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阿卡多:曾视死如归的革命青年汪精卫

　　1944 年11 月9 日的深夜，在日本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外的防空壕内，湿冷的地上，一个瘦成枯柴的苍老男人，在担架上瑟瑟发抖。外面，爆炸声此起彼伏。尖锐的炸弹鸣啸声，房屋被炸后的碎片飞掷声，惊惶的哭叫声，在那濒死人的耳中，全部逐渐黯淡下去。依稀中，我们看到了一张已近脱相的垂死的脸，那是高烧中的汪精卫！他躺在冰冷的防空壕后，任由从掩体未及关闭的门外隙风吹袭。这位前国民党副总裁，眼睛微阖，面色铁青，拉风箱一样地剧烈呼吸着。在弥留的瞬间，汪精卫丝毫没有与日俱增的肉体病痛所导致的苦痛，他的脑子里，不停回转着两个大字：汉奸！防空壕内外医护人员嘈杂、焦急的日语模糊了，黯淡了，一切似乎都要远去，但是，海啸一般的汉语，向他劈头盖脸涌过来——汉奸！汉奸！汉奸！……汪精卫下意识地侧了一下头，回避什么似地抽搐着脸部，痛苦地张大嘴，想呼喊什么，想辩解什么，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他挣扎着，辗转着。突然间，一丝平静的表情呈现在他的面部，甚至，他的双眼也睁开了片刻。那双眸子，在瞬间变得那么清澈，把濒死的脸也映衬得明亮起来，使得在场的日本护士惊诧不已。……

　　毫无疑问，在汪精卫意识的最后时刻，他肯定回到了1910 年3 月。那段时间，是汪精卫人生最辉煌、最光辉的岁月！

　　当时年少春衫薄——革命的喉舌

　　汪精卫，原名兆铭，字季新，籍贯山阴(今浙江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他的生日，是1893 年5 月4 日。

　　至于汪兆铭日后以“精卫”为名，恰恰表明了他要成为革命志士的决心。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上下欲思振奋，掀起一股海外留学热潮。由于日本最为近便，不少人负笈东瀛，以求救国富强之策。

　　年甫21 岁，青春正盛，汪兆铭就与广州的胡汉民等人，为官府所派，前往日本法制大学，以“官费生”身份，进入速成科学习。

　　转年，当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汪兆铭自然心怀雀跃，积极加入，成为同盟会的得力干将。因其汪洋恣肆的文风，他跻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

　　文才武备，风采绝伦。翩翩风度的汪兆铭，在当时东京的革命党人中间，绝对是个光华四射的人物。

　　汪兆铭何许人也？如果究其所为，我们不得不要从他早年的经历谈起。

　　汪兆铭的出生地广东，自1840 年以来，正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表现最强烈的地方，更是帝国列强坚船利炮的演技场。而且，作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广东还具有另外一层特殊的“革命”色彩。沿海之地，广大人民自得风气之先，锐意求新，也为汪兆铭的童年生活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汪兆铭的父亲汪琡，破落小官僚出身，是三水当地的淳儒。有其父而有其子，他对汪精卫教育极严。经书儒典，成为童年汪精卫的必读之书。而王阳明的《传习录》和陆游、陶渊明的诗歌，也成为汪兆铭童年时代每日必须背诵的内容。

　　有此尊慈严父，汪兆铭国学底子非常深厚。汪琡临死前一晚，仍不忘督促儿子读诵儒经。

　　汪兆铭十三岁时，汪琡病死。此后，汪兆铭跟从他博学的叔父继续研学。青少年时代，他诗词歌赋，无所不通，被公认为当地的大才子。十九岁时，汪兆铭考中秀才。

　　整个青少年时代，汪兆铭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心中有选择地汲取学识营养。

　　明末清初两位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二位大儒“夷夏之防”的理论，使得年纪轻轻的汪兆铭心中充满了“恢复华夏”的志向。而他少年时代从父亲、叔父等人处所听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飞、史可法、陈子壮等人激昂壮烈的事迹，更促成了他民族意识的萌发，一步一步酿成他反清排满的思想。

　　也正是在一个人思想定型的年纪，汪兆铭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得以形成。

　　当然，彼时的汪兆铭，还受儒家“君臣之义”观念束缚，没有太过激的“革命”念头。

　　1904 年的日本之行，是促成汪兆铭思想飞跃的关键。在日本法政大学，他真正开始了国家、宪法等知识的系统研究。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都成为他案头的必读书。

　　在日期间，他还亲自动笔，把日本的《法规大全》翻译成中文。

　　海阔天空，受到如此深刻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汪精卫无限憧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他心中原先反清的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更积极、激进的“民族帝国主义”。

　　此前他对清朝帝王“君臣之义”的念头，一时全抛。1905 年，汪兆铭终于见到了孙中山，立即成为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信徒。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他生命中终生难忘的最重要事件。

　　这一年的7 月30 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各省代表、留学生、日侨共七十多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汪兆铭以其倜傥不群的人品和犀利的笔锋，被公推为章程起草小组成员(仅有八人)。

　　8 月2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同盟会总部下

　　设三部，汪兆铭被任命为评议部的议长，由此可见他当时在孙中山和各位同志心目中的位置。《民报》是同盟会的宣传喉舌。而《民报》创刊后的头条文章《民族的国民》，正是由汪兆铭亲自撰写。

　　《民报》最初的十几期，汪兆铭作为主要撰稿人，共写有十余篇文章，每篇皆洋洋数万言。当时，他几乎就是同盟会的发言人，其本人也被视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最重要阐述者。

　　由于青少年时代的深厚儒学素养，汪兆铭写得一手好文章，洋洋洒洒，简明快捷，感染力极强，特别是针对当时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反“革命”谬论，皆一一驳斥，使对手几无还口之力。

　　汪兆铭的文采华章，争取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成、同情革命。

　　汪兆铭绝非头脑发热、简单冲动的革命者，在他下决心要终生献身革命之后，他以“家庭之罪人”的名义给国内的哥哥写信，表示自己要“为国流血”，声明断绝与汪氏家族的关系以及与刘氏姑娘的婚约。其兄长也很“聪明”，立即把此信上交“有关部门”，表示“驱除逆弟，永离家门”。

　　这种表面的决绝，其实也是汪兆铭对家人的一种保护。在他的性格中，始终存有这种类近柔弱的温情，大事小事，他对自己以外的事情，总是思虑过多。

　　《民报》时期，是青年汪兆铭生命中光华四射的年代。从那时起，他以“精卫”、“枝头抱香者”、“扑满”等笔名，拿起笔来作刀枪，鲜明地阐述了民族思想。

　　“精卫”，原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是炎帝的女儿，溺死于东海，就化身为“精卫” 《民报》发刊词鸟，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日日不绝。所以，有“精卫填海”这一成语，喻指那种持之以恒、长久不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汪兆铭自取“精卫”为名，就是要昭示他献身革命的痴绝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