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破折号用法:蔣介石早年日記在美公開(三) - 鸿渡潇渊

蒋介石在1931年“918事变”后于10月份写下的一篇日记，他写道，“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是长期之坚持，非惟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之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于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古人以身苦心乐为修身养性之道，今余终日身劳心苦。毫无快慰可言，而又强颜悦容以应也，不亦殆乎？但终身有忧处，终身亦有乐处。天下无易事，天下亦无难事。凡是有成必有败，有败必有成。今日认为恶因着，在昔日反认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诸己而善运用之耳，何自苦乃尔。

蒋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曾经拟订了一个“韬光养晦以待时”的行动纲领：“四十岁内，专心求学，培养德行，不问世事。四十岁以外，奋起功名。雄飞世界，行道济时”

他之创办黄埔，又在门口大书“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才能使当日有志之士望风从命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

东征死伤惨重

虽则一路告成，而蒋仍有其情绪之低调，如日记所示：牺牲子弟同志如此其多，又皆为优秀分子，而后退之官长与党代表又需置之于法，是皆一手所造成。心何以忍，而不杀又坏纪律，左右繁思，诚不愿带兵杀人为事也。

孙望蒋放弃黄普，将所有之弹械全部运往韶关，即从此组成北伐军之基干。蒋则坚持“死守黄普岛”，并且预言“三个月内必有一支劲旅，可作基干之用，以之扫荡一切残孽，先图巩固革命根据地之广州，若非如此，则吾党永无立足之地。”倘非他一再坚持，则军校成立不到半年则即将脱离黄埔。

1938--11--7

人生实为一大冒险，无此冒险，则无人生矣。

德国召回顾问，蒋不从。

余不惟德顾问自由离职，是为公也。德如因此束缚纬儿行动，以为报复，则是为私也。私而不能害公，吾于纬儿之安危听之而已。38——6——17

1923年游俄后

某日晨醒，自省过去之事，为人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嫉妒者乃在骄气未除。而其病根，皆起于轻燥二字。此后惟以拘谨自恃，谦和接物。宁人笑我迂腐，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

抗战初期

“惟信仰可以移山也”8月17三日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存亡盛衰之理，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吾何忧惧！8月20。近日战局渐趋劣势，人心动摇。此次战争本无侥胜之理，惟冀能坚持到低耳!

总统蒋公遗嘱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酥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决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天堂    总统蒋公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 时的雄心壮志: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他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不得不参与政治，并成为高手。1927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蒋介石上台就已经着手准备对日战争。西方评价蒋介石是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领导人。1932年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1932年1月29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后蒋介石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做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一人获罪之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向所惜哉! ”随后蒋介石通电全国 “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 我十九路军将士即起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相周旋 ！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在蒋公的感召下第十九军、第五军(第五军是后来蒋介石暗中派遣的，参战也是打的十九路军旗号)将士与上海民众同仇敌忾、奋勇抵抗、浴血奋战迫使日军在30多天的攻势中屡战屡败，迫使东京四易其帅，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1932年3月3日在国联的紧急要求下，中日双方同意停战。“一·二八”抗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强国打成了平手，震动了日本。此后，国内外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抵抗都一致肯定。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反对孤注一掷的作战方法，强调对日作战是一场长时期持久的战斗，必须“以时间为基础, 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他反对“一线配备”与“一次决战”，认为那样做，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他说：“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他还说：“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可见蒋介石早已经料出后来战事的发展进程并为此作了准备。中国国民政府自1935年起前后在上海附近修筑了吴福线、锡澄线、乍平嘉线三道国防工事
   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陈诚是西安事变当事人，随蒋同时被张扣留。陈诚曾说过，张学良在扣下的蒋先生的日记，蒋在日记中表达了与日本势不两立的决心，并有一个长期计划---准备通过德国的易货贸易，德当时急需我国的钨矿，装备80 德械师，一旦时机成熟，发兵收复东北! 张学良看到蒋先生是主张坚决抗战到底的，张非常后悔大感愧疚, 因此有负荆请罪之举……并主动提出护送蒋先生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国民党元老张钫说: “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 

  中日全面战争迟早要打，但越晚打越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正在高速崛起，而日本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出现国力下划趋势。可以大胆说，如果中日全面战争晚打5年，中国的损失会减少一半。如果在晚开战10年，中日可能打个平手。如果在晚开战15年，那中国就有可能击败日本。正是中国这只沉睡百年的雄师已经觉醒，使日本人恐慌，他们害怕中国的强大。抗日战争前七七事变的中日形式是，日本国力强大，而中国国力弱小。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27年-----1937年）这黄金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超过改革开放后的十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正是这中国黄金十年为抗日打下了基础，国民政府用GDP的40%用于军事事业，准备对日战争。蒋并非不抗日或被迫抗日，只是时机选择而已。最大的遗憾是“西安事变”打乱了蒋的部署，否则的话，牺牲更少，战果更大。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7年在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淞沪会战是蒋暗中主动布置，迫使日本把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使日本陷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中国出动了七十几个步兵师及配属的特种部队，日本也出动了九个完整的师团及其他附属部队，双方海空军也都出动作战。“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淞沪会战死伤达27万余人。蒋介石的嫡系在抗日前期就拼得差不多了，光“淞沪会战”就把把蒋的几个精税师拼完！中央军3/5部队参战。后来的抗日铁军”都是在抗日过程中重建的。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蒋的爱国壮举感动着国人，他的榜样力量，使各地方杂牌军都甘心情愿的能听他指挥，为国奉命。血战台儿庄时，当蒋介石听说奉命死守腾县的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壮烈战死。亲自从武汉飞往徐州前线祭奠王铭章。时恰遇敌机空袭，警卫要护其掩蔽，蒋介石挥臂挡住，“小小的飞机，不要理它。”炸弹在不远处爆炸，蒋介石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到祭奠仪式完毕。蒋介石甚至也感召着大批共产党人，尽管毛阳奉阴违但也不得不赞扬蒋介石。1938年9月29日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转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从崇仰。”王明一些高级共产党员就是因为过于抗日爱国犯了右倾主义错误，最后被毛暗中渐渐清理出党的高层。 
   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一致推举蒋介石为三军大元帅通领陆海空军。8月下旬又授予蒋介石组织大本营，有号令三军统帅权。一般人认为国军只是正面抵抗而共军做敌后抵抗，这是相当错误的看法。八路军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共产党八路军只是第二战区在阉锡山管理之下的一个集团军，第二战区处还有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集团军。新四军更是连集团军都不是，只是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统制下第二十三集团军下的新编第四军。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民革命军都是领受着国民政府的津贴装备的军队。日本军的占领地只是点与线 ，而不是面。中国革命军队都是在用各种方法抵抗包括游击、运动战。即便是日本军的占领地，中国的特务工作员能自由的潜入，以汪伪南京政府为首的各级官公厅，甚至军队里都有不少重庆的间谍特工占据了汪伪要职。总之在以蒋介石领导下中国人民及其军队在用各种方法战斗模式和日军对抗。1937年末，蒋介石就派出60个师到敌后去打游击。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召开军事会议，中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也参加了。会上蒋介石说：“……第一期为诱敌深入，消耗敌人，可以说是纯军事行动；第二期则为转败为胜，转守为攻，政治与军事同时进行。在第二期抗战中，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游击重于规，从而达到转败为胜，转守为功的目的……”蒋根据敌情重新划分了战区，设八个正面战场和两个敌后战区。蒋介石简化了指挥层次，将原来的七级变为四级，取消广州西安重庆三个行营改，设天水和桂林两个行营统一指挥北方和南方战场的作战。 

 蒋介石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在他当时给军部的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明确写道：“敌方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这份报告存档于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整个军旅生涯都在中国作战的冈村宁次，是不会把他的对手认错的。 

 1943年1月，蒋介石被盟军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越南、泰国亦划入中国战区之内。使中国国家之声誉及地位，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 随即派中国远征军入缅甸支援英国盟军对日军作战。蒋介石全面负责指挥东方战场牵制抵御日本兵力，取得的成绩为世界所公认。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中一号曾叱咤风云的人物，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大民族英雄。在面对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的敌我力量悬殊对比最艰难的形式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全面的抵御外强的胜利。废除了列强强加到中国人民身上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中国失去近百年的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蒋介石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个领导全国军民抗御外国侵略者并取得胜利的领袖，蒋介石把中国这个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跃变成为世界四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