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皇家警察:千万原公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下）

千万原公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

陈寒鸣

第二节    千万公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

　　下岗决业，确乎是当代中国曾经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1997年与1998年之交，零点调查公司的访问人员就中国民众普逼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入户走访了全国十个城市的5000余名市民，倾听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与评价，以期通过调查揭示民众的心态。调查表明，“下岗失业”、“贪污腐败”、“国有企业亏损”、“犯罪”、“环境污染”等被认为是民众最为关心、也是当前中国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在受访群体中，92.7%的人认为“下岗失业”问题在中国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排在所有社会问题之首；对于“国有企业亏损”、“贪污腐败”、“国有企业亏损”、 “环境污染”、“社会保障不足”则分别有92.1%、88.2%、84%、77.2%和66.5%的人表示关切其严重性。又，1998年一份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会同CCTV中国财经报道对北京329位市民所作的问卷调查显示：多达60.8%的被调查者回答“家人或亲戚中有下岗人员”；当问及“下岗对家庭经济带来的影响”时，分别有42.6%和37.5%的人回答带来了“很大影响”与“有一定影响”，两者合计为80.1%。可见，由于下岗失业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计维持，故而成为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

　　尽管在“2001年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排序”中，“失业下岗人数增加”已由2000年的首位而略有下降，但仍居第二位（65.9%，2000年为88.9%），并且，“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在2002年将继续推进，会有相当部分职工走进失业（下岗）行列。2002年将有越来越多的下岗职工离开再就业中心，其身份由下岗者转为失业者，这会构成极大的心理冲击。一些下岗者以各种方式回避这样的选择，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就业前景，而领取基本生活费和领取失业保险金对这些人来说，不是简单的转变，而是表明他们已经是没有单位（依托）的职工。因为目前失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还一下子无法完È为这些人建立起心理上和生活环境上的保障屏障”。（参阅汝信等主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总之，这些年来，在“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等名目之下，数以千万计的原公有企业职工下岗，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劳动权益，构成庞大的失业大军。据有关统计资料，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从1985年的239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835万人，登记失业率从1990年的2.5%上升到2005年的4.2%。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998-----2004年就达3000多万人，其中在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再就业的1900万人，仍然待岗的尚有1100万人，待业率达36.6%。人们普遍关心的是：这些下岗职工的生活状态怎样？有什么样的利益诉求？是如何看待包括改革举措在内的当今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的？对他们自身的未来又有怎样的想法？读了下面的材料，当能从不同侧面略略有所了解：

　　据湖南省湘潭市总工会对6家中央（省）直属企业和7家市属机械、军工、有色、纺织、电子企业的调查统计，截至1997年6月底，13家企业下岗职工6396人，占职工总数的18%。下岗职工绝大部分生活困难。号称江南电子行业龙头的湘潭电视机厂，其电炉分厂1998年有775人下岗，占职工总数的70%，下岗职工连每月人均90元的基本生活费都拿不到，有的只能靠到市场捡菜叶维持生活。江南机器厂（军工企业）三分厂一位丈学分刚分进厂不久就下岗了。他下岗后还要照顾年幼的妹妹，自己每天只能吃一餐稀饭。识厂一位下岗职工说：“下岗职工现在还不如农民，从房租水电到衣食住行、孩子读书，哪样不要花钱？把原攒下的那点家底子搞完了，就只能上衔乞讨了。”在市总工会召开的部分下岗职工代表座谈会上，有人说：“这哪是下岗？简直就是把我们推进了火坑！国家不管，企业也不管，让我们无法生存，最后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选择死亡，就是选择揭竿而起。可这两条路，都不是我们愿意走的啊……”

　　2000年10月，学者严元璋在网络上发表了对东北地区下岗工人采访录。据其述，沈阳市44岁的下岗司炉工甲说，下岗时工厂未办下岗证，从未发过最低生活费，大部分下岗工人都和我一样，家有3口人，月均家庭收入350元，住父亲的房。目前最大的压力是孩子的学费和家庭生活费。生病后去药店买低价药治病，不去医院。只有10%的下岗工人重新找到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1—5%能挣1000元/月，其余都是没活干的。近几年下岗的没有当老板的，因下岗导致家庭破裂的很多，女性作别人情妇的、卖淫的很多。他认为，现在我国反正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这跟美国可不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里7口人，父亲45元/月工资，全家够用。今天也不像社会主义，有可能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不都在学习美国吗？他说，号召群众反腐败，他会跟着干；人横着是死，竖着是死，饿着也是死，怕什么？他说，集体上访事经常有。辽宁某市煤矿下岗工人丁说，矿上没办下岗证，但发最低生活费179.4元/月。夫妻两人卖小吃，400—500元/月收，租房150元/月，水电费30元/月，其余全花光，无积蓄。他认为，现在我国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好，那时生活有保障，现在什么也没有盼头。黑龙江某市下岗工人己说，家有三口人，家庭收入600元/月，不够开支。丈夫患脑血栓，单位不能报销医药费，这个压力最大。他认为，现在有点像资本主义，因为旧社会的东西都有了。她赞成毛主席的社会主义。上访事件是常事，她单位上访也参加过。沈阳市某搪瓷厂下岗工人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现在跟旧社会一样。他赞成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那时没有贫和富的差别。他说，他接触到的人都会跟毛主席走。辽宁某市屠宰厂下岗工人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是谁有钱，谁光荣，穷人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负，旧社会的东西都回来了。还是毛主席那个时候好。他一个邻居老人是个老革命，给国家干了一辈子，今天得了大病没钱看病，差点死了，是朋友寄来500块钱救了一命！

　　严元璋的所见所闻得到了下面这份材料的证实：

产业工人的双重困境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晓东、梁冬撰文说，下岗失业、生产就医、子女入学、沉重的生活压力使一些城市产业工人陷入困境，沦为特困阶层。经济上的贫困与无助，加上精神上的苦闷与无奈，他们的状况亟须社会关注。

　　1、新的特困阶层

　　记者在黑龙江省采访调查时发现，产业工人中已形成新的特困阶层。近日，记者来到了中国装备工业基地——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工业区，这里聚集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北满特钢集团、黑龙江化工集团等多家大型骨干企业，是典型的因厂而兴的工业区。在偌大的工业区里，记者再也寻觅不到昔日的喧嚣和繁华，街头寥寥的行人与街道两旁集堆的卖菜、卖水果小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摊主们说：“下岗就面临着贫困，工厂效益不好，管不了我们了。没有保障，只能靠做小买卖，一个月挣三百元，混口饭吃吧！”

　　在北满特钢集团的家属区里，记者看到大片低矮的平房。该厂工会的同志说，目前工厂仍有500多户职工住这样的房子。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不屋里，阴暗、拥挤的栖息空间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是房主聂师傅夫妻俩的卧床，一台没钱修理、因而也无法使用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15瓦灯泡。聂师傅告诉记者，通常为了省电，他家只开小灯。贫困成了产业工人的影子。现在聂师傅爱人患有肺病，儿子又得了心肌炎，全家就靠他每月500多块钱的工资度日，“工厂从2000年起，连续15个月停工，欠工人工资达10个月。没有了收入来源，我只有靠四处借钱来维持这个家。现在，工厂虽然恢复了生产，但其这些年外欠了1万多元，靠工资让我怎么还呀！”

　　黑龙江华安集团工会主席说，目前就医看病已经成了产业工人生活支出的难点，直接影响了这一群体的生活质量。一人生病，全家贫困。在职工人如此，下岗工人更是如此！

　　   齐齐哈尔市中天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一名30多岁的女工泣不成声地告诉记者，她的父亲2001年从工厂退休时得了直肠癌，先后两次手术花了5万多元。她把自己结婚时的房子都卖了。“我和丈夫都是工人，每月挣的钱加起来也只有600多元，还要养活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除了卖房子卖地，这钱，让我们到哪去弄？”

　　由于效益不好，富拉尔基区的多数企业目前已无力为在职职工缴纳医疗保险，而对于那些下岗人员更是只能由他们自己交纳保险，自费看病。据调查，多数下岗职工家庭没当按时交纳医疗保险。一些下岗工人说：“日子维持都成问题，哪有钱交医疗保险？将来得了病，能治就治，治不了就等死呗。”

　　许多工人家庭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但高额的教育费用支出又使他们难以招架。北满特钢集团一名退休老工人说：“富拉尔基是出了名的穷地方，但教育收费却一点也不低。我孙子上初中每年的学费就2400元，这还不算每月300多元各种名目的学杂费。我们一家都是工人，如今儿子和儿媳都下岗了，找不到工作。我每个月退休金才500多元，连生活都紧紧巴巴，但咱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想办法让孩子上学！”

　　2、“心上全是自卑与无奈”

　　从原来受人们尊重的主人翁到如今的社会贫困群体，产业工人们的失落心态不仅来自于其政治地位的下降，更皆于其整体经济收入的偏低。

　　华安集团一名老工人说，80年代前，人们都管我们产业工人叫“工人老大哥”，我们的平均工资在各行业中也算是高的。每当别人介绍咱是产业工人时，心里总有一种自豪感，干起活来总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一个三级工的工资足可以养活四口之家。但眼下，这优越感却早已被自卑和无奈所取代，看看身边大手花钱的老板和个体户门们，心里只有左涩。

　　齐齐哈尔中天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一名男工说：“去年一次同学聚会，看着人家是不是大老板就是政府公务员，家中锦衣玉食，出门还有专车迎送，聊天的内容不是赚钱就是升官，而我每个月几百元的工资，连孩子上初中的2400元还是向亲属借的，夹在其中科是活受罪，恨不得当时有个地缝钻进去。”

　　哈尔滨水泥制品厂一位下岗工人说：干活干活，干着才能活着。我们这种人，就像被社会淘汰了，活着没盼头，把孩子养大了事。

　　3、再就业的危机

　　据了解，在庞大的产业工人下岗队伍中，绝大多数为35—45岁的中年人，其中75%的人文化程度仅仅为初中，加之劳动技能单一，使这部分人的再就业困难重重。

　　2004年2月6日，记者来到黑龙江省的第一“就业走廊”——哈尔滨市抚顺街，这里目前已形成了13家人才劳务市场。那天正赶上规模最大的失业下岗职工招聘会，记者随意走进一家，发现那里已经黑压压地聚集了有上百名求职者，眼中充满了渴望。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同类的招聘会每周日举办一次，前来找工作的多数是下岗工人，目前已有600多名求职者在此登记，但只有30%的人求职成功。

　　哈尔滨第一机械制造厂一位下岗工说，他在这时转悠了两天，一直没找到满意的工作。他曾是厂里的钳工，年年是先进工作者。六年前下岗后，一直靠在外打零工度日。

　　面对再就业的严峻形势，许多下岗工人认为他们所随的压力要比农民工大得多。他们说，农民在城里混不下去还有个退路，回到家里还有地可种，起码吃饭不成问题。可我们下岗工人找不到工作，靠什么生活？

　　目前，东北许多国有大厂都纷纷走上了改制之路。但对于改制，产业工人却普遍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企业通过改制走出困境，另一方面也担心改制使自己丢掉饭碗。在刚刚被辽宁特钢集团重组的北满特钢集团，工人们的疑虑和担心远远超过了欣喜。许多工人面露骨难色地告诉记者：“目前企业还没有减人，但由于钢厂工人过剩，减员是不可避免的。产业工人为国家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过多了，承受了生活上的苦还好说，现在最怕被人瞧不起。产业工人的思想状况应该引起重视！”

（摘自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党建研究参考资料》第2037期，2004年5月19日）

　　如果说下岗失业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人的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那末，在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地区之一的江苏省，主要因下岗决业而造成职工生计困难的状况同样很严重。该省总工会工运研究会曾撰文反映了江苏省困难职工群体的主要情况：尽管江苏省经济长幅大，亦已过了1996、97年这两年的下岗高峰期，职工下岗浪潮有所回落，但实际失业率仍呈逐年攀升态势，并已远超过国家控制失业警戒线。截至2000年10月全省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有19.41万人，加上在“中心”的28万下岗职工（扣除50%的隐性就业者），全省约有33万再就业困难的人员，这成为江苏省困难职工群体的首要来源。目前该省困难职工相对集中在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地区，那里有相当部分职工既进不了“中心”，又领不全工资，滞留于企业内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困难职工队伍。另外，有相当一部分职工下岗后再就业于私营企业，在这类企业中，雇主与雇工之间收入大都差距很大。许多私营企业主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对职工实行当地职工工资最低标准。他们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功强度，不顾劳动保护与生产安全，有的甚至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方式实施管理，使用童工等等。不少私营企业中雇工的生活、劳动环境颇为恶劣，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可见，受雇于私营企业的职工劳动、生存及其合法权益保障状况不容忽视，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样是困难职工。困难职工们一般正常生活都难以维持，而若遇大病，则更是雪上加霜。盐城市困难职工群体中患癌症、尿毒症、肝腹水、肝坏死等大病的就有831人，他们一年所需医药费少则二、三万元，多则10余万元，而且基本上都因其所在企业无钱缴纳保费而未能参加医疗保险。患有重病、大病的职工只能一靠亲戚朋友接济，二靠单位零星扶助，三靠工会帮助募捐，四靠社会借贷，但所有这些办法均非长远之计，不少人借贷无门时只能“望船沉”。滨海县97个特困职工家庭中，患大病、重病的有85人，他们的巨额医药费分文没有报销，导致债台高筑，生活极端困难。（参阅江苏省工运研究会：《让沉重的问题逐步得到缓解》，载《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以劳动作为自己生存基本手段的普通工人群众，一旦下岗失业，实即失去了那维持基本生存手段的劳动资格以后，便立即会陷入到贫困的生存境地。有位下岗女工曾悲泣地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诉说其令人心痛的经历：

　　6年前，我从电器厂下岗后，没有任何收入，后来我丈夫也下岗了，每月只有210元生活费，家里有一对10岁的双胞胎儿子。前年底，我申请了每月100元的低保。

　　孩子很懂事，知道家里的苦，从不乱要东西。学校让学生订课间吃的奶，要几十元，孩子低着头不敢举手。“双胞胎，吃不起奶”，老师有意无意的一句话，伤孩子的自尊心。回到家，孩子转述给我听，我们娘三个哭成一团。学校组织春游，每人每天要8元，家里拿不出；几年了，他俩一次也没去，老师和同学对孩子都有看法。这学期学校组织秋游，每人要交18元，我心想这回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被人瞧不起，一咬牙，掏出36元给孩子。没想到老师给全班做动员的时候，又把孩子作了典型，说：“你们看人家双胞胎，住单身宿舍，还是低保特困户都去了，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去年初，我丈夫每月的下岗生活费减少了，加上父亲去世，家里背上了3400多元的债，生活雪上加霜。

　　我听说，家庭收入低保的补助金可以调整。去年5月中旬，我去了居委会，当咨询我们是不是可以申请143元的全额补助和重新核算收入时，居委会的一位副主任没好气地说：“你想申请全额补助？那只有父母双残的人才能办！”她斜了我一眼接着说：“看你不短胳膊少腿的，能申请吗？”我解释说，家里真的很困难，两个儿子要读书，我父亲刚去世，母亲得到癌症。“困难？没钱的人多着呢！像你这样四肢健全的人捡垃圾也可以活！”我再次鼓起勇气问：我家的收入少了，可以重新核算吗？“再说吧！”她很不耐烦地回答。听完这番话后，我从头凉到脚，强忍住眼泪出了居委会。

　　说实话，我真害怕那些干部的眼光和脸色。困难职工享受低保原本是国家的政策，到了基层干部的手里就变成了施舍。领了低保后，感受的是别人怜悯的目光，甚至是嘲讽。每次走在街上，仿佛背后总有人指着我的背后说：“吃低保的！”平日，我不敢和人交往，没事就呆在家里。有一次一位干部说：你孩子那么胖，营养肯定不错，还吃低保？“我听着这话，心里说不出的酸痛啊”你想，孩子胖有什么错啊？！如果不是困难得生活过不去，谁愿意申请低保？有时基层的干部上门来安排一些买鼠药灭鼠之类的事情，我说家里困难能不能免了？他们就说：“那你今后就别求我！”

　　去年底，街道办事处的干部来我家，见我家里有电话，就质问我：“你家吃低保，怎么还用电话？”我说，这是我妈给我装的，她当初生病，怕万一病发作找不到我，就装了这部电话。我跟妈妈、姐姐约定，如果我有事找她们，先把电话拨过去，响三下就挂断，她们就知道是我的电话，再打过来，让我省钱。你不信可以到电信局调查我的通话费啊……没等我申辩完，干部又责备我说：“你多少也是高中毕业，怎么就不去找个工作呢？”

　　我真的不是好吃懒做，要赖着吃低保。找工作难啊！我们就像没人要的孩子，被人推来推去。下岗这几年，我也试过十多次，招工单位不是嫌你没技术，就是嫌你没文化；不是嫌你“老”就是嫌你丑。怎么瞧都不顺眼。有的答应了，却又要交这个费那个费，最后折腾下来，还是被人踢了回来。

　　我们生活有多难啊！一家四口每月吃饭要300多元，水电费30元，煤气50元，房租20多元，这看得见的支出每月就要400多元。去年两个孩子开学，一次要交1000多元，大部分是我患癌症刚去世的母亲垫上的。下个学期，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平时一天三顿饭四口人就买点酸菜、萝卜干、霉豆腐凑合着吃。

　　这样熬终归不是个办法。眼下，我丈夫打算去考个驾照，找个给人开车的活；我也准备向亲戚借点钱开个快餐店，也不知道手续能不能办下来？只要能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我会有退出低保的那一天！

　　（俞俭、沈虹冰：《别再往伤口上撒盐了——一位下岗女工的诉说》，载2003年1月22日《中国青年报》）

　　我们可怜的劳工，下岗失业了，因为种种因素，不得不依靠国家政策的规定而“吃低保”，却还要时时处处遭受基层干部的冷眼，其在学的孩子也因之而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即使如此，我们可敬可爱的工人，还是在忍受着自身及其家庭生活艰辛的同时，想方设法地要“靠自己的劳动维护生活”；——他（她）们实在是盼望着“退出低保的那一天”啊！

　　为了能够获得点生活费以维持最起码的生存，甚至还酿生出惨剧！山西省太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下岗女职工难能桑润玲因多次索要下岗生活费未果，于2004年3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当着总经理吕福臣和许多干部职工的面服毒自杀身亡了。面对这人生惨剧，总经理吕福臣竟拂袖而去。死者桑润玲生于1954年，1972年参加工作，1978年调入西山菜站，2001年并入原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下属的西山菜市场，2002年7月办理了下岗手续。按规定，应由西山菜市场代发下一岗生活费，但自她下岗二十多个月未领到一分钱的生活费，企业共欠其5300多元。桑润玲的丈夫赵建国因过度悲伤而说不出任何话了，他的姐姐赵引弟说：“桑润玲生前曾多次找西山菜市场经理张立珍和市蔬菜副食公司总经理吕福臣索要下岗生活费，但二人总是踢皮球，一直不给解决。后来，桑润玲还到有关部门上访和申请仲裁，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件事对桑润玲来说，不仅意味着5300元钱，而且还将影响也能不能正常办理退休手续。”太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下属16个大型菜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衰落，目前勉强经营的不到5家，许多菜市场所在场地被市蔬菜副食公司出卖或租赁，大部分职工下岗自谋生路。据市蔬菜副食公司一位知情干部透露，3月31日，四鲜菜市场职工因为场地出让而到市蔬菜副食公司上访，公司召集上访职工在会议室开会，包括总经理吕福臣、书记许峰在内的干部和上访群众共计七八十人在场。当公司书记许峰因故走出会议室时，桑润玲突然闯入会议室，坐在吕福臣身边，向其讨要下岗生活费。吕福臣严辞拒绝，并要求她立即出去，但此时有职工看见桑润玲突然口吐白沫倒在了吕福臣身边，吕福臣见状马上离开了会议室。后来，一位副经理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待到医院，桑润玲已不治身亡了。据赵引弟介绍，桑润玲一家三口，其夫赵建强身体有病已退休；儿子赵彪在山西焦煤集团当经警，一个月挣三四百元钱。桑润玲本人几年前曾做过一次大手术，医药费一直未能报销。他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难，下岗生活费成为她及其家庭的唯一生存指望。桑润玲身亡后，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份遗书，但这份遗书和死亡证明至今也没难家属看，家属和亲戚朋友对蔬菜副食公司长期拖欠下岗生活费以及吕福臣见死不救的行径，感到非常气愤！当然，惨剧发生后引起了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站的高度关注。太原市组成了由副市长韩儒英任组长，公安、劳动等7个部门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4月3日，太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与桑润玲家属达成协议，由该公司补发下岗安置款、经济和精神补偿款计15万元，一次性发放家属困难补助费4万元，一次性补助桑润玲生前医疗费7万元。4月7日，吕福臣被停职检查。（据《国内动态清样》第1292期，2004年4月25日，记者张羽、陈忠华：《太原一下岗女工在总经理面前自杀身亡》。）但这一切是不是来得太迟、太无多大意义了，因为下岗女工桑润玲毕竟无可挽回地付出了其最宝贵的生命代价！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下岗失业都是件痛苦的事，而伴随女性职工下岗就不仅仅是收入骤减，还有家庭与婚姻生活等一系列问题。偏巧这些年下岗分流中“女士优先”成了普遍现象。1998年已下岗的1150万人中，女职工就有680.8万人，为全部下岗人员的59.2%。据致公党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1997年下半年对深圳、武汉、郑州、沈阳、大连、哈尔滨六城市女工下岗再就业状况的调查，下岗女工月均收入为245元，下岗男工月均收入为423元，女性工资低于男性178元，可见下岗使男女的收入差距拉大。下岗女工年龄多在三、四十岁，她们的丈夫也大多处在青壮年时期。为了家庭、为了再就业，有的下岗女工不得不打破原有的生活规律而出外打工以谋生计，这就自然会改变习惯了的夫妻生活节律，但有些丈夫并不能理解要子的生理及心理的变化，遂使难以启齿的夫妻矛盾更加不可避免。下岗女工黄某诉苦道：“我下岗后，在丈夫和亲友的帮助下，经营一家小杂货店。经半年努力，渐渐有了点起色。但要操持小店的进出货和丈夫、孩子的一日三餐，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晚上一躺下就入睡----但有时又要考虑丈夫的需要，否则第二天丈夫就要给我脸子看，还摔盘砸碗。男人就不能克制点吗？我想离婚，又怕影响到上初中的孩子，而与丈夫这样继续生活下去，又很难给孩子一个温暖、安定的家。我甚至担心丈夫会去找其他的女人而让我没脸做人。”另据相关资料称，沈阳市铁西区法院1995-----1998年，三年间受理的离婚案件1655起，其中因下岗收入低而造成生活困难，无法维系家庭生活而起诉的离婚案就达30%之多。绝大多数的下岗女工普遍记不得丈夫夸自己的时间了。婚姻的基础是男女在家庭中地位的平等，而随着下岗，女性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正在逐渐丧失。有人认为老公也是“铁饭碗”，但现在连在国企工作这样的铁饭碗都被砸破了，老公这个“铁饭碗”还能保多久？（参阅张左伟：《改革的地雷阵----下岗与失业》，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这能仅仅怪罪于男性吗？造成这种给婚姻亮起红灯、使家庭发生危机的根源，乃是下岗。

　　下岗，受连累的更是下一代。1995年以来，下岗职工不断增多，下岗职工的子女也在不断增多。如1998年一季度末，全国下岗未再就业的职工有8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21万，占全国企业职工总数的8%；其中，国有企业下岗末再就业的职工650万，比上年末增加了16万人，占全国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9.2%。若以一家一名下岗职工计算，则其时全国就有860万户家庭有下岗而末能再就业的职工，与此相应，也就有近860万个下岗职工的孩子面临着严峻的虫活与失学的痛苦选择。这些年学校收费日高，致使子女教育支出在职工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节节攀升，而职工下岗不能再就业，使得他们难以承受负担子女教育之重荷。安徽省总工会曾对全省困难企业和下岗特困职工作过调查，1998年该省42万下岗职工中，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特困职工有7万余人，其中有1万余人无能力负担自己子女的上学。沟北省保定市先锋机械厂一位下岗职工的女儿说：“爸爸下岗后，我每年用的书中有一部分买的就是便宜的旧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确是事实，下岗职工子女中有许多懂事的孩子，一听说学校又要收费了，禁不住眼泪花花，他们知道开口向父母要钱，等于是往父母心窝捅刀子，增加他们的负担和压力。这样的状况，带来的就是下岗职工们将陷入“家庭低收入------无钱投资子女教育-----子女教育水准低------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的低收入者”这样一个怪圈中。如果没有一种外在的社会力量来打破这个怪圈，那末，下岗失业的低收入者及其家庭就永远不得翻身。

　　生活上的困难尚可熬过，精神上的苦痛和心灵上的创伤却难抚平。面对下岗，有些属于“4050”大军中的下岗职工说：“我们这辈人，饥饿赶上了，上功下乡赶上了。年轻时少拿钱多干事作贡献，中年了遭下岗付代价；结婚时让晚婚，如今孩子还没拉扯大就失去了工作，怎么这么生不逢时呵？”“过去苦干的是我们，现在下岗的又是我们，凭什么让我们承受这‘改革’的代价？”“说改革会有阵痛，那是指国家，而对我们下岗职工来说，不是阵痛而是长痛啊！”这些下岗职工对自己流过汗、流过血，作出过贡献的企业依依不舍。那熟悉的厂房、那熟悉的机器、那熟悉的同事，更有那热爱而又熟练的岗位，是他们难舍的眷恋之因。他们人下岗心在厂，不愿轻言“再就业”，总盼“枯枝发芽”、老厂复苏，以待早日“打道回府”，以主人翁的身份重操旧业，再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做番贡献。“生是国企人，死做国企魂，誓死与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共存亡”，是部分下岗职工的心声。

　　不少下岗职工认为当前社会生活中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这并不是公平竞争产生的结果，也不是令人信服的原因造成的，而自己下岗失业了，确确实实是被人为因素强制剥夺了“主人翁的权利”。有个下岗女工说：“下岗对我们来说，如同盖上了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章，每月发的那点基本生活费是企业不得不背的包袱。而一旦找到了新工作，有了点新的生活来源，原企业就可以认为我们与新企业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就可以甩掉包袱，不再管我们了。这样，几十年的工龄，付出的青春和热血，医疗、养老保险……这一切，不都打水漂了吗？”

　　更有很多下岗职工根本不同意那种国有企业效益不好，工人就得下岗；只有工人下岗减员，国企才能脱困振兴的说法。他们从亲身实践中真切感受到国有企业效益不好都不是由工人的原因，而是那些领导干部经营管理不善或自身不廉浩、贪污腐败造成的。“庙穷方丈富”，大批国有企业亏损，而不少亏损国企的厂长经理却富得流油。有的国企亏损了，工人下岗失业，而捞足了钱的领导却换个地方照样当官。下岗职工们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他们心里窝火，愤怒地说：“我们的技术并不落后，我们的生产产品也有市场销路，要是因为产业结构调整让我们下岗倒也认了，但无能之辈和腐败分子把企业搞垮了，却让我们下岗回家，这实在让人想不通！”他们大声诘问：“凭什么一定要让我们下岗，让我们为那些败家子做牺牲？为什么要让我们做企业亏损的替罪羊？”重庆市统计局等单位的调查发现，67.5%的下岗职工认为只有整肃贪官，加强企业领导建设，而不是让工人下岗减员，才能搞好国有企业，下岗者也才能重新“回家”。

第三节    再就业困难重重

　　尽管政府实施了“再就业工程”，但下岗失业工人要想实现再就业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便到找到活儿干，实现再就业了，工作之辛苦姑且不说，作为雇佣劳动者，其合法权益更每每得不到保障。下岗失业工人生活得实在太艰难了：

“找个工作难   找到工作拿钱更难”

——哈尔滨下岗工人就业状况调查

　　新华社哈尔滨讯    记者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采访时发现，下岗失业直接威胁着产业工人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由于下岗失业工人普遍年龄偏大、技能单一，使他们在就业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

　　“只要能挣钱，啥活咱都干”

　　日前，记者来到黑龙江省最大的“就业走廊”一一哈尔滨市抚顺街，这里已形成了13家人才劳务市场。这天正赶上下岗失业职工招聘会。记者随意走进一家，发现那里已黑压压地聚集了上百人，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渴望。这家市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同类的招聘会每周日举办一次，前来找工作的多数是白合尔滨市一些工厂的下岗工人。目前已有600多名求职者在这里登记，但遗憾的是用人单位不多，只有30%的人能找到活儿干。

　　在众多求职者中，记者注意到一位中年模样的人正拚命地拨开人群往前挤。当他终于来到前排，在厚厚的求职登记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才缓缓地走出人群松了一口气。他告诉记者已经在这里转悠了两天，一直没找到满意的工作。此人叫王永林，今年48岁，是哈尔滨第一机械制造厂的下岗工人。他曾是厂里的钳工，年年当先进工作者。6年前下岗后，一直靠在外打零工度日。他爱人也是下岗工人，因找不到活儿干，只有在家呆着。“春节后就一直没找到象样的活儿干，眼下家里就快揭不开锅了，你说让人着急不着急。”王永林愁着脸诉说着。

　　“这年头活儿不好找，只要给钱，啥活咱都可以干。”一位姓陈的哈尔滨水泥制品厂下岗工人说，干活干活，干着才能活。我们这种人，就像被社会淘汰的人，活着没盼头，把孩子养大了事。

　　“雇主拖欠工资，找到工作拿不到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即使有些下岗工人找到了工作，多半是以打零工为主，连续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半年，而且还要时常遭受雇主克扣或拖欠工资等不公正待遇。

　　今年50多岁的哈尔滨车辆厂下岗职工赵阳说：“下岗了，就别想再找个稳定的工作。”他6年前下岗至今，前后已换过了10多家工作单位。他说：“咱没啥本事，岁数又大，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又多是一些实力小、待遇差的私营企业。这些私企老板总足想克扣我们。不是让你交抵押金，就是拖欠工资，我到工作拿不到钱是常有的事。遇上这样黑心的雇主，你除了走人，别无选择。”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赵阳的经历在许多再就业的下岗工人中比较普遍。在庞大的工人下岗队伍中，绝大多数为35岁到45岁的中年人，其中75%的人文化程度为初中水平，加之劳动技能单一，使这部分人的就业困难重重。

　　自身的窘境使这批人对社会上的其他群体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咱是普通人，没有啥社会关系，比不了那些政府官员和老板们。”许多被采访者都将拮据的生活归结为自身地位的低下。

　　“下岗工人比农民难，失业后吃饭发愁”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客观上造成了就业市场竞争的白热化。由于技能比较单一， 及长期形成的惰性和传统择业观念，使一些工人在与农民工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哈尔滨市人才市场总经理赵树智认为，工人就业难一方面是当前劳动力供大于求造成的，另一方面与下岗工人传统的择业观念有关。他说，一些下岗工人爱面子，怕辛苦，不屑于干简单的体力劳动，因而主动将机会让给了农民工。先就业后择业，工人只有面对现实，才能尽快摆脱就业困境。哈尔滨电缆厂48岁的下岗工人徐建伟说：“我们与农民工本来就无法相比。我们在工厂一辈子只会干生产线上的一道工序，下岗后，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种。”

　　面对再就业的严峻现实，许多下岗工人认为他们承受的压力明显要比农民工大得多。他们说：“我仍比不上常年种地的农民。农民在城里混不下去，还有个退路，回到家里还有地种，起码吃饭不成问题。我们下岗工人找不到工作，依靠什么生活呢？失业后经常为吃饭发愁。”

　　（《国内动态清样》第1300期，2004年4月26日）

　　这就使得“就业难，难就业，业难就；挣钱难，难挣钱，钱难挣”成为下岗职工普遍的人生感叹。

　　下岗职工在再就业过程中不仅困难重重，而且还屡遭侵害。有些“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所”在“急下岗职工所急”的背后，打着“为下岗职工排忧解难”的幌子，骗下岗职工口袋里仅有的那儿张票子。湖南省长沙市劳动监察大队1997年6月成立后即着力整顿职介机构，一个月内查处了5起违法违纪事件，取缔了16户经营“黑户”，为求职的下岗职工挽回1万多元的经济损失。家住北京市石景山杨庄小区的刘荣华，从北京市名特优食品公司下岗后，跑遍了月坛、陶然亭等处开设的职业介绍所，希望能找到个适合自己的工作。1998年3月2日，某职介所一个姓兰的工作人员收取了她55元介绍费后即将其与其他4人一起推荐给自称是京京肉联厂三产经理的李某。李某对下岗职工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在取得了这些求职者信任，向他们每人索要了1000余元的风险抵押金后就逃之夭夭了。

　　更有一些私营企业法人代表在下岗职工安置中，钻国家有关政策的空子，取得安置费（如上海1997年规定，经安置一名下岗职工可得3万元安置费）后即卷款匿逃。1998年，上海市原毛麻公司96名下岗职工和上棉十九厂46名下岗职工被分别安置到浦东“胜盟”公司和杨浦“恒品”公司，这两家公司的企业法人代表在得到政府的下岗职工安置费后就不仅不安置下岗职工，而且卷款逃匿，至今不知去向。

　　报纸上也登载了一些下岗职工自主再就业成功而致富的事例，但这样的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只占少数。而河北保定电机厂一对夫妻于1995年双双下岗，他们自谋生计开了一个小饭店，面积约10平方米。经营这样一个小店铺，首先需要给环卫局缴纳占地押金2650元，付月房租300月，每月还要缴纳工商管理费250元、地税80元、水电费140元。结果，他们经营一个月，亏损了500元，只能歇业不干了。像这样的遭遇，在下岗职工中是普遍存在的。

　　为什么还要将手伸向下岗职工们？

　　下岗职工们，何时才能看到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