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苹果怎么用u盘重装系统:万千学子觅封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白鹤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6 07:34:24
12月5日的北京已经很冷了。在呼啸的北风中，我坐出租车来到了东三环附近的一所中学。先期到达的考生们早已占领了这所中学的操场，多数人正安静的捧着各种复习资料做最后的复习，脸上露出“最后的晚餐”中圣安德烈一般的表情。这里，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科举——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现场。而我，则是中国各地的140万考生中的一员。
在这140万人中，大约有十几万人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机构举办的培训班和辅导班，甚至不乏从5月开始起就上课，交过七八千元学费的人。这些辅导班宣称自己吃透了考试的精髓，卖的不是课程而是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不过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两个月前下发的文件，所有辅导班均属于“招摇撞骗、误导考生、骗取钱财的非法培训机构”，都在应该打击取缔之列。当然人社部并没有强行取缔辅导班的权力，于是他们就在考题上做了点文章。于是，当翻开试卷的铃声响起时，在培训班上已经听了几个月各种宣传灌输的考生发现，这次考得并不是以前出现过的那些题型，培训班的老师当然也没讲过，大家的钱白花了。
作为一个只浪费了时间，却明智地没有浪费金钱的考生，我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进入了简称为“行测”的行政能力测验考试。这种考试是美国GRE（研究生入学测验）的汉语版，其内容从数字计算到语义分析，从法律常识到经济概况，十分丰富。在题量和难度上，出题者掌握的原则是人择和天择结合——两个小时内做135道选择题，谁也不能保证都会，即使是实力最强的考生也总有十几道是随便填上答案的。从概率的角度来看，这个数量不多不少，恰好把最顶峰的排名交给了“运气”来决定。这一点比几年前要好得多，那时的行测相当简单，做错了一道题就会对成绩产生影响。
考虑到国考的报名人数在过去7年里增长了15倍——比房价厉害多了——允许落榜考生把责任推给运气是很有必要的。对于140万考生，国考提供的录取机会只有1万个多一点，平均每五个考场才能有一个人被录取。如果有人因为不小心做错了一道题而丧失了录取的机会，那么他非得为此而郁闷很长时间不可。这只是平均数据而已，我这次报考的职位录取比例超过了1:3000，平均比例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当然，到了这个份上，这个数据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一直也没有感到什么压力。两个小时的行测过后，我到一家宾馆里吃了一顿丰盛的自助午餐，两点回到考场考申论。申论有点像科举时代的“策论”，它采用问答的形式，先给考生看一段文字材料，然后回到几个问题，最后写一篇与此有关的作文。申论只有一两个主题，所以是最容易被“押题”的部分，此前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份资料列举了150个今年可能考到的热点，要求考生熟悉相关的所有背景知识并对其中靠前的10个热点进行针对性训练。那些要点的名字我记不住，不过当看到今年的材料是“黄河治理”的时候，我不由得又笑了，这个题目肯定没人押中。于是，我在与上午相同的幸灾乐祸中进行了申论的考试。
申论最后的作文题目很有内涵，主题是“黄河精神”。据培训机构的专家们马后炮式的总结，“黄河精神”对公务员考试来说显得有点虚，最好的思路应该是从几千年来的治理中寻求治水者的精神，然后将其拔高形成文章。我的思路与他们完全一样，最后写出来的文章中，我选择了科技的进步为出发点，将黄河精神细化为治理者的“创新”精神，并通过布罗代尔式的描述，宣称铁器、火药、亚细亚生产方式乃至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全部来自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黄河大堤上的发明创造，没有黄河的就没有文明。当然其中有很多都是胡说，不过判卷老师是不会知道的。当然，这篇文章还需要适度的抒情。“当不足万人华夏部落在传说中的三代贤王指引下走下黄土高原的时候，古埃及的金字塔已经改变了尼罗河谷的地平线，而汉莫拉比的法典已经通行了千年的时光”但后来，“华夏人在不到千年的时间里建起了精美的城市和建筑，创造了文字和音乐，记录了天体运行的规律，出现了纺织和工商，走到了他们前面”，这被我用来形容黄河对中华文明创新精神的影响是何等之大。这段文字来自小说《窃明》，在此向作者谢栩文先生表示感谢。
不过，在考场上，我想到的最多的却是《窃明》里的一个故事，倒也跟黄河的治理很有关系。明朝气候反常，黄河水患严重，皇帝派谁去治水效果都不好。更糟糕的是，由于治水是个复杂的工程，皇帝想追究治水不力的官员责任的时候总是没证据，在官官相护的体制下又不能乱杀人。最后皇帝干脆派太监治河，每个太监负责一段河道，万一出现决口，皇帝就不问理由的处死负责的太监。这个做法虽然蛮不讲理，但却极大地激发了河道太监的工作热情，当春汛秋洪到来时，河道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
讽刺的是，“搬到河堤上去住”可能正是那位五个考场才能出一个的幸运儿的命运。一般来说，公务员应该是比较轻松、稳定的职业，大多数考生也这么认为，但一旦他们真的被录取就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中国政府里许多热门的职位，不仅一点都不轻松，而且甚至可能都不安全。我有一个搞土木工程的朋友曾经说：“在我们这个行当内部，最危险的职业不是一线的工人，不是负责爆破的技术人员，也不是高空工作或者挖隧道的。最危险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当交通厅长！”网上有一篇文章，列出了全国近年来被判刑的交通厅长名单，其中河南省连续三任交通厅长相继落马，令人无语。据这位朋友说，厅长还有点“刑不上大夫”的优势，在一些实权系统的基层，有一些高危岗位，每五个人就得进去一个。当然，这并不影响考生们报名的热情。
这种情况肯定不符合国际惯例。在西方政治体制下，公务员队伍被视为社会的减震器，非常稳定。一名公务员可能会受到严格的纪律监督，但因职务犯罪而被逮捕判刑的可能性极低，与中国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在网上查公务员贪污受贿的案子，只有日本防卫省前事务次官守屋武昌被判了两年刑，美国、英国、印度都没有高级公务员判刑的案件。至于贪污罪判死刑，除了全盘照搬中国法律的越南之外，在别的国家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有趣的是，很少听到过有人因为外国被判刑的公务员少，就断言外国公务员更加腐败，相反“借鉴外国反腐经验”才是包括《中国纪检监察报》在内舆论的唯一呼声。 外国的反腐经验究竟是什么东西，比死刑都厉害？其实最核心的经验正是民主，是缩小公务员的岗位和职权范围。在西方体制里，“官”和“吏”是分开的，官即政治家，由选举产生，位置高但任期短；吏就是公务员，受官的领导，但可以干一辈子。由于包括财政在内的最高权力原则上被“官”掌握，“吏”就是想腐败也搞不大。因此，即使是印度这样的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也能拥有一支相当廉洁的公务员队伍。至于手握大权的“官”的腐败，可以通过法制、舆论等手段加以监督，也可以将腐败合法化，甚至什么都不做都可以——民主的优越性，本来就不在于选举出的“官”能负责，而在于民选的“官”捞走了油水、背负了骂名、承担了责任之后，剩下的“吏”能够心无旁骛的在社会的尊重下专心的办公。在实行议会制的印度，2004年选举产生了543名议员，有128人面临检察官正式提出的犯罪指控，其中84人被控谋杀，17人被控抢劫，还有28人被控盗窃和敲诈勒索，全靠当上议员才免予上法庭。对于这128人来说，腐败简直不算一种罪过。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杀人犯领导之下的印度公务员仍能恪尽职守，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使一切彻底改变国体的革命都不能成功。而中国的同行则不得不亲自承担一切政治责任，体制反而不如印度稳定。在公务员管理上，西方也有一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分层模式。在中国，公务员只要干好了就能提拔，争夺提拔机会是许多问题的根源。它有可能，甚至一定能导致向上级行贿、同事不和睦、虚报政绩等极其严重的问题。日本采用“双驰制”解决这个问题，公务员在入职时就明确分为“有前途组”和“无前途组”。“有前途组”是“吏”中的贵族，他们出身上层、毕业名校，通过十几轮选拔才能入职，在部门里负责担任领导工作，当然也负责忽悠民选产生的“官”；“无前途组”人数较多，出身社会中层，负责干活，不能当领导。日本公务员根本必要没有贿赂上级、互相斗争、夸大政绩的必要，因为“双驰制”顾名思义，就是“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有前途组”反正也能上去，“无前途组”反正也上不去。他们的分工又完全不同，互相并不存在相互竞争。这也是世界通行的办法，唯有中国从来没想过。在这个已经打碎了社会等级的国家里，好不容易才上来的公务员不仅无法接受“无前途组”的前途，甚至连简任文官制度本身都不接受——西方公务员的最高职位是各部副部长，中国则是国家主席。很难想象中国能立即搞一种制度，直接拿走副部长们往上走的空间，交给通过别的途径上来的人。
我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持谨慎预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里“江山如此多娇”，还因为几十年来争夺合法性的斗争之后，政府已经建立、完善并证明了自己统治国家的能力。正如控制不住的超载卡车使中国有了世界上最坚固的公路一样，严峻的社会问题和体制外的不满倾向也逼迫中国政府把自己变成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政府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官员面临着上级、下级、同事、纪委、舆论带来的综合压力，正像是全家住在黄河大堤上一样，不得不朝乾夕惕、焚膏继晷的玩命干活，很多时候还要以一人的身份完成西方分别由政治家、公务员、法官、企业家和黑社会承担的不同工作。或许有一天，体制的压力会超过公务员所能承受的范围，从而导致某种妥协；但今天我确实看到，满院考生的热情还远没有被这种压力击退。或许，这就是真正的黄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