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无敌4 美猴王传奇:第一公民梁启超

文/吕峥

很多年后，当闻一多向他的学生们“表演”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的情形时，依然情绪激昂。他模仿道：“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过一声，并无半句解释。然后黑板一擦就算讲完。”闻一多两手一摊，正告弟子：“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公元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县。
　　一个新时代的启蒙者，一个影响了清末民初三十年政局的活动家；一个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亦步亦趋的思想家，一个胡适口中“读了他的文字像受到电击”的文学家，拉开了他人生大戏的帷幕。
　　新会梁家，世代耕读。不过，祖父梁维清只中了秀才便止步不前。父亲梁宝瑛连秀才都没考上，当了一辈子童生。梁家只好将希望寄托到梁启超身上。
　　梁启超是五百年一遇的天才，6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9岁能写千字文章，吟诗作对的本领更是令人惊叹。父辈们都还记得他10岁那年的一件往事：当时，梁宝瑛的老友李兆镜给梁启超出了一个上联，叫“推车过小陌”，梁启超不假思索便对出了下联“策马入长安”。这是何等的才思敏捷与自命不凡。
　　梁启超11岁考中秀才，16岁考中举人。主考官李端棻见他文采超群，风华正茂，当场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梁毫无选择余地，两年后的1891年，他入京与大他4岁的李蕙仙成了婚。
　　梁启超是幸运的，李蕙仙温柔贤惠，与梁举案齐眉，为他生育了3个子女，长女思顺、长子思成和次女思庄。随李蕙仙陪嫁的两个丫鬟里，有一个叫王桂荃，后来做了梁启超的侧室，为他生养了另外6个子女：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和思礼。王桂荃聪明勤快，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她独自一人将一众子女培养成才。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凄惨离世。
　　
戊戌政变，断发走东瀛
　　
　　1890年，17岁的梁启超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拜会了33岁的广东南海人康有为。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此前梁启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康有为给他打开了一扇西学的大门，立宪、维新、变法，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梁启超觉得以前学的不过是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不是真正的学问。于是，他当场拜康有为为师。当时的梁启超已是举人，康有为却只是一名监生。
　　康有为在广州修建了一所万木草堂，开馆授徒。万木草堂为期一年的学习使梁启超获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时，梁启超的学识和辩才，也开始在康有为的诸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可惜，神州虽大，却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是一个被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换来短暂的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
　　1895年春天，梁启超跟康有为一同进京参加会试。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梁启超和其他举人们愤怒了，在康有为的振臂一呼下，1000多名举人签名上书，敦促朝廷拒绝和议，着手改革。史称“公车上书”。
　　这次会试，康有为高中进士，梁启超却榜上无名。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主考官是守旧派代表徐桐，对变法维新深恶痛绝，凡是文章中有离经叛道的，都将摒弃不录。巧合的是，徐桐先看到梁启超的考卷，见通篇都是恣意发挥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为是康有为的，当即刷了下来，康有为的考卷却因此侥幸过关。即便如此，副考官李文田还是颇为欣赏梁启超的文采，在文末颇为惋惜地批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公车上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康有为决定另辟蹊径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8月，他创办了《万国公报》，随《京报》发行，赠送给王公大臣阅读。梁启超作为主要撰稿人，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宣传变法的文章，用饱含深情的文笔打动了许多上层人士，当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时，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纷纷慷慨解囊，出资赞助。
　　康梁的活动引起了守旧派的不满，次年1月，清廷强行解散了强学会。康有为应汪康年之邀，携梁启超南下上海，筹办《时务报》。《时务报》的精华文章几乎都是出自梁启超之手，他强烈反对自强运动中的技术决定论，由于学习了明治维新的经验，他坚定地认为，为了使中国复兴，政治的改革比技术的输入更为重要。梁启超主张，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经验这方面的教育。基于这种思想，当湖南开办时务学堂，黄遵宪推荐他为总教习时，他欣然领命。1897年秋，他到达长沙。梁启超的名字引发了人们的热情，有多达4000个年轻人来到长沙报考参加入学考试，结果只有40人被录取。梁启超向学生宣传排满的激进思想，他们秘密重印和散发黄宗羲的禁书《明夷待访录》。为学生写的评语中，梁启超直言不讳地提到，在17世纪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满人犯下的屠杀暴行，这在当时无疑犯了大忌。1897年冬天，德国强占胶州后，梁启超对清廷十分愤慨，他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提议，如有必要，湖南应宣布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间，梁启超还不忘结交权贵，为康有为援引势力。当他去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宾客盈门。张之洞听说梁启超前来，当即撇下宾客，大开中门，将他迎进内厅，与之彻夜长谈。
　　国家命运危在旦夕，康有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和以往的上书不同，他的请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复。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上谕，宣布变法。6月16日，康有为被召入宫陛见，“百日维新”拉开帷幕。7月3日，梁启超也受到光绪召见。
　　可惜，满口的广东方言害苦了梁启超，“孝”被读成“好”，“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任印书局编译。比起康有为与皇上几个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并不成功。从此，梁启超痛下决心学习官话，妻子李蕙仙自幼在京城长大，官话十分流利。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请夫人教他官话，妇唱夫随。很快，他的官话口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得心应手，不再吃亏了。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梁等人根据皇帝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等。但是，变法的制定者们在政治上既不成熟也缺乏手腕，他们徒有激情而未顾及现实。改革官制，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等，每一项改革都冲击着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维新党行动过于操切，言辞过于激烈，康有为面对一众大臣，竟然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的狂言，实在是书生意气。情急之下，他们想到“围园杀后”。本以为看准了袁世凯，可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并未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袁世凯察觉到风向不对，担心引火烧身，便跑到天津，将康梁等人的计划向直隶总督荣禄和盘托出。事态扩大了，康梁之“罪”已不是同慈禧政见不同，而上升到了“谋反”的程度。震怒之余，慈禧下令逮捕维新人士，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刚刚结束访华的行程，滞留北京。他对日本驻华大使林权助说：“救救梁启超吧！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在他和林权助的帮助下，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领事郑永昌的帮助下，先逃到天津的日本使馆，再化妆成猎户的模样，准备离津。25日，二人在天津车站的月台上行走时，被梁启超的熟人发现并报告了官府，捕手很快追了上来。俩人跳进帆船，躲至深夜才敢开船，沿白河朝塘沽方向驶去。
　　捕手发现动静，又乘蒸汽船追来。眼看蒸汽船越来越近，梁启超绝望了，准备束手就擒。正在此时，停泊在白河上游的日舰大岛丸向帆船驶来。原来，林权助事先打过招呼，让大岛丸在此接应。梁启超终于摆脱了清廷的追捕，登上开往日本的大岛丸。
　　望着苍茫的太平洋，梁启超心事沉重，思绪万端，写下“忍慈割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的诗句。
　　梁启超抵日后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从香港辗转来到日本。师徒相见，犹如重生，热泪盈眶。
　　康有为告诉梁启超，他的老家被清廷查抄，幸好梁宝瑛和李蕙仙已携家人逃到了澳门。梁启超立刻给妻子写信，并将近照附在信中。在照片的背面，他写道：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照如见人。
　　
从共和派转向立宪派
　　
　　流亡的生活并不平静。除了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外，在日本内阁大臣犬养毅家，梁启超结识了孙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为看来，孙中山倡导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断无与他合作的可能。
　　梁启超却没有丝毫成见，他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从善如流，赞成革命，很快便与孙中山打得火热。当时，孙中山的声望无法同梁启超相比，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1899年夏，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离开日本去了新加坡。少了老师的掣肘，梁启超同孙中山往来更加频繁。其实，梁启超并非对孙中山笃信不疑。他认为孙中山常说大话，“徒使人见轻耳”。
　　不久，梁启超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给老师写信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接信后，怒不可遏，立即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梁启超表面上听从老师的话，内心却很不满。除了政见不同，经济的原因也很重要。梁启超流亡海外，主要靠办刊、卖文维持生计，生活清苦。而康有为声称有光绪的“衣带诏”，以保皇为名一路大肆敛财，掌握了百万巨款，却并未很好的接济梁启超。
　　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梁启超对当地华侨说，他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顿时得罪了改良、革命双方，很多人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然而没过多久，梁启超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弯，彻底摒弃了用暴力革命建立共和的主张，转而支持开明专制的国体。
　　思想的转变源于他1903年应美国保皇会之邀游历了一番美国。在这片曾被他称作“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的土地上，他失望了。他见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兴旺发达的工业，却也见到了世纪之交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马克吐温笔下暗箱操作的“黑金政治”，更见到了华侨社会帮派林立、互相残杀的种种丑陋现象。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信仰崩溃的梁启超写道：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
　　回国后，他冷静地想了想，认识到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素质之低下，搞起革命来，一定是多年大乱。而最终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能量和权术的独裁者，到底还是专制。梁启超给革命开出的公式是：革命——动乱——专制。给立宪开出的公式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
　　从此，梁启超走上了坚定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利用各种渠道不遗余力地呼吁立宪。
　　革命党对梁启超的转变极为不满，他们在东京创办了《民报》，第三期就下了战书。一场立宪派同革命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论战拉开了帷幕。
　　革命派说：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
　　梁启超说：暴力革命得不到共和，只能得到另一个专制。
　　革命派说：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也要流血。
　　梁启超说：法国大革命，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他欧洲15国，君主立宪，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立宪做起。
　　革命派说：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
　　梁启超说：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
　　两派你来我往，革命派占据着《民报》，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轮番上阵。立宪派只有梁启超孤身一人，阵地是他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
　　通过和革命派的论战，梁启超确立了舆论界骄子的地位，并代替康有为成为立宪派新的精神领袖。
　　同时，在论战过程中，梁启超发明了一种介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后世称之为“新民体”。由于百姓和士子都乐于接受，新民体传播很广。用这种读者喜闻乐道的文体，梁启超写下感人至深的《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的铿锵之语激荡着那个时代无数年轻人炽热的心灵。
　　黄遵宪就极为推崇新民体，称赞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再加上梁启超善用“拿来主义”，直接将日文的汉字词语引入中国，诸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而这其中，有一个词是梁启超的原创，那就是“中华民族”。
　　不过，梁启超文采横溢也是一件可惜之事，他写惯了报纸文章、论战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他的一支笔可以惊醒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却没有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的著作。陈独秀就评价梁启超的著作为“浮光掠影”。
　　
改良努力没能挽救清廷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眼看着两个列强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打，却只能声称保持“中立”，让无数国人伤透了心。1906年，湖南爆发了萍醴浏起义。同过去单打独斗的暗杀行为不同，参加这次起义的革命党，既有留日归国的学生，也有清军中的年轻军官，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对清政府失去信心。
　　迫于压力，慈禧加快了立宪的速度。这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然而迂腐的满清权贵哪里懂得西方宪政。他们只好通过熊希龄向日本的梁启超约稿。梁启超写成《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作为五大臣报告的底本。9月1日，慈禧发布上谕，确立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
　　梁启超得知后非常兴奋，他放弃了与革命派的论战，于1907年在东京成立了政闻社，提出“实行国会，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慎重外交”四条主张，指导立宪派配合清政府实施立宪。然而，就在成立大会召开的那天，以陶成章为首，革命党几百人携带手杖跑来砸场。梁启超刚讲了几句，革命党人张继就用日语大骂：“马鹿！”（笨蛋的意思），接着就说：“打！”，革命党人举起手杖就开打，梁启超慌乱中转身从后台楼梯逃走，其他佩戴红袖章的政闻社成员都受了皮肉之苦。这件事让梁启超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离真正的民主自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并没有动摇立宪的决心，而是将政闻社成员派回国内，积极奔走联络。
　　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辞世，摄政王载沣掌握了实权。清政府开始了同革命党的赛跑，君主立宪一再提速。在梁启超的策划下，立宪派领导民众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敦促政府尽快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
　　可惜，懦弱的载沣没有抓住良机，出于对袁世凯汉族大臣夺权的恐惧，在1911年5月组成的新内阁中，还是以皇族成员为主，违背了皇族不能充任国务大臣的立宪原则。终于，天不假年，武昌城里的一声枪响终结了大清，革命党赢了，清帝退位了。
　　
再造共和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到中国，住在天津。他摒除私怨和成见，向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献上了制宪、财政等方面的建国方略。
　　民国伊始，百废待兴。梁启超希望袁世凯在开明专制的基础上稳步实现立宪、共和的过渡。袁世凯邀请他入阁，他欣然从命，在熊希龄总理的内阁中任司法总长。当时熊内阁号称“第一内阁”，孙宝琦是外交总长，朱启钤是内务总长，段祺瑞是陆军总长，张謇是农林工局总长。可惜，袁世凯再一次让梁启超失望了，他解散了熊希龄的内阁，无视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关于“先定宪法，后选总统”的主张，强行提前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无奈之下，梁启超递交了辞去司法总长的呈文，于1914年的年底挂印而去。
　　1915年，袁世凯加紧了复辟帝制的准备。1月，袁的长子袁克定让杨度作陪，宴请梁启超，探询他对帝制的态度。梁启超当场表示绝不苟同。8月，袁世凯的美籍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适合君主制。同时，杨度和严复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
　　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丑态，梁启超犀利地指出：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
　　然而，舆论界在袁世凯的严密控制下已是噤若寒蝉，死气沉沉。梁启超忍无可忍，一跃而起，连夜草就了一篇荡气回肠的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痛快淋漓地斥责了袁世凯的称帝野心，表明了自己对帝制决不妥协的立场。文中，梁启超大义凛然道：“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不复能属文耳。”“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梁启超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恰逢杨度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他刚写好的《君宪救国论》，梁启超便给他回了一封绝交信，并附上《异哉》一文。袁世凯得知后大为恐慌，他清楚，梁启超的文章不亚于重磅炸弹，发表后定能一石激起千层浪。便派人带着20万元银票，火速赶往天津，给梁启超父亲祝寿，劝梁启超不要发表文章，梁启超当场与来人翻脸，退回银票。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愿选择逃亡也不愿苟活在这污浊空气中。
　　1915年9月3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京报》发表，迅速引起轰动，当日报纸便售罄无余。茶馆、旅社的客人因无报可买，只好向人辗转抄读，许多人跑到报馆请求再版。然而，梁启超振聋发聩的文章并没能放缓袁世凯称帝的脚步。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大厅举行了“登基”仪式。
　　对此，梁启超早有准备。几个月前，出于猜忌，袁世凯将梁的学生、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召到北京，监控起来。8月15日，蔡锷应梁之邀，秘密来到天津。二人商量一夜，觉得如果不承担起讨袁的责任，中华民国恐怕从此就完结了（当时，国民党人都已逃亡海外，国内的许多军人和文人都被袁世凯收买了）。
　　梁启超制定了举义的计划，分一明一暗两条线进行。梁在明处牵制袁世凯，蔡则暗中潜回云南，起兵伐袁。
　　蔡锷返回北京，装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日夜逛窑子，与小凤仙饮酒作乐。梁启超发表《异哉》一文后，蔡锷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在军官赞成帝制的文件上，他也毫不犹豫地签名。终于，袁世凯放松了警惕，蔡锷趁机从天津登上了日本的运煤船，辗转回到云南。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一军进兵四川，李烈钧的第二军进兵广西，云南都督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驻守昆明。独立前后，由云南发出的电文如《致北京警告电》《云南檄告全国文》等，都是梁启超事先拟好的。
　　护国战争打响后，梁启超居住在上海，对蔡锷在西南一带的军事行动进行指导。然而，战况并不乐观。袁世凯派曹锟领军进剿云南，蔡锷要以不满五千的士兵对抗曹锟几十万器械精良的大军。梁启超心急如焚，写给各省将军，劝说他们共同举兵的信也毫无回音。直到1916年2月，广西都督陆荣廷才派人带来了他的亲笔回信，说他欢迎梁启超到广西去，只要见到梁启超本人，他立刻宣布独立。为了国家的前途，梁启超没有任何的迟缓和犹豫，当即动身前往广西。
　　3月15日，陆荣廷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宣告广西独立。自此，云贵川桂四省联成一气，护国军受到极大鼓舞，重新对袁军发起反攻。人称“北洋之豹”的冯国璋趁机联合湖南将军汤香茗等上书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内外交困下，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只做了83天皇帝，便被赶下了金銮殿，继而一命呜呼。
　　段祺瑞内阁成立后，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被卷入其中。是否对德宣战，府、院争论不决，梁启超写成《欧战蠡测》一书，力主加入协约国作战。段祺瑞深表同意。历史证明，这一选择是对的。
　　1917年，张勋复辟，康有为是他得力的军师。针对老师支持复辟的公开言论，梁启超发表了《辟复辟论》，反对复辟帝制，支持共和。而后，梁启超又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张勋。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至此，康梁公开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贼启超”，并在诗中怒斥其为专食父母的怪兽。不过，梁启超是个心怀仁义之人。10年后康有为去世，梁启超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了几百元钱，才草草成殓。之后，梁启超又戴孝守灵，大哭三天。
　　赶走了张勋，段祺瑞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段政府的财政十分困窘，国家太穷了，梁启超的主要任务就是筹款。当时以中国的自然资源为抵押从外国借款的“西原借款”，经梁启超签字的就有2000多万。这招来了国人的极大非议。梁启超只干了几个月就发现自己干不下去了，于是坚决辞职。他天生不是从政的料，政治思想他有，但玩政治手段，论行政能力，他就力不从心了。
　　
一纸电报点燃“五四运动”
　　
　　1918年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间旌旗招展，光彩照耀，东交民巷至天安门一带，游人更是摩肩接踵。这一天，人们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虽然这次胜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12月初，梁启超筹措了十万元经费，挑选了一批各有所长的专家，组成一个民间代表团，赴欧洲参加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是一战确立世界新秩序的会议，梁启超希望能利用这次机会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2月28日，梁启超率丁文江、蒋百里等人，乘坐日本轮船横滨号前往欧洲。一路上，大家打牌、聊天，非常热闹。每天早上8点，每个人都抱着一本书，在甲板上冲着大海高声朗读，四十五岁的梁启超也开始学英语。
　　在巴黎，梁启超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份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请他帮忙在和会上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威尔逊答应了。
　　1919年1月，被中国人寄予了厚望的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会上，同为战胜国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遭到中方代表顾维钧的严词反对。
　　顾维钧慷慨陈词，说山东是孔孟之乡，中国的文化圣地，自中国参战以来，与德国订立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均已废除，不存在日本继承权益的问题。威尔逊也从旁相助，为中国据理力争。
　　场外，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发挥了出席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写下《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并翻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散发，宣传中国的要求，驳斥了日本占据山东的借口：“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回中国，日本不能借口有所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梁启超大声疾呼：“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
　　就在此时，日本代表平静地公开了一份令人震惊的秘密协定。这份签署于前一年的协议规定，日本给段祺瑞政府两千万日元的贷款，换取在山东修路、驻军的权利——山东的命运早就注定了。
　　由于日本早在和会召开前就与协约国各方达成了秘密共识，因此，在和会上，威尔逊成了孤家寡人。并且，日方屡次扬言如不满足其要求，就退出和会。威尔逊担心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破产，便妥协了。直到此时，梁启超才打听到和会条约的内容，而且得知，部分中国代表已准备在条约上签字。他赶紧致电国内好友林长民（林徽因父亲）告知他巴黎的详情，并称：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4月30日接到梁启超电报，5月1日就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刊登在《晨报》上。他在文中惊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林长民文稿披露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墙报就贴出了十三院校学生代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五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当时，游行队伍中并没有“打到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相反，为了保住山东，学生还目标明确地去找美国大使馆，请求美国人帮助。因此，“五四运动”的实质是由梁启超的一封电报引发的爱国运动，所谓“反帝反封建”云云，都是后人加在其上的光环。
　　
清华大学的国学大师
　　
　　回国后的梁启超写成了《欧洲心影录》一书。一战后的欧洲，百业凋零，科技的进步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毁灭了人类一手缔造起来的文明。欧洲的经历让梁启超开始反思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他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将“民主”和“科学”喊得沸反盈天之时，敏锐而超前地指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传统儒家里提倡“正心诚意”，塑造修齐治平之人的思想在现代依然有用。然而，愤激的国人没有耐心去听梁启超的解释，在他们看来，梁已经过时了。失望之余，梁启超回到了书斋，于1925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
　　上世纪20年代的清华声名远播，其国学院先后将四位大家揽入怀中：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是个怪才，他在海外留学20年，潜心读书，对学位淡然处之，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
　　梁启超在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问：“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
　　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有没有著作？”
　　梁又答：“没有著作。”
　　曹校长为难了：“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怎么行呢？”
　　梁启超大怒，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却没有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说完，扬长而去。最终，曹云祥还是遵从了梁启超的意见，这才有了让后人仰之弥高的清华国学大师陈寅恪。
　　梁启超对清华学子影响深远。梁实秋早年在清华就读，直到晚年他仍回忆得起梁启超演讲的经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教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梁启超上课前，照例会先把眼镜向上翻一翻，开腔道：“启超没有什么学问”，随之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开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泪交流之余张口大笑了。”
　　梁实秋最后感叹道：“像先生这样，有学问，有文采，又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1922年，梁启超曾赴东南大学主讲先秦政治思想，与传授“实用主义”的胡适狭路相逢。学生黄伯易回忆道：“胡‘像花牌楼商人’，目空一切；梁‘广额深目，态度诚恳’，第一次和学生见面就表态‘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攻错。’”
　　胡适少时深受梁启超“新民说”影响，算是梁的弟子辈，留学归来一跃成为新一代学术界的“领军人”，风头正健。梁欣赏其才华，却不认同其哲学理论，曾在北大公开演讲发难。1923年，二人同时应邀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梁很不满，当即撰文批驳说，自己偏偏就没读过这两本书，“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梁启超在学问上的争胜念头，好友周善培看得很清楚。他说，梁启超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果胡适偶然研究哪怕“极无价值”的东西，他也要跟着研究一番。于是，周劝他：“论你的年辈、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何时才到头呢？”梁启超一再点头，终究还是拴不住自己“竞赛”的心。
　　在学校，梁启超常热心帮贫困学生谋一些编目录之类的兼职，赚补生活费用，教学上也很开明，欢迎学生挑战，因而每次开课都学子如云，把教室坐得满满当当。不过有一次，因为当天有校际篮球比赛，来的人太少，拂了先生的面子。他当即怒斥学生们无心向学，“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
　　
多变的学者和津津有味的人生
　　
　　闲暇时，梁启超喜欢打麻将。据他的弟子杨鸿烈回忆：“我有一次到了北海快雪堂，看见梁氏方进早膳，兴致很高，谈了相当长久的时间。我听人说梁氏订例，访客谈话以五分钟为限，这是为应付某些‘烂屁股’久坐聊天，妨碍工作而设。那天有好些高级知识分子来访问梁氏，他们原是熟人，见面更无所不谈，随后他们要求梁氏举行一次公开演讲，但他却婉辞道‘对不起，你们所订的演讲时期，恰和我的四个人的功课时间相冲突。’于是他们便回头询问我‘是不是你天天都要到此请梁先生讲书？’梁氏听见，莞尔而笑，说道‘非也！是我和几个朋友，搓搓小麻将，作方城之戏！’”
　　梁启超有句名言非常流行：“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他认为，打牌有助启发智商，“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还在担任《时务报》主笔时，梁启超经常半夜一边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论，由专人记录下来，一字不改，即可付梓。约稿、演讲统统不作准备，临场前，一阵“东风、白板”，便大功告成。不过，也许是用心不专吧，梁启超几乎逢玩必输，但他依然兴致高昂，乐此不疲。
　　对于晚辈，梁启超爱护有加，却也因直率而得罪人。1926年10月3日，在北京的北海漪澜堂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大腕。新郎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徐志摩，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人是胡适。在婚礼上，梁启超致辞时当着众人的面训导徐志摩说：“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全场为之愕然：这也太不留情面了！
　　晚年的梁启超每天五点起床，工作十个小时，星期天也不休息。他有句口头禅 “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孜孜不倦的努力换来的是 36年间所著《饮冰室合集》共1400万字，平均每年要写39万字。
　　梁启超一动笔则文思泉涌，万言长文“片刻即脱”。1914年他小住清华期间，罄10日之功，写完长达百页的《欧洲战役史论》。护国运动期间，遭袁世凯通缉追捕躲入荒山，大病初愈即奋战三天三夜，写出了《国民浅训》一书。
　　人到暮年，梁启超精力不减，只消一个周末，便可成书一本。与他一同欧游的蒋百里，回国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请他为之作序。岂料梁启超一发不可收拾，出手便是6万字，与原书一样长，这篇“长序”只得单独出版，成为梁启超的学术代表作《清代学术概论》，梁又反过来请蒋百里写序。
　　梁启超下笔神速，确属天资所赐。博闻强识，故能出经入史，信手拈来。比如，他能全篇背诵贾谊七千余字的《治安策》，曾笑言:“不能背《治安策》，又怎能上‘万言书’？”一次宴会上，胡适提到中国古诗中没有写猪的诗句，他马上以乾隆一句非常生僻的诗文“夕阳芳草见游猪”反驳。然而，若是将梁启超同王国维和陈寅恪相比，便“纵横捭阖”有余，“钩深诣微”见拙了，稍有不慎还会犯下常识性错误。黄侃就曾笑话梁启超的一次演讲中“有无数笑柄”，居然将“老子、庄子、屈原、诸葛亮、道安”列为“湖北五贤”。
　　周善培也多次劝梁启超治学为文不可一味求速。他对梁启超说：“你的文章能‘动人’，却不能像《史记》那样‘留人’。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莫说百读不厌，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梁启超深以为然。1924年夫人李蕙仙去逝，梁启超写下深情的《祭梁夫人文》时，一反常态地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改了两天才完成，列为“一生好文章之一”。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这是梁启超的名言。他常说，做学问当从趣味入手，才易出成果；但另一方面，自己为学“浅芜”，原因正在于“学问欲”很旺又“病在无恒”，以致“不能专积有成”。一次，梁启超在檀香山刚学习了几个月的英文，便自觉已得真谛，还编了一本《英文汉读法》，教人数月之内学会翻译英文。结果，经《国民报》英文编辑王宠惠“测试”，梁启超的英语水平当场“现形”。梁羞愧之下，将书一撕两半，扔到窗外。
　　梁漱溟曾撰文说，梁启超“热情多欲”，“感应敏锐”，“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梁启超坦言，自己所做的事，严格说来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的，但是“连失败也觉得津津有味”。他告诉子女：“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生活中，梁启超的确是个“烂漫向荣”的人，听京戏，也听古典音乐，收藏字画、楹联、书法，样样都来。一生藏书4万多册，碑刻拓本1200多件，逝世后尽数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1926年的一个周末，北师大的学生李任夫和楚中元去拜访梁启超。梁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为李任夫写下一副对联“万事祸为福所依，百年力与命相持”。梁启超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凡事要从远处看，切不可以一时的起伏而灰心丧志，一定要有‘定力’和‘毅力’。人的一生，都是从奋斗中过来的，这就是力与命的斗争。我们要相信力是可以战胜命的，一部历史，就是人类力命相斗的历史，所以才有今天的文明。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观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
　　楚中元又问：“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
　　梁启超沉吟了一会儿，道：“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 ’，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例如我是康南海先生的信徒，在很长时间里，还是他得力的助手，这是大家知道的。后来我又反对他，和他分手，这也是大家知道的。再如我和孙中山，中间曾有过一段合作，但以后又分道扬镳，互相论战，这也是尽人皆知的。至于袁世凯，一个时期，我确是寄以期望的，后来我坚决反对他，要打倒他，这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了。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用生命为西医辩护
　　
　　由于常年操劳和熬夜写作，梁启超的身体越来越差。1926年3月，血尿不止的梁启超住进了协和医院，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即使是身体每况愈下，他照例每日挥毫自娱。在家书中，他活灵活现地描摹“老白鼻”（幼子梁思礼乳名，即Baby的意思），模仿家中女仆，把“乡音无改鬓毛衰”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看惯了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凋敝，心底竟然还是一派灿烂和天真，或许，这就是趣味给予梁启超最好的补偿吧。
　　协和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梁启超一住院，就写信给他的孩子们：“我要你们知道我快活顽皮的样子，昨晚医生检查身体，说50岁以上的人体如此结实，在中国是几乎看不见第二位的。”
　　不幸的是，协和医院在梁启超身上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手术。功能正常的右肾被切除，病变的左肾仍然留在体内。此事梁启超当时即已知道，好友伍连德探听到，手术是协和的院长刘瑞恒主刀。此后，梁启超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但已无法根治，终于在1929年1月19日病逝，安葬在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
　　临终前，梁启超看见报纸上对协和医院和西医的指责谩骂不绝如缕，考虑到西医刚刚进入中国，正在起步阶段，梁启超强撑病体，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启超关心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正如丁文江挽联中所写：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沈商耆的挽联直到今天仍令人回味：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第23期，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