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求生勇闯无人岛:贫富差距过大窒息了中国经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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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2010年的博鳌亚洲论坛落下帷幕，此次年会的主题是"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以此为主题自然是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可持续性上有很大的问题。

在此次论坛中，与会者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尽管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保持了相当的经济增速，但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国等经济体缺乏最终的消费市场，长期以来投资增长迅猛，但消费需求低迷，这种失衡的增长模式很难持续。

而就在博鳌论坛开幕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此文一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其实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与建设"橄榄型"社会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同一个问题，也是当下中国发展最核心的问题。

政治上的权力格局，决定了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而中国的这种以政府投资和出口来主导增长，资源分配围绕行政权力来进行的模式，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形成了"哑铃型"的分配格局。中等收入者的萎缩使得内需持续低迷，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更严重的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揽子方案，并未修正以前的失衡模式，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失衡，是用更大的投资泡沫去掩盖萧条。加上货币流动性泛滥，经济生活投机盛行，实体经济已经被弃之如弊履。可谓是，权贵借救市齐飞、投机共通胀一色。而社会财富分配，则面临由哑铃型进一步滑向杠铃型，如此下去，岂是一个经济失衡了得。

哑铃是如何炼成的

对于中国的贫富差距，尽管中外的统计结果各不相同，但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已经步入了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

去年中，由美国"美林全球财富管理"机构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发布的第13份年度《世界财富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内地的富豪人数已经超越英国，名列世界第四。而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却在全球179个国家中排名第109。

财政部近期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我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从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来讲，1978年我们行业的平均工资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急剧上升。

有人将中国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归咎为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市场，并不会造成难以容忍的贫富差距。因为，自由市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开放所提供的机会均等使得人人都有机会白手起家。相反，一个以行政权力做后盾的封闭体系，才会造成真正的垄断，扼杀公平竞争，继而造成过大的贫富差距。

美国调查机构曾经做过一个跟踪调查，分析了1976年入学的大学生在1994-1995年期间，也就是大约毕业15年后的年收入差距。调查结果显示，来自最穷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年收入为67490美元，最富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为85842美元，差距在20%以内。

美国学者佩奇和雅各在《阶级战争？》(Class War？)一书中，引述的一项调查也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白手起家，艰苦奋斗致富。而他们眼前的简单事实也支持这一点：美国最有名的几位富豪：比尔·盖茨、巴菲特以及沃尔顿家族，都是靠自我奋斗，而不是靠遗产或者权力致富。

中国讲究政治挂帅，经济生活自然也不例外。今天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也是由更深层的政治制度安排所致，是权力过多管制经济资源所致。

首先是身份的限制，户籍制度使得广大的农民在起跑线上就输了一大截。

其次是许多资源不是依靠市场而是依靠行政权力来配置。在通讯、电力、能源、交通等垄断行业，高收入和腐败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垄断部门通过向公众出售垄断高价的服务来获得巨额利润。

由于政府对经济有超强控制力，而且权力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靠近权力就等于靠近财富。这个封闭的体系自然会使得赢者通吃，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只要这个体系继续封闭，差距就会继续扩大。

还有，近几年飙升的房价也起到了为贫富差距推波助澜的效果。有和没有房产、有一套和有多套房产的财富差距，在这几轮飙升的房价中一下子拉大了许多。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描述：没买房的可能永远都买不起车了，而之前买了房的，肯定可以继续买车了。

危害不仅仅在政治风险

一提到贫富悬殊的危害，很多人都想到的是不利于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而实际上，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政治风险，它对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威胁或许更值得注意。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本来就存在失衡的问题，而任由贫富差距继续发展的话，必将加剧经济的失衡，甚至使经济发展走入死胡同。

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是多年来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

先说出口，中国的出口靠什么？就是靠低价。极低的劳动力价格、极低的环境成本、极低的资源价格，当然，还有偏低的人民币汇率保驾护航。既然是低价，出口的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和劳动者所获得的利润回报非常微薄。这方面，我们常常愤愤不平，因为我们在产业链的对低端所获得的利润实在太少了，做出口企业二十年，多数企业主都不如房地产老板们的一夜暴富，工人的劳动所得更寒酸，厂妹厂仔不敢奢望能在当地安个家。

但是出口给政府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

这些年，政府，特别是高级别的政府，确实是富了。去年，吴敬琏就曾呼吁减税，因为18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超过了20%。中国的普通家庭，承受着高价格的公共服务、垄断高价、高税负和低廉的储蓄利率，一直在为政府和垄断部门输送着巨额储蓄，这原本应该是属于他们的钱。

说到政府的富裕，当然不能不说房地产。4月13日，财政部发布了详细的2009全国土地出让收支基本情况，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增长43.2%；其中用于廉租住房支出187.1亿元，仅占1.5%。高涨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了各级政府的最高效的融资工具。

政府手里有了这么多的钱，怎么办？除了腐败掉的部分，剩下的只能投资，上大项目。在此次博鳌论坛上，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说，投资是好事，是在为未来提供公共消费。

政府投资，自然也要保证回报。老百姓为政府输送了巨额收入，投资成了铁路、公路、机场，老百姓再用高价去购买这些服务，政府的投资回报就有了保证。

政府投资，除了基础建设，其他大多集中在重化工业和资本密集型领域，在权力的保障之下，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当中，资本所得的部分不断上升，劳动收入所得不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

伴随政府富裕的是不断扩张的投资规模。可问题是，生产与消费必须平衡，中国投资率自2001年以来不断上升达到43%，(日本在1970年、韩国在1991年的产能扩张顶峰时期，投资率也低于40%)，与此相反，从1997-2007年，中国消费率从59%下降至48.8%。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至3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正常水平(70%左右)，比印度等穷国55%的居民消费力也要低不少。

这就是我们的循环：政府拿的钱越来越多，只能投资形成产能。高储蓄导致高投资，高投资转换成的还是高储蓄，生产那么多，国内居民又没有能力消费，只能出口。如果外部需求增长停滞，我们还能维持这个循环吗？

另外，我们的全社会的投资占到GDP的比重是一路攀升，1991年的时候只占25.7% ，2008年是57%，2009年达到了67%。很多地方的投资年增长都超过了30%，这意味着两年多就翻一番，明眼人都能看到，这能有多少可持续性？

当花草树木都用来炒作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增长成了政府经济生活的首要任务。如果当时我们是采取大规模的减税来保增长的话，将直接有利于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这也会纠正一些中国经济的失衡。

可惜，经济资源的配置由政治权力决定。政府选择了另一条路径，那就是政府主导，用更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去保增长，用疯涨的房价去促进所谓内需。高速铁路规划已成网状，每个大城市都在挖地铁；耗资200亿的沪杭磁悬浮，仅仅是为了快10分钟；12万亿，这只是一个中部省份湖北在未来几年的投资计划。

巨量的政府投资对中小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拉动效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相反，国进民退的风潮进一步挤压了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成分发空间。另外，由于货币超发，房价疯涨，利润来得最快的全是交易性机会，实体经济的钱都被吸引到各种炒作中去了。

经济学上有个规律，高收入者更多地关注投资而并非消费，因此，越是贫富悬殊，越是会投机盛行，产生资产泡沫。甚至一些原本看起来只可能是消费品的东西，也可能脱离消费品属性，成为资本品，成为炒作的对象。

一颗兰花卖350万、一颗松树卖100多万、一只藏獒要800多万，炒房、炒大蒜、炒普洱茶、炒冬虫夏草……当资产价格高企，企业成本居高不下，中小企业被国企巨无霸压得喘不过气，还有谁愿意做实业？

没有实体经济，没有中小企业，就没有居民的收入增长。富人们更多的关注投资而不是消费，真正有消费需求的低收入者又不敢消费，这样的增长模式将走向何处？

似乎一切都在靠一个信念支撑，只要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再贵的房价在未来都不是问题，继续增长，我们就将得到一切。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信念。

来源：中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