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联盟动漫全集40集:曹守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特色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19 11:22:59
曹守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特色 作者:曹守亮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点击数: 893    更新时间:2008-8-15

 

 

  四、敢于正视错误和问题,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具有鲜明的历史总结意识

  首先,体现在《纲要》对中共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段历史的总结上:“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在一定时期内,一部分领导人之所以犯了全局性的、严重的错误,这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缺乏对国情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之统一的认识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再加上国外因素的干扰等情况构成了这一时期党犯错误的重要原因。

  其次,体现在《纲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犯的一些错误的分析和思考上。一个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观点,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纲要》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有针对性地做出了回答。比如:“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发现错误,抵制错误,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并且一直没有停止过。”编纂者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所犯错误的原因与以往的原因作了区别,并将总结的重点放在了党自身地位和所处环境的转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等方面,这样就与中共成立初期所犯错误的原因区别开来。

  如何看待历史上出现的错误是一个政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纲要》指出:“错误具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又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犯错误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定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这些论述充分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显示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所具有的自信心。

  敢于直面当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研究者的史学素养和理论风格。《纲要》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新的问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一定要清醒地认识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增强忧患意识,坚持艰苦奋斗。”不避讳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纲要》具有鲜明的历史总结意识和反省意识的重要表现。

 

  五、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纲要》具有自觉的会通意识

  中国传统史学具有“通史家风”的底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贵通”、“重通”的优良传统。《纲要》一书的编纂者在继承发扬这些传统的基础上,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任务为基本线索和研究视角,对中国近现代史爬梳、探研,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观点,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出了归纳。《纲要》以30万字的篇幅,向人们展示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波澜壮阔的史诗,向读者展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趋势潮流。《纲要》一书涉及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4个中央政权,时间从19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跨越了3个世纪,可以说是一部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通史。而编纂者将新时期以来近30年的历史纳入到《纲要》的考察视野,附录“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的时间范围则从1840年鸦片战争直至2006年10月,更是这种会通意识的自觉流露。

  《纲要》作为以中国近现代史为研究对象的史学著作,对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许多事件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把它们放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这也是《纲要》具有会通意识的又一个证明。“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史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这种横向的考察融合于纵向的会通之中,既为纵向的研究拓宽了视野、开拓了思路,又使得《纲要》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具备了自觉的世界意识,增强了研究的系统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增加了《纲要》考察内容的历史内涵和时代底蕴。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纲要》一书是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既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基本观点的盘点和总结,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促进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诠释和解读,同时彰显出当今历史研究所应遵循的价值趋向和基本理念。有论者指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要“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主旨的指导下,《纲要》编写组集中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30多名专家学者数十次易稿终成此书。因此,《纲要》一书并不是一个人、一个学术流派的独断之学,而是代表了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纲要》一书不仅可以被看作新世纪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最新探讨和解读,而且也是学术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作出的新的探索,同时还是我们对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重要表现。

  作为《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一书中各部分的综述格外引人注意,这是该书的一大亮点,也是最见作者理论功底和教材编写特色的地方,在30万字的篇幅中占了4万字。从综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作者所界定的三大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色,更为难得的是,编纂者在这一部分中侧重于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和理论阐述。把许多在学术论文中艰难晦涩的概念和术语融在浅显流畅的语言之中,充分彰显出《纲要》与一般学术专著的不同之处。作者较好地处理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纲要》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关于中国近代社会中两大主要矛盾关系的认识,关于“三座大山”的分析,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进程和历史性成就的分析等等,都反映出编纂者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对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如何在充分阐述主流观点的同时,又不抹杀个人的观点,是集体撰史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纲要》的编纂者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还是颇费了一番工夫的。如果说整部《纲要》鲜明地贯穿着编纂者的会通意识的话,那么各部分的综述则构成了《纲要》之纲,而综述中的许多见解和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凸现出了编纂者的个人见解,可以看作是《纲要》的点睛之笔。

  当然,笔者的上述评价和理解并不意味着《纲要》一书尽善尽美,没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作者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孕育和萌生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动因关注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半封建”性质的理解。《纲要》一书没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文化、社会生活给予应有的重视。现代化研究作为史学界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范式,《纲要》没有做正面的阐述。当然,这些缺陷和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囿于该书的体例和撰述宗旨所致,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编纂者,也不能掩盖其作为高校历史教科书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