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伟打天下升级攻略:国学的基本精神与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上）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九乡新闻网时间：2024/04/25 18:37:08

国学的基本精神与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上）

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郭因

一、从人类的根本愿望谈到国学

二、国学的基本精神

三、儒家“四书”对国学基本精神的阐释

四、国学的从传统形态到当代形态

五、国学当代形态最为突出的优点

六、国学的传统形态对于国学的当代形态的借鉴意义

七、我们的希望不会落空

内容提要

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是中国文化的另称。

文化是人类为求愈来愈好地生存与发展并日益完善与完美而进行的一切设想、设计和创造。文化是以人类的人文理想化育人类的主客观世界的一种运作，而其成果便是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

当代以前的过去时的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形态，现在时的当代的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当代形态。

传统形态的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学说，其基本思想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其基本精神是“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也即要求人们走“不偏”的“正道”，按“不易”（无可变易）的“定理”，去使自己的所思所想在“未发”时即“各有攸当”，“发”时又“发而皆中节”，“无所乖戾”，从而达到天人（人与自然）、人际（人与人）、人自身（身与心）无不和谐的“极高明”的境界。

当代形态的中国文化，其主旋律是和谐社会构建论。当代中国致力于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外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且也正是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创造性的传承与发展。

传统形态的中国文化对于和谐社会构建论这一当代形态的中国文化无疑地有其不小的启迪作用与借鉴意义。

我们当前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去做的是：不断消除一切不和谐因素与增进和谐因素，使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事业日益辉煌。“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纳入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缓，或涨或落，变动不居。国家也是这样，汉有汉学、宋有宋学，今后则必有以今之时代命名的学派。历史悠久的国学只有不断以新的形态代替旧的形态，才能永葆青春。”“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国学必将抖落身上的尘埃，吸取各国优秀文化的营养，以其扶疏的枝叶向全世界展现旺盛的生命力。”（袁行霈《国学研究.发刊词》）

发扬“追求真理的精神”，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袁行霈谈“北大究竟给了我什么？”]（见《群言》2007年第2期第16页）国学的基本精神与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请允许我只是根据我有限的知识积累，按照我的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来就此题目，谈一点肤浅的想法，希望得到在座的学者专家们的指教。

一、从人类的根本愿望谈到国学

人类社会出现以后，必然要产生一个根本愿望，并相应地给自己提出一个根本任务，这就是：使人类愈来愈好地生存与发展，并不断地完善与完美。

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根本愿望，完成自己的根本任务，必然面临三个根本问题：人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与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人类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以及人类与这个环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为了解决这三个根本问题，人类必然要致力于三个提高：提高人的质量；提高人际关系的质量；提高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的质量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质量。

为了这三个提高，人类须要进行三个“化”：真化，即真理化，那就是使人类的一切作为都既符合人类的主观理想，又符合能使理想得以实现的客观规律。善化，即道德化，那就是使人类的一切作为都既符合个体的利益又符合他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特别是符合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利益。美化，即艺术化，那就是使人类的一切作为不仅符合人类应有的以整个人类最好地生存与发展为努力目标的一套行为准则，而且使遵守这套行为准则成为人类内心的自觉要求，并从而使人类的主客观世界都达到一种美的境界，具有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

人类一切求真、求善、求美的设想、设计与创造就是人类的文化，文化是一种运作，运作就是进行三种具体建设：物质建设，为的是给人类提供一个实现真化、善化、美化的物质基础与物质环境。制度建设，为的是给个人、人际，人与环境之际提供一套规范和使规范得以充分实现的上层建筑。精神建设，为的是提供一套得以实现人们内心的真化、善化与美化的教育手段，也即意识形态手段，以使人们高度自觉地、习惯成自然地进行外在的真化、善化与美化。三种具体建设的成果也即文化运作的成果便是所谓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

三个建设，三个化，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人自身、人际、人与环境之际的质量，从而解决人类面临的三大问题，完成人类的一个根本任务、实现人类的一个根本愿望。

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由于地域、气候、物产、人种等等的不尽相同、解决问题必然有不尽相同的设想、设计与创造，也即有不尽相同的文化。

文化也就是学术，我们所说的国学，它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也即中国文化的另称。在人们把西洋学术叫作“西学”时，曾经把它叫作“中学”。在人们把西洋学术叫作“新学”时，曾经把它叫作“旧学”。也曾有学者把它叫作“国粹”或“国故”或中国固有的学问。也有人把它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义语。

国学的范围，有人认为就是《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所包括的经、史、子、集。有人认为可分考据之学、义理之学、经世之学和词章之学。其中考据之学是用以求取知识的求真之学；义理之学与经世之学是用以造福人群的求善之学；词章之学则是用以抒发人类情意的求美之学。

中国文化，也即中国学术，从先秦到当代，可以说都是一直围绕着人类的根本愿望，根本任务在产生与发展的。它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就是在有意识或潜意识地为了通过三个建设、三个化去解决三个问题，进行三个提高，力求逐步完成人类的根本任务，实现人类的根本愿望。

二、国学的基本精神

中国学术按时间分，可以分为过去时国学与现在时国学。过去时国学也可叫往昔国学、传统国学，时间是从先秦到民国。现在时国学也可以叫当代国学，时间是从1949年10月到当下。中国的过去时国学，其精粹，其命脉，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道，释诸家的思想为一体的经世之学。其基本思想是《大学》所概括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其基本精神则可用《中庸》上的三个词来概括：“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按照程、朱等先贤的解释，这就是要求人们走“不偏”的“正道”，按“不易”（无可变易）的“定理”，去使自己的所思所想在“未发”时“各有攸当”，“发”时又“发而皆中节”，“无所乖戾”，从而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无一物不得其所”，也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无不和谐的“极高明”的境界。这也就是所谓“太和”的境界。

应该说，这种基本思想、基本精神的实质，从先秦到当代，是一直不绝如缕，并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一切志在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各家学说之中的。

三、儒家四书对国学基本精神的阐释

国学的基本精神是要通过追求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来体现，来展开的。

由于国学的基本精神已相当充分地反映在儒家“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中，我在这里就只是援引这儒家“四书”来论述我的观点。

（一）正心修身以求自我和谐

《大学》认为，整个人类社会，“至善”是“明明德于天下”，是“平天下”，为此首先要“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又得从格物致知开始，即从认清事物的真伪、是非、美丑等开始，做到“虚灵不昧”，明白具众理而能应对万事的“明德”，再不断革旧立新，成为“新民”，并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达到个人的“至善”境界，也即个人的“极高明”境界。我认为，这个境界也就是刘劭《人物志》所说的“中和之质”。

修身，先要“正心”，而“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因此，一个人应该让心永远处于宁静平和正直的状态。

修身，又必须“诚其意”，也即“毋自欺”，而并非只是一种在众人面前的作秀。因此，非常重要的是“君子慎其独也”。不欺暗室。

修身，不同身份的人，应有不同的自我要求，有不同的“至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而“国人”相互之间交往，则“止于信”。

修身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至关重要，因为人若不自修其身，就不能“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就会“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从而不能对人、对事物一分为二，全面评价，正确对待。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完成了修身的功课，就可能以一个个“至善”的人去按部就班地齐家、治国、平天下，使整个人类社会都达到“至善”也即“极高明”的境界。

《中庸》对人们的修身则进一步要求每个人都按“中”这一“天下之大本”与“和 ”这一“天下之达道”去行事，“依乎中庸”，“遵道而行”，“言顾行，行顾言”，“素其位而行”，在其所居之位，为其所当为，“正己而不求于人”，“居易以俟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孔子重视人的全面修养，主张“多闻”、“多见”、“博学于文”，“游于艺”。他自己就“焉不学”，“何常师之有”，而且“多能鄙事”。但他最重视的还是加强道德修养，做一个爱人的仁者。他要求人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篇》）。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篇》）。做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季氏篇》）。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里仁篇》）。做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述而篇》）。做到“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颜渊篇》）。还认为“士志于道”，“就不要耻恶衣恶食”（《里仁篇》），要能“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篇》），要能“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篇》），要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阳货篇》），要“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篇》），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等等。

孔子认为“过犹不及”（《先进篇》）而以“中庸”为至德，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雍也篇》）。他特别喜欢“中行者”，只是在“不得中行而与之”的情况下，才欣赏“敢于进取”的“狂者”和“有所不为”的“狷者”（《子路篇》）。

孔子自己是个积极入世力求淑世的人。尽管他也有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篇》）这种消极情绪的流露，但他基本上是一直积极进取的。他曾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力求进入仕途，就为的“行其义”（《微子篇》）。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篇》）。他在评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慮”，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之后，表示“吾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篇》）。又曾表示他可以“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篇》）。为求“行其义”，他见有机会就想一试。甚至曾不顾学生的反对，准备应“以费畔”的公孙弗扰之召和“以中牟畔”的佛之召。但他又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篇》）。而且表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篇》）。但也主张“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遜）”（《宪问篇》）。

他不喜欢骄与吝的人，认为“如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矣”（《泰伯篇》）。他更讨厌“巧言、令色、足恭”的謟媚者，“匿怨而友其人”的阴险人（《公冶长篇》）和“德之贼也”的伪君子“乡愿”（《阳货篇》）。他也“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流乃衍文）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顽固）者”（《阳货篇》）。他还讨厌“近之则不孙(遜)，远之则怨”的小人（《阳货篇》）。厌恶患得患失以致“无所不至”的“鄙夫”（《阳货篇》）。

孟子讲通过自我修养，以实现自身和谐，首重“赤子之心”，他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婁章句下》）。大人也即所谓君子。“赤子之心”，朱熹注释为“纯一无伪”之心，孟子在另一处讲的自自然然地得之于己的“仁义之心”该可看作“赤子之心”的一种扩大。他讲的“以仁存心”“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也就说的其行仁义正是发自内在的“仁义之心”（引文见同上）；是发扬了自己的“有所不忍”之心与“有所不为”之心（《尽心章句》下）；是来自他那“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义之端”的“羞恶之心”（《公孙章句》上）。

他讲“善养吾浩然之气”。这“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也正是“配义与道”的。（《公孙丑章句》上）由于“夫志，气之帅也”，因此必须“持其志”：（见同上）这“志”也就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也即居仁、持中、由义之道。这“志”，“仁义而已矣”（《尽心章句》上）。有这样的“志”和这样的“气”，就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

他认为干事业，在“生”与“义”不可得兼时，应该能够“舍生取义”，否则就是“失其本心”，即失去了仁义的本心（《告子章句》上）。但有时却又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婁章句》下）。在他看来，无论如何，合乎仁义是第一位的。

他认为一个人应该“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章句》上），而“天将降大任于是人”，总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告子章句》下）。一个人就该经受各种艰苦的磨炼。而一个有志于干有益于人类的大事业的人，他又总是“学不厌”的（《公孙丑章句》上）。他还总是“寡欲”的。因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章句》下）。这种人又总是如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如夏禹，“闻善言则拜”，如虞舜，“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的（《公孙丑章句》上）。这种人又总是能经常反省自己的过失与不足，“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的。如果做人失败，也总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离婁章句》上）。

孟子把孔子看作做人的典范，他拉出了一些人与孔子作比较，一是伯夷，此人“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二是伊尹，此人“治亦进，乱亦进”，认为“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尭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纳）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三是柳下惠。此人“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认为“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孟子说：“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万章章句》下）。孟子在另一地方提到伯夷、伊尹与孔子有一个相同的地方：“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但认为“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是“隘”了；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是“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公孙丑章句》上）。孟子在两处都谈到他最奉为楷模的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孔子（《公孙丑章句》上，又《万章章句》下说的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认为“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有社会责任感）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与时俱进的人）”，他认为“孔子之谓集大成”。朱熹对此注释说“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又提到倪宽所说“惟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认为孔子也是个建了“中和之极”的人（《万章章句》下）。

由此可见，儒家“四书”都认为“由中致和”的人是自身最为和谐的人，有最高境界的人。

（二）推己及人以求人际和谐

人际和谐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和谐，这所谓群体，可小至一个家庭，大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欲求人际和谐，必须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而且从我做起。公众人物尤該如此。

《大学》指出，“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同背）”。“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宜其家人”，“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

《中庸》认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要想谋求和谐，必须实践“违道不远”的“忠恕”，“尽己之心，推己及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要以“所求乎子”来“事父”，以“所求乎臣”来“事君”，以“所求乎弟”来“事兄”，以“所求乎朋友”来“先施之”。要“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讲孝就要“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治国平天下要讲“九经”，即九个平常而重要的道理：“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也即要搞好这九个方面的人际关系，实现这九个方面的和谐。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不迷惑于事），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具体该怎样做呢？要“齐盛服，非礼不动”以修身；要“去讒远色，贱货而贵德”以劝贤；要“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以劝亲亲；要“官盛任使”以劝大臣；要“忠信重禄”以劝士；要“时使薄敛”以劝百姓；要“日省月试，既禀称事”以劝百工；要“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以柔远人；要“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耒”以怀诸侯。而且必须“行之者一也”，即都必须出于诚意。“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诚”的好处，一直能好到“与天地参”。“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样的人，也就可“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这样的人，也就可“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这样的人，也自然“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由此可见，为求人际和谐，每个人特别是公众人物、领袖人物的通过自我修养以达自身和谐，是个很必要的前提。

《中庸》认为，治国平天下所应达到的最高境界是“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即社会的宽容、宽松的程度，合规律的程度，都有如大自然。也即人道符合天道，人道与天道相统一。

《论语》对如何搞好人际关系讲得很多，也讲得比较具体。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子路篇》）。他希望社会是一个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社会。孔子的学生有若则曾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的观点（《学而篇》）。他希望社会是一个通过恰到好处的“礼”来建成一个每个人自身和谐，从而人际和谐的社会。而《论语》全书的主要精神是：为使社会和谐，就得社会全体成员对待他人，坚持一个“仁”字。“仁”用两个字概括是“爱人”（《颜渊篇》）。而“爱人”的“仁”就是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他的“道”是“一以贯之”的。曾参指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恕”，孔子就曾明确指出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篇》）。“忠”自然就是指的“尽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与“恕”就正是“仁”的两翼。

以“爱人”的“仁”来实现和谐，首先是要“务本”。这“本”就是“孝”与“弟”（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学而篇》）孝顺父母，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对父母，不仅“能养”，而且要“敬”；不仅“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而且在父母面前应经常保持一种愉悦的表情（“色难”）（《为政篇》）。父母去世之后，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学而篇》），即三年内保持父母所有正确的东西。

关于君臣关系（在今天可理解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篇》）。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篇》）。更主张事君要“勿欺也，而犯之”（《宪问篇》）。即不能对其讲假话欺哄，又对其过错敢于直言劝谏。但又得注意“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不要过问那些不该过问的事情。如果所事的君不好，就该离开他。如孔子见季桓子接受了齐国送的女乐，沉湎于此，“三日不朝”，孔子就撒手走了。

关于师生之间和谐局面的创造，孔子认为首先是教师应“有教无类”（《卫灵公篇》），学费不高，“自行束修（10条干肉〕而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篇》）。而且“诲人不倦”（《述而篇》）。对于学生，孔子首先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易被人利用）；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说话尖刻易得罪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捣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胆大妄为）”（《阳货篇》）。学习要到处找老师，“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述而篇》）。要“学而时习之”（《学而篇》），要“温故而知新”（《为政篇》）。学习与思考不可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篇》），不能“道听而途说”（《阳货篇》）。他反对学生一味听老师的话而不独立思考。他一度表示“回（颜渊）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先进篇》）。但当他发现“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之后，颜回却是“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能自行发挥），他就说“回也不愚”了（《为政篇》）。他赞赏能正确地对老师的话不表同意的学生，如：他要漆彤开去做官，漆表示“吾斯之未能信”。孔子反而高兴起来（“子说（悦）”）（《公冶长篇》）。他主张学生要“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篇》），师生间能平等切磋，如“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菀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也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篇）。孔子对学生要求很严，有时批评得很重，如“宰予昼寝”（白天睡觉），孔子竟说他“朽木不可雕也……”（《公冶长篇》）。他对子路的过于“好勇”也曾严正批评。等等。

而孔子的弟子们对孔子是一直由衷敬爱的。每当有人轻蔑孔子时，就挺身极力辩护，一隐者说子路不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跟着个什么“夫子”乱转悠时，子路说，孔子之所以想从政，是为求“行其义”。至于“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篇》）。叔孙武叔在朝廷上跟大夫们说“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告诉子贡，子贡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宫）之富”（《子张篇》）。陈子禽跟子贡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张篇》）。

关于一般的人际关系，孔子主张“周而不比”（《为政篇》），“群而不党”（《卫灵公篇》），即广泛团结而不拉帮结派。子张更曾转述孔子的话，说应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篇》）。但又决不能“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卫灵公篇》）。对于人际之间的帮助，孔子认为应该是“周急不继富”（《雍也篇》），即要雪中送炭而不锦上添花。“朋友死，无所归（无人收敛）”，他表示“于我殡”，即由他来料理。他同情有亲属亡故的人和残废的人，“见齐衰者（穿丧服的人）”与“瞽者”，即使其人很年青，他也“必作”（一定站起来），“过之，必趋”（经过时一定快走几步）（《子罕篇》）。他主张“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颜渊篇》），对于友人要“忠告而善道之”（《颜渊篇》）。对于人“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宪问篇》）不同的人又应不同对待，“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卫灵公篇》）。与人相处，要“躬自厚（责）而薄责于人”，要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观察人要认真而全面，“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篇》）。交朋友要交“友直、友谅（信实）、友多闻”这样的“益者三友”，而不要交“友便辟（谄媚奉承）、友善柔（当面奉承，背后毁谤）、友便佞（夸夸其谈）”这样的“损者三友”（《季氏篇》），“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篇》）。孔子的学生子夏与子张对交友有不同主张。子夏主张“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认为，他从老师那里听来的是“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子张篇》）。可以说，两个人的主张都有道理。孔子也确实根据不同情况有不止一种说法，这是需要按照不同的时空条件来作选择的。

在人际关系中，《论语》谈得更多的、并作为重中之重来谈的，是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为求实现社会和谐，对统治者提出了很多相当严格的要求。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篇》），主张“以礼让为国”（《里仁篇》），认为“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篇》）。主张以“举直错诸枉”（用正直的人而不用邪曲的人）来使“民服”（《为政篇》），“临之以庄”使“民敬”，实行“孝慈”使“民忠”，“举善而教不能”使“民劝”（勤勉为善）（《为政篇》）。主张以“笃于亲”使民“兴于仁”，以“故旧不遗”使“民不偷”（不致冷漠无情）（《泰伯篇》）。认为治理国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之矣”，即人民对政府有信心，因为“民无信不立”（人民对政府丧失了信心，国家就站不起来）。而“足食”主要是百姓足、因为对统治者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篇》，有若语）认为即使治理一个“千乘之国”（中等国家），“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篇》），都是十分重要的。任何时候，上面都必须以身作则，“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上为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不敢不讲真话）（《子路篇》）。为了防止盗贼产生，首先也要统治者不贪欲，“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杀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篇》）。统治者要想老百姓辛勤劳动，就得“先之劳之”，而且“无倦”（《子路篇》）。干事业，领导人应“先有司”（给工作人员带头），还应对工作人员“赦小过”，更得“举贤才”。对于贤才是不可能尽知也不必尽知的，只要“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别人就不会见了贤才不举荐了）（《子路篇》）。搞政治还该“无欲速，无见小利”，因为“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篇》）。治理国家应特别注重社会公平，社会常常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季氏篇》）。他特别反对帮助已经很富的统治者“聚敛而附益之”（《先进篇》）。从政还必须“尊五美”、“屏四恶”。“五美”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惠而不费”，“择可劳而劳之”的“劳而不怨”，“欲仁而得仁”的“欲而不贪”，“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的“泰而不骄”，“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 的“威而不猛”。“四恶”是“不教而诛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该给人的财物，出手吝啬，叫小家气）（《尧曰篇》）。

国家如果出了问题，最高统治者应勇于承担责任而不能诿过于人。《论语）中提到，商汤就曾在祷告上天时表示：“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不要牵连广大人民）；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武王在得了天下之后大封诸侯时，更曾表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尧曰篇》）。国家治理好了，就可使“近者悦，远者来”（《子路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而来之”，如果不修文德，“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季氏篇》），就怕要“祸起萧墙之内”了。

孔子曾提出了几个治国成功的范式，一是唐尧“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篇》），其成功是因为完全照天道办事，天无私覆，绝对公平。二是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泰伯篇》），拥有天下却毫无私心，不谋私利。

而孔子对治国的最高要求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使全民都得到切切实实的好处，完完全全的幸福），他认为这就不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而是高于“仁”的“圣”了，这是“尧、舜其犹病诸”（《雍也篇》），连尧、舜也难以做到的了。

孟子论人际和谐，更广泛地论及到了君与民、君与臣，父与子、兄与弟，以及朋友之间、其他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种种关系。而重点是谈君民关系。他认为为使君民和谐，国君“施仁政于民”最为重要。一个国王“以力假仁”、“以力服人”只是霸业，只有“以德行仁”、“以德服人”才是王业（《公孙丑章句》上）。施仁政，就应该像夏禹那样，“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如后稷那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离婁章句》下）。因此，首先就要使老百姓过比较富裕的生活，“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而且“省刑罚、薄税歛。”决不能在老百姓因灾荒而饿死时，推缷责任，说什么“非我也，岁也”。尤其不能当国王的“庖有肥肉，廄有肥马”，而社会上却是“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如若那样，就是“率兽而食人”。老百姓衣食无忧，既免于饥寒，又免于恐惧，“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这才可能“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如果“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如果再“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上引均见《梁惠王章句》上）。

国君不是不可以享受，但他必须先要“忧民之忧”。乐则要“与民偕乐”。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见同上），还得特别关怀“老而无妻”、“老而无夫”、“老而无子”、幼而无父母的鳏、寡、独、孤（《梁惠王章句》下）。应通过“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塗（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往愬于王”，能这样，就谁也抵挡不了你了，“其若是，孰能禦之”。更重要的是“今夫天下之人牧（指统治者），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因为天下是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所以不嗜杀人，则“民归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谁能禦之”（《梁惠王章句》上）。

在一个国家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一个国君，“宝珠玉者，殃必及其身”（《尽心》章句下）。对于昏君暴君，人民是可以推翻他的，如“汤放桀，武王伐纣”。因为，即使是国君，“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推翻甚至杀掉“一夫”，都是可以的。“诛一夫”不等于“弑君”，“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章句》下）。

为了施行仁政，国君必须“贵德而尊士”，必须“尊贤使能”，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职”（《公孙丑章句》上）。居高位的更湏是“仁者”，“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婁章句》上）。

治天下，要有仁心，又得有法度，还得有严格执法的好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不以仁政（有仁心又有体现仁心的法度）不能平治天下”。有仁心而无法度不行，“徒善不足以为政”。有法度而无严格执法的好人也不行，“徒法不足以自行”。否则，就将是“上无道揆（义理法度）也，下无法守也。朝（廷中）不信（伸）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离婁章句》上）。

关于君臣关系，孟子认为国君对于臣子任用与处罚都不能只凭少数人的看法，而应听取与尊重大家的意见。“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然后杀之”。这样，“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章句》下）。

国君对于所任用的贤臣能吏，应该信任与爱护。“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使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婁章句》下）。

国君对于贤臣能吏，决不能只是简单地养着或假惺惺地尊重与爱护，“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将者也（在赠与幣帛之前就存有恭敬之心了）。恭敬而无实，（只是表面恭敬却无足够的实惠）君子不可虚拘”（君子就不可白白地呆在那里了）（《尽心章句》上）。

而作为臣子，“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如果只是“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对于“不乡（向）道，不志于仁”的国君来说是“富桀”、“辅桀”，那是“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告子章句》下）。臣子，对于国王，最该做的一条是“能格君心之非”，即打消国王不仁、不义、不正的念头，因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婁章句》上）。但可根据自己与国王的亲疏关系采取不同的态度与做法，如果是“贵戚之卿”，那么“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另推一个国君上去）。而如果是“异姓之卿”，并非一家人，则该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自己走人。（《万章章句》下）士大夫还该看国君的一些作为来决定自己的去留进退，如果国君“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离婁章句》下）。

关于一般人的人际关系，孟子认为，一般老百姓在社会上应有合理分工，农民可“以粟易械器”，陶冶业者可“以其械器易粟”。大家还应“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滕文公章句》上）。人与人应“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友也者，友其德也”（《万章章句》下）。彼此还应互以其所长补人之所短，“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万章章句》上）。“中（无过无不及的能守中的人）也养不中，才（足以有为的能干的人）也养不才（养乃涵育薰陶之意）”（《离婁章句》下）。人与人不能仇视与对立，更不能杀害。作恶终有恶报的，“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尽心章句》下）。

人必须孝敬父母，特别是决不能犯五种不孝的大过错：“惰其四支（肢），不顾父母之养”；“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使父母蒙羞）”； “好勇斗狠以危父母” （《离婁章句》下）。

对于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孟子特别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认为“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婁章句》上）。

儒家“四书”显然是把“道中庸”而“致中和”看作实现人际和谐的“极高明”境界的惟一可取的做法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