到优的发展过程。如果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工厂的客户都不去强硬地提出高标准的质量要求,工厂不会主动去提高自己的质量水准的,因为质量的提高意味着短期内成本的提高,利润因此会减少。就如以前的国营工厂,大家都习惯低生产效率和低质量出品,没有外部的压力让他改进和提高,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一成不变地糟糕。而该制后工厂成了私人的产业,原来的经理变成了老板,他的客户也有上级领导变成整个市场,大家明白活做得漂亮才能卖得好,在市场上才有竞争力。但到底怎样才叫漂亮,如何才能漂亮?这就需要买家来指点了。
  
  买家比生产商离市场更近,自然更明白市场的需求,买方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客户的质量愿望。
  
  私营工厂的老板们大都有着一种中国式的狡黠,他们一方面明白买方的品质要求有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却不肯轻易就范,偏偏喜欢问一下怎样才能做得到?这话其实没有道理,身为制造商,怎样做出来是你自家的事情,客户提出要求你就得照做,否则怎有生意可成?但“怎样才能做得到”这个问句事实上成了买方的一个专门功课。聪明的买手在提出较高的质量要求时,一定会事前考虑清楚运作过程中可能的麻烦之处,并备好相应的方案,以免在工厂问到这个常规问题时答不上来影响到自己说话的分量。
  这就要求买手不仅仅是个定价的好手,也必须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分析能手。否则就会在谈判时处于下风。
  
  这是站在买方的角度而言。从生产商的角度来看,情形又有所不同。
 梁家的K厂一开始和老飞的公司合作,总有些磕磕碰碰,中西方的差异存在于诸多方面,但有了相互合作的良好愿望这个前提,大家总能找到问题的切入点,例如在梁老二问到“这个要求我怎样做得到”时,老飞的大陆首席代表肯尼收罗的一帮原国营工厂的技术骨干此刻就显出威力。这帮在国营工厂改制或倒闭后另谋出路的技术骨干有很多都加入到这些进入大陆的中间商或进口商的公司,他们在国营工厂使不出的力量在外资企业中有了发挥的场合。同样一批人在国营工厂中无所事事,拿着微薄的薪水,到了这些资本家的巢穴中却是不遗余力。这样表达并非在说这些人不应该给外企打工,我自己也在帮犹太老板奔走效劳,怎会批判狐兔之同伴?我表达的是一种悲哀,这些人在没有选择又莫名其妙地帮原东家工作了大半辈子之后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在欣慰自己第二春的同时,不也哀叹自己第一次婚姻的无聊和无奈吗?至于我自己,则是在国营工厂鬼混了不到两年就由内地流蹿到南方,一路在外企混饭吃到如今,虽然在梦未醒时分遗憾自己没有当上贪官污吏,但也庆幸自己早早地和国营工厂一刀两断而没有辜负青春。
  
  当梁老二或是其他工厂老大们提问这类技术难题时,我的这些狐兔之同类依仗他们在工厂浸淫二三十年的经验常常能够作出清楚明了的解答。这就是老飞的精明之处。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为他工作,这些人的价值又在何处。
  
  然而这类游戏问答并不能决定问题的全部。在无数次的回答正确之后,本该稳定的质量依然颠簸,其原因在于这些工厂在明白你的质量要求的同时,他们也明白其他客户的质量要求,而彼此之间的要求总会有严松之别,工厂当然喜欢质量要求低的客户,并且总会有意无意地引导工厂走向较低的质量水准。
  
  当我来到这家工厂时,梁老大与老飞的蜜月期已过。梁老大固然感激老飞的团队帮助他把质量水平和生产水平提高一大截,也感激老飞在过去的几年中源源不绝地给他下达定单,让他的工厂不断扩展,但在工厂发展进步到一个新的高度,原来的价钱就不太合适,而这时其他客户的进入让梁老大的想法有了改变。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工厂的所有生产能力全押在老飞一边而不接受其他客户略为高价又略为低质的订单。
  
  这一切与我无关,这是高层的事情,我的工作是上门拜访并骗取客户所需要的样品,核实一下生产工具中的定单完成情况。但大环境影响小环境,在不和谐的境况中要让我那份小活计和谐的进行,面临的恐怕不是游戏问答这样的局面。和谐社会是多么重要啊。
  
  
梁厂长(即梁老二)见到我,不出意料地表示了欢迎。与以前我在天津工作不同,这次到美国镀了几克金回来,工厂的态度显示出一种审时度势。工厂的现实之处表现在,他们能够很快很准地认清他的客户公司中谁是需要全力拉拢的人,谁是不可以得罪的人,谁是不重要的人。第一类人多指可以决定把定单下到哪间工厂的人,第二类人是那些也许可以影响到定单的去向并对工厂和客户的合作造成影响的人,第三类属于将其得罪了也没有关系的人。
  
  在去美国之前,我介于第二类和第三类人之间。工厂不会得罪我,毕竟和气生财,但我的话常常没有分量,工厂根本不认为我的要求没有做到会对出货有太大影响。当时我负责品质,算是检验部的小头目,但当验货缺陷超标时,工厂清楚他们可以和公司的其他人士沟通,而该情形也常因卖场货架上空空如也等着这批货上柜而有所通融。只要有一次因为赶货上架而放超标产品上船,工厂对于这个买家的品质要求的认识就会更深刻一些。他们明白在延迟出货和严控品质之间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并非是所有超标的批次都不可以出货的。
  
  我就有过几次这种没有面子的经历。当我强硬地拒绝收货时,工厂已经从其他渠道得到出货的许可,这让我在下一次的拒收时底气自然不足。一来二去,工厂对于我们的要求的判断力有了提高,他们只采纳对其有利的建议,需要他们投入或是给他们短时间带来损失的建议他们一概不听。
  
  从美国回来,梁厂长知道我和老飞搭上线,已经变成了第二类人,即可能影响到订单的走向并可能在老飞面前进工厂的谗言。让人尊敬的最好方法是让他知道害怕,这句政治学中的名言同样适合于经济领域。我显然不是一个喜欢进谗言的人,但让工厂这样以为倒也不错。
  
  然而虽然把我提升到第二类人,接下来的谈判还是不顺遂。
  首先是样品,这次回来手头拿着几十款新产品,在美国时老飞和肯尼根据工厂的特性把这些款式分摊开来,落到K厂的有10来款。这分摊样品不是排排坐吃果果,而是有周密的规划的。我们要考虑工厂的开发能力,出样品的周期,对某一类产品的专业程度,和他们开发我们新产品的意愿。并非所有工厂都愿意开发新产品,因为开发费用几乎全部由工厂承担,其中还有一些未知数,在产品开发和拿到定单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走。
  
  尤其在这种不和谐的大环境中,梁厂长更愿意接多一些其他客户的定单,而不愿分散力量做我们的样品,事实上,在我来到工厂时,已经在车间中见到很多我们的竞争对手的产品在生产线上欢快地跳跃着。
  
  梁厂长先是抱怨定单减少,又说生意难做,这十几款样品他实在有心无力,只能做一半。但是做一半意味着我的工作只完成一半,如果把另一半转到其他工厂就会打乱我整个的工作计划,所以我开始发表演讲。
  
  定单的减少是和季节有关的,工厂对照一下去年的同期定单量,应该可以明白这一点。虽然比起去年同期确实略有减少,但这不是说全年的定单量都会减少,现在才四月份,我们还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之所以这个时候回来开发这么多样品,正是帮大家找到拿定单的机会。梁厂长也许看到其他客户在你的工厂的定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但他们是刚刚进入你的工厂,肯定是把原来下给其他工厂的定单转过来,他的总量也没有增加。所以大家要看远一点,要多点耐心,只要把这些样品赶快做好,下半年的日子才能好过。
  
  说上述话时,我哪里知道下半年的定单会增加还是减少,虽然都有市场预测,但鬼才知道这个预测的准确率是多少。
  
  但看到梁厂长没有反驳,我接着说下去。
  我清楚K厂现在对很多我们的竞争对手开放,老飞对于这一点是很不高兴的。经过我的劝说(又是“经过我的劝说”,大家还记得台湾老兵王董去新泽西的故事吧),老飞同意我们不能限制工厂的发展,如果我们的定单不能满足工厂的胃口,当然不能反对工厂接纳其他客户的定单,哪怕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会影响到我们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但梁厂长应该知道其他客户并没有如我们这样有一支由下岗老师傅组成的技术团队,他们在工厂上的投入明显比我们小,所以公平起见,你也应该在我们的生意上多多帮忙。其他公司也在这里打样品,但我不是说我一定要插队,但不能接受这种打五成的折扣。
  
  样品要全做,但时间可以考虑延长一点。大家合作这么久,都是通情达理的人。我的要求也不过分,也充分考虑到工厂的难处,我也知道生意难做,但大家都难做的时候更需要通力合作,这样才能有好的机会。
  
  梁厂长是个实在人,他听到我处处站在工厂的角度来发表我的大而无当的高论,也不好反驳。只好闷声不响。我趁热打铁,赶紧拿出图纸一款款铺开,让他聆听我对产品的要求。
  
时间定为一个月全部样品全部开发出来,这和我们要求的时间有差距,但暂时只能如此,我怕他承受不了压力中途变卦,又回到打五折的老路上,所以也不勉强。
  
  接着去到车间看一看我们的生产情况,并无异常,于是下班。
  
  从南郊到公司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我急着回去,但梁厂长坚决留我吃饭。吃与不吃,在南方是个问题,在北方,那是很难推脱的。
  
  在天津市内,好餐馆极少,普通的餐馆都是没有天份的厨师集中之地,稍有特色的餐馆在天津需要挂一只灯笼去找,找到了它那价格又是让人不喜。曾经去过闻名中外的狗不理包子店,服务态度的生硬冷淡且不去说它,那主打产品狗不理包子实则是一团干饃夹少许肉团其中,上有一个小红点,冷冰冰的并不加热。实在不明白这种东西怎么会名震南北。
  
  但南郊的这一家很好。这其实不是个大门面,就开在路边,来往车辆刮起的尘土飞扬让坐在店中的我感觉到农家气息的浓厚。
  
  这家店的名字我不记得,只记得它是一个包子店,不卖炒菜,只有凉食,卤过的鱼和酱过的驴肉很下酒。在北方吃饭不喝酒是不可以想象的。但这种喝法总让人害怕:梁厂长拿来两瓶津酒,也不废话,一人面前放一个酒杯,自己酌吧。
  
  一瓶可乐我当然很乐意地喝下,但这一瓶酒摆在面前,还没有开盖,我就已经吓得醉了。
  
  在南方遇到类似的场合大可以不喝,没有人劝酒,酒瓶摆在一边,如果愿意谁都可以自斟一杯,也可以不去碰它,但在北方,此时我明白不喝的话我一下午的工夫都白费了。
  
  伴着酱驴肉和卤海鱼的香味,气氛渐渐地松缓。一开始大家都知道这是工作餐,工厂明白把客户陪好是职责所在,而作为客户的我也清楚借酒发挥可以很快拉近和工厂的距离。津酒的味道很好,入口很顺,但不管什么酒几杯下肚都会绞住舌头。很快两个人都变成口齿不清,但心中的戒备却卸去许多。
  
  喝到七八两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到了极限了。看他也差不多,但北方汉子的彪悍支持着他依然目光炯炯。而看他还听得清我在说什么,憋着好半天的话终于脱口而出。梁厂长啊,你真是够义气讲朋友,这次兄弟我真需要你帮一把。那个样品的时间太长,要是等一个月才交货的话,我的老板一定会找我麻烦的。
  
  梁厂长马上接上话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让他们加班赶赶,咱们接着喝。
  
  听到他的承偌我也不想分辨真伪,心里一下子放松了好多,一直被工作压力压制在腹内的那七八两酒携带着卤鱼和酱肉猛然泛滥上来,让我无法抵挡。
  
  匆匆逃到后面的院子里面稀里哗拉一通折腾,引来了几条黄狗和数只小鸡。看着它们帮我清理泻地之物,我清醒少许,我在心里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不可以倒下。还有几两酒没有解决,会让这场两个人的宴会不圆满。
  
  第二天打电话过去问候并顺便核实一下样品的时间,答复和在酒桌上的承偌一致。这让我欣慰自己这顿酒没有白喝。在北方做生意,没有痛饮杯中酒的勇气是不行的,许多事情在酒桌上才容易找到回旋余地,在大家清醒时,公事公办的味道很重,多几杯下肚,大家称兄道弟之余公事不知不觉就成了私事,然后顺其自然大家私下互相帮助就成了进一步交往的有力保证。
  
去了几家天津工厂,情景大同小异,不外乎酒桌上觥俦交错,大家在正常工作场合未了之事到了口齿不清之时反而交代明白。其间几次在酒桌上和工厂的朋友们把酒言欢的时候被老飞的电话追个正着,其时我的中文已经不利索,遑顾洋话,一阵叽呖咕噜,他不明白我,我也不懂他,老飞知道这是中国人的正常交往场合,并不怪罪,但我明白在酒席终了回到酒店必要摊开电脑,噼呖啪啦写一篇作文,汇报当日行程及会议纪要,对大家共同关注的样品和生产问题作一简单扼要的进程总结,这样就可以在明天又赴酒宴而不让老飞气恼--没有老板愿意自己的员工成天泡在酒坛子里面的。
  
  说得自己好象成了一个酒鬼,但我把这看成工作需要也不为过,因为我每天都可以在酒桌上得到我要的东西,为达目的,身体健康只好牺牲些许了。
  
  只不知道那些官老爷们挥霍着我的税金大打酒嗝时是否有我这么高的觉悟。
  
  在天津的时间很紧凑,身体也差了许多,毕竟每天灌个七八两酒不是件好玩的事情。将要离开天津下江南的时候,有件极小的事情让我对天津的普通印象更打折扣。
  
  我的手机用的深圳充值卡,在天津遍寻不着这种充值卡,问过电信公司,我只得回深圳本地才能买到这种卡。按说该死心,但手机不通是件大事,总要解决,可我不合走到一个小报摊上再撞一撞运。戴眼镜的胖胖的中年女摊主听到我的外地口音向她问询充值卡一事,立刻不假思索地说她这有卖,收两块手续费。我问一百和五十都一样收两块手续费么,她依然不假思索地说五十两块,一百四块。也许是急着用手机,也许是这一段我的脑袋被酒精麻痹得厉害,我拿了52块钱给她换回一张50的充值卡。也不试一试,就急忙上了车直奔山东。
  上得车来,刮去密码涂层,却怎么也充不进去。心中愤怒之极,却无可奈何,想着跳下车返回天津和这个胖女人理论,又无法通知淄博那间等候我的工厂改期,一路烦恼,憋着一肚子气和外界不通音讯。
  
  我不恨这人骗我说可以充值,我恨她不该收我手续费。这种低级无聊的假话帮她哄到了50块也就罢了,怎么那两块小钱她也照吃不误呢?
  
  后来去天津我也不记得这个小报摊的方位,也无心去找她算帐,如果不是缺钱缺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她是不会这么下作的。回想她回答我时的斩钉截铁,这人是个贯常骗人的,我这种良善之辈再去专程瞧她不是碍自己的眼?
  
  只可惜了天津人在我心中朴实的形象。
  
  刚才说到自己要下江南,但这是去山东之后的下一步。这家淄博工厂的黄老板是个有特点的人,不得不表。
  
  淄博是个有趣的地方。市政府在张店,下辖有临淄和周村。临淄这名字有古意,但周村和张店听着怎么都像是城乡结合部的意思。难不成周家村的村民种了作物必要到张家店来卖?
  张店按下不表。典型的内地中小城市模样,处于发展中但发展很费力的一类。周村却很漂亮。从张店过去周村车程要半个多小时,路况很好,沿途的绿化用了不少心思和工夫,举目望去,一片花花绿绿,人工的痕迹很重,但让人心喜。
  
  在沿途赏花的愉悦之中,黄老板的车停在他的破破烂烂的工厂门前。
  
  之所以把黄老板拉出来表一表,是因为此人正处于生意的起步阶段。与我见到的其他经过十数年或数十年发展而有了一定资本积累的其他私营业主不同,黄老板刚刚拉起一只队伍,用以前打工的积蓄招了七八个人购了两三条枪,当上了胡司令。他的运气不好,没有那些通过MBO由经理变老板的原国家干部们起点高。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工厂才刚刚建立不到两年。原来的七八个人变成了二十来个,但还是很寒酸。
  
  车间是露天的,仅有的一个货仓改成的生产车间不够用,只好把电焊机氧气瓶等摆在院子里,下雨天又得搬进去,二十来个人挤在一堆也施展不开。
  
  我来找他的目的是看一下我们的一单铁艺产品的生产情况。他为了得到这张定单,报出的价格确实很有竞争力,比其他最低的报价还低百分之五,所以公司把定单给了他。但我了解他和我们的合作是从手工焊接餐具开始的,去年一年从未听说他上了铁艺生产线,即使报出最低的价格,又怎么知道他是否可以按时出货呢?
  
  按照黄老板的现状,他绝不可能在短期内新上一条铁艺生产线,所有的工序恐怕只能手工完成。但看看他的人手和装备,手工完成的日产量也一定会低得可怜。
  
  和他一起审核他的工序配置和每道工序的产出,发现每道工序的人力都很紧张,产出也不让人满意。但我不能要求他把所有的工序人员配置加倍,如果能扩大,他早就扩大了,这种要求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只好看看几个瓶颈工序可不可以扩展一点。
  
  所谓瓶颈工序,是指生产一件产品的所有工序中产出最低的决定最终产出的工序,在这件铁艺产品中,做得最慢的是焊接。他手头只有两个焊工,无须仔细核实具体数字,只要看看这两个焊工脚边堆积的一大堆组件就知道了。所以我提出方案让他外发。黄老板马上和淄博的其他几家工厂联系了一下,很快拿到报价,每家的报价都贵过他自己的焊接工序生产成本。本来利润就低,再让钱被其他工厂赚走,只怕黄老板要赔钱。所以他不是很愿意。但除不了货的话大家损失更大,他的这件铁艺产品是用来做餐具产品的包装的,他出不了货还会拖累那家餐具产品的出货,索赔起来,黄老板只怕要倾家荡产。所以他不愿意也得愿意。我于心不忍,又献一计,让他试图和那些工厂再联系一下,看是否可以借几个焊工过来,这租人的价格应该便宜过外发的价格。他照做,果然租了三个人连同焊机一起过来,这样他的产量可以翻一倍多,再重新核一下产出,剩下的缺口只好外发。
  
  电镀也是一个大问题,按照现有的日产量,他倚仗的这家电镀厂根本不能按期镀完所有的定单数量,所以我帮他联系了天津一家电镀厂,让他外发过去,以解燃眉之急。
  
  折腾一天总算心里有底,晚上给老飞又可以有所交代。
  
  这黄老板看到定单的生产有了着落,硬拉着我去喝两杯。我心中不豫,他本是眼见陪钱的人,我又怎好叨扰他破费,再何况这酒少喝为好,明天一早我还要下江南,所以推辞。但黄老板诚意拳拳,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他很有诚意请我,如果我坚拒的话,他会给我两拳。为免皮肉受苦,我只好盛情难却。
  
  一车开到淄博下面一个县城叫桓台的,城郊有个大湖,湖中建有马路直达湖心。这湖不是我们常见的一望无际的开阔湖泊,更像一个芦苇荡子,密密麻麻的芦苇将湖心的数家食肆团团围住,自成一统。食肆中叫卖以湖中产物为主,厨师的手艺甚好,鱼类新鲜而无膻腥之气,莲藕爽脆粉嫩,靠水吃水,现抓现卖,怎一个鲜字了得。
  
  以后尽量不要再谈吃喝之类,免得把自己写成了一个腐败分子。
 第二天从淄博赶到济南,由济南飞抵上海,专程前往奉贤县去王董的老巢去拜会一下老朋友。开始了江南之行的第一站。
  
  王董有个好处,就是不喝酒,在上海的两天时间中让我免去了醉酒之苦。
  
  王董的工厂养着七八十号人,自己并不生产成品,但有一些辅助加工设备,可以对他的代理工厂送来的货物进行翻修和再加工。这是做代理商的优势,并不深入到生产第一线,但有一个厂房做货仓和检验中心,由他这里出去的货品有质量保证。他的收入除开代理费之外,所有的返工费用都会整出帐单由工厂支付,他可不是活雷锋干好事不要钱。返工费是按照生产利润来算的,不是实报实销。各地工厂转过来的货物的运输费由工厂自己支付,他报给客户的上海离岸价并不包括这笔运输费,以免降低价格竞争力,所以跟他做生意的工厂无形中多出了成本。但既然工厂愿意和他合作,就证明工厂接受这种条款,大家也无话可说。
  
  王董和天津的那些工厂不同,他比较抗拒我接触太多运作情况,没当我生出疑问时,他都让我放心,他一定会解决问题,按时交货。从王董的管理来看,台湾人的手法更成熟,对于生意的各个层面的把握比大陆工厂确实要高上一筹。至少在我待在上海的这两天看来,各个项目的进行基本符合计划安排,所以比较放心。
  
  王董以差不多70岁的年龄又没有得力助手帮助他,他骨子里也不相信外人,一对子女虽然上心,但在他的无微不至和事必恭亲下成长缓慢,他只好每天工作到12点多,知道整个工厂熄灯他才休息。这种努力的工作态度当然要表扬,但一个人一辈子都这样陷入具体性事物之中,即使赚到几个钱,也实在不值得羡慕。
  
  从上海去海门要过长江,这上海的交通实在恶劣,由奉贤进城到穿过浦东到沪太路长途车站,居然停停走走用了三个半小时,到了横渡码头,蚂蚁般的汽车长龙蜗牛般的挪动,在车子到达码头到上船,足足等了四个小时,过长江差不多一个小时,到达海门时,天已经黑了。
  
  和工厂的人约好今晚要工作,所以只好放弃留宿海门这座有北上海之称的小城的打算,而直接到了工厂所在地启东。但海门的干净整洁和人丁稀少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启东这家工厂也是改制的产物。原来担任镇上干部兼工厂经理的齐老爹盘下这家工厂之后,让他的儿子小齐挂着董事长的名头,他自己担任工厂经理,总管全局。小齐是二世祖,整天沉迷酒乡,对工厂运作很不熟悉,书读的不多,人生阅历也不丰富,和他交谈很觉无味。老爹话少,计划慢慢淡出,想让小齐尽快接班,但他清楚这基业未必能传承下去,所以给小齐请了帮手,担任工厂的厂长。此帮手坐上这个位置颇为尽力,但我怀疑以后这齐二世能否驾驭得住他。
  
  在这家工厂并没有特别故事可写,顺便带上一笔,是因为我觉得接班人的培养成了第一代成功者的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而我对此的想法很矛盾,我希望看到二世祖们穷途潦倒以赎资本的原罪,我又希望资本的传承能薪火相继,否则中国总也出不了世界级的品牌。须知世界级的企业不是一代人可以侥幸做得的。
  
  但这其实也不关我的事,我需要关心的是老飞能按时发工资给我,能够报销我所有的出差费用,不要对我的工作不满以及可能的话,加多点工资。
  
  在启东待了两天,除了样品和定单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费点工夫的,那就是“SA8000”的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审核。
  
  以后我会谈到我眼中看到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和我对这个审核体系的看法,但那要在整个行程结束之后,如果每一家都叙上一叙,这篇文章不知几时才能收尾。
  
  接着去泰州。这又让我在路上颠簸了四个多小时,从启东转南通到达泰州时已经是晚上了。
  
  偷一下懒,不直接去工厂,先在酒店住下,休整一下。
  
  这一段的安排很紧凑,非有好的体力和耐力不可。不要以为做外贸业务是讲几句英文,坐在办公室里收发邮件这么简单。不下工厂,不和工厂里的这些头头脑脑建立私人的联系,不在技术层面乃至道德层面上占到他们的上风,就会落于一种“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的境地。做生意做贸易会渐渐迷失人的本性,但再怎么迷失,他总是人,而不是经济动物。在经济的层面上和生意伙伴对话固然重要,但如果能够在对方了解你在生意贸易领域的知识能力之余,还能让对方觉得你值得信任,并且在业务之外有其他方面的共同语言,那对业务开展有莫大的功效。然而这么说依然有功利的成分在,但因功利的需要让自己变得恪守诚信,又兼具多方面的视野和涉足,对于人的将来发展总是一件好事。
  
  如果能够在工作之余也去办个健身卡定期出一身汗,那对做这一行的耐力和体力的需要也会帮助良多。
  
  第二天一早,泰兴这家工厂的车子开到酒店门口接我过去。看着这部皮卡,我就知道老板的手笔不大,事实上我清楚这家工厂刚刚改制,但与我前面所说的改制不同,这是一个私营公司的打工仔从他的原老板那里承包下这家工厂,每年交一笔费用给原来的老板,经营所得归己,但工厂的所有权还在原老板那里。
  
  工厂,设备,人员都留给这位陶经理,但车辆被原老板开走,不得已,陶经理只好开一辆皮卡过来,后面的敞棚车斗里还装着零零碎碎的杂物。
  
  我是喜欢这种待遇的。俗话说客大欺店,店大又欺客,工厂越没有实力,我的话越有份量。一个工厂的实力太强,说话的低气就壮,对客户要求的反弹就越大,他们也许不会直接得罪客户的老板或是高层,但类似我这样职务和明显中国国籍的人就不见得会入他们的青眼。
  
  但这位陶老板虽然对我唯唯偌偌,把我当个人物看待,可是一个打工仔忽然行使老板的职权,其各方面资源显然不到位,自己由拿工资到发工资的心理也没有调整过来。
  
  打工者的压力固然大,但比起老板来,日子其实要好过得多。只要平平安安不犯错,到了月里的固定某一天,工资收入总不会少,老板却背负着沉重的资本负担,稍一不慎,就会车毁人亡。陶经理的原老板不想让这辆车在自己的手里开翻,就抽身而去,让陶老板当司机,而陶老板一踩上油门,就发现自己以前坐在车里当乘客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时的钢材已经不能延期付款,钢材厂牛哄哄的要求大家现金提货,陶老板没有这样的资本,也没有这样的人脉,买不起材料,也赊不到货,所以见到我时一副愁苦的面容。当初把定单下给他也是图便宜,他也急于拿到定单,一拍即合的后果是大家等着大客户的因我们无法按时交货而提请的索赔。
  
  我着急,陶厂长更加着急,我急得像个打工仔,他急得完全不像一个老板。两个打工仔在面对这样紧迫的资本问题时,必然其中至少要有一个人去改变心态-由打工仔变老板的心态。
  
  我决定当老板。不就是资本问题吗?
  
  不要以为我可以借钱给他,我有这么大的资金也许会琢磨着自己来做个什么生意了,还打个什么鬼洋工?但面前的局面总要处理,我的决定是,借钢材。
  
  急忙和启东那家厂联系,他们进货早,屯了不少,打电话过去听我来意,犹豫片刻,不情愿。我让他们点下数量,是否有盈余,多的拿过来救急,回答是说当初买的和现在的卖价不一致,不能白借。
  
  心中有数,转头和陶经理商量,还材料的时候用现价如何?哪怕以后钢材降下来,也要用现在这个价格给启东厂还上,否则下次没有帮忙。还得付利息,大家公道一点,以三个月为期,等这批货一出,我帮忙向公司申请早点付款给他们,然后再用付款尽快还上启东的钢材费用。这一位也是犹豫片刻,不情愿。我也不好多说,让他自己想想,我不愿太主动免得他以为我在里面有什么勾当。我把电话交给他让他和齐老爹自己谈,什么价格何时还钱多少利息我一概不问,等他放下电话,看着他眼中第一次出现的镇定,我明白他们成交了。
  
  好笑的是,陶老板当晚拉上一帮子人请我吃饭,这些人都是他以前的同事,他突然变成老板,但做事还得仰仗这班旧班底,所以趁此机会一起联络一下感情。七八个人上了一瓶酒,虽然正合我意,少喝为好,可问题在于酒还没有喝完菜就吃光了。闹得一桌人尴尬。
  
  接着去丹阳。
  
  丹阳是个熙熙攘攘的城市。也是发展得很好的一个城市。靠近镇江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两者同为千年古城,以前看三国的时候就知道孙权大帝喜欢在这两个地方挪来挪去,加上古称石头城的南京,孙权组了一个沿江的铁三角。
  
  可惜公务在身,不能凭吊古风,就算有时间去,专程旅游和携公事之便匆匆走去瞟一眼心态完全不同。以前也有出差偷闲去一下途经的景点,但时时想着事情没有做完,去哪里都不尽兴。所以到了镇江直接去见常总。
  
  常总是镇江本地人,当兵复员回来在镇江的一个国营进出口公司做事,不出意外的,做着做着把这家公司做成了自家的产业。
  
  这家进出口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镇江香醋,说来不信,这醋每年都可以卖个七八百万人民币的收入,利润也是很高。不知道哪里有这么多醋坛子。
  
  我找他不是买醋,他除了卖醋,下面还有一些工厂。这些工厂以前都靠他出口,所谓仰其鼻息,嗷嗷待哺,他对这些工厂的控制得心应手,有几家干脆投靠到他门下,他拿着干股,做起了几家工厂的大股东。
  
  其中就有一家餐具厂和老飞的公司做着生意,当然,一切手续都从常总这里过。
  
  在镇江和常总稍一寒暄,马上开车去丹阳,到了工厂,我见到了企业改制的又一获利者。
  
  厂长也姓常,不知道和常总是不是亲戚,看上去不像。常厂长一直在这家原来的国营工厂做,日子过得不痛不痒,生意做得不咸不淡,不知何故,上级领导要求他们翻新写字楼,但又没有钱给他们,于是找常总借钱盖了一座新的。借钱就得还钱,工厂的那点利润不知道几时可以还得清,于是干脆贱卖工厂,整个工厂就用那栋厂房中的新建写字楼作价抵给了常总,功臣常厂长也顺便得利,由厂长变成厂长兼股东。
  
  不知道那位力挺MBO的清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姓教授是否研究过这些案例。在我一路看来的这些厂中,白手起家的并非没有,但规模都很小,步履维艰,如淄博的那位陶老板一样。而上规模有底子的都是原来的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变身私营企业,生产率自然提高,但单凭这一点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就鼓吹改制的伟大胜利,而无视这些原掌柜们通过巧取豪夺从国营企业的贱卖中得到的巨大的利益基础,怎么来说都不是一个严谨的做学问的态度。
  
  这些所谓经济学家在这场改制中成为掌柜们的利益共同体也未可知。
  
  后来回美国谈到这些事情,老飞感慨地说,中国人变得有钱比美国人快多了。美国没有这么多的工厂可以贱卖。然后他欣慰地说,你看,我杀他们的价是多么正当的一件事情。又不是他们自己的工厂,当然不心疼。
  
  这个老狐狸!
  
  在丹阳,让我们对这几家工厂的所谓社会责任之“SA8000”作个总结。
  
  在美国的各个大卖场之间,这一段时间有种无形的相互监督机制悄悄建立了起来。大家在比较价格,质量,服务,交货期等等传统的竞争因素之余,开始讲究起卖场的社会责任来。
  
  美国佬的有趣之处在于,他不仅要买到便宜的优质产品,还要问一下这么便宜这么优质的产品由何而来?是不是监狱里的服刑囚犯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有没有童工的血汗?强迫劳动的情景是否存在?工人们吃得饱吗?穿的暖吗?洗手间干不干净?里面配了草纸没有?工资是不是按时发放?有没有达到最低标准?车间中的劳动保护是否足够?
  
  上述各项并非我的杜撰。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SA8000的具体要求。
  
  这种要求让我哭笑不得。我必须要承认美国人的人权观念深入人心,也喜欢他们的纯朴,更明白他们的关于人权的要求全有合理之处,可问题在于:进口商和卖场为什么要压价?他们为什么要搞那么多质优价廉的货物到北美大陆?一语贯之,客户需要。问一下这些要求人权的上帝们是否愿意为了让大陆的工人工资达到最低标准,为了每个洗手间里的草纸永不短缺,为了抛光车间的工人们都戴上防毒面具,而同意为每件进口到美国的大陆产品多支付一个美金?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喊口号容易,让自己的利益受损那是万万不可。我们是否可以设想美国妇女全都按照萨达姆的要求戴上面纱,否则就不供给石油?在这里,人权忽然化成了一个经济概念,而不全然是一个政治概念。
  
  然而口号是要喊的,审核是要做的,如果任何工厂通不过社会责任的审核,而卖场又进口了这家工厂的货物,最终又被它的竞争对手暴露出来,这家卖场的日子从此会很难过。
  
  这就是关于社会责任或曰人权的无形的相互监督机制。
  在拜访的几个工厂中,按照条例来审核绝没有一家有过关的可能。有些东西可以糊弄过去,比如洗手间可以在审核员来的时候放上香皂和草纸,等他们走了再收走。厂房门口的应急灯可以临时装上,保证审核员看的时候可以亮灯就行,厂房中的黄线可以临时画上,反正也费不了几个钱,如果他硬要看食堂而本工厂的食堂实在有碍观瞻,不妨告诉他我们没有食堂,工人都是自己出去找饭吃。医药箱也可以临时配备,如果心疼,可以把刚从医疗所买来得的纱布红药水等等在审核员走了之后再退货还钱。
  
  上述种种,不是我在告诉大家舞弊的方法,我的聪明在工厂的智慧面前不值一提。套一句有语病的口号:“劳动人民是最智慧的”,这些手段都是工厂做将出来的,与我无干。
  
  然而工厂的社会责任审核还是非常难过关,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劳动工时。具体的规定各地不一,但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十个小时是起码原则。这类工厂不加班是稀罕事情,他也不会把人累死,但累得半死却是常态。让卖场同意延迟交货自是不可能,让工厂少接定单更是不愿意。即使是让工人少加班,他们也不高兴,少加班即意味着少拿钱,出来打工不就是拿时间换钱吗?我就见过工人因为加班少而罢工的。工厂也不敢让工人少加班,工人闲着要么闹出事来,要么卷铺盖拉帮结伙地走人,去找加班多挣钱多的工厂。劳动法是好的,可工人想挣多点钱也是好的。
  
  但我见到的这几家工厂的加班确实太过分。不要说每天不超过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算每个星期有一天休息也是奢望。一个月休息一天的工厂不在少数。
  
  加班工资。劳动法告诉我们如果加班的话,小时工资是正常情况下的一倍半,双休日加倍,法定假日乘以三。实际情形无需多说,按照工人的加班时数来严格执行工资计算的话,恐怕大部分工厂的成本都要大幅增长,在此情形之下,离岸价格就不会是现有的让进口商和卖场喜笑颜开并让大陆经济一路飙升的低价,而肯定会涨一大截。
  
  基本工资。这里面有很多讲究。工厂常常把加班工资和基本工资或其他收入搅在一起,只要总数达到每月600或700人民币,就心安理得地让自己过关。其实基本工资是个很硬性的指标,工人在正常工作时间里面可以拿到手的收入就是基本工资,其他任何加班或是全勤奖或是奖金之类都不能算基本工资。
  
  其他如保险之类也是过关的难点。审核员会很有耐心地研究工卡,工资发放表,加班统计表之类文件,这不算很有技术含量的活计,只要细心一点,总可以找到工厂违规的马脚。审核员还有一招,就是随机按比例拧一些工人到黑房子中套话,总有一些工人抗不住审核员老谋深算的盘问而实话实说。
  
  所以过关的最好办法,就是老老实实按照劳动法办事,不要总在工人的收入和福利上面打主意。
  
  大家看到这一段,倘若是不知所云的,可以跳过不看。而有类似工厂经历的恐怕都会会心一笑。
  但也有全部做假而过关的。所有的记录文件全部有两套班子,一套属实,一套完美无缺地应付考核,至于工人面对审核员的单独盘问容易露馅这一命门也有化解的招法,那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事前让所有工人背熟相应的答问项目,假如有幸被审核员挑到而又背得不出疵漏,那就每人赏他几百大洋。广东有间工厂就是如此过的关,而据我的观察,这家工厂的境况之恶劣,比起很差的工厂还要差上一点点。这家工厂以后会提到,我还托他它的福上了一次美国的法庭。
  
  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下“劳动人民是最智慧的”。
  
  至于我,也许是脱离了劳动人民太久,以至于很缺乏智慧。我的基本工资无疑是达到中国劳动法的最低规定,但我的加班时数和这些工人相差无几,只是一分钱的加班工资都没有。不知道那些讲人权的美国佬是否考虑到我们这些貌似高级的打工仔的境况而决定出台什么保护条例没有?
  
  马不停蹄的旋风般刮过广州,番禺,中山,阳江,揭阳,兜一大圈回到深圳,休整没有两天,一个电话把我招回美国。这时里我回来大陆还不到40天。
  
  其实工厂的诸多故事很有回味和探讨之处,也是我记忆中深刻的一部分,但为了扣题,重心只得落在美国一侧,不出洋,怎叫打洋工呢?
  
  重新到大使馆签证不表。因为第一次的良好信誉,这次很容易地签了三个月。当我第三次去签的时候,改成了半年期。最后一次给了我一年。可惜我用不上了。
  
  相比较台湾和香港,美国给大陆的待遇很苛刻。且不说极高比例的拒签率,单说这签证期限,台湾第一次就可以签五年,如果不出问题,第二次就可以签十年。而香港第一次就可以签上十年。
  
  这次从香港走。买的是中华航空的舱位。中华两个字常常被台湾占用,他们的中央航空称为“CHINA AIRLINE”,大陆的中央航空称为“AIRLINE CHINA”,前面的“CHINA”译作“中华”,后面的“CHINA”译作“中国”,到底是同胞,彼此很有默契。
  
  这家航空公司类似于上次的韩国ASIANA,也是走低价路线。从香港两个小时左右飞到台北桃园机场,在那里等上四个多小时,等凑齐各路散兵游勇,再由台北转阿拉斯加奔向纽威克。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outseachina/1/1379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