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苹果5s可以换外屏教程:母亲王在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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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母亲王在娥——我的母亲王在娥1925年12月16日（阴历乙丑年十一月初一）生于浙江省奉化市葛竹村。
一、母亲的家族与出身
母亲的家庭是浙东一户名门望族，母亲的曾祖父、祖父都以贩运和经营竹木、柴炭、笋干、茶叶等山货生意，富甲一方，在浙东四明山一带，乃至宁波、杭州等大城市都很有名，从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起就不再经商，外公从小在本村的凤翥学校启蒙读书，毕业后考入宁波第四中学毕业后，又考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造纸专业，去日本留学两年，学成后回国，本想以工业救国，但办了一个造纸厂却被一场洪水冲光，使工业救国的梦想破灭。当时正值黄埔军校招生，于1923年由蒋介石介绍进入广州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是黄埔一期四队的学员，学号是497号。同在四队比较有名气的学员有：
胡宗南 ；号琴斋 ；字寿山，浙江孝丰县鹤溪人，学号是523号。（胡宗南(1896～1962) 别名琴斋，字寿山，曾化名秦东昌，汉族，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陆军一级上将，黄埔系一期生，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其一生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战争，直到1947年指挥进攻占领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转战西北，官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西北王”。）
王鑂（勋）； 字叔铭，山东诸城县中城阳村人，学号是508号。（王叔铭（
王世和；号忠淼，浙江宁波奉化县溪口镇人，学号是429号。王世和，黄埔军校第一期步科毕业。本系浙江奉化葛竹村人（葛竹村王家是个大家族分为上三房和下三房两个分支，王世和属于下三房族系分支的子孙），王世和自小父母双亡，由其叔父王良鹤收养为子，由于王良鹤是一个小炉匠，很早就在溪口镇定居，而蒋家玉泰盐号是溪口镇的殷实商户，将老夫人又是葛竹村人（上三房族系），王世和见了玉泰盐号少东家蒋介石自然尊称为叔（所以世人总误认王世和是溪口镇人，是蒋介石之侄。）王世和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六期、中央训练团将校班毕业。1924年春到广州，任广州大元帅府警卫队卫士。同年4月由戴季陶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由蒋介石介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1925年起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卫兵连连长，警卫团第三营少校营长、中校团附。1927年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二警卫团上校团长，次年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总队长。1930年由蒋介石授意，直接策划与指挥对邓演达的追捕与枪杀。1931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务团少将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军警稽查处处长，国民政府主席侍卫室副官长。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蒋介石侍从室第三组组长兼蒋介石侍卫长，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七十六军副军长。1946年后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1949年到台湾，任陆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国防部”中将参议等。
上面所提及的国民党军界三个名人，其中，王叔铭与我的外公交往最深，在黄埔军校时来往很勤以兄弟相称，此人后来到了台湾，于1953年担任国民党军的空军总司令。而王世和与外公同是葛竹村人，又是族内分支兄弟，关系也很密切。
我的外公王凤仪，在黄埔军校学习成绩优秀，又是蒋介石的族亲，为发展中国空军，蒋介石与苏联谈判，由苏联帮助培养空军及技术人才，于是外公在1925年4月随孙中山的苏俄顾问鲍罗廷，经海参崴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俄语，后又去西伯利亚航空学校学习飞机制造专业，开始几年书信往来正常，至1927年4月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反目,背叛革命后，通信就有些困难，直至这些中国国民党的留学生全部被撤往西伯利亚（1930年）就彻底失去了联系。也正因为外公王凤仪到苏联留学一去不回，为纪念外公，母亲的名字就叫王在娥，还有一个别名叫王存苏。
二、艰难的岁月
母亲从小没有见过外公，由外婆一手带大，孤儿寡母尝尽生活的甘苦，在生活的磨难中，使她从很小就自强自立。抗日战争时期经人介绍与父亲在江西结婚，抗战胜利后返回浙江老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随其姑丈龚贤明，在浙江宁波，联合国组建的抗战善后救济总署工作，1947年救济总署转去台湾，父亲即随其前往台湾工作，先在救济总署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台北一个陶瓷厂当厂长。母亲与外婆带着孩子（姐姐姚棣华）留在大陆，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母亲与外婆共同承受着各种生活中的不幸；忍耐着族人的欺辱；抗争着土改对她们母女和姐姐一家三口人的冲击；期盼着父亲能尽快从台湾回来团聚。
1950年父亲终于从台湾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阻扰，随其姑妈和姑丈（龚贤明）一家人来到香港，经过父亲的姑丈与香港大公报联络，得到周总理亲自批准，由香港返回祖国大陆，并经中央人事部介绍到中国人民银行北京门头沟办事处工作。1952年母亲也来到北京，进新华书店总店工作，随后外婆携姐姐和一岁的我一起来到北京，从此，母亲与父亲共同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到1954年8月母亲又生了妹妹姚建平，那个年代工资极少，要养育三个子女，供奉外婆，一家六口人，全凭父母两人的二、三十元工资支撑，其实很拮据，而我从小就多病，一次得了白喉病，几乎要了我的小命，为给我治病，母亲将老家带来的所有东西全部卖光，从此家里一贫如洗，但是母亲从没有埋怨，她上班总是带点剩饭，吃点咸菜，即使买菜也只是花五分钱买半个素菜，上、下班或外出办事都是步行，那时家住菜市口北半截胡同13号，母亲工作的地方先是在和平门外佘家胡同，后又到六部口绒线胡同，来回也有八九公里远，就为节约那五分车钱从来不做车。下班回家后也不闲着，总是帮助外婆操持家务，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默默奉献，毫无怨言。
三、记忆中的母亲
小时候，母亲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坚强、非常慈祥、非常美丽的母亲。
记得我小时候，每次生病都是母亲背着我去医院，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上6年级时一天晚上突然得了胃痉挛，母亲立即背起我就走，12岁的我已经有1.6米高、七八十斤重，大概已经超过了母亲的身高、体重。离家最近的是北京第二医院，但少说也有1.5公里，那时街上根本没有出租汽车，虽然有人力三轮车，但又舍不得花钱雇车，母亲背着我从东牛角胡同走到六部口，已经全身湿透，我在母亲背上也被她的汗水湿透了前胸。就这样母亲咬牙坚持着把我背到医院，挂了号看了病，我的胃痉挛好了，母亲可脸色蜡黄，休息了很长时间才透过气来，回到家里已经天亮了，我安然入睡，母亲仍坚持去上班，下班后给我买回了牛奶，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牛奶的滋味，喝到嘴里好香、好香、好甜、好甜、好滑、好滑呀，那时我真想多得几次病，也好多享受几次香甜的牛奶滋味。对我来说，这是我致死也不会忘记的一段母子亲情往事。
记得我上小学和中学时每次在学校闯了祸，都是母亲去给老师和其他学生家长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铲平事端。看着母亲被老师和学生家长训斥的样子，我的心里真是很难受，我也曾经下决心要改正错误，不再闯祸，但每每遇到事情自己总是把这些想法全部抛在了脑后，架还是照常打、祸还是照常闯。母亲也是照常去给老师和同学家长承认错误、赔礼道歉。然后在家中母亲会严厉的教训我一顿，让我记住教训。
记得在1960年，国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总是紧着我们吃饱，她吃些捡来的豆腐渣、白菜叶就算一顿饭，饿得浑身无力，手脚浮肿，虽然那时是公费医疗，但她有病也轻易不会请假去看病，主要因为怕请病假被扣掉工资，每天仍要拖着病体坚持上班。可以说母亲是在用生命支撑着这个家庭，是用自己的血和肉喂养着我们姊妹三人慢慢长大成人。
记得在上初中一年级时，我借同学的自行车学骑车，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正巧把门牙磕掉半个，回家后一直不敢对母亲讲，细心的母亲下班后就发现我我张嘴说话总是背对她，让我转过头来还没有问就露了馅，我只好老实交待，母亲又问我别的同学和同学的自行车摔坏没有，我回答都没有事，母亲才算放心，只是说这么小就掉了牙以后怎么办。过了几天母亲带我去北京市第二医院牙科，大夫经过诊断说可以镶一个假牙，费用大约要12元。母亲一听就吓了一跳，因为这12元可不是小数，差不多是母亲半个月工资呀，这些钱用在镶牙上面，那半个月生活可怎么过，母亲与大夫说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最后只好咬牙同意了。就因为我的一次淘气，又让母亲为我借钱镶牙，为还别人钱母亲又整整吃了半年的窝头和咸菜。
记得1966年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先是父亲被监督改造不允许回家，再是外婆被强制遣送回浙江老家，没过多久母亲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在这种自身难保的境况下，母亲还要牵挂家中未成年的我和年纪更小的妹妹，同时要惦记浙江老家孤苦伶仃的外婆，每天在单位接受着批斗和强制劳动改造，忍受着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双重辱骂与白眼，在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情况下母亲忍辱负重坚持着活下来，全是凭心里想着我们三个孩子在支撑着。
1968年在全家四分五裂的艰难困苦情况下，我又要去山西插队了，这样一来我家六口人就分为六处地方生活了，外婆在浙江老家；父亲在门头沟监督改造；母亲在通县外文发行所接受监督改造（1969年又去了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当时20岁的姐姐姚棣华在延庆松山林场下乡；我那时刚满17岁要去山西芮城县插队落户；北京西城东牛角的家中仅剩下当时只有13岁的妹妹姚建平留守看家；到了1970年妹妹姚建平也去了顺义县张喜庄插队，从那时起北京的家中就真正唱起了空城计，这段往事我到现在还是不敢回首。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里，母亲为给儿子准备了一套还算像样的行李，东借西凑到处借钱，然后一分一分从牙缝里剩下钱再去还给人家，就是这样我带到山西的被子还是只买了一床被套，然后拆下母亲盖的被里、被面给我缝好带去山西。母亲只好盖床旧被套。当时我几次发现母亲在偷偷的流泪，我还有些不理解，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呀”。我那时只有十七岁还不怎么懂事，心里的那点不再在，全让想望着去山西，开创一片新天地的兴奋而掩盖了。一直到母亲与姐姐、妹妹把我送到火车站，（父亲那时由于从台湾回来被定性为特嫌（具有特务的嫌疑），没能来北京火车站送我，）在车站站台上，看到母亲一直在哭，看到去山西插队的同学们和送别的亲友们也都在流泪，站台上哭泣声一片，我才醒悟过来，自己也要离开母亲去闯荡了，那一丝丝难受才涌上心头。
母亲从牛棚被释放出来后，于1969年去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改造，吃了不少苦头，生活异常艰苦，在那种情景下母亲还要被强制劳动改造，一次在劳动中严重中暑，昏迷了三天三夜，险些丧失生命，经过多方抢救总算活过来了。听母亲的好朋友洪志芬阿姨讲：那时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里，有好几个严重中暑的同事都没能活下来。也许是母亲心里一直惦记着我们，才挣脱阎王爷的召唤，强行返回人间，这就是我的母亲，我永远的母亲，我真不知怎样用文字来表达，她老人家为了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
母亲一生勤俭，她的衣服不管穿的多旧，都舍不得抛弃，总是洗干净，叠好妥善收好，准备以后再穿，儿孙们给她买来衣服，她老人家总是说太浪费了。母亲一生勤俭乃是立身之本。
母亲年轻时非常漂亮，但她从不刻意打扮，母亲一生喜爱干净，身上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母亲十分独特的苏杭美女的形象，站在人群里显得特别突出、特别靓丽。到了晚年，母亲洗澡有困难了，仍旧保持每天洗脸、擦身、洗脚，内衣三四天一换。内裤、袜子和衬衣假领子，（是70年带曾经流行过的，能起到防护衬衣领子的作用，几十年了母亲一直戴着，舍不得抛弃。）天天换、天天洗。在临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母亲仍旧是自己洗脸、洗脚、把内裤、袜子都洗好、晾好，一丝一毫都不马虎。
母亲一生喜爱吃素，很少吃肉，尤其不吃牛羊肉，当然狗肉、驴肉等都不吃，母亲不吃葱、不吃蒜、不吃辣、到晚年因受父亲影响还不吃醋，母亲吃饭很少，但是吃的很细致，饭粒里有一粒箅子、一片稻皮或一个黑点也会被细致的挑出来，但母亲从来不挑食，粗粮、细粮从不计较，母亲就是这样对生活的即认真又随意。
四、往事如梭
母亲是1981年1月13日办理的退休手续，退休时标准工资53元还有附加工资4元两项一共57元，退休后按原工资75%折算是42.75元再加上5元副食补贴，退休工资共计47.75元。那时父亲的工资也不高，家里的生活还是很紧张的。母亲退休后，就全盘承担起供养年迈的外婆和照顾孙儿、孙女的任务，为尽力让外婆生活的好一些，母亲把好吃的都让给外婆吃。为减轻我们儿孙一些负担，不管是内孙还是外孙，都在母亲那里生活过很多年，是母亲把孙儿、孙女们一手带大的。记得我的女儿姚男，必须揪着奶奶的耳朵才能睡着。我的儿子姚远，一定要揪着奶奶的头发才能入睡，就是这样一种亲情，就是这样的让人难以忘怀，我永远的母亲啊。
母亲对家人非常包容，在我从山西调回北京后，由于没有住的房子，只好在母亲家里挤，我们两口子带着两个孩子，都挤在东牛角两间只有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外屋只有一张单人床，是父亲睡的地方，母亲只好常年睡在沙发上，我们一家四口挤在里屋一张双人床上，当时女儿已经13岁，儿子也有11岁了，我身体比较胖实在挤不下，只好另买了一张行军床，晚上搭起睡觉，白天拆掉收起来。就这样一挤就是两年，可怜母亲那时已经是快70岁的老人，就这样每天睡沙发，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也没有埋怨过我们，好像这就是正常的，应该的。母亲与妻子邢惠英从来没有吵过、闹过、红过脸，当然妻子邢惠英与母亲的婆媳关系也是非常的融洽。如同母女一样互相关心，互相体贴，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母亲的包容，妻子的贤惠使我们家庭十分和谐。
母亲对父亲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自从父亲退休以后就更加体贴入微，母亲原本是大小姐出身，从小就不会干家务活，到北京后家境虽然不好，但家务活也大部分由外婆去做，母亲只是帮忙打下手，一切做饭、炒菜等复杂的家务活都是母亲在1980年退休后才学会的，并潜心研究每天为父亲变换着花样，让父亲吃好、喝好。为父亲能保养好身体，还买来西洋参，每天不厌其烦地为父亲蒸西洋参进补，就这样坚持十年如一日。记得父亲在1988年得了前列腺炎，住进中日医院动手术，母亲一直陪伴左右，端屎端尿。平时母亲对父亲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穿衣戴帽、嘘寒问暖、处处周到。直至1993年母亲由于脑血栓住进北京急救中心。从此，母亲身体越来越差，脑血栓、左下肢动脉栓塞、冠心病、心衰、血压高等等病魔缠身，平均每年要住进医院三至四次，但在这种情境下母亲仍不忘时时关心父亲的生活，关心父亲每天吃药情况。在母亲临去世前三个月，父亲由于红细胞增多症转化白血病及严重的肺部感染，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母亲每天要问我父亲病情，每天自己一人在房间里哭，然后闹着要去看父亲，我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一直不愿带她去医院看父亲，母亲就跟我闹，实在拗不过母亲时只好叫儿子姚远或女儿姚男开车带她去看一次父亲，这样过几天就反复一次，看过父亲后母亲的情绪就好一点。这样的夫妻感情，也是支撑九十岁的父亲和八十六岁的母亲互相搀扶、互相鼓舞、互相安慰，一路走过几十年艰难困苦岁月的根源和动力。
进入21世纪以后，母亲明显老了，多病的身体越来越差，走路不行了，吃饭不多了，记忆衰退了，但是几十年前的事，反而记得更清楚了，而对当天所发生的事却能忘得干干净净，到最后几年，每天要问父亲几十遍：“今天星期几？”“今天的温度是几度？”也多亏父亲不厌其烦的回答母亲的提问，但是母亲还是记不住。在不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母亲就是不断的回忆往事，那都是些最少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陈旧往事，父亲有时东一句、西一句的与她扯着闲篇，有时自己在那里打着瞌睡，母亲仍旧在不停的絮叨着，后来我才慢慢弄懂了，她不是在说给别人听，其实母亲是说给自己听的。就像我所写的这篇“怀念母亲王在娥”并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写给自己看的一样。
母亲很喜欢养花，虽然这些花，养的都不算好。母亲为学习养花，买了很多养花的书，她总在不断的看书，研究着养花的要领，几乎每一本书都被她翻烂了，这些书至今仍由我保存着，书里夹着很多、很多纸条，有的写着母亲养花的心得体会，有的是母亲从报纸上剪下的养花知识剪报。母亲在临去世的前一天，我还亲眼看到她老人家用一个小塑料桶，接了水在浇她窗台上养的兰花和海棠花，浇完花母亲还把窗台擦干净。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对生活非常认真的人。
母亲还有一个体现认真的习惯，那就是每天记录当天的天气预报，厚厚的笔记本记录了每一天气温和刮风下雨的情况，一天不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记这些干什么我们也不明白，她自己大概也不知道。母亲还喜欢剪报，把报纸上介绍和登载的生活小窍门，养花的小知识，对一些常见病的治疗方法，分门别类用一本本旧杂志贴成剪报，保存的整整齐齐，非常容易查找。所有这些退休以后做的事情，都体现了母亲对生活的热爱，她对生活的认真态度，是那么让人钦佩。
五、母亲病逝
母亲一生不给别人添麻烦，在临去世前几天，根本没有一点征兆，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病，我因为一直对母亲的身体情况有些担心，总是不断询问母亲有什么不舒服，但每次母亲都是回答：“没有不舒服”。在那几天里我只是发现母亲在不断整理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折的整整齐齐，当时我总认为是母亲爱干净、爱整洁，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母亲在为自己整理行装呀。在母亲去世前半个多月，她头发有些显得长了，她一直想去理发，但行动不方便，总是想让父亲陪她一起去，但那时父亲也是大病初愈自顾不暇，还是妻子邢惠英细心，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主动提出帮母亲剪头发，母亲高兴的答应了，剪完发邢惠英要帮母亲洗洗头、洗洗澡，母亲却坚决不麻烦别人了，最后也是她自己洗了洗完事。在母亲远去天堂前，邢惠英帮她剪了发，使她老人家精精神神远去西方，母亲她老人家非常高兴，同时我们也很感欣慰。
母亲就是这样，在去世的当天早上，她的身体不知有多难受，但还是坚持自己穿好衣服，在那种情况下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母亲却做到了。衣服穿好后已经耗费了她全部精力。马上就不行了，父亲发现后马上叫妻子邢惠英，赶快请来邻居丁大夫和汇仁医院的医生来抢救，其实那时已经回天无术了。11月29日那天，我因看到母亲一直没有什么身体不适之症，早上6点多就去上班了，刚到车站就接到妻子的电话，说母亲病了，我问明了情况赶快骑着摩托车就往回赶，进家后120救护车还没有到，在等车时母亲还在嘱咐父亲：“别出门、别感冒”谁知这竟是母亲与父亲的诀别之言啊。在临去医院前母亲还要坚持自己走出去，但根本没有一点力气，最后还是大家把她用担架抬出去，才上了120救护车。
母亲被抬上救护车一直是神志清醒的，救护车以最快的速度急驶着，好在没有太堵车，到了航空医院急诊科的抢救室里，母亲对姐姐说憋得慌，喘不上气来，我的心里十分难受，但实在无法代替母亲接受病痛的折磨，只能让大夫尽力抢救。到上午九点多钟，母亲被转到心内科重症室，各种管子全插上了，氧气开到了最大，硝酸甘油静脉注射，医生们想尽了办法，但血氧一直不稳，心率忽快、忽慢，呼吸次数一点一点下降，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通知要有心理准备，我将医生的通知转告了姐姐和妹妹，过了一会医生看到一切抢救措施并不见效，又把我叫去研究对策，并提议切开气管使用呼吸机，我具体了解了一下，即使用呼吸机，也未必能有好转，这样还要让母亲临去世前再挨上一刀，我实在于心不忍。我与姐姐、妹妹商量后一致认为，不要再让可怜的母亲受到刀割气管的痛苦了，还是执行保守治疗为好。但是母亲心脏实在坚持不住病体的折磨了，在一点点不断的衰竭下去。上午十点，我正在重症室外面给姚远、姚男打电话通知他们来医院再看奶奶最后一眼，这时守在病床前的妹妹姚建平，跑出来叫我，说是母亲在叫我，有话对我说，我赶快来到病床前，看到母亲在不断的说胡话，已经神志不太清醒了，我也意识到母亲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叫我只是为了母子见上最后一面。我按照医生的建议开始准备母亲的后事了。
各种抢救措施都不见效，12点多，母亲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了，到14点左右，母亲第一次出现各种生命指标严重下降的情况，医生们立即组织全力抢救，20分钟后各种生命指标有所上升。十几年来，母亲一直身体多病从1993年4月份，母亲第一次患脑血拴在北京急救中心抢救开始，不知在医院经过多少次紧急抢救了，前几年几乎每年都要住几次院，一住院就进重症监护室，但每次母亲都能在与病体抗争中取得胜利，因此，这一次我总盼着母亲也能出现一个奇迹，但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种妄想而已，可怜的母亲一直没能从深度昏迷中醒过来。17点时，母亲第二次出现各种生命指标严重下降的情况，抢救的药品都不能顺利地往血管里推了，医生只好用一种助推器械，才算勉强将药推进血管，但是速度极慢、极慢。18点时，母亲第三次出现各种生命指标严重下降的情况，血氧只有10个单位；血压40/60；脉搏仅有50/分钟；氧气已经开到最大了，但呼吸还是越来越弱。这次医生再用什么药抢救也不管用了，生命指标一直下降，一直下降，18点20分母亲永远停止了呼吸，心电图成为一道直线。在母亲停止心跳前10分钟姚男和姚远将寿衣买回来了，两个孙儿、孙女也算见到奶奶最后一面。
母亲归天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就在母亲平静的去世那一刻，我的眼泪就如泉涌一样流出，忍不住哭倒在母亲的身边，那时自己感到双腿没有一点力气，多亏女儿姚男扶住我才没有摔倒在地上。当时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给母亲擦身、穿衣等工作都是姐姐和妹妹主持的。只记得随后太平间来人把母亲推走了，我迷迷糊糊跟着，把母亲送到太平间去。这时我被凉风一吹才有一点清醒，不断提醒自己支撑住，把母亲在太平间安顿好后，又与太平间的师傅商量并约定了办理母亲丧事的程序和细节，生怕遗漏一点造成遗憾。
晚上回家时大约已经是22点左右了，女儿看到我还要骑摩托，坚决反对，最后由孩子们开车送我回家，一路上我还是迷迷糊糊的，到家后怕老父亲接受不了母亲去世的事实，就没有敢对父亲说。
夜里我一直没有任何睡意，就在移动硬盘的照片中，挑出一张母亲70多岁时比较好的照片，粘到一个U盘中，然后就开始写追掉母亲的悼词，千头万绪一下都涌上心头，脑子里全都是母亲慈祥的笑容；凄苦的面容；惨白的遗容，真不知怎样才能理顺思绪。午夜以后自己终于安静下来，将要对母亲说的话与要对亲朋好友说的话一起写在纸上，用键盘敲进电脑。全文如下：
悼 词
各位亲朋好友：
今天我们全家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悼念敬爱的母亲不幸病逝，并向她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母亲生于
母亲从小没有见过外公，由外婆一手带大，孤儿寡母的生活使她从很小起就自强自立，尝尽生活的甘苦。在抗日战争时期与父亲在江西结婚，就共同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951年随父亲到北京进新华书店工作，工资不多的母亲下班回家，总是帮助外婆操劳家务，几十年如一日，她含辛茹苦，默默奉献，毫无怨言。1966年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母亲和父亲一起失去了人身自由，外婆也被遣送回浙江老家，母亲既要维持家庭的生活还要惦记浙江老家的外婆，吃了多少苦头，付出了多少心血。1968年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为我这个要去山西插队的儿子准备了一套还算像样的行李，要知道那都是借钱买来的，然后再一分一分从牙缝里扣下后，再去还钱，母亲一生勤俭乃是立身之本。母亲退休后，又承担起供养年迈的外婆和照顾孙儿孙女的任务，尽力让外婆生活的好一些，尽力为我们儿孙减轻一些负担，不管是内孙还是外孙那个没有在母亲那里生活过很多年。
亲爱的母亲，你可知道，当你的生命终结的时候，你仍在笑，而爱你的儿孙们都在哭。年事有寿而尽，生命无所不在。母亲与我们永别了，但是她对亲人和朋友的真挚情感，对人生的积极追求，对生活的执著信念，万古长青与天地永恒。母亲我们怀念您，直到永远！呜呼哀哉！亲爱的母亲，安息吧，请您一路走好。
长女棣华、儿子柏淼、次女建平率全家在此叩拜、叩拜、再叩拜。
人生如梦，母亲仅差一星期就到86岁生日了，我和妻子邢惠英早在一月前就在酝酿怎样给母亲过生日，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寿宴也已经在北三区大鸭梨烤鸭店预定好，女儿说好的要给奶奶买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儿子预定了九个大寿桃，而这一切都不可能再实现，寿宴和寿桃退了预定生日蛋糕也没有买成，一切一切都未能办成，成为我们终生的遗憾。让人值得欣慰的是，母亲在临去世的前一个多月看到宠爱的孙女姚男结了婚，并和父亲一同拖着病体亲自参加了姚男的婚礼。算是了却心中一件大事。也就在母亲临去世前孙子姚远说孙媳妇已经怀上了重孙子。这些都是能让母亲在天堂里都笑出声来的大喜事。
六、母亲的丧事
如今中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家家都有老人，老龄化问题被提到每个家庭的议事日程上来。老人的晚年大致可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一是老人体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二是老人卧床，端水递药，服伺便溺；三是老人仙逝，守灵做七，入土为安。如果缺了第一个环节，那是生不如死，晚年凄凉；缺了第二个环节，那叫久病床前无孝子，日久才见儿女心；缺了第三个环节，那叫不能善终，死不瞑目，下辈子吃苦。中国的葬礼文化有许多讲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那些繁文缛节不再盛行，人们根据城市生活的变迁而改革着丧葬礼仪。中华民族有“万事孝为先”的传统道德。若子女无视这传统道德，则被视为忤逆，有悖道德伦理。所以能让母亲完整享受晚年这三个阶段，既是母亲前世修来的福份，又是儿女有孝心这个中国的传统具体传承。
母亲的丧事办得还算隆重，依照现阶段人们对八十岁以上年纪“老喜丧”的规矩，我们比照中等水平办理了母亲的丧事。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天（2010年12月1日）早上7点，在航空医院设立灵堂，举行了告别仪式。天还没有亮，亲朋好友就都来了，灵堂里摆上了花圈，挤满了人，气氛非常肃穆悲痛。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读了悼词，想起母子的亲情，我忍不住失声痛哭，一切追悼程序全部按照医院工作人员的安排进行着。我在母亲去世后的这几天里一直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所以昏昏迷迷、不知所以，所有手续大部分是儿子姚远帮助办理的。追悼完毕后，由我抬着母亲的头部，姐姐、妹妹以及姚男、姚远一起扶灵上车，并将所有花圈花篮全部装上车。摔盆、摔碗的事当然由我这个孝子来做，接着又放了九个纸钱炮，送葬的车队开始启程。
车队由四辆车组成，第一辆灵车是昌平殡仪馆的金杯面包车 ，由我和姐姐、妹妹三人共同扶灵。第二辆是儿子姚远开车紧随，第三辆是女婿王全来开车跟着，第四辆是妹夫许应建开车殿后，所有亲朋好友随车前往。（父亲年已90高龄，怕他出问题没有让他参加追掉会，由孙媳妇小娟在家中陪护。）送葬的车队沿着五环路向西，在上清桥驶上八达岭高速路，在昌平体育馆路口下高速，左转从桥下穿过京张高速路，经过昌平水务局就到了殡仪馆，一路上每经过路口或在转弯时我们都撒下一把钱，为母亲铺路。送葬的车队在殡仪馆门口停车后，又由乐队和礼炮车开路，四个抬灵礼仪人员一直将母亲的灵柩抬到火化大厅等候。我与姚远一起在殡仪馆人员引导下办理了母亲的火化手续，并为母亲购买了一套由纸人（童男、童女）、纸马、汽车、洋房、电视、冰箱等“纸糊的烧活”组成的系列，同时又办理了母亲的骨灰存放手续。一切手续办理好后，我们与母亲进行了最后的告别，我给母亲磕了三个头，大声对母亲说：“妈请您一路走好”我的眼泪就不自觉的流了下来。看着母亲的遗体被推进火化炉，这时的时间是2010年12月1日早上8点20分。
接下来，母亲的儿孙辈一行十几人，来到烧纸焚香地点，给母亲烧纸钱灵马、鸣放爆竹为母亲送行。由妹夫许应建和儿子姚远，点燃了纸钱和为母亲购买了一套由纸人（童男、童女）、纸马、汽车、洋房、电视、冰箱等“纸糊的烧活”组成的系列，还有特意为送别母亲，带来了母亲生前穿过的衣物、鞋帽，让母亲在西行路上不会因风霜寒露而感到冷。我为母亲鸣放了九响爆竹，为母亲开路送行。然后从姐姐、姐夫开始，依长幼辈份，分别给母亲燃香祭拜，一起祝愿母亲一路走好。祭拜送行的形式以各自认为最好的方法在进行着，但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尽孝方式都难以表达我对母亲的怀念。
以下就是等待，大约1小时以后，工作人员在叫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大厅，看着母亲的骨灰出炉，我给母亲收了第一块骨灰，然后又让姐姐、妹妹、姚远都收了一块骨灰，然后再由工作人员把母亲的骨灰认真装好，当骨灰装进骨灰盒后由我捧着母亲的骨灰，姚远捧着奶奶的遗像走在我的前面，其他人紧随我的后面，又由另一队礼殡仪仗队引路，像骨灰堂走去。
在骨灰堂里，我亲自为母亲挑了一个存放位置是“天国普高12排61号”。这个位置不高也不低，可以看到窗外的景物，应该是母亲安息的绝佳地点，让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在这里暂时栖身，待到来年春暖花开时我再为母亲选一处墓地，让母亲入土为安。
母亲的丧事办完回到家后，我将母亲的遗像摆在家中客厅显要位置，设立了母亲的牌位，摆放了贡品便于祭拜。同时又在天堂网上建立了“母亲王在娥的纪念堂”。让没有时间祭拜的儿孙们能在网上搞一个祭拜活动，略尽孝心、以示纪念。
母亲的丧事办的还算体面。这也是对我们心灵的一种抚慰。
不孝子：柏淼叩首百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