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地权，即废除封建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土地农有，最后实行土地国有。节制资本，即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不许私人大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垄断经济命脉。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他在“民生主义”中，虽注重分配问题，但尤注意于生产问题。如讲到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四个问题时，均着重在生产上谋求如何解决。可惜“民生主义”只有四讲，此外，关于“乐”与“育”两个问题，均未及讲。在其仅仅四讲中，基本精神，乃在中国之“产业革命”，此为解决民生问题之第一要义。其次，在完成产业革命过程中，要进行“第二之产业革命”，即预防由于私人资本的集中而产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因而引起社会各种弊病之状态。细推其精神，乃在先“富”而后“均”。即先图中国之富强，同时，在图富强中，防止其财富不平等之弊。孙中山在“自传”，即《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中说：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际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这种产业革命与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同时并举思想，在《民报发刊辞》中说得更明显：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现最先，睹其祸患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种“毕其功于一役”二重革命，在《实业计划》一书中，说得更明白：
中国今日尚用手工业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其第二工业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业，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
孙中山的两种革命（二重革命）同时并举，“毕其功于一役”的原意，是“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的意思，即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又改革其生产关系，亦即是经常说的“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之原意。毛泽东同志对此曾有论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
还有另外一些人，迷惑于“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草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72页及678页，1952年北京版）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又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会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60-1061页）
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同上书，1061页）
毛泽东同志批评的虽不是孙中山，更不是孙中山的原意，但是重读这两篇历史文献，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和清醒我们的头脑十分有益。
全国统筹 交通先行
孙中山的经济建设设想，牵涉到各方面，范围广泛。但是他的具体建设蓝图，却明确写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在《建国方略》一书里，他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心理建设，即是“知难行易”为中心的《孙文学说》，二是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三是社会建设，即《民权初步》，后又包括《五权宪法》、《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其目的在推行民主政治，根本改革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和种种愚民政策。这三方面的“建国方略”，是全面大范围的全国统筹。
至于小范围，在物质建设，即经济建设中，又有全国统筹。在全国统筹中，交通运输（轮船、铁路）的建设放在首要地位，交通先行。
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中山用英文写成《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他在自序中说：
欧战甫完之夕，作者始从事于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成此六种计划。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
在全部“物质建设--实业计划”项目中，其排列顺序及建设重点，都把交通运输放在首位。其顺序是：交通之发展：商港之开辟，铁路之建筑，在铁路中心及终点，在商港码头，交通要地，建立新式城市，新式市街及新式公用设备。其次，则水利建设，包括疏浚各主要河流，如扬子江、珠江、西江、广东水路系统、淮河、运河，防治黄河，以及水利灌溉，水力发电等；再其次，则是钢铁联合企业、建筑材料企业、及矿业之兴办与发展；又其次，是农业之发展；在此项之后，是蒙古、新疆、青海水利灌溉事业的兴办；在中国北部、西部、中部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建造森林；移民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
详言之，其第一计划：首先是建设北方大港，他主张北方大港建设在直隶湾秦皇岛与葫芦岛之外，在大沽口与秦皇岛两地之中途，青河与滦河两口之间。这里深水不冻，可建设一个如纽约港的大港。同时建设西北铁路系统，与此大港连成一片。再开浚运河，联络北方通渠及大港，开发直隶、山西等省煤铁矿，设立冶炼工厂，移民蒙古、新疆。
其第二计划，首先建立东方大港，他主张东方大港建立在上海港之外，上海港可作为东方大港之辅助港。东方大港之最良位置在杭州湾中乍浦正南之地，位于乍浦岬与澉浦岬之间。此间两点相距约有十五公里，应自此岬至彼岬建立一海堤。在乍浦一端，高山数百尺之处，开一缺口，以为大港之正门。此港可称为计划港。他说：“在杭州湾中，此港正门为最深之部分，由此正门出至公海，平均潮水深36尺至42尺，故最大远航洋船，可以随时进出此口。故此计划港，作为中国中部一等港，远胜上海也。”在第二计划中，几乎所有内容，均属水道系统航运之建设，其中用十之七八篇幅，谈整治扬子江、建设内河商埠、改良扬子江水路及运河疏浚和航运。只在最后用最少篇幅，谈兴办大水泥厂之事：而大水泥厂之建设，亦为大港、码头、水利建设服务。
第三计划，首先主张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孙中山主张在中国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如纽约港者）。在广州建立南方大港同时，他计划改良广东水路系统，并建立西南铁路系统，在沿海建设商埠及渔业港，设立造船厂。从第三计划全盘来看，几乎全部都属于交通建设，以海港、航运为中心，连接铁路网，造成一水陆交通极发达之网络。
第四计划，则全部讲铁路建设，分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使中国全国各地均脉络贯串，四通八达，成为高度统一连贯之有机体，保证各地经济流通，内陆荒芜之地均能开发。为配合铁路建设，在第四计划中最后主张大办机车货车客车制造厂，以供应铁路运输的需要。
第五计划，专讲各种工业的兴办，其序列是：粮食工业、衣服（包括纺织）工业、居室工业（建筑业和其他土木工程行业）、行动工业（各种车辆及交通工具工业）。其主要内容属于人民生活的食、衣、住、行四方面的建设。此计划的最后一项，是印刷工业（包括文化出版等事业）。
第六计划，属于矿业方面，他着重于铁矿、煤矿、油矿、铜矿、特种矿之开采冶炼，同时设立矿业机械制造厂，各种冶矿厂等，使各项资源能“物尽其用”，为各项建设服务。
上述孙中山的六个实业计划，规模都十分宏大，而且各项计划相互联系，以交通为重点而贯串之。在交通方面，仅铁路公路指标，铁路要造十万英里，碎石路（公路）一百万英里。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等如纽约港之规模者数个，疏浚杭州至天津间大运河、疏浚西江至扬子江间运河、新开辽河与松花江间运河。这些计划还只限于有关国计民生足以造成垄断的属于国家资本范围以内，属于私人资本范围的尚不在内。规模均十分庞大。
发展国民经济，自应有一总体规划，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有 全局观点，目光远大，使海洋与大陆连成一体，很有世界眼光， 使中国长治久安，永立于不败之地。
我国地理位置，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海岸线达一万 八千余公里。东邻朝鲜、日本，南接越南、老挝、缅甸，西南及 西部与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为邻，正北蒙 古、西北和东北面与苏联接壤。东和东南有渤海、黄海、东海、 南海，海上有台湾、澎湖、东沙、西沙、南沙诸岛，领海中有岛 屿数千，大陆架宽广。邻近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文莱，隔海相望，隔太平洋与美国相望。土地面积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有江海湖泊，平原山岳，气候有温热两带。中国既是海洋大国又是内陆大国。中国的经济建设原则，自应以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相统一和有机结合为目标。欲实现此目标，自应以交通为经济建设之动脉。有海洋、海港、铁路、公路、内陆大小河流及运河为之贯串，则全身皆活，血脉流通，可永远保证国家之统一，国防之巩固、商品物资之交流、国家经济之全面发展，内部各民族更易团结，文化教育等事业更易普及和发展。所以交通建设在先，实为有科学根据的远见。
海洋与大陆相连接，根据地理分布，自应有以北方大港为中心之西北铁路系统建设，以南方大港为中心之铁路系统建设。此外又须配以中央铁路系统（全系统各线共长一万六千六百英 里），东南铁路系统（全系统各线约长九千英里），西北铁路系 统（各线约共长一万六千英里），高原铁路系统（如拉萨兰州 线、拉萨成都线、拉萨大理车里线、兰州诺芜线、成都沅江线、 叙府大理线等，各线共约长一万一千英里）。在铁路之外，连接各水系航运，各内陆公路网，即可成一统一之有机构成，能促成中国各方面建设之进展，成为现代化之捷径。
先就北方大港为中心之西北铁路系统而言，有多伦诺尔至漠河线，长约八百英里，多伦诺尔至赤塔线，长约六百英里，多伦诺尔至迪化（乌鲁木齐）干线，长约一千六百英里，迪化至伊犁线，长约四百英里，迪化至于阗线，长约一千二百英里，库伦至恰克图支线，长约三百五十英里，乌里苏台至边境支线，长约六百英里，此外于干线C点至边境支线，长约四百英里，共约长五千九百五十英里。从地理位置言，此系统可连海洋与欧亚之交通，由太平洋岸从陆路通往欧洲者，以经此路线为最近。此系统各线，可将中国西北广大土地连成一片，以达广阔边疆，使未开发之丰裕地区得以开发，经济资源得以利用，国防边境得以巩固，由此产生之经济利益和国家统一之利益，不可胜吉。
再以南方大港为中心之铁路系统而言，有广州经湖南至重庆线，长约九百英里，广州经贵州，至重庆线，长约八百英里，广州经桂林至成都线，长约一千英里，广州经梧州、叙府至成都线，长约一千二百英里，广州、云南大理腾越至缅甸边界线，长约一千三百英里，广州思茅至缅甸边界线，长约一千一百英里，广州钦州至安南东兴线，长约四百英里，全系统共长约六千五百英里，这一铁路系统以广州南方大港为中心，连接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大地区，把西南联成一片。所经路程，有各种自然资源，有山岳地带，有平原，有人口稀疏之区和稠密之区，这个铁路系统筑成以后，从广州以达内地，从内地以达边疆，无论在经济发展，国防巩固，民族团结，文化普及等方面，所发生的利益均甚长远而巨大。
孙中山对于铁路建设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辛亥革命军事行动一结束，孙中山即将大总统职位辞去，让与袁世凯（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见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新华月报》1951年2月号《孙中山底一个未公布的文件》），即专致力于铁路建设之研究和创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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