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少聪老婆孙云玲:给草根以梦想,给流动以保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15:46:42

关山远

  又到年终盘点时,“给力”“凤姐”“我爸是李刚”等在2010年大出风头的热词均当选各个版本的评选。笔者以为,以“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等“X二代”,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稍有遗憾。“X二代”,实则为2010年最值得回味与深思的一个现象。

“X二代”反映社会阶层间流动通道变窄

  无论是公务员招考的“量身制造”,还是车祸现场口出狂言的恶少,在这一年,诸多公共事件都让人反思:是不是出身决定命运?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命运?在很多年前,这其实并不成为一个疑问,而在今天却拷问众多中国人。这无疑让人有些沉重。

  自古以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向上的阶层流动的通畅,激励了无数贫寒子弟。但是“X二代”却是社会现实的无情反映:社会板结化,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变窄,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存在的距离和断裂有愈渐扩大之势。

  前些年,有两篇文章曾一度风靡网络,比较早的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道出阶层差距。因为出身不同,虽是大学同学,但家庭较穷的人用了很多年,才能达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活水平。这比较适合60后70初的人,虽然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后来网络上又出现一篇《我用了18年,还不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这篇文章深得80后认同,因为出身的阶层不同,大学毕业后大家的生活分化越来越严重。

  葛优在《天下无贼》里有句著名台词: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在不同的语境想起这句话,笑不起来。一项统计显示: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失,以数量而论,中国和印度则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人才流失国。2010年另一则引人关注的新闻是:中国已经出现中层阶级的移民潮。

“大逃港”成就香港繁荣

  “流动”二字,在历史上有着奥妙的意味。回溯历史,国家兴衰,城市变迁,永远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其实如果从“流动”二字来审读,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不久前,深圳人陈秉安公开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这本书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详细描写了一段很多人都不熟悉的往事: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大逃港”终于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又都回来了。

  这段历史,成为改革开放民心向背的最生动写照。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这次“大逃港”对香港繁荣的意义。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大逃港》中,陈秉安写了一个名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叶小明11岁时与母亲逃港,母亲不幸死亡,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叶小明对陈秉安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带着“香港梦的”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这是香港繁荣的背后。而上海的繁荣则是另外一段有关“流动”的历史。

“流动”促进上海都市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锦绣江南,从此成为激烈厮杀的惨烈战场,其直接的变化,就是江南传统的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的衰落,以及上海的崛起。

  史载,在战争中,繁华的江南“尽成废墟”,田园荒芜,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被摧毁殆尽,人口锐减。据统计,1831年时,苏州府九县一厅,“实在人丁”340余万,到1865年只剩下128万左右。

  苏州、杭州在太平天国战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地处长江入海口的滨海县城──上海却因缘时会快速崛起,大踏步地向近代化国际性大都市迈进。从1860年代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这种取代,是现代城市对传统城市的取代。因此,苏州、杭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长达10余年的内战烽火洗礼下,大量难民纷纷避入江南地区唯一的安全区域──上海租界,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这个“丛集”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才和资金向上海汇聚的过程,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至50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另据最保守的估计,从1860年到1862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至少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租界。难民的大规模涌入,虽然给上海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为近代上海的崛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上海租界以一隅之地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成为难民的福地;而源源不断的难民则以他们的智慧、资金和技艺等给上海的都市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他们与界内的外侨一起共同缔造了近代上海的初次繁荣。

  王韬曾记载说:“上海城北,连甍接栋。昔日桑田,今成廛市,皆从乱后所成者。”乐正在《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中也写道:“当租界成为城市的主体的时候,上海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它不再是过去那个传统的棉花和棉布的生产基地,不再是普通的滨海小县城,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远东的国际商港。上海正在从‘江南鱼米乡’的那个社会模式中游离出来,成为镶嵌在东西方之间的一块中性地带,一个新开发的商业王国。”

  城市如此,国家更如此。

“中国梦”是什么?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工真在其著作《文化的流亡》中,记载了美国崛起的另一个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种族主义政策,使得50万犹太人被迫流亡他乡,美国接收了这些难民中的四分之一,使得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发生了一次洲际大转移。

  《文化的流亡》中写道:1933年4月从德国大学校园中开始的“文化清洗运动”是纳粹主义“文化同质性要求”的真实体现,也是作为对犹太少数民族大迫害的第一个信号而出现的。2400多名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科学家以及上万名文化精英从纳粹德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不仅标志着纳粹主义者对1810年由洪堡创立起来的“自由、科学、理性”的大学原则彻底抛弃,而且标志着世代犹太人对中欧文化的适应出现了一场痛苦的终结。当这样一大批优秀的文化知识精英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替换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德国的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

  美国文化知识界的领袖们看到了通过接收来自纳粹德国的知识难民来发展美国科学和文化的良机。他们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私人性资助团体一起,在“拯救科学和文化”的名义下采取了种种措施,化解了大萧条状况下美国高校中“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从而为接收德国流亡科学家和文化精英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以及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制造出一种事关生死的威胁力,迫使绝大多数纳粹德国的知识难民彻底放弃了他们继续留在欧洲诸国的幻想,并与来自欧洲其他沦陷国家的知识难民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向美国流亡的高文化素质的欧洲知识难民潮,从而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20世纪这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最具历史意义的洲际大转移。

  当时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知识精英可谓群星灿烂。他们之中有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现代宇航之父”冯·卡门,“原子弹之父”西拉德,“氢弹之父”特勒,物理学家玻尔、费米,数学家库朗,现代建筑家米斯范德罗,音乐家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社会学家拉萨斯菲尔德,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这场大流动最终造就了当今世界的科学和教育的中心──美国。是谁导致了这一切?如果说答案是希特勒,让人惊讶,然而真实。

  无论是“大逃港”、难民涌入上海或者德国科学家避难美国,均是历史的悲剧,然而却带来了另一种深刻的历史改变,耐人寻味。

  在今天,已经很难出现这种大规模的人员、财富流动,但另一种流动,却无时不在发生。中国是人才需求大国,人才外流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或许可以从“X二代”现象中寻找另一种思考方式──历史上,有“美国梦”“香港梦”“深圳梦”,吸引人才纷至沓来。那么什么是“中国梦”?应该说,通过努力能够取得成功,给草根以梦想,给流动以保障,让每一个积极向上的人,能够看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