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尼克斯手电免费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2

　　在对一门学科、或一项课题进行研究之前，要着手搜集整理该学科或课题已经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这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因为，掌握了该学科或课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就有利于在下午研究该学科或课题时找到突破点，就能找到超越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为自己进行开拓性的创新研究抓到前沿性问题的着力点，从而就能保证自己的研究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理论深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也应如此。
　　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研究久已有之。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时间却很短。这门学科的现行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是近三四十年间才逐步建立起来的。作为这门学科本身的研究史（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历史）就更年幼了。
　　苏联共产党中央直属马列主义研究院于1969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著——在苏联的发展和研究史》中，曾概括叙述过恩格斯及其同时代人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奥拉、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以及古斯达夫·迈耶尔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研究的贡献和不足。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专题资料和成果，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这里有些阐述不是纯哲学史研究的研究史问题，而是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观点研究的研究史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历史

　　（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形成的论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
　　恩格斯《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76－1886）
　　恩格斯19世纪70－90年代中期写的序言、序言补充，以及《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恩格斯1893年《马克思·亨利希·卡尔》。1895年《卡尔·马克思的处女作》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及同时代人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研究
　　第一，梅林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研究。
　　　梅林对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一个开创性的理论观点，就是明确提出和论证了马克思确立科学世界观的道路，是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过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范畴代替黑格尔哲学的观念思辨的过程。他认为，《博士论文》虽然表明马克思还“完全根据黑格尔派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1]，同时也表明马克思“在开始反对黑格尔”。指出：马克思参加《莱茵报》工作，接触了现实，但《莱茵报》上的几篇文章表明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那组文章，由于接触到经济事实，就认识到黑格尔唯心主义社会观的反科学性。梅林还认为《德法年鉴》是马克思早期思想观点发展的第二阶段（1843年底到1844年初），《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表明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出发，然后又越过费尔巴哈；批评了黑格尔把国家置于社会之上，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提出社会高于国家，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点[2]。梅林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的主要缺点，是未讲辩证唯物主义，并把辩证唯物主义仅看做方法论，不是世界观。结果他在某些论述中，混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这是梅林高明于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地方。梅林实际上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不仅仅是“社会历史观”。至于辩证唯物主义，要么在一般世界观意义上，它本来就是方法；要么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其实，这也是恩格斯的看法。朱老师在后面曾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并列，如果是这样，那就谈不到一般“世界观”；如果要作为“一般”世界观，那就与恩格斯的观点不一致了）。
　　第二，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
　　普列汉诺夫最先深刻认识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的重要意义，他提出修正主义的严重过失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知。
　　普列汉诺夫在研究和评论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中的主要缺点，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在1903年前把马克思哲学观点的发展，同政治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但1903年后，却脱离了马克思的政治活动对其哲学观点作孤立地、纯逻辑地分析。二是在1907年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中，夸大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思想观点的影响，其中不再提马克思向无产阶级立场转变了，只是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中，“已经牢牢地站在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即被费尔巴哈从神学装饰品中解放出来的‘斯宾诺莎主义’的立场上”[3]。这里表明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1843年底彻底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中的新思想。（说马克思已经牢牢地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很难说是普列汉诺夫的“缺点”。相反，倒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强调，恐怕是普列汉诺夫看走了眼。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道主义”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前者是现实的人道主义，后者则是抽象的人道主义，但毕竟他们都属于人道主义）。
　　第三，保·拉法格、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拉布里奥拉、考茨基等人关于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文章和著作中，都有论述或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内容。
　　考茨基为《奥地利工人书》撰写的恩格斯传记，为恩格斯认可，并作了修改和补充。他也出版过马克思的传略。到伦敦后写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解说性著作。但是，他在阐述《资本论》的内容中有原则性的缺点，不懂辩证法这种方法，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本质关系，以后在同伯恩斯坦的论战中逐步走向歪曲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本质区别，以至转向机会主义者、中派思想家，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和论述是科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经典依据
　　29列宁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思想和方法，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科学原则和方法论基础。列宁在他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许多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分期、马克思主义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实质和意义，都进行过深刻的研究和论述。
　　30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分为1848年前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哲学观点特别突出；1848－1871年巴黎公社为马克思主义形成后转入的第一个时期，即风暴和革命时期；1872－1904年为马克思主义形成后转入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与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革命；第三个时期是从俄国1905年革命以后。
　　29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1847年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中，1841年的《博士论文》表明马克思完全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当时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1842－1843年《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时期；1843年至1844年初《德法年鉴》时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上述两个转变的时期；1845年出版的《神圣家族》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已经形成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提出历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接近提出“生产关系”的概念；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成熟著作；《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最终形成。
　　29－30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30－31列宁明确指出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它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不是一下子实现的，而是在同资产阶级哲学斗争中实现的。他阐述了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一直在同各种敌对思想理论进行斗争着。“在40年代前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末，在经济理论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50年代完成了这个斗争；批判了在狂风暴雨的1848年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说。60年年代，斗争一般的理论方面转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方面：从国际中清除巴枯宁主义。70年代初在德国名噪一时的是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70年代末则是实证论者杜林。但是他们两人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都已经微不足道了。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4]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从工人运动中排挤出去之后，斗争并没有停止，仍在继续着，但斗争的形式和原因有了变化。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5]这个派别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在哲学方面，跟着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用素朴而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而革命的辩证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的现状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的现状看，严格地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不论在苏联或其他国家多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开展起来的，在我们国家就更晚一些。在50年代前，只能说是在准备资料和探讨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研究的问题。这样的工作，在苏联酝酿讨论的过程比我们研究的过程要长久得多。
　　（一）苏联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概况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的出版及其研究。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认识论方面没有超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范围。因而，有些著作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解释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简单结合。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逐渐发展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立场的过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形成的过程。这种观点集中反映在苏联为“纪念费尔巴哈逝世50周年”而出版的一些著作中。
　　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研究，进入了包括列宁哲学思想在内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著作大有进步，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同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则。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注意了对恩格斯的思想观点作相对独立的研究，对恩格斯的思想发展的特点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都作出了原则上正确的研究。这一特点在1935年为纪念恩格斯哲学逝世40周年和1940年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撰写的著作和论文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20世纪40年代的局限性。围绕亚历山大罗夫的《西欧哲学史》一书。由于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变革性，影响了对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研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排斥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之外，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变成没有思想前提的偶然产物。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才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研究上出现了高潮。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20多年中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著作，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的专著和专论出版较多。
　　苏联学者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两大显著特征：第一，他们注意掌握和运用列宁的方法论原则。如在拉宾的著作中专门谈了列宁的方法论同普列汉诺夫的方法、梅林的方法的原则区别。拉宾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方法，主要的并一再强调的是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理论前提之间的共同逻辑联系；梅林则是对马克思的早期阶段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列宁不是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看做不成熟的作品，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阶段；而是看做一个形成的过程，看做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拉宾认为，在列宁看来，提到第一位的不是分析马克思所依据的东西，而是分析马克思在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道路上每一个阶段所创造的新内容、新思想、新观点。第二，苏联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看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参加和研究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同时改造的结果。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同时形成的，又是在分析经济问题、概括工人运动和人类全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奥伊则尔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中指出，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揭示出对社会生活的科学认识与唯物辩证法的一致性。人们的自觉活动与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的一致性，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才能理解和说明，因为唯物辩证法完全克服了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抽象二元论。而这种二元论不单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没有能够克服；就是辩证法家黑格尔，最后也陷入了绝对唯心主义所完全不可避免的宿命论”[6]。
　　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被颠覆之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者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不单是理解和说明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而是阐明这些思想同现实实际的联系；不只是描述哲学思想的发展，而且要追溯这些思想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
　　（二）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的概况
　　20世纪50年代后期曾开始注意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大学哲学系并没有开设这门课。到6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完全中断了这方面的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哲史研究有了新的转机，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教学以及专业人员的形成，都有很大的成绩。1978教育部武汉文科教材会议确定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材之后，几所大学的哲学系先后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课程。1979年在桂林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部定教材的同时，筹备成立“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1980年在厦门大学，“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正式成立。1985年第二届理事会决定将“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改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1982年教育部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为执教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学科。从此，教材、人员等条件全部具备。专著：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1989－1996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教材：黄楠森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积极作用。首先对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和研究给予了有力的帮助，推动了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元典，揭示了注意克服和防止对哲学原理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其次，推动和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内涵的研究，拓宽了研究领域，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代人及其学生的哲学思想纳入其中，同样将与列宁同时代的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的哲学思想也放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总体中。特别要指出的，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新的理论和方法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内容的同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作了应有的研究和论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完整性更为合理。再次，由于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改进思维方式，提高研究方法，这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更为深远。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发展研究，给了极为重要的深刻启迪。这种“新发展研究”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有巨大作用的。

[1] 《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5页。
[2] 参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6、178页。
[3]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6卷，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36年俄文版，第360页。
[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5]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6] 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