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全攻全守:八国联军救中国(之一)?

   八国联军救中国(之一)?
引用地址：http://www.xici.net/d19113968.htm 04133974 金铁歌 发表于：04-04-27 10:30 [只看该作者] 现在的北京园明园，柳枝青青、绿草萋萋，实在是个纳凉散步的好去处，但杂草间的断垣残壁却无时不在提醒着经过的每一个人这里曾经的战火，杨柳可烧、碧草可踏，但火烧不灭的是石头，断梁残壁成了侵略者滔天恶行的永久罪证。
　  圆明园尚在，却有人开始为八国联军辨解——第347期的《中国报道周刊》上刊载了署名为“北明”的两篇文章——《中国翰林院被焚真相》、《义和团和现代器物》，读后自己不由得为作者的观点所震惊，无论其所说的事情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八国联军进京不是侵略，而是在将先进文明带入中国，中国人不仅不应该抵抗更应该列队欢迎才对！作者在文中数处引经据典以证明当时火烧翰林院是中国人自己的行为，煞费苦心状真是可昭日月了，只是其所引之经是圣经、所据之典是西典罢了，我们无法从文看出百多年前的侵略、殖民战争的一丝血腥，血腥的是生活在自己家园的中国人，而殖民战争的血腥是众所周知的，“北明”妙文竟使人恍惚之中感到八国联军进京的目的无它，只是来保护翰林院的！ 　  圆明园之耻幸有石头为证，但不知如果有一天，某国出了一本为其火烧圆明园辨解的文章，是不是作者又可以为之翻案呢？要知当时有八个国家的侵略者，一国一文也是足够北明先生引用了！ 　  不知这位似乎常识渊博的北明先生究竟是什么人，读其文识其人——奴才耳！且看其是如何为翰林院残书为何在西方的图书馆中出现所作的辨解吧。“值得庆幸的是，落入洋人手中的有数的残卷得到了很好的珍藏，就如同当今中国那些被遗弃或遭虐待的女婴或女童，被洋人领养之后，她们的命运一举改观，从此享受到了儿童应有甚至更好的待遇。”这段话除了令人莫名惊诧外，其比喻之法更是不由令人出离愤怒了，而作者之奴性亦是暴露无疑。只不知北先生笔下的那些抢救中国古籍的洋人们为何竟将抢救的东西保存了百多年，并可能继续保存下去呢？ 　  不知在北明先生的眼中战争、侵略战争的性质是如何的，但从上述的结论可以看出，无论何种形式的战争，只要是以强凌弱，只要是“先进文明”，无论如何都是对人类大有好处的，而全世界的文物更可以集中到“美、英、法……”等诸多北先生眼中的文明之国了！ 　  本是怀着看历史的心理看作者的两篇文章的，但看到后面才知道作者说的实不是历史，而是政治，更是为了政治而歪曲历史，污辱着自己的民族与国家，不过作者的国籍是不是中国倒未可知，因为没有一个人会为它国侵略自己祖国的行为而辨护。 附原文(另一篇义和团的文章笔者将另成一文予以驳斥.)
历史长河】 中国翰林院被焚真相
  　　北明
　　庚子国难前，座落在外国公使馆区的中国翰林院，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图书馆，被当时西方人比做是中国的牛津、剑桥、海德堡和巴黎。翰林院内藏有卷帙浩繁的各类古版善本，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以金黄色丝绸装订而成的万卷册的《永乐大典》，是明代由两千名学者参与编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经明末文渊阁大火，仅存副本；到了清代，这些副本已散佚两千余卷，其余都收藏于翰林院内（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另外，乾隆年间由纪昀、陆锡熊与众多清朝学者合编的七万九千卷的世界上最大的学术丛书《四库全书》的各类底本，当时也珍藏于翰林院内。
　　１９００年间的翰林院大火，不仅将辉煌建筑焚毁，而且数千万卷古籍善本也在大火中烧毁，其中包括当时仅存副本的《永乐大典》。同样惨重而无法弥补的损失是——据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考证——从全国各地搜聚的《四库全书》的大量底本，也在那次翰林院大火中被烧成灰烬（参见台北《联合报》副刊，马悦然专栏第４５集）。翰林院大火所造成的中国古籍文化方面的损失是永世无法弥补的。
　　国人历来认为翰林院是八国联军所焚毁。但事实上，当八国联军破京城解救被围攻的公使馆时，翰林院已经在大火中和枪炮声中变为废墟将近两个月了。翰林院毁于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３日大火，八国联军抵达北京的时间是１９００年８月１４日。翰林院遭焚的时候，北京外国公使馆正陷于清兵与义和团的围攻之中，除了获清政府许可而先期抵京的３４０名外国公使馆警卫人员，八国联军尚未进京。一百年过去了，除了翰林院大火罪魁被“张冠李戴”，国人还众口一词认定：“翰林院的数万册经史典籍，包括《永乐大典》……均被（八国联军——引者）洗劫一空”（《国耻事典》２９６页）。
　　那场大火是谁放的？翰林院究竟毁于何人之手？那些“被洗劫一空”的古籍经典又是怎么回事？与此相关的西方人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反省历史应当首先弄清真相。
　　⊙　中国兵匪自焚翰林书院
　　翰林院内墙之大部与英国公使馆北壁紧密相连。英国使馆“墙厚八尺，高二丈有奇”不易攻破，而且“其大可容千人”，所以，在义和拳乱时期的围攻中，英国公使馆内不仅聚集了各国公使及其家眷，而且容纳了大量各地逃到使馆避难的中国教民。几乎所有使馆区内的洋人都认为，这里以翰林院为屏障，是最安全的地方。
　　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１日，清政府对外宣战，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及西什库教堂）。据包括著名美国来华传教士、记者雷德（ＧｉｌｂｅｒｔＲｅｉｄ，中文名李佳白）和当时法国驻华公使皮雄（Ｍｏｎｓｉｅｕｒ　Ｐｉｃｈｏｎ，中文名毕盛）在内的诸多在华传教士、西方学者、驻华外交官记述，翰林院大火是中国官兵拳匪自己点燃的。
　　６月２２日黄昏，清军烧毁英国领事馆东南角邻接的密集民居。次日，清军干脆引火翰林院，试图一举烧毁英国公使馆：“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３号，伊斯兰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军“首领——引者）在翰林院点燃了火，醉翁之意不在酒，很明显，他期待火势蔓延到毗邻的英国公使馆。”（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Ｏｌｄ　Ｐｅｋｉｎｇ，ｂｙ　Ｌ．Ｃ．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ｅｗｉｓｏｈｎ）。当时藏身使馆的一位美国女教士，安德鲁斯小姐（ＭａｒｙＥ．Ａｎｄｒｅｗｓ，中文名安美瑞）记述说：“明显地，煤油被浇到了树上，以便助长火势。”（转引自Ｔｈｅ　Ｂｏｘｅｒ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ｂｙ　Ｄｉａｎａ　Ｐｒｅｓｔｏｎ，ｐ１３９）
　　对翰林院被焚事件最为详细可靠的记载，出自扑笛南姆．威尔（ＰｕｔｎａｍＷｅａｌｅ）的日记，作者当时也是被围困者之一，他以见证当时情况为己任，每天各处观察情况，将亲历目击记成日志，编辑成书，名为《庚子使馆被围记》（Ｉｎ　ｄｉｓｃｒｅｅ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Ｂｅｋｉｎｇ），于１９０６年出版。书中中卷第三章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４的日记写道：“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如翰林院，只一点钟间，众公使居住之地英使馆，顿陷於危险之域。”有说，“中国放火人逃走之时籍树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边抛弃烧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枪者。”
　　当时人的这些记录是否真实呢？公使馆被里的人们，先是被北京城里的烧杀抢掠惊扰，接着被发生在西什库教堂的暴行所震动，然后就被清军、义和团围攻了。翰林院被焚之前的三两天，公使馆区“……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几乎逐日都有大炸炮轰击使馆区的记录，少则一日发射十数炮，多则数面夹攻，处处崩墙倒屋”（《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使馆区内躲藏的人们当时已成惊弓之鸟，焉有心情有时间相互串通一气，深谋远虑，在自己的日记或记录中编造？他们又有什么必要引火烧身，焚毁自己相邻的翰林院？
　　不仅洋人，当时的国人也有记载可作确凿证据：“是晚，台基厂及交民巷东首又起火，一路延长如龙。比利时、奥大利、荷兰及意大利四使馆均被焚，翰林院及吏部等衙门亦被团匪焚毁。”这段记录引自《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三。同样的记录也见于杨典浩的《庚子大事记》。此外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由日本人汇录、清人刊正的《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兵匪焚掠京师记”一节，及日本佐原笃介撰写的《拳乱纪闻》也有相同的记述。
　　⊙　中国自焚翰林院出乎洋人意料
　　洋人低估了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也低估了这种仇恨被利用和煽动之后所爆发的野蛮程度，绝没料到，中国人为了攻打使馆竟会焚烧他们自己的书院圣堂翰林院。后来的英国驻华记者、作家弗莱明（Ｐｅｔｅｒ　Ｆｌｅｍｉｎｇ，中文名傅勒铭）在他的《围城北京》（Ｔｈｅ　Ｓｉｅｇｅａｔ　Ｐｅｋｉｎｇ）一书中说：“许多世纪以来，翰林院……它的大厅和庭院是中华学者精华的聚集地……那里各处有华美的木雕屋檐。外交官们觉察到了这种危险（指被焚毁的危险——引者）。但是他们觉得，中国人对学养、传统和建筑美的崇尚，会阻止他们以任何手段毁灭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
　　事实上，在整日炮火纷飞的攻击中，洋人已经四面为营，地下挖洞，筑垒堵道，八方防守，能用的家伙（包括被义和团烧毁的火车皮残骸）都用上了，也指望翰林院为屏障，坚持到八国联军救援的到来。他们觉得，在炮火中纷飞之中，位于翰林院背后的英国公使馆是使馆区中的最安全之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英国使馆当成坚守抵抗攻击的大本营，将各国领事家眷集中安顿在英国使馆的原因。
　　他们错了。弗莱明接着就看到令他惊讶的事实：“次日清晨，风从北面强劲吹来。外交官们的判断再次被证明是错的。中国人在翰林院点燃大火，他们有条不紊地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烧。当董福祥率领的回教徒们（指清廷”甘军“，其士兵大都来自甘肃青海一代——引者）从上方的窗户里透越浓烟，猛烈开火的时候，怒吼声淹没了持续的枪声。这座古老的建筑在这怒吼中燃烧起火，就象一个易燃物。”（Ｔｈｅ　Ｓｉｅｇｅａｔ　Ｐｅｋｉｎｇ，ｐ１２１～１２２）当时躲在英国公使馆内的马丁（Ｌｉｚｚｅｒ　Ｍａｒｔｉｎ）也作了同样的记述：“翰林院是他们所珍贵的文学馆，我们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中国人没有必要摧毁它……。”不过这个传教士接下来就记述说，“我们相当耽心敌人会把我们烧死，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地方（翰林院）点燃了大火”（转引自ＴｈｅＢｏｘｅｒ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ｐ３８３）。扑笛南姆．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也写道：“如谓此地可以放火，吾欧人闻之，度未有不笑其妄者。然今竟何如？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烟焰上腾矣。”
　　⊙　中国自践神圣，西洋学者愤怒不堪
　　面对翰林院大火，公使馆内不仅弥漫着惊异的气氛，外国学者尤其为中国人践踏千古文明圣地的野蛮暴行感到震惊。这些学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价值，当然也懂得这些珍贵的书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是人类精神宝库中的财富，是人类悠久文明的辉煌象征。曾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的英国汉学家，当时英国驻华记者毛里逊（Ｇｅｏｒｇｅ　Ｅｒｎｅｓｒ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痛见翰林院在大火中焚毁而记述道：“……灰烬中的大堆的残骸、木本与残枝败叶一齐飞散，装点着这个帝王中国的辉煌书馆的废墟。”此情此景令他极感愤怒：“为了向外国人泄愤雪耻，不惜毁灭自己最神圣的殿堂建筑。而这座建筑数百年来是这个国家及其学者们的骄傲与荣耀所在！对于作出这等事的民族，我们能够作何感想？这是一次辉煌的灾难圣奠。如此亵渎神圣，骇人听闻！”（引自Ｔｈｅ　Ｂｏｘｅｒ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ｐ１３９）
　　火势猛烈，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抢救翰林院里已经焚燃的典籍，那些没有被焚燃的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被随意抛到院子里，池塘中。此情此景震撼着当时在使馆内避难的西洋学人，“公使馆界内的外国学者们在检拾灰烬中残片时，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引自Ｔｈｅ　Ｂｏｘｅｒ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ｐ１３９）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那部《国耻事典》还告诉我们，“八国联军还用《永乐大典》代替砖块，修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对此，我想还是西方当事人的回忆比较客观：“多卷价值连城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被攻、守的双方用于加固自己的工事。”（引自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Ｏｌｄ　Ｐｅｋｉｎｇ）
　　⊙　洋人冒险救火翰林院
　　当时的英国公使馆人员，中国海关北京总税务司署官员扑笛南姆．威尔在他的日记中见证道：“……英国水手志愿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线者亦皆闻信赶来，破墙而至院中，跨越许多障碍物，上面木屑纷纷下落，有时止放步枪一排，将院之内外搜查肃清。敌人所遗之铜火药帽约有半顿之多……此时火势愈炽，数百年之梁柱爆裂做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无论如何牺牲，此火必须扑灭。又有数十人从英使馆而来……人数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护。”（《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三章）
　　当时各国正规军尚未到达，在公使馆危急之中，前期抵达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多是各国商船上的水手，客观来说，这些水手并非自愿抢救中国的翰林院，为救火，先要把自己置身于炮火枪弹射程之中，还要清理翰林院区域内可能藏匿的清兵团匪，而地上“半顿之多”的“铜火药帽”可以见出救火的环境非同一般，需得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这些英国水手“受有严令，逼其作事”，是被迫的，下此严令的，当然是英国公使馆最高首领，英国公使窦纳乐。
　　翰林院大火之后，英国公使先是急电清廷，要求中国政府出面抢救翰林院及书稿，这情况发生在清军义和团和使馆守卫双方都利用残卷书籍当作砖头加固工事这事发生之前。翰林院大火刚刚熄灭的次日，“英国公使窦纳乐（Ｃｌａｕｄｅ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就通过专线给中国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发出急电，告知他们，他曾试图抢救图书馆，并要求他们出面收拾翰林院残剩书稿。”写下这段回忆的是当时在中国任邮政官员的美国人阿灵敦（Ｌｅｗ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和他的同伴卢因森（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ｅｗｉｓｏｈｎ），中国政府“没有理睬他的通知”。另据记载，这位英国公使并不就此罢休，干脆把抢救出来的部分手稿和书籍送交到了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参见Ｔｈｅ　Ｂｏｘｅｒ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些残卷在中国政府官员的参与和努力下得到保护和保存。
　　窦纳乐爵士的做法连美国人都觉得惊讶，认为这是一种“被围攻期间特殊外交智慧的表现”，虽然“不可思议但是无可置辩”（引自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Ｏｌｄ　Ｐｅｋｉｎｇ）。窦纳乐急电发过去的时候两宫尚未“蒙尘在外”（慈禧携光绪出逃是八国联军八月十三号即将破城之前，而不是焚烧翰林院的六月下旬——作者注），而当翰林院大火之时，慈禧正在紫禁城里观看倾听“灭洋”、围攻使馆的好戏。
　　不了解中国宫廷内斗情况的洋人，受到清廷多次下诏“剿匪”的蛊惑，以为清政府控制不了义和团暴乱的局面，需要八国联军前来救助。后来八国联军开始从天津上路了，美国公使康格还在奉命调查中国政府究竟给公使馆送了多少粮食（其实到八国联军破城之前，公使馆里的外交使节和中国教民们早就开始斤斤计较、数着份量分吃马肉了）。洋人危难之中尚且知道痛惜中国圣堂圣典，中国当局观看“灭洋”之戏之余，却对自家珍宝之毁不理不睬，好象烧的是英国的剑桥牛津，这种情况实属不可思议！
　　当英国公使把被焚的书籍残卷送交总理衙门时，清政府方面仍然没有任何回音（参见Ｔｈｅ　Ｂｏｘｅｒ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永乐大典》本已是历代残留珍本，《四库全书》全部底本则从全国各地精心搜集而来，还有历代手抄文本，皇帝御批原件等等，却如同垃圾一样不能让清政府稍微动心！清廷之冷漠，不仅匪夷所思，而且令人痛心。
　　烧翰林院是为了延毁英国公使馆。结果翰林院被毁，大量珍贵书卷被焚，公使馆却完好无损，而且，翰林院废墟灰烬中的一些书籍残卷，也落到了当时在场的外国人手中。
　　多年之后，在中国大陆，这便成了“八国联军”将翰林院书籍“抢劫一空”的证据。
　　⊙　严令禁止抢劫书籍
　　洋人的诚实在于他们自己记录了“抢劫”的实况。“抢”得不容易。是在他们自己的严令禁止中“抢”的，确切地说，是违令偷的。偷的人，是公使馆内研究中国汉学的专家学者，当然懂得这些书籍的珍贵价值，所以看见这些与“黄金等价”之物，遍地残卷，四处飘落，“心有不忍”。
　　时人记载：“有稠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数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捡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值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
　　这段文字引自扑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４日的日记。那天，翰林院大火未熄，他是在余烟焚绕中记下这些文字的。如果不是六年之后的１９０６年，作者出版这些日记的时候做过修改，他显然有先见之明—他在翰林院被焚第二天就写道：“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中国在那次大火中焚毁的典籍众多，损失惨重，而落在洋人手中（英国人）的书籍极为有限。把全部损失统统算到外国人头上，简单方便，容易让后世接受，因为这样就可以跨越自我犯罪感的心理障碍。但是这并不能洗刷自焚祖典，自践古籍的耻辱。人可以没有记忆，可以忘记耻辱，但历史是有记忆的。除非利用国家力量把当年所有相关记录文字焚毁得一干二净。
　　⊙　洋人手中残卷保存完好
　　值得庆幸的是，落入洋人手中的有数的残卷得到了很好的珍藏，就如同当今中国那些被遗弃或遭虐待的女婴或女童，被洋人领养之后，她们的命运一举改观，从此享受到了儿童应有甚至更好的待遇。
　　关于那些落入洋人手中的书籍，有记载者，如当时英国驻华领事希莱斯（Ｌａｎｃｅｌｏｔ　Ｇｉｌｅｓ，中文名翟兰思）保存了一卷成为珍贵的残存样品的《永乐大典》，以及一些其他珍品，其中包括皇帝举办的科举考试的一些卷子；又如，这场著名的大火过去十三年之后，１９１３年，曾经在华执教的英国汉学家巴克毫斯（Ｅｄｍｕｎｄ　Ｔｒｅｌａｗｎｙ　Ｂａｃｋｈｏｕｓｅ，中文名巴克斯）将他精心保存的六卷《永乐大典》卷呈交给了英国牛津博德利安（Ｂｏｄｌｅｉａｎ）图书馆。为了保护这些饱经灾难的古籍，该图书馆为这六卷古老的著作特制了精美的木制封套，同时小心翼翼封补了书上的枪眼（参见ＴｈｅＢｏｘｅｒ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此外，另几卷《永乐大典》残本，经过英国人的收集保存，最后在剑桥东方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参见参见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Ｏｌｄ　Ｐｅｋｉｎｇ）。
　　翰林院大火后收拾残局，检拾碎片，清理废墟的是各国公使人员，这期间，有的学者违反禁令，从火光中减拾书籍收为己有，自行珍藏；有的事后送交本国图书馆，小心保存收藏。这才是半个世纪过后，我们的教科书中所说的“八国联军抢劫中国珍古书籍”的全部真相。
　　如果不是这样的“抢劫”，可能还有另外两种结局：一，各国公使人员面对被焚毁的书院兴灾乐祸，以至于转嫁愤怒，助火于废墟之上，将各处残稿干净彻底焚成灰烬；二，对废墟残稿强做视而不见，以珍惜自己名誉清白为理由，任散乱各处的残稿随风随雨随战乱化为乌有。果真如是，前者未免残忍，后者未免虚伪。而事实是，他们既没有那么残忍，也没有那么虚伪，他们即扑灭了翰林院大火——因而翰林院辉煌建筑没有被全部焚烧干净；在通知中国政府没有回音的情况下，他们也抢救了大量残卷并送交了总理衙门——这是《永乐大典》绝大部份残卷至今在中国留存的唯一真实原因；此外，他们也违令窃取了少数残本——不过这并非英国的政府行为而是个别学者的个人行为。
　　洋人取残卷于灰烬的行为，其中除了水兵们用残卷垫防御工事之外，都围绕着一个理由：他们懂得并珍惜文物古籍的价值，即便身陷重围之中，即便是敌对一方的文物古籍，即便是敌人用来消灭自己的武器，即便需要冒生命危险，也要珍视它而不弃置它，抢救它而不迁怒于它，精心保存它而不毁灭它。这是一个文明民族本来应有的教养。
　　我宁可认为，这些洋人应当得到中国后人、尤其是后学的尊敬，钦佩和感谢。尊敬他们珍视异国文化的精神；钦佩他们冒险灭火和抢救残卷的勇气；感谢他们从大火之后的灰烬中为中国送交保留了《永乐大典》残卷，同时感谢他们对手中残卷多年来的精心收藏和保存。
　　⊙　各国就焚烧翰林院的指责要求更正事实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上的有关不实之词，并非第一次把翰林院之毁归罪于八国联军。翰林院的故事的尾声发人深思：大概焚毁翰林院这个过错实在丢人，难以认可，，于是八国联军陆续撤离中国之后，中国就把翰林院之毁推到八国联军头上了。不过时间距离太近，当事人都在，这次“栽赃”没能成功。
　　此举系清廷掌院学士昆中堂所为。在翰林院大部份成废墟一年之久的１９０１年６月，他上奏朝廷，报告翰林院被毁情况并请求朝廷拨款兴修，顺便也把翰林院焚毁之罪责归于八国联军。事情刚刚过去，谁都知道此乃无稽之谈。
　　可是这奏折内容不知怎么就让各国公使知道了。在拳乱期间，北京各国驻华公使处于漩涡中心，虽然环绕在他们周围的是喧嚣的仇外情绪和殊死战斗，不过他们自己能做的不过就是动动手发电报写公文，要么动动嘴开会传消息，即便在“四面为营”“人以为必死”的紧急的时刻，他们也不过帮着挖挖地道抱抱孩子，数数还有多少粮食可以分食。一年过去，却忽然听闻前来拼死救助自己的洋兵成了焚毁翰林院的罪魁，而且是清廷官员正式上奏的折子中这样指证的。于是他们召开紧急会议，详细了解情况，磋商对应办法。办法其实很简单，就和过去一样，给朝廷在京全权大臣发出正式照会，要求立即澄清事实，更正错误。其实清廷对内对外满脑门子官司刚有眉目，未必会认真对待奏折上对洋兵焚毁翰林院的指证。只是外国人自己一出来正式照会，中国官员就不便再假装糊涂。当即传递消息，疏通情况。而掌院“肇事”的中国官员“昆中堂”闻讯而动，即刻做了更正和声明。（参见１９０１年６月９日《申报》）
　　外国公使这次如此郑重其事的外交正误行动，除了辩诬，与国际媒体的监督作用有间接关系。八国联军进兵中国，是当时的全球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一举一动不能逃脱西方新闻媒体的注意。这些西方媒体不受官方控制，各国随军记者乐于秉笔直书所见所闻，当时俄国侵占东三省屠杀中国百姓的残暴、德军在华扩大打击拳匪范围，不分青红皂白仇杀中国百姓的野蛮复仇行径、以及其他联军僭越进兵中国之初衷的行为，都在西方媒体上有大量报道，并且引起了国际间的普遍谴责。当时没有联合国，除了美国一贯坚持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种种外交努力，国际舆论是唯一监督八国联军在华行为的力量，各列强亦不敢置若罔闻，若有重要报道与事实不符，必定认真要求澄清事实。
　　翰林院被焚真相不过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一个枝节问题。不过这个枝节在我们被给定的中国近代史知识结构中，相当“出格”，它所代表的逻辑与那个结构所呈现的逻辑严重冲突，无法吻合。显然，严格依据历史资料本身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关于那段历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狮子山巅吹玉笛　　扬子江上唱大风　　　
　梅花林中桂花酒　　乌衣巷间绿蚁浓　　　
　紫金山腰望太虚　　台城楼头悬银钩　　　
　两江府内摆佳宴　　莫愁湖里携莫愁　　　
　佳人风情千万种　　何日执手看点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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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楼近代中国史上最大的战争灾难就是八年抗战了，八年中几千万中国人被战火夺去了生命，但不屈的永远是脊梁，英勇无畏的人民通过一切的方式与侵略者斗争着——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破袭战、麻雀战、地道战……  　  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或者敢对于这些战争的形式作出任何的质疑，因为那定是个千夫所指的结果，但有人却从另外的角度来对战争中被侵略一方的一些迫于无奈的行为横加指责，更进而为侵略者辨护！  　  《中国新闻报导周刊》上北明先生除了以《中国翰林院被焚真相》一文作出“八国联军救中国”的荒谬结论，更以《义和团和现代器物》一文为侵略者涂脂抹粉！  　  “庚子春夏之交，义和团最著名的暴力行为是破坏中国大地上一切新兴的现代化设施：铁路、火车、桥梁、电线、邮局等。”我无法知道北明先生指出的这些情况是否真实，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之类破坏通信及交通的行为在战争中是最常见不过的——二战中法国在投降之前，为了不让武器落入敌手就自沉了自己的大部分舰船，更别谈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破袭战”和“坚壁清野”了！不知善写历史文章的北明先生就为何没能看到这样的历史呢？  　  义和团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是好是坏我们暂且不论，毕竟是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因素在内，负面的效果定毫无疑问的存在，但至少是在民族利益上，义和团无疑是坚定的反侵略者，谁都无从指责！  　  北明应该是留过洋的人，因为其在该文中的小标题无一不对当时的八国联军表达着由衷的感激之情——八国联军修复被毁设施、设施都是中国产权！好伟大的八国联军，他们侵略中国用的不是枪炮，因为他们还带来了许多其它的兵种——铁道兵、工程兵、电技师、桥梁工兵等！  　  在许多反映抗日战争的资料中都有关于中国军队展开大破袭迟滞日军行动的记载，对交通线的控制更是双方必争，但北明是如何描述八国联军的这种战争形为的呢？“早在进兵北京之前，抵达天津的八国联军就在义和团的反复破坏中，反复修复中国境内的基础工程。而且，正是为了保证京津乃至大沽铁路的畅通，避免这种反复破坏中无休止的反复修补，联军才迫不得已攻占大沽炮台，因为大沽炮台对于京津铁路而言，地理位置优越。”这段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义和团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执民族大义、英勇顽强！但这里最令人愤恨的则是北明的后一句话“联军迫不得已攻占大沽炮台”！在作者眼中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并让中国作出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也是迫不得已吗？
　 
　  至于作者所说的八国联军修复的这些设施“都是中国产权”，由于其未加详细说明，所以不知这是怎样的一种产权，但我知道的一点，侵略者来中国并不是来“学雷锋、做好事”的，它们来的目的很明确——钱和其它所有一切可能夺取的利益！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两条运河，除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外更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它们是怎样回到自己的国家的？美、英、法哪个不曾为此大军压境、大打出手？而这段历史发生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中后期！  　  北明先生能够写出这等引经据典之文，相信定也是饱读史书，最初我无法明白其为何竟会一叶障目，但读到最后就明白了“一个民族的记忆可以被教科书的谎言所中断和阻止”，不亏是文人，隐晦之中暗藏刀锋，全文论古说今，褒贬结合之目的之精华就在这一句话上，稍不仔细定会觉其文有理有据有史，但果真是史吗？即使是史，其目的之可鄙、其手段之可耻都是罄竹难书！  　  北明基于其精华之“目的”，竟然能在两篇关于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文章中只字不提八国联军发动的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巨大破坏、对中国财产的豪抢硬夺、对中国人民的大肆屠杀、对中国民族尊严的严重践踏，其对八国景仰之情、奴卑之状、媚骨之露不言自明！   
2009-9-5 13:10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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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忽然想起一点，由北明之文可以看出其对八国中的美国最是景仰，但不知其对日本会如何？要知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是东北，因为日本人苦心在那经营了几十年，北明是不是因此而再写一篇文章以论日本侵略中国之有益论呢？  附：  【历史长河】 义和团和现代器物
   　　北明 
　　庚子春夏之交，义和团最著名的暴力行为是破坏中国大地上一切新兴的现代化设施：铁路、火车、桥梁、电线、邮局等。按义和团自己在招贴上的说法，是“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光绪朝进士、后来的清廷刑部主事李希圣在所撰《庚子国变记》中描述义和团是“以仇教为名……”“遂焚铁道，毁电线”；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７日《中外日报》以“歼厥渠魁说”为文章标题指义和团“毁铁路，焚电局，割电线”。 
　　虽然对此义和团殄灭夷平现代化器物的行为，哪怕在中国当代教科书中也并不讳言，但今天你若不了解清末现代化过程中铁路建设的艰难、铁路对中国国防与经济的至关重要，还是难以解读义和团上述暴力行为的“意义”。 
　　⊙　交通工业化起步艰难 
　　中国有数千年农耕传统，闭关自守自足，是在百多年前面对西方势力的威胁时，才把铁路建设提上朝廷奏议的；而当时破千古传统，兴建铁路，也仅仅是为了满足迫在眉睫的地方煤矿运输的需要。比较其他国家这方面的历程而言，中国此类进步十分艰难，最艰难之点，起初不是中国对自己主权的坚守，也非技术和资金问题，而是来自封闭意识和传统势力的强大阻力，今天去看，令人啼笑皆非。 
　　同治初年，英美等外国洋行两次建议中国兴修铁路均遭拒绝。两国不肯放弃。美国人对铁路这等经商发财利国利民之道，竟然为中国所拒绝，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曾经将轮船、铁路等现代化设施的模型附加功能说明书，作为礼物送给日本，深获日本欢迎，日本实行明治维新，积极引入西方先进器物。所以，同治四年，为了让清政府切实了解铁路的先进性，美国商人发展了他们在日本的成功经验，干脆以实物代替模型，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全长仅一里多，当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示范表演，但在示范表演时，火车运行的强烈震动和蒸汽吼声，当下就把满清文武大臣吓着了。结果是美国人弄巧成拙，这怪物没几天就让清政府派步军统领衙门拆除了。这是中国古老大地上第一条铁路的命运：长仅一里，寿命几天。 
　　又过些年，光绪元年（１８７４年），轮到英国人试验中国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了。他们在上海至吴淞之间擅自修筑了一条铁路，火车在铁路上行驶的情形再度把中国官民吓坏了，而且这庞然大物还轧死了一个士兵——岂有此理！自古以来中国本土车马也没这么凶残过，于是清政府勒令停运。停了还不放心，不久又花了足足二十八万两银子买了下来。这铁路“木以成舟”，买下来也是弃置不用，而且看着都闲碍眼，后来干脆拆了铁轨，投入海中让它生锈去，弄得中外“识者惜之”！（参见《清史稿．交通志》） 
　　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成活”的铁路已是“第三胎”，这回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虽然保留下来并投入了使用，却是个“怪胎”：花钱买来的那条铁路扔到海里的次年，光绪二年，为满足直隶“开平矿物局”的运煤需要，李鸿章奏请兴建一条运煤铁路，遭朝廷诸多大臣反对未果；四年后李鸿章再次奏请，声明将把那震天动地、聒噪不绝的可怕洋机车弃置不用，以安详顺从的毛驴骡马取而代之。清廷勉强奏准。一年之后，光绪七年，中国人自己兴办的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这就是著名的唐胥铁路（唐山至胥各庄），全长仅二十二华里，真用驴子和马拉着铁皮车箱在铁轨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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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那真是世界交通史上的奇观，是中国农耕传统绝不向工业技术让步的结果。“开平矿物局”始建于１８７２年，是中国最早的近代企业之一，在经年时间里，成千万吨的煤炭，就是靠这第一条非驴非马的铁路运输的，足以说明中国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艰难程度。 
　　从断然否决兴建铁路折，到花钱买来现成的铁路却扔进海里；从宁愿毛驴骡马上铁道拉火车也不使用洋人发明的蒸汽机车动力，到终于接受英国工程师以旧锅炉为中国改造而成的蒸汽机车（引力只有一百余吨，每小时只能走五公里）；从面对开平数千万吨待运煤炭而勉强成立“开平铁路公司”，建造非驴非马的铁路火车，到李鸿章毅然坐镇“中国铁路公司”总督，唐津铁路建成，这期间经过了整整二十七年时间——同治初年到光绪十四年。二十七年间，中国的铁路建设刚刚拉开序幕，但由于铁路延伸的需要，再度引发了朝廷内部新一轮更为激烈的争论。中国铁路交通建设之艰难可见一斑，中国当时铁路的稀有珍贵也可见一斑。 
　　⊙　铁路对中国的重要性 
　　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李鸿章二次奏请兴建铁路的那年，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途自强折》，分析当时中国国情、外交，把中国铁路对于中国国防、经济、民生方面的重要性说得极为清楚，尤其指出在俄国、日本两个邻国的窥视中，中国铁路对国防的绝对必要性： 
　　“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今日之多且强也。一国有事，各国环窥。而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尤为心腹之忧。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海参崴开路以达辉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师西人之长技，恃有铁路，亦遇事与我为难。舍此不图，自强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徵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中国在有铁路之前，陆上交通车马日行不过百里，水路交通船行速度则依仗风势水流，朝廷下达军令，要依仗马力驿站，日夜兼程也不过六七百里，而铁路可以大大缩短空间距离，二三千里之遥，行程不出三日；电报则能够彻底打破空间阻隔，瞬息即通。然而这些都是有铁路之后人们的认识。由此可以想象刘铭传上番论述表明，他乃是当时一个少有的明白人。他关于俄日窥视中国领土主权的分析，既是对历史的洞悉和总结，亦是对未来的预见，虽然没有触动当时的慈禧政府保守势力，但却屡次为不久之后的历史所证明。 
　　除了国防优势，他还依据当时国情，论证铁路在商务方面的好处：“方今国计拙於边防，民生困於厘卡。各国通商，争夺利权，财富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裕国便民，无逾於此。”（以上皆引自《清史稿．交通志》） 
　　铁路建设在当时中国的外交、内政困境中，无论对国防、经济、民生，都是绝顶重要的未来富强的基础建设资源。义和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和情境中，以“爱国主义”的暴力热情，毁灭中国难产而珍贵的铁路等现代化设施，无怪乎当时中国进步舆论认为，义和团是将中国的“利民之器，躬自毁之”，而此种愚蠢行为“更为万国之所笑，即使相爱相护之国，亦不能出一言以代为之解。”（《通文沪报》，“综论近日之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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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楼 　　⊙　八国联军修复被毁设施 
　　八国联军在北京及外围各处清剿拳乱之后，修复了所到之处被义和团焚毁破坏的铁路、桥梁和通讯设施。这个事实不仅可以从八国联军的兵种配置上看出，而且他们的修复工程情况在当年各种中外日报均有及时的报道。 
　　从当年文汇报、字林西报、日本报纸、香港报纸、德国报纸等中外报纸和八国联军各军电文信息看，自１９００年的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中旬和以后，八国联军修复完毕、开始验收、即将交付使用及即将开始动工修复的铁路、桥梁、电线有： 
　　东北地区境内有海城——辽阳一线铁路；辽阳——奉天一线电线；直隶境内的天津——山海关一线铁路和桥梁；直隶境内山海关——塘沽一线铁路；山海关——塘沽的电线和山海关的桥梁；直隶境内的秦皇岛铁路；京津地区的京——津铁路；北京地区的安定——廊房一线铁路和至黄村电线等等（参见并转引自日佐原笃介依据当时中外电讯、报纸所编辑的《八国联军志》，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三卷。文内相关阴历日期全部省略）。 
　　八国联军中除了出兵只有数百人的奥军，其他七国军队都有相应的技术兵种，如铁道兵、工程兵、电技师、桥梁工兵等，七国各军技术兵种的粗略统计如下： 
　　法军：工程兵一队，电技师一队；工兵预备军一队，铁道兵、电机兵等；德军：电机师一队，铁道兵一队，后增加铁道兵两队；英军：香港工程兵一队，工坑兵三中队，矿工坑兵电技师一队，铁道兵一队；俄军：坑兵两队，铁道兵一大队；日军：铁道兵三队，坑兵一队，电技师一队，桥工兵（人数不详）；美军：坑兵约三百余人；意军：工兵一支队。 
　　（以上资料全部引自法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和著的《庚子中外战记》１９０２年易堂铅印本，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三卷） 
　　早在进兵北京之前，抵达天津的八国联军就在义和团的反复破坏中，反复修复中国境内的基础工程。而且，正是为了保证京津乃至大沽铁路的畅通，避免这种反复破坏中无休止的反复修补，联军才迫不得已攻占大沽炮台，因为大沽炮台对于京津铁路而言，地理位置优越。 
　　当时义和团与和地方流寇在北京外围地区为虎作伥，民生困苦惊惶，急需平息。这种情况下，联军修复各处被破坏铁路、电线、桥梁等，目的是否为了他们自己的军队能够迅速运动、联络畅通呢？笔者在大量阅读历史资料时，也曾对此有所猜测。不过进一步的研究却发现，情况全然不是这样。仅从联军在各地翦除拳乱的时间表上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北方拳乱地区各线铁路相继修复竣工，是在１９００年的１１月底和１２月间，而联军出兵追剿拳乱的主要时间是在８月份、９月份和１０月份，那时各线铁路尚未开始修复工程。比如，出击保定，是联军在北京外围“剿匪”的最大行动，直到１０月１９日联军完全占领了保定，大规模的铁路电线桥梁修复工程才刚刚开始。这个时间差显示，联军是在清除拳乱任务基本完成之后，才调动大批技术兵种前去展开修复工程的。 
　　此外，联军出击往往是根据各地“匪患报告”，颇有按图索骥之势。由于那些洋设施已经被毁坏殆尽，不再成为义和团聚集之地，义和团残余四处逃散之余，往往群聚为害乡村等其他地域，这种情况下，倘联军先修铁路再沿线出击，并不能抵达拳乱地域，这种做法既没有必要，也来不及。人们也许会问，没有铁路交通，联军的兵力是如何运动的？从兵种配置上看，当时各军都有“马队”和“轻骑兵”，显然是当时联军的快速运动工具。例如，联军刚刚攻入京城，就发现皇室已经离宫出走，派出前去追撵，希图将之请回宫中的兵力，就是“日本马队一支”；联军刚刚在北京立稳，始获知外地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仍在义和团的屠戮之中，他们最初派出紧急征剿解救的兵力，也是“美国马军一队”以及英国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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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 　　八国联军修复被拳乱期间被毁坏的铁路电线桥梁设施，对于恢复中国北部停滞的商贸往来，乃是必要之举，对恢复中国经济的好处自不待言，尽管许多中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　设施都是中国产权 
　　也许有人说，这些铁路桥梁电线都是洋人出资在中国强行兴建的，目的是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对此，只需澄清事实本身：这些工业现代化设施既非洋人出资，亦非洋人修建，而且主权也不是洋人的。虽然是引进的西方技术，虽然清廷内部仅仅为辩论这些基础设施对国家军务、商务、乃至国力是否是否重要，就花了多年时间，从光绪初年到光绪十三年，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自己建造（官办或商办）并自己拥有主权的现代化设施。 
　　按照《清史稿．交通志》，清廷有远见的政治家李鸿章、郭嵩焘和军事家刘铭传等，持续努力，忍诟负重，终于在“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有唐山胥各庄铁路之筑、四年（１８７８年）设邮政局、五年（１８７９年）设电线……”而且“自时厥后，岁展月拓，分途并进”。至于出资兴建人，《清史稿．交通志》载明：铁路有官办商办之别，电线有部办省办之别，轮船有官轮商轮之别，显而易见，无论官办商办省办部办，都是中国自己办的。 
　　仅以铁路而论，到了光绪十三年，也就是１８８７年，义和团仇毁现代化设施前三年，李鸿章主持下，唐胥铁路经两度扩展，向天津延伸，李鸿章也干脆乘势将先前的“开平铁路公司”堂堂正正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坐镇中国铁路总督，下设中国官员具体督办。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唐津铁路建成，全长二百六十里。一位广东商贾立志再将天津铁路延伸到通州。上海报纸立刻为“中国铁路公司”刊登召集股金的广告。虽然朝廷内反对之声汹汹再起，然而官方与民间合作，外加自由媒体支持，这样的发展格局，即便百年后之中国也无出其右。当时只在铁路的管理方面，才聘请有经验的洋人。 
　　因为是国家的财产，所以，清军驻守天津的提督聂氏曾经在北京附近的扬村，对破坏铁路电线电杆等“洋物”的义和团拳民晓以“国家主权所有”之理，说：“尔义和团既云与洋教为难，何以有烧毁铁路、车站、电线等举动？”明确告知“系国家所造，非洋人之物”。拳乱期间，清政府由李鸿章领衔的“中国铁路公司”的事务长张燕谋和“铁路总办”唐绍仪，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丰台行驶半途，遇数百头包红巾之义和团，正兴高采烈地烧铁路，拔电杆，二位中国铁路督办大员幸得同行的聂提督军队保护而返。 
　　至于洋人对中国铁路的使用，值得提及的两点是：一，他们对铁路的使用，均要对中国缴纳使用费；二，这个费用的管理权和收缴权，在美国的第一度“门户开放”政策生效之后，已经统一归于中国。因此中国得以对各国一律平等，从而取消了在铁路收费（包括港口税收）上的个别优惠待遇。 
　　那些被义和团破坏，却又被八国联军修复的铁路交通和通讯设施，正是中国大地亘古以来第一批现代化工业设施，在未来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及至几年之后，各国（俄国、日本除外）纷纷效仿美国，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时，一些退款更是被中外双方明智地用来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如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就用来在中国兴修了大量的铁路。《清史稿．交通志》指出，到了宣统年初，中国“路之通车者逾万里，线之通电者九万余里，局之通邮者四千余处。”这不啻是一场交通与联络方面的革命，虽然这个革命比之西方国家迟了很多，但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物产丰盛的国家而言，其重要性是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仅以当时的国民经济年收入为计，交通方面约两千万两（海关银两），电方面约一千万两，邮政收入约六百万两。依据清史稿，这些收入刚刚能够满足维持这些建设的支出，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想见这些设施对于刺激中国内陆的商贸往来、经济发展，起到了多么深远的影响。纵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历程，便不难看出毁路与修路两端，对中国的利弊是何等清晰。 
　　一个民族的记忆可以被教科书的谎言所中断和阻止，历史却不是断裂的。从长程历史看，近代百年屈辱，西方列强逼迫清廷打开商贸大门，对中国而言，未始全是坏事，否则，怎会有今日中国之积极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联合创办经济实体和经济开发区、努力加入世界经贸组织、主动承诺信守国际规则呢？仅以当今制造业而言，目前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性工厂；中国出口商品中的一半，来自外资制造公司或者合资企业；就商品价值来说，中国已经越居世界第四大制造业基地，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参见《华尔街日报》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０日）。今天的中国面对比过去更甚的列强对华贸易竞争这个事实，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行为上已全然改变，从被动到主动，从抗拒到接受，从引以为耻到引以为荣。今天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现代化装备的制造技术几乎无不来自西方引进的：飞机、轮船、汽车、铁路、高速公路、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电话、电报、邮政、电脑、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钟表、眼镜、高楼大厦、电梯、煤气、空调等等，谁能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中国还剩下什么？ 
　　即使义和团心态还魂，国人还能将如此众多的“利民之器”再度“躬自毁之”一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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