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拉美覆辙难现

　　2004年8月，奥地利经济学派信徒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美国读完其先师莫瑞·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后，将美国1920年与当时中国经济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萧条，如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并预测，“中国的泡沫破灭将会在2008年～2009年间某个时刻发生基于我的奥运会时间点，我将崩溃确定在2009年。”

　　陈东琪随即公开回应，以《中国怎样在2008年前后避免经济大萧条》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以中美简单类比，表象相似，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它的政府干预力要比美、欧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强一些，而这正是避免萧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力量。”

　　之后，这场激烈的学术争辩以陈东琪胜出告终。他回顾说，“中国的确用强政府干预缩短了经济下滑时间，尽管这个超强干预的代价也很大，但避免了一场大萧条。”现在，类似的“崩溃论”又瞄准了新十年，比如“失去的十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等。

　　“至少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不会像日本经济那样，出现‘失去的十年’，也不会出现拉美国家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对这种只看表象不研究历史前提变化的“预测”，陈东琪不以为然，他提出了四条主要因素：人口大国，需求旺盛；人均收入较低，发展空间巨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力量很强；地方经济增长潜力大，地方政府发展欲望强。

　　就中国实际情况与日本和拉美国家，他比较分析说，日本人口少，生产率高，易形成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而国内消费不足，只能出口，转为外汇储备；就拉美而言，也有人口瓶颈，更主要的是其产业体系比较残缺，没有中国这样齐备完整，“相对日本，中国人口多；相对拉美，中国产业体系具有优势，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再加上服务业发展存在空间，服务消费需求较大，中国内生增长性，尤其是消费的内生增长性非常强。”

　　在其看来，作为全球性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其人口优势和产业优势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强劲发展，创造了有史以来世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巨大竞争优势。以汽车制造业为例，2008年中国汽车制造产销超过900万辆，2010年就翻了一番超过1800万辆，2011年有望达到2300万辆。汽车产业不仅从生产角度以1:10的乘数效应带动经济总量增长，而且从消费角度提高经济增长的健康均衡和可持续，是一条纵横中国制造业诸多领域的超级生产链和消费链。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住房消费领域。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目前，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26.65平方米，城市化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将新增1000万城镇居民。这意味着未来十年，至少需要新增26亿平方米的住房供给。如果目前的房地产调控和收入分配改革到位，将消费性住房变为房地产市场的主流，同样会爆发出持久的驱动力。

　　在陈东琪眼中，汽车、住房、家电、信息、旅游构成了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连串“发动机”，“由于电力的供给能力提高，农村电网和‘三网合一’的建设加快，这些都促使农村家电消费和IT消费的快速增加。旅游方面，以前是市民旅游，未来是农民旅游加速，原来是省内旅游，未来会变成全国旅游、全球旅游。近年来，旅游业都是两位数增长。”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不会崩溃。”这位谙熟于从微观世界寻找趋势线索的宏观经济学者肯定地说，“没有理由对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过多担忧和恐惧。”

　　如何坐稳“钓鱼台”

　　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届五中全会讲话所言，“说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不是说我们面前就没有挑战了，我们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多很复杂，但机遇依然大于挑战。”对这段话，郑必坚的解读颇为精彩，“从来就不存在‘一帆风顺’、‘吃现成饭’的所谓发展机遇。”因此，在其看来，中国未来十年的重大机遇期，要牢牢把握住，需要深刻理解认识三方面“变与不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判断。

　　其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变与不变。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的意义上说，乃是前十年战略机遇期的直接延续；而从我国将要在这一时期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以及我国的国际地位将会提升到前所未有高度这双重巨大变化的意义上，又可以说是新的更加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他把这总结为一句话，“基本面不变，而又有新的重大发展。”

　　其二，机遇大于挑战之变与不变。郑必坚为本刊记者回溯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迂回曲折的历史进程。2001年，在世纪之交加入WTO的艰难突破，使我国从此全面进入世界市场体系，极大增强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成功应对美国遭遇的“9·11”事件，则又推动中美构建起新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2008年台海局势转危为安，把两岸关系引入和平发展新阶段；2008年到今天，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又与其他发展中大国一道，逐步进入国际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核心部位。

　　“经验表明，所谓机遇从来都是由成功应对一系列危机，实现对危机的转化而来。”他把这称作，“危机蕴涵机遇，化危机为机遇。”

　　其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变与不变。这位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首倡者告诉本刊记者，应充分估计到，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内大局的分量在愈益加重，对国际大局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可以说，这一条本身就是构成和影响国际大局的一个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也是我们将继续获得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基础。”

　　他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使人开窍”的现象，“现在不只是香港、澳门、台湾的众多民众在说，‘只要祖国好，大陆好，港澳台经济贸易发展前景就会好’；而且相当多的国际和地区经济体也在说，只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中国国内市场规模不断增大，他们同中国的贸易、投资和其自身发展势头就会越来越好。这个事实生动表明，中国的国内大局如何深刻影响了并将继续深刻影响国际大局。”

　　“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不但是维护我们国内大局的基础，也是深刻影响国际大局的基础。”所以，中共中央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求全党“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郑必坚认为原因就在于此。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把这一条作为党和国家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重要立足点。我们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也好，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也好，都要善于认识和把握这一条、用足和用好这一条。”在其看来，这就叫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