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湉湉全员加速中差劲:我的妈妈上官云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1:39:48
我的妈妈上官云珠
(2011-01-04 09:36:08)转载上官云珠,这颗上世纪电影界的明珠,文革中以死抗争命运不公的烈女子,给世人留下一串串惊汉号和问号后,便飘然而逝。有人说她是秀外慧中的艺坛才女,一上台便倾国倾城;有人说她是风情万种的美貌佳人,引得英雄才子竞折腰;而在她最疼爱的小儿子韦然的讲述中,她是这世上,最温柔慈爱的妈妈。
那一夜微月一钩,繁星如沸。正应了杜甫诗里的“河汉声西流”。只不过,那是36年前的冬夜,1968年的11月22日。被“造反派”折磨了一天的上官云珠,睁着一双无望的眼睛等待天明。
冬天的黎明,总是来得迟,漫漫黑夜,长得看不到尽头。上官云珠觉得自己再也等不到天明了。黑暗中,她悄然起身,拖着病弱之躯,摸着黑,慢慢挪向起居室的窗户。
推开窗户,一阵寒风冷不防得冲进来,险些把她“撞”了个跟头,她费了些力气,才让自己站稳了,扒着窗户,探出头去,望向夜空。
钩月西沉,繁星渐落,墨汁一样的黑,从眼前铺陈开去。这是大上海难得的静宓,多像自己的家乡长泾,想到家乡,她的心软软得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泪静静得滑了下来。“夜深忽梦少年事”,“惟有泪千行”。
泪水划过脸上的伤口时,她痛得咧了一下嘴,这痛让她的心重又坚硬起来。“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辞也。”如果生命,只落得被那些小人打骂践踏,生,又有何欢?如果卓越和尊严,只成了串串挂在颈上的破鞋,死,又有何惧?
她只是想不通,自己这一生,怎么那么的难?一个一个关口的过,一个一个苦难的熬,奔到最后了,如何却是这般的光景?她忽然觉得,人世是这样荒唐,又这样真实,昨天她还是“艺海泛舟的才女”、“艺术家”,到今天,却几乎成了“阶下囚”?她胸里堵着一口气,想昂天狂笑,笑这世界太荒唐。却觉得连笑都是多余的了。
爬上窗台时,她忽然看见了东方渐渐露出的“鱼肚皮”,多像自己喜欢的那件旗袍的颜色。可是,那将来的白日,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上官云珠从四楼的窗台上,轻轻得滑了下去。
她落在楼下小菜场的菜筐里。满满一筐碧绿的青菜,像家乡长泾的河水,轻轻托着她,不让她再沾上半点尘世的污淖。
死者已矣,生者却只能长歌当哭。当人们渐渐把那段历史忘却,我见到了上官云珠生前最疼爱的儿子――韦然。
一,妈妈在阑心剧院演出时,遇上了在剧院当经理的父亲,他们相爱了。妈妈离开蓝马,第三次披上嫁衣,做了父亲的新娘。
上海。凤阳路。这是一条高架路旁边的偏僻小路,推开门,坐在电脑前面,背对着我的中年男子,就是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他应声转过身时,也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转到人前。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时的上官云珠,正在轰动上海滩的话剧《红旗歌》里,出演女主角,而这出话剧的演出场地,恰好就是阑心剧院。他们无可避免的相识了。
上官云珠的感情世界,充满了人生无常的悲欢聚散。她16岁未婚先孕,奉子成婚,嫁给了故乡青梅竹马的少年情人张太炎。婚后第二年,因躲避战乱,全家迁居上海,上官云珠因生活所迫,到淮海中路一家照相馆站柜台,无意中走上演艺道路。而张太炎对妻子演戏这件事,不仅不支持,还全力阻挠,无奈二人只好离婚。
她的第二次婚姻,是和当时上海有名的剧作家姚克,二人才子佳人式的结合,引得当时电影界一片哗然,称他们二人“一个是满腹经纶的才子,挥笔使洛阳纸贵;一个是秀外慧中的才女,一上台便倾国倾城”。然而,有情有爱的日子,没过多久,二人就因政治立场不同,劳燕纷飞。
“那段时间,妈妈正和著名演员蓝马同居着,但认识父亲后,在演《红旗歌》的过程中,她就和父亲相爱了,蓝马一气之下参了军。”
女人的身体是永远跟着心走的。上官云珠既是这样敢爱敢恨的女子。转年他们结了婚,再过一年,儿子韦然出生了。而与这小家庭的和美相衬的,则是二人事业上的如火如荼。“父亲在当时很受器重,妈妈更是积极投身新中国的文艺建设,所以他们当时很吃香,北京上海各大文艺团体都争相盛邀。”
彼时的上官云珠,刚30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华,觉得好日子才开了个头。解放军进城,她笑嘻嘻看着秧歌舞遍地开花;新中国成立,她美滋滋筹划着银幕春秋;而小家庭的和美,则让她满心里充盈着女人的幸福和满足。
二,父亲被污告贪污,妈妈气他不该“屈打成招”,坚持和父亲离了婚。他们各自组织了新的家庭。
孰知,三春过后景不长。“1952年,‘三反五反’时,有人跳出来诬告我父亲贪污,说他在为抗美援朝组织的募捐演出中有贪污行为。父亲一副公子哥儿的脾气,开始还抗着,到后来索性负气地说:‘你说贪就贪了,大不了我赔!’”
父亲的事故,令上官云珠措手不及,她知道丈夫没有贪,可他为什么就认了呢?那根本就是没影儿的事啊!她恨那些无中生有的诬告者,更气丈夫竟这样“抗不住”,事关名节的大事,怎么能说认就认了?怨愤之下,上官云珠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怨归怨,妈妈仍是拿出自己的积蓄,替父亲还了这笔‘欠款’。钱虽然还了,可妈妈心里却窝着火,而且父亲这事令她很没面子,便坚持和父亲离了婚。”
离婚后,上官云珠和程述尧各自组织了新的家庭,上官云珠和上影公司导演贺路,程述尧和吴嫣。
“妈妈虽然后来和贺路在一起,但他们并没有结婚。贺路呢,在我们家一直是个很尴尬的角色,他住在我妈妈家,可那个家的全体成员都不接受他,我姐姐,哥哥,姨妈,舅舅,谁都不喜欢他。姐姐是姚克的女儿,但她管我父亲叫爸爸,虽然父亲和妈妈的婚姻才两年多的时间,但贺路和母亲在一起十几年,姐姐都管他叫叔叔。我想,他在那个家肯定也很不舒服,那是个我妈妈的家,来往的人都是妈妈的亲人朋友。而且,他对我哥哥姐姐也不喜欢,对我反而很好,我想,可能因为妈妈喜欢我,他为了讨好妈妈才对我好,而且我在家里呆的时间不长,只有寒暑假才回去,犯不上得罪我。”
三,妈妈年轻的时候,上进心强,无暇顾及孩子。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她越来越喜欢我,在乎我了。
大人的家庭,可以分开重新组合,可孩子的家,只有一个。4岁那年,韦然被爷爷接到了北京,在四合院的大家庭里,成了一个永远的小客人。
“看见我的表姐弟们,被姑姑训斥打骂,我特别羡慕他们。没有人对我这样,他们对我很好,但永远客客气气的。”
韦然对妈妈最初的印象,是在银幕上。“记得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带我去看妈妈演的电影《南岛风云》,人家告诉我‘银幕上那个女战士就是你妈妈’。我就睁大眼睛盯住画面,看到妈妈被人追得摔了一跤,手榴弹扔到她旁边,差点要炸着她了,我一下在电影院吓得大叫起来,紧紧抓着大人不放手。”
在韦然最初的记忆里,妈妈一直是个模糊的,来无影去无踪的人。她来北京看他,给他带许多好吃的,但很快的,这个亲热得让自己叫“妈妈”,一个劲儿往他嘴里塞糖果的女人,便在生活中消失了。
一直到10岁,韦然没有回过上海。“因为1955年,我继母吴嫣被‘潘杨案件’牵连,坐了5年监狱,到我10岁那年才被放出来。父亲因为坚持不跟继母离婚,地位一落千丈,不停被降级,最后成了电影院里拿着手电筒的领位员,有时还骑着摩托跑片子,给各大影院送拷贝。爷爷不想我知道这些事,所以就一直不让我回上海。”
此后每年的寒暑假,韦然都要回妈妈身边度假,父亲那边已经很少去了,只有在星期天的时候,才去那里“坐客”。
年轻的时候,忙于事业,无暇顾及孩子,当上官云珠人到中年,便渐渐体味出母子亲情的至关重要。小儿子韦然的到来,给上官云珠的生活添了些许明亮和热闹。夏天的夜晚,冲完澡之后,母子俩常会坐在阳台上,吹着微凉的晚风,聊天说笑,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天伦之乐。
“妈妈那段时间很高兴。平时家里很泠清,姐姐住校,她自己忙于拍戏,贺路也在外奔忙。我回来就不一样了,大家聚在一起,热闹又快乐,这个家就有了许多愉快的气息。
“妈妈还会抽时间陪我去吃饭、看电影、游泳。我记得60年代初,物资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妈妈带我去吃西餐,我因为好久没吃过好东西,暴饮暴食,吃的太饱,最后全给吐了。”
上官云珠生有二子一女,三个孩子各相差7岁,且均为同母异父,长子的父亲是张太炎,女儿的父亲是姚克,小儿子韦然的父亲是程述尧。对这三个孩子,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上官云珠的母爱,似乎更多的倾斜给了小儿子韦然。
“哥哥比我大14岁,很早就出去独立了。妈妈一直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一个儿子,也不愿意让人提起他,一提起他,就让她想起年轻时16岁未婚先孕的尴尬往事。和张太炎离婚后,哥哥被判给张家,一直生活在乡下他爷爷奶奶家,上中学后才到上海住进妈妈家里。到上海后,他跟妈妈感情一直不好。当年,我父亲和妈妈离婚时,哥哥15岁,他坚决站在我父亲这边,两人经常嘀嘀咕咕出主意,研究怎么对付我妈妈。所以,中学毕业后他就到外面工作,离开家走了。
“姐姐从小跟妈妈在一起,朝夕相处,一直到死,都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但妈妈和姐姐两个人脾气都不太好,俩人在一起,总是有些吵吵闹闹的。另外,妈妈想女孩子总要出嫁的,所以中年以后,她越来越觉得小儿子是个依靠,给我越来越多的疼爱和照顾。不但经常到北京来看我,还经常寄钱寄药寄信给我,以至后来,父亲都有些吃醋了。”
四,我小的时候,妈妈想让我步她后尘,学习表演艺术,可我爷爷不答应,最终我也没成为她希望的那样。
上官云珠赞赏着儿子一切与艺术相关的学习,同时也纠正着儿子一切于艺术不益的行为。
上官云珠意欲对儿子的“局部塑造”,就这样有头无尾的不了了之了。可她对生活的精致讲究,言行衣着的得体优雅,却以无比鲜明的印象留在小儿子韦然的记忆里。
“他放一样东西,都有定位,物物在哪里,不可乱放。我从书柜里拿书看,书看到一半,顺手放在沙发边上,或桌子上,妈妈回来看到了,就不许,一定要把书放回书柜,而且从哪两本书中间抽出来的,还要放回哪两本书中间,顺序也不能乱。
五,1968年12月我下乡插队,妈妈是那年11月死的,可我却一点都不知道,直到姐姐写信叫我回上海。
回到上海的韦然,第一件事便是给妈妈找一个归宿。“我一直觉得妈妈没有个地方落脚,姐姐也没有骨灰,就想找个地方安置她们母女俩,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正好上海的福寿园跟我联系,我到那儿一看,觉得挺好,是个又严肃又幽静的地方。就把妈妈和姐姐都放在那儿了,好让她们有个伴儿。”
42年前,上海的夜空下,一颗勿宁死,不屈从的灵魂,以死亡做出最后的抗议。42年后,当所有历史的争论、猜测都消匿于时间的烟云,留在人心底里的,是雨后彩虹一样明朗朗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