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英语文章翻译:高树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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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名片
著名爱国将领。出身行武，因作战勇敢，由士兵累升至师长。在参加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中，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毅然脱离国民党军队，到天津寓居。抗战胜利后任新八军军长、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因反对内战，1945年10月率部在邯郸前线起义，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号召国民党军队以高树勋部队为榜样，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内战战场上举行起义，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中文：
高树勋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
河北盐山县高金庄
生日：
1898年8月6日
逝世：
1972年1月19日
职业：
军人
成就：
第一位起义国民党高级将领
目录
爱国将领简介生平率军起义活埋石友三高树勋运动
编辑本段爱国将领
简介
高树勋，字健候，1898年8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高金庄。兄弟姐妹7人，在兄弟3人中，他排行第二。著名爱国将领。出身行武，因作战勇敢，由士兵累升至师长。因反对内战，1945年10月率部在邯郸前线起义，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生平
8岁时，入私塾读书，读了4年，后家道中落，回乡务农。
1914年，到天津、北京等地学徒谋生。后又投奔在四川绵阳冯玉祥部当兵的舅舅。
1917年，冯玉祥率领第16混成旅官兵讨逆，高树勋因作战勇敢被升为冯玉样的手枪连班长。
1918年，冯玉样在鄂东重镇武穴通电全国，反对段祺瑞，段祺瑞约冯玉祥到汉口谈判。高树勋率手枪班随冯玉样赴汉口，当冯玉样的贴身警卫，终使冯玉祥安全归来。
冯玉祥将他送进学兵营学习测绘、军事操典、射击常识。结业后被任命为机枪营司务长。1920年，高树勋升任排长，受冯玉祥的影响，加入基督教。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1925年8月，又升任团长，军衔为陆军上校。1926年9月17日，冯玉样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高树勋成为国民党员。此后，随冯玉祥四处征战，官职也一路高升，一直到官居青海省代省长的要职。
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高树勋部缩编为27师，列入孙连仲的27路军，投靠蒋介石。
1931年，参加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被红军击败。
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又到该部当骑兵师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树勋出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直到河北省保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师。1938年2月19日，日军占领了新乡市。根据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不准高部南渡黄河的指示，高树勋指挥所部新8军，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交替掩护撤退。
1940年4月，石友三在冀南战斗中遭到八路军的毁灭性打击，遂转而投靠日军，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石的结义兄弟、
高树勋(右三)
部下高树勋不愿做汉奸，遂密谋暗杀石友三。12月1日，高请石的老长官孙良诚以开会为名，邀请石前往濮阳，在会中将其绑架后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活埋于黄河岸边。
1945年9至10月，国民党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在进行平汉战役的同时，开展了秘密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政治攻势。高树勋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排斥异己、挑起内战的行动表示不满和反感。
1945年9月上旬，高树勋派人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商谈和平事宜。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起义，以通电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高树勋率部起义后，使敌军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刘伯承将解放军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于运动战中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生俘敌40军军长马法五，取得了平汉战役的胜利。
天津高树勋旧居
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11月10日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树勋起义对于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引起较大的震动，使其感到“兵心不固，民心不归"，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高树勋起义及平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阴谋部署发动内战的大量文件被缴获，延安新华社选其重要密令７件公开发表，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
高树勋起义及随后开展的“高树勋运动"，成为国民党军队中有爱国心、厌恶内战的广大官兵的一面旗帜，他们在此后的国民党内战前线大批倒戈起义，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但当时八路军过急地收编吞并了高树勋的起义部队，也造成了不好影响，刘邓大军主力出击外线后，晋冀鲁豫根据地一度非常紧张。
新中国建立前夕，高树勋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1955年，毛主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授予高树勋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率军起义
1946年2月邓小平（左一）、刘伯承（左四）、 薄一波（右一）、杨秀峰（左二）、高树勋（右三）与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着长衫者）合影。
1944年，高树勋被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1945年又被任命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新八军军长，此时中共党员王定南已经在他身边工作。日本投降后，高树勋奉命率军以受降为名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他不愿打内战，联系刘伯承、邓小平酝酿起义。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国民党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附近的内战前线起义。
对正在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来说，高树勋起义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蒋不惜歪曲事实来封锁起义消息。国民党中央社于11月8日以军委会发言人的名义造谣：“10月31日夜高树勋在磁县以北马头镇为共军所俘，高树勋已完全失去自由。”
高树勋起义过来的部队叫什么名字？毛泽东建议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仍用新八军旧名。11月10日，河北武安县举行了庆祝“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起义后，高树勋三次申请入党，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高树勋成为中共党员。
毛主席命名“高树勋运动”
高树勋起义后，还托人带口信给其他国民党将领，希望这些国民党军将领效法自己，脱离反动派。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写道：“须从国民党军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1946年11月1日晋冀鲁豫版《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朱德总司令的文章《祝高树勋起义一周年》，文中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除了高树勋将军的起义之外，还有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起义军队达到蒋介石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高树勋运动已经成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良心的广大官兵的旗帜，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
邓小平说：他的功劳很大。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回忆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
邓小平所说的“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指的是1947年6月14日所谓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事件。当时晋冀鲁豫军队的某些领导，轻信该军将要叛变投敌的“情报”，竟然派兵抓捕时任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的高树勋，扣押了时任民主建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定南（王定南曾策动高树勋起义），取消了民主建国军的番号。所谓“阴谋暴动案”，查了近一年，没有发现证据，被关押人员在1948年春开始分配工作，高树勋也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此后，中共中央长期没有为这一案件正式平反。
1949年9月23日，高树勋与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起义将军出席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北平的宴会。195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高树勋，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交通厅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长等职务。1972年，高树勋逝世，华国锋等领导参加了追悼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谓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的冤案最终平反，高树勋将军终能含笑九泉。
活埋石友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高树勋的新六师被改编为国民党十军团第八军，高树勋任军长，受大汉奸石友三的节制。石友三，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被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石友三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借助日本势力，勾结失意的军人政客，组织队伍在冀东活动，为日本侵略军开辟道路。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其部属十分不满。师长米文和、张雨亭等不愿当汉奸，准备伺机除去石友三。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这样，石、高之间的矛盾就进一步加深了。石友三第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利用这些矛盾，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开始商谈投降条件。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说是要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不一会儿，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4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孙良诚这时才知受了利用，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独自离去。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高树勋运动
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又称平汉战役)中,我党做好统战工作，促使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战场起义。这次起义是抗战胜利后、全国内战未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内部发生的第一起反对打内战的大规模起义。
高树勋起义后，194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中提出：“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同年12月15日毛泽东明确地把“开展高树勋运动”，确立为1946年我党我军解放区十项工作的第二项工作。
在全国内战爆发四个月后、高树勋率部起义一周年之际，1946年10月30日朱德又发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一文，从理论高度对“高树勋运动”作出两点精辟概括。朱德指出:反动“军队的很多官兵在觉悟以后，就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而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
高树勋
的北伐战争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内战、独裁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在冀南前线举行反内战起义而成立民主建国军,就证明了这个真理。”他科学地预见，“我相信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朱德作出的“高树勋运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高树勋运动”必然会得到更大发展两点精辟结论，完全被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统战工作是战争年代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通过开展“高树勋运动”，促使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被我军俘虏的达636万人。
1945年10月，邓小平在指挥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时,深入做好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的统战工作，促使高树勋率部起义。高树勋起义后，善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号召我军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高树勋运动”兴起后产生了“一石激起千重浪”的重大影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歼敌807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就有177万人，占我军歼敌总数的21.9%。若加上被我军俘虏的459万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停止军事抵抗、甘做我军俘虏人员），则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俘虏的总数达636万人，占被我军歼敌总数的78.8%。
邓小平回忆平汉战役时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邓小平当年为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深入做了两方面工作。
一是全面调研高树勋的历史。邓小平深入调研后了解到，高树勋出生于佃农家庭，曾给我党军事家刘伯承当过副官，还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抗日战争时期，高树勋与我军领导人彭德怀、肖华多次接触，1939年7月，高树勋率领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宁家寨被日伪军包围后，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冀鲁边区司令员肖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机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此后高树勋心怀知恩图报之情，准备寻机回报共产党和八路军救命之情。据此邓小平得出结论:高树勋历史上“就同我们有联系”，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是我们拟首先争取的统战对象。
二是关注高树勋的现实倾向。1945年9月，高树勋派其亲信王定南（系中共地下党员）主动来找邓小平和刘伯承，希望与我党我军建立联系。根据高树勋上述现实政治倾向，邓小平指示王定南，要争取像高树勋这样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站到人民阵营来，同时嘱咐王定南转告高树勋，我党我军愿意与其继续保持联系。此后邓小平又增派申伯纯、靖任秋等协助王定南做争取高树勋的统战工作，在河南新乡建立与高树勋的秘密联络站。特别是当邓小平了解到高树勋部队高级军官家眷住在徐州，高树勋担心起义后国民党会迫害他本人及部队高级军官家眷的情况后，邓小平请新四军陈毅军长设法把高树勋部队高级军官家眷从徐州转移到安全地方。
经过邓小平周密慎重地做好各项工作，高树勋率领其部队于1945年10月30日宣布起义。高树勋走起义之路的过程表明，邓小平既是指引高树勋走起义之路的引路人，同时又是“高树勋运动”兴起的实践创造者。
毛泽东抗战时期两次指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是“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20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推行瓦解伪顽的政治工作”。此后又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及军队各战略区建立专职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国军工作部”。）高树勋起义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12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
此后，毛泽东在1945年12月15日亲笔撰写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级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高树勋运动”兴起后，1946年5月2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的文件，再次强调:“各地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正是在毛泽东的多次亲自指示和大力号召下，“高树勋运动”在全军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高树勋运动”兴起后，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一文，对“高树勋运动”作出两点精辟阐述。
一是把“高树勋运动”提高到符合历史规律的高度予以肯定。历史唯物论认为，一项社会运动能否在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取决于该项社会运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者则必然兴起，不符合者则难以兴起，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么“高树勋运动”在当时出现，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能否得到更大发展？朱德作出如下精辟回答:一切反动派“军队的很多官兵在觉悟以后，就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内战、独裁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在冀南前线举行反内战起义而成立民主建国军，就证明了这个真理”。二是朱德高瞻远瞩地指出:“我相信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必然会与解放区军民的抵抗，蒋管区人民的民主运动鼎足而三，这三个潮流汇合一起，必然会直接造成反动派的军事失败，有效地恢复全国的和平。”朱德高瞻远瞩地作出的“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的结论，此后完全被解放战争4年的实践所证明，下面一组权威统计数字充分说明这一点:
解放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队起义及被我军俘虏（该年度无国民党军队投诚及接受改编统计数字）人数是69.4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62.0%。
解放战争第二年，国民党军队起义及被我军俘虏（该年度无国民党军队投诚及接受改编统计数字）人数是98.1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64.4%。
解放战争第三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是247.8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81.2%。
解放战争第四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为220.6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92.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战绩统计表四》，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简言之，解放战争4年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呈逐年增长之势。
高树勋部起义后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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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湛江人(常.河.白.帆) [2472:15300], 21:58:58 12/1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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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高树勋率部起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经过8年血战，终于以日本宣布投降而结束。昔日民族战争
中的盟友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8年抗战，共产党领导的
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已经发展到130余万人，另有民兵260多万人。创建了
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以及皖中、皖东、鄂豫边、苏北等抗日根据
地。在抗日根据地内，一般都建立了村、乡、县人民政府，很多根据地都建立了
司法、税收、供销社(银行)等机构。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大独裁者的蒋介石是不
甘心的。他在美国的支持下，一方面下令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准备内战。
为了争取和平，避免战争或推迟战争，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于8月28日赴重庆
谈判。在此期间，国民党阎锡山部第十九军进攻我上党地区遭到惨败。蒋介石看
到我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经被吸引到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即以14个军分3路沿平
汉、同蒲、津浦3条铁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其中第叁十军、四十军、新八军6万
余人为第一梯队，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高树勋、马法五的率领下，沿平汉线从新
乡北进，企图打通铁路线与石门敌军汇合。这一路是主要的，对我解放区危害最
大。 正因为如此，刚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于10月17日从延安致电刘
伯承、邓小平：“在你们的领导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
争取下一次相当的或更大的胜利。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
利之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
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
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关系全局，极为
重大”的担子，交给了晋冀鲁豫军区。刘、邓接到电报后，一边督促各个部队迅
速从上党地区奔赴邯郸一带战场，一边抓紧时间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同时，为
了便于指挥，报经中央军委同意，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军区部队主力
，依次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叁、四纵队。各个部队一边改编，一边行
军，从太行山千山万壑的小路上直奔战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在邯郸以
北，经过10余日血战，双方损失都很大。关键时刻，在刘、邓首长的亲自组织下
，经地下党员王定南牵线，军区参谋长李达冒险穿过火线与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
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面谈，终于使高树勋下定决心，率领新八军和河北民军1万多人
火线起义，使战役立即发生逆转。最终，我军全歼敌军近4万人，生擒第十一战区
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缴获山炮、火箭炮310门
，轻重机枪1719挺，步枪9248支，获得战役的全胜。这个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
后的第一个大的战役。高树勋率部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最早、最大
的起义，当时不但震动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但高树勋和起义部队最后的命运
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为他们起名“民主建国军”
按照刘伯承和高树勋的商谈结果，1945年11月1日，高树勋、乔明礼等率领新
八军、河北民军1万多人迅速撤离战场，离开磁县马头镇，到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
整、补充。马头镇距离武安县伯延镇一带约几十华里，一路上，沿途群众与学生
列队远迎，高呼“欢迎高树勋将军反战起义”等口号，到处贴满五颜六色的欢迎
标语。起义的新八军和河北民军官兵无不欢欣鼓舞。高树勋率部起义后，下一步
就面临着改编问题。
在争取高树勋起义的过程中，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先后发
过两封电报汇报具体情况。中央军委也发了3封电报做了详细指示。对于改编的问
题，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刘、邓：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
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八军
旧名均可。请与高树勋商量酌定，高宣言宜早发表。 毛泽东 经过
刘、邓与高树勋等起义人员研究，认为毛泽东起的名字很好，决定将起义部队改
称“民主建国军”。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高树勋与其他人最终以通电的形式向全
国发出了起义宣言。其电文如下：重庆蒋介石、冯副委员长，延安毛泽东先生、
朱总司令，全国各军、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日寇投
降，国共谈判重开，双十协定公布，全国同胞，无比欢庆。树勋等忝为执戈卫国
之军人，尤为奋发。盖今日中国，惟和平方足以言建国，惟民主方足以言团结，
惟和平民主团结，方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叁民主义新中国之基础。大势所趋，人
心所向，合于此者，必为众所拥护，反于此者，必为众所唾弃。祸国兴邦，一念
所系。树勋等久历戎行，深沐旧西北军救国爱民之传统，过去纵曾不免事与愿违
，然固无时不心存戒惧。当此民族国家千钧一发之际，追怀既往，尤深警惕。综
看近世，心所谓危，难安缄默，愿向我国父老同胞一陈之。 此次树勋等奉命
率部北上，原为受降。此在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
责以向八年之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
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
，痛苦万状。进则为挑起内战之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罪戾。辗
转思维，忧心如捣。全军上下，被迫挥泪行军，一路怨声载道。洎夫师次豫北，
再入冀南，目睹父老流涕陈情，青壮怒目相视，尤以八路军和平建国之真诚，节
节退让之举动，言行一致，感人更深。谁人处此能无动于衷耶?树勋等歼敌余生，
自不畏死，然尤不愿以歼敌之武器，加诸同胞，自残骨肉，贻害民族。况华北之
敌，尚未放下武器，内外夹攻抗战有功之八路军，人间宁有此理?于是全军将士，
转相告语，退出内战漩涡之声大起。其实此不只敝军之呼声，抑亦全国人民之要
求也。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众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命意
无他，旨在为国家民族之前途，退出内战，求以和平民主途径建国而已。知我罪
我，在所不计。更有近来，道路传闻，此次加命，乃为消灭杂牌，排除异己之运
用。树勋等对此，不愿多论，所争者惟不愿再以人民养育之兵，供内战之用耳。
兹经全军公决，成为民主建国军，并推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公命之下，谨
揭数事，以告国人。 第一，本军坚决反对内战，并愿全国同胞，一致为制止内
战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 第二，拥护蒋主席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建国方针，国
是应取决于民主的政治协商，不应以军事方式解决。 第叁，应立即联合各党各
派，组织联合政府，以解决当前之政治危急。
上述叁事，为本军今后行动方针，誓当努力以赴，百折不渝，并确信，大势
所趋，和平民主必可实现。树勋等望治情殷，爱国心切。古有言，“民为贵，君
为轻”，但求有利于人民国家，生死胥置之度外，成败利钝，更何所计欤!违命之
愆，所不屑辩，全国父老，自有定评，区区此心，敢请共鉴。如果幸而教之，则
幸甚矣! 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率全军将士叩
中华民国叁十四年十月叁十日
看到高树勋的起义通电后，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
贺电： 树勋将军吾兄勋鉴：
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
贺，即颂戎绥。 毛泽东 朱 德
高树勋接到贺电，十分感动，于1945年11月4日又给毛泽东、朱德回了电报。
成立民主建国军后，发来贺电的还有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
邓小平、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委薄一波；太行军区秦基伟、李雪峰、黄镇；晋
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申伯纯、邢肇棠、聂真、晁哲甫；冀南军区杜义德、李菁玉、
刘志坚、马国瑞；冀鲁豫军区杨勇、王秉璋、赵健民、张霖之、张玺；太岳军区
王新亭、裴孟飞等。外区的如渤海区参议会，广九路解放区各界，晋绥军区吕正
操、李井泉、续范亭、周士第，晋绥边区各界，山东军区津浦前线全体指战员，
晋察冀各界，鄂豫皖解放区群众大会等。为建立好这支队伍，刘伯承、邓小平和
晋冀鲁豫军区进行了精心的安排。
1945年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
。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两万多人。清晨，各机关、团体代表及各地群众源源不断的
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数不清的慰问品，被人们争先恐后地送到主席台前。一位
挑着两筐大公鸡的老汉，兴高采烈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拥护高总司令的，跟八
路军合作的都是好队伍。”主席台前，两幅巨型标语特别引人注目，一幅上写着
：“高总司令和民主建国军的义举是中国的光荣，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愿望!”另一
幅上写着：“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建国军联合起来，为民族独立、民主团结、
和平建国而奋斗!”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大会宣布开始，首先，举行升旗仪式
。民主建国军鲜艳的旗帜，伴着雄壮的乐曲徐徐升起，起义的将士，很多人眼含
热泪，庆祝自己的新生。 升旗仪式完毕，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高树勋
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一军军长、乔明礼为
第二军军长。 命令宣读完后，高树勋亲自率领全军将士宣誓就职。
大会结束后，群众表演了高跷、旱船、秧歌等节目助兴。晋冀鲁豫军区文工
团也到民主建国军驻地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等节目，
起义官兵深受教育，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回到亲人怀抱后的幸福，沉浸在无比欢乐
的气氛之中……回到驻地，高树勋还沉浸在欢乐之中，见到李达，他郑重地提出
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李达高兴地说：“你的要求很好，我回去向刘伯承司令员
、邓小平政委汇报。”几天后，高树勋见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再次提
出自己要求入党的问题。几位领导一方面表示欢迎，同时表示，尽快向党中央请
示。 1945年11月11日，晋冀鲁豫中央局给党中央发电报，请示高树勋入党的
问题： 高树勋叁次要求入党，如何办理?请示。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复电：
戍真电悉，中央批准高树勋同志加入本党。此复。
同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民主建国军成立后，进行了严格的整训，开展了民主运动，组织了赴延安参
观团，成立了建国学校和干训团，培养了大批骨干。部队逐步向新型人民军队转
变。 “高树勋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然而，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毛泽东在延安细心听取了关于邯郸起义的汇报后，高屋建瓴地总结了邯郸起
义的重要意义，并在亲自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开
展学习高树勋运动”。他明确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
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
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人的战斗意志
。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
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
平。” 为使瓦解敌军的任务落实到实处，毛泽东还提出“为使此项工作切
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
，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 接到中共
中央的指示、方针，各大区、二级军区，甚至师、旅都加强了对瓦解敌军工作的
领导和支持，充实了人力和财力，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从此，“高树勋运动”广
泛开展起来了。这个有着浓厚政治、军事意义的运动，唤醒了成千上万国民党军
队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在战场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瓦解敌军工作成为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战胜反动派，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
重要因素之一，从而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新建立的民主建国军
广大官兵，满怀信心，迎接着自己的新生。1946年1月间，高树勋给蒋介石写信，
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揭露蒋管区贪污腐败情景，要求国民党忠实执行停战协定，
实行民主改革，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用普选方式产生
真正的人民代表以成立正式联合政府，解决当前国是，而不能国民党一党独裁。
3月间，高树勋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3月21日，高树勋赴邯郸参加大会，
以他曾是国民党一高级将领的身份讲话，谴责国民党二中全会破坏宪法草案修改
原则。 4月间，国民党当局决定于两个月完成花园口黄河堵口合拢工程，企图
水淹解放区。5月3日，高树勋致函当时全国水利委员会薛笃弼和黄河水利委员会
赵守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劝他们不要以修治黄河为名，进行内战准备。 高
树勋和民主建国军的影响逐日扩大。
1946年5月31日，国民党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所部于海城起义，高树勋于
6月8日电贺:“去年邯郸起义，旨在救国拯民，欣闻贵师义举，益感同道多助。今
后愿密切联系，俾其奋斗。”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刘善本上尉驾驶一架B－24型轰炸机“
走高树勋道路”起义，由成都飞往延安。他的起义，再次在国民党军队中造成震
荡。 9月18日，高树勋电贺原国民党第叁十八军孔从周、刘威诚部起义军。由
于国民党军队不愿参加内战，纷纷起义投诚，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形势一片大
好。9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国民党官兵起来罢战怠战》的社论，
号召国民党军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起来罢战怠战。这时，已临近民主建国
军起义一周年的日子──10月30日，民主建国军全军上下都在准备庆祝，高树勋
连日收阅各方贺电祝词，全军掀起了起义一周年教育与回顾活动。 1946年10
月29日，毛泽东、朱德发来电报，祝贺民主建国军起义一周年。朱德还专门写了
文章──《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民主
建国军的命运发生了逆转。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新型的军队，晋冀鲁豫
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但在民主建国军的政治工
作人员，没有按照中共中央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去真诚团结，耐心教育，帮助
提高起义人员的思想水平，以使大家逐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而是采取“左”的
关门主义态度，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所以，他们与起义军官
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加上一些政工人员品质不好，弄虚作假以邀功请赏，渐渐
把事情推向了极端。 事情的突然逆转，与环境和敌情也有很大关系。
到1947年6月，内战已经打了一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是
，蒋介石对我军的重点进攻仍然在继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高瞻远瞩，
指出了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提出：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
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中央军委的具体部署下，晋冀鲁豫军区开始
了紧张的准备，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由刘、邓首长亲自率领，千里跃进大别山
。野战军由第一、二、叁、六等4个纵队组成，几乎集中了当时晋冀鲁豫军区所有
的主力部队。在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南进后，晋冀鲁豫军区只留下了少量正规部
队和地方武装，由病未全愈的副司令员徐向前全面负责晋冀鲁豫军区的军事工作
。留下的徐向前、薄一波等领导明白，在军区主力开走后，要与兵力占优势的阎
锡山部长期作战，是很艰难的，要下力气做好各种准备。 民主建国军“叛乱
”事件就是在这种大形势下出现的。
早在1946年底，就在民主建国军内发生了一起所谓的“特务案件”。当时因为部
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一名保卫干部
在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叁个指头，就说他是向特务发
暗号，把他拘捕。后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供出了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
到民主建国军一些营、团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刚开始时涉及的人不多，范围不
大，这些人被陆续送到设在潞城的神泉村训练班审讯。随着逼、供、信的规模越
来越大，有的人在严刑下开始胡说，又供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涉及的范围越来越
宽，层次越来越高，搅得民主建国军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凑巧的是
，这段时间里，民主建国军总部王庄驻地，确有国民党人来策反，就是高树勋原
来的马师长从西安派人带信给他，让他“弃暗投明”。高树勋将信送给军区首长
，然后把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因此，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有意
放跑的。接着，军区个别领导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
树勋，进行监视。后来，随着国民党加紧策反活动，我军后方空虚，气氛越来越
紧张。在复杂局面之下，军区一个负责同志下了结论说：“郝鹏举(徐州警备司令
，先起义、又叛变)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 1947
年6月14日清晨，民主建国军总部各部、处正在按照政治学习计划，学习毛泽东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总司令高树勋的住宅方向忽然响起枪声，原来是政
工人员带领了一个团，去抓高树勋。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高树勋正在院子里散步。中央军委要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把大别山作为突
击方向的指示，他已经听到了上级的传达，便把主要精神已经传达到民主建国军
各部队。广大官兵也摩拳擦掌，积极备战，准备在刘、邓首长指挥下，南下参战
一显身手。此时，高树勋正在反复考虑部队南下中的一些问题，突然就听得外面
响起“□□啪啪”的枪声，由远而近。民主建国军警卫团因不了解情况，与抓高
树勋的部队发生了枪战。几分钟后，警卫团听到民主建国军政治部领导喊话，停
止了射击。抓人的部队直奔高树勋的住宅而来。 高树勋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事情，赶紧从院子里跑到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知道电话线
已被割断了。院子里的卫队听到了外面的喊声，都掏出枪来，准备还击，高树勋
命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卫队这才把枪都放了下来。枪声距离得如
此近，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几乎
哭出来。这时高树勋进来叫她蹲下，蹲在炕边下，他怕射进来的子弹打着女儿。
高继芳刚蹲下，一群八路军战士端着枪跑进了院子，命令高树勋和保姆到后院去
。高树勋回到后院屋里，不放心女儿，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我的女儿高继
芳在前院屋里蹲着，让她也进来吧。”那个干部迟疑了一下，让一个战士叫人。
战士来到前院屋里问：“谁叫高继芳?”高继芳站起来说：“我是。”他说：“高
树勋叫你去。”高继芳就随着这个士兵，重新回到会客室。 这时会客室门
口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战士，里面，高树勋和夫人各坐在一把椅子上。高继芳看
看父母，一声没响，找了把椅子也坐下。就这样，3个人默默无语的从早上7点多
直坐到晚上六七点钟。在这期间，高树勋向站岗的战士要信纸、信封，说要写信
。不一会儿，一个干部送来了纸和笔。高树勋一会儿写了几封信，信的内容大体
相同，是写给上级领导人和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每封信上都写有“我海枯石烂
心不变，要革命到底”的字样。这样，他一会儿一封，也不知到底写了多少封，
每写好一封就扔到门口地下。信一会儿被战士送走了。 约到晚上6时，政治
部主任张力之的爱人石磊来了，她说张力之病了，不能来。问过话后，知道他们
还没有吃饭，于是她通知厨房做饭。吃过饭，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提出回学校，
石磊马上同意，找了一辆木轮车把她送回了学校。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
驻地，继续审查。
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驻地审查。抓捕高树勋的政工人员在给军区的报告中夸大其词：“……经战斗，解除了高树勋的武装。” 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回电说：高树勋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这期间,尤其荒唐的是,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国民党军队,策动高树勋部起义的共产党员王定南,也被突然扣押起来,五花大绑地被送到神泉训练班,逼他承认“参与高树勋暴动”。王定南坚决不承认,审问人员说他不老实,将他吊打、背铐56天。王定南一口咬定没有此事,还高声说:“我要向党中央申诉!”因为他态度“顽固”,便一直被关押,直到1953年才从北京监狱中放出来。
这个案子风声很大,迅速传遍了各解放区,大家称之为“六一四”事件。国民党趁机借这个事件大肆宣传,说什么“这就是叛变的下场”。
召开纪念大会为民主建国军平反
“六一四”事件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先后侵占延安等地,表面上一时得手。在华中起义的郝鹏举部叛变,再次投靠了国民党,旋被新四军消灭。报纸虽发表过《旧军队必须脱胎换骨》的社论,向民主建国军敲起了警钟,但民主建国军政治工作负责人的极“左”关门主义,逼供得出的假口供,以及部队中出现的某些偶然现象,一旦与“叛乱”联系起来,互相“印证”,就无法在短时间弄明白事实真相,使改造旧军队的工作陷入迷魂阵。
另外,此时正值晋冀鲁豫主力部队集中,准备渡黄河南进。假情报说,高树勋部正是打算利用晋冀鲁豫根据地腹地空虚的机会发动叛乱。从当时的形势看,对一些人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是必要的,但不分青红皂白,把近千名排以上干部关押审讯,并搞逼供,显然是错误的。
在神泉训练班里,审问人员让有关人员学习他们编写的《抢救失足者手册》,强迫他们承认参加了高树勋组织的叛变,采取吊打、诱供等恶劣手段,搞了很多假口供,冤枉了很多人。
过了几个月,晋冀鲁豫军区重新派了一些人对民主建国军“叛乱”事件进行调查,结果不了了之。半年多后,高树勋终于解脱,开始参加工作。所幸的是,邯郸起义的第二号人物、民主建国军第二军军长乔明礼(原河北民军总指挥)幸免,原因是他的第二军在河北民军时期就与八路军联系密切,起义后部队改造得也较好,因此在“六一四”事件中没有涉及。
高树勋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得以解脱,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但对民主建国军的这一所谓“叛乱”事件,历史却始终没有定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拨乱反正,民主建国军的问题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83年,在高树勋率部起义38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纪念大会,以这种方式给予平反。当年曾经参加处理民主建国军问题的薄一波（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专门给大会发来了贺信,
全文如下:
对召开这次具重要意义的纪念会,我不能前来参加,深表歉意。
在国民党反动派试图派兵北上,侵吞抗战果实,向我华北解放区进行挑战的时刻,高树勋将军于1945年10月30日率所部新八军起义,口号是要民主、要和平,为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给国民党部队指出了一条出路,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倡议下,开展了学习高树勋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由高树勋将军率领组建的民主建国军,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建国后,他们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作出了贡献。
在纪念邯郸起义三十八周年的时候,让我们高呼: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民主建国军英雄们,永垂不朽!
让我们高呼:发扬邯郸起义的革命精神,为祖国四化建设做出新贡献!
在此,我向高树勋将军及已故的范龙章、乔明礼、陈明韶、田树青等将领致以深切的悼念,并对他们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薄一波
1983年10月30日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撰写组的同志,在谈到邯郸起义时,深情地说:“上党战役之后,随后就是平汉战役,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样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3000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员,我见过他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
邓小平给高树勋和民主建国军做了最后的历史结论。
历史铭记他的功绩 新中国建立前夕，高树勋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他工作勤奋，任劳任怨，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为祖国的统一和富强，战斗到了最后一息。青史有情，一切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核心提示：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在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听取了李达参谋长的汇报，并对高树勋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11月8日，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张际春、李达联名给高树勋发来贺电：
《大起义》张明金/编 黄河出版社 2008年1月
简介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本文所介绍十次在战场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为成千上万国民党起义官兵的缩影。他们高举义旗站到人民的一方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起义促进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一部分：高树勋与邯郸起义
1945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汉战役。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在马头镇（今属邯郸）宣布起义。高树勋在这次战役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为我军迅速夺取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扩大起义的影响，毛泽东将这次起义命名为邯郸起义。
兵出伏牛山
1945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汉战役。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在马头镇（今属邯郸）宣布起义。高树勋在这次战役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为我军迅速夺取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扩大起义的影响，毛泽东将这次起义命名为邯郸起义。
高树勋（1889～1972）
字建侯。河北省盐山县人。1915年投奔到冯玉祥部队当兵。后在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6年曾率部参加过北伐战争。1930年参加阎、冯倒蒋战争，失败后，高部被蒋介石编入国民党第26路军，高任第27师师长。1931年，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此时，高因在天津养病“督师不力”，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后，被迫离开军界在天津隐居。1933年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高应冯的邀请，到张家口就任抗日同盟军骑兵军军长，参加了攻克多伦等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河北省保安处处长、河北游击军总指挥、新6师师长、新8军军长、第39集团军总司令、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冀察战区总司令等职。
1945年8月中旬，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蒋介石便在玩弄“和平谈判”伎俩的同时，又挑起内战的烽火。10月中旬，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官孙连仲，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遣其所部第30、第40军和新8军等部共4万余人，在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等人的率领下，沿着平汉线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妄图迅速打通平汉路，配合空运和海运的国民党军进入华北地区，进而抢占东北。
为了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并打击进犯之敌的嚣张气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沿平汉线北犯之敌是蒋介石图谋发动内战的急先锋，平汉线为我解放区的屏障。为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为保卫解放区的安全，必须消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
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歼灭沿平汉路北犯之敌为主要目标，集中主力部队，发起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让北犯之敌渡过漳河，在预定作战地域将其包围。
1945年10月2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又积极进行政治争取。10月30日，第1l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面前，决定率其直属新8军及河北民军等部共一万两千余人，在河北马头镇（今属邯郸）内战前线举行起义，并向全国发表通电，宣布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剿匪”命令，退出内战前线，站到人民方面来。随后，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展开猛烈进攻。战至11月2日，平汉线作战胜利结束。此战共歼国民党军4万余人，其中俘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以下官兵2万余人、起义1万余人，对挫败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掩护我军各部队向东北地区开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高树勋在这次战役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为我军迅速夺取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开创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大部队起义的先例，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为此，毛泽东致电嘉奖，亲自提议将所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任命高树勋为总司令。并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为在后来的全国解放战争中，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官兵起义树立了榜样。
1945年8月初，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喜讯传到豫西的伏牛山区，国民党第11战区新8军和河北民军营地的官兵们一片欢腾。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的贫民百姓，现在抗战胜利了，都迫切希望早日走出伏牛山，外出受降，以便返回故乡与亲人团聚，重建家园。可是他们在焦急的等待中，总也听不到“出山”的消息。现在，他们有些急了，等不下去了。因此，在8月10日的这一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集中在新8军军部大门前的白果树下，代表新8军和河北民军的广大士兵提出了“走出伏牛山，回家好种田”的口号，并以此向他们的长官请命“出山”。
这时，一个身材高大，长着黑红的脸庞，浓眉大眼的人，在一队卫兵的簇拥下，走出军部的大门，来到白果树下。他看到眼前这些“为民请命”的士兵代表，心中一阵感慨。只见他推开簇拥在身边的卫兵，站到白果树下的一个石头棋盘上，双手掐着腰，大声地说：“弟兄们，本司令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因为我现在的心情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咱们远离故土，久别亲人，谁无怀故思亲之情？如果蒋委员长让我们出山受降，回到晋冀豫边区，本司令一定让弟兄们顺道回家看看。可是现在还不行啊，我们还没有接到出山受降的命令，请弟兄们再耐心的等待几天，暂且回去，容我再致电蒋委员长，请命出山，数日之后我一定会给弟兄们一个准确的答复。怎么样？”
人群中泛起一阵轻轻的骚动，是“行”还是“不行”，并没有人回应，但是听了司令的这番话后，他们便分散开来，各自又回到了烦闷潮湿的军营。
却说那个站在桌子上讲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支部队中颇有威望的总司令——高树勋。
其实，此时高树勋的心情比他部下的心情更为不满。面对已经到来的胜利，他的经过浴血抗战的部队和弟兄们，却被蒋介石的一个电令，困在这偏远的伏牛山中待命驻防。对此，高树勋的心中也明白，这是老蒋不准他的这支“杂牌”部队出山受降，而是想让他的嫡系去“摘桃”。但是，他心中这些难以言传的苦衷，又怎么能对部下明讲呢？
当然，高树勋是不会甘心他和他的部队窝在伏牛山中的。于是在8月10日，他再次急电蒋介石，要求带领部队出山受降。
8月12日夜晚，阴霾的夜空中没有一丝星光，在烦闷潮湿的空气中，树上的知了在不停地呜叫着。此刻的高树勋，心里也感到特别的烦闷，因为给老蒋的急电已经发出去两天，可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他在急切的等待中，什么也干不下去，只好躺在军部门前大白果树下的藤椅上，闭着眼睛听着收音机。
突然，机要员急匆匆地跑来，送上蒋介石、何应钦发来的一封电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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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接过电报，只见上面写着：
伏牛山乃中原要地，据险地之利万不可忽弃。你部原地驻防待命，出山受降之事待议……
高树勋电报还没有看完，心中顿时燃起一团怒火，气愤地想：他妈的，你老蒋真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抗战期间，你的嫡系一直躲在大后方，养精蓄锐，留下我们这些所谓的“杂牌”在前线流血卖命。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抢占地盘，相反却要我们这些部队“原地待命”，由你的部队去受降摘“桃子”。这样对待我们，天理何在？
高树勋部队的官兵们，听到蒋介石不准他们出山受降的消息后，无不气愤。特别是他的一些老部下，不约而同地来到高的住处，愤怒地说：“老蒋不让我们出山受降，道理何在！”
面对此情此景，高树勋说：“老蒋有他的主意，我有我的打算！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抗战都胜利了，我们还怕什么，也该到了我们为自己做主的时候了。”
为此，高树勋毅然决定：利用蒋介石给他的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头衔，兵出伏牛山，挥师北上，收编伪军，接受日军投降，到北平以北去占领一块地盘，日后再作打算。
围在高树勋身边的军官们，听到这一决定，一致表示：总司令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但也有人劝高树勋慎思慎行，不要轻举妄动，免得招惹是非。高树勋理直气壮地说：“出兵受降，何错之有，北上收复失地，为民族胜利之师张目，乃理所当然！”
恰在这时，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来电，邀请高树勋进军南阳，以固中原，蓄意内战；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来电，邀请高树勋去新乡，以便北进，打通平汉铁路，抢占北平、天津。两电比较之后，高树勋考虑到他手下的弟兄们多为北方人，再往南走部队就更不好带了，便接受了孙连仲的邀请，率部出伏牛山，出兵北上。
8月15日，高树勋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率领部队从驻地河南省南召县出发，日夜兼程，9月3日到达郑州附近的新郑。高树勋为了继续顺利北进，到新郑时才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说明他要到石家庄、北平一带去接受日军投降，请蒋电示。对此蒋介石虽然大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为此，在9月5日，蒋介石也只好顺水推舟，令高树勋部“由广武方面渡河向汲县挺进，扫荡奸伪，监视日军”。
9月12日，高树勋部越过黄河，进抵新乡。
随着部队不断向北推移，高树勋的部队要穿过八路军控制的冀察根据地，他知道，这对他和他的部队来说决非一件易事。因此，早在8月初，他已派参议王定南，赴太行去找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联系，但至今没有消息。
此时，高树勋在新乡的临时官邸里焦急地思虑着：不知王参议是否到了太行山，联系的结果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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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南奉命出使
王定南是河南省内乡县人，一个知名的抗战人士。高树勋对这个人的名字久已耳熟，但是他们的相知相交却纯属偶然。
那还是一年前，王定南在河南郏县、宝丰等地组织“河南人民自卫军”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时，自卫军被国民党汤恩伯部缴械，王定南夫妇以“通共”的罪名被扣押。那时，高树勋部正驻在河南镇平一带。王定南等人被押赴汉中途中，路经镇平县大榆树村时，高树勋慕名看望了他们。从谈话中，高树勋感到王定南不仅具有学者风度，谈吐不凡，而且还是个有气节、重义气的人，虽有“通共”之嫌，但并无不良企图。于是，对王产生了好感，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临别时，高树勋对王定南说：“王先生雄才大略，君心坦荡，是一个成就大事的人，望多加保重，以后我一定设法营救你。”并当场拿出一摞大洋交给押解人员，嘱托路上要好好照顾王先生。同时，当场把王定南的夫人唐宏强释放，并写下字据，主动承担责任。为此，王定南非常感激高树勋，两人就此结下了生死之交。
此后，王定南被送到汉中国民党第1战区军法分监部关押。1945年4月，王定南由高树勋和国民党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保释出狱，应邀从汉中来到镇平县高丘镇高树勋总部驻地，被委以总参议，留在冀察战区总部。
1945年7月，八路军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部自豫西巩县、登封一带挺进鲁山、南召，拟以伏牛山为依托，开辟新区。
胡宗南闻讯后，电令高树勋部进驻南召、嵩县地区，阻止八路军南下。此时，高树勋已被委任为冀察战区总司令，他想：我的队伍迟早要到冀察地区去。但那里是共产党、八路军控制的地区，抗战八年和八路军的关系搞得还不错，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更应该与八路军建立秘密联系，以免再发生冲突。因此，高树勋想起自己在河北省保安处任职期间，曾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有过交往，于是决定派人去找彭德怀，先疏通一下关系。但派谁去呢？高树勋思之再三，最后决定派曾和共产党有过交往的王定南出使太行。
王定南赴太行山临行前，高树勋取出一块白绸布，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向彭将军致以问候，希望和共产党、八路军建立联系，请彭将军指教等。高树勋把信交给王定南后，叮嘱再三，要他务必面见彭将军，讲明他的初衷，以便达成共识。
8月1日，王定南带着一把雨伞，在一个雨中的清晨，从南召县李青店高树勋总部出发，向太行山晋冀鲁豫解放区奔去。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主要靠步行，加之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走很困难。王定南晓行夜宿，经过10多天的长途跋涉，才来到了新乡孙殿英的司令部所在地。王定南知道孙殿英和高树勋素有交往，便以路过此地，顺便代表高树勋看望孙殿英为名，送上一点小礼物，并借此到孙部投宿，以便寻找在孙部进行统战的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
当天晚上，在孙殿英部搞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朱穆之，通过内线得知高树勋派王定南潜赴太行的目的后，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并建议主动和王定南接触，以便摸清情况以后协助王定南，见机行事，进一步促成高树勋的义举。
经上级同意，次日夜晚，朱穆之找到了王定南。言谈之间，朱穆之了解到王定南要去邯郸，便说：“老兄，邯郸一带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哟！”
王定南说：“没关系，我在那边有朋友。”
朱穆之又说：“八路军里，我也有朋友。”
两人在交谈中，各自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王定南得知朱穆之是中共方面的统战人员后，非常高兴，便把高树勋要他给彭德怀送信的事说了出来。朱穆之表示一定尽力相助，并根据上级的指示，主动提出和王定南一路同行，为王带路。对此，王定南非常高兴，因为继续北去的路他也不熟悉，正苦于没人带路，朱穆之的不请自来，真是令他喜出望外。于是，他们在新乡小歇几日后，便一起踏上了北去的旅途。
8月27日，朱穆之把王定南带到了河南林县任村。
任村，地处太行山南段的林县盆地，抗战以来，这里便是八路军晋冀鲁豫根据地一个南来北往的交通联络站，因此，也叫任村豫北办事处。在这里，他们恰遇从延安归来，要回华东去的陈毅和到晋冀鲁豫军区的领导人薄一波和滕代远等。这一意外的相见，使朱穆之非常高兴，因为他和陈毅等人早在延安时期就相识了，多年不见后，竟在这里重逢，朱穆之便把高树勋派王定南给彭总送信，希望和中共建立友好联系的情况，向陈毅、薄一波、滕代远等领导作了汇报，并希望他们能见一下王定南。
陈毅等人接受了朱穆之的建议，立即在住处接见了王定南，并仔细看了高树勋写给彭总的信。陈毅说：“很好，我们几个人是路过这里的，听说你来了，先和你见个面，具体如何办，你到涉县赤岸去见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他们会同你详细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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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王定南来到河北省涉县赤岸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受到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和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镇的热情接待。黄镇对王定南说：刘司令员、邓政委刚刚离开总部，到黎城前线去了，你先住下，我们立即和前线指挥部联系一下，有了消息及时通知你。
第二天，申伯纯来到王定南住处，说：“刘司令员、邓政委从前线来电，叫你到黎城去见面。”于是，申伯纯准备了马匹，亲自送王定南到黎城。
8月29日，刘伯承、邓小平从前线回到黎城，立即接见了王定南。刘、邓看过高树勋写给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信后，王定南详细介绍了高树勋这几年在国民党军队受排挤打击的情形，以及曾和陈先瑞进行火线会谈，并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阐明了高部想起义的初衷。
刘伯承对王定南说：“彭副总司令已不在太行，回延安工作去了。有关与高树勋将军联系的事你要抓紧时间办，事不宜迟，越早越好。我给高树勋将军写封回信，你带给他吧。”说完，提笔写了回信。
王定南接过信后，邓小平对他说：“现在高树勋部队已北进新乡，你要赶快回新乡去，把我们的意见告诉高树勋将军，请他好好想一想，希望以后不断联系。”
刘、邓研究了对高树勋的争取工作，决定由申伯纯负责，组成一个工作组，成员有边区参议会参议靖任秋、总部参谋和情报部门的路展、李新农、席一、刘岱，此外，还有交通联络和电台机要人员辛良志、郝文祥、徐双海等。
争取高部工作组组成后，军区领导薄一波、滕代远给大家作了简短动员，申伯纯讲了工作组的任务和注意的问题，并和大家一起研究了具体行动计划。申伯纯决定，先派塔岗情报站的辛良志、郝文祥二人随王定南即日启程，前往新乡。
9月上旬，王定南和辛良志、郝文祥一行3人，经过两天多的跋涉，由塔岗来到新乡高树勋总部。高树勋急切地询问赴太行的情况。王定南告诉他：“彭德怀将军已回延安工作。我见到了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他们对司令的想法非常高兴，刘司令员还给你写了一封信。”说着，把信递到高树勋手里。高树勋接过刘伯承司令员的回信，只见信中简练的写到：
建侯兄：
定南来我处，详情已悉。现有我的两位朋友前往贵部谋职，望能予以关照为盼。有关我处之事，我的朋友全权代为转达。别无事，笔不多叙。
高树勋反复看了几遍，随即将信烧掉。接着便问起刘伯承在信中提到的朋友现在何处。
这时，王定南才向高树勋转达了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八路军领导人对高的问候和期望，并把这次去太行的经过和八路军派辛良志、郝文祥同他一同前来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高树勋听了，十分激动，并告知王定南他想尽快见到远道而来的“朋友”。
第二天，高树勋来到辛良志、郝文祥的住处。王定南把辛、郝二人作了介绍。高树勋说：“欢迎你们远道而来，感谢你们的热诚帮助。但是，这里是第11战区所在地，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很多，你们不宜在此久留。王定南的太太唐宏强现在西关一家粮店里住，那里有一间空房，你们马上搬到那里去。”
为了行动方便和安全起见，高树勋送给辛良志一身佩戴少校军衔的副官军服，让他穿上作掩护，并亲手给他写了一个通行证明，然后叮嘱辛良志：“如果有人盘问你，就说我和你是表亲。”根据中共方面事先的安排，郝文祥返回解放区汇报，辛良志便留高部做交通联络工作。
此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被蒋介石召见。孙向蒋陈述了准备以第30军、第40军沿平汉路北进，利用高树勋和“共军”的关系，让其开路，把高部推上进攻八路军的战场，以打通平汉路。蒋介石听后正中下怀，便电令高树勋部暂住新乡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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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蒋介石委派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宣布高部正式编入第11战区序列，归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马法五的第40军、鲁崇义的第30军均属第11战区序列。同时宣布：任命马法五、高树勋为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宋肯堂为参谋长。
郑州会议后，孙连仲急忙赶到新乡，作出了打通平汉路，抢占平津战略要点，密令第30军进驻北平，新8军进占保定，第40军占领邯郸、邢台的军事部署。
孙连仲知道新8军是高树勋拉起来的队伍，过去一直由高树勋任军长，后来蒋介石为掌握这支部队，派亲信胡伯翰任军长，豫西战役因胡伯翰指挥失当，军部被打散，胡一人逃之夭夭，部队损失严重。以后，胡伯翰到后方养病，高树勋趁机令其不要再回部队，指挥权仍旧掌握在高树勋手里。孙连仲怕日后难以控制这支部队，便向高树勋提议由他的部下池峰城接任新8军军长，并说：“你年岁大了，胡伯翰离开后一直没有军长，还是交给池峰城吧！”
高树勋明知孙连仲在打他的主意，企图以此架空自己但又不好当面戳穿，更不便说明自己想兼任这个职务，便对孙连仲说：“池峰城赶不上第30军副军长黄樵松，等部队到石家庄后就交给黄樵松吧！”孙连仲只好表示以后再说。
尽管高树勋被蒋介石委以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重任”，但他知道，实际上蒋介石、孙连仲不会真的信任自己，而是在用明升暗降的惯用手法，在剥夺它的带兵权和指挥权。所以，高树勋仍在暗地作着自己的打算。他感慨地对部下说：“现在抗战胜利了，内战又开始了，国家不得安宁，人民不得安生。老蒋那帮人又要把我们推向前线去当炮灰，这种日子真是难过啊！”
几个部下看到高树勋苦恼的样子，同情地说：“为什么我们非要听他老蒋的，现在抗战都胜利了，小日本都让我们打败了，我们还怕谁？只要我们有人有枪，老蒋的这条船不能容我们，还可以走别的路呢。”
高树勋随即说：“是啊，这样下去，老蒋非逼我们迟早得走别的路呀！”
9月底，国民党第11战区所辖新8军、第40军、第30军齐集新乡，完成了向北推进的准备。高树勋认为：眼下从磁县至高邑段全长约300华里的平汉铁路，沿线的邯郸、邢台、内丘、临城等10数座县城，都已经解放，全被八路军控制，孙连仲要打通平汉铁路谈何容易。现在王定南既然已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不如甩开第40军和第30军，自己率新8军单独北进，先到石家庄受降，然后去冀察边区再做打算。于是，在10月1日，他决定再派王定南去见刘、邓，协商“借道”北上的问题。他拿起毛笔，给刘伯承司令员写了这样一封信：
伯承吾兄大鉴：
顷奉复函及王定南同志归来，敬悉吾兄对弟处爱护之诚。当此日寇已经投降之时，全国正需真正之团结，以建立现代之民主国家。如仍以法西斯来统治，必将走到灭亡之路。弟部奉命挺进石家庄，请兄通告贵方沿途驻军勿生误会为盼。未尽事宜，由王同志代达。
弟高树勋手启
十月一日
信写完后，高树勋找来王定南，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并把信中不便写的事情，向王定南交代了一番，要他立即动身，把信送到八路军方面，转交刘伯承司令员。
10月初，王定南来到了河南汲县八路军塔岗情报站。这里距国民党占领区较近，是晋冀鲁豫军区敌工情报部门开展对敌军工作的前哨。以申伯纯为组长的争取高部工作组部分人员就住在这里。王定南见到申伯纯等后，说明了来意，把高树勋写给刘伯承司令员的信交给申伯纯，并对有关情况作了详细说明。
申伯纯立即和其他人员商量对高部“借道”北上问题的处置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很重大，需将这一情况和如何处理报告上级。于是申伯纯对王定南说：“刘司令员和邓政委还在上党前线指挥作战，这封信我们一定负责转交。至于‘借道’北上的问题，等我们报告总部后再决定。”
尔后，申伯纯请示了刘、邓首长，并根据刘、邓原来总的意图，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向王定南表明了他们的意见和原则：“如只是高树勋本部北上，我们可以放行，但必须按照我们指定的路线走，更不允许带别的部队。现在你先回去把上述原则向高树勋将军讲清楚，看他意下如何？请你把有关情况及时告诉我们。如有新的情况和变化，再来联系。”
几天后，在高部的联络员辛良志送来王定南给申伯纯的一封长信，主要内容是高树勋同意按刘、邓提出的原则办，沿铁路北进，摆脱中央军，高率部离开蒋军后，即将高部与蒋军截断等。王定南在信中还谈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和蒋介石对华北的战略企图。信中最后说：“高愿与伯纯在安阳晤面。”申伯纯反复看了王定南这封来信后，立即电呈晋冀鲁豫联合办事处主任杨立三转报刘伯承、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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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复电申伯纯，基本同意他对高部北上问题的处置意见，并明确指示：
对高树勋是争取中立的方针，并经过他联络西北军，如高部北上，可放过，但必须，第一，只能是高本部，不能带其它部队，因孙连仲部特务很多，易起变化。此点可对高说明；第二，必须在我主力抵安阳后；第三，由我们指定路线，在汤阴、安阳、邯郸一段铁路两侧，而后可沿铁路大道走；第四，必要时在汤阴间打点假仗，枪向天放；第五，沿途粮食，我予帮助。
同日，由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署名，先后将高树勋给刘伯承的信；王定南给申伯纯的信；申伯纯给总部的请示和刘、邓给申伯纯的复电即对高部北上借路的处置意见，报告中央军委，请示对高的方针。
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刘、邓，对给高部让路北上问题作了明确答复，复电指出：
高树勋属西北军系，与蒋有若干矛盾，畏蒋吞并他及利用其与我磨擦牺牲他，高亦欲利用国共矛盾以自存和发展，蒋、高矛盾是国民党内部矛盾。争取某些势力暂时中立是必要的，但高树勋部过早的北进，深入石家庄、平津，反予我不利。不管高主观愿望如何，在事实上将成为接引与掩护蒋军北上，且可能成为冀中、冀东、平津一带伪军警的团结中心，增加我之困难。因此，与高商谈应以一切办法推迟其北进，而不宜予以北进之方便。如反蒋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时，我当可予以适当之援助，请考虑之。
接到军委复电后，刘、邓立即决定将军委精神转告争取高部工作组及有关人员。同时，在军事上作了调整和部署。高树勋为了实现单独率部北上的计划，在与八路军往返联系过程中，曾向孙连仲请求，允许其率新8军、河北民军北进。孙连仲由于对高树勋存有戒心，借口一个军力量太小，单独行动有危险，没有答应，却令马法五、高树勋率第30军、第40军、新8军向北推进。然后，孙于10月8日带着长官部部分人员，由新乡乘飞机飞抵北平。
10月13日，即《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正式公布的第二天，蒋介石颁布内战密令，要求各部队将领：“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为此，10月14日，第30军、第40军、新8军由新乡出发，沿平汉线北进。
10月17日，高部进抵汤阴。高树勋第3次派王定南，去晋冀鲁豫军区联系北上问题。
王定南从汤阴走后，高树勋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继续率部缓缓向北推进。10月18日，第11战区3个军进抵安阳。新8军驻守在安阳以北的陶家营、秋口、韩庄一带，进行补充和侦察准备。10月21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3个军开始涉渡漳河，进入解放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的后续部队4个军紧紧跟上，相继抵达郑州、新乡。平汉线战事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3 / 高树勋当机立断
在此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自9月10日开始，反击阎锡山对晋东南解放区的进犯，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共歼灭阎部3.5万人，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的谈判，促使蒋介石签署了“双十协定”。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上党的失败，“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就迫不及待地调兵遣将，沿平汉线大举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上党战役行将结束时，刘、邓对战役最后阶段的行动作了安排部署之后，即返回晋冀鲁豫军区驻地赤岸，筹划另一次大的战役——平汉战役。
10月12日深夜，河北省涉县赤岸村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作战室里，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面对挂在墙上的地图，细致地观察着邯郸附近的地形。刘司令员手执红笔，在磁县马头镇附近滏阳河河套一带，画了一个圈，然后对邓小平政委说：“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除陈赓的太岳纵队继续留在同蒲路方面作战外，其他参加上党战役的部队，都向平汉线集结。我想在这里布设一个口袋阵。”他指了指画在地图上的红圈继续说：“把孙连仲的3个军放进来，然后各个加以歼灭你看如何？”
邓小平扔掉手中的烟头，用脚在地上轻轻地碾了一下，点点头说：“要得，这下子蒋介石下山摘桃，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黄粱美梦，恐怕就做不下去喽！”
10月16日，刘、邓首长下达平汉战役作战命令，决定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三区主力部队于漳河北岸至临洺关段铁路线两侧，以一部牵制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军第一梯队的右侧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沿铁路行进左侧部队的一部；另以基干部队一部结合广大地方武装民兵，自新乡至安阳段两侧不断袭扰截击，切断其后方补给线，迫使其残留大量兵力于沿线各要点，以迟滞其行动，并保障主力顺利完成歼灭顽军之任务。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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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刘、邓首长的命令，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从上党和冀鲁豫等地源源开赴平汉线，准备在邯郸一线，摆开战场。
10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平汉战役的指示》，要求晋冀鲁豫军区采取各种措施，动员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身为战略区主要负责人的刘伯承、邓小平，十分清楚此次战役的重大战略意义。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党委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了细致、详尽的分析：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虽兵力大，装备好，久经训练，长于防御；但地理民情不熟，又远离后方，补给困难，突击力弱，不善野战。特别是内部派系不一，矛盾重重。而八路军方面，野战兵团虽然组建不久，装备较差，缺少训练，且连续作战，未获休整，但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涨。又有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控制了大段铁路，早已准备好的预设战场等等，这是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
为打好这一仗，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党委，要求所属各区党委、各军区、各纵队：
所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均须集中意志，大部分亲临前线参战。应将所有的能调动的部队，加强平汉作战。……平汉战役关系全局，为了继续持久作战，各个消灭敌人，抑留更多敌人于平汉线，完成晋冀鲁豫战略区的历史任务，务必做到：（甲）除已计划加入平汉作战者外，必须继续集中兵力到平汉线，放松次要方向，集中于决战方向；（乙）加紧动员新兵补充主力兵团（首先补充野战纵队），保证继续作战。
在此基础上，前线指挥部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心集中第1、第2、第3纵队及冀南、冀鲁豫、太行军区地方部队共6万余人，举行平汉战役；另动员l0万民兵自卫队参战。准备以两个月以上的时间，连续作战，歼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并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发动强大政治攻势，开展瓦解敌军工作。
在作战部署上，决定以第1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为路东军，以第2、第3纵队及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为路西军，对国民党军实施东西钳击；另以太行第7分区3个团，组成独立支队，结合太行、冀鲁豫地方武装和民兵，先在黄河至安阳问破坏交通，袭扰、疲惫敌人，迟滞其前进，以争取时间，掩护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从上党及冀鲁豫等地向平汉线集中，并迫使国民党军留置大量兵力于安阳以南的铁路沿线，减少其北进部队。待敌渡过漳河以后，即控制漳河渡口，阻其后续部队增援。
为了充分准备战场，还在上党战役尚未全部结束时，刘、邓即已命令陈再道部先行东进，配合原在平汉线作战的部队，继续肃清预定战场区域的磁县、临漳、成安及临洺关、紫山等处的伪军。并发动群众在漳河以北至邯郸之间，以及沙河以北至邢台之间，大举破路平沟、毁碉拆寨，造成敌无所依托、无险可守，以利于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之。
在刘、邓大军挥师东进，于平汉线上布设袋形阵地的同时，由新乡向北进犯的国民党3个军，在安阳一带稍事休整后，继续北进，沿途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小股部队的阻击，从此拉开了平汉战役的序幕。
10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当晚，高树勋总部宿营邱镇。这时，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尚未全部到达，只有第1纵队赶到了临漳及南东坊村地区。刘、邓命令第1纵队先行阻击敌人，迟滞其前进，争取时间，以便集中主力。
23日，国民党军3个军已推进至漳河北岸的固城、前后回樟一带，继续沿铁路东侧前进，以一部占领磁县县城，一部向南东坊村进攻。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留1个团在临漳以北阻击敌人，主力赶到邯郸以南的屯庄、崔曲、夹堤至东西向阳以北地区组织防御，坚决不准敌人进入邯郸。当天，国民党军第30军超越已进至漳河以北的新8军、第40军，进占滏阳河东侧的中马头、高木营以南地区。
24日，国民党军3个军全部进入刘、邓预设战场。他们怕遭歼灭，行动十分谨慎，采取了互相掩护、交替前进的战术。其第30军原地掩护，第40军和新8军超越第30军前进，第40军进至南北文庄及秦家营地区占领阵地。新8军进占马头镇、南北左良、屯庄、阎家浅一带，高树勋的总部暂设在东城营。当日下午，国民党军第40军第106师和新8军一部，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突然向八路军第1纵队第1旅阵地攻击。黄昏时分，国民党军集中兵力从崔曲、夹堤之间突入1纵阵地，进至高庄、南泊子一线。
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遵照刘、邓关于“在敌精力尚未大大耗散、疲惫与挫折，我后续力量尚未到达之前，暂不与敌决战”的指示，采取逐点小股割歼和渗透袭扰等打法，自25日起，各部队按照区分的任务，连续组织小分队出击，不断与进犯的国民党军接触，选敌之弱点，灵活巧妙地打击敌人，先将敌军一个连一个营地歼灭，以消耗其实力，挫其锐气，削弱其战斗力。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各部队还适时开展战场瓦解敌军的工作。尤其是对高树勋部队，加强了政治攻势。高部暂29师第1团团长田树青的父亲田烈茂，是武安县的开明人士。当田老先生得知田树青随高部进犯解放区时，立即托人带信，叫田树青放下武器，停止对八路军的进攻。田老先生托人捎信后，还不放心，又冒着危险去找田树青面谈。在八路军的政治争取下，高部官兵开始动摇。
与此同时，晋冀鲁豫军区各主力兵团已陆续赶到。第2纵队两个旅及太行第1支队控制了邯郸及其以南罗城头、张庄桥、陈家岗地区；第3纵队全部集结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独立支队和太行第5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对敌人形成三面包围态势，将其压缩在一条狭长的地带里，这就是刘、邓布设的口袋阵。
这一狭长地带，正是滏阳河的多沙地域。村庄四周只有稀疏的小枣树等低矮荆丛。由于过去屡遭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抢劫骚扰，村舍的门板、窗框、桌凳等，大部被当作柴火烧掉了，陷入八路军包围的国民党军第30军、第40军和新8军难以找到木料构筑坚固的工事。此时，从石家庄南下接应的国民党军第16军，也被阻于高邑以北，后续部队又被阻于漳河以南，在这种情况下，进犯的国民党军内缺水粮，外无援兵，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不得不一面收缩阵地抗击，一面呼唤救兵，处于等待增援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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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高树勋更加焦躁不安。他当着几个老部下的面说：“不能再继续打了，照这样下去，我们全军1万多人的性命就要断送在老蒋手里了！”面对危局，高树勋清楚地意识到：借道北上已不可能，继续打下去后果更不堪设想。在这种欲进不能、欲打不得的情况下，高树勋只好等待王定南和八路军联系的结果了。
就在高树勋北渡漳河时，王定南刚刚来到赤岸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刘伯承、邓小平在百忙之中会见了王。王定南把这次的来意和高树勋的想法及思想顾虑，向刘、邓作了汇报。王特别谈到，高树勋希望八路军方面能体谅他的苦衷，允许他单独北上。
听完王定南的话，刘伯承司令员指出：“原来我们曾同意高树勋率新8军单独北上，可是现在沿平汉路北进的已不是高树勋的1个军，而是3个军。马法五的第40军，鲁崇义的第30军，也一齐来进犯解放区。蒋介石的意图是想让第11战区这3个军进占北平一带，以便平津的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
邓小平政委也说：“因此，党中央、毛主席来电指示，不准国民党这3个军沿平汉路到北平去。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3个军北进。请你回去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不要到冀察地区去了，我们希望他退出内战，就地配合我军完成阻止国民党这3个军北上。”
这时，刘司令员站起来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摆脱蒋介石集团，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我们希望他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如果当断不断，是会反受其乱的。”
王定南告别刘、邓，向事先和高树勋约定的见面地点——安阳方向奔去。当他行至磁县的彭城一带时，晋冀鲁豫军区的通信员追上他说：“现在情况有变，刘、邓首长让你马上到峰峰去。”
这时，晋冀鲁豫军区前线指挥部已迁到峰峰矿区。刘、邓办公地点就设在矿务局的一所房子里。王定南来到这里后，刘、邓对他说：现在北犯的国民党部队已进占邯郸以南的崔曲、马头镇地区，高树勋部驻扎在马头镇一带。你不要到安阳去了，应改道前往马头镇。交代清楚后，刘、邓派人同王定南一起去马头镇西北的车骑关村。
车骑关村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第3纵队司令部所在地。陈锡联司令员接待了王定南，并介绍了这一带的战斗情况，建议他们先去前面村子打听一下。王定南等人来到前线的前泥村，根据八路军前线指挥员提供的情况，得知马头镇驻的是新8军田树青团。王定南知道田树青受八路军影响较深，而且和高树勋关系密切，比较可靠，便立即回到第3纵队和陈锡联商量，给田树青写了一封信，由第3纵队的侦察员送往田树青团。
黄昏时分，田树青派人随同第3纵队送信的侦察员一起来到纵队司令部，把王定南接了过去。王定南见到田树青后，首先向他讲述了刘、邓的谈话内容，希望田树青支持高树勋的这次行动。王定南叮嘱田树青，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严守秘密，不可走漏半点风声。田树青自从在北进途中收到父亲的来信和与父亲见面后，就产生了带部队到解放区的念头。现听了王定南的一番话，心情更加激动。他表示，一定要尽力掌握好自己的部队，做好起义准备，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设法说服高树勋，退出内战。
这时天色已晚，王定南想起了夜间零点八路军要对马头镇发起攻击，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争取高部全体起义的计划。于是他又立即返回第3纵队司令部，用电话向刘、邓请求：暂停夜间零点对马头镇的进攻，以便争取高部起义。刘、邓应允，遂调整了战斗部署，改进攻为佯攻，打打停停，监视其行动。
26日清晨，王定南回到了新8军军部，立即向高树勋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当王定南说到“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希望你立即退出内战，配合八路军阻止国民党这3个军北上”的时候，高树勋神情紧张起来，一下子愣住了。停了一会儿，他突然转身，从桌子上翻出一份电报，递给王定南，痛楚地说：“你看，这是24号胡宗南转来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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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南接过电报，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高副长官机密：
委座电开：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来，迭著勋功，党国以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匪为民众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部队官兵一体照遵为要。
王定南看完电报，对高树勋说：“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其顾全大局之赤诚，为避内战之苦心，可昭日月，深得民愿。但是，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10月12日刚刚告白于天下，蒋介石的剿共密令10月13日即已发至部属。国共双方，谁是内战的祸首？高先生身在前线，不难作出公断！”
听着王定南这番言语，高树勋痛苦地说道：“我高树勋是因家境贫寒而从军。投奔冯玉祥将军之后，不敢违背救国、爱民之初衷。抗战刚刚胜利，我怎能再造内战孽端，与亿万民众的意愿相背离呢！”
王定南接着说：“所以，刘伯承、邓小平将军相信你高先生不会心甘情愿地为这样的政府充当欺压人民的工具，相信你高先生会在黑暗与光明的抉择面前，走人民拥护的真正是救国救民的光明道路！”
听了王定南的话，高树勋站起来说：“我被老蒋欺骗已非一日，什么‘党国以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无非是让我和共军对垒，借共军之手消灭我罢了。我怎能再为这种失掉民心的政府做殉葬品！我要走自己应该走的路！”
王定南接着说：“正因为如此，刘、邓二位将军希望高先生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刘伯承将军说得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高先生，现在是您下决心的时候了！”
高树勋听后赞许地说：“是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就地起义，当机立断！”
高树勋紧紧握住王定南的手说：“定南，有劳你再辛苦一趟，请刘、邓二位将军派代表来谈，我高树勋同意就地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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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前的儿女情长
10月27日，在从峰峰通往八路军前线部队司令部的土路上，一辆美制中吉普，风驰电掣般地向东南方向急驶。车上坐着的是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和军区联络部负责人靖任秋。
李达早年也是西北军军官，曾是高树勋的旧属，后来随赵博生、董振堂参加了“宁都起义”；靖任秋早在察北抗战时，就和高树勋相识，是老熟人了。此刻，他俩代表刘、邓前往高部谈判，真可谓是最合适的人选。
原来，昨天高树勋同意就地起义后，王定南立即赶到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向刘、邓汇报了高树勋要求八路军方面派人前去会谈，以及高树勋的矛盾心理。刘、邓当即决定派李达和靖任秋前去和高树勋面谈。王定南则按照高树勋的旨意，留在指挥部继续做协商工作。
李达和靖任秋出发前，刘、邓和他们一起分析了高树勋目前的心理状态，研究了谈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确定了谈判的方针原则。刘伯承司令员还写了一封信，让李达参谋长带给高树勋，并代表他和邓小平政委，向高树勋问候致意。
李达、靖任秋乘车从峰峰来到车骑村第3纵队司令部。李达参谋长决定当夜穿越火线，从田树青团的防地进入马头镇，先找到田树青，然后再进入新8军军部。靖任秋以个人名义给高树勋写了一封信，派一名侦察员送给田树青转交高树勋。
当天下午，侦察员带回了口信，说高树勋愿意同李达参谋长和靖任秋会晤，并已安排田树青接迎。
27日晚，李达和靖任秋借着夜色的掩护，由送信的侦察员带路，来到了田树青团部。田树青对李达、靖任秋说：“这个团在最前沿，这里到总部还有一段距离，中间隔着第30军指挥所，为了防止万一，你们必须换一下装。”说着，他拿出两套早已准备好的新8军军服，一套佩戴中校军衔，另一套佩戴少校军衔，分别交给李达和靖任秋换好。随后，又叫来卫兵，吩咐把李达和靖任秋送到高树勋总部去。
马头镇附近的东城营是新8军特务营营部。李达和靖任秋到营部后，写了一张纸条交给营长孙元儒：“你马上把这个纸条面交高树勋将军。要注意避开别人。”孙元儒一看上面写着：“我俩到此，李景。”
孙元儒来到高树勋住处，见高正在参谋长办公室和副军长马润昌、参谋长廖安邦谈话。他进去向高树勋打了个招呼，便退出室外。随即，高、孙两人一起来到高的办公室。孙元儒把那张纸条交给高树勋。高看后，知道是李达和靖任秋来了，便惊喜地问：“他们在哪里？”
孙元儒回答：“在特务营营部。”
“好！我就去。”高树勋说。
不一会儿，高树勋来到孙元儒的住处，高兴地同李达和靖任秋一一握手。李达首先代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向高树勋致以问候，并拿出刘伯承的亲笔信，交给高树勋。高树勋看过信后说：“多谢刘、邓二位将军的关照。此次进犯解放区，并非树勋本意，实为他人所逼。”
李达参谋长说：“高将军此次率部北行，是被迫走上内战战场的，这一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早有所知。”
接着，李达和靖任秋详细阐述了目前的时局和形势：八年团结抗战，已经取得胜利。胜利后应该民主建国，让人民安居乐业。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大规模内战，广大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的。蒋介石把你们3个军当作了枪头，放到最前线，想插进华北解放区，打通平汉路，也是难以实现的。实际是叫你们先去试探一下，能不能打进华北解放区。如果成功了，蒋介石得到好处；失败了，被八路军消灭的是杂牌部队，这是蒋介石对付杂牌部队的一贯手法。华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战8年中建立起来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八路军能够在对日作战中生存、发展，并建立和扩大了解放区，他们对来犯的国民党军岂肯轻易放过，前不久的上党战役就是例证。当前，你们前进的阵地正在滏阳河河套的多沙地带，无险可守。平汉路两侧全是我们的军队和广大民兵，你们想循平汉路到北平，肯定是难以通过的。
靖任秋特别提醒高树勋回顾1933年察北抗战时期的形势：“那时我们的力量很小，还敢于共同反蒋抗日。如今力量发展壮大，人民寄希望于我们，更应该团结起来，反内战，反独裁，共同建设国家，改善人民生活。”
接着，李达又指出：“沿平汉铁路北上的国民党军已在我军团团包围之中。面对现实，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个人前途着想，高举义旗是为上策。”说到这里，李达话锋一转，说道：“如现在起义，其意义有如西安事变。我们党对旧军人参加我党的政策是，只要有功劳，即有地位和荣誉。例如吕正操同志，原为东北军军官，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冀中参加了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自卫军，后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司令员，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现在已成为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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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听着，站起身来，明确地表示：“我愿意率部起义！”
李达和靖任秋听后，十分高兴。
紧接着，双方就起义后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李达提出：“部队起义后，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由高树勋担任总司令，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领导之下，与晋冀鲁豫军区同等。”对此，高树勋颇为满意。同时，高树勋又提出允许编两个军，并要求把张岚峰部前不久反正的杜新民、魏风楼两个师给他。驻地问题，他先提出到热河，并有任热河省主席之意，后又改说在冀南，以便吸引西北军。另外在宣布起义时发一个宣言。
对上述问题，李达表示，驻地和要收编杜、魏两师的问题，需请示刘、邓后报请延安总部决定，发宣言很有必要。
高树勋还提出，他的右翼有第40军的一个师，师长李振清一向比较顽固，对起义威胁很大，要求八路军给其以歼灭性打击，逼李振清要求新8军去接防。李达当场同意，一定大力策应。另外，高树勋希望在第30军、第40军撤退时，八路军不要打，以免伤害他和旧西北军系之间的感情，落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对此，李达作了婉转解释。
谈到这里，高树勋又担心地说：“我的夫人刘秀珍和王定南的夫人唐宏强尚在徐州，西安也有我的子女和眷属，宣布起义后，恐被国民党扣押和迫害。”
对此，李达表示同情并说：“高将军请放心，这件事我们回去后一定向刘、邓首长汇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
28日晨，李达和高树勋告别后，返回峰峰指挥部，靖任秋按照李达的指示，仍留在高部，继续协商具体工作。
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在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听取了李达参谋长的汇报，并对高树勋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刘伯承当即写信给高树勋，表示欢迎高树勋准备退出内战，宣布起义的行动。同意双方达成的协议，并“促其明（艳）夜动发”。
为了配合高部的起义行动，刘、邓决定派申伯纯同王定南一起前往高部，和靖任秋协助高树勋处理起义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此后，经双方往返联络，书面商定高树勋在八路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宣布起义。
对高树勋所担心的家属、子女安全问题，也进行了妥善处理。10月30日，刘、邓给中共中央发出专电：
请军委立转山东陈毅、罗荣桓、黎玉同志：（一）高树勋率新8军与我合作已明朗化；（二）第ll战区长官部自新乡至徐州开专车一列，内载留守人员及眷属，请加快派人往徐州接出高树勋、王定南二人眷属至我地区并护送来此。……（三）事关高之巩固工作，处理情形立复并转告驻西安办事处，妥善解决高在西安的子女及亲属安全问题。
根据双方商定的条件，刘、邓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由第1纵队、第2纵队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击第40军的主力第106师。第3纵队和太行军区部队钳制第30军，佯攻新8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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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之伦举义旗
10月29日黄昏，新8军军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高树勋急忙拿起话筒：“喂！是旭东啊！有什么事吗？”
“哎呀！高副长官！”话筒里传来第40军参谋长李旭东的声音：“昨天夜里，共军主力突然对第106师发起猛烈攻击，李振清顶不住了，要我派兵增援。可是，这几天其他部队也屡遭重创，都已自身难保，实在抽不出兵力来增援他呀！”
对此，高树勋早已心中有数，暗暗高兴，故作同情地问：“你的意思是……”
“请高副长官火速派兵，接替第106师的防地。”李旭东几乎是用乞求的口气说。
“好！我一定尽力。”高树勋说完，放下话筒，立即派乔明礼部接替了李师的防地，从而解除了来自右翼的威胁。
30日早晨，高树勋离开长官部来到马头镇。接着，又在他的住处召见原冀察战区总部参谋长廖安邦、河北民军总指挥乔明礼、新8军副军长马润昌、新8军参谋长王有度、新6师师长范龙章、暂29师师长尹赢洲等高级军官开会。高树勋首先表明了准备退出内战、与八路军联合的立场。之后，他看了一下人们的表情，见大家都默不作声，便站起来第一个问乔明礼怎么办？乔明礼当时只随便搪塞了几句，没有表明态度。接着，高树勋的目光转向范龙章：“卓云，你有何打算？”
范龙章是行伍出身，性格直爽，马上站起来回答：“抗战打了八年，已经民不聊生。现在，民众期待和平，国共两党也在倡言和平。可是，今日却仍然是烽烟不止，真是令我等失望。现在我不管国共两党谁对谁错，将来结局如何，今天高司令提出退出内战，正合我意，因此我听高司令的，你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干。”
范龙章的明确态度，使屋里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但是，马润昌、尹赢洲等神情紧张，态度暧昧。会议过后乔明礼回到本部，经过考虑，打电话告诉高树勋，表示愿意跟司令走。
当天下午，高树勋在一座大房子里，召集原冀察战区和新8军军部校以上军官训话。他庄重地说：“众位弟兄们！今天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是要宣布一件重大事情，这就是我们要退出内战，立即举行起义。”
霎时，会场静极了。高树勋接着说：“何谓起义呢？我认为，就是伸张正义，走向新生。我决定起义，并非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是我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找到的一条光明之路！现在，日本人刚刚投降，我们大家都渴望过和平安定的日子。可是，蒋介石却要发动内战，命令我们进攻解放区。以前，我们大家都同八路军一起打过日本鬼子，在我们遇到危难时，八路军帮助我们解围。今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强迫我们进攻解放区，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不能再糊里糊涂地打下去了。”
高树勋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实际上，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已今非昔比，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问题，是绝对办不到的。现在，我们已被八路军四面包围，如不起义，非被俘虏，即被打死。”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中便发出一阵低微的议论声。
正当高树勋又要开口往下讲时，坐在前面的参谋处长袁家洪，面带怒色站起来，像是要提出反对意见。可是，他刚要说话，只见特务营营长孙元儒和高身边的几个卫士立即围了上去。接着，高树勋把眼一瞪，“啪！”的一拍桌子，严厉地说：“袁家洪，你想干什么？”在高树勋威严的目光逼使下，袁家洪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又坐下了。见此情景，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反动军官，再也不敢吱声了。
高树勋又继续讲道：“弟兄们，不是我高树勋无情无义，你们好好想一想，这些年，我们出生入死，流血卖命，司是，蒋介石又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呀！他把我们当作四等杂牌，后娘养的，打仗放在前面，待遇却比中央军低几等，而且还经常受他们的排挤、歧视、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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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慷慨激愤的讲话引起了大部分军官的共鸣，同时也使一些人惊愕和不安，因为他们事先毫无思想准备，感到事情太突然了，一时不知所措。但一经高树勋讲明道理，多数人没有表示反对，只有个别人说有特殊情况，不能跟随起义。
最后，高树勋斩钉截铁地说：“愿意跟我走的留下来，不愿意的，我不强留，可以自便。”
会议结束后，高树勋立即发布命令：所属部队一律原地待命，保持稳定，并向特务营营长孙元儒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一定要严密警戒。时刻注视内部和外部的动静，发现情况及时向我报告，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没有我的当面指示和亲笔写的条子，任何人不准离队出村；为了确保起义取得成功，还要注意我个人的安全。”
布置完毕，高树勋操起电话筒，给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打电话：“赓虞兄，据报八路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开往这里，北上是不可能了，我决定留在此地，不走了，最好你也留下来。”
“噢！噢！”话筒里传出马法五惊恐不安的声音。
“你要是不愿意，就赶快撤走，否则你们将难以逃脱……”
接着，高树勋又分别同第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以及李旭东等人通了电话。他们听到高树勋起义的消息，感到十分恐慌，李旭东当时就哭着骂道：“你他妈的这么一搞把我们全毁了……”
此时、第40军、第30军已成惊弓之鸟，准备向南突围逃跑。在这种情况下，刘、邓果断下命令说：各部队迅速出击，把不投降的敌人全部消灭。
于是，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按照刘、邓命令，乘敌人南逃之际，多路出击，四面围攻。经过一场激战，国民党军第30军、第40军大部被歼，只有少数残敌漏网逃窜。这次战役俘获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第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第40军第39师师长司光恺、第106师师长李振清，第30军第30师师长王震、第67师师长李学政等高级军官以下2.3万多人。11月2日，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高树勋在组织起义过程中，未能完全控制所属部队，加之混入高部的特务分子乘机煽动，致使一些反动军官，如尹赢洲等，于10月30日夜间乘混乱之际逃走了，暂29师第30团团长王敬鑫也带一个团逃跑了。
10月30日，在战乱之中，高树勋召开了总部科长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决定率新8军、河北民军全体将士脱离国民党第11战区序列，退出内战，站到人民方面。并同时发表了起义通电。
31日拂晓，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和新8军军部接通了电话。高树勋听说刘伯承司令员要亲临马头镇和他会晤，高兴极了，马上找来田树青、孙元儒等人，布置迎接刘伯承司令员的有关事宜。
当天上午，高树勋面带喜色，站在滏阳河畔的马头镇新8军军部门前，等待刘伯承司令员的到来。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等乘坐的汽车开来了。刘伯承等老早就下了车，和起义官兵见面，不断向两旁的官兵们挥手致意。高树勋高兴地迎上前去。刘伯承司令员等和他热烈握手，互致问候。
刘伯承亲切地对高树勋说：
“欢迎你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对高将军的义举，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给予高度评价，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有邓小平政委，向你和全体起义官兵，表示慰问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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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朱总司令如此关注，我高树勋是愧不敢当。刘司令员军务繁重，还要远道来此，真是不胜感激！”
刘伯承接着说：
“高将军深明大义，以大局为重，高举义旗，不仅为人民立下了功绩，也为一切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将领树立了榜样，实在是可喜可贺！”
高树勋陪同刘伯承司令员共进早餐后，刘伯承告诉高树勋：
“我们已电请中央，设法把你和王定南的家属接出徐州，并尽快派人护送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来。同时，转告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营救你的子女及亲属脱险。”
高树勋听后，激动地说：
“这些个人小事，刘司令员尚挂在心上，并惊动了中央，树勋实在是感激不尽啊！”
借此机会，高树勋讲到陕西扶风有部队眷属300人，希望八路军能准备1000万法币放在西安，他派人去解决。刘伯承当场答应了他的请求。
接着，刘伯承和高树勋商谈起义后的有关问题：起义部队名称暂定“和平建国军”，由高树勋任总司令。高树勋感到十分满意，表示一定要把起义部队带好，并提出要八路军派人帮助他整顿部队，特别是政治工作。刘伯承对他说，“先不派人去，你可以选出人来，由我们帮助训练，这样会更好些。”
谈话中，高树勋还提出愿意保持西北军旗帜，并说郝鹏举、张岚峰、门致中、黄樵松有争取的可能，他准备派人去活动，把他们拉过来。刘伯承司令员表示赞赏。高树勋还表示准备发两个通电，一是一般性的，声明反内战，参加和平建国工作；一是专给西北军，说明他起义的原因以及刘伯承司令员代表中共中央给予的鼓励。
最后，双方确定：起义部队迅速撤离战场，到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整、补充。
当天，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向全区党政军民发出通知，要求采取张贴标语、口头宣传等各种形式，尤其在铁路沿线顽军新到或将到地区，广泛宣传高树勋率部起义、参加和平建国的正义行动。
11月1日，高树勋率新8军、河北民军1万余人，离开马头镇，开赴武安伯延镇，沿途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
树勋将军吾兄勋鉴：
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各解放区党政军负责人群众团体也相继发来电报，祝贺高树勋率部脱离国民党政府，在内战前线举起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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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毛泽东主席再次致电刘、邓：
……因为汪精卫曾用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它名称，或仍用新8军旧名。请与高商量酌定。
刘、邓根据毛泽东的电示，经与高树勋等人协商后，决定起义部队采用民主建国军的名称。
同日，高树勋以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复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文写道：
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勋鉴：
戌冬（11月2日）电敬悉。抗战8年，生灵涂炭，实不忍再睹流血惨剧。此次暴动，纯为呼吁和平团结，并速组织联合各党派之民主政府，俾国家早登富强康乐之境。专电驰复，顺颂勋祺。
11月7日，新华社发表了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及全体将士10月30日致全国的起义通电。通电首先指出：
日寇投降，国共谈判重开，双十协定公布，全国同胞，莫名欢庆。树勋等黍为执戈卫国之军人，尤为奋发。……此次树勋等奉命率部北上，原为受降。在此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责以向8年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进则为挑动内战的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于罪戾。辗转思维，忧心如捣。……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群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
通电最后郑重提出三项主张：
第一，本军坚决反对内战，并愿全国同胞一致为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第二，拥护蒋主席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建国方针，国事应取决于民主的政治协商，不应以军事方式解决；第三，应立即联合各党各派组织联合政府以解决当前之政治危机。
通电发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1月8日，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张际春、李达联名给高树勋发来贺电：
建侯（高树勋字）总司令吾兄勋鉴：
陷电（即10月30日起义通电）敬悉。滏阳河畔贵军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聆悉之余，易胜欣奇。敝军誓愿共同努力，并肩前进。专电驰贺，并致兄弟之敬礼！
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两万多人。
主席台前，两幅巨型标语特别引人注目，一幅写着：“高总司令和民主建国军的义举是中国的光荣，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愿望！”另一幅写着：“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建国军联合起来，为民族独立、民主团结、和平建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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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大会宣布开始，首先举行升旗仪式，民主建国军鲜艳的旗帜，伴着雄壮的乐曲徐徐升起，在秋日晴朗的天空中迎风招展。起义将士们，注视着猎猎飘扬的旗帜，眼含热泪，庆祝自己的新生。
升旗仪式完毕，宣读了中共中央的命令：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1军军长，乔明礼为第2军军长。
宣读命令后，高树勋率领全军将士宣誓就职。高树勋容光焕发，精神振奋，高声朗读着誓词：
民主建国军之目的，在于发扬西北军救国爱民之传统，站在人民立场，服从人民公意，确保国内和平，反对内战，实现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政，坚决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幸福三民主义之新中国奋斗到底，百折不渝。如违此誓，愿受人民之制裁。
接着，冀南行署专员代表全区人民，向高树勋总司令及全体将士，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民主建国军总政治部主任王定南宣读高树勋总司令及全军将士的起义通电后，接着宣读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11月2日贺电，刘伯承、邓小平等人11月8日的贺电以及各处发来的十余份贺电。
这时，会场上军乐突起，弦管齐鸣，几十面鲜艳的贺旗送到高树勋总司令面前，他激动地一一亲手接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赠送的贺旗上写道：
滏水长流，太行巍眠，飚举义旗，民主建国。双十协定，举国欢腾，不料社鼠，来戢凶顽，迫害杂牌，不恤民命，一箭双雕，煮豆燃箕。伏维贵军，昔隶西北，救国放民，渊源有自。维护公理，生死弗惜，唯其大雄，乃能若是。乐道不孤，馨德有邻，江河浩浩，人民之军。人民之军，如响斯烈，号角齐鸣，胜利在握。
在掌声和欢呼声中，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第1军军长范龙章、第2军军长乔明礼等起义将领，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表示，今后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坚决和八路军携手并肩，致力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为人民作出贡献。
大会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晋冀鲁豫军区李达参谋长，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申伯纯议长，解放区各界代表、英雄模范人物代表等也相继在会上讲了话，赞扬高树勋率部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的义举，表示支持民主建国军发展的诚意，从各方面表达了解放区军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拥护民主建国军的心情。
大会结束后，群众表演了高跷、旱船、秧歌等节目助兴。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也到民主建国军驻地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等节目，起义官兵深受教育，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回到亲人怀抱后的幸福，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之中。
11月9日，心情激动的高树勋，沉浸在胜利起义的喜悦之中，看到解放区军民的热情欢迎和关照，一遍遍的诵读着毛泽东等人的贺电，情不自禁又提笔致电晋冀鲁豫军区领导：
来电敬悉。荷蒙推许，汗感交并。树勋分属国民，只知有国家民族，此次举动，纯为出于爱国热情，呼吁和平团结，使能建立真正之联合民主政府，俾国家早登富强康乐之境。临电神驰，尚望随时赐教，以匡不逮为盼！
中共中央为了扩大对高树勋起义的宣传，于11月12日专门下发了《关于扩大高树勋起义宣传的指示》，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
11月13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高树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高树勋、王定南夫人和子女以及滞留在西安的部下家属相继被救脱险，来到解放区。这时，高树勋那颗日夜悬念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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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他无限感慨地对王定南说：“只从我们举义以来，家人滞留在外，我的心日夜悬念不安，惟恐蒋介石的鹰犬加害于他们。现在，我们终于在解放区团聚了，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王定南也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办事言必信，行必果，其真诚真情在我的想象之外，真是了不起呀！一个政党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呼之于民，可以说，我们跟着共产党，这条路肯定走对了。”
高树勋率部在战场上起义，是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大部队起义的首例。如何为这次起义命名，并进一步扩大这次起义的影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颇费一番心思。他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这次起义，提出：鉴于马头镇在邯郸附近，邯郸又是历史上的名城，故这次起义称“邯郸起义”为好。
值此，高树勋起义在我军的历史上正式称之为“邯郸起义”。这一义举，使平汉战役中敌我军事力量对比迅速发生了变化，对八路军取得平汉战役的胜利，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大规模的初次进攻，起到了重要作用。
高树勋这一果敢的爱国行动，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官兵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使许多国民党军官兵在内战的迷惘中醒悟，看到了通向光明的道路。
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明确指出：
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从此，“高树勋运动”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起来，并在以后的全国解放战争中，唤醒了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在战场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战胜反动派，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而促进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
高树勋起义后，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8军军长等职，率部参加了解放河南和湖北等地的作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交通厅厅长、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河北省主任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高树勋，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一九四五年十月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等部约万人在河北邯郸内战前线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任总司令。这次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开展了宣传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运动被称为“高树勋运动”。
[6]曹又参，原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旅长，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陕西安边（今属定边县）率部起义。起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旅长。
[7]郝鹏举，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汪伪淮海省省长兼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委任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一九四六年一月，郝部在人民军队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举行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郝任总司令。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进攻时，郝鹏举又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率部叛变，担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鲁南绥靖区指挥官。二月，华东人民解放军向郝部进攻，歼其总部和两个师，俘郝鹏举。[8] 孔从周，原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一九四六年五月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率部起义。起义后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
[9] 潘朔端，原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一九四六年五月率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起义后任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
[10] 刘善本，原任国民党空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六年六月驾机起义。起义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军事训练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11] 胡景铎，原任国民党陕北保安队副指挥，一九四六年十月率部在陕北横山起义。起义后任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
[12] 蒋宋孔陈四大财阀家族即国民党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大官僚买办家族。
[13]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之间签订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应于一月十三日午夜在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同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分别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命令。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坚持，停战协定不包括东北地区，双方在东北的战斗始终未能停止。停战令下达的同时，蒋介石即密令国民党军队“枪占战略要点”，进行内战准备，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同年六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14] 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从一月十日开始，至三十一日结束，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决议。这些决议合称政协决议。
著名爱国将领。出身行武，因作战勇敢，由士兵累升至师长。在参加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中，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毅然脱离国民党军队，到天津寓居。抗战胜利后任新八军军长、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因反对内战，1945年10月率部在邯郸前线起义，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号召国民党军队以高树勋部队为榜样，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内战战场上举行起义，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中文：
高树勋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
河北盐山县高金庄
生日：
1898年8月6日
逝世：
1972年1月19日
职业：
军人
成就：
第一位起义国民党高级将领
目录
爱国将领简介生平率军起义活埋石友三高树勋运动
编辑本段爱国将领
简介
高树勋，字健候，1898年8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高金庄。兄弟姐妹7人，在兄弟3人中，他排行第二。著名爱国将领。出身行武，因作战勇敢，由士兵累升至师长。因反对内战，1945年10月率部在邯郸前线起义，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生平
8岁时，入私塾读书，读了4年，后家道中落，回乡务农。
1914年，到天津、北京等地学徒谋生。后又投奔在四川绵阳冯玉祥部当兵的舅舅。
1917年，冯玉祥率领第16混成旅官兵讨逆，高树勋因作战勇敢被升为冯玉样的手枪连班长。
1918年，冯玉样在鄂东重镇武穴通电全国，反对段祺瑞，段祺瑞约冯玉祥到汉口谈判。高树勋率手枪班随冯玉样赴汉口，当冯玉样的贴身警卫，终使冯玉祥安全归来。
冯玉祥将他送进学兵营学习测绘、军事操典、射击常识。结业后被任命为机枪营司务长。1920年，高树勋升任排长，受冯玉祥的影响，加入基督教。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1925年8月，又升任团长，军衔为陆军上校。1926年9月17日，冯玉样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高树勋成为国民党员。此后，随冯玉祥四处征战，官职也一路高升，一直到官居青海省代省长的要职。
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高树勋部缩编为27师，列入孙连仲的27路军，投靠蒋介石。
1931年，参加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被红军击败。
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又到该部当骑兵师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树勋出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直到河北省保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师。1938年2月19日，日军占领了新乡市。根据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不准高部南渡黄河的指示，高树勋指挥所部新8军，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交替掩护撤退。
1940年4月，石友三在冀南战斗中遭到八路军的毁灭性打击，遂转而投靠日军，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石的结义兄弟、
高树勋(右三)
部下高树勋不愿做汉奸，遂密谋暗杀石友三。12月1日，高请石的老长官孙良诚以开会为名，邀请石前往濮阳，在会中将其绑架后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活埋于黄河岸边。
1945年9至10月，国民党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在进行平汉战役的同时，开展了秘密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政治攻势。高树勋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排斥异己、挑起内战的行动表示不满和反感。
1945年9月上旬，高树勋派人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商谈和平事宜。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起义，以通电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高树勋率部起义后，使敌军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刘伯承将解放军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于运动战中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生俘敌40军军长马法五，取得了平汉战役的胜利。
天津高树勋旧居
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11月10日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树勋起义对于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引起较大的震动，使其感到“兵心不固，民心不归"，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高树勋起义及平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阴谋部署发动内战的大量文件被缴获，延安新华社选其重要密令７件公开发表，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
高树勋起义及随后开展的“高树勋运动"，成为国民党军队中有爱国心、厌恶内战的广大官兵的一面旗帜，他们在此后的国民党内战前线大批倒戈起义，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但当时八路军过急地收编吞并了高树勋的起义部队，也造成了不好影响，刘邓大军主力出击外线后，晋冀鲁豫根据地一度非常紧张。
新中国建立前夕，高树勋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1955年，毛主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授予高树勋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率军起义
1946年2月邓小平（左一）、刘伯承（左四）、 薄一波（右一）、杨秀峰（左二）、高树勋（右三）与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着长衫者）合影。
1944年，高树勋被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1945年又被任命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新八军军长，此时中共党员王定南已经在他身边工作。日本投降后，高树勋奉命率军以受降为名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他不愿打内战，联系刘伯承、邓小平酝酿起义。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国民党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附近的内战前线起义。
对正在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来说，高树勋起义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蒋不惜歪曲事实来封锁起义消息。国民党中央社于11月8日以军委会发言人的名义造谣：“10月31日夜高树勋在磁县以北马头镇为共军所俘，高树勋已完全失去自由。”
高树勋起义过来的部队叫什么名字？毛泽东建议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仍用新八军旧名。11月10日，河北武安县举行了庆祝“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起义后，高树勋三次申请入党，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高树勋成为中共党员。
毛主席命名“高树勋运动”
高树勋起义后，还托人带口信给其他国民党将领，希望这些国民党军将领效法自己，脱离反动派。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写道：“须从国民党军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1946年11月1日晋冀鲁豫版《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朱德总司令的文章《祝高树勋起义一周年》，文中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除了高树勋将军的起义之外，还有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起义军队达到蒋介石总兵力的百分之二十。高树勋运动已经成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良心的广大官兵的旗帜，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
邓小平说：他的功劳很大。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回忆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
邓小平所说的“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指的是1947年6月14日所谓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事件。当时晋冀鲁豫军队的某些领导，轻信该军将要叛变投敌的“情报”，竟然派兵抓捕时任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的高树勋，扣押了时任民主建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定南（王定南曾策动高树勋起义），取消了民主建国军的番号。所谓“阴谋暴动案”，查了近一年，没有发现证据，被关押人员在1948年春开始分配工作，高树勋也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此后，中共中央长期没有为这一案件正式平反。
1949年9月23日，高树勋与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起义将军出席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北平的宴会。195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高树勋，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交通厅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长等职务。1972年，高树勋逝世，华国锋等领导参加了追悼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谓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的冤案最终平反，高树勋将军终能含笑九泉。
活埋石友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高树勋的新六师被改编为国民党十军团第八军，高树勋任军长，受大汉奸石友三的节制。石友三，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被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石友三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借助日本势力，勾结失意的军人政客，组织队伍在冀东活动，为日本侵略军开辟道路。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其部属十分不满。师长米文和、张雨亭等不愿当汉奸，准备伺机除去石友三。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这样，石、高之间的矛盾就进一步加深了。石友三第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利用这些矛盾，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开始商谈投降条件。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说是要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不一会儿，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4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孙良诚这时才知受了利用，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独自离去。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高树勋运动
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又称平汉战役)中,我党做好统战工作，促使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战场起义。这次起义是抗战胜利后、全国内战未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内部发生的第一起反对打内战的大规模起义。
高树勋起义后，194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中提出：“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同年12月15日毛泽东明确地把“开展高树勋运动”，确立为1946年我党我军解放区十项工作的第二项工作。
在全国内战爆发四个月后、高树勋率部起义一周年之际，1946年10月30日朱德又发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一文，从理论高度对“高树勋运动”作出两点精辟概括。朱德指出:反动“军队的很多官兵在觉悟以后，就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而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
高树勋
的北伐战争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内战、独裁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在冀南前线举行反内战起义而成立民主建国军,就证明了这个真理。”他科学地预见，“我相信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朱德作出的“高树勋运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高树勋运动”必然会得到更大发展两点精辟结论，完全被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统战工作是战争年代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通过开展“高树勋运动”，促使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被我军俘虏的达636万人。
1945年10月，邓小平在指挥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时,深入做好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的统战工作，促使高树勋率部起义。高树勋起义后，善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号召我军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高树勋运动”兴起后产生了“一石激起千重浪”的重大影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歼敌807万人，其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就有177万人，占我军歼敌总数的21.9%。若加上被我军俘虏的459万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停止军事抵抗、甘做我军俘虏人员），则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俘虏的总数达636万人，占被我军歼敌总数的78.8%。
邓小平回忆平汉战役时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邓小平当年为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深入做了两方面工作。
一是全面调研高树勋的历史。邓小平深入调研后了解到，高树勋出生于佃农家庭，曾给我党军事家刘伯承当过副官，还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抗日战争时期，高树勋与我军领导人彭德怀、肖华多次接触，1939年7月，高树勋率领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宁家寨被日伪军包围后，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冀鲁边区司令员肖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机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此后高树勋心怀知恩图报之情，准备寻机回报共产党和八路军救命之情。据此邓小平得出结论:高树勋历史上“就同我们有联系”，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是我们拟首先争取的统战对象。
二是关注高树勋的现实倾向。1945年9月，高树勋派其亲信王定南（系中共地下党员）主动来找邓小平和刘伯承，希望与我党我军建立联系。根据高树勋上述现实政治倾向，邓小平指示王定南，要争取像高树勋这样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站到人民阵营来，同时嘱咐王定南转告高树勋，我党我军愿意与其继续保持联系。此后邓小平又增派申伯纯、靖任秋等协助王定南做争取高树勋的统战工作，在河南新乡建立与高树勋的秘密联络站。特别是当邓小平了解到高树勋部队高级军官家眷住在徐州，高树勋担心起义后国民党会迫害他本人及部队高级军官家眷的情况后，邓小平请新四军陈毅军长设法把高树勋部队高级军官家眷从徐州转移到安全地方。
经过邓小平周密慎重地做好各项工作，高树勋率领其部队于1945年10月30日宣布起义。高树勋走起义之路的过程表明，邓小平既是指引高树勋走起义之路的引路人，同时又是“高树勋运动”兴起的实践创造者。
毛泽东抗战时期两次指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是“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20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推行瓦解伪顽的政治工作”。此后又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及军队各战略区建立专职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国军工作部”。）高树勋起义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12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
此后，毛泽东在1945年12月15日亲笔撰写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级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高树勋运动”兴起后，1946年5月2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的文件，再次强调:“各地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正是在毛泽东的多次亲自指示和大力号召下，“高树勋运动”在全军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高树勋运动”兴起后，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一文，对“高树勋运动”作出两点精辟阐述。
一是把“高树勋运动”提高到符合历史规律的高度予以肯定。历史唯物论认为，一项社会运动能否在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取决于该项社会运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者则必然兴起，不符合者则难以兴起，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么“高树勋运动”在当时出现，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能否得到更大发展？朱德作出如下精辟回答:一切反动派“军队的很多官兵在觉悟以后，就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内战、独裁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在冀南前线举行反内战起义而成立民主建国军，就证明了这个真理”。二是朱德高瞻远瞩地指出:“我相信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必然会与解放区军民的抵抗，蒋管区人民的民主运动鼎足而三，这三个潮流汇合一起，必然会直接造成反动派的军事失败，有效地恢复全国的和平。”朱德高瞻远瞩地作出的“高树勋运动今后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的结论，此后完全被解放战争4年的实践所证明，下面一组权威统计数字充分说明这一点:
解放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队起义及被我军俘虏（该年度无国民党军队投诚及接受改编统计数字）人数是69.4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62.0%。
解放战争第二年，国民党军队起义及被我军俘虏（该年度无国民党军队投诚及接受改编统计数字）人数是98.1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64.4%。
解放战争第三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是247.8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81.2%。
解放战争第四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为220.6万，占该年度我军歼敌总数92.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战绩统计表四》，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简言之，解放战争4年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我军俘虏的人数呈逐年增长之势。
高树勋部起义后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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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湛江人(常.河.白.帆) [2472:15300], 21:58:58 12/1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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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高树勋率部起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经过8年血战，终于以日本宣布投降而结束。昔日民族战争
中的盟友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8年抗战，共产党领导的
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已经发展到130余万人，另有民兵260多万人。创建了
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以及皖中、皖东、鄂豫边、苏北等抗日根据
地。在抗日根据地内，一般都建立了村、乡、县人民政府，很多根据地都建立了
司法、税收、供销社(银行)等机构。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大独裁者的蒋介石是不
甘心的。他在美国的支持下，一方面下令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准备内战。
为了争取和平，避免战争或推迟战争，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于8月28日赴重庆
谈判。在此期间，国民党阎锡山部第十九军进攻我上党地区遭到惨败。蒋介石看
到我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经被吸引到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即以14个军分3路沿平
汉、同蒲、津浦3条铁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其中第叁十军、四十军、新八军6万
余人为第一梯队，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高树勋、马法五的率领下，沿平汉线从新
乡北进，企图打通铁路线与石门敌军汇合。这一路是主要的，对我解放区危害最
大。 正因为如此，刚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于10月17日从延安致电刘
伯承、邓小平：“在你们的领导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
争取下一次相当的或更大的胜利。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
利之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
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
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关系全局，极为
重大”的担子，交给了晋冀鲁豫军区。刘、邓接到电报后，一边督促各个部队迅
速从上党地区奔赴邯郸一带战场，一边抓紧时间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同时，为
了便于指挥，报经中央军委同意，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军区部队主力
，依次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叁、四纵队。各个部队一边改编，一边行
军，从太行山千山万壑的小路上直奔战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在邯郸以
北，经过10余日血战，双方损失都很大。关键时刻，在刘、邓首长的亲自组织下
，经地下党员王定南牵线，军区参谋长李达冒险穿过火线与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
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面谈，终于使高树勋下定决心，率领新八军和河北民军1万多人
火线起义，使战役立即发生逆转。最终，我军全歼敌军近4万人，生擒第十一战区
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缴获山炮、火箭炮310门
，轻重机枪1719挺，步枪9248支，获得战役的全胜。这个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
后的第一个大的战役。高树勋率部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最早、最大
的起义，当时不但震动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但高树勋和起义部队最后的命运
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为他们起名“民主建国军”
按照刘伯承和高树勋的商谈结果，1945年11月1日，高树勋、乔明礼等率领新
八军、河北民军1万多人迅速撤离战场，离开磁县马头镇，到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
整、补充。马头镇距离武安县伯延镇一带约几十华里，一路上，沿途群众与学生
列队远迎，高呼“欢迎高树勋将军反战起义”等口号，到处贴满五颜六色的欢迎
标语。起义的新八军和河北民军官兵无不欢欣鼓舞。高树勋率部起义后，下一步
就面临着改编问题。
在争取高树勋起义的过程中，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先后发
过两封电报汇报具体情况。中央军委也发了3封电报做了详细指示。对于改编的问
题，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刘、邓：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
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八军
旧名均可。请与高树勋商量酌定，高宣言宜早发表。 毛泽东 经过
刘、邓与高树勋等起义人员研究，认为毛泽东起的名字很好，决定将起义部队改
称“民主建国军”。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高树勋与其他人最终以通电的形式向全
国发出了起义宣言。其电文如下：重庆蒋介石、冯副委员长，延安毛泽东先生、
朱总司令，全国各军、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日寇投
降，国共谈判重开，双十协定公布，全国同胞，无比欢庆。树勋等忝为执戈卫国
之军人，尤为奋发。盖今日中国，惟和平方足以言建国，惟民主方足以言团结，
惟和平民主团结，方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叁民主义新中国之基础。大势所趋，人
心所向，合于此者，必为众所拥护，反于此者，必为众所唾弃。祸国兴邦，一念
所系。树勋等久历戎行，深沐旧西北军救国爱民之传统，过去纵曾不免事与愿违
，然固无时不心存戒惧。当此民族国家千钧一发之际，追怀既往，尤深警惕。综
看近世，心所谓危，难安缄默，愿向我国父老同胞一陈之。 此次树勋等奉命
率部北上，原为受降。此在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
责以向八年之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
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
，痛苦万状。进则为挑起内战之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罪戾。辗
转思维，忧心如捣。全军上下，被迫挥泪行军，一路怨声载道。洎夫师次豫北，
再入冀南，目睹父老流涕陈情，青壮怒目相视，尤以八路军和平建国之真诚，节
节退让之举动，言行一致，感人更深。谁人处此能无动于衷耶?树勋等歼敌余生，
自不畏死，然尤不愿以歼敌之武器，加诸同胞，自残骨肉，贻害民族。况华北之
敌，尚未放下武器，内外夹攻抗战有功之八路军，人间宁有此理?于是全军将士，
转相告语，退出内战漩涡之声大起。其实此不只敝军之呼声，抑亦全国人民之要
求也。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众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命意
无他，旨在为国家民族之前途，退出内战，求以和平民主途径建国而已。知我罪
我，在所不计。更有近来，道路传闻，此次加命，乃为消灭杂牌，排除异己之运
用。树勋等对此，不愿多论，所争者惟不愿再以人民养育之兵，供内战之用耳。
兹经全军公决，成为民主建国军，并推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公命之下，谨
揭数事，以告国人。 第一，本军坚决反对内战，并愿全国同胞，一致为制止内
战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 第二，拥护蒋主席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建国方针，国
是应取决于民主的政治协商，不应以军事方式解决。 第叁，应立即联合各党各
派，组织联合政府，以解决当前之政治危急。
上述叁事，为本军今后行动方针，誓当努力以赴，百折不渝，并确信，大势
所趋，和平民主必可实现。树勋等望治情殷，爱国心切。古有言，“民为贵，君
为轻”，但求有利于人民国家，生死胥置之度外，成败利钝，更何所计欤!违命之
愆，所不屑辩，全国父老，自有定评，区区此心，敢请共鉴。如果幸而教之，则
幸甚矣! 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率全军将士叩
中华民国叁十四年十月叁十日
看到高树勋的起义通电后，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
贺电： 树勋将军吾兄勋鉴：
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
贺，即颂戎绥。 毛泽东 朱 德
高树勋接到贺电，十分感动，于1945年11月4日又给毛泽东、朱德回了电报。
成立民主建国军后，发来贺电的还有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
邓小平、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委薄一波；太行军区秦基伟、李雪峰、黄镇；晋
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申伯纯、邢肇棠、聂真、晁哲甫；冀南军区杜义德、李菁玉、
刘志坚、马国瑞；冀鲁豫军区杨勇、王秉璋、赵健民、张霖之、张玺；太岳军区
王新亭、裴孟飞等。外区的如渤海区参议会，广九路解放区各界，晋绥军区吕正
操、李井泉、续范亭、周士第，晋绥边区各界，山东军区津浦前线全体指战员，
晋察冀各界，鄂豫皖解放区群众大会等。为建立好这支队伍，刘伯承、邓小平和
晋冀鲁豫军区进行了精心的安排。
1945年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
。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两万多人。清晨，各机关、团体代表及各地群众源源不断的
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数不清的慰问品，被人们争先恐后地送到主席台前。一位
挑着两筐大公鸡的老汉，兴高采烈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拥护高总司令的，跟八
路军合作的都是好队伍。”主席台前，两幅巨型标语特别引人注目，一幅上写着
：“高总司令和民主建国军的义举是中国的光荣，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愿望!”另一
幅上写着：“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建国军联合起来，为民族独立、民主团结、
和平建国而奋斗!”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大会宣布开始，首先，举行升旗仪式
。民主建国军鲜艳的旗帜，伴着雄壮的乐曲徐徐升起，起义的将士，很多人眼含
热泪，庆祝自己的新生。 升旗仪式完毕，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高树勋
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一军军长、乔明礼为
第二军军长。 命令宣读完后，高树勋亲自率领全军将士宣誓就职。
大会结束后，群众表演了高跷、旱船、秧歌等节目助兴。晋冀鲁豫军区文工
团也到民主建国军驻地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等节目，
起义官兵深受教育，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回到亲人怀抱后的幸福，沉浸在无比欢乐
的气氛之中……回到驻地，高树勋还沉浸在欢乐之中，见到李达，他郑重地提出
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李达高兴地说：“你的要求很好，我回去向刘伯承司令员
、邓小平政委汇报。”几天后，高树勋见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再次提
出自己要求入党的问题。几位领导一方面表示欢迎，同时表示，尽快向党中央请
示。 1945年11月11日，晋冀鲁豫中央局给党中央发电报，请示高树勋入党的
问题： 高树勋叁次要求入党，如何办理?请示。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复电：
戍真电悉，中央批准高树勋同志加入本党。此复。
同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民主建国军成立后，进行了严格的整训，开展了民主运动，组织了赴延安参
观团，成立了建国学校和干训团，培养了大批骨干。部队逐步向新型人民军队转
变。 “高树勋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然而，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毛泽东在延安细心听取了关于邯郸起义的汇报后，高屋建瓴地总结了邯郸起
义的重要意义，并在亲自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开
展学习高树勋运动”。他明确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
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
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人的战斗意志
。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
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
平。” 为使瓦解敌军的任务落实到实处，毛泽东还提出“为使此项工作切
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
，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 接到中共
中央的指示、方针，各大区、二级军区，甚至师、旅都加强了对瓦解敌军工作的
领导和支持，充实了人力和财力，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从此，“高树勋运动”广
泛开展起来了。这个有着浓厚政治、军事意义的运动，唤醒了成千上万国民党军
队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在战场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瓦解敌军工作成为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战胜反动派，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
重要因素之一，从而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新建立的民主建国军
广大官兵，满怀信心，迎接着自己的新生。1946年1月间，高树勋给蒋介石写信，
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揭露蒋管区贪污腐败情景，要求国民党忠实执行停战协定，
实行民主改革，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用普选方式产生
真正的人民代表以成立正式联合政府，解决当前国是，而不能国民党一党独裁。
3月间，高树勋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3月21日，高树勋赴邯郸参加大会，
以他曾是国民党一高级将领的身份讲话，谴责国民党二中全会破坏宪法草案修改
原则。 4月间，国民党当局决定于两个月完成花园口黄河堵口合拢工程，企图
水淹解放区。5月3日，高树勋致函当时全国水利委员会薛笃弼和黄河水利委员会
赵守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劝他们不要以修治黄河为名，进行内战准备。 高
树勋和民主建国军的影响逐日扩大。
1946年5月31日，国民党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所部于海城起义，高树勋于
6月8日电贺:“去年邯郸起义，旨在救国拯民，欣闻贵师义举，益感同道多助。今
后愿密切联系，俾其奋斗。”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刘善本上尉驾驶一架B－24型轰炸机“
走高树勋道路”起义，由成都飞往延安。他的起义，再次在国民党军队中造成震
荡。 9月18日，高树勋电贺原国民党第叁十八军孔从周、刘威诚部起义军。由
于国民党军队不愿参加内战，纷纷起义投诚，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形势一片大
好。9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国民党官兵起来罢战怠战》的社论，
号召国民党军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起来罢战怠战。这时，已临近民主建国
军起义一周年的日子──10月30日，民主建国军全军上下都在准备庆祝，高树勋
连日收阅各方贺电祝词，全军掀起了起义一周年教育与回顾活动。 1946年10
月29日，毛泽东、朱德发来电报，祝贺民主建国军起义一周年。朱德还专门写了
文章──《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民主
建国军的命运发生了逆转。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新型的军队，晋冀鲁豫
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但在民主建国军的政治工
作人员，没有按照中共中央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去真诚团结，耐心教育，帮助
提高起义人员的思想水平，以使大家逐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而是采取“左”的
关门主义态度，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所以，他们与起义军官
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加上一些政工人员品质不好，弄虚作假以邀功请赏，渐渐
把事情推向了极端。 事情的突然逆转，与环境和敌情也有很大关系。
到1947年6月，内战已经打了一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是
，蒋介石对我军的重点进攻仍然在继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高瞻远瞩，
指出了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提出：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
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中央军委的具体部署下，晋冀鲁豫军区开始
了紧张的准备，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由刘、邓首长亲自率领，千里跃进大别山
。野战军由第一、二、叁、六等4个纵队组成，几乎集中了当时晋冀鲁豫军区所有
的主力部队。在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南进后，晋冀鲁豫军区只留下了少量正规部
队和地方武装，由病未全愈的副司令员徐向前全面负责晋冀鲁豫军区的军事工作
。留下的徐向前、薄一波等领导明白，在军区主力开走后，要与兵力占优势的阎
锡山部长期作战，是很艰难的，要下力气做好各种准备。 民主建国军“叛乱
”事件就是在这种大形势下出现的。
早在1946年底，就在民主建国军内发生了一起所谓的“特务案件”。当时因为部
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一名保卫干部
在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叁个指头，就说他是向特务发
暗号，把他拘捕。后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供出了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
到民主建国军一些营、团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刚开始时涉及的人不多，范围不
大，这些人被陆续送到设在潞城的神泉村训练班审讯。随着逼、供、信的规模越
来越大，有的人在严刑下开始胡说，又供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涉及的范围越来越
宽，层次越来越高，搅得民主建国军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凑巧的是
，这段时间里，民主建国军总部王庄驻地，确有国民党人来策反，就是高树勋原
来的马师长从西安派人带信给他，让他“弃暗投明”。高树勋将信送给军区首长
，然后把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因此，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有意
放跑的。接着，军区个别领导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
树勋，进行监视。后来，随着国民党加紧策反活动，我军后方空虚，气氛越来越
紧张。在复杂局面之下，军区一个负责同志下了结论说：“郝鹏举(徐州警备司令
，先起义、又叛变)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 1947
年6月14日清晨，民主建国军总部各部、处正在按照政治学习计划，学习毛泽东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总司令高树勋的住宅方向忽然响起枪声，原来是政
工人员带领了一个团，去抓高树勋。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高树勋正在院子里散步。中央军委要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把大别山作为突
击方向的指示，他已经听到了上级的传达，便把主要精神已经传达到民主建国军
各部队。广大官兵也摩拳擦掌，积极备战，准备在刘、邓首长指挥下，南下参战
一显身手。此时，高树勋正在反复考虑部队南下中的一些问题，突然就听得外面
响起“□□啪啪”的枪声，由远而近。民主建国军警卫团因不了解情况，与抓高
树勋的部队发生了枪战。几分钟后，警卫团听到民主建国军政治部领导喊话，停
止了射击。抓人的部队直奔高树勋的住宅而来。 高树勋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事情，赶紧从院子里跑到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知道电话线
已被割断了。院子里的卫队听到了外面的喊声，都掏出枪来，准备还击，高树勋
命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卫队这才把枪都放了下来。枪声距离得如
此近，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几乎
哭出来。这时高树勋进来叫她蹲下，蹲在炕边下，他怕射进来的子弹打着女儿。
高继芳刚蹲下，一群八路军战士端着枪跑进了院子，命令高树勋和保姆到后院去
。高树勋回到后院屋里，不放心女儿，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我的女儿高继
芳在前院屋里蹲着，让她也进来吧。”那个干部迟疑了一下，让一个战士叫人。
战士来到前院屋里问：“谁叫高继芳?”高继芳站起来说：“我是。”他说：“高
树勋叫你去。”高继芳就随着这个士兵，重新回到会客室。 这时会客室门
口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战士，里面，高树勋和夫人各坐在一把椅子上。高继芳看
看父母，一声没响，找了把椅子也坐下。就这样，3个人默默无语的从早上7点多
直坐到晚上六七点钟。在这期间，高树勋向站岗的战士要信纸、信封，说要写信
。不一会儿，一个干部送来了纸和笔。高树勋一会儿写了几封信，信的内容大体
相同，是写给上级领导人和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每封信上都写有“我海枯石烂
心不变，要革命到底”的字样。这样，他一会儿一封，也不知到底写了多少封，
每写好一封就扔到门口地下。信一会儿被战士送走了。 约到晚上6时，政治
部主任张力之的爱人石磊来了，她说张力之病了，不能来。问过话后，知道他们
还没有吃饭，于是她通知厨房做饭。吃过饭，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提出回学校，
石磊马上同意，找了一辆木轮车把她送回了学校。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
驻地，继续审查。
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驻地审查。抓捕高树勋的政工人员在给军区的报告中夸大其词：“……经战斗，解除了高树勋的武装。” 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回电说：高树勋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这期间,尤其荒唐的是,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国民党军队,策动高树勋部起义的共产党员王定南,也被突然扣押起来,五花大绑地被送到神泉训练班,逼他承认“参与高树勋暴动”。王定南坚决不承认,审问人员说他不老实,将他吊打、背铐56天。王定南一口咬定没有此事,还高声说:“我要向党中央申诉!”因为他态度“顽固”,便一直被关押,直到1953年才从北京监狱中放出来。
这个案子风声很大,迅速传遍了各解放区,大家称之为“六一四”事件。国民党趁机借这个事件大肆宣传,说什么“这就是叛变的下场”。
召开纪念大会为民主建国军平反
“六一四”事件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先后侵占延安等地,表面上一时得手。在华中起义的郝鹏举部叛变,再次投靠了国民党,旋被新四军消灭。报纸虽发表过《旧军队必须脱胎换骨》的社论,向民主建国军敲起了警钟,但民主建国军政治工作负责人的极“左”关门主义,逼供得出的假口供,以及部队中出现的某些偶然现象,一旦与“叛乱”联系起来,互相“印证”,就无法在短时间弄明白事实真相,使改造旧军队的工作陷入迷魂阵。
另外,此时正值晋冀鲁豫主力部队集中,准备渡黄河南进。假情报说,高树勋部正是打算利用晋冀鲁豫根据地腹地空虚的机会发动叛乱。从当时的形势看,对一些人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是必要的,但不分青红皂白,把近千名排以上干部关押审讯,并搞逼供,显然是错误的。
在神泉训练班里,审问人员让有关人员学习他们编写的《抢救失足者手册》,强迫他们承认参加了高树勋组织的叛变,采取吊打、诱供等恶劣手段,搞了很多假口供,冤枉了很多人。
过了几个月,晋冀鲁豫军区重新派了一些人对民主建国军“叛乱”事件进行调查,结果不了了之。半年多后,高树勋终于解脱,开始参加工作。所幸的是,邯郸起义的第二号人物、民主建国军第二军军长乔明礼(原河北民军总指挥)幸免,原因是他的第二军在河北民军时期就与八路军联系密切,起义后部队改造得也较好,因此在“六一四”事件中没有涉及。
高树勋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得以解脱,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但对民主建国军的这一所谓“叛乱”事件,历史却始终没有定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拨乱反正,民主建国军的问题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83年,在高树勋率部起义38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纪念大会,以这种方式给予平反。当年曾经参加处理民主建国军问题的薄一波（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专门给大会发来了贺信,
全文如下:
对召开这次具重要意义的纪念会,我不能前来参加,深表歉意。
在国民党反动派试图派兵北上,侵吞抗战果实,向我华北解放区进行挑战的时刻,高树勋将军于1945年10月30日率所部新八军起义,口号是要民主、要和平,为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给国民党部队指出了一条出路,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倡议下,开展了学习高树勋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由高树勋将军率领组建的民主建国军,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建国后,他们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作出了贡献。
在纪念邯郸起义三十八周年的时候,让我们高呼: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民主建国军英雄们,永垂不朽!
让我们高呼:发扬邯郸起义的革命精神,为祖国四化建设做出新贡献!
在此,我向高树勋将军及已故的范龙章、乔明礼、陈明韶、田树青等将领致以深切的悼念,并对他们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薄一波
1983年10月30日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撰写组的同志,在谈到邯郸起义时,深情地说:“上党战役之后,随后就是平汉战役,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样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3000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员,我见过他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
邓小平给高树勋和民主建国军做了最后的历史结论。
历史铭记他的功绩 新中国建立前夕，高树勋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他工作勤奋，任劳任怨，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为祖国的统一和富强，战斗到了最后一息。青史有情，一切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核心提示：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在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听取了李达参谋长的汇报，并对高树勋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11月8日，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张际春、李达联名给高树勋发来贺电：
《大起义》张明金/编 黄河出版社 2008年1月
简介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本文所介绍十次在战场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为成千上万国民党起义官兵的缩影。他们高举义旗站到人民的一方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起义促进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一部分：高树勋与邯郸起义
1945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汉战役。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在马头镇（今属邯郸）宣布起义。高树勋在这次战役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为我军迅速夺取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扩大起义的影响，毛泽东将这次起义命名为邯郸起义。
兵出伏牛山
1945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汉战役。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在马头镇（今属邯郸）宣布起义。高树勋在这次战役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为我军迅速夺取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扩大起义的影响，毛泽东将这次起义命名为邯郸起义。
高树勋（1889～1972）
字建侯。河北省盐山县人。1915年投奔到冯玉祥部队当兵。后在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6年曾率部参加过北伐战争。1930年参加阎、冯倒蒋战争，失败后，高部被蒋介石编入国民党第26路军，高任第27师师长。1931年，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此时，高因在天津养病“督师不力”，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后，被迫离开军界在天津隐居。1933年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高应冯的邀请，到张家口就任抗日同盟军骑兵军军长，参加了攻克多伦等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河北省保安处处长、河北游击军总指挥、新6师师长、新8军军长、第39集团军总司令、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冀察战区总司令等职。
1945年8月中旬，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蒋介石便在玩弄“和平谈判”伎俩的同时，又挑起内战的烽火。10月中旬，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官孙连仲，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遣其所部第30、第40军和新8军等部共4万余人，在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等人的率领下，沿着平汉线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妄图迅速打通平汉路，配合空运和海运的国民党军进入华北地区，进而抢占东北。
为了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并打击进犯之敌的嚣张气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沿平汉线北犯之敌是蒋介石图谋发动内战的急先锋，平汉线为我解放区的屏障。为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为保卫解放区的安全，必须消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
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歼灭沿平汉路北犯之敌为主要目标，集中主力部队，发起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让北犯之敌渡过漳河，在预定作战地域将其包围。
1945年10月2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又积极进行政治争取。10月30日，第1l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面前，决定率其直属新8军及河北民军等部共一万两千余人，在河北马头镇（今属邯郸）内战前线举行起义，并向全国发表通电，宣布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剿匪”命令，退出内战前线，站到人民方面来。随后，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展开猛烈进攻。战至11月2日，平汉线作战胜利结束。此战共歼国民党军4万余人，其中俘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以下官兵2万余人、起义1万余人，对挫败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掩护我军各部队向东北地区开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高树勋在这次战役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为我军迅速夺取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开创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大部队起义的先例，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为此，毛泽东致电嘉奖，亲自提议将所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任命高树勋为总司令。并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为在后来的全国解放战争中，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官兵起义树立了榜样。
1945年8月初，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喜讯传到豫西的伏牛山区，国民党第11战区新8军和河北民军营地的官兵们一片欢腾。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的贫民百姓，现在抗战胜利了，都迫切希望早日走出伏牛山，外出受降，以便返回故乡与亲人团聚，重建家园。可是他们在焦急的等待中，总也听不到“出山”的消息。现在，他们有些急了，等不下去了。因此，在8月10日的这一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集中在新8军军部大门前的白果树下，代表新8军和河北民军的广大士兵提出了“走出伏牛山，回家好种田”的口号，并以此向他们的长官请命“出山”。
这时，一个身材高大，长着黑红的脸庞，浓眉大眼的人，在一队卫兵的簇拥下，走出军部的大门，来到白果树下。他看到眼前这些“为民请命”的士兵代表，心中一阵感慨。只见他推开簇拥在身边的卫兵，站到白果树下的一个石头棋盘上，双手掐着腰，大声地说：“弟兄们，本司令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因为我现在的心情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咱们远离故土，久别亲人，谁无怀故思亲之情？如果蒋委员长让我们出山受降，回到晋冀豫边区，本司令一定让弟兄们顺道回家看看。可是现在还不行啊，我们还没有接到出山受降的命令，请弟兄们再耐心的等待几天，暂且回去，容我再致电蒋委员长，请命出山，数日之后我一定会给弟兄们一个准确的答复。怎么样？”
人群中泛起一阵轻轻的骚动，是“行”还是“不行”，并没有人回应，但是听了司令的这番话后，他们便分散开来，各自又回到了烦闷潮湿的军营。
却说那个站在桌子上讲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支部队中颇有威望的总司令——高树勋。
其实，此时高树勋的心情比他部下的心情更为不满。面对已经到来的胜利，他的经过浴血抗战的部队和弟兄们，却被蒋介石的一个电令，困在这偏远的伏牛山中待命驻防。对此，高树勋的心中也明白，这是老蒋不准他的这支“杂牌”部队出山受降，而是想让他的嫡系去“摘桃”。但是，他心中这些难以言传的苦衷，又怎么能对部下明讲呢？
当然，高树勋是不会甘心他和他的部队窝在伏牛山中的。于是在8月10日，他再次急电蒋介石，要求带领部队出山受降。
8月12日夜晚，阴霾的夜空中没有一丝星光，在烦闷潮湿的空气中，树上的知了在不停地呜叫着。此刻的高树勋，心里也感到特别的烦闷，因为给老蒋的急电已经发出去两天，可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他在急切的等待中，什么也干不下去，只好躺在军部门前大白果树下的藤椅上，闭着眼睛听着收音机。
突然，机要员急匆匆地跑来，送上蒋介石、何应钦发来的一封电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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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接过电报，只见上面写着：
伏牛山乃中原要地，据险地之利万不可忽弃。你部原地驻防待命，出山受降之事待议……
高树勋电报还没有看完，心中顿时燃起一团怒火，气愤地想：他妈的，你老蒋真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抗战期间，你的嫡系一直躲在大后方，养精蓄锐，留下我们这些所谓的“杂牌”在前线流血卖命。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抢占地盘，相反却要我们这些部队“原地待命”，由你的部队去受降摘“桃子”。这样对待我们，天理何在？
高树勋部队的官兵们，听到蒋介石不准他们出山受降的消息后，无不气愤。特别是他的一些老部下，不约而同地来到高的住处，愤怒地说：“老蒋不让我们出山受降，道理何在！”
面对此情此景，高树勋说：“老蒋有他的主意，我有我的打算！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抗战都胜利了，我们还怕什么，也该到了我们为自己做主的时候了。”
为此，高树勋毅然决定：利用蒋介石给他的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头衔，兵出伏牛山，挥师北上，收编伪军，接受日军投降，到北平以北去占领一块地盘，日后再作打算。
围在高树勋身边的军官们，听到这一决定，一致表示：总司令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但也有人劝高树勋慎思慎行，不要轻举妄动，免得招惹是非。高树勋理直气壮地说：“出兵受降，何错之有，北上收复失地，为民族胜利之师张目，乃理所当然！”
恰在这时，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来电，邀请高树勋进军南阳，以固中原，蓄意内战；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来电，邀请高树勋去新乡，以便北进，打通平汉铁路，抢占北平、天津。两电比较之后，高树勋考虑到他手下的弟兄们多为北方人，再往南走部队就更不好带了，便接受了孙连仲的邀请，率部出伏牛山，出兵北上。
8月15日，高树勋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率领部队从驻地河南省南召县出发，日夜兼程，9月3日到达郑州附近的新郑。高树勋为了继续顺利北进，到新郑时才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说明他要到石家庄、北平一带去接受日军投降，请蒋电示。对此蒋介石虽然大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为此，在9月5日，蒋介石也只好顺水推舟，令高树勋部“由广武方面渡河向汲县挺进，扫荡奸伪，监视日军”。
9月12日，高树勋部越过黄河，进抵新乡。
随着部队不断向北推移，高树勋的部队要穿过八路军控制的冀察根据地，他知道，这对他和他的部队来说决非一件易事。因此，早在8月初，他已派参议王定南，赴太行去找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联系，但至今没有消息。
此时，高树勋在新乡的临时官邸里焦急地思虑着：不知王参议是否到了太行山，联系的结果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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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南奉命出使
王定南是河南省内乡县人，一个知名的抗战人士。高树勋对这个人的名字久已耳熟，但是他们的相知相交却纯属偶然。
那还是一年前，王定南在河南郏县、宝丰等地组织“河南人民自卫军”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时，自卫军被国民党汤恩伯部缴械，王定南夫妇以“通共”的罪名被扣押。那时，高树勋部正驻在河南镇平一带。王定南等人被押赴汉中途中，路经镇平县大榆树村时，高树勋慕名看望了他们。从谈话中，高树勋感到王定南不仅具有学者风度，谈吐不凡，而且还是个有气节、重义气的人，虽有“通共”之嫌，但并无不良企图。于是，对王产生了好感，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临别时，高树勋对王定南说：“王先生雄才大略，君心坦荡，是一个成就大事的人，望多加保重，以后我一定设法营救你。”并当场拿出一摞大洋交给押解人员，嘱托路上要好好照顾王先生。同时，当场把王定南的夫人唐宏强释放，并写下字据，主动承担责任。为此，王定南非常感激高树勋，两人就此结下了生死之交。
此后，王定南被送到汉中国民党第1战区军法分监部关押。1945年4月，王定南由高树勋和国民党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保释出狱，应邀从汉中来到镇平县高丘镇高树勋总部驻地，被委以总参议，留在冀察战区总部。
1945年7月，八路军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部自豫西巩县、登封一带挺进鲁山、南召，拟以伏牛山为依托，开辟新区。
胡宗南闻讯后，电令高树勋部进驻南召、嵩县地区，阻止八路军南下。此时，高树勋已被委任为冀察战区总司令，他想：我的队伍迟早要到冀察地区去。但那里是共产党、八路军控制的地区，抗战八年和八路军的关系搞得还不错，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更应该与八路军建立秘密联系，以免再发生冲突。因此，高树勋想起自己在河北省保安处任职期间，曾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有过交往，于是决定派人去找彭德怀，先疏通一下关系。但派谁去呢？高树勋思之再三，最后决定派曾和共产党有过交往的王定南出使太行。
王定南赴太行山临行前，高树勋取出一块白绸布，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向彭将军致以问候，希望和共产党、八路军建立联系，请彭将军指教等。高树勋把信交给王定南后，叮嘱再三，要他务必面见彭将军，讲明他的初衷，以便达成共识。
8月1日，王定南带着一把雨伞，在一个雨中的清晨，从南召县李青店高树勋总部出发，向太行山晋冀鲁豫解放区奔去。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主要靠步行，加之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走很困难。王定南晓行夜宿，经过10多天的长途跋涉，才来到了新乡孙殿英的司令部所在地。王定南知道孙殿英和高树勋素有交往，便以路过此地，顺便代表高树勋看望孙殿英为名，送上一点小礼物，并借此到孙部投宿，以便寻找在孙部进行统战的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
当天晚上，在孙殿英部搞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朱穆之，通过内线得知高树勋派王定南潜赴太行的目的后，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并建议主动和王定南接触，以便摸清情况以后协助王定南，见机行事，进一步促成高树勋的义举。
经上级同意，次日夜晚，朱穆之找到了王定南。言谈之间，朱穆之了解到王定南要去邯郸，便说：“老兄，邯郸一带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哟！”
王定南说：“没关系，我在那边有朋友。”
朱穆之又说：“八路军里，我也有朋友。”
两人在交谈中，各自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王定南得知朱穆之是中共方面的统战人员后，非常高兴，便把高树勋要他给彭德怀送信的事说了出来。朱穆之表示一定尽力相助，并根据上级的指示，主动提出和王定南一路同行，为王带路。对此，王定南非常高兴，因为继续北去的路他也不熟悉，正苦于没人带路，朱穆之的不请自来，真是令他喜出望外。于是，他们在新乡小歇几日后，便一起踏上了北去的旅途。
8月27日，朱穆之把王定南带到了河南林县任村。
任村，地处太行山南段的林县盆地，抗战以来，这里便是八路军晋冀鲁豫根据地一个南来北往的交通联络站，因此，也叫任村豫北办事处。在这里，他们恰遇从延安归来，要回华东去的陈毅和到晋冀鲁豫军区的领导人薄一波和滕代远等。这一意外的相见，使朱穆之非常高兴，因为他和陈毅等人早在延安时期就相识了，多年不见后，竟在这里重逢，朱穆之便把高树勋派王定南给彭总送信，希望和中共建立友好联系的情况，向陈毅、薄一波、滕代远等领导作了汇报，并希望他们能见一下王定南。
陈毅等人接受了朱穆之的建议，立即在住处接见了王定南，并仔细看了高树勋写给彭总的信。陈毅说：“很好，我们几个人是路过这里的，听说你来了，先和你见个面，具体如何办，你到涉县赤岸去见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他们会同你详细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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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王定南来到河北省涉县赤岸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受到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和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镇的热情接待。黄镇对王定南说：刘司令员、邓政委刚刚离开总部，到黎城前线去了，你先住下，我们立即和前线指挥部联系一下，有了消息及时通知你。
第二天，申伯纯来到王定南住处，说：“刘司令员、邓政委从前线来电，叫你到黎城去见面。”于是，申伯纯准备了马匹，亲自送王定南到黎城。
8月29日，刘伯承、邓小平从前线回到黎城，立即接见了王定南。刘、邓看过高树勋写给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信后，王定南详细介绍了高树勋这几年在国民党军队受排挤打击的情形，以及曾和陈先瑞进行火线会谈，并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阐明了高部想起义的初衷。
刘伯承对王定南说：“彭副总司令已不在太行，回延安工作去了。有关与高树勋将军联系的事你要抓紧时间办，事不宜迟，越早越好。我给高树勋将军写封回信，你带给他吧。”说完，提笔写了回信。
王定南接过信后，邓小平对他说：“现在高树勋部队已北进新乡，你要赶快回新乡去，把我们的意见告诉高树勋将军，请他好好想一想，希望以后不断联系。”
刘、邓研究了对高树勋的争取工作，决定由申伯纯负责，组成一个工作组，成员有边区参议会参议靖任秋、总部参谋和情报部门的路展、李新农、席一、刘岱，此外，还有交通联络和电台机要人员辛良志、郝文祥、徐双海等。
争取高部工作组组成后，军区领导薄一波、滕代远给大家作了简短动员，申伯纯讲了工作组的任务和注意的问题，并和大家一起研究了具体行动计划。申伯纯决定，先派塔岗情报站的辛良志、郝文祥二人随王定南即日启程，前往新乡。
9月上旬，王定南和辛良志、郝文祥一行3人，经过两天多的跋涉，由塔岗来到新乡高树勋总部。高树勋急切地询问赴太行的情况。王定南告诉他：“彭德怀将军已回延安工作。我见到了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他们对司令的想法非常高兴，刘司令员还给你写了一封信。”说着，把信递到高树勋手里。高树勋接过刘伯承司令员的回信，只见信中简练的写到：
建侯兄：
定南来我处，详情已悉。现有我的两位朋友前往贵部谋职，望能予以关照为盼。有关我处之事，我的朋友全权代为转达。别无事，笔不多叙。
高树勋反复看了几遍，随即将信烧掉。接着便问起刘伯承在信中提到的朋友现在何处。
这时，王定南才向高树勋转达了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八路军领导人对高的问候和期望，并把这次去太行的经过和八路军派辛良志、郝文祥同他一同前来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高树勋听了，十分激动，并告知王定南他想尽快见到远道而来的“朋友”。
第二天，高树勋来到辛良志、郝文祥的住处。王定南把辛、郝二人作了介绍。高树勋说：“欢迎你们远道而来，感谢你们的热诚帮助。但是，这里是第11战区所在地，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很多，你们不宜在此久留。王定南的太太唐宏强现在西关一家粮店里住，那里有一间空房，你们马上搬到那里去。”
为了行动方便和安全起见，高树勋送给辛良志一身佩戴少校军衔的副官军服，让他穿上作掩护，并亲手给他写了一个通行证明，然后叮嘱辛良志：“如果有人盘问你，就说我和你是表亲。”根据中共方面事先的安排，郝文祥返回解放区汇报，辛良志便留高部做交通联络工作。
此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被蒋介石召见。孙向蒋陈述了准备以第30军、第40军沿平汉路北进，利用高树勋和“共军”的关系，让其开路，把高部推上进攻八路军的战场，以打通平汉路。蒋介石听后正中下怀，便电令高树勋部暂住新乡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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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蒋介石委派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宣布高部正式编入第11战区序列，归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马法五的第40军、鲁崇义的第30军均属第11战区序列。同时宣布：任命马法五、高树勋为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宋肯堂为参谋长。
郑州会议后，孙连仲急忙赶到新乡，作出了打通平汉路，抢占平津战略要点，密令第30军进驻北平，新8军进占保定，第40军占领邯郸、邢台的军事部署。
孙连仲知道新8军是高树勋拉起来的队伍，过去一直由高树勋任军长，后来蒋介石为掌握这支部队，派亲信胡伯翰任军长，豫西战役因胡伯翰指挥失当，军部被打散，胡一人逃之夭夭，部队损失严重。以后，胡伯翰到后方养病，高树勋趁机令其不要再回部队，指挥权仍旧掌握在高树勋手里。孙连仲怕日后难以控制这支部队，便向高树勋提议由他的部下池峰城接任新8军军长，并说：“你年岁大了，胡伯翰离开后一直没有军长，还是交给池峰城吧！”
高树勋明知孙连仲在打他的主意，企图以此架空自己但又不好当面戳穿，更不便说明自己想兼任这个职务，便对孙连仲说：“池峰城赶不上第30军副军长黄樵松，等部队到石家庄后就交给黄樵松吧！”孙连仲只好表示以后再说。
尽管高树勋被蒋介石委以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重任”，但他知道，实际上蒋介石、孙连仲不会真的信任自己，而是在用明升暗降的惯用手法，在剥夺它的带兵权和指挥权。所以，高树勋仍在暗地作着自己的打算。他感慨地对部下说：“现在抗战胜利了，内战又开始了，国家不得安宁，人民不得安生。老蒋那帮人又要把我们推向前线去当炮灰，这种日子真是难过啊！”
几个部下看到高树勋苦恼的样子，同情地说：“为什么我们非要听他老蒋的，现在抗战都胜利了，小日本都让我们打败了，我们还怕谁？只要我们有人有枪，老蒋的这条船不能容我们，还可以走别的路呢。”
高树勋随即说：“是啊，这样下去，老蒋非逼我们迟早得走别的路呀！”
9月底，国民党第11战区所辖新8军、第40军、第30军齐集新乡，完成了向北推进的准备。高树勋认为：眼下从磁县至高邑段全长约300华里的平汉铁路，沿线的邯郸、邢台、内丘、临城等10数座县城，都已经解放，全被八路军控制，孙连仲要打通平汉铁路谈何容易。现在王定南既然已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不如甩开第40军和第30军，自己率新8军单独北进，先到石家庄受降，然后去冀察边区再做打算。于是，在10月1日，他决定再派王定南去见刘、邓，协商“借道”北上的问题。他拿起毛笔，给刘伯承司令员写了这样一封信：
伯承吾兄大鉴：
顷奉复函及王定南同志归来，敬悉吾兄对弟处爱护之诚。当此日寇已经投降之时，全国正需真正之团结，以建立现代之民主国家。如仍以法西斯来统治，必将走到灭亡之路。弟部奉命挺进石家庄，请兄通告贵方沿途驻军勿生误会为盼。未尽事宜，由王同志代达。
弟高树勋手启
十月一日
信写完后，高树勋找来王定南，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并把信中不便写的事情，向王定南交代了一番，要他立即动身，把信送到八路军方面，转交刘伯承司令员。
10月初，王定南来到了河南汲县八路军塔岗情报站。这里距国民党占领区较近，是晋冀鲁豫军区敌工情报部门开展对敌军工作的前哨。以申伯纯为组长的争取高部工作组部分人员就住在这里。王定南见到申伯纯等后，说明了来意，把高树勋写给刘伯承司令员的信交给申伯纯，并对有关情况作了详细说明。
申伯纯立即和其他人员商量对高部“借道”北上问题的处置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很重大，需将这一情况和如何处理报告上级。于是申伯纯对王定南说：“刘司令员和邓政委还在上党前线指挥作战，这封信我们一定负责转交。至于‘借道’北上的问题，等我们报告总部后再决定。”
尔后，申伯纯请示了刘、邓首长，并根据刘、邓原来总的意图，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向王定南表明了他们的意见和原则：“如只是高树勋本部北上，我们可以放行，但必须按照我们指定的路线走，更不允许带别的部队。现在你先回去把上述原则向高树勋将军讲清楚，看他意下如何？请你把有关情况及时告诉我们。如有新的情况和变化，再来联系。”
几天后，在高部的联络员辛良志送来王定南给申伯纯的一封长信，主要内容是高树勋同意按刘、邓提出的原则办，沿铁路北进，摆脱中央军，高率部离开蒋军后，即将高部与蒋军截断等。王定南在信中还谈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和蒋介石对华北的战略企图。信中最后说：“高愿与伯纯在安阳晤面。”申伯纯反复看了王定南这封来信后，立即电呈晋冀鲁豫联合办事处主任杨立三转报刘伯承、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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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复电申伯纯，基本同意他对高部北上问题的处置意见，并明确指示：
对高树勋是争取中立的方针，并经过他联络西北军，如高部北上，可放过，但必须，第一，只能是高本部，不能带其它部队，因孙连仲部特务很多，易起变化。此点可对高说明；第二，必须在我主力抵安阳后；第三，由我们指定路线，在汤阴、安阳、邯郸一段铁路两侧，而后可沿铁路大道走；第四，必要时在汤阴间打点假仗，枪向天放；第五，沿途粮食，我予帮助。
同日，由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署名，先后将高树勋给刘伯承的信；王定南给申伯纯的信；申伯纯给总部的请示和刘、邓给申伯纯的复电即对高部北上借路的处置意见，报告中央军委，请示对高的方针。
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刘、邓，对给高部让路北上问题作了明确答复，复电指出：
高树勋属西北军系，与蒋有若干矛盾，畏蒋吞并他及利用其与我磨擦牺牲他，高亦欲利用国共矛盾以自存和发展，蒋、高矛盾是国民党内部矛盾。争取某些势力暂时中立是必要的，但高树勋部过早的北进，深入石家庄、平津，反予我不利。不管高主观愿望如何，在事实上将成为接引与掩护蒋军北上，且可能成为冀中、冀东、平津一带伪军警的团结中心，增加我之困难。因此，与高商谈应以一切办法推迟其北进，而不宜予以北进之方便。如反蒋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时，我当可予以适当之援助，请考虑之。
接到军委复电后，刘、邓立即决定将军委精神转告争取高部工作组及有关人员。同时，在军事上作了调整和部署。高树勋为了实现单独率部北上的计划，在与八路军往返联系过程中，曾向孙连仲请求，允许其率新8军、河北民军北进。孙连仲由于对高树勋存有戒心，借口一个军力量太小，单独行动有危险，没有答应，却令马法五、高树勋率第30军、第40军、新8军向北推进。然后，孙于10月8日带着长官部部分人员，由新乡乘飞机飞抵北平。
10月13日，即《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正式公布的第二天，蒋介石颁布内战密令，要求各部队将领：“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为此，10月14日，第30军、第40军、新8军由新乡出发，沿平汉线北进。
10月17日，高部进抵汤阴。高树勋第3次派王定南，去晋冀鲁豫军区联系北上问题。
王定南从汤阴走后，高树勋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继续率部缓缓向北推进。10月18日，第11战区3个军进抵安阳。新8军驻守在安阳以北的陶家营、秋口、韩庄一带，进行补充和侦察准备。10月21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3个军开始涉渡漳河，进入解放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的后续部队4个军紧紧跟上，相继抵达郑州、新乡。平汉线战事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3 / 高树勋当机立断
在此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自9月10日开始，反击阎锡山对晋东南解放区的进犯，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共歼灭阎部3.5万人，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的谈判，促使蒋介石签署了“双十协定”。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上党的失败，“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就迫不及待地调兵遣将，沿平汉线大举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上党战役行将结束时，刘、邓对战役最后阶段的行动作了安排部署之后，即返回晋冀鲁豫军区驻地赤岸，筹划另一次大的战役——平汉战役。
10月12日深夜，河北省涉县赤岸村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作战室里，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面对挂在墙上的地图，细致地观察着邯郸附近的地形。刘司令员手执红笔，在磁县马头镇附近滏阳河河套一带，画了一个圈，然后对邓小平政委说：“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除陈赓的太岳纵队继续留在同蒲路方面作战外，其他参加上党战役的部队，都向平汉线集结。我想在这里布设一个口袋阵。”他指了指画在地图上的红圈继续说：“把孙连仲的3个军放进来，然后各个加以歼灭你看如何？”
邓小平扔掉手中的烟头，用脚在地上轻轻地碾了一下，点点头说：“要得，这下子蒋介石下山摘桃，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黄粱美梦，恐怕就做不下去喽！”
10月16日，刘、邓首长下达平汉战役作战命令，决定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三区主力部队于漳河北岸至临洺关段铁路线两侧，以一部牵制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军第一梯队的右侧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沿铁路行进左侧部队的一部；另以基干部队一部结合广大地方武装民兵，自新乡至安阳段两侧不断袭扰截击，切断其后方补给线，迫使其残留大量兵力于沿线各要点，以迟滞其行动，并保障主力顺利完成歼灭顽军之任务。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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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刘、邓首长的命令，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从上党和冀鲁豫等地源源开赴平汉线，准备在邯郸一线，摆开战场。
10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平汉战役的指示》，要求晋冀鲁豫军区采取各种措施，动员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身为战略区主要负责人的刘伯承、邓小平，十分清楚此次战役的重大战略意义。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党委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了细致、详尽的分析：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虽兵力大，装备好，久经训练，长于防御；但地理民情不熟，又远离后方，补给困难，突击力弱，不善野战。特别是内部派系不一，矛盾重重。而八路军方面，野战兵团虽然组建不久，装备较差，缺少训练，且连续作战，未获休整，但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涨。又有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控制了大段铁路，早已准备好的预设战场等等，这是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
为打好这一仗，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党委，要求所属各区党委、各军区、各纵队：
所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均须集中意志，大部分亲临前线参战。应将所有的能调动的部队，加强平汉作战。……平汉战役关系全局，为了继续持久作战，各个消灭敌人，抑留更多敌人于平汉线，完成晋冀鲁豫战略区的历史任务，务必做到：（甲）除已计划加入平汉作战者外，必须继续集中兵力到平汉线，放松次要方向，集中于决战方向；（乙）加紧动员新兵补充主力兵团（首先补充野战纵队），保证继续作战。
在此基础上，前线指挥部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心集中第1、第2、第3纵队及冀南、冀鲁豫、太行军区地方部队共6万余人，举行平汉战役；另动员l0万民兵自卫队参战。准备以两个月以上的时间，连续作战，歼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并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发动强大政治攻势，开展瓦解敌军工作。
在作战部署上，决定以第1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为路东军，以第2、第3纵队及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为路西军，对国民党军实施东西钳击；另以太行第7分区3个团，组成独立支队，结合太行、冀鲁豫地方武装和民兵，先在黄河至安阳问破坏交通，袭扰、疲惫敌人，迟滞其前进，以争取时间，掩护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从上党及冀鲁豫等地向平汉线集中，并迫使国民党军留置大量兵力于安阳以南的铁路沿线，减少其北进部队。待敌渡过漳河以后，即控制漳河渡口，阻其后续部队增援。
为了充分准备战场，还在上党战役尚未全部结束时，刘、邓即已命令陈再道部先行东进，配合原在平汉线作战的部队，继续肃清预定战场区域的磁县、临漳、成安及临洺关、紫山等处的伪军。并发动群众在漳河以北至邯郸之间，以及沙河以北至邢台之间，大举破路平沟、毁碉拆寨，造成敌无所依托、无险可守，以利于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之。
在刘、邓大军挥师东进，于平汉线上布设袋形阵地的同时，由新乡向北进犯的国民党3个军，在安阳一带稍事休整后，继续北进，沿途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小股部队的阻击，从此拉开了平汉战役的序幕。
10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当晚，高树勋总部宿营邱镇。这时，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尚未全部到达，只有第1纵队赶到了临漳及南东坊村地区。刘、邓命令第1纵队先行阻击敌人，迟滞其前进，争取时间，以便集中主力。
23日，国民党军3个军已推进至漳河北岸的固城、前后回樟一带，继续沿铁路东侧前进，以一部占领磁县县城，一部向南东坊村进攻。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留1个团在临漳以北阻击敌人，主力赶到邯郸以南的屯庄、崔曲、夹堤至东西向阳以北地区组织防御，坚决不准敌人进入邯郸。当天，国民党军第30军超越已进至漳河以北的新8军、第40军，进占滏阳河东侧的中马头、高木营以南地区。
24日，国民党军3个军全部进入刘、邓预设战场。他们怕遭歼灭，行动十分谨慎，采取了互相掩护、交替前进的战术。其第30军原地掩护，第40军和新8军超越第30军前进，第40军进至南北文庄及秦家营地区占领阵地。新8军进占马头镇、南北左良、屯庄、阎家浅一带，高树勋的总部暂设在东城营。当日下午，国民党军第40军第106师和新8军一部，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突然向八路军第1纵队第1旅阵地攻击。黄昏时分，国民党军集中兵力从崔曲、夹堤之间突入1纵阵地，进至高庄、南泊子一线。
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遵照刘、邓关于“在敌精力尚未大大耗散、疲惫与挫折，我后续力量尚未到达之前，暂不与敌决战”的指示，采取逐点小股割歼和渗透袭扰等打法，自25日起，各部队按照区分的任务，连续组织小分队出击，不断与进犯的国民党军接触，选敌之弱点，灵活巧妙地打击敌人，先将敌军一个连一个营地歼灭，以消耗其实力，挫其锐气，削弱其战斗力。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各部队还适时开展战场瓦解敌军的工作。尤其是对高树勋部队，加强了政治攻势。高部暂29师第1团团长田树青的父亲田烈茂，是武安县的开明人士。当田老先生得知田树青随高部进犯解放区时，立即托人带信，叫田树青放下武器，停止对八路军的进攻。田老先生托人捎信后，还不放心，又冒着危险去找田树青面谈。在八路军的政治争取下，高部官兵开始动摇。
与此同时，晋冀鲁豫军区各主力兵团已陆续赶到。第2纵队两个旅及太行第1支队控制了邯郸及其以南罗城头、张庄桥、陈家岗地区；第3纵队全部集结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独立支队和太行第5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对敌人形成三面包围态势，将其压缩在一条狭长的地带里，这就是刘、邓布设的口袋阵。
这一狭长地带，正是滏阳河的多沙地域。村庄四周只有稀疏的小枣树等低矮荆丛。由于过去屡遭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抢劫骚扰，村舍的门板、窗框、桌凳等，大部被当作柴火烧掉了，陷入八路军包围的国民党军第30军、第40军和新8军难以找到木料构筑坚固的工事。此时，从石家庄南下接应的国民党军第16军，也被阻于高邑以北，后续部队又被阻于漳河以南，在这种情况下，进犯的国民党军内缺水粮，外无援兵，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不得不一面收缩阵地抗击，一面呼唤救兵，处于等待增援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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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高树勋更加焦躁不安。他当着几个老部下的面说：“不能再继续打了，照这样下去，我们全军1万多人的性命就要断送在老蒋手里了！”面对危局，高树勋清楚地意识到：借道北上已不可能，继续打下去后果更不堪设想。在这种欲进不能、欲打不得的情况下，高树勋只好等待王定南和八路军联系的结果了。
就在高树勋北渡漳河时，王定南刚刚来到赤岸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刘伯承、邓小平在百忙之中会见了王。王定南把这次的来意和高树勋的想法及思想顾虑，向刘、邓作了汇报。王特别谈到，高树勋希望八路军方面能体谅他的苦衷，允许他单独北上。
听完王定南的话，刘伯承司令员指出：“原来我们曾同意高树勋率新8军单独北上，可是现在沿平汉路北进的已不是高树勋的1个军，而是3个军。马法五的第40军，鲁崇义的第30军，也一齐来进犯解放区。蒋介石的意图是想让第11战区这3个军进占北平一带，以便平津的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
邓小平政委也说：“因此，党中央、毛主席来电指示，不准国民党这3个军沿平汉路到北平去。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3个军北进。请你回去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不要到冀察地区去了，我们希望他退出内战，就地配合我军完成阻止国民党这3个军北上。”
这时，刘司令员站起来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摆脱蒋介石集团，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我们希望他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如果当断不断，是会反受其乱的。”
王定南告别刘、邓，向事先和高树勋约定的见面地点——安阳方向奔去。当他行至磁县的彭城一带时，晋冀鲁豫军区的通信员追上他说：“现在情况有变，刘、邓首长让你马上到峰峰去。”
这时，晋冀鲁豫军区前线指挥部已迁到峰峰矿区。刘、邓办公地点就设在矿务局的一所房子里。王定南来到这里后，刘、邓对他说：现在北犯的国民党部队已进占邯郸以南的崔曲、马头镇地区，高树勋部驻扎在马头镇一带。你不要到安阳去了，应改道前往马头镇。交代清楚后，刘、邓派人同王定南一起去马头镇西北的车骑关村。
车骑关村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第3纵队司令部所在地。陈锡联司令员接待了王定南，并介绍了这一带的战斗情况，建议他们先去前面村子打听一下。王定南等人来到前线的前泥村，根据八路军前线指挥员提供的情况，得知马头镇驻的是新8军田树青团。王定南知道田树青受八路军影响较深，而且和高树勋关系密切，比较可靠，便立即回到第3纵队和陈锡联商量，给田树青写了一封信，由第3纵队的侦察员送往田树青团。
黄昏时分，田树青派人随同第3纵队送信的侦察员一起来到纵队司令部，把王定南接了过去。王定南见到田树青后，首先向他讲述了刘、邓的谈话内容，希望田树青支持高树勋的这次行动。王定南叮嘱田树青，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严守秘密，不可走漏半点风声。田树青自从在北进途中收到父亲的来信和与父亲见面后，就产生了带部队到解放区的念头。现听了王定南的一番话，心情更加激动。他表示，一定要尽力掌握好自己的部队，做好起义准备，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设法说服高树勋，退出内战。
这时天色已晚，王定南想起了夜间零点八路军要对马头镇发起攻击，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争取高部全体起义的计划。于是他又立即返回第3纵队司令部，用电话向刘、邓请求：暂停夜间零点对马头镇的进攻，以便争取高部起义。刘、邓应允，遂调整了战斗部署，改进攻为佯攻，打打停停，监视其行动。
26日清晨，王定南回到了新8军军部，立即向高树勋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当王定南说到“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希望你立即退出内战，配合八路军阻止国民党这3个军北上”的时候，高树勋神情紧张起来，一下子愣住了。停了一会儿，他突然转身，从桌子上翻出一份电报，递给王定南，痛楚地说：“你看，这是24号胡宗南转来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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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南接过电报，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高副长官机密：
委座电开：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来，迭著勋功，党国以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匪为民众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部队官兵一体照遵为要。
王定南看完电报，对高树勋说：“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其顾全大局之赤诚，为避内战之苦心，可昭日月，深得民愿。但是，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10月12日刚刚告白于天下，蒋介石的剿共密令10月13日即已发至部属。国共双方，谁是内战的祸首？高先生身在前线，不难作出公断！”
听着王定南这番言语，高树勋痛苦地说道：“我高树勋是因家境贫寒而从军。投奔冯玉祥将军之后，不敢违背救国、爱民之初衷。抗战刚刚胜利，我怎能再造内战孽端，与亿万民众的意愿相背离呢！”
王定南接着说：“所以，刘伯承、邓小平将军相信你高先生不会心甘情愿地为这样的政府充当欺压人民的工具，相信你高先生会在黑暗与光明的抉择面前，走人民拥护的真正是救国救民的光明道路！”
听了王定南的话，高树勋站起来说：“我被老蒋欺骗已非一日，什么‘党国以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无非是让我和共军对垒，借共军之手消灭我罢了。我怎能再为这种失掉民心的政府做殉葬品！我要走自己应该走的路！”
王定南接着说：“正因为如此，刘、邓二位将军希望高先生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刘伯承将军说得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高先生，现在是您下决心的时候了！”
高树勋听后赞许地说：“是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就地起义，当机立断！”
高树勋紧紧握住王定南的手说：“定南，有劳你再辛苦一趟，请刘、邓二位将军派代表来谈，我高树勋同意就地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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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前的儿女情长
10月27日，在从峰峰通往八路军前线部队司令部的土路上，一辆美制中吉普，风驰电掣般地向东南方向急驶。车上坐着的是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和军区联络部负责人靖任秋。
李达早年也是西北军军官，曾是高树勋的旧属，后来随赵博生、董振堂参加了“宁都起义”；靖任秋早在察北抗战时，就和高树勋相识，是老熟人了。此刻，他俩代表刘、邓前往高部谈判，真可谓是最合适的人选。
原来，昨天高树勋同意就地起义后，王定南立即赶到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向刘、邓汇报了高树勋要求八路军方面派人前去会谈，以及高树勋的矛盾心理。刘、邓当即决定派李达和靖任秋前去和高树勋面谈。王定南则按照高树勋的旨意，留在指挥部继续做协商工作。
李达和靖任秋出发前，刘、邓和他们一起分析了高树勋目前的心理状态，研究了谈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确定了谈判的方针原则。刘伯承司令员还写了一封信，让李达参谋长带给高树勋，并代表他和邓小平政委，向高树勋问候致意。
李达、靖任秋乘车从峰峰来到车骑村第3纵队司令部。李达参谋长决定当夜穿越火线，从田树青团的防地进入马头镇，先找到田树青，然后再进入新8军军部。靖任秋以个人名义给高树勋写了一封信，派一名侦察员送给田树青转交高树勋。
当天下午，侦察员带回了口信，说高树勋愿意同李达参谋长和靖任秋会晤，并已安排田树青接迎。
27日晚，李达和靖任秋借着夜色的掩护，由送信的侦察员带路，来到了田树青团部。田树青对李达、靖任秋说：“这个团在最前沿，这里到总部还有一段距离，中间隔着第30军指挥所，为了防止万一，你们必须换一下装。”说着，他拿出两套早已准备好的新8军军服，一套佩戴中校军衔，另一套佩戴少校军衔，分别交给李达和靖任秋换好。随后，又叫来卫兵，吩咐把李达和靖任秋送到高树勋总部去。
马头镇附近的东城营是新8军特务营营部。李达和靖任秋到营部后，写了一张纸条交给营长孙元儒：“你马上把这个纸条面交高树勋将军。要注意避开别人。”孙元儒一看上面写着：“我俩到此，李景。”
孙元儒来到高树勋住处，见高正在参谋长办公室和副军长马润昌、参谋长廖安邦谈话。他进去向高树勋打了个招呼，便退出室外。随即，高、孙两人一起来到高的办公室。孙元儒把那张纸条交给高树勋。高看后，知道是李达和靖任秋来了，便惊喜地问：“他们在哪里？”
孙元儒回答：“在特务营营部。”
“好！我就去。”高树勋说。
不一会儿，高树勋来到孙元儒的住处，高兴地同李达和靖任秋一一握手。李达首先代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向高树勋致以问候，并拿出刘伯承的亲笔信，交给高树勋。高树勋看过信后说：“多谢刘、邓二位将军的关照。此次进犯解放区，并非树勋本意，实为他人所逼。”
李达参谋长说：“高将军此次率部北行，是被迫走上内战战场的，这一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早有所知。”
接着，李达和靖任秋详细阐述了目前的时局和形势：八年团结抗战，已经取得胜利。胜利后应该民主建国，让人民安居乐业。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大规模内战，广大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的。蒋介石把你们3个军当作了枪头，放到最前线，想插进华北解放区，打通平汉路，也是难以实现的。实际是叫你们先去试探一下，能不能打进华北解放区。如果成功了，蒋介石得到好处；失败了，被八路军消灭的是杂牌部队，这是蒋介石对付杂牌部队的一贯手法。华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战8年中建立起来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八路军能够在对日作战中生存、发展，并建立和扩大了解放区，他们对来犯的国民党军岂肯轻易放过，前不久的上党战役就是例证。当前，你们前进的阵地正在滏阳河河套的多沙地带，无险可守。平汉路两侧全是我们的军队和广大民兵，你们想循平汉路到北平，肯定是难以通过的。
靖任秋特别提醒高树勋回顾1933年察北抗战时期的形势：“那时我们的力量很小，还敢于共同反蒋抗日。如今力量发展壮大，人民寄希望于我们，更应该团结起来，反内战，反独裁，共同建设国家，改善人民生活。”
接着，李达又指出：“沿平汉铁路北上的国民党军已在我军团团包围之中。面对现实，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个人前途着想，高举义旗是为上策。”说到这里，李达话锋一转，说道：“如现在起义，其意义有如西安事变。我们党对旧军人参加我党的政策是，只要有功劳，即有地位和荣誉。例如吕正操同志，原为东北军军官，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冀中参加了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自卫军，后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司令员，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现在已成为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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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听着，站起身来，明确地表示：“我愿意率部起义！”
李达和靖任秋听后，十分高兴。
紧接着，双方就起义后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李达提出：“部队起义后，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由高树勋担任总司令，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领导之下，与晋冀鲁豫军区同等。”对此，高树勋颇为满意。同时，高树勋又提出允许编两个军，并要求把张岚峰部前不久反正的杜新民、魏风楼两个师给他。驻地问题，他先提出到热河，并有任热河省主席之意，后又改说在冀南，以便吸引西北军。另外在宣布起义时发一个宣言。
对上述问题，李达表示，驻地和要收编杜、魏两师的问题，需请示刘、邓后报请延安总部决定，发宣言很有必要。
高树勋还提出，他的右翼有第40军的一个师，师长李振清一向比较顽固，对起义威胁很大，要求八路军给其以歼灭性打击，逼李振清要求新8军去接防。李达当场同意，一定大力策应。另外，高树勋希望在第30军、第40军撤退时，八路军不要打，以免伤害他和旧西北军系之间的感情，落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对此，李达作了婉转解释。
谈到这里，高树勋又担心地说：“我的夫人刘秀珍和王定南的夫人唐宏强尚在徐州，西安也有我的子女和眷属，宣布起义后，恐被国民党扣押和迫害。”
对此，李达表示同情并说：“高将军请放心，这件事我们回去后一定向刘、邓首长汇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
28日晨，李达和高树勋告别后，返回峰峰指挥部，靖任秋按照李达的指示，仍留在高部，继续协商具体工作。
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在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听取了李达参谋长的汇报，并对高树勋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刘伯承当即写信给高树勋，表示欢迎高树勋准备退出内战，宣布起义的行动。同意双方达成的协议，并“促其明（艳）夜动发”。
为了配合高部的起义行动，刘、邓决定派申伯纯同王定南一起前往高部，和靖任秋协助高树勋处理起义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此后，经双方往返联络，书面商定高树勋在八路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宣布起义。
对高树勋所担心的家属、子女安全问题，也进行了妥善处理。10月30日，刘、邓给中共中央发出专电：
请军委立转山东陈毅、罗荣桓、黎玉同志：（一）高树勋率新8军与我合作已明朗化；（二）第ll战区长官部自新乡至徐州开专车一列，内载留守人员及眷属，请加快派人往徐州接出高树勋、王定南二人眷属至我地区并护送来此。……（三）事关高之巩固工作，处理情形立复并转告驻西安办事处，妥善解决高在西安的子女及亲属安全问题。
根据双方商定的条件，刘、邓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由第1纵队、第2纵队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击第40军的主力第106师。第3纵队和太行军区部队钳制第30军，佯攻新8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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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之伦举义旗
10月29日黄昏，新8军军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高树勋急忙拿起话筒：“喂！是旭东啊！有什么事吗？”
“哎呀！高副长官！”话筒里传来第40军参谋长李旭东的声音：“昨天夜里，共军主力突然对第106师发起猛烈攻击，李振清顶不住了，要我派兵增援。可是，这几天其他部队也屡遭重创，都已自身难保，实在抽不出兵力来增援他呀！”
对此，高树勋早已心中有数，暗暗高兴，故作同情地问：“你的意思是……”
“请高副长官火速派兵，接替第106师的防地。”李旭东几乎是用乞求的口气说。
“好！我一定尽力。”高树勋说完，放下话筒，立即派乔明礼部接替了李师的防地，从而解除了来自右翼的威胁。
30日早晨，高树勋离开长官部来到马头镇。接着，又在他的住处召见原冀察战区总部参谋长廖安邦、河北民军总指挥乔明礼、新8军副军长马润昌、新8军参谋长王有度、新6师师长范龙章、暂29师师长尹赢洲等高级军官开会。高树勋首先表明了准备退出内战、与八路军联合的立场。之后，他看了一下人们的表情，见大家都默不作声，便站起来第一个问乔明礼怎么办？乔明礼当时只随便搪塞了几句，没有表明态度。接着，高树勋的目光转向范龙章：“卓云，你有何打算？”
范龙章是行伍出身，性格直爽，马上站起来回答：“抗战打了八年，已经民不聊生。现在，民众期待和平，国共两党也在倡言和平。可是，今日却仍然是烽烟不止，真是令我等失望。现在我不管国共两党谁对谁错，将来结局如何，今天高司令提出退出内战，正合我意，因此我听高司令的，你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干。”
范龙章的明确态度，使屋里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但是，马润昌、尹赢洲等神情紧张，态度暧昧。会议过后乔明礼回到本部，经过考虑，打电话告诉高树勋，表示愿意跟司令走。
当天下午，高树勋在一座大房子里，召集原冀察战区和新8军军部校以上军官训话。他庄重地说：“众位弟兄们！今天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是要宣布一件重大事情，这就是我们要退出内战，立即举行起义。”
霎时，会场静极了。高树勋接着说：“何谓起义呢？我认为，就是伸张正义，走向新生。我决定起义，并非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是我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找到的一条光明之路！现在，日本人刚刚投降，我们大家都渴望过和平安定的日子。可是，蒋介石却要发动内战，命令我们进攻解放区。以前，我们大家都同八路军一起打过日本鬼子，在我们遇到危难时，八路军帮助我们解围。今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强迫我们进攻解放区，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不能再糊里糊涂地打下去了。”
高树勋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实际上，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已今非昔比，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问题，是绝对办不到的。现在，我们已被八路军四面包围，如不起义，非被俘虏，即被打死。”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中便发出一阵低微的议论声。
正当高树勋又要开口往下讲时，坐在前面的参谋处长袁家洪，面带怒色站起来，像是要提出反对意见。可是，他刚要说话，只见特务营营长孙元儒和高身边的几个卫士立即围了上去。接着，高树勋把眼一瞪，“啪！”的一拍桌子，严厉地说：“袁家洪，你想干什么？”在高树勋威严的目光逼使下，袁家洪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又坐下了。见此情景，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反动军官，再也不敢吱声了。
高树勋又继续讲道：“弟兄们，不是我高树勋无情无义，你们好好想一想，这些年，我们出生入死，流血卖命，司是，蒋介石又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呀！他把我们当作四等杂牌，后娘养的，打仗放在前面，待遇却比中央军低几等，而且还经常受他们的排挤、歧视、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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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勋慷慨激愤的讲话引起了大部分军官的共鸣，同时也使一些人惊愕和不安，因为他们事先毫无思想准备，感到事情太突然了，一时不知所措。但一经高树勋讲明道理，多数人没有表示反对，只有个别人说有特殊情况，不能跟随起义。
最后，高树勋斩钉截铁地说：“愿意跟我走的留下来，不愿意的，我不强留，可以自便。”
会议结束后，高树勋立即发布命令：所属部队一律原地待命，保持稳定，并向特务营营长孙元儒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一定要严密警戒。时刻注视内部和外部的动静，发现情况及时向我报告，主动采取有效措施；没有我的当面指示和亲笔写的条子，任何人不准离队出村；为了确保起义取得成功，还要注意我个人的安全。”
布置完毕，高树勋操起电话筒，给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打电话：“赓虞兄，据报八路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开往这里，北上是不可能了，我决定留在此地，不走了，最好你也留下来。”
“噢！噢！”话筒里传出马法五惊恐不安的声音。
“你要是不愿意，就赶快撤走，否则你们将难以逃脱……”
接着，高树勋又分别同第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以及李旭东等人通了电话。他们听到高树勋起义的消息，感到十分恐慌，李旭东当时就哭着骂道：“你他妈的这么一搞把我们全毁了……”
此时、第40军、第30军已成惊弓之鸟，准备向南突围逃跑。在这种情况下，刘、邓果断下命令说：各部队迅速出击，把不投降的敌人全部消灭。
于是，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按照刘、邓命令，乘敌人南逃之际，多路出击，四面围攻。经过一场激战，国民党军第30军、第40军大部被歼，只有少数残敌漏网逃窜。这次战役俘获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第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第40军第39师师长司光恺、第106师师长李振清，第30军第30师师长王震、第67师师长李学政等高级军官以下2.3万多人。11月2日，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高树勋在组织起义过程中，未能完全控制所属部队，加之混入高部的特务分子乘机煽动，致使一些反动军官，如尹赢洲等，于10月30日夜间乘混乱之际逃走了，暂29师第30团团长王敬鑫也带一个团逃跑了。
10月30日，在战乱之中，高树勋召开了总部科长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决定率新8军、河北民军全体将士脱离国民党第11战区序列，退出内战，站到人民方面。并同时发表了起义通电。
31日拂晓，晋冀鲁豫军区指挥部和新8军军部接通了电话。高树勋听说刘伯承司令员要亲临马头镇和他会晤，高兴极了，马上找来田树青、孙元儒等人，布置迎接刘伯承司令员的有关事宜。
当天上午，高树勋面带喜色，站在滏阳河畔的马头镇新8军军部门前，等待刘伯承司令员的到来。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等乘坐的汽车开来了。刘伯承等老早就下了车，和起义官兵见面，不断向两旁的官兵们挥手致意。高树勋高兴地迎上前去。刘伯承司令员等和他热烈握手，互致问候。
刘伯承亲切地对高树勋说：
“欢迎你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对高将军的义举，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给予高度评价，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有邓小平政委，向你和全体起义官兵，表示慰问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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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朱总司令如此关注，我高树勋是愧不敢当。刘司令员军务繁重，还要远道来此，真是不胜感激！”
刘伯承接着说：
“高将军深明大义，以大局为重，高举义旗，不仅为人民立下了功绩，也为一切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将领树立了榜样，实在是可喜可贺！”
高树勋陪同刘伯承司令员共进早餐后，刘伯承告诉高树勋：
“我们已电请中央，设法把你和王定南的家属接出徐州，并尽快派人护送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来。同时，转告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营救你的子女及亲属脱险。”
高树勋听后，激动地说：
“这些个人小事，刘司令员尚挂在心上，并惊动了中央，树勋实在是感激不尽啊！”
借此机会，高树勋讲到陕西扶风有部队眷属300人，希望八路军能准备1000万法币放在西安，他派人去解决。刘伯承当场答应了他的请求。
接着，刘伯承和高树勋商谈起义后的有关问题：起义部队名称暂定“和平建国军”，由高树勋任总司令。高树勋感到十分满意，表示一定要把起义部队带好，并提出要八路军派人帮助他整顿部队，特别是政治工作。刘伯承对他说，“先不派人去，你可以选出人来，由我们帮助训练，这样会更好些。”
谈话中，高树勋还提出愿意保持西北军旗帜，并说郝鹏举、张岚峰、门致中、黄樵松有争取的可能，他准备派人去活动，把他们拉过来。刘伯承司令员表示赞赏。高树勋还表示准备发两个通电，一是一般性的，声明反内战，参加和平建国工作；一是专给西北军，说明他起义的原因以及刘伯承司令员代表中共中央给予的鼓励。
最后，双方确定：起义部队迅速撤离战场，到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整、补充。
当天，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向全区党政军民发出通知，要求采取张贴标语、口头宣传等各种形式，尤其在铁路沿线顽军新到或将到地区，广泛宣传高树勋率部起义、参加和平建国的正义行动。
11月1日，高树勋率新8军、河北民军1万余人，离开马头镇，开赴武安伯延镇，沿途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
树勋将军吾兄勋鉴：
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各解放区党政军负责人群众团体也相继发来电报，祝贺高树勋率部脱离国民党政府，在内战前线举起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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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毛泽东主席再次致电刘、邓：
……因为汪精卫曾用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它名称，或仍用新8军旧名。请与高商量酌定。
刘、邓根据毛泽东的电示，经与高树勋等人协商后，决定起义部队采用民主建国军的名称。
同日，高树勋以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复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文写道：
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勋鉴：
戌冬（11月2日）电敬悉。抗战8年，生灵涂炭，实不忍再睹流血惨剧。此次暴动，纯为呼吁和平团结，并速组织联合各党派之民主政府，俾国家早登富强康乐之境。专电驰复，顺颂勋祺。
11月7日，新华社发表了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及全体将士10月30日致全国的起义通电。通电首先指出：
日寇投降，国共谈判重开，双十协定公布，全国同胞，莫名欢庆。树勋等黍为执戈卫国之军人，尤为奋发。……此次树勋等奉命率部北上，原为受降。在此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责以向8年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进则为挑动内战的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于罪戾。辗转思维，忧心如捣。……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群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
通电最后郑重提出三项主张：
第一，本军坚决反对内战，并愿全国同胞一致为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第二，拥护蒋主席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建国方针，国事应取决于民主的政治协商，不应以军事方式解决；第三，应立即联合各党各派组织联合政府以解决当前之政治危机。
通电发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1月8日，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张际春、李达联名给高树勋发来贺电：
建侯（高树勋字）总司令吾兄勋鉴：
陷电（即10月30日起义通电）敬悉。滏阳河畔贵军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聆悉之余，易胜欣奇。敝军誓愿共同努力，并肩前进。专电驰贺，并致兄弟之敬礼！
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两万多人。
主席台前，两幅巨型标语特别引人注目，一幅写着：“高总司令和民主建国军的义举是中国的光荣，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愿望！”另一幅写着：“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建国军联合起来，为民族独立、民主团结、和平建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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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大会宣布开始，首先举行升旗仪式，民主建国军鲜艳的旗帜，伴着雄壮的乐曲徐徐升起，在秋日晴朗的天空中迎风招展。起义将士们，注视着猎猎飘扬的旗帜，眼含热泪，庆祝自己的新生。
升旗仪式完毕，宣读了中共中央的命令：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1军军长，乔明礼为第2军军长。
宣读命令后，高树勋率领全军将士宣誓就职。高树勋容光焕发，精神振奋，高声朗读着誓词：
民主建国军之目的，在于发扬西北军救国爱民之传统，站在人民立场，服从人民公意，确保国内和平，反对内战，实现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政，坚决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幸福三民主义之新中国奋斗到底，百折不渝。如违此誓，愿受人民之制裁。
接着，冀南行署专员代表全区人民，向高树勋总司令及全体将士，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民主建国军总政治部主任王定南宣读高树勋总司令及全军将士的起义通电后，接着宣读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11月2日贺电，刘伯承、邓小平等人11月8日的贺电以及各处发来的十余份贺电。
这时，会场上军乐突起，弦管齐鸣，几十面鲜艳的贺旗送到高树勋总司令面前，他激动地一一亲手接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赠送的贺旗上写道：
滏水长流，太行巍眠，飚举义旗，民主建国。双十协定，举国欢腾，不料社鼠，来戢凶顽，迫害杂牌，不恤民命，一箭双雕，煮豆燃箕。伏维贵军，昔隶西北，救国放民，渊源有自。维护公理，生死弗惜，唯其大雄，乃能若是。乐道不孤，馨德有邻，江河浩浩，人民之军。人民之军，如响斯烈，号角齐鸣，胜利在握。
在掌声和欢呼声中，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第1军军长范龙章、第2军军长乔明礼等起义将领，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表示，今后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坚决和八路军携手并肩，致力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为人民作出贡献。
大会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晋冀鲁豫军区李达参谋长，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申伯纯议长，解放区各界代表、英雄模范人物代表等也相继在会上讲了话，赞扬高树勋率部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的义举，表示支持民主建国军发展的诚意，从各方面表达了解放区军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拥护民主建国军的心情。
大会结束后，群众表演了高跷、旱船、秧歌等节目助兴。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也到民主建国军驻地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等节目，起义官兵深受教育，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回到亲人怀抱后的幸福，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气氛之中。
11月9日，心情激动的高树勋，沉浸在胜利起义的喜悦之中，看到解放区军民的热情欢迎和关照，一遍遍的诵读着毛泽东等人的贺电，情不自禁又提笔致电晋冀鲁豫军区领导：
来电敬悉。荷蒙推许，汗感交并。树勋分属国民，只知有国家民族，此次举动，纯为出于爱国热情，呼吁和平团结，使能建立真正之联合民主政府，俾国家早登富强康乐之境。临电神驰，尚望随时赐教，以匡不逮为盼！
中共中央为了扩大对高树勋起义的宣传，于11月12日专门下发了《关于扩大高树勋起义宣传的指示》，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
11月13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高树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高树勋、王定南夫人和子女以及滞留在西安的部下家属相继被救脱险，来到解放区。这时，高树勋那颗日夜悬念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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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他无限感慨地对王定南说：“只从我们举义以来，家人滞留在外，我的心日夜悬念不安，惟恐蒋介石的鹰犬加害于他们。现在，我们终于在解放区团聚了，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王定南也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办事言必信，行必果，其真诚真情在我的想象之外，真是了不起呀！一个政党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呼之于民，可以说，我们跟着共产党，这条路肯定走对了。”
高树勋率部在战场上起义，是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大部队起义的首例。如何为这次起义命名，并进一步扩大这次起义的影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颇费一番心思。他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这次起义，提出：鉴于马头镇在邯郸附近，邯郸又是历史上的名城，故这次起义称“邯郸起义”为好。
值此，高树勋起义在我军的历史上正式称之为“邯郸起义”。这一义举，使平汉战役中敌我军事力量对比迅速发生了变化，对八路军取得平汉战役的胜利，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大规模的初次进攻，起到了重要作用。
高树勋这一果敢的爱国行动，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官兵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使许多国民党军官兵在内战的迷惘中醒悟，看到了通向光明的道路。
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明确指出：
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从此，“高树勋运动”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起来，并在以后的全国解放战争中，唤醒了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在战场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战胜反动派，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而促进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
高树勋起义后，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8军军长等职，率部参加了解放河南和湖北等地的作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交通厅厅长、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河北省主任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高树勋，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一九四五年十月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等部约万人在河北邯郸内战前线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任总司令。这次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开展了宣传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运动被称为“高树勋运动”。
[6]曹又参，原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旅长，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陕西安边（今属定边县）率部起义。起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旅长。
[7]郝鹏举，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汪伪淮海省省长兼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委任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一九四六年一月，郝部在人民军队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举行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郝任总司令。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进攻时，郝鹏举又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率部叛变，担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鲁南绥靖区指挥官。二月，华东人民解放军向郝部进攻，歼其总部和两个师，俘郝鹏举。[8] 孔从周，原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一九四六年五月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率部起义。起义后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
[9] 潘朔端，原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一九四六年五月率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起义后任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
[10] 刘善本，原任国民党空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六年六月驾机起义。起义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军事训练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11] 胡景铎，原任国民党陕北保安队副指挥，一九四六年十月率部在陕北横山起义。起义后任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
[12] 蒋宋孔陈四大财阀家族即国民党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大官僚买办家族。
[13]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之间签订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应于一月十三日午夜在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同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分别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命令。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坚持，停战协定不包括东北地区，双方在东北的战斗始终未能停止。停战令下达的同时，蒋介石即密令国民党军队“枪占战略要点”，进行内战准备，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同年六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14] 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从一月十日开始，至三十一日结束，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决议。这些决议合称政协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