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娃器灵获得:复杂的国际形势与活跃的中国外交_2011年第01期_求是理论网

 复杂的国际形势与活跃的中国外交 
 
 时间:2011年01月01日   来源: 《求是》 作者:曲　星 
　　 　  2010年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世界多极化在各种力量的互动中不断推进。国际经济在缓慢和不平衡中复苏，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美国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欧盟与欧元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峻考验，欧洲领导人正竭力“化危为机”；俄罗斯痛感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的弊端，决定加大外交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力度。中国外交活跃主动，在国际经济复苏、全球综合治理、地区形势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举世公认的独特作用。 　　一、新兴大国作用进一步加强，世界多极化取得重要进展 　　2010年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世界多极化取得重要进展。其主要表现是二十国峰会机制的常态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占份额的提高。从去年11月首尔峰会开始，二十国峰会已经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急性机制成为全球经济的常设治理平台。这个机制蕴含的最大变化是，新兴市场国家从原来八国集团饭后茶余的“对话国”变为二十国集团的平等成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有了实质性提高。“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全球1/6，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及投票权的量化性提高，使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机构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在国际关系历史上，国际格局变化常以战争结束后的国际条约规定新的力量对比为标志，但冷战结束时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条约。因此，后冷战时期究竟是一个什么格局，长期以来各有不同看法。2010年，国际治理的机制性变化和国际经济组织份额的量化性变化，是冷战结束20年来国际力量发展演变的阶段性结晶，是多极化格局进展的重要标志。 　　二、美国调整全球战略强化对亚太介入，东北亚局势更加复杂 　　美国全球摊子铺得过大，明显力不从心，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去年8月美国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并重申从阿富汗撤军时间表，以便对亚太进行更大的介入。美利用“天安舰”、“钓鱼岛”等事件巩固美韩、美日同盟。“天安舰事件”导致韩国推迟收回韩军“战时指挥权”。美利用“普天间机场问题”挫败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拉开与美国距离的企图；利用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和俄罗斯总统登上“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使日本感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利用近期发生的“朝韩炮击事件”，使韩国进一步感到了韩美同盟的不可或缺。 　　美国加大在南海诸岛等问题上的介入力度，利用一切机会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以“亚太常驻大国”身份挤进东亚峰会，强调要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与东盟举行第二次“10+美”领导人会晤，把“海上安全”塞进会后声明；推动“跨太平洋伙伴”计划向东亚扩展，考虑优先将越、马、韩、日纳入其中，有架空或弱化亚太经合组织的政策趋势。 　　在美国主导下，北约确立了“新战略概念”，扩大了“安全威胁”的范畴。北约重申其组织的“地区性”，但也强调安全挑战的“全球性”；重申无意挑战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主导地位，但也强调北约与联合国在安全事务上的互补性；在确认未出现冷战时期“急迫和大规模”安全威胁的同时，也将应对网络攻击、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问题作为新的安全使命；在确认“新兴力量”均以“和平崛起”为目标的同时，也对各地区热点或潜在冲突表示“严重关切”。这些调整，为北约“走出防区、超越传统”，在世界各地就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采取行动进行了法律铺垫。 　　三、欧盟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欧关系面临新考验 　　2010年是《里斯本条约》生效首年，欧盟内部运行机制正在经历由以成员国为主导的轮值制向以委员会为主导的常任制过渡的磨合；欧盟“对外行动署”艰难产生，但能否在“理事会”和“委员会”之外真正独立运作有待观察；欧洲议会通过审读议案和批准预算的权力，获得了对外事务“共同决策者”的地位，对欧盟外交政策的制约将有所强化。由此，意识形态因素对欧盟对外政策的干扰将更加严重。此外，欧元区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使欧盟“主权财政”与“统一货币”的结构性矛盾空前暴露，引发欧洲政经格局深层次变化。欧盟理事会9月16日会议研究对外关系问题，得出四点结论：一是认识到欧洲繁荣、安全和生活质量对外部世界发展的依赖性；二是处理与新兴国家关系的重要性；三是明确欧盟战略利益和目标并“自信追求”的紧迫性，强调与伙伴关系的“权利与义务平衡性”；四是强调“有自身世界观和利益的新兴行为体力量上升是国际环境新的重要特征”，实际上是把新兴力量视为欧洲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的挑战。 　　欧盟的变化给中欧关系带来了新的考验。欧盟重新审视中欧关系，其对华政策在发生某种变化，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和保护主义因素都在上升。欧盟自2008年以来以所谓“关切对关切、利益对利益”的“平等”战略，在对中欧关系的结论中开出了“提升双边贸易，解决商品、服务和贸易的市场准入，反对出口补贴以及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清单”，把中欧关系与台海两岸关系等中国内政问题挂钩。欧盟可以代表每一个成员国向中国提要求，却无力代表成员国解决中方的“解禁”及“市场经济地位”两大核心关切，实际上把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变成了欧方向中方滥提要求的“问题机制”，对中欧合作潜力的进一步发挥产生了不利因素。但中欧关系大局基本稳定，中国在欧盟及其成员国两个层面上努力推进中欧合作。 　　四、俄罗斯全方位外交活跃，俄与美欧关系明显改善 　　国际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使俄意识到资源出口型经济的弊端，决定尽快实现从资源型向创新型经济的转变。为此，俄政府进一步明确外交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指导思想，提出要同德、法、意、欧、美结成“特殊的现代化联盟”。 　　俄罗斯同西方关系全面回暖，自2008年俄格危机后俄与欧美关系的僵冷状态似已结束。去年6月俄欧峰会宣布启动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的“现代化伙伴关系倡议”，加强经济合作。俄美签署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俄完成了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俄在制裁伊朗问题上调整政策，也受到美欧赞许。在北约里斯本峰会上，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积极回应北约提出的与俄共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议，同意在阿富汗问题上加大与北约合作的力度，向北约提供转运阿富汗驻军物资的便利，并承诺向阿富汗提供直升机及人员培训等。 　　同时，俄提升亚太地区在俄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梅德韦杰夫在俄驻外使节会议讲话中前所未有地把亚太地区置于独联体之前，从排序第三位提升至第二位。俄进一步巩固了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全方位合作向纵深发展。俄同美国一道进入东亚峰会；与印度举行联合反恐军演；与越南签订超过40亿欧元的核协议，准备以租赁形式重返金兰湾；俄总统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既向日本显示决心，也为开发这些岛屿作铺垫。 　　五、中国外交积极主动，巧妙处理复杂局面 　　首先，世博外交和峰会外交是2010年中国外交的两大主题。一是世博外交取得全面成功。上海世博会共有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01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代表团参加，创建了一个宏大的外交舞台。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绿色外交、地方外事等好戏连台，成果丰硕。世博会新闻中心接待了18.6万人次的中外记者，提供了3万多小时的世博节目资源，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改革开放和真实的中国，看到了中国人的参与、热情和组织能力。杨洁篪外长在总结世博外交时指出：“通过奥运外交和世博外交，我国全方位外交布局进一步完善，与各国友好关系得到深化，外交工作的方式方法更加丰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日臻完善，维护我国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条件更加有利。” 　　二是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峰会上提出建设性主张，为巩固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更加均衡的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自二十国集团首次华盛顿峰会始，中国就一直主张把发展问题提上峰会的日程，首尔峰会上，发展问题终于被纳入峰会的正式议程，并通过了“首尔发展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中国主张的二十国集团应向全球发出积极信号、应继续推进国际金融机构可量化的改革、继续反对保护主义等原则，都写进了会议最后文件。而美国在会前匆忙提出的所谓“经常账户不平衡量化指标”，在理论和实践上无依据，经济上无意义，政治上不可行，引起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异议，没有成为峰会共识。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横滨非正式会议上，中国提出的平衡、包容、可持续、创新、安全增长等政策主张几乎全部写进了会议最后文件。 　　其次，如何应对东北亚出现的复杂局面，以稳定地区形势，是2010年中国外交处理的又一个课题。去年3月“天安舰事件”发生后，美韩欲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反应单方面关切的决议，半岛局势危在旦夕。中国在安理会积极斡旋，推动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反映了朝韩双方的关切，使“天安舰事件”得以“软着陆”。11月，朝韩发生炮击事件，美国派出航母与韩国在敏感海区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使局势进一步紧张化。中国积极进行和平努力，国务委员戴秉国、外长杨洁篪、特别代表武大伟频频穿梭，通过外交途径促使紧张局势缓和。12月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强调“要缓和、不要紧张，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和平、不要战争”。中国的“促和外交”与美国的“炮舰外交”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反复发出的“冷静冷静再冷静、克制克制再克制”的呼吁终于被有关方面所接受，半岛局势没有恶化。 　　东亚地区另一个复杂局势是中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后，日方无理扣押中方渔船和船长，并声称要按日本国内法来处理此事，引起中国民众极大愤怒。中国政府12天内6次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进行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并采取推迟中日第二次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政府间谈判等反制措施，日本政府最终不得不放还中方渔船船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交涉有力，中国民众理性冷静，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得到了有效兼顾。 　　第三，去年中美关系矛盾增多，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影响。从年初美在达赖和售台武器问题上触犯中国底线，到美对所谓中国把“南海纳入核心利益范围”反应强烈，以及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不断施压，在首尔峰会提出针对中国的“经常账户不平衡量化指标”，等等，中国政府均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迫使美重申中美关系的基本政治原则，使中美关系得以转圜。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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