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莫甘娜中单天赋s6:重建大中华价值范式（上）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17 00:39:11
重建大中华价值范式
——从云杉先生“文化三自论”说开去
钱 宏
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亦即文化建设，是西方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那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推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变局。而人类新的千年即将开始，我们似乎看到新千年中的第一个世纪将是亚太地区的崛起，那么我们，当真能够刷新人类文化建设的记录，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吗？
我们期望，当我们感到困惑、信心不足和需要建树之时，愿我们想起：我们是有背景的！记住，我们总之是有背景的，背景越宽广深厚，在出的创新性就可能越高。
——摘自《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1994）
引 子
1980年代，中共中央宣传部奇迹般地出了一位“三宽法则”的部长朱厚泽先生，倡导文化宽松、宽容、宽厚政策。
20多年过去后的今天，读到云杉先生在《红旗文稿》上发表“文化三自论”，倡导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欣喜之余想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此当可看作“文化三宽法则”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历史性发展，是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结合起来，探索文化发展自在规律、自动演化、自觉创新的一次有益尝试。
自19世纪中叶始，中华文化遭遇“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慈禧新政”、“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继续革命”、“思想解放，告别革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历经一百多年的历史沿革，中华文化可谓经历了多次“价值重建”。其基本特点是，始终没有超出对于西方工商文明的“复制”与“选择复制”范畴，同时，一百年间，为了选择复制的侧重点不同或大同小异，呈现出激进与保守（左与右）的激烈争斗与暴烈对抗局面，并为此付出几千万中华儿女的宝贵生命。目前，这一过程，尚远未完成。
我们常常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还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当西方工商文明自身一而再地暴发世界性危机，出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之时；当中国社会年发群体事件超过30万起，精神病患轻症过亿、重症达1600万，国民收入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比差，呈越拉越大之势；当所有曾经认为至宝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儒、法、道、释、基、伊、马、列、孙、斯、毛、政府、市场、自由、平等、博爱、专制、民主、科学、技术及“特殊材料”的救世主、道德楷模、能人代表）再也不被中国人狂热追捧，再没有那么神圣，甚至在心中或崩溃、或消逝、或事实上束之高阁，除了金钱、权力、智谋，一切都似乎皆可以“忽悠”二字以蔽之后……作为至今仍然以“复制与选择复制”为基本特色的东方大国——中国，还能拥有强有力的世界价值吗？GDP排名世界第二、乃至第一，资本、科技、军工、企业规模上的赶超西方，算不算世界价值？
窃以为，云杉先生“文化三自论”正是在这样一种大历史背景下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其立意，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人民经过革命、继续革命和告别革命三阶段近百年的选择性复制，伴随中华民族意识形态蒙太奇式的系列重建之后，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背景下，大中华价值重建乃至东方价值重建的接力。
让我们回到文化的元问题。文化是什么？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动力学机制是什么？大中华文化需要怎样的价值范式重建？
一、文化是什么？
尽管有关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文化”有一百多种说法和定义。但今天，我们讲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依然要从“文化是什么？”这个元问题开始。
1、文化是一条心河，一种精神支柱
大凡文化的创造者，都不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从纳音取象、结绳记事、立功立德立言，到各种风尚潮流的形成，真正的文化创造，莫不始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由生活感受、体验、观察，进而求索、反思、建构，终至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这种“神明之德”、“万物之情”，即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赖以文而化之的精神支柱。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政党，只有当拥有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时，才能获得强有力的世界价值!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文化作为精神支柱，离不开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文化的活的母体。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传承，都是活生生地通过一代一代的母亲传递给下一代的，而书本、工艺作品，只是一种物化的载体。
惠特曼说,“全世界的母亲是多么的相像！她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经验都可以证明，母亲言行的点滴渗透，正是我们每一代人精神支柱得以延续的来源。比如对我而言，刚刚往生的母亲，此生给我最大的精神财富，就是敢于相信人，相信自然，也相信自己，尽管她生于乱世，但她遇事处之泰然，安之若素，她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凸显她特有的人格魅力，可谓“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从未改变对人、对自然、对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人自立于天地的精神支柱！诚然，如果“逼上梁山”，她比任何人都不惧怕战斗，且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她有草根情怀，精英情调，更有贵族气质。大概，这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却又往往不甚了了的所谓“文化”。
文化，即文而化之，文明化育之谓也！文化，是活的历史，文化永远鲜活地存在生长于每一代人的心里！
文化是一条心河，我们这些个体生命或群体组织，或是食客、看客，或是河岸上的林木、泣猿，或是装点这条心河的轮渡或轻舟，或是滋润养护这条心河的慈母……有道是“两岸猿声泣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所以，文化之心河，不可能被任何人或群体组织长期拦截私藏而后越流越窄小，而只会越流越宽广，正所谓“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所以，谈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本身，必须要有从文化母体中秉承的精神骨架作支柱着眼。我们经常讲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从我们的认识过程看并没有错，但从逻辑关系上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不是相提并论的四个板块，而应当是一个生产、生活、生态同心共生体。
文化，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同心共生体的轴心，依次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最外层的是反映政治、经济状况的社会生活，文化则从内到外贯通始终，决定着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品味、质量、前途的深度、广度、高度。
国家文化如此，民族文化如此，区域文化亦如此。比如，东方世界各文化区域发展到今天，可谓同体共生。这种同体共生的文化，不只是书本章句范畴上说的，而是就其精神内涵及生活实践说的，是活生生的现实。
东方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及其精髓所在，是从太平洋西岸到印度洋东部沿线，总人口超过二十亿的东亚、东南亚和大中华区人，多为儒、道、佛、资、社 “五位一体”，即以儒学亲情规范行为准则、用道家修炼养生“充电”、借佛家行善感悟来修持心性来世、采资本（主义）文化参与现代政经生活、集社会（主义）文化求民生公平正义，在理想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一种众生适用之共生、共栖、共济的生活方式。
2、文化是物质、精神和工艺的同心共生体
我在《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1994）中，也曾试着对文化给出一种学理化的解释。所谓文化，在其现实性上，是物质、精神和工艺的三位一体或同心共生体；而在其可能性上，就是人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的由秉承者向在出者永续追寻文而化之的创化过程。
文化，及传统、时代或时尚、自然、世界、宇宙、历史等都是背景的不同存在方式。有了人就有了文化。人也是文化的人，因此，背景即文化，文化即背景。天文、地文、人文皆是文化、是背景；人类的生产、生活、生态也皆是文化、是背景。背景作为文化，在其实在性上，可以用三个概念来分别加以表述，即：
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是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的空间（载体）形态或文明形态。物质文化是一种依存于空间的有形文化，包括一切与人发生关联对人有明确、具体价值的感性事物。物质文化与人的衣食住行用相连，具有直接现实性。
精神文化（Spiritual Cuture），是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的意象（观念）形态或理念（意识）形态。精神文化是一种以时间为基础的、无形的文化，与所谓广义科学、艺术（宗教）、哲学及其机能即人的感知、情趣、意志、思想、经验（知识）、观念、尊严相连，具有纯粹性、超前性、预设性和永恒性。精神文化包括一切与自然、社会、个人、国家、世界、文明、演化有关的，没有明确、具体经济价值的理念性事物（包括气、知、性、真、善、美、慧、德、神）及民族性的集体无意识和时代性的社会心理氛围。
工艺文化（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是指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的组织（技术）形态或社会形态。工艺文化是一种以时间为基础，以一定空间为阈限的、无形而又有形的文化，包括一切能将精神文化转化为物质文化的工具、手段和机能，以及与人的生活、生产、安全、语言（符号）、科研、著述、义行、探险、游戏、技艺、教育、福利、管理、规则、风俗等有关的一切组织（结构）方式、运行方式和承传方式。工艺文化具有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的二重性，如文物、书籍、场馆、公园、通讯设施、传播媒体、实验室，以及小到家庭、球队、俱乐部、公司，大到军队、政府、教会、跨国集团、联合国等一切社会组织都具有这种二重性。工艺文化最具历史性，是民族、文明、习俗、风尚及社会生活存在方式的具体显现。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属于工艺文化范畴。我们通常说的社会历史形态或时代特征，也是依据在各个历史时期在社会生产、生活、生态相互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工艺技术形式来划分的，如原始社会、奴隶（城邦）社会、封建（井田）社会、帝国（包容）社会、资本（商品）社会、社会化（“均贫富”）社会、大同（共产化）社会、共生（互助化、伙伴化）社会；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体验服务（福利）社会；如自然经济时代、工业和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时代、体验经济时代；如采集狩猎文明形态、农耕读文明形态、工商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形态。
人类一切文化形态，无论是语言、资本、家庭、建筑，还是国家、城市、跨国组织，都是物质、精神和工艺三大文化形态的一体化，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工艺文化的同心共生体。
如语言，这一区分人与动物的基本文化标志，其物质文明形态——文字、语汇、声音、符号（图腾、徽章、Logo）等；其精神理念形态——语义、象征、指令等；其工艺组织形态——语法、规则、约定俗成、语境等。
如国家，这一超越民族（家族）、人种、界域的最大的社会组织单元，其物质文明形态——人口、财富、地理位置及自然文化遗产，各种职业化的国家机器如议会、政府、法院、军队、企业，公民和各种利益阶层（集团及其政党），标志性建筑，综合国力等“硬实力”；其精神理念形态——社会理想、观念、价值取向、民俗时尚风气等；其工艺技术形态——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生育）组织，及其组织规则（制度、约法、规程、习惯等）和结构功能等。国家的精神理念形态和工艺技术形态都属于所谓“软实力”。
再如资本，这一当代社会生存方式中最显赫的文化形态，资本的各种货币形式及其代表的社会财富，可用币值表示的不动产和一切可能转换成用币值表达的自然、社会、人文及天文资源，是资本的物质文化范畴；资本理念包含的“机会均等”、“自由竞争”、“等价交换”、“创富以人为本”、“生产利润最大化”（与之相应的“行政许可与公民利益”）、“公平与效率”（与之相应的“公平、公正、公开”）、“藏富于民与社会化生产”（与之相应的“小政府大社会”）、“契约与诚信”、“模式化扩张”等基本观念，还有“为富且仁”、“恭喜发财”、“同舟共济”等社会心理氛围，是资本的精神文化范畴；资本在现代生产、生活过程中直接成为经济社会组织的结构方式（如“现代企业制度”其核心内容就是“以资本为纽带”、股东权益保障、经理人职业化和生产标准化与产业化，并以此进行组织结构的），资本理念在资本生产中的全面实践（如资本生产要求社会生活在生存机制上，彻底完成“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从人身依附到人身自由”的历史性改变，资本使人类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成为可能）等等，显然是资本的工艺文化范畴。
人类文化的物质、精神、工艺三位一体性，意味着人类生产、生活、生态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事务都具有系统性特征，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是一个系统工程。
比如，资本的文化三位一体性，意味着资本及“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一种有全球意义的生活方式；对中华民族来说，它还是一种需要学习、适应进而拥有的系统生存机制”。我们对资本文化的理解和把握，需要从资本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工艺文化三位一体的特性出发，才能使其真正成为当代中国人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顺便说一句，我们强调“资本文化三位一体性”，充分认识资本的文化三位一体性特征，对于正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人来说，可能有助于摆脱超越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的——某些至今“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的“先辈们的传统”观念，从而在当前经济社会的组织活动中，“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完成由承者向在者的蜕变，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同时，三位一体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工艺文化，又是一个文化同心共生体。
精神文化处在这个同心体的核心，包裹着它的是工艺文化，处于最表层的是物质文化。三大文化交织为一体，作相向运动。精神文化是同心体最活跃的部分。一定的精神动机，引发一定的工艺运作从而产生一定的物质形态（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从这里释之）；而某些物质形态因其体现（象征）着一定的精神动机而成为一定的工艺形态；某些工艺运作转换成一定的物质形态后又可能促成新的精神动机的诞生。
三大文化同心共生，就这样相向运动着，共同决定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及其水准，并凝聚、浓缩和逐渐和谐地固化在个人或社会组织的各种开放性或封闭性定势之中，从而保障了人类及其文明的生存、延续和发展，越来越丰富多彩。这一同心共生的过程，与中国古人描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旨趣是完全吻合的。
定势与通常说的范式，具有异质同构性，都是文化传统的节点或结点，但由于着眼点不同（定势着眼于精神心理行为，而范式着眼于概念原理），我们认为定势更符合文化的本性，更切近背景的历史展现方式。我们可以从横的方面，对背景进行多种阐述，也可以进行纵深的分析并得到许多原理命题，建立许多新学科，如将“定势”原理用于研究历史，可建立“定势历史学”；用于社会、审美，可建立“定势社会学”和“定势美学”（或臻美学）等等。如单从“工艺文化”再细分，当我们将组织划分为“组织结构和组织职能”，将个人划分为“个人和个人角色”（在共和国条件下可划分为“公民个人和公民角色”）之后，可得到“组织职能专一化与个人角色多样化原理”，并据以建立“职能管理学”和“角色政治学”，用以研究和判断各种现有社会组织的真伪、个人术艺的高下多寡、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这条原理还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标志，因为原始社会的整体情形恰恰是“个人角色单一化和组织职能弥散化、全能化”。
随着我国社会工艺（技术）文化的进步，经典作家所创造的传统概念或理论模型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比如“生产力”，原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与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相结合而构成的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人是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照此，就很难涵盖我们现在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脑力劳动者”、“嘴力劳动者”（指节目主持人、演说家、歌星等）、“管理是生产力”、“社会关系也是生产力”等等，因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些社会形态学概念，应当有机地统一到工艺文化范畴加以考察，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再如，邓小平机智而无畏地提出“不讨论”经济体制性质的“姓社姓资问题”，更从实践上洞察到其问题的伪科学性和现实危害性。其实，不管是所谓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说白了都是个工艺（技术）问题，即都是社会工艺组织的建设和创新问题。它同时涉及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工艺文化三大文化协调发展，既简单又复杂，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参看拙著《参与——现代人的追求》中“参与自然的造化”、“参与社会工艺的改造”、“参与精神文化的更新”等节。该书为纪念“
我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云杉先生才说：“文化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且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终极目标。他还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论证说“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二、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动力学机制是什么？
云杉先生在论述了文化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提出“经济文化化”的命题同时，引出了“确立文化发展目标、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提出文化发展举措”的问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云杉先生提出了一个“激活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这样一对关联概念，亦即尊重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与顺应文化发展的动力学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化三自论”与“文化三宽论”及百年来“中华价值重建”之间，是一种历史性接力。
如果把“人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看作是“经济民生”、“政治民生”，那么云杉先生在此提出的“保障好人民的文化权益、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生活质量”，就可以叫作“文化民生”和“社会民生”。同时，由于民生问题的根本，是民权(包括三种“公民个人”权力和权利：人权，即生命权、生存权；事权，即行事权、拥有基本资源行事权、选择行事方式权；物权，即获得财产、免于贫困权）。文化民生、社会民生，主要表现为国民事权。
窃以为，云杉先生把“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与“基本文化权益”作为关联概念提出，是一个了富有智慧和勇气的理论创举！一个合规律性（如“三宽法则”）与合目的性（如“自由创新”）统一的表达，也即是一个与共和国相称的合符法理逻辑的结论：包括文化民事权在内的国民事权（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的宪法性表达。是积极探索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动力学机制的创造性努力。
3、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
文化自觉的核心问题，是人作为文化主体，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云杉先生说得好：“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强化主导、壮大主流。”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的今天，文化的主导、主流，就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任何文化专制、文化单边主义，都既不符合今日世界潮流与文化发展的规律，也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
指出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意味着把文化探索中的合规律性与全目的性、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结合起来了。如果说，在这种“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文化大格局中，还存在优势文化或强势文化，那么，这种优势文化之所以优势，在于其涵摄的核心价值，具有文化覆盖性的感染力，在于其毫无阻隔地自然抓住人心，且温暖和照亮我们的灵魂，在于其体现了人类的普遍旨趣与价值！
云杉先生极富历史感地指出，“做到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前面已经说过，文化即文明化育、文而化之，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即需要代代相传、秉承，又需要代代创新、丰富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信念，来自对于文化、创化、演化过程的自信。本来、外来、将来的价值基础，都来自这个“文化自信”。我想说，云杉先生一个“不忘本来”，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命题，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命题，即：我们的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是复合传统，还是单一传统？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还是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传统？
不过，对于有人提出“文化边界”、“文化版图”、“文化主权”等问题，我倒是有点不同看法。文化有边界、也可以呈现版图状，但文化没有“国界”、没有“族界”、没有“主权”。这种情况在宗教（文化）上表现得很典型，历史上国与国之间屡屡发生异教迫害、强迫改变信仰的事件，但从未发生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允许，乃至迫害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皈依与自己相同宗教的事件。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萨满教文化等等影响较大的宗教是如此，孔孟文化、老庄文化也是如此。因为，文化，文化，即是文而化之，文化的本质和生命力，就在于跨国、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地传播、流通与融合。这正是云杉先生提出“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拓展我们的战略利益”所必须。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一个拥有优势文化或强势文化的国家、民族、政党，一个拥有强大精神支柱的国家，一个有“文化自信”的国度，决不搞“文化保护主义”（至于说，某种文化创造被转变为文化性商品（服务），需要保护原创者的权益前提下，别国别人才能与之分享，那已经不属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范畴，而纯粹是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还有，下文“吸收外来”，在表述上，显然与之发生不可避免的逻辑上的重合，联系下文“着眼将来”，有时间与空间上的矛盾。比如“德先生与赛先生”、“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党政治”、“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北京奥运精神”、“网络化、信息化的潮流”，显然不是中国的“本来”，而是“外来”，或者说起码既是“外来”，又是“本来”，抑或既是“本来”的“外来”，又是“外来”的“本来”。
以我的浅见，只要是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的“文化事件”和“文化运动”，无分中外古今，对包括我在内今天的后生来说，都是“本来”。而这些“文化事件”和“文化运动”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应当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属于“将来”。
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自信的基点，是“返本开新”、“推陈出新”，比较合适。所以，对于每一个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的新生代个体生命而言，所谓“文化DNA”，都既是“本来”，也是“外来”。
避免这种逻辑表达上的矛盾和尴尬的最好方法，可能是采用背景主义（1994）的立场与方法——即不管是什么文化，无非是物质文化、工艺文化、精神文化的同心共生体，而一经拥入我们的感知，就无分古今中外、“本来”、“外来”，一律作为信息或资讯，加以背景化的处理，而秉承之，而后经过个体生命身心灵自组织活动，亦即云杉先生说的“开放包容的胸怀、辩证取舍的态度、转化再造的能力”，从而在出背景、推陈出新，实现“将来”可能的文化创新。
文化创造的热情来自创造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尊严感，当GDP增长率作为社会生活与人生目标的价值参量时，当精神文化创造的主体被当作“教育对象”时，创造者的尊严何在？当目标、方向、方法、路径等等一切都规定好了，“自强之本”——即云杉先生期待的“文化兴盛的可靠保证”：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体的精神文化创造，实际上也就被取消了。这正是“我们所有出版社的年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及一家贝塔斯曼，我国海外商演的年收入总和还比不上国外一个著名的马戏团”的根源，也是大才子如王蒙先生，终了也只有“半部杰作”《活动变人形》的根源。
因为，文化创造是一种个体行为，作为这种创造行为主体的所谓“知识分子”，需要创造的自由空间。自强之源，只能是来自文化创造者个体生命（无论是否知识分子）的自组织力。云杉先生提出“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的问题，极富历史感，这个“最大限度”，比继续革命时期的“驯服工具论”，开始预留了一点空间，但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全面推进的情况下，需要定下一个不会因人事变动而变化的“底线”，或一个避免“人亡政息”的“红线”。
时至今日，中国本该诞生三部史诗性作品：第一部是土地革命以来中国农民及乡村生活的史诗，农民及其乡村生活是稳定这个国家的基石；第二部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心理传承的史诗，文化及其精神心理是支撑这个国家的背脊；第三部是1840年以来中国民间社团及其公共空间的史诗，社团及其公共空间是平衡这个国家的支点。
可惜，事实却是，以中国最具传播力的电视为例。全国总共五千多个频道上，播放的除帝王历史剧、神怪武侠剧，就是明争暗战的国共斗争杀戮片，剩下的只有那些以严肃地搞笑的方式解构“爱情”、解构“友情”、解构“组织”的所谓贺岁片，以及将丑陋娱乐化、审丑化的小品（比如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言行不一、坑蒙拐骗、机会主义现象娱乐为“忽悠”，麻痹人们最基本的道德情操，客观上使之合情合理地击垮了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是其典型），真正能吸引观众视听且能引发人们道德反省的，反而除了台剧、日剧、美国大片，竟然多半是1998年金融风暴后确定“文化立国”后大量生产的韩剧。
我非常钦佩近年来首倡“公共外交”且不遗余力推广其理念的赵启正先生。在我的理解中，在公共外交的意义上，每一位走出去的中国人，无论是官员，公众，还是精英，其言行举止都犹如一张发出去的“文化名片”，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那么，在这张“文化名片”上写着什么样的内容呢？起码应当有鲜明独特的价值诉求、独立人格精神和文化自信这样的内容。而我们在对外文化传播方面，至今大体限于海外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唐装”、“汉服”、杂技、体育……在所谓精英文化交流上，依然不是“对话”，而是“听话”（拼的依旧是外语水平），比如外国人说“软实力”、“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的学者们也跟着添油加醋，并对自己的同胞振振有词地鹦鹉学舌照本宣科……不知当代中国人为何如此不济？
难怪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2002）一书中谈到所谓“中国威胁”的时候说，中国不会构成冷战时期苏联的那种挑战，她解释说：“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感染性的理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布热津斯基说：“罗马文化高于周边文化，文化优越性使得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合情合理，也加强了帝国的力量。”英国不仅把欧洲的“绅士文化”推向全世界，英语更成为世界性语言，当今美国正以其“大众熔炉文化”推进自己的影响力，并向全世界传播其“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观念——它们先后分别被称为欧洲梦和美国梦！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从文化创造源头，亦即文化发展规律和动力学机制上反思的大事。
所以，既然讲“塑造”，就应当给“自强之魂”的“自强”之“自”（“当家作主”的国家、民族主体，即人民、公民、国民）留下“塑造”（创造、创新）的空间，而尽可能少一些对“魂”的规定性内涵，规避“照本宣科”式的党八股。不过，“自强之路”也不仅仅是个“科学发展”的问题，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何最近七八年的实践证明，其结果依旧只有“发展”没有“科学”？即使有科学，可在理论上说，科学与民主一样，也是一种工具，从科学这种“工具”中，也许能推导、引申出经济繁荣和GDP增长率，推导出结构调整和“五个统筹”（效果如何且不说），但推导、引申不出文化发展所需要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问题还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如何协调，即如何将工具理性纳入价值理性的航道，来领航。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正是当下中国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中最突出的矛盾纠结处，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大慈悲才可能加以一揽子解决；而且，需要时间表、路线路，急不得，等不起。
作为秉承者（或曰“承者”）时，我们做人的骄傲只属于前辈和文化传统，只有作为富于自己本质的在出者（或曰“在者”）时，我们才能真正感到自己作为“万物之灵”的自豪。因此，只有为了“来者”（后来者）去努力完成由“承者向在者的蜕变”，我们才无愧于天地万物，无愧于人，也无愧于类的历史——不是被历史书写，而是书写历史（摘自《我们从何而来，关于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1994）。
总之，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意味着把文化探索中的合规律性与全目的性、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结合起来。
4、文化发展的动力学机制是社会生态的自组织力
如果说，发现，并勇于阐明“多元一体、多样共生”这一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厚德载物”的品质；那么，提出，并要求“激活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更显现“自强不息”的精神。
云杉先生在文化自信之后，提出了文化自强的命题。我想说，文化改革是手段，但用“文化政绩工程”来推动文化发展，也许有一些短期效果，但那不是创造。文化自强之源，最后要落实到文化创造者个体生命的自组织力上。这里，我想结合中外历史现实，再次概述一下自组织均势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自组织力理论，源自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它比较恰当地描述了系统必然趋于死寂时，如何在开放的条件下使系统恢复活力，并推动系统朝良性循环发展的现象。自组织现象，或者说自组织法则，普遍存在于一切自然、社会和人类活动之中。是任何系统永葆青春活力的内在推动力量，故曰：自组织力。
对人类而言，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到类（系统），所谓自组织，是一个不断扩大拓展的“自觉、自立、自由三位一体”的过程，与自觉、自立、自由的相伴随的内在组织对应物，是人类特有的世俗上帝：即“良知、良心、良能的三位一体”，而与自觉、自立、自由相伴随的现实（外在）组织对应物，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知识、财富、权力的三位一体”。这就是自组织力在人类社会的内在逻辑结构与外在功能展开。
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自组织力是人类的尊严所在，是东方人崇尚的尊严主义和西方人崇尚的自由主义的共同基础。
因此，我们认为，自组织理论用以概括人类系统及其国家、社会、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也同样适用。从人类生产、生活、生态关系的历史沿革上看，由于无论是内在的良知、良心、良能发挥，还外在的知识、财富、权力的拥有，都呈现出由个体到群体，由少数群体到多数群体，由多数群体到全民、全生态的过程，因而，人类自觉、自立、自由的自组织性，也呈现出由脆弱到坚强，由疲软到坚挺，由周期性到永续生成的共生过程。
人类自组织活动，从三个层面作用于社会文化系统，即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涉及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工艺文化”，此三者是一个同心共生体。
物质文化，以文明形态为标志：狩猎-采集-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生态文明。在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交替融合时期，人类形成了四大文明轴心。文明轴心的形成，是以精神文化的自组织（创造）为核心纽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