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岛求生的床怎么做:人参的故事

    “填精气，益骨髓，补虚疗损”，是中国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所列诸多“上品”药的主要功能。作为药物学方面的经典，《神农本草经》的文字一直被历代本草著作照搬复制，关于“补药”概念、作用的认识也随之传承。在此仅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参为例，分析一下其中的历史文化积淀。

胡庆余堂“金铲银锅”，专用于加工一种丹药。

唐代煎药用银提梁锅

    与人同类

    在较早的文献《范子计然》中说，“人参出上党，状类人者善”；其后人参进一步被描述为“一如人体状，夜有人呼声”。另外，还有一些更加离奇的记述，如南朝志怪小说集《异苑》中说：“人参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儿啼。昔有人掘之，始下数铧，便闻土中有呻声，寻音而取，果得一头，长二尺许，四体毕备而发有损缺处。将是掘伤所以呻也。”

    具有人体形状的人参，自然与一般植物不同。在汉墓出土的殉葬品中，也能见到人参，其目的是让具有人体形状的人参代替墓主人“受过”。古人还对其何以具有与人相似的外形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人是天地精气聚集而成，人参也是上天精气的产物。例如汉代的《春秋·运斗枢》中说：“摇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这是说天上的“摇光星”散落地上生成人参，如果皇帝的行为、政令有问题，则天上的“摇光星”失去光辉，地上也不会生长人参。古代的辞书《广雅》将人参解释为“地精”，即地之精气凝聚而成。

    征兆与药物

    有关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石勒（274—333）的传记中记载，由于人参生于石勒的家园，故人们知道日后他必定显贵不可量，后来，这个体奇貌异、家园中生长了枝叶繁茂之人参的胡人，果然当上了皇帝。

    具备科学头脑的现代人，当然不会认为一种植物长得像人体形状就有什么神仙之气，也不会想象人参能够发出“儿啼”、“人呼”之声。现代人通常是按照“科学的态度”与“唯物史观”来观察医学发展的历史，解释人类认识与利用自然药物的过程，认为人类对自然界中动、植、矿物的治疗作用的认识，都是来源于生活和生产实践，即吃了某种东西之后，不仅充饥填肚，还有某某治疗作用，由此逐渐认识了其药用效果。但这也许并不是古人认识事物的真实途径，就人参这种药物而言，至少在现存古代文献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的是，它首先是因具备“人形”而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是作为一种“征兆”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见，虽然人参在汉代就已经入药，但当时并非仅仅是将人参作为一味药物来认识，至少还同时认为人参是一种吉祥的征兆，这种认识甚至有可能早于药性认识。

人参入药的部位通常为其根部，

其茎、叶、花、果实亦可作药用。

    不论是作为吉祥的征兆，还是作为药用，最初显然都与人参的形状有关；但服用之后，却获得了实际效用的体验。实际上传统医学中的药物知识，往往都是源于这种分不清究竟是巫术还是科学，是经验还是先验的认知途径。然而不管怎样讲，在后来的岁月中，人参的尊贵地位毕竟是建立在药效的基础之上。

    虚与补、实与泻的概念

    在早期的疾病概念中，“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空间：人体中出现了因“精气”缺损而造成的空间，外部实实在在的“邪气”才能侵入。中国第一部专门讲述病因、病理的专著，成书于隋代的《诸病源候论》中，对于各种疾病的解释大多如此：症状各异的精神疾患，都是因为心脏中的精气缺失，鬼魅精灵侵入而成；腹泻肚痛、消化不良，是因肠胃的精气缺失，风寒暑湿等“邪气”侵入而成。如此的病因认识，自然会导致相应的治疗方法“补”。

    了解到这点之后，便不难理解上天精气渗入地下，或地之精气凝聚而成的人参何以会具有补虚的功能，也能够理解在《伤寒论》中，被后人尊为“医圣”的张仲景何以会用人参来治疗腹痛了。当然，补药队伍里阵容庞大的成员不可能都是如此跻身其中的，而是持有不同的身份证明。例如玉石之类的矿物药，因其千年不毁、冰清玉洁之性而被希望转移到人身上；鹿茸、阿胶（由驴皮熬成）因其“血肉有情”，被认为比植物更贴近人体。而当近代科学认识到人参所含“皂甙”的药理与功能后，“虚”和“补”的概念也随之转变为“提高免疫功能”了。

    同样，阴阳学说在医学中具体应用的另一例——“实”与“泻”也是如此。早在先秦典籍《吕氏春秋》中，便从这种立场出发将所有疾病的本源归结为“邪气”存在所造成的郁结不畅。当然，其目的在于借世人可以理解的实实在在的邪入人体之“因”、郁结不通之“果”及治疗之法，来说明抽象的社会问题与治世之策。而这种政治论的“终极真理”后来又反过来对医家的思维产生了影响。

    在宋明理学吸收佛、道两家哲学思辨之营养，以太极、元气、阴阳构建新的一元化宇宙论的时代风尚影响下，医家中的佼佼者也开始纷纷推出各种不同的一元化病因说、治疗法，于是便有了所谓的“金元四大家”。其中的张从正（约1156—1228）便倡言，所有的疾病都是因“邪气”作客人体，治疗唯有“攻邪”一法。这种观念传到日本，又催生出被日本人大加赞赏的後藤艮山（1659—1733）的“万病皆郁”、吉益东洞（1702—1773）的“万病一毒”之说。然而不管这些说法是否有理，世人大多还是“闻补则喜，闻泻则惧”，使得持此论点的医家唯有哀叹而已。

    贵重之物进入百姓家

    人参的难得与药用效果，决定了其特有的价值。唐代诗人的诗篇中，时常谈到以人参作为馈赠朋友的礼品；唐末五代的药学著作《海药本草》中，还记载了当时朝鲜半岛将人参作为特产进贡给中国朝廷；明清时期，苏州等地有专营人参的“参行”等等，都显示了人参的身价。

    正是由于人参的贵重，所以过去一般人治病是用不起人参的，通常是用党参、沙参、太子参等代替。近些年，人们吃人参及人参制品已经相当普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参的大量种植，导致“物不希”价格自然也就不贵了。然而尽管如此，相对一般中国百姓的收入，人参等滋补保健品的价格仍然不菲。人们何以会愿意拿出一笔不小的开支去买人参、人参蜂王浆等滋补药品呢？换作一个外国人，大概不会将这种开支纳入自己的支出计划吧。

人们按照想象制成的“人参娃娃”

    这就需要看到，中国人吃人参，是一种文化现象。今天，如果我们就“最名贵的中药材是什么？最有益于健康的中药是什么？身体虚弱时应该吃哪种中药？以中药为礼品时，选什么较好？”这样一些问题搞一次问卷调查，相信许多中国人都会回答：是人参。甚至可以推想，如果将调查范围扩大到亚洲的朝鲜、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其结果都会是相同的。

    从“人参”例子出发，我们还可以从更宽泛的角度讨论一下中国人对“虚”这一概念的认识。在西方，人们通常不会将疲劳、乏力等视为疾病；但在中国，这些都是疾病。中医大夫可以在病人询问自己患了什么病时回答说：虚证！这之中又包括气虚、血虚，脾虚、肾虚，阴虚、阳虚等等。病人或许并不理解这些术语的准确含义，但他们却能够满意于这种“不明不白”的诊断，因为他们理解“虚”。对于“虚”这种疾病的恐惧，使得他们乐于购买人参等能够“治疗虚证”、“强身健体”的滋补药品。用一句当代流行的话来说，叫“花钱买健康”。西方人也并非没有“花钱买健康”的意识与行动，不过他们更多采用的是健身锻炼、旅游休息等方式。

和人参齐名的另一种传统名贵中药——鹿茸

    总之，我们在比较这些问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时，会发现不同社会、不同文明间无所不在的差异。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与普及，中国人不仅也开始热衷于旅游健身，而且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符合西方“补药”概念的营养品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这种差异渐呈缩小的趋势，但传统的观念仍旧根深蒂固地发挥着潜在的影响。

    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北美虽然生长着中国人称之为西洋参、花旗参的植物，但据说西方人最初并不食用这种植物，仅仅是向中国等地出口。而现在，西方人不仅食用西洋参，而且开始从中国进口人参蜂王浆等滋补品。目前，西方医学已经不再无视疲劳、乏力、虚弱等现象，尽管他们仍然不认为这是疾病，但至少承认这不是健康的表现，所以名之曰“亚健康”或“第三种状态”。随着免疫学的进展，许多疾病被认为是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致，而人参等滋补类的中药又被证明具有增强免疫系统功能的作用，那么今后会不会出现“人参文化”飘洋过海，改变西方人健康观念的局面呢？从根本上讲，这还要看医学的发展，要靠实验医学拿出足以令人信服的临床统计数据与理论性的说明。

明太医院专用药柜，全柜可盛药140种，柜下部三屉用以存放处方及药具。

    最后需要说明的还有一点，人参是滋补强壮药的代表，但决不是使人长生不老、青春永驻的仙药，其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古代有句老话说：“人参杀人无罪，大黄救人无功”，一方面是要人警惕人参也会致人于死地，另一方面则是针砭世人盲目崇信人参的心理。归根到底，中医中药讲究的是“辨证施治”，最基本的要点就是要能够区别疾病的阴阳属性，再以相应的药物补偏救弊。弄反了，就会变成火上加油、雪上添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