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联盟蛮王特效皮肤:56位唐朝诗人的心路历程_A

第一辑：初唐雨

01、王 勃：海内存知己
02、杨 炯：春气绕兰心
　03、卢照邻：幽忧长年悲
　04、骆宾王：曲项向天歌
　05、李世民：帝王弄翰墨
06、王 绩：策杖寻隐士
　07、陈子昂：感叹何时平
　08、王梵志：白话警世人
　09、杜审言：恃才且疏狂
　10、宋之问：问君因何死
11、上官婉儿：摇笔风云生

第二辑：盛唐风

12、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13、张九龄：孤鸿海上来
14、贺知章：风流贺季真
15、吴 筠：九龙升云网
16、郑 虔：丹心一寸灰
17、孟浩然：隐者自怡悦
18、王 维：人品盈如月
19、李 白：醉里乾坤大
20、杜 甫：忧端齐终南
21、王昌龄：冰心在玉壶
22、高 适：倚剑对风尘
23、岑 参：负剑出北门
24、王之涣：欲穷千里目
25、崔 颢：谁乘黄鹤去

第三辑、中唐云

26、颜真卿：热血铸真卿
27、张 继：夜泊枫桥畔
28、韦应物：今年学种瓜
29、钱 起：曲终人不见
30、孟 郊：久病蚌成珠
31、韩 愈：贤者唱古声
32、李季兰：相思渺无畔
33、白居易：千里故人心
34、薛 涛：妾住浣花溪
35、柳宗元：独钓寒江雪
36、刘禹锡：应不向秋悲
37、李 贺：何当金络脑
38、贾 岛：僧敲月下门
39、杜秋娘：莫惜金缕衣

1、 王勃：海内存知己
公元676年秋，年轻的王勃乘坐一艘船，前往当时的交趾（今为越南境域），看望他的父亲。他和父亲已经许久不见，虽然同朝为官，然而父子却是天涯海角，相居千里。数年不见的父亲大人，不知须发又愁白了多少，王勃的内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愧疚。
南中国海，干净而纯洁，在阳光的照射下，时而碧绿，倏忽深蓝，美不胜收。王勃坐在船头，心事如浪，随波起伏。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波，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波也已渐渐平息，王勃的心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明净，船儿劈波斩浪，如一尾鱼，在大海的深处游弋，他从这暗藏激流的旋涡里，读到了跌宕和搏击；也从这汹涌澎湃的浩瀚里，读到了磅礴与激情。
这个聪明过人的年轻人，并不知道，一场暗流，正从海底悄悄升涌。危险正在无声地逼进。
为了这次相见，王勃准备了最为得意的诗文，带在身边，他要让远在南方的父亲，阅读评判自己的作品。刚才从秀色可餐、诗意如画的江南来，王勃这几日还在船上发奋用功，写下了长长的华彩文章：
非登高可以赋者，唯采莲而已矣。况洞庭兮紫波，复潇湘兮绿水；或暑雨兮朝霁，乍凉风兮暮起。黛叶青跗，烟周五湖；红葩绛花，电铄千里……荣华息，功名恻。奇秀兮异植，红光兮碧色。禀天地之淑丽，承雨露之沾饰。莲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时……
——《采莲赋》
唐朝的风吹来了。秋季的南海，还仿佛是秀丽的江南，温暖如春。王勃的才华在南海风的吹拂之下，文思泉涌，才华如展。在诗坛，“初唐四杰”向来被誉为开风气之先的勇士。名冠四杰之首的王勃，更是才气逼人，其诗文直如一股清新之风，扑面惊人，文采斐然。王勃的聪明是确凿无疑的，他在文章里所展露出的才华，也确如笔下的奇葩——恰似一朵红光艳丽的莲花，“才有用兮用有时”对他来说，并不显得夸张。
王勃家学渊源颇厚，祖父王通乃隋朝末年大儒（据说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在入相前都曾师从之），叔祖王绩也是声名遐迩的山水诗人。但相比先人前辈，少年王勃似乎更显得天资聪颖：

六岁善文辞，九岁得颜师古注《汉书》读之，作《（汉书）指瑕》以擿其失。
——《新唐书 . 卷二百零一》

九岁的孩子，不仅能读读古书，而且能写得《汉书指瑕》这样的文章，直指当年硕儒颜师古关于注解中的错谬之处，这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之举，被目为“神童”。十七岁时便被授为朝散郎，沛王李贤听说王勃奇才，几次派人邀约，将他招入到府中来，聘为修撰，专门负责编书草文，甚得喜爱。

其时的唐朝，也恰如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举国上下，到处显现出经济富庶、民生安定的初步繁荣景象。至少没有了战争，几十年间，人们的生活总归要在平稳中不断前进。而且随着经济的复苏，文化的复兴也同步并举。新兴的、激进的思想和意识越来越被社会所认同，王勃便是这个时代潮流中的激进分子。他以一个文学青年的责任感，向当时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发出抗争，其诗文革故鼎新，称雄一时，以至于“每有一文，海内惊瞻”。自由的思想，清新的色调，明快的节奏，青春的朝气，正逐渐取代暮色和寒流：

抱琴开野室，携酒对情人。林塘花月下，别似一家春。
——《山扉夜坐》

唐朝的春天，文艺的春天，说来就来了。王勃和他的朋友们，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放声欢呼，纵情歌唱。在一次送别友人之时，王勃轻轻吟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来，含英咀华，传诵不衰。热烈、奔放的情感，对于年轻人来说，真正是大海里永动不息的波澜。

入王府后，王勃工作自是勤勉，编写的书籍文章也都得到赏识。有一天，沛王与英王斗鸡，看到两个王子斗得不亦乐乎，一时兴起，作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沛王也正儿八经地派人下战书一样送给了英王，文章写得很好，十分精妙，于是宫内争相抄书传阅。此事不知怎么被唐高宗知道，文章摆到了龙案上，看看又是“血战功成”，又是“割以牛刀”，这些字眼，不禁使高宗联想起太宗时兄弟残杀、朝政喋血的情景，以为此文有挑拨皇子间的关系之嫌，龙颜大怒，下令将王勃逐出王府。而且是要求不得逗留，立即启程，以后也不能再进王府。

其实，唐时斗鸡之风盛行，唐太宗时期，一个叫杜淹的小官员，因为献了一首斗鸡诗，暗喻李世民平定海内的战功，结果很幸运的是，这首诗得到了太宗赏识，“嘉叹数四，遽擢用之”，一直被提升为吏部尚书、参政议事等要职。后来的唐玄宗尤喜这行，几乎亡国。到明代的张岱，还有闲情，仿王勃的这篇檄文，成立斗鸡社，乐此不疲。

但一篇戏文，却真实地断送了大唐才子王勃的锦绣前程。

说到底，文学才华与政治才能是两回事。王勃生于诗书之家，文采上可能自得家传，加上用心颇专，才华是不必说的。可是，这样的家族背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文学上的才能与政治上的不匹配。不做官还好，一做官便立刻见相。同样关于斗鸡的文章，人家杜淹得到提携重用，王勃被斥出京城。优点有时也是缺点。王勃将才华全部投放在文学上，成了他致命的软肋。王勃在文学上颇有建树，在政治上却是一个极不成熟的人，这注定了他后来的“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再后来，因为藏匿犯下死罪的官奴，又害怕事泄，将这个犯了死罪的家伙杀掉（王勃讲义气，但法制意识淡薄，而他平日又“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事发之后，按律当斩，巧的是朝廷大赦天下，免却死罪，但其父受到牵连，被贬至遥远的南国交趾县（今越南境内）为令。

年轻的诗人，屡遭官场飞来横祸，又不善经营，从此义无反顾地步入江湖，此后朝廷虽多次征召，均称病辞谢。

父亲为了自己而远贬南国，王勃怎能不悲伤？南海之上，一颗年轻的心灵还在不停的自责。除了文章能让父亲欣慰，其余的都差强人意。能让父亲感到骄傲的，也只有自己的文章。“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王勃表现的情绪，是贬抑后的苦涩，离京时的凄凉，他要把自己这几年宦海沉浮、客游巴蜀的种种酸楚向父亲诉说。父亲严厉，却是最好的知己。也许，这途中，唯一可以让父亲开怀的，是在来时途中作的一首：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滕王阁》

滕王古阁，一序传千秋。在出行的途中，适逢滕王阁重建竣工，东道主洪州都督大宴宾客，并有意让自己的女婿夸客扬名，早就嘱其作好一篇序文。那日在席间，问有谁愿意为古阁重建赋序一篇，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征文大奖赛，或者说文学选拔赛，众人皆摇头，却不料半路上杀出个王勃来，与之斗文比才。一霎时，热闹的场景就更加热闹，一个有备而来，一个是即兴为文，众人的目光都落在年轻的王勃身上。但见王勃“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一气呵成，直看得满座大惊，啧啧称奇。那个原先气得吹胡子瞪眼的阎都督，见小年轻不知自己用意，气得出来更衣，中途又偷偷让人不断将王勃的文章传抄过来，等到读到最后，一拍大腿，一跃而起。老夫子顾不得体面，从内房里出来，握住王勃的手：“真奇才，当垂不朽矣！”态度中肯，重新摆宴，喝得愉快极顶，挽留几日，谈文叙事。临走时，大约还送了不少纪念品。

年轻的王勃不知道，这次出行，最大的收获已经在那次宴会上成就了。就是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读到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妙文句。并且，在这篇美文之中，给中国语言宝库留下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萍水相逢”、“渔舟唱晚”等二十多个成语。阁以文传，文以阁名，王勃的名字便永久地与滕王阁联系在一起。王勃更不知道，这篇文章，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此后的李白于黄鹤楼赋诗、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王勃的影响。后来的韩愈为此阁再次重建著文时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看看啊，连著名的韩愈同志，对能与王勃同作赋文都感到自豪。

天妒英才，风生水起。海上的风浪不知什么时候，越来越大。王勃惊恐地预感到了什么，但是，一切都太迟了，大海在发脾气时，容不得人喘息，骤起的风暴打断了王勃的畅想，他在途中许下的“愿承欢而卒岁”的愿望成了泡影，他在文中提到的“长接席而寡仇”的理念，还有“才有用兮用有时”的奋斗目标，连同他那瘦弱的身躯，被巨浪无情地吞噬。船沉，不幸溺水惊悸而亡。诗稿飘零，落入大海，莫非大海也想将他做为知己？

可怜一代匠才，魂归大海。魄散珠胎淹没，芳销玉树沉沦。

毛泽东在读到清人所著王勃的史料时，加了很长的批语，“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才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才长命短，令人扼腕叹息。一代才子，留给后世无穷的念想。当年的唐高宗，也是在事隔多年之后，发出关于王勃的沉重感叹：

高宗虽以斗鸡檄斥勃，然心奇其文，欲召用而勃已死矣，喟然曰：朕读《滕王阁序》至落霞联及诗阁中帝子句，辄为掩卷者久之曰：真奇才也！
——《青箱杂记》

唐高宗的后悔，已经并不重要。倒是王勃死后，素不相识的越南当地民众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建立庙宇，可惜在二十世纪的一场战争中被美国飞机炸毁，只剩残垣段壁，但塑像仍被保存了下来。这些，年轻的王勃一定没有想到，也许应了他的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话吧？而这句话，在今日中国的外事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由当初王勃的个人情感，上升到了更为丰厚的邦交内涵。

唐朝是中国文化的一座大观园。阅读唐诗，我们往往颠倒顺序，喜欢从盛唐再到初唐，这也很好，仿佛从百花齐放的大花园，回到她含苞欲放的早春时节。寻寻觅觅，但见春叶葳蕤，细看，一朵，一朵，又一朵……我将目光移向王勃。可是面对这样早逝的青年才俊，迟迟落不下笔来。而且，在翻书查文期间，脑子里总是在一个劲地回想着他短暂而光华的一生。人生、生命、命运，真是欲说还休。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用青春证明了热血，用短暂证明了永恒。

　2、杨炯：春气绕兰心

排行榜历来是百姓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排行榜，隔一阵就会由媒体发布出最新的结果来。排名的缘起，排名的依据，谁在谁后，谁落谁后，一二三四，甲乙丙丁，排得清清楚楚。富人排行榜会更受关注。人们会联想到堆积如山的财富，日行千里的宝马，豪华宽大的住所，以及千枝百挂的工厂店铺。这样的联想，是对于成名过程的好奇，也会从排行之后所附的详细文字里得到更多的信息。当然，面对各式各样的最新排名，不少受众也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心中的那杆秤拿出来，拈量一番。鲁迅先生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还可以再加一句，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名。成名、出名、名垂、名灭，总是有理由的。

在初唐，有一个热门的排名话题。靠文章写字为生的四个人，历来也有关于他们的许多座次评价：

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

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王勃）其最杰乎？
——陆时雍《诗镜总论》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旧唐书 . 卷一百九十》

杜甫所谈论的，其实非关座次。而是针对当时文学界轻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议论，半开玩笑半认真的一次文学发怒：人家四个人的文章，写得很好，自成一体，有人说他们轻薄，但有一点，那些自以为是、不识珠玉的妄加评论者，很快身名俱灭，而四杰的光华，还会传之久远。杜甫不虚言，尽管四人的排名后来在顺序上稍有变动，但却犹如一团蓬勃盛开的花簇，四位一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开启一代新风的代表性人物。

王、杨、卢、骆四人以文章著称于时，慢慢地影响越来越大。据《唐诗记事》载，吏部侍郎李敬玄对他们颇为欣赏，推荐给典选大员裴行俭。不料裴老先生略一沉思，便给四人预测前程，语出惊人。大意是，才名是有的，但官爵福禄很少。原因是什么呢？裴老先生以为，这几个人性情浮躁，喜出风头，怎能安享爵禄？不过，他倒是对杨炯格外垂青一些，说“炯颇沉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
一面之交，三言两语，就说定了四个人的终生？

这位精于阴阳、算术的裴行俭先生，自他执掌吏部，先后向朝廷荐举了若干的官员。有一个例子，当时苏味道和王勮还不知名，在调选之时，裴先生一见，“深礼异之”，还说了一番违背组织原则的话，我晚年膝下有一子，担心不能对他的成长有所帮助，据老夫观察，你们两位十多年后便会出人头地，希望把我的小儿子裴息托付给你们，将来请记得多多关照啊。后来，苏味道和王遽果然都做了大官。苏味道还做了宰相，位极人臣。

于人未飞黄腾达之前，先下预言，裴先生可谓相面有术，看人很准，识人之道可谓出神入化。此话不幸被言中，四杰之中的三个，真的没有好结局。王勃早年历经人命案，二十几岁便溺水早逝；卢照邻一病十数载，最后投水自尽；骆宾王随徐敬业起事，兵败之后，生死不明。只有杨炯倒是真的做了县令，直至最后病死任上。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身世比起来，杨炯的生活似乎要相对平静得多。就像一株兰花，暗香浮动，孤幽自赏。

杨炯与王勃同龄，也同样聪明。小小的年纪就考上了神童举。后来又考中进士。本来为东宫太子服务，曾经呈献过一篇很有影响的《公卿以下冕服议》，也有过诸如《从军行》、《战城南》、《紫骝马》等慷慨激昂、风骨遒劲的诗歌著作，声名响于当世。当朝的大儒薛元超很是赏识其人文字，在他三十出头的年纪，就将他聘调为崇文馆的学士。

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倒霉的事情如霜陡降，如雪骤下，还是找上门来了。

堂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于是杨炯不可避免地受了牵连。武则天执政初期，是一个血流成河的殷红时代。徐敬业起兵的原因，是基于对李氏皇权的殊死保卫。武氏采取的手法也很简单，迎头击打，不使扩展。扬州兵团的临时策划果然十分仓促，兵败的第二年，武则天便腾出手来开始系统清理威胁新皇权的力量。举国清查，查到杨炯头上了。你的堂弟在扬州犯事了，你也有责任！还算好，武则天大约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才名，又没什么前科，抬抬笔就过去了。没有杀头之虞，但也是贬离京城，出到遥远的梓州地方任职。

搁下笔来，放下经典，摇摇晃晃，惊悸莫名。就这样与京城挥手，有些朋友，甚至不敢招呼，不敢来送行的。

途中景色甚是迷人，途经三峡时，还作了好几首诗。虽然文章还是气势如涌，精美华章，可是杨炯的心里，却怎么也不是滋味：

悠悠辞鼎邑，去去指金墉。
途路盈千里，山川亘百重。
风行常有地，云出本多峰。
郁郁园中柳，亭亭山上松。
客心殊不乐，乡泪独无从。
——《途中》

他怎么能够快乐起来呢？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由于间接的政治牵连，莫名失官，其心境可想而知。幸好他平日还算沉默，不事张扬，否则，还不知是什么样的结果呢？也许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在武后临朝的多事之秋，杨炯的沉默，为自己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事端。

五年之后。也许是才堪可用，也许是友朋提携，杨炯又回到洛阳宫习艺馆里教书。

可是，骨子里的清高，加上贬官的经历，使他对世态有了更深的理解。性格中的冲动因子又隐隐泛上来，不吐不快的话，也要说出来才心安。

口乃祸福之门。杨炯性情耿直，恃才倨傲，生来一副杂文家的性格，看不惯许多的事情，尤其看不惯某些官员趾高气扬、矫揉造作。“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人家问他，怎么像麒麟楦呢？他回答说，就像戏里的麒麟，哪里是麒麟，只不过是一头驴子，刻画头角，修饰皮毛，看起来像麒麟，脱了马甲，还是一头驴子。觉得这话不过瘾，又补了一句，那些没有德行学识的家伙，披着朱紫色的朝服，和驴身覆盖麒麟皮，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些话，含沙射影，管事大人听了，自然不会高兴到哪里去。回到京城不过两三年时间，就又被弄到很远的盈川当县令去了。

诚如裴行俭所言，杨炯终于做了县令。令人感到惊诧不已的是，杨炯做官，竟然为政苛酷。杨炯做事以严厉著称，直肠子，直性子，不注意管理执事的技巧和方法。下边的人，稍有差错，不听话的，“辄搒杀之”，用棍子或者竹板子，打得血肉横飞。他的好朋友，后来当了宰相的张说曾经专门开导过他，写过一篇《赠别杨盈川箴》，要他“才勿骄吝，政勿烦苛”。可惜这一番金玉良言，杨炯到了地方上就忘得一干二净。

关于杨炯的为官，新旧唐书一致认为是个厉害的角色，《旧唐书》中称他“为政残酷”，《新唐书》称他“以严酷称”。这里面大概有三个背景：一个是武则天时代，严刑峻法，酷吏较多，有些酷吏后来因为治事狠酷，竟得到提拔重用，因此滥施刑法在一度时期竟成了非正常状态下的常态；还有一个家庭背景，他的一位堂叔叫杨德干，历任四州刺史，治有威名，犯了错误，一定是严惩不贷，手段也是相当的厉害，所以任所之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食三斗蒜，不逢杨德才”，对于杨炯，也不能说没有影响。第三个，也是最大的个人心路历程和人生背景，杨炯被贬之后，心事失衡，又恰恰在地方上担任了几年司法参军这样的一个职务，接触刑法较多。后来又经过几起几落，想必长期受到压抑的性格，到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内，就会不自觉地释放出来。有时候，时位之移人，不可谓不信。

不过还好，杨炯的县令总体上是当得比较顺的，除了心情烦躁，没有再出现什么大的变故，直到卒于任上，已经是十分幸运了。

杨炯下笔千言，文章汪洋恣肆。对于官名，是心有所向的，无奈不得其时。对于为文名，也是不甘示弱。我翻过杨炯的二十卷集子，倒是觉得有不少碑文、祭文和序文写得不赖，特别是许多赋作，空灵清远，旁征博引，文笔才情，俱在其中。

对于王、杨、卢、骆的座次排名，杨炯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言下之意，排在年龄较大的卢照邻前面，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名列与之同龄的王勃之后，心有不甘。在我以为，前半句还算中肯，显得谦虚，后面半句，就不好说了。王勃的天才文章，能与之比肩的，其时几乎没有。不过，杨炯提出一比，说出自己的想法，倒也是天生高傲的个性使然。

有一桩事情，杨炯做得不赖，王勃死后，他将其遗文遗诗收集起来，汇编成卷，并亲为作序：

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反诸宏博，君之力焉。……君之所注，见光前古。……嗟乎促龄，材气未尽，殁而不朽，君子贵焉！
——杨炯《王勃集序》

有时贬低别人，并不能抬高自己；但有时抬高别人，也抬高了自己。杨炯在长篇序言里，对于王勃的精神气质和迸发出的文学光焰给予了无私的褒赏，对王勃没有丝毫的不敬之辞，对于革新文章时弊的认真态度，可见一斑，可称得上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贡献。对于与他同龄的文友，他还是以大家的风范，做出了符合自己内心意愿，也顺应历史潮流的评价。

一个纯粹的文化人，在他的阅读、思考或者写作里，你细细地看，终究会回归到一个清丽多姿、纯净和婉的文化空间里。杨炯的性格固然有些不合群，但诗人或者艺术家大都禀性独特，不足为奇。他宛若一株兰花，固守着君子道德，清高傲然，当那些不起眼的小花静静地绽放开来，我们能嗅到一股独特的清香，香气幽幽，沁人心脾。

3、卢照邻：幽忧长年悲

老天的公平，常常被平民百姓们私下里解释于某一个人生案例的得失情状。绝对的公平在化学方程式中可以用元素符号来体现，而相对的公平，则散布于神而又玄的天道之中。譬如“初唐四杰”，叱咤文坛，纵横捭阖，然而都“人不如文”。其文才高，其人位卑；文章汪洋恣肆，人却辗转飘零；文历千年而不衰，其人命运悲苦且早逝。这样的“得失公平”，是钢丝绳上的游戏，看似绷得紧紧，精彩纷呈，实质颤颤兢兢，脆弱如柳。“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不堪病痛折磨，含悲怀愤，竟然像屈原一样投水而死，令人扼腕不已。

每个生命的个体，都曾有过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卢照邻也不例外。他少从名师，博学能文。大约在18岁，入邓王（李渊十七子，唐太宗之弟）府，从事文字工作。王府书多，“有书十二车”。整理图书，抄抄写写，这样一份赋闲的工作，给好学的卢照邻带来了无尽的阅读喜悦。据说卢照邻的记性很好，那么多的书，竟可“略能记忆”。处于学习之中的人，始终如一种飞天的状态，撷取知识的浪花，以开掘无限的精神世界，填补着有限的生命空间。他沉浸在浩瀚文海中，如鱼得水，“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回凤惊”：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
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
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 ……
——《长安古意》

那时的长安，是世界一流的繁华大都市。战争阴云散去，生产与创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文化精英们的笔下，开始自觉地展示和流露出大唐复兴的富庶景象。这首开唐代长篇诗章先河的《长安古意》，将帝京之都的生活情状写得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尤其是从长安城里散发出来的、自上而下的、开放包容的人文空间，为适应民众精神世界的拓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爱情崇高，百物皆虚，这一声自由的呐喊，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言，他“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还不止这些，卢照邻文才高古，自号幽忧子，所作之文，笔力雄厚，“时人莫能评其得失”。邓王对他爱重有加，常常对人说，这是我府中的司马相如啊。

好日子总是过得太快。十多年的自在时光终于过去，接下来，他将要承受的，是直到临死的悲苦。那个对他百般呵护的邓王，英年早逝，卢照邻失却庇护，后来入蜀为小官。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却不幸染上风疾（风痹症），先是一条臂膀废掉，后来一条腿也随之瘫痪，真正是寸步千里，咫尺山河，从此，开始了十年的幽悲饮泣之路。
形体的残损，是人生的大失。手足软垂，口眼歪斜，语音蹇涩，步履不正，所有这些突如其来的重大生理变化，是一个曾经健康的人所无法承受的，如同当头一棒的垂直打击。老天的不公平，常常发生在春风得意之时。得意与失意，人生的落差，霎那间被千百倍地放大了。公务场合难以露面，私人社交也不愿参加，花前月下的缠绵并肩也成奢望，哦，所有正常的身体功能，都要哪里去了？！就连端一碗粥，也是困难不已的事情，卢照邻无奈地躺在床上，拍着僵如木雕的腿脚，一声叹息，陷入深深悲苦之中。辞职的报告递了上去，很快便得到准辞的批复，但这样的报告，写得多少心有不甘。不过，比辞官的决心更大的，还是治疗。对于康复的希望，立即上升为比为官为文更为紧要的事情。

多少次的泪落枕巾，多少次的通宵不眠，多少次的闭门不出。在经历灰心失望之后，卢照邻还是以一个患者的姿态，走上了漫漫求医之路。

治疗风疾并非易事，困难也接踵而至。首先面临的是治病费用。因为要服用丹砂等药，而丹砂价值不菲，一两就须二千文，这对于家贫的卢照邻来说，无疑是捉襟见肘。他写过一篇《与洛阳名流朝士乞药直书》，遍呈朝中名士，开口求乞，“若诸君子家有好妙砂，能以见及，最为第一”。在文章的末尾，说得很直白而可怜，如果没有丹砂可赠，“无者各乞一二两药直，是庶几也”。这封公开信大概被广泛传抄发送，如同今天的媒体发布爱心捐助活动。可是，对于生性要强的卢照邻来说，实在是无奈之极的事情吧。

余家咸亨中良贱百口，自丁家难，私门弟妹凋丧，七八年间，货用都尽。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怜，破产以供医药。
——《寄裴舍人遗衣药直书》

本来家庭经济就不宽松，自从生病，生活更加拮据，卢照邻便是在这样的日子里，灰蒙蒙地活着。期间，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连用药都成了问题，只能以劣质丹砂服用，由此又带来另一个痛苦的问题，药效不佳，而且有副作用，对身体健康不利。有一年，其父去世，卢照邻恸哭哀号，竟致丹药呕出，药气随涕泪流出，只能卧床苦咳不已。

友谊是一种无价的储蓄，在适当的时候，还是会产生巨大的能量。那封写得哀戚凄凉的公开信，在京城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好友闻讯，纷纷来到床前，嘘寒问暖，不时捎来衣药，给他病弱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

当代才子卢照邻生病，也惊动了药王孙思邈老先生，年过九旬、白发苍苍的老人亲为医治。在这期间，卢照邻曾经以弟子的身份向药王学医求治。老人家一再要他坚定康复的信念，稳定情绪，并且对如何养生、处世提出了自己的高见，核心要义是两个，一个是要自慎自珍，一个是要有忧畏之心， “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振之灾”，这两个人就医治疾病的话题曾经有过长长的谈话，《新唐书》、《太平广记》等都有大量引用的章节内容，是关于患者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史料。

在孙思邈老人的精心调理之下，卢照邻的风疾一度趋于好转，但药王后来随唐高宗龙驾西游（高宗患有严重的风眩，一种眩晕症，严重时目不能视，以致政事悉委武则天裁决，孙思邈的随行，主要是医疗保障），后又回乡颐养。卢照邻像一只孤单的羔羊，只能在深山中，服丹养病，以自疗度日。

身左是书，身右是药。病中的卢照邻，也曾有过与命运与死神的抗争。在山中，他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日。那是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囊中无钱，膝下有书。能排遣精神上的寂寞与肉体疼痛的，惟其有书。卢照邻在病中坚持阅读，坚持写作，也享受着山中的无边风月，这是上帝给他的馈赠。我们可以想见，深谙儒佛道三教的卢照邻，僵卧山中，与死神作过无数次的挣扎与斗争。也许最令他惬意的，是忍着病痛折磨，奋笔疾书，落下张张盈满墨香的文字。病痛使他丧失了正常人的肌体功能，能够从中得到补偿的，也许只有那一筐古书，数篇文章。

病痛下的人生，是别样的人生。昔日在京城，在邓王府，青楼酒肆，呼朋引伴，长醉不醒；现在身体残疾，遁入深山，行走不遍，苦痛相缠。人生最难承受的两重天地，卢照邻领略得更为真切，这也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对于功名利禄进行返归本真的冷静思考。有许多古今中外的病人作家，总可以在他们笔下读到关于生命与生活的哲思妙论，也许，在病中，能够舍弃许多健康人梦寐以求、追逐不已的东西，由病痛引发不为常人关注的人生思考，实现大道归真。

十年，十年的时光，毕竟太过于漫长。身居深山之中，远离红尘，远离佳人，远离庙堂，腹中才华，怎地打发这绵绵无期的时光？而且，生活又每况愈下，疾病却如火中烧。涧中无人迹，古树为伴，朝霞作邻，他只能撑着病体，在暗室之中，隔着窗子望着外面寒暑易节，鸟翔于空。短暂的阅读与写作的快乐之后，常常是更加漫长的痛。朝朝暮暮之间，无数个不眠之夜，他白发丛生，双鬓如染。“钟鼓玉帛兮非吾事，池台花鸟兮非我春”，他含悲叹息，悲声如孤猿哀鸣，如独鹤长啸，他就好像是一尾伤鳞之鱼，一只折翅之鸟，心力交瘁。难以排遣的，还是阵阵袭来、不可名状的失意之悲。他想到了死。用朋友们的资助，他在具茨山下买了数十亩的田园，为自己预先建造了墓室，每日僵卧其中，等候死神。

一系列不好的消息相继传来：女皇武则天登基了，好友骆宾王失踪了，药王孙思邈离世了。自己的身体，眼看着也像冻僵的羔羊，渐冷渐木。卢照邻卧在床上，含恨挥杖，打碎了那只日日熬汤煎药的瓦罐子。他就是那只药罐子，外被火苗炙烤，内为苦药浸泡——生理与心理的激烈交锋，终于到了不和调和的阶段。他所能做的和十分想做的，是实践死，以死求生。

记得初读到卢照邻的自诀时，十分震惊，可是，中国及世界文艺史的自杀现象由来不少，读起来，也是令人心疼不已。我从网上摘了长长一溜熟悉并且令人敬慕的名字：

1893年，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了喉咙；
1905年，中国的近代作家陈天华于12月8日蹈海自杀；
1927年，诗人兼学者王国维投湖自杀；
1941年，饱受精神分裂折磨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娅 . 伍尔夫在3月28日投入马斯河自杀；
1961年，美国作家海明威，由于多种病症和精神的困扰，在海边把双筒猎枪放进嘴里，扣动了扳机自杀；
1968年，著名作家杨朔，文化大革命中不堪迫害，服安眠药自杀；
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1991年，台湾作家三毛在台北自己寓所的卫生间里，用丝袜上吊自杀；
……

哀莫大于心死。这些自杀的人群中，有的是病于己，有的是病于时，但都是心死才死。说到底，人还是脆弱且可怜的，作家尤其神经质，总觉得自己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亦难于世道和人心妥协。谁都知道生命的可贵，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有谁敢轻言死事？有谁肯狠心抛别亲人？有谁愿意舍弃这人间无边春色？卢照邻活着，一定是觉得生不如死，所以才毅然决然地寻死。从《五悲文》和《释疾文》里，透露出他决意了却残生的众多信息，“岁去忧来兮东流水，地久天长兮人共死”，“嗟不容乎此生”，“恩已绝乎斯代”，笔下充满了悲凉、悲愤和悲哀。与亲属诀别之后，他纵身一跃，投入茫茫颖水，委身鱼腹，一死解千悲。

4、骆宾王：曲项向天歌

我崇尚性灵的写作，灵感的火花在霎那间释放的能量，是创者自己也无法估量的。就像一个七岁的孩子，站在池塘边，面对一群戏水的白鹅，被长辈要求即兴吟咏，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出“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句子来。这首临池而作的涂鸦小诗，易懂好记，琅琅爽口，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儿童启蒙的阅读范例，总体上超过了十亿甚至更多的读者。

这个孩子叫骆宾王。因为一首小诗，并且被亲戚朋友们众口相传，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其中有没有父母家人的点拨、老师同学的帮助，不得而知，但这首诗确实被定格为一个七岁孩子的独立作品。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乃至到现今，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总会在孩子面前称赞他的天赋文采，语重心长地对自己的孩子说，看看人家骆宾王，小时候就能作出这么好的文章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也要争取能够……。中国是个盛产神童的国度，神童也常常被作为标准，成为孩子们喘不过气来的一个精神压力。唐朝的小孩子，有条件的人家，常常会在很小的时候就安排孩子苦读前贤大作，经典文献，虽说囫囵吞枣，狂填猛塞，日久天长，有些慧根的，竟也可在几年之内，做出一两篇象模象样的文字来。三岁看到老，从小知八十，父母们从小孩子的举止里，往往能够看到的是他们不可限量的前好明天和鲜花着锦的辉煌未来。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名满天下的天才儿童，后来却成为身戴枷锁的阶下罪囚，再往后，成了一个全国通牒、严旨缉拿的“首恶分子”。

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少年神童成长为一位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青年俊才。曾经进入道王李元庆（李渊第十六子）府幕工作，道王时任豫州刺史，三年之间，骆宾王凭借他的锦绣文章和诚朴忠义，赢得了赏识。李元庆十分喜爱他的才情，令之陈述才能，以备荐举。人生难得遇贤达，更难得的是上司的慧眼识人，量才起用，将一个人摆到更合适的层面上去发展。许多人不惜争取各种机会，引起上司的关注与瞩目，稍有些机心的人，多是闲闲用力，缓缓图之。可是，面对这样难得的升迁机遇，骆宾王也交了一篇《自叙状》，居然文不对题地大发感慨，声称不愿“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而是要通过建功立业以图进取，结尾是“不奉令，谨状”，很明显地，骆宾王不但不领上司的情，而且毫不客气地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旁人眼里，这样的举动，简直是一个异端！简直是不识抬举！
好运擦肩而过，骆宾王仍然喜欢与书为伍。对一个纯粹的文人来说，谋职是解决生活之需，读书和写作才是生存之道。脱离表面，深入内心，追溯于古代贤哲，责问于当世人情，抒怀于笔墨纸砚，回归于纯正真实，这是历代书生们相继延期的价值标杆。只有笔下游走的文字，才是抚慰才子们孱弱心灵的鲜美鸡汤。就着寒夜青灯，手执十寸狼毫，胸中万种风情，骆宾王写下了一首首清丽别致的诗作，也写下了著名的《帝京篇》，“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绣柱璇题粉壁映，锵金鸣玉王侯盛……”万户千门、大道青楼的长安生活情状，尽收笔底，气势磅礴，文采飞扬，汩汩才情如海浪滔滔，一泻千里，“当时以为绝唱”。

骆宾王善咏风物，不仅咏过鹅，还吟过蝉。那是在他成年之后的事情了：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在狱咏蝉》

这首诗与咏鹅同样著名，只不过没有了当初的孩童天真稚气，也不是在池塘边所作，而是在不见天日的牢狱之中。他在官场混迹十年，位居下僚，官职平平，突然被擢为侍御史，又突然被囚禁，失去自由，生死未卜。在武后临朝的时代，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有许多是酷吏与阴谋家。骆宾王屡屡上书，一定触动了权贵的敏感神经，于是厄运就不可避免地降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枯坐暗牢之中，一声蝉唱，托物寄兴，含冤负屈，何尝不是他心中一曲悲愤沉痛的哀歌？

关于骆宾王这次写诗的背景，也就是入狱的原因，作者含糊其辞，但是从新旧唐书里，可以看出些许眉目，也很有趣：

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
——《旧唐书 . 骆宾王传》
裴行俭为洮州总管，表掌书奏，不应，调长安主簿。武后时。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时，诏求其文，得数百篇。
——《新唐书 . 骆宾王传》

仔细看一下，同是记述唐朝正史的两本集子，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旧唐书》对骆宾王整个持否定态度，本身无行，又因为贪赃不洁，所以坐牢蹲大狱。而新《新唐书》对骆宾王的品德没有怀疑（与裴行俭之间的事情，也可以从骆的《上吏部裴侍郎书》中得到印证），只是由于上疏言事，指责酷吏，而招致牢狱之灾。写史文人的执笔，也的确厉害。可以致人于万丈悬崖，进退无路；也可还人于柳暗花明，清白林泉。同样的一群梁山汉子，施耐庵写了《水浒传》，俞万春写了《荡寇志》，文笔都好，结构都精，但主观意图不一样，一正一反，一真一假，令人扼腕长叹。不过，《水浒传》深入到了坊间，妇孺皆知，经久不衰，而《荡寇志》只有少数的研究者才会选择去读。正义忠奸，有时是要时间来证明、辨别的。

从小年神童到阶下囚，这条越走越窄的人生之路，是此前万万没有想到的，也带给了骆宾王无限的苦闷。他在咏蝉诗里关于“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浩叹，一半是针对自己的无辜与不幸，一半是针对当时的非常局势。武后临朝，专横跋扈，任用酷吏，在扫除最头疼的障碍，制造最骇人的血案之后，开始实施她蓄谋已久的女皇梦。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飞天梦，武则天坐皇帝了！整个大唐的人都被这个是梦不是梦的事实唬住了，惊呆了，尽管有许多人心里在咒骂，在呐喊，但在沉寂的大街上，在血腥的罗网中，没有多少人敢吼出声来。少数人开始写赞表，话心得。更多的人在醉酒，在躲避，在装病。武则天的飞天梦，成为天下苍生惊悸不已的一个恶梦，小民百姓可以想象皇宫内的储位之争，党派之争，但没有想到，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要挪一挪臀部，将儿子顺手推下，坐上那把龙椅。

国运坎坷，万民忧心。骆宾王个人在政治上的沉浮荣辱倒不足记，但他在身处逆境之际，仍然心系李唐宗室。仕途上的落寂、政治上的彷徨和胸中的愤懑，终于在一场民间的武装反抗中喷薄而出，化作熊熊烈焰。唐高宗尸骨未寒，武则天登基不久，李唐王朝祖孙三代积下的浩荡皇恩开始起作用了，大将徐世勣（李勣）的孙子李敬业率部在扬州起兵，骆宾王紧紧追随，被任命为艺文令，他所能做的，是充分发挥在天才儿童时间开始积累拥有的文学语言智慧，负责起草一篇讨伐檄文：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称檄州郡，感使知闻。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骆宾王突破了自我，站在了一个军事集团的高度，站在一个国家命运的高度，去审视一个女人的种种行为。他扯开了喉咙，放声呐喊，大声疾呼。这篇檄文尽显骆宾王的文笔、才情与抱负，铿锵如铁，气吞万里，将武则天“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的种种不光彩的丑事写得入木三分，跃然纸上。当年的陈琳写了《讨曹操檄》，也是笔力雄劲，直指要害，曹操读后，悚然汗出，一跃而起。武则天听读檄文，先是哂笑，渐渐地，刀锋寒光，刀剑出鞘，一代女皇读到了令她毛骨悚然的句子，极为震动，带着责备的口吻说，有如此之材不用，宰相之过也。

自古以来骂皇帝的人和文章，很少。骂又骂得好，而且骂得千载留文的，极少。骆宾王以才情和胆量完成了这一壮举。檄文写得很好，如长虹凌空，迅雷震宇，举兵起事的消息传出，一纸檄文天下动，“旬日间得兵十万”。部队出发了，将士们义无反顾，甚至沿途在吟唱着骆宾王创作的一首《在军登城楼》：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

但是李敬业的实力毕竟有限，不过三月，即战败被杀。而骆宾王的下落，却出现了三个版本，一说被杀，一说投水死，一说逃亡后削发为僧。一代诗杰，死因不明，成为千古之谜。但许多人宁愿相信他在杭州的灵隐寺里安享晚年，甚至把他与有人格缺陷、卖友求荣的诗人宋之问联系在一起，将宋诗里的“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两句妙语，移到了骆宾王的门下。后来复位的中宗曾下诏访求骆宾王的诗文，汇编成集。至于《旧唐书》中说武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令人怀疑。武则天有兴趣把那一篇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的檄文，也收进文集中去，放在床头案上日夜诵读吗？

“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骆宾王一生都在行吟高歌，他是一个诗歌号手，性格中乃至骨子里充满了正气，路见不平，立即化笔成枪，讨伐不义之举。他的两首诗《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就是为两个被遗弃的妇女鸣不平，“妾向双流窥石镜，君住三川守玉人”，“君心不记下山人，妾欲空期上林翼”，见异思迁、不负责任的爱情态度，即便是发生在好朋友卢照领身上，在骆宾王以为，也是不妥的、不可原谅的。

我敬重骆宾王的正直和节气。从《咏鹅》到《在狱咏蝉》，再到《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从天才神童到阶下囚，再到义军文艺首领，他的一生，恰如一只洁白无瑕的天鹅，始终怀着理想与激情，为自由的生活，为人间的正义，曲项对天，放声歌唱。

5、李世民：帝王弄翰墨

唐朝立国三百年，留诗数万首，写尽有诗以来的种种风华，成为异彩纷呈的神奇传说。有唐一代，举国士子以攻诗为业，红楼歌伎以唱诗为荣，市井小民以传诗为乐。这种大面积的诗歌繁荣，恰如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立在唐朝的版图疆域之上，成为有别于其它王朝的重要文化标志。写诗在一度时期，成为唐人的重要生活方式。

翻开厚厚的《全唐诗》，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在毛泽东的笔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天之骄子、人中龙凤。李世民应该感到高兴的是，他参与缔造了一个王朝的神话。如果说唐朝是一个瑰丽多姿的神话，那么唐诗正是全方位、多元化、立体式地展示了这部题材宏大的神话，李世民则兴致勃勃地挥笔题毫，为之剪彩，充当了一个诗歌文化推进者的重要角色。李世民留下贞观之治的辉煌史绩，也留下数十首诗，细细读来，倒也可圈可点。

隋末之时，天下大乱，李渊父子顺时应势，起兵于太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仿佛一匹脱疆的野马，需要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站出来，驾驭驰骋。事实上，一个旧王朝在寿终下寝之际，也似乎要将自己彻底走向衰亡。一个新王朝也总要以无数次的战争换得天下的长久安宁，简直是血祭太平。在这场历时弥久的战争中，李世民充当了英雄的角色。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升为天子，从一个弓马少年成长为一个国家的舵手，可谓锋芒毕露，才华如泻。李世民的一生，几乎都处于征战之中。即便是在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贞观十八年，他仍“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在他去世前十五个月的贞观二十一年冬，还派出大将奔赴前线，“以伐龟兹”。开疆拓土，征战天下，这个血液里流淌着战争因子的帝王，始终用武力维系着一个新王朝的基业。在《经破薛举战地》中他写道：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
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灵。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
沉沙无故迹，灭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这首诗追述的是事关成败的扶风一役。事隔多年李世民故地重游时，又回想起来，当年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仿佛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同样地，在经过陕西境内，又兴致不减地作了一首《还陕述怀》：“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很有些汉高祖刘邦回老家时登高大唱《大风歌》的味道。不过，表述上要含蓄委婉得多。

李世民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帝王。他知道文治武功、恩威并施的高级驾驭之术，因此从未荒废文化学业。在武力扩张达到一定程度，文化建国的方略也进入他的思维空间。他试图打造一个武力第一、文化第一的强大帝国。他的学习，是一种内在需要，是一个文化盟主的胸襟，也是一个政治家的大手笔：

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旧唐书 . 卷二》

太宗每见人上书有所裨益者，必令黏于寝殿之壁，坐卧观览焉。
——《隋唐嘉话 . 卷上》

皇帝与皇帝比，大臣与大臣比，一个朝代与另一个朝代相比，在同等条件下，往往更能比出真实性，比出差距来。堂堂一国之尊，日理万机，还要发愤学习，讨论到深更半夜，或者坐卧观览，可见李世民对于学习的认真态度，大概不亚于今天的许多大学生，还有一些考研的同学。这种政治家的学习，自然不是为名，不是为钱，确是为了治国的需要。而且，他也总能从历史中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得出自己的见解。譬如关于名讳的问题，他说：“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一句朱批，把那些曲意阿谀、玩弄文字游戏的下属挡得远远的。他是看得透的。曾经有人在他面前评论前朝的隋文帝杨坚，他也有一段经典的评价：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

武能定国，文能安邦。李世民登基因为读史颇多（中国的二十四史，其中八部在贞观时期问世，并且唐太宗还亲自给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王羲之等纪传书写评论），深谙其中玄机。登基之后，他追思古代贤王，立刻启用贤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呈现出一派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景象。在治理国家上，他注重“以民为本”，只几年功夫，贞观四年，“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道路焉”。到了贞观十三年，高丽、新罗、西突厥、波期等国，相次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一年，吐火罗等“远夷十九国遣使朝贡”。作为一代守成之君，唐太宗也积极地投身到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队伍中来，以一枝朱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诸多诗歌，勾勒大唐风采。在《正日临朝》中，他沉浸在百蛮归附、万国来朝的喜悦之中，“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在谦虚的背后，这该是怎样的一种豪迈与得意？还有诸如《伤辽东阵亡》、《帝京篇》、《过旧宅》等篇，也正对应了唐太宗文治武功的峥嵘岁月与济世安民的帝王胸襟。李世民也的确是一个大手笔的诗人，他只要轻轻说出一部作品，就足以叫人怦然心动，心旌摇荡，那是他写得最用心、最好、最得意的作品——《贞观之治》。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帝王与大臣之间的君臣之道，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李世民执政期间，竭力缩小这种等级森严的鸿沟，君臣之间的友谊，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典范。早在他为天策上将时，便开设弘文馆，“延四方文学之士”，特别是将原来政治上的反对派请进来，恩礼优待，讨论文籍，有时谈到半夜才睡。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入，他喜不自禁，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再譬如魏征，曾经是李建成的心腹幕僚，并且多次建议早点对李世民采取措施，先发制人，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不仅不罪，反加重用，位至宰相。这十八学士，如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等人，在后来的文事武事上，都成为他重要的助手。没有过人的胸襟，是撑不起二十三年的长治久安的。

团结文化精英，施行清明政治，事实上也大大减少了后世人们对于他“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这些致命错误的口诛笔伐，更多的是托起了一个功大于过、有为有威的帝王形象。李世民的诗中，有许多是大宴群臣、将掖大臣或是怀思故臣时所作，如《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赐房玄龄》等，君臣之间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情状，跃然纸上。以善谏闻名的魏征病逝之后，唐太宗不胜悲伤，作有一首《望送魏征葬》，送葬的队伍愈行愈远，昔日不惜犯颜直谏的股肱耿直之臣离去，心中百感交集，“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良臣之死，他在宫中翘首踮望，为之泪下，感人至深。到了晚年，与李世民一起举事的大臣，包括他最初的政敌，也成为同朝君臣，最后大都安享晚年。而朱元璋一旦坐稳龙床，便大开杀戒，开国功臣几乎斩杀殆尽。两人胸襟，不可同日而语。

帝王也是个体的人，李世民更是个性情中人，他兴趣广泛，在“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到了贞观之后，尤喜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编写《晋书》时，亲自给司马懿、陆机、王羲之等人作传论。闲暇之余，兴之所致，一座小山，一树烟柳，一把琵琶，他也会捉笔写来，丝毫不掩饰作为一个凡夫俗子的点滴得失之欢。大殿之上，烛光摇曳，他便《咏烛》了：“焰听风来动，花开不待春。镇下千行泪，非是为思人。”面对一丛残菊，他也随手拈来：“细叶凋轻翠，圆花飞碎黄。还持今岁色，复结后年芳。”桃花盛开，见之心喜，便也赋诗，“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一场细雨，扫却灰尘，滋润庄禾，他抚掌大悦，“对此欣登岁，披襟弄五弦”。这哪里是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分明是一个性情豁达、把酒临风的文人或诗人。

唐太宗李世民的诗，不管水平如何，但是他一带头，一提倡，一鼓励，诗歌似乎立即又上升到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这种巨大的轰动效应，恐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整个唐朝，无论兴衰成败，都弥漫着浓郁的人文风所，“王者精神鼓扇一世，故当时海内士，人人毕力称诗”，这与李世民的最初的赏识与追捧，乃至自创诗歌，是有很大影响的。

有一个细节，太宗驾崩之后，褚遂良为之起草《哀册文》，颂扬生前功德。这篇文章大约费了很大的精力，此前多受太宗恩惠的褚先生也一定绞尽脑汁，加之心乱如麻，万千感慨，满腹心思，以至于下得朝来， “马误入人家而不觉也”。很显然，一向谨慎的褚遂良，悲从心起，因为那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的离世，显得方寸大乱了。

《全唐诗》的编者这样称赞唐太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太宗是个很爱文学的皇帝……到了开元天宝之世，唐初下的种子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自古以来，皇帝贵为九五之尊、人中翘楚，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画，而且将江山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君王，屈指可数，李世民是其中一个。

6、王绩：策杖寻隐士

隐士是个不可多得的荣誉头衔，一要弃官去职，远离江湖；二要薄钱尚德，心近自然；三要才识过人，独立特行。三个要素条件拆开来，相对容易，但如果要全部符合，大浪淘沙，粗筛细选，为数便不算多了。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隐士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我们将目光回到千年之前的大唐王朝，可以在那叱咤风云、兴衰成败的三百年间，在那一群斗酒吟诗、光耀千载的文人群体中，在那些正传野史、竖排繁体的线装书籍里，可以寻觅到各式各样的隐士。历来的编史者，因为隐士的高风胜情，所以在笔下也是推崇有加，新旧唐书作为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最权威、最翔实的的文献专著，专门列了“隐逸”卷，将隐士逸人与孝友、良吏、列女等一同褒奖宣传。

唐朝的第一位隐士，叫王绩。他在朝廷里干不下去，回到家乡后，听说附近有一个名叫仲长子光的隐士，“服食养性”，“非其力不食”，而且三十年间始终如此，立即动了心，哎哟，这样的人是可以结交为友的，大约拜访过几次，后来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干脆搬了过去，结庐相近，与隐士为邻。那位脾性古怪的仲长子光先生终日不语，两人却是饮酒甚欢。谁也不说话，举杯一碰，一杯又一杯，喝得很高兴，喝完了，种田的种田，弹琴的弹琴，写诗的写诗，或者想睡觉的就去睡觉。这样的饮酒小聚，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奇怪得要死的。

每个人，都在寻觅自己人生仰慕的对象，都在追求理想的生活状态。有些人立志当官，于是熟稔官场规则，忝列其中。有些人刻意经商，不惜破译商贾秘密，求富于时。王绩的人生对象，是远他三百年前的隐士陶渊明，堪称陶的隔世弟子。陶渊明的一生，曾经数次出仕，有一次，因为督邮的到来，态度无礼，他自己也受不了穿衣束带、低头拜揖的规矩束缚，只做了八十天的县长便愤然辞官，回乡采菊。王绩当官也是不安分，在先前的隋朝，当到副县长就受不了了。有一次，因贪酒而遭弹劾，思来想去，平日里迎来送往，寄人篱下，受人拘束，言若由衷上司不高兴，言不由衷自己别扭，自己就好像一只鸟，到处都是罗网，再这样呆下去非把自己逼疯不可，于是写了一纸辞呈，挂印弃官，“轻舟夜遁”，转身之间，就把自己送归故乡。来去自由，连离任审计也都免了。

隐者自隐。回到乡下，无事一身轻。没有了薪俸工资，但王绩家有良田十多顷，相当于有房有车、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生活倒还算过得去。他自己也说，“酒瓮多于步兵，黍田广于彭泽”，酒比当年的阮籍要充足，田产比起陶渊明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也要阔绰得多，家里还有几个佣人，经济条件方面是有优越感的。可是，王绩知道，自己差的，还是那一份脱离樊笼、融入天地自然的心性。所以，他甚至不惜离开自家的华堂大屋，搬到几十里之外，与那个贫农仲长子光为伍。他的身边，摆着《庄子》或者《老子》，读得意想天开，忘乎所以。有时兴趣来了，还帮着村人占占卜，算算卦（依他的性格，大约也不会收金纳银，图个客气罢了），乐此不疲地混迹于村野之间。他最乐于做的事，就是到田间做点小活，然后停下来，看看花鸟鱼虫，或者倚在某个幽静的角落，看着路上那些行人，走走停停，忍不住写下诗来：

东皋薄暮望， 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 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 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 长歌怀采薇。
——《野望》

牧人带着小犊返家了，猎马驮着主人捕获的飞禽回来了，春夏秋冬的景色让人陶醉，还有那些质朴的农人，这一切，都会让王隐士心生喜悦。住在东皋，王绩自名“东皋子”。一天到晚，东皋子徘徊于瓜田李下，山间溪旁，饮酒望世，自得陶然。自己辞官不算，还煞费苦心地写了一首诗，奉劝当时身在庙堂的房玄龄：“位大招讥嫌，禄极生祸殃”，又暗示和提醒人家，不如学学聪明的范蠡，功成身退，趁早归隐吧。隋唐易代之时，王绩以敏锐的嗅觉观测新朝时政，心怀警惕，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远离官场是非，寻求心灵自由。在田间和在庙堂相比，对象不同，环境迥异，心情也自然不同。

在《野望》诗里可以看出，这样的观望，在骨子里也可以看出弃官之后的矛盾心理。王绩的《古意六首》里有这样一首诗：“竹生大夏溪，苍苍富奇质。绿叶吟风劲，翠茎犯霄密……刀斧俄见寻，根株坐相失。裁为十二管，吹作雄雌律。有用虽自伤，无心复招疾。不如山上草，离离保终吉。”你听听，言外之意是什么？既希望有司赏识，建功立业，又希望身心自由，不受伤害，这样的情绪，也恰恰是许多有识之士弃官归隐的心结。

某一个月夜，他会在山间摆下琴来，独奏一曲，弦动于心，孤芳自赏。隐士多是性情慈善之人，与世无争，他把自己，彻头彻尾地“藏”了起来。即便是刺史慕名登门拜谒，也不予理睬。请他去讲学，王绩也只是挥挥手，婉言谢绝，我在家里酿酒呢，哪能“谈糟粕，弃醇醪”！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算，还狠狠地泼了人家一盆凉水。不过，有位叫杜之松的刺史对他也还算尊敬，虽然请他讲学不肯去，每年仍不忘派人给送些酒脯来，以示尊重。除了自己过着“置酒烧枯叶，披书坐落花”的神仙生活，王绩也常常拄杖入深山，寻访隐士。一个隐士，总是要在内心里，想寻找到更多的隐士。

功名放得下，荣利放得下，偏偏有一样，王绩始终放不下，那就是酒，而且嗜酒成瘾，矢志不渝。他哥哥大儒王通是有名的“书虫”，王绩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酒量大约比李白还要大些，可以饮五斗不醉，自诩为“五斗先生”，并且大约在一次酒气深沉之后，写过一篇《五斗先生传》：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着论；途何为穷，而阮籍痛哭。故昏昏默然，圣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一提有酒，可爱的王绩先生立马腿软嘴馋，移步不前，不知东南西北。而且只要有酒，无论贵贱皆往，坐在席上，以饮酒为乐事。唐代隋后，他以前朝旧臣待诏门下省，别人问他：您现在待诏无事，有什么可乐的呢。王绩说，每日朝廷供应的三升好酒足以使我留恋于此。他哥哥的门生陈叔达当时主事，听说以后，特例给他每日供应一升酒，人称“斗酒学士”。后来听说太乐署史焦革家多有好酒，便想着法子到焦大人手下当差。吏部不批，王绩三番五次地找组织找领导，陈述缘由，主事者问，为什么非要到那里工作？他说，其中有深意。好说歹说，总算得到允许。想必其间王绩是工作称心顺意，办事勤快，然后下班后提着熏肉等物，到焦大人家中品尝美食，大饱酒福。焦革死后，焦夫人还时时从家里派人给他送酒，一年之后当听说焦夫人也死，王绩大叹，“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没有酒，王绩对于工作也失去兴趣，长叹一声，再一次弃官而去。

酒成为王绩一生钟爱，常常是乘着牛车，途经酒店，闻香下车，开怀畅饮，数日不归。一定是经常醉酒，醉了便随便倒地，醒后复饮。即便到了后来隐居乡里，也是“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他的诗文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当是“酒”字，他一次次把自己灌醉。王绩在酒业上的钻研与投入不比诗歌少，为杜康立祠祭祀，尊为酒师，并且把曾经一起喝酒、酿得一手好酒的焦革也一起供奉。此外，还写下《酒经》、《酒谱》各一卷。后来的李白，不知是否从其诗酒之中得到启发？

王绩自己也承认，“有道于己，无功于时”，自号“王无功”。风烛残年，他曾写过一篇《晚年叙志示瞿处士》，坦言自己也曾经“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可是，他一生之中由进而退，辞官归隐，大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有学者从王福峙（王绩的侄子）《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中找到了这样的答案：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王凝）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原来如此。这是对于王绩嗜酒与归隐之谜的最好诠释。大凡隐士，都有不得己的隐退苦衷，谁人不想华衣美食，谁人不愿显赫一方，可是人性中最大的弱点，就是相互之间的争斗性，大人物与大人物争权柄、争势力、争江山、争功劳，小人物与小人物争生意、争田产、争美色。明争暗斗，唇枪舌剑，背里使绊，过河拆桥，争得你死我活，甚至世代为仇。人类的智商发展了文明，也发展了斗争。人人都希望个性解放，王绩在争斗里看破了——没有永恒的胜利，只有暂时的羞辱。如果遁世躲避，其羞自解，其心自宽，至少像仲长子光这样的朋友，“服食养性”、“非其力不食”，是不会加害于人的，而且与天地自然相处，更多的是心灵深处的轻松与悠闲。他让自己在精神上解放了。当隐士，无欲则刚，重新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
应该说，王绩学陶渊明，是学得极为神似的一个。辞官、归隐、嗜酒、耕作、著书、弹琴、自作《墓志铭》……简直是一整套的学习。王绩要将自己修炼成为一个隐士，他成功地做到了。当隐士，其实真的挺难，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

7、王梵志：白话警世人

文化是不分国界的。你到许多国家的博物馆里，可以看到许多中国的古代文化遗存，被好好地保存在那里。越过国界，看到中国文物真迹，一定觉得格外亲。这一点很好，说明中国人的文化创造被世界所重视。中国人藏在家里的物件，人家还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带回一些，帮助保存，功莫大焉。往往越是重要的东西，越值得珍藏。清王朝的保管不力，是举世皆知的陈年旧事了。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开篇文章里写道，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负责掌管着敦煌莫高窟中无法估量的文物宝藏，某一年手中拮据，恰巧来了一批探险家，穷苦经年的王道士一下子被大把的票子折服，他热情地打开石室，将不可计数的经书画卷极其廉价、毫不心疼地批发给斯坦因等人。王道士个人致富的愿望立即实现了！他用这笔意外之财，换取了大量的柴米油盐，添置了新衣裳，过上了愉快幸福的生活。

王道士死后的若干年，中国学者刘半农先生含悲忍辱地在徘徊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埋头抄录了一卷诗集，加之胡适、郑振铎等人的研究，使得一位尘封多年的诗人——王梵志，和他的三百多首诗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文化的复原，有时是一件痛苦而且艰难的事情。刘半农先生的善举，为中国诗界赢得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从唐到宋，到元，到明，再到清，年代久远，王梵志的声音逐渐微弱。除了传播和流通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文化的选择具有时代性，有时还需要有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为之宣讲增色。由于王梵志的诗曾一度失传，今人对于他知之不多。王梵志在唐代是赫赫有名的诗人，“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白纸书屏风，来客即与谈”，也许随便走进一个普通人家，可以在墙角案上无意中看到他的诗；或者在几位老叟的谈话中，不经意地提及他的诗句，来教育身边的年轻人和小孩子。其诗歌流行的程度，不亚于当今走红的一些作家的小说文集。而且在出版业不发达的唐代，这样的诗歌流传，大多靠一些信徒和爱好者的不倦抄写和众口相传。

通常情况下，作品是应符合写作者的身份与口吻的。譬如孔子做过老师，著有《论语》那样流传百世的经典课本；刘邦做了皇帝，有“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志满意得之词；李煜失了江山，所以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般的缠绵幽怨。作为唐初的白话诗僧，王梵志的诗文是独一无二的大白话：

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他人骑大马》

乍一看，不是诗，再细品，却是蕴藏着许多的道理在内。王梵志一生坎坷，后来遁入佛门，命运多舛，参透世态，所以诗如偈语，都是一些劝善戒恶的小诗。佛家讲究的是普渡众生，王梵志是一个宗教领域的传道者，他的诗是面向基层大众的，适用于芸芸众生。诸如“鸟饥缘食亡，人能为财死”、“邪谣及妄语，知非总勿作”、“恶事总须弃，善事莫相违”、 结交须择善，非识莫与心”……这类语句在他的诗中俯拾即是，恰如指点迷津的高人言行。人有善心是高尚的，但如果能够自觉地传播善心，弘扬善心，则尤其道德高古，难能可贵。王梵志的诗在民间流传甚广，恰是因为其诗通俗易懂，加之他有一颗大善之心。王梵志的诗，像一粒种子，播撒开来，在更稠的人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王维曾经写过一首《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并且郑重地注明“梵志体”，可见影响非小。后来的六祖慧能，也从梵志诗中得到领悟，作了一首偈语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不过，王梵志的诗里，更多地传递了一种对于现实的认知与感悟。或者说，他在那些劝戒诗里，放了辣味，乃至黑色幽默。“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原来心里喜”，用语简短，寥寥数句，好一句“哭人尽是分钱人”，他在局外冷眼旁观，将一群不孝子孙各自心怀鬼胎的样子刻画得惟妙惟肖。我小时候在乡间居住，也常看到老人病故归天，治丧期间，兄弟妯娌们为了争财、供饭，闹成一团，有的大打出手。那些小媳妇们号啕大哭的声音里，是不是藏了担心分钱不多的欲望，真是说不清楚。王梵志的诗，到了如今，也还有现实的警世意义在里面。

大实话入诗，更能一针见血。没有遮遮掩掩，褪了华美的外衣，袒露原来的真相。他有一首诗写一个爱钱如命的妻子，在丈夫有钱时，脱衣叠袄，陪笑侍奉，如鸟依人，一旦无钱落魄之时，则背里朝内，冷若冰霜，脸色难看，让人既好气又好笑，可谓是入木三分。
“贵者乘车马。贱者膊担行”，“富者办棺木，贫穷席裹角”，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良知者，王梵志并不回避对于不平不公的社会现象，他用大白话辛辣地批判着不公的世道，《富饶田舍儿》与《贫穷田舍汉》，将贫富两者之间的差距揭露得淋漓尽致，富贵之家，肥马满厩，官府追役，饮食款待，“纵有重科差，有钱不怕你”。而对于贫寒人家，却是忙碌一日，无米无柴，衣衫褴褛罢了，又逢里正驱遣，“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如此贫富写实，世态白描，王梵志实在是唐初第一人。

从文学色彩的角度讲，较之唐初的宫廷诗人，王梵志的诗实在登不得大雅之堂。好比现在的学院派有时瞧不上自由撰稿人，尽是俗语俚词，直说不隐，不守经典，然而也确是“其言虽鄙，其理归真”，我最欣赏王梵志的，是他豁达而朴素的生死观。《红楼梦》中的美女道姑妙玉在论诗时说，

古人中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只有两句好，“终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

这首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作品。妙玉说好，自有道家的玄机在内。究其根源，却源自王梵志的两首小诗：

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世无百年人》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城外土馒头》

比较一下不难看出，著名诗人范成大的经典名句，其实系半抄半改的组合翻新之作。历史上的这种传承也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语汇、新的语境，派生出新的语言价值。

王梵志对于生死的态度在诗中十分明显：“有生皆有灭，有始皆有终”，“我身若是我，死活应自由”，“ 千年与一年，终同一日活”，王梵志不讳言死，不下数十次谈到这个常人敏感的字眼，大有视死如归之意。据《太平广记》载，王梵志并非胎生母腹，而是生于一颗树瘤之中，极富传奇色彩，联系到他的经历，以及“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的悲凉诗句，可以认为他曾是一个孤苦弃儿。其实，还有些像曹雪芹笔下的疯跛道人，不知所来，不知其终，只以常人并不能完全领会的语言，提醒和暗示着贾宝王这样的痴情人儿。王梵志的文字里，也藏着许多的玄机，他讲一半，留一半，预留了更多的空间，给世人自己去揣摩。这也恰如他的一首偈语诗所示：“吾有一言。绝虑忘言。巧说不得。只用心传。”这个孤苦的弃儿，在他成年之后，却在清苦的生活里，琢磨出如此多用心良苦、教化世风的诗句，回馈社会大众，功德的确无量。

《全唐诗》中没有王梵志的一席之地，可见全唐诗也并不全。有一点却是肯定的，王梵志之后的诗僧皎然、寒山、拾得，还有白居易等人，都模仿过他的作品写了不少的诗。至少，王梵志的白话警世诗在广漠的民间，曾经影响过一代又一代的人，引人向善。这就足够了。

8、陈子昂：感叹何时平

人的一生中，总有无数次的叹息。或者因为失意，由于坎坷，困于时局，不一而足。双眉紧锁，叹息声声，总会伴随着复杂的情绪与心结，无奈与愤懑，是最为常为的两种基本色调。顺遂与成功往往在瞬间可以定格，而艰难与挑战却成了需要长期面对的话题。人生的历程，剔除表面的、直观的物质浮华，更多的表现为看不见的、隐晦的、难以言明的心路历程。所谓世上多有叹息声，恰因人间常生不平事。

多少年前的一个黄昏，古老的幽州台畔，一个曾经热闹非凡、光彩耀人的景点，走来一位神情抑郁、面色清峻的年轻人。他时而迎风伫立，时而仰天俯地，抑或徘徊踯躅。良久的沉默之后，他怅然慨叹：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前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登幽州台歌》

发出这悲壮一叹的，是初唐诗人陈子昂。幽州台又名黄金台，战国时的燕昭王求贤若渴，曾置千金于台上，广招天下群贤，乐毅等人纷纷而至，燕国为之振兴一时。当年读时，心中纳闷，22字的道白，似乎文不达意，甚至不合诗律。及至后来，再联系陈子昂的生平传记，方知这登高一叹，意蕴悠远，实乃千古浩叹，名不虚叹。
一叹为文。

子昂生时，大唐立国数十载，经历了将近四百年分裂动乱的一盘散沙聚为一坛。江山易主，然而文风仍然沿袭六朝余习，绮靡纤弱的诗风盛行，无关痛痒、极尽铺陈之能事的文字，浮艳奢华，只见文字之美，不见思想抱负，像软骨症一样，侵袭着诗人和读者群体。经济与政治渐臻繁荣，相比之下，文艺的春天却迟迟未到。在陈子昂心目中，文以载道，当如屈原、阮籍这样有真性情的古人高士，抒肺腑之言，发金石之声，掷地铿锵，振人心胸。他不禁感叹：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此叹既出，他俨如军前先锋，力倡复兴汉魏风骨的性情文章，其诗如匕，直插齐梁诗风的软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三十八首风骨遒劲、文辞厚重的《感遇》组诗：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
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
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感遇组诗之三十五》

追溯圣贤与感喟时事，是他笔下重要的主题，而且文中多有“叹”字。陈子昂刚写出感遇组诗时，京城里一位叫王适的官员读了之后立即作出大胆的预测，“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其判断的准确。其后的杜甫到他的故居拜谒时说，“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将陈子昂与扬雄与司马相如两大文豪相提并论。陈子昂提倡的复古倾向也得到了古文运动首领韩愈的由衷称赞：“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主张走通俗文艺路线的白居易也承认，“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此后，每到复古革新诗文之时，人们总要提起他的破冰之举。作为唐代诗歌的第一个重要诗人，他登高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盛唐诗歌的巨舰扬帆起航，乘风破浪。还归道德文章本初的雅正之道，这一件善事，能做得到的文化人，并不多。

二叹国事。
陈子昂不仅是诗人之材，而且是胸怀天下的政治奇才。早在他刚刚为官时，唐高宗病逝，当时为了皇帝灵驾不西行扰民，保持安定，他冒死上书，坦陈利弊。《资治通鉴》作为资佐治国的正史，多引肱股大臣关于定国安邦的事件和言论。就在这本书里，所引陈子昂的奏疏、政论却有四、五处之多。

在“徐元庆刺官”事件中，陈子昂的奏疏也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注意。有一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被县尉赵师韫杀害。后来赵师韫又升了官，徐元庆便改名换姓，在一处官驿工作，伺机等候，终于刺杀了成功，为父报仇。在当时的法治条件下，因为徐元庆的孝行可佳，得到了议事者的首肯，“欲捨其罪”。陈子昂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这一鲜明的法治观点，得到了众人的附议支持。

武则天称帝后，任用酷吏，剪除异己，对李唐宗室大开杀戒，血雨腥风，可谓杀气腾腾，天下莫不敢言。有一次武后召他问为政之要，陈子昂谈古论今，从容应对，提出八项主张：勿用酷刑，整饬官吏，任用贤人，去疑存信，广进言路，论功行赏，息兵安民，抚慰宗室。这八条建议，在当时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年代，说得不好，就会有杀头之罪。但陈子昂心系国运，关注民生，一番赤子之言，政治远见，恰是医治时弊的一剂良方。

可惜这样的主张，却是人微言轻，多不能被付诸实施，只能成为一纸雄文。

陈子昂体弱多病，但始终怀有一腔报国之心。曾经两度出塞，希望为国立功。后一次出塞，随武攸宜的军队讨伐契丹，在渔阳的前军进攻失利，全军震恐。正在兵败之际，身为管记（文字秘书，军中的重要奏章军报皆出其手）的陈子昂提出了以奇兵袭敌、主动请缨、直捣黄龙的作战方案，刚愎自用的武攸宜也是拒而不用，“以其儒者，谢不纳”，陈子昂又建议，惹得武攸宜勃然大怒。陈子昂知道两人走不到一起来，于是保持沉默，不再发表高见。

三叹身世。
成长的道路上，总会留下点点滴滴。陈子昂的身世，也如他在古幽州台上的沉重叹息，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留给人们关于生与死、荣与辱、沉与浮的思考。

“砸琴事件”，是陈子昂出道时留下的一则佳话。他出生于一个经济富有的家庭，身上是点钱的，而且轻财好施，但他内心深处，更希望能够借助文章与才华扬名天下。初入京城，虽然满腹经纶，“时人不知之”，正好遇到一个卖胡琴的，售价百万，豪门贵族莫不能辨，他站了出来，说，我将以重金高价购买此琴。众人惊讶，他笑曰，我擅长此乐。大家又问，能不能听您弹奏？于是相约第二天在宣扬里一家星级酒店集中举行演奏会，由他请客。在众目瞪瞪之下，他把琴砸得粉碎，并说，我有好好文百轴，赠送给大家，不比这琴更雅吗？酒喝了，琴摔了，钱付了，好文章送出去了，“一日之内，声华溢郡”。

陈子昂考上进士后，还作过《周受命颂》，取悦武后。心无芥蒂的陈子昂，纯朴得如一块玉石，对于新王朝，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对于这样的盖世之才，武后却是赏而不用，谏而不纳。升迁无望、居职不乐倒也罢了，陈子昂还曾受酷吏之害而入牢狱，饱受折磨。武则天任用大批酷吏，山雨已来风满楼的时代里，出仕当官也成了一种潜在的生命威胁。许多官员在下朝时戚戚相望，不知明日是否还能再相见。或者一有风吹草动，便吓得诀别，惊魂未定。如此的个人奋斗背景，对于陈子昂来说，其实成了一种痛苦的煎熬。

三十岁时，陈子昂的母亲去世，终于有机会离开朝廷。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一片山水天地里，回味并反思这些年漂泊的生活。
又过六七年，他以父亲衰病为由，辞官返乡。守孝期间，结庐墓侧，哀恸路人，“天下之人莫不伤叹”。失去父亲，他也是怀着失意之心，从战场、从朝廷回到故乡，这一个大孝子，是在哭祭父亲，抑或是在哭告天下？从他那些动辄感叹流泪的诗文里，可以想见当时的陈子昂，身心疲惫之极，哀痛之极：

世上无名子，人间岁月赊。
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
卧疾谁能问，闲居空物华。
犹忆灵台友，栖真隐大霞。
还丹奔日御，却老饵云芽。
宁知白社客，不厌青门瓜。
——《卧疾家园》

然而，就在他人生中最为消沉的时候，一个致命的阴谋，如同一柄暗器，向身心憔悴的陈子昂袭来。

县令段简——陈子昂老家的父母官——我们有必要记住这样一个令人生厌的名字，因为这个家伙，直接导致了陈子昂的非正常死亡。关于段简的害人之举，《新唐书》中载：“县令段简贪暴，闻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纳钱二十万缗，简薄其赂，捕送狱中。子昂之见捕，自筮，卦成，惊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狱中，年四十三。”认为段简因财起意。而《旧唐书》的记录稍稍不同：“子昂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辱，子昂闻之，遽还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时年四十余。” 刚过不惑之年的陈子昂，曾被武则天誉为“地籍英灵，文称暐哗”的一代俊才，就这样命丧故里，冤死狱中。

可是，陈子昂作为一个京官，虽然离职在家，但待遇还是有的，而且文名重天下。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何以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加以迫害，显然有悖常理。陈子昂被害之迷，其实可以在另一位唐朝诗人沈亚之的《上郑使君书》中找到答案：“武三思疑子昂排摈，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死于不命”。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卷入政治风波。而文人对于政治多数表现得天真无邪，就像一朵花儿，该放时就怒放。岂知武则天躺在卧榻之上向他咨询建国方略，而年少天真的陈子昂提出的八项主张里，赫然有一条便是抚慰李唐宗室，这一条，正是针对武三思等人的。武三思岂不多疑，于是，一呶嘴，一跺脚，一指使，那个段简县令便心领神会，粉墨登场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投之大狱，百般迫害。任你满腹才华，都在昏厥与痛楚里消亡。
在那一座暗无天日的牢狱里，陈子昂发出了他无法传达出来的浩叹。幸好在幽州台的那一声叹息，他已提前释放，提前预感了。而他的诗文里，“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诸如此类的隐秘言语，也暗示了某种毁灭性的灾难即将来临。

屈原在投江之前，也曾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叹。文人的叹息，有许多其实是一种哭泣与抗争。幽州台还在，斯人已不见。命运多舛、瘦弱多病的陈子昂在幽州台的千年一叹，就像一排延绵不绝的惊叹音符，穿透长长的岁月，萦绕在人们心里，横亘于唐诗的诸峰之间。

9、杜审言：恃才且疏狂

杜甫的爷爷——杜审言，是一个有趣的人。这个老头，是诗人中的顽童，学者中的狂儒，官员中的另类。在一次人事招录工作结束后，他出来便大嚷，这回苏味道必死无疑！别人大惊，问是什么原因。他笑着说，我和苏味道一起撰写评语，他读了我写的东西，一定会羞愧而死。

听听，活脱脱的一个狂人。言下之意，苏味道的文章与他杜审言相比，一天一地，差之千里。而且，说这话的时候，感觉好到极致。这种一点也不谦虚的玩笑话语，把苏味道狠狠地涮了一把，估计苏大人也很没面子。好在人家苏味道后来做了宰相，宽宏大量，并没有记这笔帐，还是当作很好的朋友相处，倒也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文人争名，商人斗富，历来多有故事。初唐时有一个文人崔信明，也是自比文章天下第一，海内士望全都不放在眼里，认为即使是当时的诗歌宿老李百药也比不上他。结果碰到一个更狂的郑世翼。有一次，郑世翼向崔信明讨教写作，崔便把自己的宝贝文章毫无保留地拿了出来显摆，结果郑世翼略翻一翻，便不屑一顾地说，所见不如所闻，言罢挥动手臂，当场把人家的诗全都扔到江里去了。然后，在崔才子惊恐万状的眼神中，就像没事一样，扬长而去。

唐代多狂人，贺知章自比“四明狂客”，杜审言的疏狂也是出了名的。杜审言看起来不但喜欢开玩笑，而且也擅长吹牛，他与苏味道、崔融、李峤当时齐名，合称“文章四友”。这四个人，一起在宫廷写文章，混饭吃，都是那时响当当的大笔杆子，合称“崔、李、苏、杜”，老杜同志排第最末。后来混得都还不错，苏味道和李峤都做到了宰相一级，崔融也是深得皇室赏识。这四个人中，性情最不稳定，个性最为张扬的，也就是杜审言。他喜欢开玩笑，有时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一定要弄出个什么惊人之言来才行：

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
——《唐才子传》

口气老大不小，自诩文章书法独步于天下，而且找出了最高的参考标准：大诗人屈原和宋平的水平虽高，但论起写文章，也只能做我的下手；我的书法嘛，就连大书法家王羲之也得臣服。这不能不使人发笑。

杜审言是一个标准的狂儒，不过狂人多少得有些值得炫耀的资本。他的疏狂，除了饱读诗书的自信而外，确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支撑。清代才子金圣叹为儿子讲唐代律诗，讲了六百首，集成《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在这本书中，第一个批的便是杜审言，只选评了两首，却用了“异样才思”、“大笔大墨”、“未出其右”、“岂不伟哉”等赞颂之语，评价极高，而且坚定地认为，他的孙子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有缘于此。看来吹牛也还需要有点底子才行。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说，古人狂的是自满，今人狂的是放荡。你随便翻翻报刊博客就能看出，现在每天产出多少狂人！不过像杜审言那样留得狂名的，也还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杜审言虽然夸夸其谈，比起腹中无货的狂人，倒是强了若干。

疏狂亦应有度。性格缺陷往往带来的是命运悲剧。想必平日出言不慎，玩笑随便，容易得罪人，祸事说来就来了。

杜审言雅善五言，尤工书翰，恃才謇傲，为时辈所嫉。自洛阳丞贬吉州司户，又与群寮不叶。司马周季重与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之，审言系狱，将因事杀之。审言子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酬宴，密怀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见害。季重临死，叹曰：“吾不知杜审言有孝子，郭若讷误我至此！”审言由是免官归东都，自为祭文以祭并。
——《大唐新语》

有才气的人如果不剔除傲气，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官场不比文场，两名官员因为忌恨他，陷罪欲杀，置之于死地。如果不是他十多岁的小儿子杜并挺身而出，手刃恶官，杜审言早已一命呜呼。这场风波使得他痛失爱子，杜审言也为疏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孝子救父的事情却感动了武则天，亲自召见了这位不一般的父亲，“甚加叹异”，准备提拔使用，问，“卿欢喜否？”可怜的杜审言激动得一塌糊涂，“蹈舞谢恩”，还作了一首《欢喜诗》。可是，杜审言的内心里，不知怎么高兴得起来的？

后来，中宗李显复位，国号复唐，因为媚附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杜审言被贬逐出京，下放边远地区。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政治贬逐，整个文学集团昔日的种种表现，被新政权视为不谐之音。包括苏味道、崔融、李峤、沈佺期、阎朝隐等一大帮文学精英，足有数十人，被集体下放，远逐思过。

这一次大规模的文人贬逐，是一次宫廷与民间关于诗歌、文学的交流，宫廷中一流的大笔杆子都被放逐民间，杜审言等人开始了一次较长时间的文化苦旅：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侯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萍。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这首诗，明代的胡应麟认为是唐人五言律第一，给了杜审言最高的褒扬。正是在被贬途中，杜审言触眼生情，写下了诸如“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云”、“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等大量的优秀诗句。相比之下，杜审言的贬逐诗比他的宫廷诗更加耐读，更加感人。中国历代优秀作品，多来自民间，来自命运重压下的沉重呼吸和切肤的疼痛文字。中国被贬文人的怀归情结，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浓重的体现，这些可怜的文化人，在被皇室抛弃之后，惆怅北望，日日盼归，仍然希望尽快地回归到金銮殿前，为新政权效力。他们在在压抑的寂寥旅途里，在怀归的悲伤基调里，平静下来，冷静反思，以文字为依托，寻找精神归属。

狂人入世，白发悲心。细细看下来，其实杜审言的狂，都是口头上的轻狂而已。他奉命写的应制诗里，却是一口一个“小臣”，显得毕恭毕敬，中规中矩，丝毫不敢马虎。面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老夫子还是收敛的。陈子昂对他推崇不已，“重名于天下，独秀于朝端”，宋代的陈振孙也曾经评价他，“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律诗到他手中，始有度，杜审言对于中国文学作出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他的应制诗里，我最喜欢吟七夕的一首：“一年衔别怨，七夕始言归。敛泪开星靥，微步动云衣。天迥兔欲落，河旷鹊停飞。那堪尽此夜，复往弄残机。”即便是平日里他总是取笑的苏味道，在给老苏的赠诗里，也是情深意重，看不出有半点调谑之情。

说归说，写归写，杜审言的笔下，也还是一个严肃澄明的诗歌世界。即使今天，重读杜审言，仍然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花杂芳园鸟，风和绿野烟”，“马衔边地雪，衣染异方尘”，“日气含残雨，云阴送晚雷”……这些准确的切入与描摹，为唐诗开掘了鲜亮的散文化的诗学空间。难怪杜甫在后来回忆起他的爷爷来也说，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这种准确的切入与生动活泼的描摹意境，被杜甫得之精髓，辅以当时的个人、社会生活实践，他后来成为下笔有神、名垂千古的诗圣，不能不说受了浓厚的家学熏陶，尤其是与他祖父杜审言的影响不可分割。

杜审言的晚景尚好，被贬不久，在京的一帮好友从中周旋，又举荐入京，官授国子监主簿，又被任为修文馆直学士。

杜审言的有趣，还在于他的誓将疏狂进行到底。临终之季，宋之问、武平一等人到榻前探望，他强撑病体，也不忘记幽默调侃，说了一通令人怎么也想不到的话。大意是，命运造化小儿害得我好苦，然而我在世之日，一直压着你们，如今我死了，你们总算有出头之日了，但恨没有接替我的人。这是一个令人喷饭的笑谈。行将就木之人，仍然和当初一样，和朋友之间乱开玩笑。不知道当时有病榻前的宋之问等人，是何反应。这则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杜审言确有狂症，而且终生狂傲，最终也没有医好狂疾。第二，杜审言总体是个乐观、幽默的人，可惜这种幽默感，很多人因为生活的重压，慢慢化为乌有，而他却能以顽童之心坚持到最后，也实在难能可贵。

其实，杜审言应该感到欣慰，死后两年，他的孙子——诗圣杜甫便横空出世了。自己有了一个以身救父的孝子杜并，也有了一个诗歌压重的贤孙，孝子贤孙，美文美名，两者都得了，还有什么遗憾的？

“文章四友”中的崔融因为写作导致脑溢血骤死，杜审言为之“服缌”，披麻送终。论起来，崔融的年纪比杜审言还要小几岁。在葬礼上，年过花甲、白发苍苍的杜审言为老朋友挂孝哀悼，泣不成声。谁能想到，这个狂得连屈原和王羲之也不放在眼里的人，会做得这么率真。真真一个可敬可爱的老夫子！

10、宋之问：问君因何死

水分清浊，山分雄秀；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一个人的开始与他的后来，也有一比。《论语》里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君子有成人之美”，道德的修行，品质的磨砺，人格的历练，是几千年来关乎人生的一个终生话题。而对于一个人的道德评判，有时几经反复，历时久远，才能水落石出，尘埃落定。一千次的口诛笔伐，并非意指一人，而是在评判的同时，将具有普遍批评价值的皮鞭落在了向善之人的心坎上，从而推动社会道德的整体提升，确有“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无穷威力。

写唐诗系列，不能不提宋之问。一直想跳开这个毁誉不断的人，但他确是唐朝诗人中独特的“这一个”。宋之问的一生，从向名到追名，从成名到毁名，从名败到身殁，他自己也许浑然不觉，一生诗意陶然。

平心而论，宋之问是个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十年寒霜苦读，不仅为他赢得了功名，也为他赢得了诗名。在年轻的时候，就与“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他比杨炯还要小五六岁）一起分配到习艺馆上班，这是一份没有实权但很体面的工作，文章才气渐渐知名。后来，武则天因为欲掩丑声，令人编撰《三教珠英》，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共有一千三百卷之多，主要编译以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为首的儒佛道三家精言。宋之问在参与这项工程之时，结识了当时诸如张说、刘知己、沈佺期等文化名流，过着“日夕谈论，赋诗聚会”的惬意日子。

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
——《唐诗纪事》

初唐后期，武则天掌控着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宫廷诗人群会，游幸龙门时举办的这场诗歌大赛，大臣们一字排开，奉旨作文，有的抓耳挠腮，有的奋笔疾书，皇帝考大臣，场面当时相当的引人瞩目。左史东方虬率先成诗，武后大悦，当即赐锦袍一件，东方先生感激涕零地捧着锦袍，叩谢皇恩。可没过多久，当宋之问写好呈上时，武则天看了赞不绝口，觉得意境更胜一筹（这首应制诗的尾句“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可谓将马屁拍得又正又准），又随手将东方先生手中的锦袍夺下，给了宋之问。转瞬之间，锦袍易主。东方虬的难堪是可以想见的，宋之问的喜悦是浮于言表的。

这一次诗赛，点燃了宋之问内心深处的无限虚荣，原来可以因诗而名，由文而贵。

从此宴游不得息。王公贵族大摆车驾出行郊游的队伍里，少不了宋大才子。宋之问的锦绣文章，应景之作，歌功颂德的务虚文采，成了士大夫贵族消闲取乐的风雅之物。“凤刹侵云半，虹旌倚日边”，“今朝万寿引，宜向曲中弹”，“芳声耀今古，四海警宸威”，“微臣一何幸，再得听瑶琴”……勤奋而有天赋的宋之问，用最华美的词藻，最虚夸的色调，最动听的颂词，描述着他所能有幸参与的每一次吃喝玩乐。凭借诗歌驰骋文场，结识了一大批达官贵人，写诗作文，赐金赏银，博得夸赞，为他带来了无限风光。

美酒喝坏了宋之问的脾胃，也喝坏了他的大脑。其间，他攀附上了武则天的宠男张易之兄弟：

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等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
——《新唐书 . 宋之问传》

文人的悲哀，不在于能否写出好文章，而在于操守的丧失。宋之问等文人，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史上没有过的女皇执政，史上没有过的乾坤颠倒，他们碰到了。但史上文人的节气与风骨，他们应该是知道的，也可能经过痛苦的思考与抉择，也可能有过无奈与彷徨，可惜他们不是担当了这种“作家即社会良心”的维系者，而是在热酒的蒸腾之下，投入了权贵的怀抱之中，以致甘愿为之炮制文章，代做枪手，而且趋之若鹜，甚至不惜“奉溺器”。在名节与官位上，宋之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而且是，谁的声势大，就往哪家跑。写文章的人，沦落到这种地步，颇有些文丐的味道，诗才变成了诗奴。而且，宋之问貌美，长相很好，虽不比张易之那样的“莲花面首”，但还是比较出众的，当年还曾有过谋求武则天小蜜职位的举动，因为有“齿疾“（口臭）的毛病，没有得到同意。否则，宋之问大约还要风光一些。

公元705年，武则天垂垂老矣，病重不堪。张氏兄弟一倒台，宋之问便被贬到遥远的南方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应该说，这是命运的一次严重警告。在皇宫京城习惯出有车、食有鱼的他，哪里能够受得了苦？时隔不久，就偷偷潜回洛阳，途中写了一首《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戴罪之人，闻风瑟缩，口气已经和以前出游侍宴、品尝御膳的得意之色判若两人，写得极为凄怆。

回到洛阳，住在好朋友张仲之家里。张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人这里正在召开秘密会议，要除掉权臣宰相武三思。好朋友没有避违，将这样的想法直言相告。宋之问的脑子立即发热。这又是一个接近权要的好机会，他想也没想，立即告诉了他那个同样获罪的书法家弟弟宋之逊，并安排侄子宋昙等人出面告发。本来是怀着“近乡情更怯”的心态回来，因为“检举”有功，将功赎罪，又得以晋升进京，兄弟一家皆大欢喜。弟弟宋之逊做了光禄丞，宋之问做了鸿胪丞，官居五品，换成了绯红色的袍服。那个张仲之、王同皎等好朋友在牢狱里被三提七问，严刑逼供，被打得遍体鳞伤，血溅衙堂。一面是邀功请赏。一面是斩首弃市。《朝野佥载》里讲，天下人都怨恨宋氏兄弟这一卑劣行径，都说，宋之问等人的红袍，是王同皎的血染成的。

卖友求荣，害友图进，这是一次致命的人格变异，从此，宋之问将写文章的机心，孤注一掷地用在了关乎个人荣辱的升迁上。

景龙三年，宋之问也还出了一次名。那一次，唐中宗在昆明池主持诗歌精英赛，相当于诗歌实力派之间的华山论剑，由上官婉儿负责评判优劣。一时间，楼上纸片纷飞，差一点的诗歌都在众人的惊诧目光中缓缓飘落。到最后，只剩下宋之问和沈佺期两人的诗握在她手里。众人翘首，不知谁能得此桂冠。不一会儿，沈佺期的也被摔了下来。上官婉儿的评价是：“二诗文笔相当，但沈诗结句‘微臣雕朽质，差睹豫章才’辞气已竭，而宋诗《奉和晦日昆明池应制》结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陡然健举，若飞鸟奋翼直上，气势犹在。”这其中，不排除因为上官婉儿与武三思的私交（宋之问毕竟曾经检举有功，算是武三思的半个“救命恩人”），但宋之问又以一首应制诗再度扬名，技压群彦，风头出尽，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才子。

好运又开始降临。宋之问又凭借他的文章才华，体面地活跃在京城。尽管写过许多淡泊清灵的诗句，但他巴结权贵之心始终存在。先前的教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武则天不在了，张易之兄弟没有了，他又将目光移向新政权的执掌者，先是攀附太平公主，得以重用，后见安乐公主权势日隆，又移舟登陆，极尽吹捧奉迎之能事，宋之问的转向之快，堪称文人之最。写文章游刃有余，但想在政治的峭壁上腾挪跳跃，并非易事。他的反复无常，瞒得了一时，哪里能瞒得了长久？唐中宗想将宋之问提拔为中书舍人，可是，太平公主对他已经讨厌了，只轻轻地说起他在选拔人才里收受贿赂的事，情势大变，被提拔的人成为有问题的人，立即被勒令卷起铺盖，再度离京。宋之问的小聪明，再一次失灵。

亡命天涯的生活又开始了。宋之问又大量地写诗，他的一生在不停地写诗。诗歌成了他支付生命、博得虚名的武器，在贬官的途中，他确实作了大量的反思，真正留下来的，也还是他的忏悔与追思。但是只不知，他是否心存幻想，希望借助谪臣望归的美文，重返官场：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
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题大庾岭北驿》
　
宋之问的诗源源不断地寄往京城。诉说自己“两朝赐颜色，二纪陪欢宴”的光辉历程，也表明自己忏悔醒悟、改过自新的决心，可惜新上任的唐睿宗李旦不吃这一套，因为鄙恶他的为人，以“狯险盈恶”流徙钦州。到了唐玄宗执政初年，曾经扰乱李唐王室的人员都受到惩处，宋之问也被下令赐死。

宋之问的一生，宠辱皆由诗。他的为官之道是失败的，为友之道更是糟糕，祛除不了内心深处的虚荣与浮躁，不懂做诗先做人的道理，也就枉读多年书了。《唐才子传》将杀害著名诗人——他的亲外甥刘希夷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其实应是后人的嘲讽。这起涉及人生伤害的著作权案，以他宋之问的才名，决不能因为一两句诗的归属权而做出此事，且新旧唐书都不见记载，只是出自唐人小说，《大唐新语》里也讲刘希夷“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并不确凿；其次，以宋之问当时的年龄和心境，还不足以做出这样的劣迹；第三，如果确有其事，是不是可以推测舅甥两人年龄相仿，为某一个女子牵扯，诗中含情，为情而争，发生案情，也不得可知。但细想之下，这个爱虚名胜过爱自己的人，担心剽窃恶名远扬，也难免会做出不择手段的事情来。包括将他的名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转到骆宾王门下，大约是因为人们想拿他与骆宾王做个对比罢了。说到底，宋之问的为人，与他的口臭一样，令人感到遗憾。

“才华盖世，无耻之尤”，宋大才子最大的贡献，是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失行文人性格命运的典范。这不能不令天下文人警醒。

11、上官婉儿：摇笔风云生

毋庸置疑，女性在参与创造历史与文明的进程中，其作用不可低估。唐诗基本是男性诗人的天下，偶尔也有佳人执笔，红粉作诗，有如一抹灿烂的云霞，点缀于天边。大唐第一女诗人，当属身为两任皇帝机要秘书、唐中宗嫔妃、兼任皇家诗歌协会的资深评论家——上官婉儿，这个才情过人的女子，在寂寞的初唐女性诗界里，掠过阵阵云彩。

天赋与环境往往决定着人才的质量。关于上官婉儿的天赋，史上是通过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来说明，早在母腹之中，其母郑氏就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巨人给她一杆大秤，占卜者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夫人您将生贵人，并且小孩子将来可以称量天下。这个“梦遗大秤”的说法最早见于玄宗朝的宰相张说《唐昭容上官氏集序》中，不知张宰相是从哪里道听途说得来的。不过，上官婉儿的天赋更多的应该是来自家族遗传，她的祖父上官仪，擅诗工文，是个宰相老诗人，所作诗赋风靡一时，号为“上官体”，刚刚当了两年宰相，因为直言陈事、奉命拟旨欲废武后而惨遭杀身之祸。这个庞大而显赫的家族，一夜之间花凋叶落，所有男丁被斩，女子为奴，尚在襁褓之中的婉儿啼哭声声，随母亲进入皇宫掖庭，等待她的，将是一场叱咤风云、流风遗韵的宏丽人生。

婉儿始生，与母配掖庭。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掞丽可观。
——《旧唐书 . 卷七十六》

上官仪临刑前留下一声叹息，未竟的文学与政治之业，只有期待上官婉儿来做了。在失势与失怙的悲凉境遇中，母女二人艰辛度日。命运阴差阳错，时隔十多年，上官婉儿又回到武则天的身边，并且免去官婢的成份，留在身边，悉心培养，执掌机要，深得喜爱。上官家族遗传给她的是文学天分，她从武则天身上学到的，则是睥睨天下、纵横捭阖的政治才能。或许是因为有一点歉意，或许是因为人才难得，武则天对她如母亲一样的偏爱，执政的二十多年里，不仅是给了她无限的风光，还有一个中宗嫔妃（武则天的儿媳）的名份。即便是她犯了欺君之罪，也只是予以黥面这样的轻轻惩戒。对于武后，不知上官婉儿的内心里是恨，还是爱？

宫廷历来是是非之地，尤其在女皇身边工作。武则天的执政，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武氏临朝，尤其是改国号为周、新政权启动的前后一段时间，杀人无数，周兴、来俊臣等一批打手八面威风，中书令裴炎、大将程务挺、揭竿而起的徐敬业等人都纷纷被戮，“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阴忍鸷害，肆斩杀怖天下”，觉得还不过瘾，遂向李唐宗室开刀，“宗姓侯王及它骨骾臣将相骈颈就鈇,血丹狴户,家不能自保”，陆陆续续的大规模屠杀，终于“成功”易号。处于这样的环境里，上官婉儿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很快，聪明过人的上官婉儿就适应了这种非常状态的生活方式。宫廷里小心翼翼，谨慎行事，临朝不慌，遇事不乱，她的从容幽雅，恰是宫殿上缓解紧张气氛的一道亮丽风景。批文拟诏，无数个夜晚，有谁知道，一个裙裾飘飘的蛾眉女子，坐在案前目览奏折，奋笔疾书，掌管经国大事。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朱笔轻轻落下，风云生于天下。一只丑小鸭，在人生前行的道路上，屡经曲折，变成了一只展翅翱翔、穿云沐雨、博击长空的白天鹅：

三冬季月景龙年，万乘观风出灞川。
遥看电跃龙为马，回瞩霜原玉作田。
——《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

饱读诗书，博览古今，使她可以在一次次群贤毕至的诗会上，挥笔而就，清声吟诵。正是在她的倡议之下，开辟了昭文馆，招徕天下饱学文士，吟诗作赋，蔚然成风。而且，她掌握着诗歌的评判标准，一语中的，切中要害，就连沈佺期、宋之问等一流诗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若不在宫廷，她也会是一个杰出的民间诗人。能够吟出“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这样的句子来，上官婉儿的骨子里，是一个文采斐然的激情女诗人。

用不了多长时间，上官婉儿就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名资深的政客，且“深被信任”，“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大唐初期，一度是武则天为首的女权主宰时代，武后君临天下，似乎是女性居于支配地位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短暂历史重演。《新唐书》中载，永昌元年，朗州和松州两地“雌鸡化为雄”。这个风云世界里涌现出一批风云女子，诸如太平公主、韦皇后、安乐公主，一个个都是令须眉为之心惊胆颤的人物。武则天参政的示范作用，就是迅速培养了一支女权主义的崇拜力量（就连安乐公主也吵着要封为皇太女，希望将来可以像武后一样登基），宫廷女子参与权力的角逐，更加激荡变幻，扑逆迷离。上官婉儿成长于这个特定时期，处于权力的核心层，又是各派极力争取的对象，也就注定了她令人担忧的命运。由于武则天和随后的唐中宗的信任与宠爱，加之她又八面玲珑，权力欲望被一点点地激活，迅速推向极致。她在宫外建造了豪华的别墅，甚至可以不经中书推荐而随意封官赏职，当日夜允，而次日文发。“两朝专美，一日万机”，有二十多年政治生涯的她，俨然成了一个活动家。

今天看来，上官婉儿最大的贡献还在于文学上的主持风雅。她利用政治上的影响和接近权力核心的机会，为文学的繁荣做好事。“劝帝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不管出于什么样的意图，修馆纳士，封官拜爵，对于提高文人的社会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又如“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者皆有可观，婉儿力也”，这样的评价，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上官婉儿的文学功绩。在那个血雨腥风、政局动荡的年代里，上官婉儿竭力为文学创塑了大量的典型，俨然诗坛领袖，聚集了一大批文学饱识之士。作为诗歌评判者，上官婉儿也自觉地担当了引领者的角色，她那清新婉丽、抒发性灵的诗风，在其祖父“上官体”雕琢痕迹过重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样的审美导向和文化指向，为唐诗的前行增色不少，可以这么说，在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两度文化繁荣的中间，上官婉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盛世文化开拓者，以一副柔弱的肩膀，默默付出，几十年的努力与坚持，其功可表。

参与权力的角逐毕竟是危险的，致命的。权力如烈药，服之用之，必须慎而又慎。上官婉儿常年疲惫不堪地周旋于皇上、皇后、太子、公主、大臣之间，随着武则天的年老体弱，人到中年的上官婉儿，开始遇到越来越激烈的政治危机。继位的唐中宗给予了她的信任远远超出了想象，但是，情乱后宫的事情，在上官婉儿身上也终于出现。私生活的零乱，譬如与情人崔湜的越轨，并没有遭到责罚，但与武则天的内侄、宰相武三思的私通，就不单纯是私人情感世界的事了，她甚至在诏书中常常逾越理智的界限，流露出排李崇武的苗头。她的老娘舅曾经谆谆告诫，与武三思、与武家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距离，将来老李家总归是要算旧帐的，老母亲也提醒过她，可惜上官婉儿已然身陷迷宫，身入情网，没有听得进去。这个一直有危机感的聪明女子如菟丝子一般，总想寻找和依赖于强大的力量作为依托，保护自己，武三思在当时确实也是她手中的一张王牌。借助于皇帝的信任与机警，她在太子李重俊发动的一次政变中（武三思父子被杀，太子追索上官婉儿）化险为夷幸免于难。她曾一次次在政治的漩涡里游刃有余。但是，当胸济天下、志在必得的李隆基率兵进宫时，所有的陈述与申辩都无济于事了。随着韦后等人的丧命，所有的避护伞都荡然无存了。

钢刀之下，上官婉儿的死，结束了一个女性强权的风云时代。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政治上更加聪明的年轻人，时隔不久，他便令人收集上官婉儿的诗文，集二十卷，并且令宰相张说亲为作序，以示褒奖文学贡献。这是很少有的举动，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唐玄宗对于文学的尊崇态度和不露痕迹的高明手腕，二是上官婉儿的确文重一时。又过数十年，一个叫吕温的的才子，写下了关于上官婉儿的诗意回忆：

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
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
歌阑舞罢闲无事，纵恣优游弄文字。
……
吟披啸卷终无已，皎皎渊机破研理。
词萦彩翰紫鸾回，思耿寥天碧云起。
……
——《上官昭容书楼歌》

权且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女子，跟了一个危险的人物，生于一个危险的环境，处于一个危险的时期，命运使人悲叹。但她以一个诗人的名义许下的“太平词藻盛”的愿望，在不久的后来，很快实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群贤共舞的美好时代，就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