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威廉希尔中文网站:转型中国第18期: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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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8月,第一批幼童30人从上海港乘船出发前往美国。其后三年,1873、1874、1875每年各有一批,共120名幼童(年龄在10—16 岁间)到美国留学。留学年限定为15年,另加2年游历以验所学,加上行前在上海预备学校肄习一年中西文,共计将近20年时间。史称“晚清幼童留美计划”。计划最强力的推动者李鸿章曾如此表述其目的:“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

 

尽管在启动之初,李鸿章屡次言及须不畏艰险与流言,绝不使计划流产,但最终,他没有能够坚持到底。伴随着李鸿章对留美幼童计划进展的失望,1881年6月28日,总理衙门照会在美国的幼童出洋肄业局,令全体师生尽速返华。留美幼童被分三批启程,于1881年秋返回中国。至此,始于1872年,历经10年的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以失败告终。

 

一度拟将推动留学教育以开启民智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容闳痛心疾首:“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毁……顿觉心灰,无复生趣。”后来他在天津见到李鸿章,严厉指责这位洋务老臣没有尽力保全这一事业。然而,容闳所不知道的是,李鸿章本就是撤回留美幼童的强力主张者——1881年,李鸿章内心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容闳:这个老糊棚匠希望造就一批明了西方技术文明的青年糊棚匠;然而,幼童们在美国所接受的教育,却显然是要将他们培养成旧体制的掘墓人。对为留美幼童计划竭尽全力顶了近10年的朝野舆论压力的李鸿章而言,这是怎样的一种情何以堪?在他默然于总理衙门的回撤谕旨的那一刻,那一百多名留美幼童,已成为举国士大夫心目中不可饶恕的“思想犯”。


【鲁迅式的痛苦】
这种痛苦,鲁迅也曾经描述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痛苦是一致的,选择居然也相差无几。鲁迅继续写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容闳也相信“希望在于将来”:

 

“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能够改变中国的不是宗教,而是教育】

 

容闳家贫,在美国的学业依赖各方的资助,这些资助大多与宗教有关。他所在的中学——孟松学校的校董就曾以回国后充当传教士作为资送他进入大学的前提条件。但在容闳看来,宗教“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中国素无宗教信仰的传统,西方文明的基本——基督教教义实际上从未与中国文化完全地融合过,整合中国世俗社会的,仍是传统儒学。

 

拒绝回国做一名传教士的代价是高昂的。正如熟悉容闳的Joseph ·H·Twichell牧师所说:

 

“(容闳)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他周围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渴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

 

漫长的海外生涯已经将容闳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拥有美国国籍,而且几乎忘了怎样说国语。但他在自传里说:“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1870年,曾国藩、丁日昌等奉旨赴天津办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翻译也参与其事。丁日昌与容闳关系甚好,受其催促,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终获同意,曾答应与李鸿章联衔入奏。容闳半夜被丁日昌唤醒告知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稍后,即有1872年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启程赴美。

 

【改革旧世界的首要之务,在于改革旧文化】

 

曾国藩大约并不清楚容闳极力促成外派留学生的真实用意。这位将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发挥到最高境界的清帝国的中流砥柱,希望通过派遣留学生,学到西方国家第一手的强国技术。曾国藩希望借此复兴清帝国和儒家道统的辉煌;容闳却希望借此改造陈腐的东方文化,造出一个新的“少年中国”:

 

“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清廷之有无,儒家意识形态之存废,本就从来不在容闳的考虑之内。1855年,他在广州目睹了儒学出身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屠杀广州民众时的极端残暴——那个夏天,这位道光十五年的进士,一口气杀了七万五千余人,其中绝大部分人与太平天国毫无关系。容闳亲往刑场考察,所见触目惊心:“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己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精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空气中毒菌之弥漫,殆不可以言语形容。”

 

传统文化孕育不出近代文明。容闳后来评价说:“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比拟,即古昔尼罗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无如是之多。”

 

访问太平军并对其前途表示悲观之后,容闳再度谈及自己对清廷的不抱希望:“(太平军的兴起)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

 

在容闳看来,政府之所以“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文化上的落后是极重要的因素,“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改革旧世界的首要之务,即改革旧文化。致力于留学教育,在容闳看来正是改革旧文化的一条捷径:“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  

幼童们返国后,现实环境的压抑让他们喘不过气来,集体呈现出对美国留学生涯的怀念。譬如:

 幼童罗国瑞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说:

 “我忆起在西海注我们共同渡过的童年。那里有海滩与树林,我相信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在那里渡过。人人是那样和蔼可亲,而最使孩子们常念不忘的是那丰盛可口的食物,就在这种无忧无虑的环境下,我们共同步入成年。”

 幼童黄开甲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也说:

 “对于正想合上眼皮的人,我想他们(幼童)一定再度回味到太平洋彼岸愉快的时光。曾在亲切的监护和指导下,引导他们走向正义之路,明白做人之道。有可爱的声音教他们念“主祷文”,有和蔼的微笑经常迎接着他们,他们一定再度幻想重游我们的母校……”

 幼童温秉忠则回忆说:

 “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深厚之友谊。故启行之日(1881年返华之日),幼童与童年朋友告别,均很伤感,最重要的是,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Parental Treatment),使幼童们久久铭刻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