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荒野厨王 乔西詹姆斯:第三章 郭沫若：“交定要白猫，打开口袋却是黑猫”（一、二） - 陈焰的日志 - 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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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郭沫若：“交定要白猫，打开口袋却是黑猫。”
郭沫若(1892——1978)四川省乐山县人。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时代精神和大胆新颖的新形式开始了新诗创作，开了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同时创作的历史剧也充满着革命激情和浪漫主义精神，成为诗剧中的精品；他又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
郭沫若的一生经历了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这样三个历史阶段。他个人的生活，包括他的婚姻和爱情生活无不和他的时代息息相关，我们知道、并且研究这些，无疑是我们研究一个伟人的基本形式和独特的角度，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所赖以存在的生命形式，对人类婚姻史也不无裨益。
郭沫若的一生中曾先后与三个女人发生过婚姻和爱情的关系，这就是张琼华、佐藤富子、于立群。
一
郭沫若在十岁以前就曾经订了婚，这是那个时候的乡俗。四年之后，当郭沫若读小学的时候，女方夭折了，亲事自然不了了之。后来，县视学王畏岩先生差人到郭家为女儿说亲，论年龄郭沫若最是相当，但偏巧他五哥的未婚妻刚刚亡故，两家商量，这姑娘便成了郭沫若的五嫂。经历了这两桩事变之后的郭沫若便也视婚姻这事淡漠起来。
1911年10月中旬，20岁的郭沫若正在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读书，突然接到家中的来信，说母亲已为他订了婚。女方就是本县苏稽场张家的长女张琼华。
这张琼华和郭沫若的一位远房叔母是亲戚，由叔母亲自保媒。因为门当户对，叔母又亲自去看过人，说女子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所以母亲不再征得他的同意就把婚事订了。当时，郭沫若母亲的想法是，叔母是可以相信的，而且郭沫若已有20岁的年龄，弟妹又已定亲，如果郭沫若再继续耽误下去，就会妨碍弟妹们的佳期。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使郭沫若大感意外。但他知道母亲是爱他的，如果自己反对，就会使母亲伤心。而且，叔母不是说女子人品好，又在读书麽？也许她正是自己所梦想的情侣吧。
当时的郭沫若所梦想的情侣是怎样的呢？
原来，在此之前的郭沫若已经阅读了不少新学书刊，旧的描写才子佳人之类的书也读过不少，当时正值青春年龄，思想正趋新进，在未订婚之前就已培植了他诸多的梦想：他幻想着如米兰的王子一样，在飓风中的荒岛上遇到一位艳世美姬；他幻想着如撒喀逊却后的英雄一样，在决斗场中得到花王的眷爱；他幻想着如《西厢记》中的张生一样遇到美丽痴情的莺莺；他幻想着如《红楼梦》中的宝玉得到才貌双秀的黛玉似的爱恋……这种充满传奇色彩和浪漫情趣的姻缘，在少年时代的郭沫若看来，是最高级最称心的了。他想，即使得不到所想象的，但也不会遇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子吧？总之，他带着幻想来编织他未来的情人。 郭沫若自小聪颖好学，情感丰富细腻，读书又多，据《沫若自传》记载，真正唤醒他的“性的觉醒”的却是他的三嫂。
在郭沫若的眼里，他的三嫂是姑嫂中是最美丽、最优雅、最贤淑的一位。
那是在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耐不住家塾里苦读的煎熬，郭沫若借口小
这一段经历，在少年郭沫若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在他的脑海里，三嫂成为第一等的美人，成为他心中所向往的未来恋人的模特。
然而世间的事都是阴差阳错的颠倒着，想的越好，结果越糟。当几个月之后，新娘被花轿抬来的时候，帷幕启开的地方却有一双尖尖的小脚放在那儿，竟是一对三寸金莲！当入了洞房，喝了交杯酒之后，新郎把新娘的脸帕揭开……这时候，他心里坪坪直跳，似乎昏昏然什么也没有看见，但却分明看见一对翘天的猩猩鼻孔，却是那样直端端地伸了出来……
这不看则罢，这一看便使郭沫若的一切梦想彻底破灭了。什么美姬花王、幽兰百合统统如烟消云散。郭沫若在极度失望中返身走出了洞房。四川的乡谚云：“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来竟是黑的！”郭沫若婚姻的遭遇恰恰应了这句乡谚。
到了晚上，郭沫若推说头疼，跑回睡惯了的厢房，一头倒在床上闷睡过去。这里曾是他偷看《西厢》的地方，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曾给他以挑逗性的刺激，然而现在对他来说一切都麻木了。
后来在母亲的劝说下勉强回到新房，然而，这一夜他却没有入睡，一本《庄子》中的《齐物论》读到天亮。第二天回门，郭沫若也勉强地陪了新娘去了一趟。晚上的张家特别热闹，而郭沫若摊开《文选》，一直读到天亮。
婚后的第五天，郁郁寡欢的郭沫若便坐船去成都了。这一年的暑假，郭沫若也曾回家居住，但每天晚上都睡在厢房的长凳上，直到被母亲发觉，打发郭沫若的四姐搬走长凳，郭沫若才不得不回房睡觉，但都是自顾自的和衣而卧。张琼华只能恪守妇道，次早起来只能在公婆和姑子面前强颜欢笑。暑假过后，郭沫若便回学校去了。
1913年初，郭沫若由成都府中学堂毕业，考人成都高等学堂理科学习。1913年6月，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在四川招考六名学生，郭沫若去报考。他其实无心于医学，只不过想离开四川，离开他的那个家而已。7月中旬他接到录取通知，随后，因为第二次革命爆发，直到十月下旬他才离开成都。大约于
在日本，郭沫若义无返顾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生活了。
当后来郭沫若在日本结识了佐藤富子（即安娜）并与之同居后，他几次写信要和张琼华离婚，但都遭到父母的指责。郭沫若怕伤了父母的心，又担心张琼华因此而自杀，所以他只好打消了离婚的念头，他当时所考虑的是：“纵横我是不愿意仰仗家庭，我是不愿分受家中丝毫产业的，我何苦要为些许形式，再去牺牲别人！父母不愿意离她，尽可以把她养在家中做个老女，她也乐得做一世的贞洁。照人道上来说，她现在的境遇，只是少一个男子陪伴罢了，我不能更逼她去死，使我自己担负杀戮罪名。”他还希望张琼华能理解他的苦衷：“住在我父母家中的和我做过一次结婚儿戏的女人哟，我们都是旧制度的牺牲者，我丝毫不怨望你，请你也不要怨望我吧！可怜你只能在我家中做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
郭沫若是挣脱了封建婚姻的羁绊，大胆的去追求婚姻的自由和幸福了，但张琼华却留在封建的罗网之中。
据桑逢康在《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一书中记载，张琼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做着她的工作，她把和郭沫若结婚时用过的家具，一件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光亮如新。她把郭沫若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和手稿、毕业证书，寄回的书信都保存起来。寂寞的时候拿出郭沫若的照片仔细端详，回味着曾经“有过”的幸福，也曾经如一般的美好夫妻一样到寺庙为远方丈夫的平安求神问卜。
1939年３月，离开家乡26年之久的郭沫若回到四川沙湾，这时候的张琼华已年近50，当年满头乌发已不复存在，根根银丝已表明她的青春已一去不返了。26年未见夫君一面，将近一万个日日夜夜独守空房。但在张琼华看来，她是郭沫若明媒正娶的结发夫妻，虽无其事，但却有名，她仍尽为妻之道，恪守三从四德。孝顺公婆、伺奉公婆、一刻也不曾懈怠。当郭沫若“向她”作了三个揖，说了三个字：“对不起”。以感谢她对公婆的孝敬，她却说：“只要你在外边好，我在家里就好！”
守着郭沫若的父母度过自己一生的张琼华，在公婆去世之后，她分得了郭沫若名下的数十担租谷。全国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她的租谷没有了。生活没有了着落。她从沙湾搬到乐山城里去居住。最初以点当为生，卖衣服，卖箱柜，卖盘盘碗碗。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卖了，她就做叶儿粑卖。亏了本，只好又做小娃娃的小鞋儿小帽儿卖，但也赚不了什么钱。
岁月无情，她年纪老了，日子过得很艰难。后来，郭沫若家的亲戚看不下去了，才由郭宗缙给郭沫若写信，郭沫若这才每月给张琼华寄去人民币15元。后来随着生活费用的提高，逐步增加到20元、25元、30元。这成了这一对名义上的老夫妻唯一的联系。
1963年，张琼华去西安看望自己的姨侄女，在别人的鼓动下去了一趟北京。据说，她与郭沫若见了两次面，摆了摆家常，就回去了。临走时郭沫若送她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回到乐山以后，张琼华继续过着尼姑似的生活。身体好一点就到街上走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摊子前，看别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纪越来越老，不能上街转了，就坐在竹椅上静静地望着街上。有时望着望着眼睛里就会涌出泪水。
1980年，张琼华去世，享年九十岁。
二
1914年１月，郭沫若从北京出发，经过朝鲜到了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经过了一年半时间的学习，预科毕业了。毕业后，被分配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医科学习。1916年八月初的一天，郭沫若从冈山来到东京圣路加医院，索取他的友人陈龙骥住院期间的一张×光片。陈龙骥是害肺病病故在这家医院的。当时，这医院的一个年轻护士接待了他，告诉他寻出来后会寄给他的。
这护士身高约有1·
她的名字叫佐藤富子，年龄22岁。她原是见过郭沫若的，那是郭沫若来看望陈龙骥病时候。这次，既然有佐藤富子这样的答应，郭沫若就回到了冈山。不久，佐藤富子就寄去了陈龙骥的×光照片，还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郭沫若，信中说了一些宗教上的教训。
原来这佐藤富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信徒，她是仙台人，父亲是位牧师。佐藤富子在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尚炯女校毕业后，立志献身慈善事业，便不顾父母的反对，只身一人来到东京，在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当了看护妇。
郭沫若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佐藤富子的来信，真正感受到了一种带有苦味的甜蜜。他既在国内饱受包办婚姻之苦，又在异乡备受欺侮之痛，这时得到了这样一位日本女子尊重、同情与爱怜，恰如在苦难中遇着了圣母玛利亚一样，真是感动万分。他情不自禁地给佐藤富子写了一份爱恋的信，信中跳动着一个中国男子对一个日本女子的情意缠绵的激情：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上放出佛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象樱桃一样。您到现在一定救助过无数的病人，我爱上了你。我忘不了对您的那次谈话，我离开家乡已经两年，在异乡非常寂寞。
从此之后，他们之间书信往来不断，非常频繁，每周大约有三、四封信之多。春去秋来，他们相知了，相爱了，两人认作了异国的兄妹。千里之外的佐藤富子又用了一个多月的工夫为郭沫若缝制了一件“羽织”（日文，和服的袍子）和一件“胯子”（日文，和服的裙子）。
转眼到了１２月，年假到了。郭沫若怀着无比激动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东京，他要和佐藤富子商量一件对于他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郭沫若向佐藤富子提出了一个建议：既然矢志于医学，那当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达到目的，不如改进女医学校。他愿意把他一个人的官费拿来帮助她进市谷的女医学校深造。因为女医学校每年的３月招生，时间紧迫，不容这样当护士的整天忙忙碌碌。郭沫若便大胆的提出要佐藤富子去冈山与他同居，一面也能好好准备功课。随后，郭沫若便向佐藤富子说明了自己的婚姻状况。佐藤富子很同情郭沫若的遭遇，答应了郭沫若的要求，辞去了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了。关于这一段爱情故事，郭沫若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地下的笑声·落叶》中有详细的描述。
郭沫若得到了佐藤富子的爱情，弥补了他多年来心中的缺憾。几年前他象死尸般的活着，因了佐藤富子对她的爱情，死尸般的躯壳才得到了新的生命。她是他的圣母玛丽亚！所以，他为她起了一个圣洁的名字：安娜。郭沫若后来写的《辛荑集》小引，就把自己比作一条死了的鱼，是安娜这个“少女”用眼泪救活了他。
自从郭沫若和安娜同居后，郭沫若创作的热情振奋了起来。后来收集在轰动中国新诗坛的《女神》第一辑中的诗，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其中有一首《venus》（维纳斯）就是郭沫若献给安娜的。诗中写道：
我把你这张爱嘴，
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
会使我时常沉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成甘露！
郭沫若常把安娜比做爱神，那“酒杯”盛满了爱的蜜汁，那“墓”是温暖而富有弹性的。青春的血液沸腾了，两个火热的灵魂融化在了一起……
次年二月，安娜去东京读书，此时的安娜已经怀孕了，学习起来十分吃力。她的妹妹来看她，劝她回心转意，不要跟一个中国人生活在一起，被她拒绝了。
当时日本社会的风气，虽有天皇训谕国人与外国敦睦，以祛“攘荑”之说，但日本人与欧美人结婚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中国人结婚却是受到社会普遍的蔑视。佐藤富子的行为与她“体面”的家庭太不相称。后来她的父亲又来征求她的意见，她依然态度坚决地拒绝了。这断乎是一个严格的基督教徒家庭所不能容许的，她因此受到了“破门”的处罚。后来父亲找她谈话，希望她能回心转意，但是失败了。在当时，安娜的心中只有对郭沫若誓死不渝的爱情。她曾经对郭沫若说道：“我把父母也弃了，弟妹也弃了，国家也弃了，只来跟着你去，自己想来这绝不是幸福的事，但虽是不幸，我也不管。我甘愿倒下去跟着你去。”
安娜因为怀孕，又不得不辍学返回冈山。年底生下一子，取名和生，取和气致祥之义。这个时期他们的家就住在博多湾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房子里。郭沫若这时作诗的兴味很浓，整天关在楼上的房子里做诗，也不去上课了。安娜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每天带着两个孩子哺乳、洗衣、做饭，忙于家务的劳作。
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的几个月时间里，郭沫若诗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潮，安娜则日夜操劳家务，为郭沫若事业的成就打下了基础。他们在福冈网屋町住了不久，安娜又怀着第三个孩子。
这个时候，郭沫若的好友成仿吾接到上海泰东书局的邀请，回国任文学科编辑主任。“五四”以后的中国，在郭沫若的心中如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一样，他那狂热的文学理想促使他恨不能立即投入到祖国的怀抱，便也应了成仿吾的邀请一同回国去了。安娜看到郭沫若如狂人一样，待在家里几个月不去学校，也就决心让他把医学扔掉，回国去另寻出路。临行之际，郭沫若屈指算了一下，他和安娜从冈山同居到这次分离已有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了。
“五四”运动以后，为了推动新文学事业的发展，郭沫若往来于上海和日本之间。1921年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组织成立了新文学团体中影响最大、成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创造社”，并为《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写稿和组稿。1923年３月，郭沫若从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就在这一年，他们的第三个儿子佛儿降生了。这时，他们在生活上海。
既已毕业，郭沫若不再享受官费待遇，即可行医，郭沫若又不愿意去作医生，安娜整天为拮据的生活发愁。而当时的文学又不值钱，郭沫若在泰东书局整日的拼命，但从未接到过聘书，书局老板间或给他一些零花钱，也不能够维持他们一家五口人的生活。于是安娜想到回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上海来，或许还可以有些生计。1924年２月２７日，安娜不得不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居住不到一年时间的上海回日本去。
但回到日本之后，原先打算的全都落空了。日本在关东大震之后，百业萧条，无事可做，安娜带了三个孩子也什么事都做不成。这边的郭沫若同时接到了重庆红十字会医院一千两银子的汇票，请他回重庆去作医生，并答应月薪四百大洋，但被郭沫若拒绝了。他不愿意回重庆去，他怕回重庆惹起家庭纠葛。如他给他大哥的信中所说：“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拒绝了回重庆当医生的事，郭沫若的心中也不舒畅。因为他这里的生活也没有着落，而安娜又从日本来信讲述了她在日本的困苦生活，这使郭沫若很焦急。
回到日本的头一个月，因为手中有借款，所以还清了安娜来日本后的一切拖欠。但为了今后的生存，郭沫若只好拼命的写作。这一个时期他译完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又赶写了一篇关于王阳明的文章，都是想挣了稿费拿来家用。后来是到底收到了泰东书局的一笔稿费，他们在日本才勉强的维持了下去。但这样的生活也只能是最下等最困苦的生活了。郭沫若的写作，常常为维持生活而牵扯，又因为“多子、贫困、无职、无业，常年在异乡漂泊”所累，郭沫若常常牵怒于安娜。而安娜却时刻想创造出一个安静的环境来供郭沫若写作，但是累死累活的她终竟也不能使郭沫若满意。安娜有时也叹息自己不过是郭沫若的“女工兼娼妓”，但他们也都是在相互信任和苦斗中挣扎着。
1924年11月中旬，郭沫若和安娜带了孩子回到了上海，住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弄内。他们这次到上海除过几个最密切的朋友知道外不为一般人所闻知。却不料正月十四的晚上收到了一封陌生的信，信中署名“余抱节”，信是来自浙江“新登三溪口”。信的开头大胆而热烈：“孤山的梅花这几天一定开得很齐了，月也快圆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这几天去，我们也可籍此一叙”，写信人仿佛是熟知郭沫若的一个朋友。信中表示了见面的迫切心情：“我对于你正象你在《残春》里从白羊君口里说出来‘得见一面虽死亦愿’一样，正渴望得极了”。信里要郭沫若回信到杭州某女子学校余猗筠小姐处，并要郭沫若去杭州后住钱塘门外昭庆寺前钱塘旅馆，她将在那里等她。信尾还顽皮的说，要这样迷也似的玩才“有趣”呢！很清楚，这来信的“余抱节”就是杭州某女子学校的余猗筠小姐的化名。自然，对于有着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郭沫若来说，也确实想会会他的这位大胆的、顽皮的、可爱的、有趣的读者朋友。 要去杭州，郭沫若颇费踌躇。日本回来的一妻三子人地生疏，又不会中国话，妻子安娜又临将分娩，她怎能离开呢？况且，当时郭沫若也没有足够的旅行费用。军阀卢永祥、齐夔元之间的战争常常使沪杭线中断，再说自己去会见一个年轻的姑娘该不会被妻子误会了吧，因此，便打消了去杭州的念头。但安娜却极力的支持他去杭州一趟，通情达理的安娜说，不去辜负了姑娘的一片好心，况且，陷在家里没有一个钱的事情，诗也没有，文章也做不出来，倒不如去转换一下心机，也还可以做出一篇文章来。郭沫若听后十分感动。说起写诗做文章来，郭沫若亦觉得这优美的来信，约请赏月观梅的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好诗，况且，一个青年女子的厚谊也不可轻率的就此辜负了。于是下定决心，在安娜的支持下“往诗国里去旅行”与“诗的女神去见面了”。 郭沫若在杭州呆了两天，回到上海不久，便有信从杭州寄来，信是一首诗，题目叫《西湖FIorence》。诗中说： 今日的杭州之西湖， 真的成了南欧当年的FIorence了； 你还记得么？ 啊，沫若—— 宝石山之攀缘， 白云庵之夜游， 西悦来之晚宴…… 啊，还有，还有 还有这钱塘旅馆之两眠： 第一晚上你因为醉了， 你是和衣睡倒的， 你睡的是朝湖那张床。 第二晚上， 啊，第二晚上你睡的又是朝西那张。 啊，沫若！ 你还记得么？ 你喝醉了的时候， 面上分外的放光， 我愈看愈觉得你和SHeIIey相象。 我爱你，爱你那率真的态度， 真和爱SHeIIey一样。 我又爱Keats， 我爱他那短命的生涯， 我更爱他那坎坷的境遇和我相仿。 我虽不敢自拟为Keats， 但我总是情不自禁的这样的神往。 啊，沫若呀！ 听说Keats后来就死在SHeIIey住过的那个房间里的。 你如今走了， 我不久恐怕也要死了。 郭沫若读后极为感动，他说：“这首诗是很真挚而且哀婉的，没有些儿矜持，也没有些儿随意”，于抒情之余也带记着一些实事，“这和济慈的诗倒争差不多”。“这诗不消说就是余抱节做的”，“文句非常柔和，字迹十分美丽。”⑴ 这段美好的生活，这个动人的形象，立即唤起了郭沫若强烈的创作欲望。郭沫若说：“我又是一个冲动型的人，……我便做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受着诗兴连续不断的侵袭”，郭沫若开始援笔描绘主人公的形象： “她的发辩上有一个瑚珀的别针， 几颗璀璨的钻珠儿在那别针上反映。 “她的额沿上蓄着有刘海几分， 总爱俯视的眼睛不肯十分看人。 她的脸色呀，是的，是白皙而丰润。 “我还牵持过她那凝脂的手颈。 “她披的是深兰色的绒线披巾。 “她那蜀锦的上衣，青罗的短裙， 碧绿的绒线鞋儿上着耳根。 秸梗花色的绿袜后鼓出的脚胫， 那是怎样的丰满、柔韧、动人！ 女主人公是这样的美丽、丰润、多情、动人。诗中也写了那个作为诗人的男主人公的表现状况。这个中年男子三次等信的焦灼心情：他苦苦思念，不见她的来信。相别“八天”，却似久别“三载”。他想她“是生了病吗？”“是功课忙吗？”“是害着羞吗？”“是鄙夷我吗？”待到她的信来了，他的“心儿，好象有人拍着的皮球儿般跳跃”。第二次等信不见，“我骂你无赖的邮差，为甚只送些不打紧的信来？”他甚至希望她“明说是不爱我时，也是有一个‘爱’字存在”。姑娘给他寄赠了一枝梅花，诗人虔诚地在瓶中供养，我做了个巡礼的蜂儿，吮吸着你的清香。” 郭沫若从 四 上面所叙的这一段故事，是1924年到1925年郭沫若发生在上海的事。1925年他在上海目睹了“五三”惨案，决心投身于革命之中，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郭沫若撰写了讨蒋檄文后，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安娜在形势危难之中，带了四个孩子经上海逃到武汉。后来，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叛变了革命，郭沫若赴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安娜又带着孩子返回上海。南昌起义后，郭沫若随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日子里，郭沫若和安娜常常是时聚时散。 在南昌起义后的随军南下中，郭沫若结识了一个叫安琳的姑娘。她剪着一个男子式的分头，穿着蓝布军服，要不是脸庞的秀美和高高隆起的胸膛，还真以为她是一个男子军人！她常常唱着歌，欢奔跳跃的，看她的样子，真是一个美丽的、勇敢的、克拉凡左式的骑士。 安琳是安徽芜湖人，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安琳在预科读书。在学校的各种集会中，他们时常见面，但没有什么交往。后来，安琳由广州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其时，郭沫若已经升任为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是中将。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进军声中，“革命”遂成为一种时髦，一般革命的将官都为民众所羡慕，尤其为一般的新女性所仰慕。所以，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如郭沫若这样的革命诗人又兼革命将官的人，的确是女性崇拜和渴求的对象。当时，郭沫若的夫人不在身边，自然会有不少美丽时髦的女子围在他的身边转。 当时武汉也盛行着一种“要恋爱”的风气，“单身女子要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安琳初来武汉时，围着她转的男子很多，这使安琳感觉着很不舒服。郭沫若是作为她的长官和师长的，自然要去关心和关怀她，以抹去她心头的不愉快。安琳当然对郭沫若是十分的仰慕和敬重的。郭沫若对安琳的印象也极好，慢慢地，俩人已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 南昌起义后，在由南昌到汕头的长途行军中，郭沫若和安琳始终同路。他们毕竟是书生淑女，长途跋涉的工夫比起工农出身的战士来差得多。那时候也正是八月的盛暑季节，南方高温多雨，疾病流行。郭沫若在路上得了赤痢，多亏安琳的关心和照顾，每到一处她都不顾疲劳，替郭沫若找医找药。 一次，李一氓去看郭沫若，郭沫若躺在屋里的一张竹板床上，安琳在屋外的房檐下烟熏火燎地为郭沫若煎熬汤药，并亲自喂他喝下。在当时的李一氓看来，安琳对郭沫若如此的热心和周到，已经情深意笃了。 一次，他们在行军中突然听到枪声，队伍立即大乱，因为原因不明，大家四散跑动，一时也没有了人影。这时天色昏暗了下来，郭沫若为找不到安琳而着急，而他自己的眼镜也打破丢失了，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山间的小路上摸黑走路。这时郭沫若心中很耽心，假若遇到敌人或土匪可就糟了，这种思想导致的紧张心情立刻包围和笼罩了他，恰巧就在这一刻，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他。这就是安琳。原来安琳随部队撤退过山以后，突然发现少了郭沫若，便返身往回跑。她断定郭沫若还在刚才交火的地方，及至寻到郭沫若后她真是惊喜异常。郭沫若为她的行为所感动，紧紧拉着她的手不忍松开，口里不断地说：“安琳，我永远不忘记你!”安琳也十分动情地说“我不会忘记你，也不会忘记这一切!” 两个人相携而行，走不多远处又遇到了两个掉队的同志。后来又遇到了大队人马，向导带他们歇宿在一个窑厂的干草堆上，但第二天天亮他们醒过来的时候，大队人马已经走掉了，他们只好商量先走出海口，然后乘船到香港去。后来他们遇到了土匪头，带他们到了盐酸寮。在这路上，不明情况的安琳高兴地又唱又跳，仿佛一只快乐的鸟儿被放飞。 盐酸寮是个富庶而又宏大的乡镇。农会主席把郭沫若他们安顿在后山的草仓里潜伏了六天，以后又装扮成盐贩子，冒着大雨带领他们用十个钟头的时间走了一百二十里路，来到了海边的神泉，因为要等适宜开船的风向，他们又在一座侧巷的楼上住了整整十天。 这整整的十天无事可做，只是在等待风向。郭沫若曾写诗道：“危楼临海立，相伴有红妆，久盼风不至，回首陡神伤”。这“相伴”的“红妆”是谁呢?无疑就是安琳了。郭沫若和安琳在楼上相伴了十天，他们有的是倾心相谈的时间。他们谈革命，也谈文学，自然也谈爱情。安琳是多么的愿意永远和郭沫若相伴终生，而郭沫若也是如此。但郭沫若的家庭情况安琳也不是不知道的，自然安琳也想到她和郭沫若的关系，也许只能象燃放的花炮一样，今朝散了——以后也就算了……这不免使她暗然神伤。 十天之后，东南风起，郭沫若和安琳乘一艘货船去了香港，这一次的旅行，确实是名符其实的“风雨同舟”。 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由香港秘密地回到了上海。据内山完造在其所著的《花甲录》中记述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东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 回到上海之后的郭沫若最初的计划是全家人去苏联，而且定了行期。岂料却在 安娜那时正患着慢性肾脏炎。她毫不顾惜自己，用一个妻子的全部爱来照料着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四个孩子安顿好，便匆匆地赶到医院里来。早上来伺侯郭沫若到中午，午后来又要伺侯到晚上，而每次来都带鲜花和果品。 郭沫若的病情却在日益恶化。有时，他大声叫骂安娜，给她加上无数污秽的罪名，有时又要自杀。 在郭沫若住院时，安琳没有去看她，她怕使郭沫若为难。虽然她深深地爱着郭沫若，但她不愿意插足他们家中，伤害安娜的感情。 郭沫若每当想到安琳，心中便隐隐作痛。作家邓南查有一个剧本《角孔达》，描写了一位有妻室的雕刻家和女模特儿角孔达的恋爱故事。郭沫若读后很受启发，同安琳在盐酸寮中的生活便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打算把这一幕亲身经历的活剧写下来，他为此拟好了七篇小说的题目，其中第六篇的题目叫《安琳》，后来他都没有写出来。但他在此期间，把他早年所译《浮土德》又重新整理，润色了一遍。他把其中的《我的心儿不宁》一首诗又重新翻译了一遍。虽说是译诗，但可以说，这完全是郭沫若自己的情绪借了件歌德的衣裳，没有安琳他绝对译不出这首诗来。其实，《我的心儿不宁》实际上是郭沫若对安琳的一篇献词：安琳使得他的身心不宁，而他愿意向安琳献出全部的心肝。 《浮土德》第一部译出后，郭沫若立即交创造社付排。印制精美的书出来后，安娜象庆祝节日一样地特地买来“寿司”表示庆祝，安娜总是把郭沫若的每一次成功都看作自己的莫大幸福，莫大的安慰。郭沫若很感谢她对自己的爱情，在《浮土德》出版之后，他在该书的扉页上分别题写了两行字，其中第一叶上是用德文题的，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献给我永远的爱人安娜”。 因为生病，郭沫若全家误了去苏联的行期。因为在国内，国民党通缉他，于是在组织上的安排下，他要再到日本去生活一段时间。在临行前的饯别会上，安琳也来了，大家边吃边谈，气氛融洽而欢快，但因为安琳在坐，郭沫若和安琳之间便显得格外拘束。郭沫若看了安琳一眼，觉得她消瘦了，脸色也很苍白，便主动地为安琳夹菜。安琳瞧了安娜一眼，脸上泛起了红晕。她不大好意思让郭沫若为她夹菜，她不愿意和所钦慕所热爱的人显得过分亲热，因为这里不是盐酸寮，不是在那临海的危楼上，也不同风雨同舟去香港的船上。郭沫若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他的夫人正坐在他的旁边呢。 安娜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安琳，没有说话。 郭沫若感觉到安琳有些不自在，有些尴尬，这就使他意识到安琳对他是有情意蕴育其中的，不然是会自然而愉快的。看起来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也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是只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够的。 在场的李一氓自然知道郭沫若和安琳的这一段情愫的。他开口打趣，盛赞 晚上回到了寓所，安娜问郭沫若和安琳是什么关系。郭沫若只得一五一十地详告他们在北伐时期的一段经历。安娜又问他爱她吗？郭沫若承认是爱她的。安娜又问为什么不结婚呢？郭沫若说，唯其爱才不结婚。安娜知道了是她自己成了他们之间的障碍，不胜理解和悲戚地说，假若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与他相依为命过着流亡生活的始终是安娜，他们是贫贱夫妻，也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郭沫若到日本后，对于现实问题是不能发表看法的。因为他受到了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于是，他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被日本桥区的警察局抓了去关押了起来。三天后，才由安娜到处奔波，乞求人情，才被放了出来，但他的行动仍然受着警察的监视，安娜一边保护着他，一边辛劳地操持着家务和照管着孩子。他们日常的开支就靠创造社出版部每月寄给的100元钱，后来，成仿吾去欧洲路过东京，给他们1000元，他们才得以在千叶县国分村须和田弁买了一幢平房。安娜早起晚睡，日夜操劳着，使郭沫若得以安心地研究学问。 1930年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了。1931年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也出版了。日本东京有一家专卖中国古书的书店，叫求文堂，郭沫若常去拜访、读书。当他的这些著作的手迹影印版出来后，求文堂以七折的价钱全都收购了。后来，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古代名刻汇考四种》等陆续出版发行后，郭沫若的名声大振，日本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极口称誉他说：“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搞出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因为有了可观的稿费收入，再加上朋友们的帮助，郭沫若一家人的生活才逐渐的好转起来。 郭沫若在日本市川蛰居十年之后的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友人金租同来到他的寓所安排他回国的事宜。因为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华北，企图在三个月之内消灭中国。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高潮。国内政界要人张群、邵力子以及他的老友郁达夫等，或进言、或斡旋、或书信联络，最后经蒋介石同意，表示对郭沫若要“有所借重”。国内进步文化界在鲁迅逝世之后，更是翘首以待，盼望郭沫若早日归来，担当起领导文化界团结抗日的重任。 郭沫若要回国抗日，但心中又丢不下安娜和孩子们，他虽然每天都在思考着和朋友们合计着，但始终不敢把这决定告诉给安娜。但毕竟抗日爱国是首要的，他决定还是要走。要走的日期是越来越逼近了，他最后决定 23日晚间，一家人仍象往日一样，大家围坐在一起，但各执其事。郭沫若几乎不敢面对现实。安娜似乎也明白郭沫若要走了，因为这一个时期，客人来往不断，日本的警察和宪兵也加强了对郭沫若家的监视。安娜已经予感到他们家将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安娜看着郭沫若叮嘱他道：“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象从前那样胡闹才是。你是性格不定，最是耽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再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 郭沫若自然明白安娜所说的“胡闹”是什么意思。 凌晨四点半，郭沫若起了床，他做完了要给妻子、孩子们做的事，便又走进了寝室，此时安娜已经醒了，躺在床上看书，他吻了安娜一下，便走出了寝室，走出了院子，走出了家门…… 几天以后，郭沫若回国的消息在上海的报纸上报道了。日本外务省首先得知了这一消息。千叶县警察局由于监视不力，遭到了训斥。他们怀着愤怒，迁罪于安娜，先是闯到市川来，把郭沫若的寓所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把安娜抓了去监禁了起来。他们揪住安娜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又抓住她的头往地上碰，又把她吊起来，用皮鞭抽打。这样反复的折磨了十天之久才把她放了出来。 安娜先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定地熬了过来。她毫不屈服。她支持中国抗日，支持丈夫回国抗日! 后来，安娜把在日本的遭遇写信告诉给郭沫若时，郭沫若真是忧心如焚！他知道他逃脱之后，安娜曾被捕月余，饱尝鞭笞之苦，诸儿亦时遭无赖袭击，不禁五内俱焚，惨然作七律一首：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九重天。 怜卿无故遭鞭挞，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然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 郭沫若致函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请他设法予以营救，并让安娜母子到中国来。但日方藉口安娜是日本国籍，加以拒绝了。日本的警方甚至捏造安娜有“间谍”的嫌疑，限制了她的行动自由。 由于战争的关系，郭沫若回国以后与安娜的音讯中断，也没有再给妻子寄过钱。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就全靠安娜一人来负担。安娜也意识到今后的日子就全靠自己一人了。 安娜的家住在市川镇的郊区，四周是青翠的农田。安娜租了几亩地，和孩子们一起辛勤耕耘劳作，全家的主食和蔬菜才能勉强维持。农忙季节安娜还替农家打短工，作为家庭生活的补贴。安娜虽然累死累活，但她鉴于郭沫若学医而没有成为医生的遗撼，决心供养孩子们都走专业的路。在她的计划中，和夫学化工，博孙学建筑，佛生学水产，淑子学建筑，那时志鸿还小。后来，孩子们都很努力，和夫毕业于东京大学，又进入研究生院学习；博孙毕业于京都大学工业系，毕业后开始工作；佛生考进了东京水产讲习所；淑子考进了东京女子大学数学系。 安娜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和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她什么活都干过了。有一段时间，她借了无息贷款，经营过建造和出售房屋的生意。她也干过跑单帮的买卖——天不亮，她必须到离家四五十里远的山中去采购农付产品，然后背回来在市川的大街小巷中去叫卖，有时也不得不去东京的街头去叫卖。她也在糨糊厂的小作坊中做工，不但要做，还要把做好的糨糊用三轮车推到东京去发货。安娜常给别人说：“战争期间，我是没有吃过好东西的呀！养几个孩子，还得下苦力啊！” 1945年，日本投降后，安娜和孩子们都非常高兴，安娜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妻子而骄傲，因为她从来都是热爱中国的，她把中国的胜利当作她自己的胜利。她的子女们自然是庆祝爹爹的胜利了。当安娜通过广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特意到多年来从未去过的理发店梳理了一番，又特意穿了和服和五个孩子们照了一张合影，作为胜利的纪念。 安娜是在1916年的年底在冈山和郭沫若同居的，他们没有正式履行过结婚手续，所以安娜一直是日本的国籍。战争结束了，期盼已久的夫妻就要见面了，八年的辛苦该结束了，如今儿女们都亭亭玉立，50多岁的安娜总算把他们抚育成人，可以带他们回中国去见见孩子的父亲了。安娜高兴地收拾着一切，为了能够顺利地到中国去，安娜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并获得了批准，从1947年3月起，安娜就算失去了日本国籍，成了一名中国人。 六 这里却说 原来，《又当投笔请缨时》的诗是郭沫若已经确定回国，即将离开妻子儿女的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器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诗中表达了舍家报国的壮志雄心。此时在日本的安娜和孩子们饱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欺凌和严刑，苦苦地挣扎了八年。而郭沫若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土地上，的确“舍家”去了。 郭沫若从日本回上海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通过林林的介绍与一个名叫于立群的姑娘相识了。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就仿佛故人久别重逢，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郭沫若感觉到这个姑娘好象在哪里见过，那长相举止都是那样的熟悉、美好，可是，又与自己所认识的人风马牛不相及。当时的于立群叫黎明健，在上海的戏剧电影界工作，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头上梳着两条小辫子，穿一身兰布衣衫，面孔晒得黑黑的，仿佛一个乡下姑娘一样，质朴、亲切、自然，不饰雕饰，气质很好。 但当时的于立群却知道郭沫若。郭沫若在《女神》之后是为许多青年人所熟知所崇拜的对象，爱好文艺的人就更加知道郭沫若了。但于立群的知道郭沫若却另有一番原因。因为她的姐姐于立忱曾经爱过郭沫若，也和郭沫若有过一段交往。于立忱在自杀之前的时候曾经给妹妹说过这些隐情。所以，于立群见到郭沫若也仿佛见到了姐姐，心中有一种莫可名状的亲切感。当郭沫若知道了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就是于立忱的妹妹时不禁爱屋及鸟，眼睛湿润了…… 原来，1928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曾和安娜及孩子们居住在千叶县市川市。这个地方和东京仅一水之隔，以江户川为界限，河西是东京，河东是千叶，有一条铁路横架在桥面上。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个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两人一见钟情，一度过从甚密。这于立忱原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曾经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入狱，获释后，《大公报》社长张季鸾聘她为报社的记者，工作不久，她因为得了肺病，张季鸾便让她到日本去养病，一面仍为报社工作，自然一切开支仍由报社负担。郭沫若结识于立忱的时候，于立忱已在日本养病二年，两人一见如故，情谊笃厚。 1936年的 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 郁达夫不知其故，只一个声儿地称赞：“好好!”郭沫若却看出了诗意所指，那是隐指了他们之间的情愫。他看了于立忱一眼，于立忱那一双传神的眼睛分明呼应着他的询问，郭沫若立即明白了其间的隐情，当时也颇有感触，便笔走龙蛇，当场和诗一首： 横空欲纵又遭禽，挂象高瓴月影沉。 安得 娥宫里去，碧海青天话素心。 于立忱自然极为赞赏。郭沫若于是顺着于立忱《咏风筝》的题名，把他的诗命名为《断线风筝》。郁达夫以为此名不吉利，但于立忱若有所感，极力主张这“断线”两字。这不就是象征着她和郭沫若之间的关系吗？到头来只能是象断线的风筝一样，各自东西，浮沉于万里碧落之中。 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国内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亡之中。作为记者的于立忱自然不能不有所行动，这就引起了《大公报》负责人的警告，张季鸾于是写信给于立忱要她赶快回国，否则报社就要停止经济供给。此时于立忱肺病还未根治，但也无可奈何，只好于三月返回上海。一个受制于人的女子，一躯尚未痊愈的病身，一颗痛楚无以抚慰的灵魂，顿时感到了一切的无望，遂于当年五月间自缢身亡了。 当于立群转述这些情况给郭沫若听的时候，他们都沉浸在一种悲哀的氛围之中。于立忱临死之前所写的绝命词中，那“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分明表述出她对一切都绝望了。 郭沫若在回上海后的第四天与朋友们一道去中国公墓凭吊了于立忱。一个才华卓绝，品格出众的女子就这样寂寞的长眠于人间，郭沫若真是不胜悲哀。后来，郭沫若写了《上海沦陷后吊于立忱墓》，诗曰：“愤悱难任甘一死，黄泉碧落竟何之?高怀自使鸾皇渺，远视终教莺燕欺。尊酒敢逾金石誓，文章今有去来辞。盱衡自古哀兵胜，漫道苍茫鼓角悲”。 因此，看到了于立忱的亲妹妹于立群的时候，郭沫若感觉到仿佛断线的风筝又回来了。他觉得他有责任保护好她的妹妹于立群。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当时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年长于立群24岁，又是于立群姐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郭沫若十分的敬重和爱戴，郭沫若当时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后，淞泸抗战开始。《救亡日报》创刊，郭沫若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当时的抗日文化团体常常联合行动，郭沫若多次和于立群一起上前线慰问抗敌将士。大场失守的那天晚上，郭沫若和于立群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们同车去前线，于立群还唱着郭沫若作的那首《中国妇女抗战歌》： 上前线， 上前线， 已到生死关头， 已到存亡界线， 玉碎未必碎， 瓦全何尝全? 祖国纵使成焦土， 留得精神能再建。…… 但去前线慰问的中途，郭沫若因应陈诚相约，中途与于立群分手去昆山了。在昆山遭到了轰炸，所幸无恙，但这使他想到了于立群。而于立群他们所乘的车刚经过大场便遇到了敌军的大举进攻。所幸也安然无恙。俩人见面时，郭沫若久久注视着于立群，连连说，你真是让我虚惊了一场！这在于立群的感受上仿佛是亲人的话语，不禁一股暖流遍及全身。 当时，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主持下，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于立群参加由洪深和金山为领队的第二队，在上海和各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郭沫若始终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于立群是一位优秀的进步的青年，她当时想到延安去，郭沫若曾劝告他取海道经香港绕武汉，由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协助，设法到延安去。 于立群听从了郭沫若的建议，与郁风他们一伙结伴于 郭沫若到香港后住在六国饭店三楼。于立群他们也搬过来住了。在这居留香港的六天交往中，郭沫若和于立群的感情在逐渐加深。 郭沫若来广州后先是住在梅村，后来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1938年元旦这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陈诚的来电，说“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驾”。郭沫若即刻准备到武汉一趟。于立群本来就打算先去武汉后转去陕北的，为和郭沫若结伴去武汉，便与其他朋友们分开，搬进了新亚酒楼，和郭沫若住在了一起，这样，两人便开始同居了。郭沫若远在日本的妻子安娜是不知道的。 新亚酒楼，对郭沫若来说，意味着他在个人的婚姻史上的重大变化。 陕北陕北我心爱， 君请先去我后来， 要活总要在一块…… 但后来，于立群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放弃了北上延安的打算，和田汉等去了长沙。当时郭沫若住在长沙留芳岭，田汉带了于立群去郭沫若那里，郭沫若和于立群遂又再次聚首。这期间，他和于立群过江游览岳麓山，也看了长沙许多的名胜古迹，诸如屈子祠、贾太傅祠、黄兴和蔡锷墓等。 后来在朋友们的劝说和周总理的关心下，郭沫若就任了三厅厅长。1938年4月，郭沫若和于立于群住到了珞珈山武汉大学的教授宿舍里。这里背山面湖，风景幽美，战时的工作虽然异常忙碌，但有于立群作伴，郭沫若便得到了许多闲适的乐趣。他们在东湖游过泳，划过船，吃过鲜鱼，在月下散步，如置身“世外桃源”，使人流连忘返。而珞珈山顶上就住着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是同志，是战友，郭沫若和于立群也常去拜访。 后来武汉吃紧，郭沫若和于立群先后到长沙，后来于立群随先遣队先赴桂林，郭沫若又南下衡阳参加了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南岳会议”。战乱时节，情人分离，这使郭沫若非常痛苦，思念于立群的心情更加迫切，回忆往日的恩恩爱爱，郭沫若思如泉涌，即赋诗十首遥寄立群： 一 荔枝湾上来，幸得一双鲤。 剖鱼得素书，但悲鱼已死。 二 花朵虽调谢，花粉永不离。 三 托魄幽崖隈，芳心逐岁开。 闻风谁共说，相伴有苍苔。 四 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 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 五 前线归来早，清晨入我斋。 劈头相告慰，未得成炮灰。 六 学书腕力强，楷法甚堂堂。 彻底临《家庙》，崇朝胜过郎。 七 善武称名手，年余始得知。 殷勤还教我，初步学婴儿。 八 妙曲何宛转，如丝出指尖。 当年辛苦甚，常枕翼琴眠。 九 怜我袭衣尽，深宵密密缝。 自言初未学，精巧胜良工。 十 情知是短别，分袂亦依依。 耳畔频低语，归来莫太迟。 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抗战时的陪都，经济文化的中心。郭沫若来重庆后和于立群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1939年的春末夏初，郭沫若和于立群正式举行了结婚仪式，时年郭沫若47岁，于立群23岁。当时以郭沫若的身份和威望，婚礼自然是隆重而热烈的，当时的来宾有80多人，大多是郭沫若三厅的同事和熟人，双方的亲戚也参加了婚礼，周恩来是婚礼主持人，阳翰笙的夫人是介绍人。 1939年的 1946年5月郭沫若全家搬到上海。 这时郭沫若的长子和夫已在台湾大学任教，安娜的妹妹阿操和她的丈夫陶晶孙（中国人）也在台湾住家。于是安娜决定带着长子和夫及女儿淑子，从日本启程，绕道台湾去香港寻找丈夫郭沫若。 当安娜带着儿子和女儿，以及郭沫若留在家中的手稿（这些手稿，日本曾有人以重金购买都被安娜谢绝了）登上开往台湾的客轮时，她的心情如丽日在兰天中一样的晴朗，久别重逢，该有多少的话要说啊！ 安娜的这次离开日本去中国，自然在新闻界引起了一阵轰动，许多新闻记者都去采访了安娜，他们以各种问题要安娜回答，比如，你为什么要到中国去?安娜回答说，因为我把中国看成了自己的故乡，所以我要回故乡去生活。有记者问，这些年来你在日本生活得怎样?安娜回答说，战争爆发以后，我一直被国人看作是“敌人的妻子”，是“卖国贼”，因此，我的生活可想而知。自然“可想而知”的生活中包含了多少辛酸的眼泪和艰难困苦的内容。还有记者问，你现在的心情怎样?安娜不胜悲喜地说，经过柔肠寸断的11年之久，我回到丈夫的身边，一切的忧怨都烟消云散…… 经过了轮船上的日夜颠波，他们终于到达了台湾，在台湾他们住在安娜的妹妹家里，一面办理去香港的各种手续。这时台湾国民党政府派人找到安娜，劝她留在台湾，可以享受到优厚的待遇。安娜婉言谢绝了，她说自己只是个女人，带了孩子要去寻找丈夫，其它的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了。来人又告诉安娜，郭沫若已经另组家庭。安娜在日本也听说过，但她不能相信，在台湾又听到这种说法，安娜想，这可能是为了使她留在台湾或者让她仍回日本去的一种计策，无论如何她总是要找到郭沫若的。安娜偷偷地买了机票，带着长子和夫和女儿淑子飞往香港。 这时的郭沫若住在香港位于九龙山林道上的一幢小楼上。当郭沫若突然看到安娜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当时和夫29岁，淑子也已23岁——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大吃一惊！安娜也分明地看到一个年青的女子站在郭沫若的身旁，地上有高低不等的3个孩子。安娜一下明白了，当年的许多事情顷刻来到了心间：十一年前，当郭沫若离开的时候，她曾说过：“只是你性格不定，最是担心”，“只要你是认真的做人，我们就是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那时的予言，不幸成为眼前的现实。安娜所担心的，所忧虑的，对流言不屑以顾的事，终于无情地摆在了她的面前，她感到头晕、无力，仿佛自己不存在了似地……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天。但这种尴尬的场面不能继续下去，这与郭沫若名人的地位和尊严是不相称的。于是郭沫若周围的几个文化“名人”找安娜谈话，他们说这场悲剧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既不能怨郭沫若，也不能怨于立群……“后来，夏衍和冯乃超商议，由冯乃超出面找安娜夫人恳谈，说明郭老是一个在政治上学术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希望安娜夫人本着爱郭老之心妥善处理。”⑶ 安娜思考了很久，她不忍心让一个新的家庭解体，况且他们的儿女都还小，而自己的孩子也大了，大一点的孩子已经独立生活了。过去在郭沫若和安琳的关系上自己也说过，如果能够，她是愿意让的，现在的事实叫她不能不让了。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主曾经说：“我如今劝你，太太，可不是又给你写一条新命令，乃是我们从头就有的命令，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爱情是坚忍的，是慈善的，爱得不嫉妒，不妄行，不自大，不贪荣誉，不求自己的私益，不暴烈，不念旧恶，不喜欢不义的事，惟喜欢真理，万事都容忍，万事都信实，万事都盼望，万事都忍耐。谁没有爱德，就在死里住。谁爱自己的弟兄，谁就在光明里住，在他身上没有恶表。……”安娜思前想后，终于决定本着基督的精神，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不久，安娜带着孩子离开香港去了台湾，在长子郭和夫所在的台北大学生活。1949年8月，安娜带着孩子回到北京，在组织地安排下，安娜到东北大连定居，与长子和夫住在一起。1982年，安娜又移居上海，和她的次子郭博生活在一块。她抚养的四子一女在全国解放后都先后回国，参加了祖国的建设。 1949年，安娜加入了中国国籍。 全国解放以后，郭沫若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无论出国访问和参加对外活动，郭沫若和于立群的名字都常常见诸于新闻媒体中。郭沫若高官厚禄娇妻爱子，也可以说荣华富贵，达到了文人的极致。但在他感情的另一面，自然也不能够把安娜遗忘得干干净净。1959年，他创作五幕历史剧《蔡文姬》，就寄托了对过去“相濡以沫”的妻子的思念。居住在大连的安娜也常有信件和郭沫若联系，这是经过李一氓夫妻转交的。1974年的秋天，郭沫若因病住院，安娜和女儿淑禹一起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其时郭沫若已经82岁了，安娜也已80岁了。1983年，鉴于安娜在中日友好事业上的贡献，荣获了第一届亚州和平奖，同时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50年代初期，宋庆龄迁往新居后，郭沫若住进了宋床龄的房子，这房子曾经是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的馆址。高大，宏敞，厚重，精美，四合院的建筑，有两重花园和一庄假山，四周筑有高墙，红漆大门由警卫把守着，按规定这是副总理、副委员长一级领导人居住的宅邸。郭沫若公事忙完后，就和于立群吟诗作赋，妇唱夫随，他们的生活中充满着温馨和文人的雅趣。1978年，湖南汩罗县计划修复屈原祠，写信到北京请郭沫若题联。郭沫若请于立群代笔。这时的于立群已是全国有名的书法家了，她的字苍俊、隽秀，很受同人的恭维。请看这副对联： 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 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⑷ 确系郭沫若与于立群的联袂之作。 他们有欢乐也有悲伤，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的两个孩子未能幸免于难：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郭世英被绑架后折磨致死，在音乐学院读书的郭民英自杀身亡。⑸于立群患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症常常失眠…… 七 郭沫若，这个响亮的名字！他和中国的新诗、诗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甲古文字学等等联结在一起，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一生经历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历史时期。他的婚姻和爱情始终与他所处的时代相联，并打上了历史烙印。 郭沫若和张琼华的婚姻之所以应该反对，是因为它违反了人性追求快乐和幸福的基本原则，把人不当成人，没有给婚姻以爱情的基础，所以，我们反对它、厌恶它。我们之所以反对一切封建的包办婚姻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此。然而，我们反对了该反对的，那该颂扬的又是什么呢？应该是爱情。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呢？有人说，真正的爱情该是一对男女之间在各自内心中形成的真挚的倾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最强烈的感情。郭沫若与安娜的爱情就是这样的爱情。 郭沫若是属于中国式的风流才子型的一类人。他小的时候就读了不少描写才子佳人的作品，自然也希望自己有才子式的浪漫的婚恋生活。他在性的觉醒之后，三嫂是他心目中第一等的美人，他设想他的恋人或妻子该是他三嫂的模样。然而他错了。他的家里说给他的却是张琼华。作为他妻子的张琼华在他的笔下却是一个丑陋的人物，其实，据见到过张琼华的人说，张琼华本人长得并不是如郭沫若笔下所说的那样，但这也正好说明张琼华在郭沫若审美心理中的巨大反差。但是，无论怎样说，这是一桩封建的包办婚姻，只要当事人郭沫若不满意，都是应该予以否定的。无论张琼华后来如何孝敬公婆，坚持着她是郭沫若名媒正娶的妻子的身份地位，坚守着她的岗位，尽着她的责任，对于她都毫无意义，她最终做了旧社会的牺牲品。 有个郭沫若的研究者说，郭沫若的反封建是从反对自己的婚姻开始的。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时代的倾向和特征。 后来郭沫若离开家庭，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中也寻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和日本姑娘安娜同居了。安娜为了和郭沫若结合，不得不和自己的家庭决裂，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日本，中国作为弱国子民是被日本人所看不起的，为了郭沫若的爱情，安娜只好牺牲一切。后来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安娜又被作为自己国家的叛徒受到虐待，被关进了监狱，备受摧残。然而她爱郭沫若，她爱郭沫若的国家——中国，视中国为她的第二故乡。在郭沫若离开日本，回国抗战的漫长岁月中，安娜背负着家庭的重担，含辛茹苦地拉扯了五个孩子长大成人。当她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冲破重重阻挠，千里寻夫。这都是真正的爱情给予她的力量！ 然而，她历尽艰辛，满怀爱情，找到郭沫若的时候，郭沫若已经又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真是没有办法。为了都是母亲的孩子们，安娜退让了，因为她懂得作为一个女人的不容易，她的圣母的慈悲和善良，使她流着泪默默地离开了郭沫若。后来，连见郭沫若一面的机会也没有了，一颗伟大的女性的心破碎了…… “郭老去世后，郭老的外甥胡星南（七妹婉秋之子）到上海拜望了安娜老人，受到了老舅妈的热情接待。她说她对乐山家乡的情况了解很少，但她很欢迎家乡的老亲来看望她。她谈到郭老归国参加抗战后，她一个人承担了家庭重担，经受了日本警方的毒刑拷打，经亲友多方活动周旋才取保释放，但仍受到长期监视，失去行动的自由。”⑹安娜所受的苦难是和中华民族的苦难连在一起的，安娜的血和泪就是我们民族的血和泪，这里有着丰富的历史内容，我们是能够理解和感受得到的，我们在同情安娜的同时，我们也同情郭沫若，我们在谴责历史的罪恶时，同样不能忘记这历史加于郭沫若和安娜的灾难。 郭沫若不只是作为一个浪漫诗人而存在的，他的文学活动是和他的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个人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抗日战争爆发，他要回国参加革命，为了祖国的解放，他不得不离开安娜和孩子们，八年抗战，郭沫若肩负着领导国内抗日的文化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也需要照顾和家庭的温暖，那时中日战争，远在日本的安娜音信全无，于立群闯入他的生活就很自然，因为郭沫若毕竟和于立群的姐姐于立忱有过交往，对于立忱悲惨命运的同情使他爱屋及鸟，这样，他们的结合就成为必然。 从郭沫若自身来讲，他首先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说他的诗兴来临的时候，就像一匹奔马。他不但在做诗上是这样，在为人上也是这样。具有丰富感情特征的郭沫若总是对他的朋友充溢着激情，所以，郭沫若有时和女性接触，多少总会有一些感情的事发生。这是如郭沫若这样才子型的人所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有血有肉的世间的男男女女所时刻警戒自己，但又常常不免时有发生的事。关于这一点安娜是知道的，所以，安娜曾对郭沫若说：“只是你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的在做人，就是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对于安娜后来的处境，郭沫若也常有无奈和愧疚。据曾经在郭沫若身边工作过的 “ 应该说，于立群在那些年中，终日操持家务，对郭老和子女的关怀也确实无微不至。但有一次，约在1943年间，她突然‘怠工’，－个人躺在藤椅上看小说。那时郭老住在重庆郊外金刚坡下全家院子里，那里同时又是郭老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驻乡办事处址。这天郭老对于立群说话，她一句也不答复。几个幼小的子女在周围哭闹，她好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使郭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法，只好传活把杜老杜国库（守素）和冯乃超两位请来。这两个老战友把于立群视同小妹妹，原先于立群见了他们总是有说有笑，可是这一天，他们对于立群问长问短，想摸出个究竟，然而于立群除了淡淡一笑外，依然看她的书。看来，书生是捉摸不住女人的心理的。于是冯乃超把女作家白薇找了来。那时白薇同志也是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乃超同志想女同志之间谈心也许更适宜一点，不料这一着也失了灵。白薇问于立群身体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于摇摇头；再问，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表示。白薇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进了郭老的书室复命。毕竟女同志心细，她忽然发现郭老的写字台上似多了一件什么，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张照片。这人好面熟，白薇是见过安娜的；这一来，她心中明白，谜底已经揭晓。但她一向师事郭老，感到这样的事由后辈指出来不便，于是她就又找了杜老。杜老再次到郭老书室，指指桌上的照片，郭老一时还理会不过来，他又耳背，社老又不便高声说，就拿另一手指指窗外的于立群：“哦，原来如此！、”郭老苦笑着说：“这是上午理书，从箱底找到的。”没想到，竟惹起一场风波，他无可奈何地把照片又放入箱底。那时郭老的心里有什么想法呢？我们不知道。但由此倒使我想起两件事：第一件是郭老对友人或部属求他写字，一般都有求必应，欣然命笔。但有一次我们请求他题写“别妇抛雏断藕丝”一诗时，他却面有难色。在旁的冯乃超对我们作了一个暗示，把我们拉到了旁边，悄悄地说：“不要触动他心头的痛处把！”当时我们感到这话有道理、现在把上面一事联系起来，言外尚有音，即是深恐又擦拨到这一条“敏感”的琴弦。第二件事是郭老回国后创作的诗，不论新诗还是旧体诗。凡重要的郭老后来自己都亲自编入《战声集》、《蜩螗集》、《潮汐集》等诗集里，而上面提到那首“……愧我违情绝救援……”一诗自然也是一首重要的诗，却未见收录，看来也是为了避免激起又一场风波。” “194 8年11月郭老由香港进入解放区到了北京，于立群是后一步离港的。在那段时间里，住在大连的 1977年，即郭老谢世前一年。安娜写信给郭老，说两人都已届耄耋之年，希望无论如何见一次面。经过安排，两位在年青时曾如此炽烈地热恋过，而后又长期分隔的老人见面了。幸有这一次见面，否则郭老将抱恨终生，安娜自然更要唏嘘叹息，难以自己了。”⑺ 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怪罪于立群，女人对爱情的要求就是那样的专一和痴情，她应该要求属于她自己的，这是她的权利。 郭沫若与安娜的分离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是扭曲了的时代和社会造成的。我们应该谴责的是那个罪恶的时代和社会！ 注 ⑴阮无名编《中国新文坛密录·郭沫若《〈孤山的梅花〉全文》》。 ⑵见拙作《郭沫若和他的〈瓶〉——兼谈郭沫若诗歌艺术的本质特点》《天水师专学报》1992年。 ⑶⑹⑺林洛《郭沫若与安娜》《萧红之死》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⑷曲树程 杨芝明《郭沫若楹联辑著》1983年版。 ⑸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