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底士堡演讲 原文:2010年短篇小说综述(胡平)

　　
　　2010年的短篇小说，总体上质量没有下降，仍然保持着相当水准。就有些作者有些作品而言，又进入了新的艺术境界，表明着一种提升。这是很难得的。习惯上，我们不大容易相信，同一作者，写了几十年以后，还有得写，还能进步，还能翻新。在他笔下，已经出现过上千人物，居然还能写出新面孔，写出生动而丰富的个性。但事实如此。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确出现了一批真正的短篇小说家。另外，我们正渐渐熟悉许多新作者的名字。起码在语言方式和叙述上，他们的成熟已不逊色于他们的前辈。他们是从什么时候成长起来的？在这样一个年代他们如何会爱上并有耐心去写短篇小说？这都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解释的。不管怎么说，中国，从不缺乏小说人才和文学的热情支持者。只要没有人去限制它，中国的短篇小说就会悄然无声地发展起来，正似“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
　　有才气的小说
　　评价小说可以有种种标准，而谈到短篇，有一个标准是重要的，就是看写得有没有才气。这和对待长篇不同，长篇小说有时还需要思想、力量、气概和一些与才气关系不大的东西。短篇短，没有才气就没意思了。
　　一个有才气的短篇小说，未必处处都有才气，但一定有些地方显示出来，如这一年里迟子建的《五羊岭的万花筒》。饭馆老板德顺的妻子宋翎长期患有神经病，使德顺和离异女子小豆好上了。小豆有个癖性，对男人凭气味决定好恶，于是闹出一些事件。小说的妙处有几处，如德顺和小豆把客人留下的一支万花筒甩给了宋翎，宋翎每天拿着万花筒看个没完，竟治好了神经病。这情节粗看不经，细想却是妙的。又如，小猫和小豆一起恋上了鸳鸯镜，离了镜子便变得瘦骨嶙峋，重新得到了镜子便重获了生机，也意味深长。要知道这些构思都出自作者的想象，这些想象来无踪去无影，多凭才华。
　　魏薇的《姐姐》别出心裁地写小弟弟对姐姐的保护。这弟弟是“这一个”弟弟，又是普天下所有女孩的弟弟；姐姐是“这一个”姐姐，又是普天下所有男孩的姐姐。就是说，作者把个别和普遍混起来写，构思同样巧妙。作品写出了弟弟和姐姐之间难以说清的情愫：弟弟是弟弟，他又是男人，朦胧中觉得自己有保护姐姐的义务；姐姐是姐姐，她该带弟弟，又容易忽略弟弟的实际心情。所以，当弟弟突然像大人一样想管教她时，不能不使她吃惊和啼笑皆非。这种微妙的关系，也许是成千上万的姐姐和弟弟曾经感受过的，却只有作者把它捕捉到了，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来，同样表现出才气。
　　范小青的《接头地点》是作者短篇创作中最幽默也最值嘉许的作品之一，写一名叫马四季的大学生去当村官所遇到的一系列古怪的事情。他先是找不到“赖门头村”，后是找不到赖门头村的赖支书。真支书不露面，只遇到假支书。他作为副支书，没和正职接上头，就糊里糊涂地上了任，在真支书的电话遥控下，开始处理村里一些棘手的事务。最终才搞明白，这个村叫赖坟头村，在村支书的带领下，走上了靠卖坟头秘密致富的道路。作品形成了精彩的结构，由一系列的“找不到”和“没想到”组成，充满间离效果，荒诞中透视现实。这种结构使作者的才华得以充分呈现。
　　铁凝的《1956年的债务》也展示了从事短篇小说创作数十年的成熟作家的功力。1956年万宝山家借了邻居李家5块钱，因为穷直到李家搬走还没还上。53年后，父亲临终前，嘱咐儿子去找李家，连本带利还清欠款，了却心愿。万宝山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寻到李宅，却在李宅前却步，放弃了还债的想法。小说以还债为契机，绵延回顾了一个物质匮乏时代普通人家捉襟见肘的生活。作品中父亲节俭异常的生活细节写照，给人留下难忘印象。
　　傅秀莹的《花好月圆》表现了作者细腻良好的艺术感觉。作品视角属于一位来自农村的少女桃叶，她在一家胡同里的茶楼做服务员，干着端茶沏水的工作。她喜欢这份工作，喜欢这里的幽雅，喜欢来这里喝茶的彬彬有礼的男女顾客，于是，茶楼在乡间少女眼里充满诗意和韵味。而一对恋人突然在房间里殉情，才使她对“花好月圆”的意境有了新的理解。这是一个惟女性才能写出的、通篇用丝线织成、质地柔软光滑的作品。
　　好作家总是有才气的，而才气在不同题材的不同作品里得到发挥的程度却不尽相同。即使是上述作家，也不能保证每篇作品都被称赞，就是说，才气是难得的。下面将谈到更多的作品，它们大都仍有才气，但作品更显著的也许是其他方面。
　　有人物的小说
　　小说都有人物，但小说可以分为以写人物取胜和不以人物取胜，有的作品里人物很强大，作品里人物一般。实际上，以人物取胜的小说比例并不大。我说的“有人物的小说”，是指这类作品。
　　一年里我最喜欢的一篇有人物的作品是《狗肉老徐》，作者江北。据了解，她2006年开始写小说，只在《短篇小说》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作品。但这篇小说十分响亮，人物刻画上可谓出手不凡。小说主人公是研究所里雇用的一名烧锅炉的临时工，名叫老徐。在这个单位里，他是地位最卑微的人物，不上名册，但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他与官场上的老手无异，学会了干部间通行的待人接物方式。他本是赵主任聘进来的，对赵主任十分忠诚，到了赵主任临近退休、小杜即将接替之时，他便不声不响地背叛赵主任投靠了小杜。他与干部们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对待一条狗的态度上。土黄狗是他养着护院的，但却对它残忍，引起干部们的不满，他则直言不讳道出：“狗在你们眼里是狗，在我眼里就是狗肉。”终于，在得知他要被解聘时，他当着干部们的面将狗杀掉，换来一片惊恐声。作品有一种令人心悸的震撼力量，产生于对一个独特人物的塑造。老徐的世故、残酷与不近人情，皆因他与干部们有别，他能顾及的只是自己的生存。这个人物几乎可称为是小人物的一种典型，这典型是其他作家不曾写出过的，恐怕作者本人也很难再写出第二个。
　　张石山的《苦力》也属于颇为值得称道的人物小说。它是一组素描，写解放初的拉排子车行当，写里面“藏龙卧虎”的各色人物。其中有随傅作义起义的骑兵连长，马刀下砍过不少日本鬼子，但因起义后转业回乡，成为历次运动的对象。有共产党的侦察英雄，抗美援朝中立过大功，由于和朝鲜女翻译发生爱情，被遣返回国，从此受尽磨难；有国民党的虚职少将参议，解放后坐过牢，出狱后连收音机都不敢买，改革开放后有了车坐，自己又偏瘫了；也有车夫这样的人物，曾替少将参议拉黄包车，少将落难了，和他一起拉排子车，他对少将仍很尊重等等。这里面每个人物都颇富传奇色彩，每个人的命运都折射着时代的风云变幻，甚至都可能发展为一个长篇，读来令人嗟叹。这类小说，不是“80后”“90后”作家能写出来的，也不是主要依凭想象的作家能写出来的，充满着深厚的历史感和人生况味。
　　刘庆邦的《皮球》中，人物的生动性也与历史变迁有关。当年的范宝明，分到矿上后不愿意下井，赶上矿革命委员会主任爱好篮球，得以发挥特长，在矿上成为远比采煤工风光百倍的偶像人物。但若干年后，他在篮球场上风光不再，堕落为矿上一名混混。这种人物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批人，他们在百废不兴、独尊革命的时代成为宠儿，当社会回归正常时，便一蹶不振。刘庆邦的幽默感，在这篇作品里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南翔通过一组人物写《世相》，其中有疯狂的歌星、衰年变法的教授、偷过玉米的老板、环保局的嗅辨员等等。他们个性都无疑鲜明，举止则略有乖张，形象便格外突出，恰好契合“世相”之主题。
　　此外，有人物的小说中还有石舒清的《小米媳妇》、艾玛的《相书生》等，也值得一提。
　　有故事的小说
　　故事写得好，也是好小说。故事里当然有人物，不过有时候，烘托人物的主要手段是故事，使故事比人物还突出，就成为有故事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引人入胜，趣味是不会少的。有迹象表明，近年来，小说中的故事有回归并得到加强的趋势。
　　莫怀戚的《孪生中提琴》为具有较深厚专业底蕴的文化小说。作者对音乐和中提琴门道的深谙，以及充满诱惑力的描写，使作品仅在知识性上也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而情节把知识巧妙地钩织到一起，赋予了知识以生动的灵魂，通过孪生中提琴的失而复得，细腻刻画了提琴师的曲折心理。这样的小说，存在两个以上目的，写起来很有难度。
　　晓苏的《给李风叔叔帮忙》诙谐轻松。李风叔叔娶了比他小20岁的妻子，此后一直忙于满足妻子的各种要求。他不断请当秘书的“我”帮忙，“我”把他妻子办成播音员，推销出500斤香菇，又帮她调进小学任教，但两次都白办了，第三次办成时妻子已和李风叔叔离婚。小说嘲弄了社会上老夫娶少妻的风气，虽无甚高深题旨，但故事很好玩，读时很愉快，也值得欣赏。
　　最近发现，凡官场小说也大都是重视故事的，大概由于官场本身常有讳莫如深的氛围。尤凤伟的《空白》写秘书和局长之间发生的事件。缘于防盗，秘书同意在局长办公室安装摄像头，却忘了及时通知局长，使局长出差回来后有一个上午的行动暴露在办公室摄像头下。秘书自知犯了大忌，将摄像头关了又开，拆了又换，并向局长如实汇报，还是不能得到局长的宽宥，惶惶不可终日。以后，竟有人匿名打电话向他购买一盘录像资料，更使他惊恐。最后，他得到高人指点，在电话里假称确有录像资料要卖，谈好条件，事情就获得了解决，与局长的关系和好如初。杨少衡的《酒精依赖》中，一位柳姓口岸办主任常需要在酒桌上搞“深水炸弹”接待上级，一夜突发心肌梗塞死在卫生间里。其实他死前还有救，还能眨眼做简单手势，但妻子就是弄不清他在索要什么。人们猜测他的死与酒精摄入过度有关，而反复调查后发现答案是相反的：他不是死于喝酒过量，而是死于缺酒，死于酒精依赖。两篇作品，情节都是一流的，结局皆出人意料。前者，读者方面是猜不出解决危机的办法的，因为秘书手中根本没有什么可资出卖的录像资料，但危机确因他答应出卖而得到解决，因为对方就此感到安全。后者同样如此：一般读者只会往酒精过量去想，绝不会朝相反方面想。两篇作品都具有形式之美。
　　乔叶的《妊娠纹》、王祥夫的《开会》、叶梅的《小马、苹果和打杂的》、施伟的《逃脱术》、第代着冬的《野鸭》等也属上乘。如《野鸭》中，表面老实其实狡黠的“谭鱼头”不动声色，痕迹全无地除掉了仇人，其情节线索被称为“草蛇灰线，伏笔千里”，就不属于虚饰。
　　人类天生具有听故事的兴趣，好的情节小说满足了他们的爱好，并带给他们有益的启迪。但写一个真正的好故事，又是非常难的，比不写故事更难。
　　有探索和有新意的小说
　　小说应该分为两块，一大块是经典写法或传统写法的，该占八成以上，惟其如此，才能维持读者。另有一小块是有探索的，惟其如此，才对得起艺术。探索要像马克思主义，总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生根，所以往往要试着步来，一点点来，观察受众的反应，又逐渐养育读者，直至推广。
　　近些年来这“一小块”的创作就是如此，它们是扎实的、寻求效果的，它们不该被称为“探索小说”，而应该称为“有探索意味”的小说，像蜗牛一样缓慢伸出触角。
　　鲁敏的《铁血信鸽》与作者过去的作品相比，增加了一些形而上的意味。在小说叙述的那个单元房里，没有发生俗常的故事，真正发生的事件源于精神领域。当妻子日复一日地沉溺于对营养和身体的照料时，穆先生却望着窗外的鸽子，思考着与肉身无关的问题，直至他肉身腾起，飘然解脱。卫鸦的《天籁之音》有相似之处。两个站在脚手架上的民工，听到的是不同的声音。一为世俗世界的嘈杂，一为来自家乡和天边的“天籁之音”。后者终于脱离了脚手架，以毫无惧意的神情飘了下去。两篇作品都呼唤着精神的飞腾，它们要求读者辨听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呼唤，打破了小说的日常规则。
　　常见的生态小说多单薄，失之于环保观念的简单扩张，央金的《心随野蜂飞》得益于叙事的实验，则显得大获异趣。作品从少女央金、蜜獾和响蜜鸟的视角分别叙述，将自然界的和谐写得诗意盎然，营造了童话的意境。央金、蜜獾和响蜜鸟组合成亲密的采蜜伙伴，更烘托起天人合一的氛围。作品写到外来人的侵入和对环境的摧毁，自然激起读者的环保情绪。应该说作品创造了独特的格调，实验也是成功的。
　　邵丽的《村北的王庭柱》写得闲散，小说结构也是闲散的。题目是“村北的王庭柱”，却不专写王庭柱，而以王庭柱为起始、为勾连、为归结，通过他对村西北角人物的分别介绍，又以他的人生态度逐一评点，描画了一幅带有哲理色彩的人生图景。这闲散也是一种意境、一种尝试、一种写了多年以后随心所欲的涂抹，却来得分外自如。
　　艾克拜尔·米吉提的《风化石带》是一篇优美的散文笔法的短篇，此篇中，故事是不重要的，人物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物生活其中的环境，以及环境中浮现的人物倒影。哈萨克少年艾柯达依随叔叔进山打柴，沿途经过了湿地、山林、河谷，见到了姑姑和姑父，触景生情地回想起水磨坊的主人、畜牧师、牧人等，映照出醉人的、特色浓郁的北疆风情。这是一篇天然无雕琢的作品，表面看并无主题，但通篇灌注有深沉幽远的情感，动人心弦，叙事风度也颇为不俗。
　　对于傅爱毛的《换帖》，有人会非常喜欢，也有人会觉得有些离奇。村里残疾的农民刘二拐娶不到媳妇，在村长的说服下换帖娶了一门“阴亲”，从此精神焕然一新；后来村长又要他实际娶一门亲，他却无论如何不肯背叛“媳妇”，乃至为了信守承诺上吊自尽，到阴间相会去了。小说“现实感”不强，但“可能性”圆满，情感逻辑丝丝入扣，其实是一篇有品位的佳作。
　　郭文斌的《寒衣》仍是“五月”、“六月”两个孩子的生活感悟片段，以孩子半明半暗的眼光，从成年人熟视无睹的现象中，发现一些从未经过人们深思的东西，写法上为作者独创。
　　还有一些作品，虽不能说有很强的探索意味，但新意是浓的，它们都能打开一扇窗子，使我们看到窗外一幅新鲜的景色，使我们感到愉悦。如龙仁青的《鸟巢》、邱华栋的《你觉得我是贼吗》、盛琼的《胡子问题》、鲍贝的《空瓶子》、裘山山的《你的名字我作主》、荆歌的《有个女人叫付静》、陈应松的《祖坟》、陈世旭的《庐山瀑布云》、余德庄的《秋勤的蜜月》、潘灵的《根艺》等小说，这些作者大都经过长期的短篇小说训练，在技巧上愈来愈成熟，作品也越写越有味道了。
　　在提到许多佳作后，我觉得该为今日短篇小说创作的形势感到骄傲。我前面的叙述，大体不是按照作品显露的思想意蕴划分段落的——当然不是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认为，应该特别强调一下，看作品应该首先看艺术。它首先是艺术了，才值得我们评论和提及。所以，我在盘点时有意忽略了这样一些作品：它们有着深刻的、方便于大力阐发的题旨，但艺术上并不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