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内屏坏了包不包修:徐友渔 五四，先民主再爱国

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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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先民主再爱国

    民族主义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再浮现出来，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国内风波和苏联东欧巨变后，有人认识到并积极献策：中国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局限于以前的教育、宣传手段不足以应对新的形势，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借助于民族主义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强凝聚力与合法性。

作者：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五四”运动以陈独秀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著称，但它同时也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感情高涨的起点。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对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反对军阀政府把山东权益出卖给日本的秘密条约。

启蒙兴于“五四”，衰于抗战

其实，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不平等条约一个又一个强加于中国，为什么民族主义迟至五四才兴起？原因大致有这么两个方面：第一，民族主义是欧洲近代随着民族国家建立而产生的社会思潮，中国历来只有自以为世界唯一、自我中心的“天下”观，民族主义是西风东渐后慢慢传到中国来的；第二，满清王朝的统治对于中国广大人民而言是异族统治，利用民族主义抵御外敌对于满清统治者而言具有引火烧身的潜在危险，满清统治者是利用严格尊奉儒家教义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所以，鸦片战争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维护皇权和强调“华夷之别”，即专制主义加文化民族主义。

“五四”的民族主义与此刚好相反，用民主反对专制，用启蒙和学习西方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五四”一代人认为，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是维护专制皇权的工具，而专制统治的压迫导致民愚国弱，这使得中国无力抵御外敌入侵。所以，在“五四”时期，爱国、反帝、民主、启蒙这些价值是内在统一的。

“五四”之后，上述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保持了很长时间，当然，在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政治中，民主和启蒙的色调会消退一些，但不论是国共两党，不论在北伐期间还是在苏维埃革命运动中，“爱国、反帝”等民族主义的诉求都是响亮的口号和必须抢占的道德制高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主和启蒙的诉求被压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义被张扬到极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专制的现实，这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停止了，因为害怕这种批判会削弱民族自信心；对不民主的、专制的体制的批判停止了，因为面对日寇的猖狂进攻，抗日政权的合法性不容动摇；对蒋介石的专断压制不是抗拒，而是忍让，因为大家觉得为了避免亡国，中国不得不有一个铁腕领袖。

在长期、艰苦的内部斗争中，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由政党主导，表现得像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没有一般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群众性和自发性。各派都说自己爱国、对立面卖国，一派说对方的外国主子是英美，一派说对方的外国主子是苏俄。

1949年之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处于“妾身未分明”的状态。正面的，起领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面的，需要批判的意识形态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在现实生活的话语中隐匿了、消失了，只是偶尔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歌颂的往往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飞、文天祥)，而不是正面肯定民族主义。

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再浮现出来，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国内风波和苏联东欧巨变后，有人认识到并积极献策：中国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局限于以前的教育、宣传手段不足以应对新的形势，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借助于民族主义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强凝聚力与合法性。

在这种填补意识形态真空和大力批判“全盘西化”的情况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和“国学热”的势头。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作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由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摄制的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在海内外播放。

民族主义首先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被人称为“文化民族主义”，一些学者教授其的本主张是，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未来将由东方文化、中国文化起主导作用，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季羡林老先生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他认为，每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能一成不变，从全部人类历史看，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或中国文化。他论证说：“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中国的东方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符合辩证法的精神。就像中医治病是全面考虑、多方照顾，一服中药，药分君臣，症治关键，医头痛从脚上下手，较西医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更符合辩证法。”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牵强附会、一厢情愿，毫无说服力。

在民间，民族主义表现为强烈的排外情绪，有人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同于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并且把民族主义的鼓噪和商业化考虑密切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该书的主题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作者说：“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他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国青年……事实上，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进行狂热的煽动，比如作者放言台湾问题，不满意于现行方针“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粗鄙性和虚伪性。有的大学生上街游行积极，往美国大使馆扔石头起劲，但同时考“托福”和GRE也积极，打破头地拼命要办签证去美国。一个北京大学的女生，洋洋自得于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该校时她起身提自以为刁难的问题，企图使美国总统难堪，但过了几年之后，她又洋洋自得嫁给了美国人，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定居，生的小孩当然是美国国籍。

有学者认为，对民族主义情绪应警惕，因为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有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误区》的文章在总结归纳近现代的历史事实之后说，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表现在，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主义；第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第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

还有人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深层次原因，认为随着更深地进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已经从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现实的竞争者，利益冲突频繁发生；与此同时，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复苏。在题为《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文章中，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一些最旗帜鲜明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自觉地选择世界主流文明，自觉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寻他路。

在当代，民族主义的表现和传播与现代通信手段的联系非常密切。在2003年，主要由于中日关系中的问题，出现了一轮民族主义浪潮，由于有关言论基本上都是发布在互联网上，所以国内和海外发明了一个新词：“网络民族主义”。在2008年，因为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受到干扰和冲击而在国内爆发了一场抵制“家乐福”的运动，网络和手机在传递信息、召集人群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一小批学院派知识分子开始提倡一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征是把爱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且以宪政民主为前提。这是一种刚露头的呼声，但也是更健全、更有希望的主张，它把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和科学、民主、理性、启蒙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它和“五四”精神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