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叶茶的作用:“九.五”支泸及生死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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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支泸及生死大逃亡

      

    “九·五支泸”事件,是1967年9月5日,发生在四川省川南地区的一次18个县市红旗派组织武装支泸事件。这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泸州市红旗派被红联站派武装包围和封锁在市中心弹丸之地的江城时所发生的一次武装救援准军事行动。

    1967年7月,泸州市的两派武斗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拳脚相加的打群架派别武斗逐步升级为钢钎战。这可是一场拼势力的“战争”。在市区内,刚开始红联站的势力不抵红旗派,红联站处于弱势状态。但由于泸州市高坝“25”厂也就是泸州兵工厂的产业工人的参与,整个态势发生了逆转。

    泸州兵工厂(又称25厂),是一个专门为国家生产军用炸药及炮弹、子弹、榴弹等军火的特种行业的秘密工厂,隶属于中央管辖。据说全国仅有三个这样的工厂。该厂位于离泸州市区十多公里的高坝,占地数平方公里,规模宏大,商店、医院、学校齐备,独成一体。仅产业工人就有6000多人,而且多数以退伍和转业军人为主。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工人绝大多数都属红联站派,被对方称之为“麻匪窝”。在市中区红联站战况“吃紧”的情况下,由他们组成的武斗队,在红联站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一车车地送往市区“战场”。只见他们,头戴藤帽,身着工装,腰扎皮带,足蹬大靴,手握七尺特制长钢钎,一个个身高体壮,气势汹汹,齐呼口号,整队推进,其阵式怵人,气势压人,像意大利精神战,更像古罗马决战场。所到之处,战无不胜。已被红旗派占领的市区地盘,硬是在泸州兵工厂的武斗队一楼一楼地争,一条街一条街地夺了过来。

    武斗由钢钎战逐步升级为真枪实弹的阵地争夺战时,由泸州周边的泸县、纳溪、合江简称“泸纳合”三县的农民群众组织武斗队参与进来后,红联站的武装力量已成绝对优势。据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54军驻泸7804部队有的军人也脱下军装,穿上便衣暗中加入了红联站的队伍,并亲自参与了指挥和作战,这更使群众性派别武斗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

    到了8月份,武斗局势的发展使红旗派完全处于四面楚歌的态势。红旗派被完全压缩到市中心江阳区。它的东南面是长江阻隔,只能靠渡轮横渡,但江对岸已经被茜草坝、兰田坝的红联站队伍封锁;其西北面一条沱江将其环绕包围,唯一一座沱江大桥通道被红联站一个连把守,桥头堡工事里四挺马克芯重机枪封锁桥面。要想从桥上突围是不堪设想的。这样,红旗派的数万人就被团团围困在江阳区内,人出不来,生活物资也运不进去,蔬菜、粮食愈趋紧张。加之市区居民数万人也被围困其中,更加剧了紧张局势。那时候,泸州红旗派的告急电报、传单以及情报不断传到成都、重庆、宜宾。他们四方呼吁,八方求援。请求全川的红旗派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当时,宜宾市的派别之争是红旗派占上峰,红联站派在双方武斗中被赶出了市区,有的跑到了泸州市,加入了泸州红联站的武攻队,也参与了对泸州红旗派的围攻。宜宾市的红旗派具有很强的势力,加上又有宜宾军分区的支持,他们更是如鱼得水,整个市区都在他们掌控之中。从宜宾地区全局而言,当数红旗派约占优势。泸州市那时还属宜宾地委管辖。因此,宜宾市的红旗派组织在接二连三地收到泸州市红旗派的告急后,在时任宜宾地区革委会主任王茂聚,副主任郭林祥的支持下,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结挺和副主任张西挺的默许下,由宜宾红旗造反总部牵头,组织了永川、荣昌、自贡、隆昌、富顺、威远、江安、南溪、筠连等18个县市共数万人的红旗派武攻队,于1967年9月5日,对泸州红联站展开了武装攻击,以解泸州红旗派被困之急——这就是发生“九·五支泸”的背景和原因。

    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才得知,红旗派“九·五支泸”武装部队是9月4日傍晚聚集泸县福集镇的。也就是我们泸联总站宣传队在泸县水泥厂慰问演出的当天晚上。当晚正在演出时发生武攻队中途撤离大礼堂,即为此事。但由于红旗派武攻队一到福集镇,就对周边进行了严密封锁,红联站武攻队并未得到准确情报。事前曾得到宜宾地区红旗派已在隆昌聚集,将对泸州发动攻击的消息,但对红旗派武攻队到底来了多少兵力、什么时候发起攻击等情报一无所知。因此,除把队伍拉上山去以外,并未做全部撤离的最后准备。

    9月5日凌晨,驻扎在泸县水泥厂的泸联总站前线指挥部曾派出四名侦察人员前往福集方向打探军情,这四名武装侦察人员乘着黎明前的黑幕,从水泥厂出发,沿公路摸索前进,当他们走到泸县第一铁厂路段时,正好与从福集方向来的红旗派先头部队的尖兵遭遇。可笑的是,这四名红联站派出的侦察兵,却误以为对方是部署在山上的自己人,还悄声打听道:“有情况吗?”意思是打听红旗派的武攻队有无动静、队伍是否出发?可当他们发现,这群人卧倒方向面朝水泥厂,枪口全部向着泸州方向时,才一下恍然大悟。可已经晚了,卧倒在地的红旗派武攻队员从地上一跃而起,枪口全部对准了这四个笨得可爱的侦察兵,他们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当了俘虏。

    四名侦察人员的被俘,打乱了红联站前线指挥部的部置和阻击计划。当前线总指挥还在坐等侦察员返回打探消息时,却突然等来的是红旗派武攻队的装甲车和先头部队。眼见装甲车后面紧随其后的连绵不断的运兵车,红联站武攻队的指挥员们顿时惊慌失措,无计可施。以两个连的兵力去阻截数万部队无疑是螳螂挡车不自量力。因此,前线总指挥果断决定,避其锋芒,立即将早已潜伏在玉蟾山南侧公路旁的部队撤离阵地,往山北转移。并火速从小路赶回泸州市小市三华山五峰岭布防。就这样,才会出现红旗派武攻队已经到箢篼山才派通信员跑步通知我们宣传队火速撤离的蹊跷事来。也就因为如此,红联站武攻队丧失了利用玉蟾山南有利地形,打一场漂亮的阻击战的大好良机,使红旗派的武攻队沿途畅通无阻,直抵泸州市小市五峰岭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泸州市区主要分江阳区、兰田坝和小市三大片区。以市中区江阳区为中心,长江东岸是兰田坝、茜草坝区,以沱江西北岸为小市区,后来叫龙马潭区。小市街后面即是三华山五峰岭、马鞍山。只见这五峰岭从小市后面陡然凸立四百余米,连绵五峰,其最高峰为燕子岩。站在山顶俯视山下,山东面形势陡峭,坡陡四、五十度,最险要处可达六、七十度,半山腰顺坡而建的民房林立,泸县县政府、县人大就依山修建在这马鞍山半坡上。整个小市区绵延数里,一直延伸到罗汉场、高坝。抬眼眺望,长、沱二江即在管驿嘴汇合,沱江以南即是江阳区。山西面坡势渐缓,浅丘地形,一个连一个的小圆山包,满山农田种植着大量农作物。

    泸州红联站的武攻队就布防在这五峰岭、马鞍山一线。从五峰岭制高点上既可封锁东边江面船只,火力支援沱江大桥桥面,对江对面江阳区进行火力控制,又可对江对岸忠山实施炮火打击。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军事制高点。

    然而,这次来势汹汹的“九·五支泸”,却是从泸隆公路方向而来,从五峰岭背面发起进攻的,后背成了主战场,这使红联站武攻队处于背水而战的不利局面。

    红联站仗势自己地理熟悉,兵力强大,弹药充足,后勤物资丰富,作出了“据敌门外,固守五峰岭”的部署,把第一道防线布置在58公里地段,在每座山包上构筑工事,形成交叉火力,相互支援。以五峰岭为第二道防线,沿五峰岭前山坡遍筑工事,重兵固守。并以“瘸猫儿炮”对第一道防线进行火力支援。东面山下弹药和吃的如水、馒头、面包、罐头、煮鸡蛋、苹果等物资源源不断送往阵地。当然,红联站总部也作好了撤离准备,一旦火线难以支撑,全部人马将撤到高坝泸州兵工厂。

    再说这红旗派的支泸武装部队,从聚集地福集出发后,本以为在玉蟾山下的环山公路上将有一场恶战,哪想到却未遭遇阻击,畅通无阻。抵达红联站的前线基地泸县水泥厂后,先头部队对水泥厂区进行一番搜索,并未发现红联站武装人员,部队全部上了汽车,大部人马浩浩荡荡直扑泸州市而去。沿途装甲车打头,后面运兵车车头上架着机枪,全体武装人员均子弹上膛,作好随时应付遭袭击的准备。但红联站的部队因对方来势汹汹,早已全部龟缩到小市五峰岭防线,红旗派的部队一枪未发,于中午顺利抵达58公里外围。

    到了下午,“九·五支泸”的战斗正式打响了。红旗派部队利用优势兵力,以装甲车开路,以全线铺开,重点突破的战术,对红联站的阵地发起了全面进攻。红联站部队则以炮火和重型武器对58公里入城路段实行居高临下的密集的火力封锁,每个山头,既各自为阵,又火力交叉,相互支援,顽强抵抗。并将重机枪连、火炮连(迫击炮、瘸猫儿炮)压到前沿,抵近射击,对红旗派的进攻造成极大地威慑。战斗打得尤为激烈。霎时之间,枪声炮声连成一片,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攻者来势凶猛,斗志昂扬,守者背水一战,拼命抵抗。这场连解放战争时期都未曾在泸州城发生过的激战,却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十年代,在双方都高喊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声中兵戎相见,自相残杀起来。

    论阵地战,红联站部队约胜一筹。他们用从泸州军区、永川驻军部队抢来的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和从泸县武装部军械库抢出来的老式马克芯重机枪、苏式转盘机枪和防空高射机枪,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火力网,并用高射机枪对付装甲车,使红旗派的部队在首攻中连连受挫。加之红联站部队弹药充足,后勤物资丰富,吃的喝的源源不断送往阵地,使部队斗志旺盛,打得英勇。开战几个小时,红旗派的装甲车就燃起了熊熊大火,阵地前丢下了一具具尸体。

    但要论单兵作战技术,红旗派的部队要强得多。一是他们都是一群从18个县市的民兵中经过挑选组成的精悍之师,二是据说其中还有宜宾军分区7791部队的现役军人,他们脱下军装,化装成民兵而来的。这些人经过革命造反司令部洗过脑、换过思想,满脑子“誓死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雄心壮志,抱着视死如归战死沙场的信念背起了枪,走向了武斗战场。

    残酷的拼杀经历了几十个小时,经过了拉锯式的阵地争夺战后,红联站的部队在红旗派“重点进攻,各个击破”战术的猛攻之下,终于寡不敌众,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了,部队全部压缩到了五峰岭防线。

    退到五峰岭防线,红联站的局势非常严峻。虽然山峰顶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有险可依,易守难攻。但山东面是悬崖陡壁,主峰燕子岩更是一处无路可退的绝壁。只要两侧失守,燕子岩主阵地将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因此,面对红旗派越攻越猛的阵势,红联站总部下达了“坚守阵地,掩护总部撤退”的命令。

    红联站“放弃小市,火速撤退到高坝兵工厂”的命令一下,小市城里立即陷入一片混乱。数万人要一下涌到高坝兵工厂,粮食、弹药、生活必须品等物资是不能少的。总部决定,将小市的物资仓库包括泸县政府所管辖的仓库的生活物资全部运往高坝。并动用了一切运输车辆抢运。全城像开了锅一样挤满了撤退的武装押运车辆和人群。车马喧哗,人声鼎沸,大街上一派潰败逃命的慌乱景象。

    正当大撤退还在进行的同时,五峰岭阵地上战况突变,红联站的抵抗已经是难以支撑了。红旗派部队以穿插分割,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猛攻猛打。红联站的五峰岭整体防线被切割成首尾不能相顾的孤立无援、各自为阵的小山头阵地,被红旗派一个一个的吃掉。眼看前沿潰不成军,固守峰顶的两翼部队边打边撤,从山后羊肠小道退下山,很快消失在林立的民居之中。

    两侧失守,使主阵地燕子岩完全陷于三面被围背后悬崖绝壁的困境。这时的主峰燕子岩上,一个加强排的兵力连死带伤已经只剩下五个人了。两名工人两名农民,还有一名女学生。五名红联战士,面对已经打红了眼的黑匪,面对阵地前战死的无数战友和黑匪的尸体,他们打完了最后几发子弹,从容地从工事中走了出来,像五棵青松一样屹立在峰顶上。

    枪声嘎然而止。山坡下红旗派部队的武装人员也从卧倒的地上慢慢地爬了起来,他们端着枪,盯着手中已经没有了武器,站在峰顶上的刚才还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的五名对手,一步一步地合围过来,三十米、二十米十米,眼看就要活捉他们的一瞬间,五名面无惧色的英雄的红联战士,突然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黑匪!”“同志们-永-别-啦!”随着喊声,一个个纵身跳下了几十丈高的悬崖绝壁!

    啊!这悲壮的呼喊声在悬崖上空久久回荡;“同志们永别了!”这让人心碎的最后诀别使山下的战友放声痛哭,悲愤欲绝。——  一幕曾经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年代的“狼牙山五壮士”的壮烈场面却活生生地重现在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今天。多么悲壮!多么壮烈!然而又多么让人悲哀!让人不可思议呵!

    阵地失守了,形势万分危急。占领五峰岭、马鞍山山顶的红旗派武装人员掉转枪口,居高临下,对准山下正在撤退的车辆、人群进行了疯狂地扫射,打得潰退的人群呼天喊地,哭爹叫娘,四处逃窜。一辆抢运物资的货车被打得翻倒沟里燃起了大火,身上着火的司机爬出驾驶楼,刚跳到水田里,就被一排子弹打死在水里。

    泸县二中几个负责广播电台播音的学生和泸县喻寺场学生代春芳、郑尚明,他们因播音到最后还没来得及撤退,最后从县政府大楼跑出来冲向江边,准备乘船撤到高坝。郑尚明,大家喜欢叫他郑胖娃,爱耍小聪明,个人挤到了一辆已经发动的小吉普车上,打算从公路上冲出城去。

    这时的江面已经被五峰岭上的红旗派用机枪封锁,“砰、砰砰”的子弹打得水花飞溅。

    红联站的撤退分水、陆两路。陆地以车辆抢运。水上以泸州兵工厂用一艘日本汽轮改装的拖轮拖拽着一条60吨级的敞棚大驳船往返于小市与高坝之间。驾驶汽轮的兵工厂工人叫王振江,他是一位老师傅,为了抢运他已经往返多次。

    红联站阵地失守以后,王振江正火速驾驶着汽轮拖船逆水而上再次来到小市江边。当他刚要靠岸时,几梭子弹打在他的驾驶仓周围的钢板上“噹噹”直响,打得王振江本能地丢掉了舵盘直往后退。但是,眼看江岸上挤满了等待撤退的人群,而且主要都是妇女和学生。英雄的王振江面不改色心不慌,他镇定自若地重新把舵将船靠在了码头。蜂拥而上的逃难人群像潮水一般拥上船来。这时,火力封锁更加猛烈,它对准人群、对准驾驶仓一阵猛扫。船上岸上接连倒下几人。人群中发出了惊惶的残叫。这时的汽轮驾驶仓完全暴露在正面火力点上,王振江完全可以一个左满舵,将船头转向安全角度。可是,王振江师傅没有这样做,他只要一转舵,跳板上正在拼命往船上拥的人就会成群地掉入江里。他镇定地向大家喊到:“快,快点!”

    眼见人已上满,王振江立即驾驶着船离了岸。山顶上的红旗派机枪手此时似乎明白了什么,机枪对准驾驶仓疯狂地扫射,一颗子弹打在了王振江的手臂上,鲜血直流。王振江来不及包扎,咬紧牙关猛打舵盘。突然,“砰砰砰”几声连响,王振江的胸口前鲜血涌流——英雄的王振江终于倒在了驾驶仓里。船失去了舵手,失去了动力,打横在江面上,随波漂流而下。可是,这时的火力封锁并未停止,它继续对准俯卧在甲板上的人群一阵狂扫。趴在船中央的女同学代春芳身下一片鲜血,一颗子弹从她的左后背打进去,她已昏死在人堆中……。

    自鸣得意的郑胖娃挤上吉普车后,这辆车载着四人快速冲向了通向高坝的顺山公路。哪知道,这辆突然闯出城的吉普车被红旗派的武装人员认为车上坐的一定是首长级的人员,立即对其进行了密集的追踪扫射,并派出一股小分队从半山腰冲了下来。驾驶小车的司机压低身子,一边躲着流弹,一边驾驶着车在公路上飞奔。可车刚跑到二道溪就一头栽下了坡坎,连翻几下滚到了沙滩上。车上三人都已死亡,郑胖娃却还奇迹般的活着。红旗派武装人员快速冲到了翻倒的车前将郑胖娃逮个正着。郑胖娃就这样当了俘虏。

    攻占泸州城的仗终于打完了。这场震惊巴蜀、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九·五支泸”以双方共死伤五、六千人而暂告结束。

    红联站派被全部赶到了弹丸之地的高坝泸州兵工厂。一个不过几平方公里的江边平坝一下拥入了数万人。仅管泸州红联站总部事前作了充分准备,但解决数万之众的吃喝拉撒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小小厂区到处搭满了临时住房和帐篷,光伙房就设了好几个。虽然粮食尚能对付,但新鲜蔬菜奇缺,顿顿都是粉条炖盐肉,盐肉烧粉条,吃得人直翻白眼。兵工厂医院住满了被打伤的武装人员和无辜的群众,伤痛的病人哀嚎之声使人发怵。更让人担心的是,高坝地区无险可守,地理位置非常不利。只有西北面石梁上可算是制高点,它的东南面是一片平坦江滩,下面就是几百米宽的奔腾的长江。其通往泸州的西南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面,却是一片开阔的平坝地带,最危险的一边却如一道大门敞开。然而,无险可守也要严防死守。红联站总部对高坝四周也做了严密的部署。石梁上布置重兵守卫,厂区周围高层建筑都布置了火力控制点,各交通要道也用沙袋构筑起防御工事。随时谨防红旗派的进攻清剿。那时的高坝呀到处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要是随便一颗炮弹落下来,不管掉在哪里,都会炸倒一大片。

    可红旗派武攻队并未就此罢休,他们乘胜追击,将武装部队全部压到高坝周围,要趁此机会把已被团团围困的“麻匪”全部消灭。

    俗话说,困兽犹斗。此时已陷入困境的红联站人也作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兵工厂里加班加点的生产火炮、炮弹、子弹、手榴弹以及自造枪支、刺刀。不分男女,把能背枪的人员全部组织起来。有的五、六十岁的老工人也主动背起了枪,一旦“黑匪”打进来,他们也要拼个你死我活。连那些在打仗中掉了胳膊或腿的伤员也随时背着几颗手榴弹,决心与“黑匪”同归于尽。整个高坝笼罩在大战前的紧张气氛之中。

    厂区的墙壁上刷满了“打倒刘张王郭!”“誓与黑匪血战到底!”的标语。街道的批判专栏上贴满了鼓动士气的宣传文章。如《临危不惧的英雄王振江》、《燕子岩上五壮士》。激动人心的战地《号外》一天一个样。今天是“重庆大学8.15和成都大学生红成组织坚决支持泸州红联站的革命行动”、第二天又是中央某领导严厉批评红旗派攻打泸州”等消息。战地广播成天播送着经改编的《红联站人想念毛主席》的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歌声唱得人心酸唱得人心碎。

    围剿就要开始了,红旗派武装部队调兵遣将已经完毕,战斗即将打响。这将是一场殊死拼搏,将是一场数万人对数万人的血腥撕杀。一旦开战,其血腥场面将比欧洲奴隶战争时期斯巴达克军队和贵族军队之间的撕杀还要惨烈!

    就在这时,一位老人站了出来,他要阻止这场大屠杀的发生,他就是红军长征中抢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之一的老红军蔡老英雄。蔡老英雄已年过六旬,个头不高,身体强壮,他是兵工厂革委会的领导,“文革”前就一直负责厂的安全保卫工作。是一位很有威信、受人尊重的热心肠老人。

    这位老人有头脑有魄力,遇事不慌,办事果断,也敢说敢为。为了阻止这场血腥的自相残杀,为了拯救数万生灵免遭涂炭,他用高音喇叭向红旗派武装部队发出了严重警告,勒令他们立即撤离高坝,不许对红联站人展开进攻,否则,他将命令引爆万吨炸药库,和来犯的红旗派武装部队同归于尽。

    震撼人心的严重警告并非耸人听闻。这泸州兵工厂是一座专门制造军火的秘密工厂,它有三座建造在地下山洞里的炸药库,里面长期库存有数万吨TNT硝酸氨,就是我们常说的烈性炸药。平时都由正规军队严守。工厂生产的“产品”,全是军队武装押运到隆昌火车站监管上车,运往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就连最混乱的武斗期间,厂区生产重地也是戒备森严,岗哨林立,任何外人均不得入内。

    这老英雄说得到做得到。他命令有关人员将山洞里的炸药库用电雷管引爆线联通,电源线输出洞外,做好一切准备,一旦杀红眼的数万红旗派武装部队攻入高坝厂区,一场血流成河的屠杀开始时,他将命令引爆火药库,让这近十万已经疯狂的人群连同这座兵工厂同归于尽。

    惨案一旦发生,这数万吨TNT将犹如几颗原子弹爆炸,将整个高坝地区摧毁!将炸毁半个泸州城!爆炸掀翻的山坡泥土将堵塞长江河道——那将是一场多么可怕的灾难啊!

    可这一切都在准备之中,这场人为的毁灭性的灾难就要发生!

    在战地高音喇叭不断向包围高坝的红旗派武装部队发出严重警告的同时,蔡老英雄向中央连续三次发出告急电,电告中央泸州发生的派别武装冲突情况,并报告中央泸州兵工厂将与前往进攻的红旗派武装同归于尽的严重后果,请求中央火速制止事件的发生。

    泸州兵工厂告急电震惊了中央,震惊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四川省政府,省军区,命令红旗派武装包围立即撤离,不许进攻泸州兵工厂。否则,将追究有关领导组织者的责任。

    武装包围高坝兵工厂的红旗派武装部队被镇住了,他们终于没敢逾越雷池半步。一场可怕的劫难终于没有发生。

      

    我们泸联总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追赶过濑溪河后,在红旗派尖兵班的眼皮底下像打慌的兔子一下就跑得无影无踪。陈成、李晓才、刘崇素等跑到了农村亲戚家。我和高翔、胡昌秀、陈和章等往牛滩方向跑。我的大姨妈我们叫孙媬媬家在牛滩场镇上。高翔他们是兴隆场的人顺道。其他人员四处跑散,各奔东西。我们慌不择路,顺着濑溪河一路小跑,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仍神色不定,心有余悸。虽然已是农历八月间,但火辣辣的太阳仍晒得我们口干舌燥,汗流浃背。路旁稻田里的田角水成了我们可口的饮料。

    到了牛滩镇,高翔拉着我的手说:“刘云,我们不送你了,注意安全,等通知归队。”“好吧!队长你们慢走。”说完我就从河边街道到了我孙媬家。我孙媬正戴着老花眼镜坐在家里缝衣服。我一进门见到大姨妈,就像见到我母亲一样,刚叫一声“孙媬”,眼泪就掉了下来。我孙媬已经六十多了,一双老花眼从镜筐上方吃惊地瞪着我,见我进门就哭,吓得直问:“出啥事啦?别哭,快说。”待我抽泣着述说完原由,我孙媬也深感后怕说:“乖乖!要是开了枪你们这些学生怎么开交哟!”接着孙媬又安慰我:“刘云不哭,就在媬媬这里住到,没有哪个敢来抓你。”

    我孙媬家住在牛滩场镇后街一个很宽大的四合院平房里,有十多间房屋,占地好几百平方米。院内分前院后院,中间一个小天井。前院是我孙媬家住,后院是姨父的兄弟家。院前还有一个数千平米宽的梨园,祖上传下数十棵软把黄梨树,结的梨子果质细腻脆甜,整个梨园四周种满了铁篱笆刺。我小时候一到孙媬家就和表哥上树摘梨、掏鸟窝,经常被心疼我的孙媬哄下树来。

    一看这错落有致的四合大院和颇大的梨园,就知道我孙媬家原是一户很富有的家庭。后来被评为地主成份,从此家业衰败,一蹶不振。梨园也被没收归公,几十年的优质梨树被砍伐殆尽,整个梨园被平整为大平坝作为场镇的菜市场。

    孙媬家有四口人。孙姨父是牛滩镇运输社的工人,孙媬属家庭妇女,没有社会工作。膝下一儿一女。表哥孙宏业泸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古蔺县当教师,表姐孙宏英比我大两岁在泸县二中读书,是高六八级学生。因父母管得严,不让表姐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她一直深闺不出,没有卷入到“文革”中去。

    牛滩场镇两派之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只是没有像福集镇那样对立严重。但是,自从“九·五支泸”一打响,红联站派一方已转入隐蔽状态,红旗派方占了上峰。场镇上贴满了“彻底砸烂麻联站!”“坚决支持‘九·五支泸!”等巨幅标语。气氛紧张,局势吓人。为防意外,孙媬成天将我关在屋里,不许出门,还让表姐严加看管。并专门托人到福集我家报信,告诉我妈我已跑到牛滩避难,以免我母亲担心。就这样,我在我孙媬家躲了起来。

    自从9月4日上午我们宣传队参加完围攻福集区公所红旗派总部后,就像专冲我们来的一样,当天晚上红旗派武装支泸部队就聚集到了福集镇。又是装甲车又是大队人马,可急坏了我妈。我母亲知道,当天晚上我们还要在泸县水泥厂演出,她老人家恨不得亲自前去给我们报信。无奈红旗派武装部队一到就封锁了桥面交通。我母亲一个晚上都没睡好觉。

    到了第二天,到处传闻红联站的宣传队被武装人员追得遍山跑,还被抓了几个回来关在水泥厂等等。我母亲和全家人心急如焚,到处托人打听,没有结果。这次听到我孙媬带信报平安,焦急不安的母亲得知我已逃到牛滩我孙媬家后,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俗话说,儿子是妈的心头肉。我在外避难使我母亲坐卧不安,做梦都怕我被红旗派抓去。为了把我拴在她老人家身边,母亲叫我幺舅到牛滩接我回家。

    幺舅的到来使我好一阵高兴,听说母亲为我寝食不安,我也盼望早点回家。孙媬全家对我非常好,尽为我做好吃的,但被关“禁闭”的滋味实在难受。再说,我也真想我妈和我的姐姐弟妹们了。

    我幺舅叫华涌泉,原是铁路上的一名工人,因外婆在六0年生活紧张时期不愿儿子远离在外,死活要他回来,所以他放弃了工作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和生活环境,回到了祖祖辈辈离不开的山沟务农。我幺舅是一个有文化,有头脑,有心劲的人。

    要把我从牛滩接回福集场,在沿路都有红旗派武装部队把守的“白色恐怖”笼罩的“黑匪占领区”,风险是很大的。光岗哨就有两道,一道在泸县二中,一道在入场口。而且,红旗派武装部队大队人马就住在泸县二中,对来往行人都要进行严格检查,以防暗探、奸细混进刺探军情。那时很多红旗派的人都认识我,如果被“点水”当着暗探抓住,轻则被关毒打,重则杀头,那并非耸人听闻的。

    幺舅来的当天,也就是我在孙媬家住了近十天后,我告别了孙媬全家,同幺舅一起上了回家的路。临走前,幺舅对我进行了一番打扮。别看我幺舅农村人,但他很有心眼。他身穿一件补钉衣服,背了一个背筐,我头戴一顶破草帽,学生服换成了农村孩子的旧衣服,手里还拧着一个油壶,严然一副上街赶集打油的样子。临行前幺舅一再叮嘱我,遇到盘问别慌不说话,把草帽拉低点,万一被熟人“点水”,千万别跑,不然他们是要开枪的。被抓了再设法和他们周旋。幺舅不断地叮嘱,相反让我未走先丧胆,心里砰砰直跳。

    从牛滩到福集是一条9公里远的区间公路,那天正赶上福集镇逢场,路上挑菜赶猪上市场的人不少。我走在路上心里想,我幺舅真诡,选了一个好机会。

    天气格外晴朗,阳光照在白云寺山上郁郁葱葱,墨绿一片,松涛阵阵,和风习习。沿途田里晚稻已结出沉甸甸的谷穗。但我并无心思去欣赏这乡间风光,两眼直向两边的山上搜寻,就担心红旗派武装人员潜伏在山上等君入瓮呢。可我幺舅却像没事一样,与同路赶集的老大爷大娘们谈笑风生,仿佛忘了前面就是重兵把守的关口隘道。

    过了四马坎桥拐一个大弯,我开始紧张起来,前面就是泸县二中岗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武装人员已依稀可见。我的脚步开始有些迈不开步了。我幺舅狠狠瞪我两眼,把我从他身边一拽,嘀咕我别怕,越怕越出乱子。我只好紧跟两步,贴在幺舅的身旁。

    “干啥的,到哪去?箩筐里装的啥子?”一个满脸粗黑手握半自动步枪的武装人员恶狠狠地问一个挑筐的农民。我把草帽压得低低的,透过破草帽沿边看到泸县二中门前用沙袋构筑的工事旁站满了荷枪实弹的红旗派武装人员,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一挺歪把子机枪正对准我们。凡是装有东西的箩筐和背筐,因怕带有武器,都要详细检查。

    刚才那个挑箩筐的农民回答道:“我是五通庙的,上街赶场,箩篼里全是红苕。”武装人员翻了两下放了过去。赶场的人挨个通过哨卡。

       我幺舅背个空背筐,我手里提个油壶,一目了然。检查的全是外地武装人员,瞅我们一眼,也没多问,我也没有发现熟人。就这样,我们顺势走过了二中的哨卡。

    入场口的检查卡就设在福集大礼堂下面公路上,这里比泸县二中哨卡严多了,一个个过关。更要命的是,我远远发现镇上的林富成等几个红旗派的骨干就在检查卡旁边唠嗑。我一下全身发毛,差点扭头就跑。这时我幺舅也看到眼前突发情况,但扭头跑岂不是不打自招吗?只有硬着头皮上。说话已经来不及了。我幺舅拽着我的胳膊狠劲拧我一下,然而用背筐遮挡着我的脸,硬逼着我走到了检查卡前。

    不待检查人员发话我幺舅就一说一个笑:“辛苦啦,我们赶场打点油盐。嗨嗨!抽支烟吧!”

    我那时个头小,戴着草帽站在背筐旁边也比筐高不了多少。检查人员并不理会我幺舅的笑但也没有刁难。林富成他们只顾说话,根本没在意我这个戴顶破草帽的农村小乡巴佬,我们就这样混过了最后一关。

    回到家里,我母亲和二姐、弟妹们好阵惊喜。我妈又高兴又不停地数落我说:“在你爹那儿住得好好的又能做小工找钱,你非要跟着瞎跑。你遭武斗队的打死在哪个山沟都没人晓得哟。”说完母亲直抹眼泪。

    二姐很生气地说:“你尽让母母担心,晚上觉都睡不好。”

   “哥哥,听说红旗派武斗队的追得你们遍山跑呵?是不是?”六弟偏着脑袋直逼问我。

     四妹也说:“哥哥,你不要出去跑了,全家人都为你担心。”

     我没有回答,也无言以答。顺手抱起我只有三岁大的小幺妹坐在靠窗户的凉椅上,家里人的关爱使我倍感温馨。

    这时我幺舅开始揭我短说:“刚才在场口上检查站看到街上林富成他们还想往回跑嘞!那个时候跑得呀?你跑得过子弹吗?嘿嘿!我说没事嘛。”幺舅向来很自信,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这么紧张的事让他说得轻轻松松。

   “让他们抓去收拾一顿才晓得好歹!我才懒得管呢。”母亲面有愠色地瞪我一眼。说得我望着小幺妹直做鬼脸。大姐也从医院下班回来了,进门就问:“刘云回来没有?”见我坐在凉椅上就几步走到我跟前说:“你呀让人好揪心哟。泸州这次武斗死这么多人,你不准出去了。”

    这时,母亲揭开锅盖,用勺子搅了两下锅里,一股浓浓的鸡汤味扑鼻而来。母亲早早地就把鸡汤熬上了,为我压惊洗尘。

    福集镇已经成为红旗派的基地。老区公所和泸县二中驻扎大量的武装部队,街道上整天都能看到背枪的武装人员巡逻、逛街买东西。简直成了“黑匪”的天下。本场红联站派的早已是偃旗息鼓,转为地下活动。胆小的已经离家出走,到外避难去了。唯独只有福集供销社的红联站骨干杨兴友因公开表示不服,被吊打得死去活来。

    不过,到底是本乡本土乡里乡亲的,凡是没有背枪和对着干的,本场的红旗派也并未对红联站人斩尽杀绝。只是在街上偶尔碰面都是怒目相视而已,互不理会。但是,凡属红联站的,就在你家门上都写上“麻匪”而字,其目的不言而语。我家全是清一色的红联站观点,门上当然已被写下了大大的“麻匪”两字,还加了重点符号,成为重点监督户。

    我母亲看到自家门上被写着“匪”字,气得指桑骂槐地骂一通:“我家不偷不抢的怎么就成了匪啦?你们那些搞打砸抢的才是匪。”这显然指的是红旗派。我母亲惹急了是不怕事的。这几个字实在扎眼,我四妹用湿抹布搽了半天,哪能抻掉?木门写黑墨水早已浸之入骨。不过,抹不掉的“麻匪”二字,后来倒成了我家文化大革命光荣历史的念证呢!

    我在家里乖乖地呆了十多天,门也不出。成天在家带弟妹们玩,或趴在窗户上看六弟在河边釣鱼,还帮助二姐洗衣、做饭。

    自从学校停课以后,我二姐就成了母亲的好帮手,除了在家做家务、带弟妹们外,她还经常在街上打工找临活,挣个三、五块的全交给我母亲,从小就知道帮助母亲减轻家里负担。我二姐像我妈一样办事利落、泼辣能干,干啥像啥。她沿街和车站叫卖过熟鸡蛋;在供销社屠宰场打工刮过出口肠衣;在柑桔下市时在包装厂干过红桔出口包装工人,后来还成为技术检验员;还到石油钻前工程团当过工人。总之我二姐吃过不少苦,为我家作出过不少牺牲。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时她都没能出外走走,闯闯世界。那像我,行囊一背,三两月串联不回家,倒让家里人担心受怕。

    陈成、李晓才他们早已回家,我们又开始了串门、聚集,在一起暗中商量如何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开展活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批决心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思想和理念已经被时代融化,情绪和行为已经失去理智,面对枪杆子也是不会轻易屈服的。也许哪一天我们因派系斗争而死,我们也会以为因革命而献身,因毛泽东而死,永不言悔的。

    福集红联站派的人也并没有因为“白色恐怖”而停止活动。只不过已转入了地下,转入了农村。

    在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我的入团介绍人、泸县二中高六七二班、也是学校红二支队的负责人郭德祥,秘密来到了福集镇,在我们的同学陈丛林家约见我们。这是“九.五支泸”事件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陈丛林的母亲陈妈暗中通知我们到了他们家。大家见面后非常兴奋,郭德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鼓励我们不要恢心,要坚持斗争。然后单独把我叫到里屋,给我交待任务,要我当天晚上七点正,在桥头医院门前碰头,有人带我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会后由我形成一个材料交给镇上红联站组织传达贯彻。在什么地点开会、由谁带我去都没说,也不让打听,以防发生意外。接受任务后,我怀着一种了不起的神秘感和好奇心回到家里,悄悄做好了赴会准备。

    晚饭后,我装着啥事也没有的样子,甩开我弟弟要和我一块儿玩的纠缠,对我妈说:“妈,我到何水生家玩去啦。”“早点回来。”我妈看我从牛滩回家后一直很听话不乱跑,也对我放松了管束。一出家门,我就直奔碰头地点而去。

    福集场的夜晚是丰富多彩的,在路灯的照耀下,人们三五成群地或摆龙门阵聊天,或悠闲自得地散步,或听评书。从河边的吊楼里飘出了悠扬的二胡独奏曲《良宵》,这是我最喜欢的刘天华的名曲,不由得寻声望去。快要走到桥头,我心里直犯嘀咕,和谁接头也不做交待,我总不能去猜去问吧。

    来到桥头医院门前,只见到一个穿着粉色衬衫的姑娘背向河边平静地张望,旁无他人。我想这么危险的事不可能找女孩的,可能接头的人还没到,我也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旁边一站,并未瞅她一眼。

    “刘云,在后面跟我走吧。”声音很小但能听清楚。我一扭头,原来是在福集餐饮店上班的莫成英莫二姐。她早就在这里等我了。还没等我说话,莫二姐已经往桥东头走去,她显得那样随便自然让人看不出破绽来。我待她快要走到桥东头才跟了上去。

    一路上我们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走出了建设街场口,走到了香炉山,莫二姐还在往前走,只是过一回儿回头看一眼,怕我没跟上。

    前面快到龙洞河了,路上已没有多少行人。天已经黑下来,没有月光,只有稀疏的几颗星星在闪烁。我有些沉不住气了,就紧赶几步走到莫二姐跟前。

   “莫二姐,快到了吗?倒底在哪儿啦。”我差一点儿把开会两字吐出来。

看到我着急的样子,莫二姐轻轻一笑,对我说:“早呢!在莫墩桥。”

天呀,莫墩桥在泸县水泥厂下面,大巫滩过去,足足有十里路。我很不高兴地说:“这么远,我瞒着我妈出来的,那啥时候才能回去呀?”莫二姐没有回答我,可步子更快了。

    我又紧跟两步说:“谁让你带我的,你不怕吗?”莫二姐前后看了看,小声地说:“镇上居委会周主任让我来的,本来今晚上是红联站头头儿们开会,周主任被红旗派监视着走不了,才叫我们两个替他来。”看来莫二姐比我知道得多。既然今晚的会议很重要,那也就没什么说的了。这时我对莫二姐倒产生了几分敬佩,一个女孩子都不怕,我还怕什么?

    莫二姐就是我们街上莫树清的二女儿,比我大两岁,她大姐叫莫成金,和我大姐是同学,她们演出文艺节目时我经常跟着跑,很熟悉。我们悄无声息地快步走着,像姐弟俩回家,没有人会怀疑我们。

    八点过,我们就来到了莫墩桥,路旁早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把我们摸黑领到了公路左侧的坡上一个村子人家。房屋周围长着一片竹林,从茂密的竹林里透露出一丝灯光。一只狗离我很近汪汪乱叫,我从小就怕狗直往后退,惹得莫二姐咯咯好笑。屋里早已坐满了人,大部分都不认识,好像就等我们的到来。落座以后我才发现,郭德祥、李位成他们都在,他们已经是全县红卫兵组织的头儿。会议由泸联总站的负责人主持。

    这位负责人约四十多岁,一副干部模样打扮,清瘦白净的脸上一双眼睛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显得炯炯有神。在他的身边坐着两名青年人,像是秘书,其实是警卫员,他们的腰间都别着武器,鼓鼓囊囊的。

    “同志们,今天到会的都是我们红联站组织福集片区的主要负责人和骨干,主要讲讲目前形势和任务。”主持人清清嗓子后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红旗派组织的‘九.五支泸’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刘张王郭’的压力很大,据可靠情报,他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开始悄悄撤军,形势发展对我们很有利。红联站总部决定:一是立即秘密掀起打倒‘刘张王郭’的宣传高潮,大造政治舆论;二是红联站的武装部队将马上组织反攻,打回小市,从军事上取得优势,将来才有说话权……。”

    到会的人听到主持人的讲话都非常振奋,紧张、压抑的会场一下活跃起来。我低头迅速记录着,生怕把这一消息记漏了。

    郭德祥接着发言:“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我们这次造舆论主要在广大农村开展,在没有红旗派武装力量的地方广贴标语、传单,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城镇。”

   “现在形势发展对我们很有利,成都红卫兵红成组织、重大‘8.15’组织都发来声援电支持我们,我们只要坚持到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李位成富有鼓动性地发言说。

    突然,在公路边望风的人用手电发回有情况的信号。从莫墩桥东头开来三辆红旗派武装车,车头上还架着机枪。会场一下紧张起来,总站负责人的两个警卫人员立即掏出二十四响驳壳手枪扑向了屋外。谁将桌子上的油灯一下吹灭了,屋子里漆黑一团,只听到满屋里急促的呼吸声。我紧张得握钢笔的手都攥出一把汗。

   “轰隆隆”的汽车声并未停下来,这可能是红旗派从小市五峰岭阵地上撤下来与泸县二中驻扎部队换防的车。

    一场虚惊后,屋里重新点亮了灯。泸联总站负责人简明扼要地总结发言几句后会议就结束了,整个快会不到四十分钟。我们并没有一窝蜂走出屋子,三两人慢慢离去。公路上稀拉拉地走着参加会议的人,刚才还在兴奋地交头接耳,现在却仿佛谁也不认识谁。

    我和莫二姐走在一起,刚下坡,我一下往前扑,滑到了公路水沟里,莫二姐一把扶我起来。时间还不到九点钟,整个世界已笼罩在黑幕之中,原野里青蛙、蛐蛐儿争吵一团,仿佛怕人们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似的。

    莫二姐稍微靠近我小声地说:“明天把会议内容整理好给我,我好交给周主任。”“不用整理,我现在就给你。”会议内容简明扼要,用不着再重整,只是光线暗淡字迹潦草而已。我顺手就递给了她。这时我才感到刚才摔跤手掌划破了皮,火辣辣的疼。莫二姐接过我的记录叠两下就放进了她的内衣兜里。

    走过大巫滩桥,拐弯就到了泸县水泥厂我们宣传队遭遇红旗派武装部队的地点,回忆当天狼狈不堪的惨状,我又好笑又后怕。我边走边把宣传队如何被追赶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莫二姐听,她听完说:“算你们命大,要不,今晚和我一起去开会的就不是你了。”“我家菩萨供得高,子弹到我身边会转弯儿的。”我调皮地做了个鬼脸。

    快要到福集场头时,我们又拉开了距离。街道上灯火明亮,茶馆里仍然坐满了听评书的人。这时,我心里轻松多了,时间还不到十点,我妈不会看出我去了这么远的地方回来。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了家。

   “妈,我回来了。”我母亲正在埋头补衣服,一抬头,双眼惊诧地望着我。我怎么啦?我赶紧看看自己,一只鞋在水沟里踩一脚泥,左腿裤膝盖处还沾着不少泥土。“干啥去啦?弄一脚泥!”二姐正在涮洗东西,看我的样子吼我几句。“在街上摔的。”我搪塞一句就直往楼下去上厕所,和一个女孩走路撒尿都不敢憋得难受。

    我的回答显然是瞒不过我母亲的,但她老人家并没有逼我,只说了句“你都那么大了不要总让人担心。”我无声地坐到她老人家身边,想取得她的原谅,心里很内疚,也在骂自己,啥都想得天衣无缝怎么就不看看自己身上?但今晚上的会议事关军事机密,就是自己的亲妈也不能说呀。

    第二天我们几个同学在陈成家聚集一起,我有意识地将红旗派开始撤走、我们的武装部队马上就要攻打小市的消息透露给大家。但并未告诉大家我参加秘密会议的事。大伙高兴坏了,议论着要在“敌占区”干出点事来。我想了想说:“要不,我们搞传单,它影响力大。”

   “好哇!我同意。但就是没有纸和油印机。”陈成兴奋地说。何水生脑袋瓜一偏,鬼点子就出来了,他小声地说:““福集小学有油印机,我们采取革命行动。”

    “行呵,好主意。但不知道小学的油印机放在什么地方?好不好弄。”何水生的提议我表示了赞同。所谓的“革命行动”那就是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只要需要的东西都是采取“革命行动”取来的。如武攻队的枪支弹药全都是采取革命行动连偷带抢弄的。

    这时,李晓才主动请缨说:“小学的油印机放在哪儿由我先去摸清楚再说。”李晓才的家就在场上的翻身巷,与小学一墙之隔,他平时就经常在学校玩耍,由他先摸底是再好不过的了。就这样,对福集小学的油印机采取革命行动的计划就如此决定了。

    从莫墩桥秘密会议后,红联站的宣传攻势很快就在农村展开,到处都张贴着“向刘张王郭讨还血债”的标语。紧接着,趁红旗派武装支泸部队逐渐撤走之机,泸州红联站组织力量一举发动军事反攻,将力量悬殊的本地红旗派人又赶出了泸州小市五峰岭阵地,小市片区和周边地区又重新被红联站控制。

    这接二连三的大行动对红旗派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他们更加紧了福集镇以西及濑溪河以河为界的军事封锁和控制,福集镇街道上的巡逻也更紧了。我们趁此机会,也开始实施我们的“革命行动”计划。

    在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我和何水生、陈成、陈丛林四个同学先后来到了李晓才的家里,准备行动。经过李晓才的摸底,学校的油印机就放在进校门右侧教学楼上的教室隔壁中间小屋里。这座教学楼建于五十年代,一楼一底,砖木结构,木材楼板。因学生经常跳动,楼板有的钉子已松动,走起来很容易响动。楼梯口在教学楼北头楼外,楼梯上去进屋是走廊,右侧是一排玻璃窗户,左面两头是教室,中间是小间办公室。油印机就放在办公室里。据李晓才摸底,老师们每天晚上都喜欢在里面第二间教室里下棋、玩扑克牌。要想一声不响地在老师们玩耍的隔壁屋撬门锁搬走油印机,再悄无声息的撤出学校,难度是很大的。最为可怕的是,离学校几十米远的老区公所里就住着一个加强排的红旗派武装部队,学校大部分老师都是红旗派,一旦老师们发现有人撬门突然间吼起来,几分钟之内,武装人员就会赶到堵住校门,那我们就将陷于“关门打狗、瓮中捉鳖”无路可逃了。

    情况是很危险的。但我们决定了的事就一定要办到。我们也做了周密的安排,还准备了一套应付突发事变的措施。我们全部头戴军帽,脚穿胶鞋,帽沿下压,既使被突然发现也不易认出。我们作了详细分工,由胆大敢干不怕事的陈丛林负责撬锁,门一撬开,由陈成拿油印机,何水生和李晓才负责拿印刷纸和油墨。我的任务特殊,进去就立即靠近老师们玩扑克牌的门边,监视老师们的动静,负责掩护身后大伙行动。万一老师们听到动静,不待他们出门,我就装出没事的样子,立即进屋去与老师们搭话,将我们的行动掩饰过去。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一切行动终止。如果顺利成功,我们就从校门围墙左侧上山坡躲过教学楼灯光,往李晓才家去,将东西隐藏起来。

    一切策划仿佛万无一失,在九点钟,几个像幽灵一样的黑影在夜幕的掩护下,从李晓才家的门缝里钻了出来,贴着小学校的墙根开始往山上运动。

    李晓才家在小学的东南面的山坡下面,紧贴他家房屋左侧就是学校顺坡而建的围墙。房屋后面坡上有一棵数人合抱粗的百年老黄桷树,巨大的树冠几乎掩盖了他家整座房屋,盘根错节的树根裸露在坡壁上。我们攀沿着密布的根系熟练地爬上了坡顶,再顺着一条高低不平的小路悄悄地来到了教学楼围墙外。这时,从楼上的教室里传来老师们打扑克的欢闹声。看来李晓才的情报准备无误,我们都会意地互相望望,匍匐着往校门方向摸去。忽然,前方四、五十米远的一户农户家的狗对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汪汪直叫,教室里一位老师从屋里走了出来,站在窗户前往楼下张望。这一情况被躲在暗处的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五人不约而同地迅速趴在了农民的莲花白菜地里,此时的莲白已经长成大颗,正好将我们掩蔽在宽大的菜叶下面。张望的老师借助从教学楼窗户里洒下来的微弱灯光,并未发现趴在菜地里的我们,他望几眼后又回到了教室里。可讨厌的狗并未停止狂叫,并似乎要冲过来。这时我们已管不了这么多了,一个个迅速从地里爬起来,快步奔向校门。我打头,陈丛林跟后,大家掂着脚步窜上楼梯,快速地到达了办公室门前。我立即贴到了第二间教室门外,紧贴墙壁往里窥视,只见有五位老师在里面,其中还有曾担任我们毕业班的班主任张光陞老师,正面向门坐着。他们正高兴地叫喊着往背向的老师脸上贴纸条呢。此刻的我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仿佛心率已经失控,连呼吸都快要停止了,额头上的汗水浸湿了帽沿,嘣嘣乱跳的心差点快蹦出来。

    我紧张得连陈丛林怎么弄开的门锁都全然不知,只感觉到谁轻轻拽我衣服一下,我才回过神来。此时,他们已经将油印机印刷纸和油墨等需要的东西一起卷走,并轻手轻脚地走出了教室。我最后看了一眼老师们并无异常反应,也蹑手蹑脚地逃出了教学楼。大伙从原路返回李晓才的家里,走进屋,我们一下全瘫坐在地上。就这样,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小学的油印机等印刷工具一扫而光。

    黑夜中狗还在忠实地汪汪直叫,只有它才目睹了这一切。区公所门楼上红旗派武装部队的探照灯柱仍在来回照射着,一切都显得平静、安然无恙。

    成功的取得油印机使我们既感兴奋、又觉刺激。我们立即开始着手编辑第一期传单。经过一番脸红脖子粗的争吵,我们都很赞同何水生把神秘的刊物定名为《挺进报》的建议,希望它像《红岩》小说中重庆地下党的《挺进报》一样,在“黑匪占领区”产生震撼人心的轰动效应。我们的积极性非常之高,简直忘掉了一切,也不顾及什么危险和后果,每天吃完饭就往陈丛林家会聚。由大伙撰稿,我和陈成负责编辑和刻蜡板,因为我们俩会刻仿宋体,由陈丛林负责版面和报头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