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湉湉全员加速中差劲:我的妈妈上官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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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上官云珠

(2011-01-04 09:36:08)转载

上官云珠,这颗上世纪电影界的明珠,文革中以死抗争命运不公的烈女子,给世人留下一串串惊汉号和问号后,便飘然而逝。有人说她是秀外慧中的艺坛才女,一上台便倾国倾城;有人说她是风情万种的美貌佳人,引得英雄才子竞折腰;而在她最疼爱的小儿子韦然的讲述中,她是这世上,最温柔慈爱的妈妈。

那一夜微月一钩,繁星如沸。正应了杜甫诗里的“河汉声西流”。只不过,那是36年前的冬夜,1968年的11月22日。被“造反派”折磨了一天的上官云珠,睁着一双无望的眼睛等待天明。

冬天的黎明,总是来得迟,漫漫黑夜,长得看不到尽头。上官云珠觉得自己再也等不到天明了。黑暗中,她悄然起身,拖着病弱之躯,摸着黑,慢慢挪向起居室的窗户。

推开窗户,一阵寒风冷不防得冲进来,险些把她“撞”了个跟头,她费了些力气,才让自己站稳了,扒着窗户,探出头去,望向夜空。

钩月西沉,繁星渐落,墨汁一样的黑,从眼前铺陈开去。这是大上海难得的静宓,多像自己的家乡长泾,想到家乡,她的心软软得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泪静静得滑了下来。“夜深忽梦少年事”,“惟有泪千行”。

泪水划过脸上的伤口时,她痛得咧了一下嘴,这痛让她的心重又坚硬起来。“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辞也。”如果生命,只落得被那些小人打骂践踏,生,又有何欢?如果卓越和尊严,只成了串串挂在颈上的破鞋,死,又有何惧?

她只是想不通,自己这一生,怎么那么的难?一个一个关口的过,一个一个苦难的熬,奔到最后了,如何却是这般的光景?她忽然觉得,人世是这样荒唐,又这样真实,昨天她还是“艺海泛舟的才女”、“艺术家”,到今天,却几乎成了“阶下囚”?她胸里堵着一口气,想昂天狂笑,笑这世界太荒唐。却觉得连笑都是多余的了。

爬上窗台时,她忽然看见了东方渐渐露出的“鱼肚皮”,多像自己喜欢的那件旗袍的颜色。可是,那将来的白日,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上官云珠从四楼的窗台上,轻轻得滑了下去。

她落在楼下小菜场的菜筐里。满满一筐碧绿的青菜,像家乡长泾的河水,轻轻托着她,不让她再沾上半点尘世的污淖。

死者已矣,生者却只能长歌当哭。当人们渐渐把那段历史忘却,我见到了上官云珠生前最疼爱的儿子――韦然。

一,妈妈在阑心剧院演出时,遇上了在剧院当经理的父亲,他们相爱了。妈妈离开蓝马,第三次披上嫁衣,做了父亲的新娘。

上海。凤阳路。这是一条高架路旁边的偏僻小路,推开门,坐在电脑前面,背对着我的中年男子,就是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他应声转过身时,也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转到人前。

 “我父亲叫程述尧,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大家族。上世纪40年代,曾就读于燕京大学,与孙道临、黄宗江是同学,当年他们一起搞的南北剧社,我父亲是社长。1948年,父亲来到上海,在新华影艺公司,和孙道临一起拍了电影《大团圆》。到上海解放时,国家对上海市的各大剧院实行接管,可到接管阑心剧院时,他们犯了难,因为这剧院有个洋人交响乐团,整个乐队从经理到乐手,全是外国人。所以,需要一个懂英文,又懂艺术的人来管理它。选来选去,组织上找到了我父亲,他英文好,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做英文秘书,又一直在影艺圈里,两个条件都符合。”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时的上官云珠,正在轰动上海滩的话剧《红旗歌》里,出演女主角,而这出话剧的演出场地,恰好就是阑心剧院。他们无可避免的相识了。

上官云珠的感情世界,充满了人生无常的悲欢聚散。她16岁未婚先孕,奉子成婚,嫁给了故乡青梅竹马的少年情人张太炎。婚后第二年,因躲避战乱,全家迁居上海,上官云珠因生活所迫,到淮海中路一家照相馆站柜台,无意中走上演艺道路。而张太炎对妻子演戏这件事,不仅不支持,还全力阻挠,无奈二人只好离婚。

她的第二次婚姻,是和当时上海有名的剧作家姚克,二人才子佳人式的结合,引得当时电影界一片哗然,称他们二人“一个是满腹经纶的才子,挥笔使洛阳纸贵;一个是秀外慧中的才女,一上台便倾国倾城”。然而,有情有爱的日子,没过多久,二人就因政治立场不同,劳燕纷飞。

“那段时间,妈妈正和著名演员蓝马同居着,但认识父亲后,在演《红旗歌》的过程中,她就和父亲相爱了,蓝马一气之下参了军。”

女人的身体是永远跟着心走的。上官云珠既是这样敢爱敢恨的女子。转年他们结了婚,再过一年,儿子韦然出生了。而与这小家庭的和美相衬的,则是二人事业上的如火如荼。“父亲在当时很受器重,妈妈更是积极投身新中国的文艺建设,所以他们当时很吃香,北京上海各大文艺团体都争相盛邀。”

彼时的上官云珠,刚30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华,觉得好日子才开了个头。解放军进城,她笑嘻嘻看着秧歌舞遍地开花;新中国成立,她美滋滋筹划着银幕春秋;而小家庭的和美,则让她满心里充盈着女人的幸福和满足。

二,父亲被污告贪污,妈妈气他不该“屈打成招”,坚持和父亲离了婚。他们各自组织了新的家庭。

孰知,三春过后景不长。“1952年,‘三反五反’时,有人跳出来诬告我父亲贪污,说他在为抗美援朝组织的募捐演出中有贪污行为。父亲一副公子哥儿的脾气,开始还抗着,到后来索性负气地说:‘你说贪就贪了,大不了我赔!’”

父亲的事故,令上官云珠措手不及,她知道丈夫没有贪,可他为什么就认了呢?那根本就是没影儿的事啊!她恨那些无中生有的诬告者,更气丈夫竟这样“抗不住”,事关名节的大事,怎么能说认就认了?怨愤之下,上官云珠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怨归怨,妈妈仍是拿出自己的积蓄,替父亲还了这笔‘欠款’。钱虽然还了,可妈妈心里却窝着火,而且父亲这事令她很没面子,便坚持和父亲离了婚。”

离婚后,上官云珠和程述尧各自组织了新的家庭,上官云珠和上影公司导演贺路,程述尧和吴嫣。

    “我的继母吴嫣,是个茶花女式的人物,是旧上海有名的交际花。她嫁的人,非富即贵,像被关起来的大汉奸,还有当时上海市的市长呀。她的经历相当传奇,1945年抗战胜利时,她才二十几岁,特务头子戴笠来上海接收敌产,敌产清单中,就有我这继母的房产。那所房产是她的汉奸前夫留给她的,产权证上写的是她的名字。戴笠想把那房子霸占过来,她不肯,就跟戴笠打官司,结果她还打赢了。

    “正因为她这种特殊地位,潘汉年就利用她做了很多对党有利的地下工作。电视剧《潘汉年》里,就有个人物叫吴嫣,说的就是她。写她在解放前夕,怎么为我党提供情报,怎么劝降特务的故事。到快解放时,国民党要抓她,她就躲起来了,直到解放军进城,才又光明正大得出来。解放后,她离了婚,在文化局工作,我爸离婚后,就有人撮合他俩,他们就结婚了。

“妈妈虽然后来和贺路在一起,但他们并没有结婚。贺路呢,在我们家一直是个很尴尬的角色,他住在我妈妈家,可那个家的全体成员都不接受他,我姐姐,哥哥,姨妈,舅舅,谁都不喜欢他。姐姐是姚克的女儿,但她管我父亲叫爸爸,虽然父亲和妈妈的婚姻才两年多的时间,但贺路和母亲在一起十几年,姐姐都管他叫叔叔。我想,他在那个家肯定也很不舒服,那是个我妈妈的家,来往的人都是妈妈的亲人朋友。而且,他对我哥哥姐姐也不喜欢,对我反而很好,我想,可能因为妈妈喜欢我,他为了讨好妈妈才对我好,而且我在家里呆的时间不长,只有寒暑假才回去,犯不上得罪我。”

三,妈妈年轻的时候,上进心强,无暇顾及孩子。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她越来越喜欢我,在乎我了。

大人的家庭,可以分开重新组合,可孩子的家,只有一个。4岁那年,韦然被爷爷接到了北京,在四合院的大家庭里,成了一个永远的小客人。

“看见我的表姐弟们,被姑姑训斥打骂,我特别羡慕他们。没有人对我这样,他们对我很好,但永远客客气气的。”

韦然对妈妈最初的印象,是在银幕上。“记得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带我去看妈妈演的电影《南岛风云》,人家告诉我‘银幕上那个女战士就是你妈妈’。我就睁大眼睛盯住画面,看到妈妈被人追得摔了一跤,手榴弹扔到她旁边,差点要炸着她了,我一下在电影院吓得大叫起来,紧紧抓着大人不放手。”

在韦然最初的记忆里,妈妈一直是个模糊的,来无影去无踪的人。她来北京看他,给他带许多好吃的,但很快的,这个亲热得让自己叫“妈妈”,一个劲儿往他嘴里塞糖果的女人,便在生活中消失了。

一直到10岁,韦然没有回过上海。“因为1955年,我继母吴嫣被‘潘杨案件’牵连,坐了5年监狱,到我10岁那年才被放出来。父亲因为坚持不跟继母离婚,地位一落千丈,不停被降级,最后成了电影院里拿着手电筒的领位员,有时还骑着摩托跑片子,给各大影院送拷贝。爷爷不想我知道这些事,所以就一直不让我回上海。”

此后每年的寒暑假,韦然都要回妈妈身边度假,父亲那边已经很少去了,只有在星期天的时候,才去那里“坐客”。

年轻的时候,忙于事业,无暇顾及孩子,当上官云珠人到中年,便渐渐体味出母子亲情的至关重要。小儿子韦然的到来,给上官云珠的生活添了些许明亮和热闹。夏天的夜晚,冲完澡之后,母子俩常会坐在阳台上,吹着微凉的晚风,聊天说笑,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天伦之乐。

“妈妈那段时间很高兴。平时家里很泠清,姐姐住校,她自己忙于拍戏,贺路也在外奔忙。我回来就不一样了,大家聚在一起,热闹又快乐,这个家就有了许多愉快的气息。

“妈妈还会抽时间陪我去吃饭、看电影、游泳。我记得60年代初,物资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妈妈带我去吃西餐,我因为好久没吃过好东西,暴饮暴食,吃的太饱,最后全给吐了。”

上官云珠生有二子一女,三个孩子各相差7岁,且均为同母异父,长子的父亲是张太炎,女儿的父亲是姚克,小儿子韦然的父亲是程述尧。对这三个孩子,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上官云珠的母爱,似乎更多的倾斜给了小儿子韦然。

“哥哥比我大14岁,很早就出去独立了。妈妈一直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一个儿子,也不愿意让人提起他,一提起他,就让她想起年轻时16岁未婚先孕的尴尬往事。和张太炎离婚后,哥哥被判给张家,一直生活在乡下他爷爷奶奶家,上中学后才到上海住进妈妈家里。到上海后,他跟妈妈感情一直不好。当年,我父亲和妈妈离婚时,哥哥15岁,他坚决站在我父亲这边,两人经常嘀嘀咕咕出主意,研究怎么对付我妈妈。所以,中学毕业后他就到外面工作,离开家走了。

“姐姐从小跟妈妈在一起,朝夕相处,一直到死,都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但妈妈和姐姐两个人脾气都不太好,俩人在一起,总是有些吵吵闹闹的。另外,妈妈想女孩子总要出嫁的,所以中年以后,她越来越觉得小儿子是个依靠,给我越来越多的疼爱和照顾。不但经常到北京来看我,还经常寄钱寄药寄信给我,以至后来,父亲都有些吃醋了。”

四,我小的时候,妈妈想让我步她后尘,学习表演艺术,可我爷爷不答应,最终我也没成为她希望的那样。

    韦然常常设想,如果自己从小一直跟着妈妈长大,他现在所从事的,应该是表演艺术。那是妈妈以前一直希望他做的事情。

    “妈妈总说带我去看她拍戏,但我上学总没时间,在北京拍《早春二月》时,才偿了她那份心愿。她带我去片场,让我仔细看她如何演戏。11岁的时候,妈妈带我去京剧名角李宗义家坐客,李宗义看见我说:‘你应该学戏,唱小生。’我妈一听高兴极了,立刻就让我拜李宗义为师了。可我回家跟爷爷说,他坚决不肯,说小孩子肯定是应该好好念书的,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她知道我喜欢画画,也很支持我,可一时不能为我找到合适的老师,听说赵丹喜欢画画后,就总跟我说:‘你去找赵丹叔叔,让他指导你画画。’”

上官云珠赞赏着儿子一切与艺术相关的学习,同时也纠正着儿子一切于艺术不益的行为。

   “她教我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任何时候都要挺拔端正。有时候累了,我就躺在沙发上看书,让她看见了是绝对不允许的。我小时候比同龄孩子长得高,走路时就有些驼背,在上海跟妈妈在一起时,她就一直纠正我的走路姿势,走在路上,她总盯着我,看我的背稍有弯曲,就用手敲我一下。

    “还有我那七歪八扭的牙,跟妈妈整形前的牙一模一样。妈妈也要给我整牙,暑假时带我去口腔医院找专家,专家看了以后,说我这牙太乱,戴牙套都不行,更不是一次能整得了的,需要长期整理,就建议我回北京整牙,还写了封信把我介绍给北京医院的同学。我拿了信,回到北京把信给爷爷看,爷爷一脸不屑:‘男孩子,整什么牙呀?’所以我现在还保持着一口妈妈遗传给我的凌乱牙齿。”

上官云珠意欲对儿子的“局部塑造”,就这样有头无尾的不了了之了。可她对生活的精致讲究,言行衣着的得体优雅,却以无比鲜明的印象留在小儿子韦然的记忆里。

“他放一样东西,都有定位,物物在哪里,不可乱放。我从书柜里拿书看,书看到一半,顺手放在沙发边上,或桌子上,妈妈回来看到了,就不许,一定要把书放回书柜,而且从哪两本书中间抽出来的,还要放回哪两本书中间,顺序也不能乱。

    “她自己对穿着是否得体优雅非常注意。有一次,我跟她参加一台晚会,晚会上她要站在幕前朗诵《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事先她问清了背后幕布的颜色,就选好一套与背景相配的服装带上。可等到节目快上演时,剧务却来告诉她改成二道幕了,幕布的颜色换了。妈妈一听就急了,不肯仓促上台,马上打电话回家,让姐姐从柜子里找出另一套与背景颜色相衬的衣服,让司机带上我,回家取衣服。我一路上拼命的冲,跑上楼,问姐姐要上衣服,再跑下楼,飞一样的开车回剧场,正好赶上节目开演。”

     精致的生活态度,是对生命的认真和严肃。韦然讲到此事,仍沉浸在对母亲优雅人生的怀念里。

    1966年,文革爆发,世道纷乱,许多事情停顿下来,韦然每年到上海妈妈家中度假的生活也随之中断了。1968年,他再回上海,已是噩耗传来。

五,1968年12月我下乡插队,妈妈是那年11月死的,可我却一点都不知道,直到姐姐写信叫我回上海。

    1968年12月,韦然插队到了山西农村,到山西第一件事,便是给姐姐写信,告诉自己的新地址。10天后,他收到了姐姐的第一封信,叫他回趟上海。

    “我赶紧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到了上海,找到姐姐,她看到我,弯弯嘴角想笑,却没笑出来,抱住我就哇哇大哭。那时候,我才知道 ‘妈妈已经不在了’。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可是,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

    “妈妈的家也不复存在了,我住在音乐学院姐姐的宿舍里。姐姐马上要下乡了,需要添置些生活用品,可我们当时什么都没有了,只好把妈妈的衣服卖掉一箱,凑了点钱,给姐姐买了些生活用品,给我买了个蚊帐。把姐姐送走后,第二天我也坐火车回了山西,到乡下去过‘革命化春节’了。”

     再见到姐姐,已经是1975年韦然再次回到上海。那时候,他一心想着跟姐姐相依为命,继续过一种妈妈从前希望的生活。然而,姐姐也走了,她似乎不忍心妈妈一个人长眠地下,急急得追随妈妈而去了。

     “姐姐因为‘家庭问题’,学校迟迟不给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的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她一个人四处奔波,在9月末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还跟她说:‘我是一个人,你男朋友死了,你也是一个人,剩下咱俩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吧。’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全都走了。”

     亲人在上海的先后离世,令韦然再也不想在上海呆下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要离开上海,为此他甚至两次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执着得离开了上海这块伤心地。

     而当多年以后,时间慢慢磨平了心上的伤疤,童年的美好记忆也一点点复苏过来,韦然渐渐记起妈妈第一次带他去的那家西餐厅,妈妈经常带他去的那家游泳馆,还有那家电影院,是妈妈陪他看第一部电影的地方。再是伤心,亦是从前。上海,因为妈妈,早就是他的家乡了。

      当2002年,韦然所在的出版社要来上海开办工作室时,他想是该回家的时候了,便“带着一队人马,从北京转战上海,驻扎下来”。

回到上海的韦然,第一件事便是给妈妈找一个归宿。“我一直觉得妈妈没有个地方落脚,姐姐也没有骨灰,就想找个地方安置她们母女俩,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正好上海的福寿园跟我联系,我到那儿一看,觉得挺好,是个又严肃又幽静的地方。就把妈妈和姐姐都放在那儿了,好让她们有个伴儿。”

42年前,上海的夜空下,一颗勿宁死,不屈从的灵魂,以死亡做出最后的抗议。42年后,当所有历史的争论、猜测都消匿于时间的烟云,留在人心底里的,是雨后彩虹一样明朗朗的追思。

                                                                      文/陶梦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