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批发价格:我们要什么样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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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12-1月10日《广州日报》报道,在佛山“两会”南海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现场,人大代表方明说:“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

这位方代表声称对人民不能“溺爱”,“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可见她是想让人民做官员的“孝子”了。中国有句俗话:“棍棒之下出孝子。”难道方代表是想让官府以棍棒来对待人民吗?而即使按照封建专制社会的理念,也倡导官员“爱民如子”,历史上那么多如狼似虎的酷吏,好像也没有谁能够说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话来。

按照现代文明理念,官员是由人民授权的社会服务人员,是靠纳税人来养活的,是“公仆”。人民是官员的衣食父母,是主人。在民主社会里,那些议员、代表们,有谁胆敢这样对待自己的选民?

方代表认为“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那么该如何对付“刁民”呢?于是就有另一个人大代表跳出来,顿时“说破刁民惊煞人”。

据1月17日长江网的消息,广州人大代表刘伟全雷语:称需要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认为现在警察权威下降。

刁民与顺民,难道不属于人民吗?刁民这个词,并非一个法律概念。什么是刁民?由谁来认定?都是很大的问题。即使是对待触犯法律的人,在法庭宣判之前,只能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警察也没有随便开枪击毙的权力。怎么在刘伟全看来,警察就可以向概念含糊的“刁民”开枪呢?刘伟全大概不会想到,很有可能某天某个警察看他不顺眼,宣布他是“刁民”,然后一枪毙之,让他连自辩的机会也没有!

号称“人民代表”,就应该为人民说话!而方明、刘伟全这类代表,居然如此仇恨人民,居然视人民为敌,那么,他们到底是谁的代表,还不清楚吗?

有网友愤怒地建议人大机关罢免方明、刘伟全的“代表”身份,我看这是治标不治本。之所以出现人民代表骂人民的奇观,说明这个机制已病入膏肓。不把粪坑处理掉,只是守着粪坑打苍蝇,就和不反体制只反腐败一样,纯是死人身上贴膏药——没用!

         2011年两会:
顶着政协委员的帽子,刘翔在训练的百忙之中,还是来到北京参加两会。作为政协委员,刘翔是否应该提交提案?若放在一般的委员身上这根本无需讨论,但正因为他是刘翔,所以才格外引人关注。著名新华社体育高级记者杨明在自己的博客中,也对这个话题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刘翔没有提案本身并没有错误,错在委员的选拔体制。【相关阅读:刘凌:两会何苦指望运动员提案 不缺席已很不错】 大众都会质疑在两会这个参政议政的严肃舞台上,体育界和娱乐圈的明星们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刘翔专攻跨栏,他没时间也没有能力去参与意见,让他代表全国体育界和体育迷进行提案,根本就不现实。
让刘翔们当委员或代表,其实对这些明星们取得成绩的一种褒奖,但是两会代表不是可有可无的闲职,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刘翔08年当选为委员时,估计以为自己只是来北京露个面,走走过场就可以,但随着媒体对两会报道越来越自由和充分,大众对两会越来越重视,再加上刘翔本身的关注度很高,他不可能再有以前那种随便混混的想法。除刘翔外的体育委员们,都具有相当高的个人素质,谢军、叶乔波、邓亚平这三位都是女博士,既有思想又有学识,而且每年都有提案,更为关键地是她们都是退役名将,显然不可能将对她们的要求硬放在刘翔身上。

文体明星的个人活动很多,几乎每年的两会,都有一些文体明星因种种原因请假,来的也是没有议案和提案,也不可能尽职尽责。杨明很为刘翔抱不平,因为不管他如何做都会引起质疑,写提案被批没水平,不写提案被质疑不用心,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是从基层选拔产生的,变成了赠送某些人的褒奖方式。刘翔本身没有错,错的是这种所谓的选拔机制,杨明再次仗义执言。

“物价飞涨,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在广东团全团审议发言时数度哽咽,获得多次掌声。网友取贺优琳名字的谐音,力挺其为“忧民哥”。

  前天上午,贺优琳发言时提出4点建议。首先,他希望中央政府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负债办教育,根本无法去顾及其他的民生”。其次,各级政府在涉及民生方面时少用“让”字,比如“让老百姓生活更好”等,“一个'让’字,好像是恩赐”,人民理应享受更多的实惠。“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贺优琳哽咽着说。

  贺优琳还建议调整财税分成比例。他说,现在税收收入急剧增加,地方政府承担诸多社会责任,完全可以还利于地方政府。最后,贺优琳建议中央应充分考虑广东的发展不均衡现象。他发言完毕后掌声雷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赞其讲的“是大实话”。

  贺优琳掷地有声的话语打动了众多网友,他们根据贺优琳名字的谐音称其为“忧民哥”,并称希望有更多的代表、委员关注民生问题.

黄益平:人大代表不是参谋而是质询者 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赴京以前,准备了许多提案。不过,人大代表致力于提政策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自己定位在政府的参谋和顾问的角色。这一功能固然重要,但是,作为全国人民的民意代表,人大代表更应该发挥对政府监督和问责的作用。

吴邦国委员长在2010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与此同时,温家宝总理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这样的举措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目前,老百姓对一些经济政策意见比较大,尤其是多次提出的一些经济政策最后落了空,政府既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公开承担责任。一些人认为,政府官员其实是做表面文章,也许他们内心里并不想改。至于不想改的原因,猜测就更多了。这种情形是有的,但往往是一种误解,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人大质询可以帮助理清其中的一些钳制因素。决策脱离实际,应该改进。政府部门不作为,官员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是客观因素导致,起码也可以让老百姓明白个中缘由。

其实,中国的《宪法》明确地赋予了人大质询政府的权力。1954年发布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不过,当时人大很少发挥质问的功能,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质问也就更无可能。1978年修订的《宪法》将“质问”改为“质询”。1982年版的《宪法》则明确提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有质询权,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这实际是为人大行使监督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是决策民主化的重要一步。

不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大基本上很少质询政府部门。当然也有例外,比较著名的全国性案例有两个:第一次发生在1980年,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北京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对宝钢选址等问题向冶金工业部提出了质询。

第二次是在2000年,辽宁代表团代表联名提出就烟台“11·24”特大海难事故对交通部进行质询。在这两次质询案中,冶金工业部和交通部负责人分别到场做了解释和答复。也有法律专家指出,1980年的那次调查没有被列为大会议程,在严格意义上不算质询,最多只能算是询问。但无论如何,全国人大问责已经有了先例。

地方人大监督政府的例子可能更多一些。比如,1994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何碧等21名委员曾提出过对省国土厅拒不执行地方性法规的质询案。再如,2002年,湖北宜城人大常委会任玉国等6名委员曾对市政府植树造林工作不力提出过质询案。有些地方政府负责人甚至因此去职。

人大问责不一定是要改变所有的政策,但起码可以让决策过程更加透明、更加民主,同时也更加科学。

 □郭之纯

全国两会又要开始了,一些“明星”代表委员再次陆续进入了公共视线,比如刘翔、张晓梅等人,会议还没有开始便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曾经因为缺席或无提案、无态度而屡遭批评的全国政协委员刘翔,今年早早就赶到了北京,但明确表示无提案,“时间比较仓促,主要是去交流学习”,并“争取做到开会、训练两不误”。又是“学习”,又是训练,刘翔的表现诚可谓谦虚又勤奋。但且慢,这样的谦虚和勤奋对个人来说固然是优点,但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角色的此时,却恰恰应予否定和批评。

在两会参政议政的宝贵场所和时机,认真“挑刺儿”,积极提出建议,是代表委员最重要的职责。而且,代表委员都不该是“一个人在战斗”,每个代表委员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既然身担代表委员之名,就该为其所代表的群体负责。当然,这并不是说代表委员非要提交一定数量的提案、议案或建议不可,但无论如何,心无旁骛专注于开会,认真进行思考并参加讨论,是代表委员的神圣天职,也是必须完成好的任务。以此而论,“争取两不误”且“主要是学习”的委员刘翔,又一次令人难以满意。

同样的道理,代表委员除了专注之外,在两会上还不该太过自我。两会的成本不菲,内容很严肃,代表委员可以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代言,但却没有理由将此当成个人的秀场。然而,有些代表委员,偏偏热衷于用一些雷人的提案、议案,吸引公众眼球。比如,以“最雷人提案手”著称的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今年的重磅建议是健身首选太极拳。

如果是提议增加对全民健身的投入,完善大众体育的相关制度,这自然没的说。但将提案细化为对一项拳术的推广,未免见小——小到了毫无意义。作为流传许久的国粹,太极拳是在每个街心公园都能看见的,每名想学者都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何劳在如此严肃的场合进行讨论?

还有些代表委员,将全国两会当成了联谊场所,唱歌跳舞搞联欢,忙得不亦乐乎。不反对代表委员们在紧张的参政议政之余活跃一下气氛,但活跃气氛显然不应该成本太高,更不能副业当成主业,投入过多精力。但从每年两会过多的“花絮”中不难发现,有些代表委员难免本末倒置之嫌,甚至有些还表现相当另类的趣味,成为坊间笑谈。希望今年的两会类似的“花絮”能够少一些。

选举代表表达公众的意见

因为现代国家的幅员辽阔,所有公民一起开会是不可能的,所以必然需要选举代表来表达公民的意见。从理论上来说,代表应该是全面普选产生的,每一位代表都有自己的选区,经过公开投票之后,产生一位能代表本选区选民意志的代表。在议会上,这位代表必须对他所在的选区的选民负责,只能发出本选区选民意志的声音。[详细]

公民通过代表来监督政府

选举代表除了对国家的治理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在西方,民意代表产生之后逐渐形成了代议制,并发展成为议会。而议会存在的两个作用,一是立法,二是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公民选出代表进入议会,时时刻刻的盯紧了政府权力的一举一动,使得政府受到掣肘,不能为所欲为,形成了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详细]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表示:“我们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有个'鸡打鸣’理论。公鸡打鸣不能乱打,打得太早,会被杀了吃肉。打鸣太晚,农人都起床了,也是白打。所以,代表要像鸡打鸣,不能不打,还要打得准。”(3月1日《新京报》) 

以“打鸣”为职事,就不是代表和委员。现代知识分子,虽与古代士大夫并不一样,但某种程度上,行为上确有其相似之处。现代知识分子,就是公共事务的打鸣角色。他们并无权力,却要表达看法,他们怎样打鸣,也未必能够决定现实政治的运行,“白说也要说”正是其自己的选择与承当。人大代表以宪法地位去审查权力,政协委员以制度保障去协商国家政治,作用不在于打鸣,不在于向民众报告权力的消息或者向权力报告民众的感受,而是直接作用于权力,人大使政府受到规制,政协使权力有所节制。“打鸣”现在被视为一种可堪嘉许的行为,在于代表和委员中有人连个声响都没有,连续缺席的、多年无议案的、从来不“打鸣”的,虽然越来越少,但也并不缺乏。相比而言,能够“打鸣”也算是出色。然而,合格甚至出色的“打鸣”代表和“打鸣”委员,其实也算度精准,怕叫早了被杀了吃肉,叫晚了没有效果,这就可见“打鸣”其实有着巨大的内心紧张,远非主人或座上宾那么从容。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提议特别不可理喻,仿佛绝属搞笑,但也许,那正是在舒解紧张、松活气氛呢。

我们是民主选举 我不和选民交流 —— 申纪兰 http://t.cn/zOV0KiZ 

2013年

会场上不少人边开会边玩手机。 .weiboListBox{padding:0 10px 0 15px;border:1px solid #ccc;margin-top:10px;background-color:#fff;} .weiboListBox p{font-size:12px;line-height:20px;} .weiboListBox label{width:auto;height:auto;margin:0;background:none;float:none;} .weibo-list{background-color:transparent;} .weibo-list .weibo-list-item{margin-top:-1px;border-bottom:none;border-top:1px dashed #ccc;padding:15px 0 10px;overflow:hidden;} .weibo-commentbox .weibo-commentbox-form textarea{width:320px;} .weibo-list a:link,.weibo-list a:visited{color:#0082CB;} .weibo-list a:hover{color:#c00;} .weibo-list .weibo-list-meta a:link,.weibo-list .weibo-list-meta a:visited{color:#666;} .weibo-list .weibo-list-meta a:hover{color:#c00;} .weiboListBox label{padding-left:3px;} .weibo-commentbox .weibo-commentbox-form textarea{width:3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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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日报:【深圳两会:个别人大代表找“托”代签到】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五次会议昨日开幕,市长作政府工作报期间,不少代表委员陆续离席或玩手机。还有些代表无故缺席,个别代表甚至请人佩戴自己的出席证代为签到。@南方日报深圳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