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飒视频录播:中22国为什么要改革？

编者按：这里刊登的，是胡德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之后、建国六十周年纪念前夕，围绕着“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一主题而写的一组文章的前两篇，是以解读两篇万言书——即杨伟名等人的《一叶知秋》和胡耀邦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建言信——的形式写作的。《一叶知秋》已是知名度较高的思想文献。耀邦同志的信则是首次披露，这封信从农业问题谈起，实际上指出了中国这个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并预见性地提出了公有制如何才能避免“全民所无”的问题。这两份万言书的意见当年都未被采纳，但所提出的基本思路，却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所证实。敬请读者垂注！

“一叶知秋”的万言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三十年后，为何又要对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不管人们对改革持何种态度，几乎没有不把改革和“文革”联系起来思考的。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个明显的事实——没有“文革”就不会有改革，“物极必反”嘛！我认为，这种认识虽有相当道理，但不够彻底和全面。

改革是多种原因推动的。中国之所以要改革，原因不只一个，如果说到其中的历史逻辑，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前，广大群众就已经受到当时体制的严重束缚，党内外不少同志深受其害，并对这种弊端进行了体制性的深入思考，这才有了今日的改革。结束“文革”，只是给了我党、我国人民一次历史的机遇，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我国的改革事业才得以启动，才能把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变为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体系，并逐渐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涵。

本文想介绍上个世纪60年代初，陕西户县农村党员干部杨伟名牵头写的意见书，这一史料充分反映了我国改革的必然性。

万言书原题“当前形势怀感”，作者是陕西户县的三位农村党员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完稿于1962年5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看到此文，针对文中“一叶知秋，异地皆然”的话，作了两次讲话。他不是偶尔一提，而是深有寓意的，他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和夏。”几天后，他又说：“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一叶知秋”本是成语，毛泽东同志赋予其很多政治含义。杨伟名等人的万言书因此成为这次会议反对单干风、翻案风、阶级斗争的典型“教材”，并左右了当时全国的形势。所以后人常用《一叶知秋》称呼这份万言书，非常贴切，这里也沿用此名。

令人感慨的是，杨伟名三人在信发出后不久就遭到全省批判。1968年5月6日，杨伟名与妻子含冤自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4月，中共户县县委为杨伟名平反，但不彻底。

杨伟名的万言书向中共各级党委发出后，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同志极为重视，西北局内部刊物《西北建设》还聘请杨伟名为通讯员。陕西省省长赵伯平是个大知识分子，他说包产到户可能是副良药，也可能是副毒药。他实际上是倾向于杨伟名的观点的。耀邦同志1964年至1965年，在陕西工作生活了二百天，他大概知道杨伟名的情况，但有何态度，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杨伟名是农村知识分子，12岁入私塾，15岁辍学，靠自修完成了中学课程，他执笔的怀感万言书，文字流利通畅，间以文言形式表达，如“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每当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除表达个人见解外，诸如锻炼、习写亦在‘原旨’之数。”作者的行文，大有曹雪芹写《红楼梦》的笔法，诵读起来，朗朗上口。他提出的十个问题，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今日看来，却又是那么令人信服。现简单介绍他的几个观点，请读者参考。

如何看待三年困难时期，以及更长时间的全国农村形势呢？

杨伟名这篇万言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之药’与‘逆耳之言’”。他开门见山地指出 ：

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

杨伟名的这种评论，是经过再三考量的。他在“后记”中说：“‘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数语，是否有分量过重之处，经考虑再三，确认无偏误，不欲掩耳盗铃，欺人自欺，终于如实表述如上。”三人的忧国忧民之心，鲜明地表现在他们所提的建议上：

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诸如一类物资（引者注：即粮、棉、油）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在困难面前，杨伟名三人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们积十几年的亲身经验，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放松政府对生产、流通的计划管制，允许中小资本的存在，克服目前的困难并不是一件难事。农村如此，整个国民经济也是如此。殊不知，当时党内对这些问题，在指导方针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严重斗争。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大有人在，但明确形成书面意见，如杨伟名者，似未见第二人。

何为“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

中国的走后门，始于物资匮乏的1958年。杨伟名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走后门、黑市、投机倒把等现象，是没有开放市场，没有体现商品的供需价格的结果。

他举当时紧俏的自行车为例。国家的计划价格很低，需者甚众，供不应求。这就出现了黑市的投机倒把，也由此产生了“走后门”等消极现象。国家本想以低价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给消费者带来的优越性，未曾想到黑市、走后门却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原来150元左右的自行车被提到600元，结果是自行车“大量出售，愿者虽亦不少，而排队争购之局，已见敛迹。何以至此？缘自用者购之，欲之渔利者却步使然”。这是杨伟名的亲眼所见和解释。

据此，杨大胆提出，要想改变粮食生产困难、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必须放开粮棉油一类农产品物资，这是治本之道。他说：

如果我们对一类物资采取严格控制，坚决取缔的办法，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使粮、棉、油等物资供应情况更加紧张。

怎么放开一类物资的自由交易呢？杨伟名认为：

凡出售给农村的一切工业产品，皆以高价出售，农产品及原料收购以高价付之，统购派购的农产品任务，以满足农业以外靠工资吃饭（设目前工资不变）的各行业人口的生活需要为度。

否则群众必然会追逐黑市的暴利，杨以幽默俏皮的口吻，将之比作“风流少女”与“贪花浪子”，“欲求不玷污，是不可能的”。

难能可贵的是杨伟名还为投机倒把正了名，他认为：“投机倒把是兴大利中的小弊，就像因为抱小鸡才发生鹞子抓鸡的事。”过去“投机倒把”是刑事罪，现在法律已取消这一罪名。

为什么主张“恢复单干”？

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以后，一直有“恢复单干”的声音，起初是窃窃私语，“三年困难”时期，变为公开的议论，个别省份以“借地”、“分田”、“包产”的名义，允许农民单干。主张这么做的中央和省委领导，有一点是明确的：这是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临时性的不得已的办法，总比人们挨饿逃荒好。

但此时社会上对单干问题，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杨伟名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认为还有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他说：

目前有不少的人在认识上觉得现在再要恢复单干，就不必恢复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而是以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出现。

单干何以还有社会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之分呢？杨伟名说：

这种单干，其所以有别于合作化前的那种单干，正是因为：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牲口农具可以私有，但不能买卖，也不能出租，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

原来杨伟名理想的单干就是农民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单干只是集体土地分到户以后的使用权、收益权，单干就成为一种劳动形式、经营管理方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广大农民的愿望成真，农村才得太平。

对中小工商企业的态度

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几乎是前后脚又出现了地下工厂、地下运输。刘少奇、毛泽东同志都对此表过态，大意是这对计划经济有好处，既然计划经济有空子，就可以让他们钻空子。据杨伟名的万言书反映：1962年，不合法的一类物资交易行为极其普遍，并且是“以公开的秘密形式”存在着的。可想而知，那时的地下市场、地下工厂、地下流通比前更烈。

杨伟名既拥护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又不排斥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的思想。他说：

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看，除了较大的私人工商业可以采取改造的步骤外，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法（按即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节制其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

从杨伟名以上说法来看，中小工商业的范围应该包括私营企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那时竟然扩大到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实在是太“左”了。杨伟名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的分析方法，可以拿来用在他所说的节制中小企业和中小资本上：时代、历史条件不同了，我国的土地、矿藏、森林、水域等资源均属公有，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中小资本，包括私营企业都不能对公共资源行使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收益权，只能享有合法利润。

我有幸从事私营经济人士的工作多年，这篇“一叶知秋”的万言书，给我莫大的教育。它表明，试图用法律、行政、暴力的手段，硬性消灭一种经济成分，割断经济发展自身的历史，是多么地不可行。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也没有这么主张过。

对社会主义分期问题的认识

杨伟名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单干”、“中小工商企业”、“自由市场”认识出发，又对我国建国以后的社会性质、社会分期有了惊人的认识。

他在万言书第七节中说：

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有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

杨伟名认为，我国建国以后的社会性质还应该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他说：

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

如此说来，他就是个新民主主义论者了？不然。这只是他对我国社会性质认识的第一阶段，他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在“后记”中提到：

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

我认为这些同志的话当然是经过思考的，但也带有当时时代的特点，什么都是“革命”，“革命政权建立”当然没错，但最深刻的变化，乃是政权已属人民，共产党已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考虑问题的角度、范围和在野的革命党当然会有很大不同。杨伟名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就是：

我觉得这中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石破天惊！这种思想，不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生态的表述吗？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分期问题才被重新提出来，比杨伟名晚了整整17年。初级阶段的理论在经典著作里是找不到的，也不是任何天才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无数个像杨伟名这样的仁人志士的首创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相结合创造的。

一叶可以知秋，也可知春。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飘下“一叶知春”的叶子。以生产队长严俊昌为首的18位社员签字画押，定立生死状，决心包产单干。小岗村农民的一步险棋，开了全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启动了整个国家的改革大业。

杨伟名等人的悲剧在前，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成功在后，正反两方面的实例都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我国改革大业的历史积因，证明了历史逻辑的必然性。逆人民意见行事，则国危；顺群众意愿执政，则国安。

杨伟名等人那种探索真理、无所畏惧的勇气令人敬仰。这就是为什么户县人民至今仍然深深怀念他的原因。今天，全国人民也应记住这三位改革的先驱者。

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永远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1969年党的九大又在党章上钦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至此发展到了顶峰。九大召开前夕，耀邦同志在拥护“大跃进”的旗帜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用他的话来说：“虽然我对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反复教导，仍然一直顽固的不理解”，但他还是要向毛主席进一言。这里姑且把这封信称为《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原信已于1969年3月5日寄送毛泽东主席，本文引用的系耀邦同志的亲笔手抄件。

建言信先从苏联的农业谈起。

如何看待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

耀邦同志认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经济，工业发展速度相当高，除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曾经实现过两次工业“大跃进”。这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成功之处。但其农业却没有呈现这种局面，却是令人痛心的失败。他说：

斯大林的战前的第一次工业大跃进，似乎过多指靠了工业利润的积累，因而使农民负担过重。这至少是使苏联农业没有跃进的原因之一。

二战后，苏联的发展很快，但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一些做法是相当短视的。斯大林不允许苏联的集体农庄办工业，不许农庄拥有自己的机械化装备，那么苏联发展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装备业、重工业又是什么目的呢？耀邦同志对此感到不解，他在信中写道：

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勇敢的思想家，但在这个问题上（引者注：指农业和农民）却放不开。他曾经不许集体农庄拥有自己的大型农业机械，更不许办工业，结果使苏联整个农村长期富裕不起来。

苏联的农庄如果不能拥有自己的机械，不能办工业，粮食产量甚至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便不能不使人民尤其是农民陷于饥饿赤贫的状况，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拥护社会主义呢？这种城乡、工农二元化尖锐对立的社会经济结构，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的信誉，严重者则会导致共产党执政的危机。

斯大林曾设想把集体农民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农业工人，用“产品交换”的形式建立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相互交往的全民所有制社会，并以这种方法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来，这种设想仍然没有脱离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化的藩篱。耀邦同志对此是不赞成的：

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在的可能性。

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单纯的农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似乎很难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在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情况下就更困难。这么看来要么就是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不可实现；要么就是在一定时候人为地强制推行“产品交换”。

斯大林时代所谓的“产品交换”，实际上就是计划调拨、计划分配、计划定价。由于农业生产不可能高速成倍增长，农民只靠农业收入很难富裕起来，这种“产品交换”的分配方式，使广大农民连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可能性也几乎丧尽。斯大林晚年重提价值规律，说明他也在反思。我国改革之前，也是这样一种计划体制。“三年困难”期间，毛泽东同志说：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我国出现的严重问题和不尊重价值规律有关。但也只是说说而已。

中国应走一条“亦工亦农，工农结合的”发展道路

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基本上是从苏联学来的，苏联建设的经验对我国有帮助，但绝不能重走苏联的老路。苏联当时走上这条发展道路，有许多历史原因和不得已而为之的道理可以为之辩护，但中国再依样抄袭，再产生同样的问题和错误，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为自己辨解了。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失败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大踏步后退，但我们不能再回到老路上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耀邦同志在建言信中才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照搬当时还有巨大影响力的苏联模式，他说：

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

他并把苏联的经济模式总结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

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之路，这时已成为他思想中的一个明确观念。13年后的1982年5月，耀邦同志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同志谈消费问题时指出，苏联高积累，加重群众负担的老框框我们不学；追逐高额利润，巧妙剥夺人民财富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更不能学；我国要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新路。

再回到1969年。耀邦同志在建言信中认为，必须走一条与苏联“产品交换”完全不同的创新道路，那就是“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他的立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调动了几万个公社和几亿社员办工业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增添了一支最大的力量。这是办工业最广泛的最充分的群众路线。

耀邦同志强调人，强调几亿农民，强调生产力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这是他的经济思想中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如今，我国的农民工几乎从零发展到1.5亿人。公有制职工从1969年的6000万人下降到4000万。一增一减，我国经济建设赢得了30年的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上升至世界第三位，全国人民基本实现了小康生活水平。

第二，由于亦农亦工的重要形式是几个公社、十几个公社乃至几十个公社联合办，劳动力可以由社队分摊抽调，这种工业，还可以根据工种的不同，实行男女老幼搭配，有的工业还可以实行农闲季节生产，从而能够做到劳力的更加节约和合理使用。

古代用兵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经济生活也是如此。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气候多样的东方大国更应做此考虑。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秘密就是劳动力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农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第三，联社办工业，因为都是中小型的，有的还可以实行季节性生产，非生产设备可以因陋就简，行政管理人员可以大大减少，……这样就可以做到：建设快，成本低，又不要国家供应粮食，真是轻便易举，实现遍地开花。

耀邦同志对中小企业投资少、成本低、不要国家负担的特点认识很清楚。这对一穷二白国家建设的发动非常重要。这些特点的反面，就是改制前国有企业的弊病。

第四，联社因为有自己的工业，起初，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的某种需要，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一定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技术力量；往后，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提高，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更多的需要，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更多的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更多的技术力量。

耀邦同志在论述“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时，把劳动力、劳动时间、资金、技术、生活需要、公社集体所有制下各种资源和生产组织形式都考虑到了。从今天改革的实践来看，他提出的建议多数已成为现实，而且更加实际、细化了。我国农村的企业，先以社队企业的面目出现，以后变为乡镇企业，最后又分化出多种所有制企业。和今天相比，他的建言只有不足，并没有过分之处。在九大期间，他给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可不是儿戏，因为这是一条与“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路线。

耀邦同志在上世纪改革初期，就积极呼吁过，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办企业，要社办、队办、联户办、户办四个轮子一齐转，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期间，他又情不自禁地称赞这是“异军突起”、“方兴未艾”，希望其占据经济总量的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