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谈春晚沉浮：看上去为政治其实是为自己

　　核心提示：对春晚，陈佩斯早已没了兴趣，内心深处，他曾流露过反感：“小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传声筒，大家都在歌颂改革开放，一片颂歌，看上去大家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文章摘自《中国周刊》2011年第2期 作者：中国周刊编辑部 原题为《陈佩斯：“少爷的磨难”》

　　1986年，拍摄完《少爷的磨难》后，有人撰文批评陈佩斯“低俗”。

　　现在看来，陈佩斯当然不低俗，他没有在小品中嘲弄残疾人，也没在电影里插播广告。

　　批评者的意思，其实是说，他的表演没有伟大的意义，深刻的价值。

　　伟大的意义，在1980年代，多少还有点让人心有余悸。

　　人们缺乏单纯的快乐，太少人能像陈佩斯那样让我们前仰后合。

　　没有伟大的意义，只有很轻松的开心。

　　当时春晚的成功，也有这个原因吧。

　　这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成功。

　　陈佩斯后来变得不那么一样。

　　他跟春晚较真，想演些自己的东西。

　　跟央视较真，状告央视出售春晚光盘侵犯他的著作权。

　　陈佩斯赢了。其实，每个在春晚的演员都可以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但，只有陈佩斯。

　　不为著作权较真，不向“大人物”较真。这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选择。

　　后来，他去拍电影。

　　可那个时代，电影市场远远不规范。

　　一方面，拍摄电影并不自由，需要向国有制片厂买厂标。

　　一方面，电影院隐瞒票房，大肆掳掠。

　　计划和市场的交汇处，先行者总会不明不白地倒下。

　　陈佩斯的民营电影公司，没有很成功。

　　这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不成功。

　　现在，他在制作话剧。

　　相比他的电影和小品，看过他话剧的人，实在太少了。

　　但他是少有的给二三线城市，带来话剧的人。

　　他演骗钱的婚托儿、讨薪的民工、故作聪明的出版商。

　　看完他最新的话剧《雷人晚餐》，

　　93岁的父亲陈强，走到后台，对他说：我还是想演戏。

　　陈佩斯推崇卓别林。

　　那个给全世界人带来快乐、自己却得了抑郁症的伟大演员。

　　人们喜欢陈佩斯，希望他重新回到春晚的舞台上。

　　“一个男人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不靠体制，也能养活自己，这才是一个男人。”陈佩斯说。

　　陈佩斯第一次作为一名演员介绍给北影导演王好为时，还不是个光头，他跟在父亲陈强身后，很文静，那是1979年，导演王好为正筹备一部名叫《瞧这一家子》的电影，这是“文革”后中国第一部轻喜剧电影。

　　为了45斤粮票

　　1979年，在“文革”被批斗的陈强回到大银幕，参演王好为导演的《瞧这一家子》。

　　陈强在《瞧这一家子》中确定出演车间主任一角。他把儿子拉到王好为面前：“这是佩斯，他想试试这部，行吗？”“行啊。”王好为说，“之前，我看过他演的话剧，很不错。”

　　试戏时，陈佩斯和扮演剧中小红的方舒合作了一段小品。

　　在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陈佩斯的这次试戏时，导演王好为连说了三遍“太好了”。“我一看他的戏，就觉得这个人是喜剧演员的好料。况且在剧中，他和陈强本来就要扮演一对父子，天作之合。”

　　就这样，陈佩斯得到了他演艺生涯中第一个重要的角色：扮演车间主任的儿子嘉奇。在最初设定中，嘉奇是一个样貌斯文的文艺青年，但陈佩斯头发稀少，为此，剧组特地给配了假头套。

　　此前，作为一名刚刚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年轻演员，陈佩斯只扮演过“匪兵甲”和“路人乙”。

　　实际上，陈佩斯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演员。

　　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大哥出生时，父亲陈强正在匈牙利访问。到布达佩斯，北京来报：老婆生了一个儿子。陈强说：“那就叫布达吧，如果再有第二个孩子，就叫佩斯。”

　　儿时的陈佩斯并没有显露出作为一名演员的天赋。他不爱学习，成绩不好，经常打架。1969年，15岁的陈佩斯被送去内蒙兵团下乡，每日耕作劳动。他回忆：“我半年没吃过肉，让父亲给我寄钱，父亲不给。后来，还是母亲给我寄钱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陈佩斯都觉得父亲更偏爱哥哥和妹妹。自己作为老二，上下不靠，不受待见。成名若干年后，他去过一次布达佩斯。夕阳西下，他站在布达山上，望着远处山脚流淌着佩斯河，感慨：“佩斯，真的很美。我这才慢慢理解父爱的伟大。”

　　为了能吃饱饭，他央求父母让他返城。可那时，父亲陈强因为扮演过“反派角色”被打成右派，没有单位能接收陈佩斯。唯一能调动户口的地方就是文工团。

　　父亲把没有任何表演功底的陈佩斯关在家里，亲自教授他台词，吊嗓子，走台步。陈佩斯完全是硬着头皮学下来，因为进文工团可以发粮票，他不想再挨饿。

　　他报考了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话剧团，先后被刷下来，原因是他的长相“到河北、河南去，一拉一大把”。那个年代，文艺院团偏爱招收的是唐国强这样的英俊小生。陈强找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朋友田华老师帮忙。八一电影制片厂答复：“我们这里正缺演匪兵流氓地痞的演员，如果他愿意演就来。”

　　父亲陈强回忆：“到第三次考八一电影制片厂时，我才觉得，这个孩子在表演上确实是有才华的。”

　　陈佩斯的第一部话剧叫《万水千山》，他演一个被红军追着跑的匪兵，三十秒的时间，他跟总政话剧团的另一个演员一起出场，凑成一对跑。排练时，他跟那个演员商量说：“咱们给自己加点戏，我跑着跑着，回头放枪，正好打到你脑袋上，你就把帽子扔天上。”彩排时，导演看到夸赞：“这个小子不错。”

　　在演艺道路上，陈佩斯并没有太多想法。他只满足于自己终于能吃饱饭了。在八一厂，他每个月有45斤粮票。每日三餐，他必去食堂打五个馒头。终于，食堂的大师傅忍不住探出头来问：“你每次打饭都是一个人吃吗？”

　　拍《瞧这一家子》时，剧组设在八一厂，陈佩斯家住新街口豁口，他本可以回家住，但却要求住在剧组招待所。有一次，导演王好为去陈佩斯宿舍，看到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了上面。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王好为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凡是第二天要拍到他的戏，当晚，他必定会敲开我的宿舍。”

　　当年，《瞧这一家子》的成功是轰动性的。电影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只有9个镜头的刘晓庆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陈佩斯和父亲的对手戏“教英文”也成为中国电影喜剧史上的经典桥段。

　　演完《瞧这一家子》后，父亲陈强告诉陈佩斯“你就演喜剧吧。我看你演(喜剧)可以，不信，你走走试试。”日后提及这部电影，陈佩斯总是第一个感谢父亲：“是他告诉我，喜剧最需要功底，中国老百姓活得太苦了，需要为老百姓带来快乐。”

　　1982年，导演王好为筹拍《夕照街》时，陈强又找到她：“佩斯想试试‘二子’这个角色。”王好为说：“这个角色是个配角，戏份挺少的。”“没事，让他试试吧。”“不用试了，我很了解他。”

　　《吃面条》前传

　　2010年，陈佩斯做客北京电视台节目《光荣绽放》时，和主持人田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田歌问：“你现在还看春晚小品吗？”

　　陈佩斯说：“看啊，我不上了，还是要看的。”

　　田歌问：“那为什么观众对现在的春晚小品总是不满意啊？

　　陈佩斯答：“这和我无关。”

　　田歌：“你喜欢现在的春晚小品吗？”

　　陈佩斯说；“这也和我无关。”

　　坐在演播大厅里，他依旧是那个让全国观众熟悉的“光头形象”，只是胡子已花白。2011年的春晚，不出意外，仍然和他“无关”，而30年前，正是春晚舞台，改变了他的命运。

　　1984年，时任春晚总导演的黄一鹤听闻一个消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在私下联欢时曾表演过一个小品，让人笑破肚皮。导演黄一鹤托人把陈佩斯和朱时茂请到节目组。

　　在天坛东侧的体育宾馆，春晚剧组第一次看到了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这段小品《考演员》。朱时茂扮演考官，陈佩斯戴着一顶小帽子，演一个蹩脚的演员。演完后，春晚编导组和一旁看热闹的演员都忍俊不禁。

　　参与策划的姜昆曾回忆：“他们一演完，我就建议说，去年有过一个哑剧小品，今年做一个说话的，本身就是出新。但没有人搭理我这个茬，编导组我年龄小，其实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无非是这样一个节目，一个演员像傻子一样听不懂导演的话，究竟说明了什么主题，这种滑稽是不是很过火。”

　　在讨论是否要《吃面条》上春晚时，大家有了争议：一方面觉得这个小品“很有创意”，另一方面又顾虑这种形式“不成玩意，不过是电影演员观察生活的一种练习”。

　　最终，春晚编导组决定帮陈佩斯和朱时茂重新编排。先要修改的是台词，因为“两个人的表演每次都没有准词，一遍一个样子，全是蹚路子，即兴的。”对此，陈佩斯不适应，私下跟姜昆说：“我脑子不行，一想词就不知道怎么演了，你让我由着性子说，没准能出彩。”

　　为了突出重点，编导组掐头去尾，把“考演员”当中最精彩的一段“吃面条”提出来。

　　节目审查时，总编室有位负责人说：“这种节目还要推敲下，不要流于纯搞笑，走入纯娱乐。春晚分量就轻了。”当时在场的所有编导都傻眼了。这时，官职最大的广播电视部副部长谢文清拍板说：“这个节目也可以提炼主题，就是对那些不懂装懂、不学无术的人一个讽刺，别太闹就行。”

　　1984年除夕，新闻联播开始了，整个剧组还是没有决定《吃面条》到底上不上。陈佩斯和朱时茂候在演播大厅，一遍遍对着台词。陈佩斯回忆：他看到黄一鹤一溜小跑从直播间出来，说：“二位兄弟，我到现在还没接到指示说这个节目能不能上，但我决定，你们两个上，出了政治错误，我担。千万记得，台词不能错。”

　　那年的春晚，台词到底有没有出错？陈佩斯嘿嘿一乐说：“我从来都是我行我素，你不让改，我觉得不合适就改。我们的现场直播和和备播带肯定不一样。”

　　吃了整整一肚子面条的陈佩斯回家后，睡了一觉。第二天早起，上公共厕所，蹲坑。听到隔壁的小孩子在学昨天小品里的台词。一个老街坊走进厕所，看到他说：“昨天那节目，不错。”陈佩斯不得已腾出一只手，回了个招呼。

　　春晚一夜之间让陈佩斯成为了火遍中国的笑星。八年后，一个名叫赵本山的东北二人转演员才登上春晚。

　　从1984年到1998年，陈佩斯为春晚舞台贡献了15个小品。小品也作为一种新的喜剧形式，日后占据了电视综艺节目的统治地位。

　　喜剧荒漠中的二子

　　1985年，陈佩斯彻底把稀稀落落的头发剃光了。那年，他拍了电影《二子开店》。

　　从《夕照街》的“二子”算起，自1980年代，陈佩斯和父亲陈强陆续合作拍摄了《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傻帽经理》等一系列以“二子”为主角的系列电影。宋丹丹、冯远征等演员也正是借助陈佩斯的喜剧逐渐家喻户晓。

　　在“二子系列”第一部作品《父与子》中：父与子，固执与滑头，传统与现代，形成强有力的矛盾和笑点。大屏幕中，陈佩斯找到了自己的黄金搭档：父亲陈强。这个演活了黄世仁、南霸天的“反派”老人，不经意在晚年和儿子的合作中又焕发了光彩。

　　整个1980年代的电影制作完全按照计划经济的生产模式。由电影厂找剧本，完成剧本的创作，再由厂领导规定导演摄制组。《父与子》逆向而行，陈佩斯自己请编剧，请导演，拉投资拍摄。电影做到一半时，电影局发话：电影必须挂靠电影厂才可以拍，看到陈强是老同事的份上，先不追究责任。

　　1982年，陈佩斯坐着火车拿剧本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当时的厂长吴天明没有见他，一个副厂长看过剧本后说：“我们以拍艺术电影为主，这类电影不做。”于是，辗转拿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也不拍。

　　陈佩斯又找到深圳影音公司，公司勉强同意参与拍摄。但在拍摄过程中，对方希望按照悲剧情节修改，陈佩斯不同意，拍了一半公司退出。最后，陈强到电影局拍了桌子，由电影局出面，中影公司统一收购，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第二部父子系列《二子开店》也是挂靠了电影厂，然后陈佩斯自己找摄制组，拉投资，独立制片，福建一个公司投资。

　　长春电影制片厂曾想拍过一部电影叫《嘿，哥们儿》。剧本本来是为陈佩斯父子设计的。请北影厂的彭鸣燕当编剧。彭写完剧本后交给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认为“主角一定要是正面的人物，必须高大全”，于是又改了一遍剧本交给导演。导演看过，再修改一遍。最后的结果是陈佩斯父子演不演这片子都无所谓了。

　　陈佩斯曾说：“电影制片厂对我的喜剧不屑一顾，根本不想拍这类电影。他们重视拿国家奖项，比如‘百花’‘金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电影厂对喜剧的认知问题，再有就是体制问题，有时想拍喜剧，但等它要真正做喜剧时，所找的人都缺乏喜剧实践。就是那些没拍过喜剧电影，或者没写过喜剧剧本的人坐在一起，凑一个大家当时的哈哈一乐。拍出的片子到市场就是失败。”

　　凭借二子形象和春晚小品，陈佩斯成为了八十年代最受百姓欢迎的明星之一。一次，陈佩斯去湖北拍戏，天气炎热，正在乘凉的他从阳台上望去，家家户户的电视都在播一部他主演的电影，每到可乐的地方，笑声几乎从每一个窗口散发出来。

　　小人物的春天

　　尽管已拥有了相当数量的粉丝，但财富和陈佩斯无关。1986年，他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转业，先分配到宣武区文化馆，后又安排去了河北梆子剧团。他感慨：“一个男人三十多岁，也算名满天下，但身无片瓦。”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级别低，“人事不通”，走时，没分到房子，和父亲挤在一起过。

　　1989年，陈佩斯在昌平农村看中一处废弃大队部，承包下来，搭砖盖房。当年，在连接昌平和市区的那条国道上，常看到一个光头开着一辆面包车往返穿梭。有时，陈佩斯会停下车，和打招呼的沿途交警抽根烟，比肩而坐，聊聊家常。

　　困惑时，陈佩斯想到最坏的结局：去离家不远的十三陵摆摊篆刻，一个字100块钱。“一个男人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不靠体制，也能养活自己，这才是一个男人。”陈佩斯说，“我三十岁就知天命了， ‘名’和‘过什么样’的生活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日子我觉得舒服就行，不会为‘名’所累。”

　　1991年，陈佩斯自己注册成立了海南喜剧制作有限公司。出品的第一部作品叫《爷俩开歌厅》。《爷俩开歌厅》请的是长春摄制组，因为长影的劳务费便宜。影片拍摄结束后，参加第一届长春电影节和全国电影交易会时，遭遇了徐克执导的《新龙门客栈》，但卖出的拷贝数还是达到了全国第三。

　　1993年，陈佩斯把公司改名为“大道影业公司”，这是中国最早一家集影视、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股份制公司。当时注册登记的17名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围绕陈佩斯创作喜剧。已古稀之年的陈强仍然在儿子的电影中担任重要角色，陈佩斯解释说：“这样，我可以少给我爸爸开点劳务费。”

　　整个1990年代初期也是陈佩斯喜剧事业的巅峰时期。导演王好为在1992年和陈佩斯再度合作拍摄《赚它一千万》。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前，她特地翻出这部电影又重新看了一遍：“现在，我还是觉得这部喜剧的品质非常高，比《瞧这一家子》要好很多。《瞧这一家子》中，陈佩斯的表演努着，有些用力过猛，到这部电影，已经非常松弛自然了。”

　　导演陈国星和陈佩斯合作拍摄过《临时爸爸》和《编外丈夫》。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临时爸爸》在海南拍摄时，为了省钱，陈佩斯找到当地的一些朋友，免了剧组吃住。当时整个创作团队没有喜剧经验，几乎是陈佩斯带着我和编剧一起完成的拍摄。我对喜剧的最初理解来自陈佩斯，这绝不是谦虚。”

　　陈佩斯当年有多火？陈国星说：“但凡拍到他的戏，海南整个一条街都会堵车。”

　　1993年拍摄《编外丈夫》时，陈佩斯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投入100多万元。为了降低摄制成本， 影片绝大部分镜头在北京市完成。

　　导演陈国星很少看到老板陈佩斯为钱焦虑。压力最大时，他会笑呵呵地跟陈国星说：“如果成本太高，我穷得就只剩下裤子了。”

　　陈国星回忆：“陈佩斯绝不会像现在很多老板一样，拍着导演的肩膀沉重地说：‘你看，这片子拍不好……’我真的难以想象佩斯会说出这种话，那就不是佩斯了，他的不满会用抖包袱的形式发泄出来。”

　　作为当年最早下海、成立民营影视公司的明星之一，陈佩斯换来的是自由创作的空间。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陈佩斯叼着一根骆驼牌香烟，踌躇满志地说：“在电影上，我之所以敢豁出去，是相信我们的电影事业是有广阔前途的。”

　　一个喜剧演员的喜与悲

　　陈佩斯没收过徒弟，他觉得喜剧这行太苦，观众不笑就变成折磨。他的每部喜剧都是煎熬过来的。

　　最初，朱时茂和陈佩斯合作小品时，经常意见不合。争执不下中，朱时茂半开玩笑说：“你，陈佩斯，不过就是演演甲乙丙丁出身。我，朱时茂，在福建电影制片厂可是演主角出身的，咱们出身不同，档次不同。所以有时候我看的角度比较高。”

　　这是1990年小品《主角与配角》的创作雏形，它也几乎可以概括出了陈佩斯每一部喜剧作品中的角色地位。

　　“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啊。”陈佩斯说。

　　父子情境喜剧

　　1979年的《瞧这一家子》，是陈佩斯第一次担纲主角。导演王好为这样评价陈佩斯的处女作：“有些演员是生活中闹腾，一上戏就蔫。陈佩斯反之。他不是展示了一点点喜剧才能，而是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喜剧天赋。”

　　《瞧这一家子》是“文革”后中国第一部喜剧电影。当年拍摄时，没有任何可参照的电影和教材。在父亲陈强的督促下，陈佩斯临摹卓别林的电影。陈佩斯曾说：“我当时是为生活所迫，吃不饱饭才混进八一电影制片厂。说心里话，我没有想过当明星，也没这个概念，你说我有喜剧天分，那是骗人。”

　　他的第二部电影《夕照街》演一个配角，诸多待业青年中的一员。由于在上一部电影曾有过出色的发挥，导演王好为特地为他增加了戏码。

　　在《夕照街》中，陈佩斯只有短短几场戏，但他提着鸽笼，玩世不恭的“二子”形象和那一句“拜拜了，您嘞”的台词成为了电影最出彩的部分。

　　王好为说：“开拍前，我特意为陈佩斯的形象做了很多功课，‘二子’最终设定为一个‘资质不高但心底善良，想附庸风雅但总弄巧成拙，注意力不集中总偏离正常人逻辑’的待业男青年形象。可以说是这部戏让陈佩斯找到了自己的喜剧性格。”

　　陈佩斯非常钟爱“二子”这个名字，不但在多部作品中沿用，还围绕这个人物的性格创作出了一系列经典的喜剧形象。

　　拍完《夕照街》后，父亲陈强建议陈佩斯多在喜剧上下下工夫。陈佩斯回忆说：“那时，我父亲心理状态非常好，虽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无数苦难，但心里充满了光明，向往幸福生活，那个年代，‘伤痕文学’正流行，我和父亲都不认为这应该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夕照街》中正好塑造了我的‘二子’形象和父亲塑造的老北京形象，所以，父亲想把我们父子塑造的这两个形象固定化，以爷俩为核心，再向前发展。”

　　《父与子》、《二子开店》、《爷俩开歌厅》、《父子老爷车》这四部作品几乎是围绕着陈强父子展开：在《父与子》中，陈佩斯给父亲吃人参， 父亲吃多了，浑身发热，到处乱跑。这出戏成功地解构了父亲这个形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在《二子开店》中，儿子是经理，父亲是员工，一面是父子之间正常的伦理角色，一面是现实生活中上下级的关系处理……

　　陈佩斯曾分析过“二子“这一形象：身份很低，绝对的小人物，在电影中，多以单身汉的形象出现。他说：“通过父子之间的矛盾引发戏剧冲突，是当时我们唯一找到的一个喜剧结构，通过颠覆权威和伦理做戏，父亲是伦理关系中的强者，然后用弱者颠覆强者，是一个正反两面的套路。不过这些理论，都是后来才明白的。”

　　整个1980年代，陈氏父子的电影走进了千家万户。他们为中国电影创造了一种新的喜剧模式：利用父子冲突构建喜剧情境。

　　编剧史航评价 “二子系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写过《中国电影喜剧史》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严格意义上划分，陈佩斯的父子喜剧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市民喜剧。那时，中国电影是有一些描写城市底层人民生存困境的喜剧。到新中国建立后，喜剧电影出现空白，即使有，也多是歌颂性喜剧。另外，陈佩斯的喜剧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老电影。他有新的时代特征，比如高考、个体户。”

　　“二子”系列只做了五部。没继续拍下去，是因为陈强的身体。陈佩斯坦言正是因为“二子”自己才慢慢摸到了喜剧的门槛。

　　尽管电影家喻户晓，但陈佩斯本人却遭遇了从艺生涯中最严厉的批评。1986年拍摄《少爷的磨难》后，这股批评达到了顶峰，有人撰文：“陈佩斯的喜剧表演是装出来的，纯为搞笑而搞笑，很低俗。”

　　高级小品

　　有人曾问：“小品和话剧有什么区别？

　　陈佩斯答：“小品是喜剧短剧，原来是戏剧学院训练艺人用的小玩意，其实最早小品这种形式就是唐宋时期的参军戏。”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人比陈佩斯更有资格谈论“小品”。

　　在陈佩斯所有的小品中，《警察与小偷》被他认为是至今难以超越的经典。陈佩斯在里面用了五六层的喜剧理论：错位，伦理，对权威警察的颠覆，小偷和警察按各自的逻辑自说自话，却又能对答如流。

　　陈佩斯是一个能够熟练掌握多种喜剧技巧的演员：《吃面条》中，他的“小心眼”是多吃碗面条，不是演戏；《主角和配角》中，他扮演的叛徒要反串演共产党员；《王爷与邮差》中，尊贵的王爷被卑微的邮差玩得团团转。

　　曾为陈佩斯写过《王爷与邮差》的编剧王宝社说：“这个小品运用了喜剧倒置这一手法，这个手法就是莫里哀戏剧里经典的‘仆人戏弄主子’。”

　　建立了正确的喜剧关系，陈佩斯和朱时茂一正一邪，两个人物之间的对立矛盾，自然会制造出巨大的笑料。和中国其他喜剧演员相比，陈佩斯对肢体语言的控制极为出色。导演王好为和编剧王宝社不约而同用了两个词概括：分寸感和精确度。

　　王宝社解释说：“喜剧可以夸张到什么程度，很难定义。要靠演员自己掌握。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不笑。表演一个动作时，节奏控制的要极为准确，否则包袱就没了。陈佩斯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优秀。”

　　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前，史航重温了一遍陈佩斯的小品，他说：“陈佩斯的小品很少怯口(说方言)，不拿残疾人开玩笑，基本不出现女角。他一直扮演的是不断变迁的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格局。细想起来，这些小品很高级。”

　　离开春晚十几年，让陈佩斯重回舞台的呼声越来越高。2011年春晚语言文化类统筹王宝社说：“中国观众最初认识小品是从陈佩斯朱时茂开始的，他们几乎霸占了整个80年代的小品舞台，粉丝太多了。”

　　窘境

　　在“二子系列”后，陈佩斯成立了民营影视制作公司，接连拍摄了《临时爸爸》、《编外丈夫》、《太后吉祥》等电影，依旧是小人物，不过，重点转移到对社会的讽刺。

　　此时，陈佩斯对喜剧的理解更加透彻。在《孝子贤孙伺候着》中，陈佩斯运用了伦理喜剧，误会喜剧和计谋喜剧的叠加。母亲想土葬，儿子又是干部，老舅开了纸人纸马铺子，想让外甥犯错误保住自己的生意；在《编外丈夫》中，陈佩斯尝试了错误喜剧，小官僚被免职了，不敢回家，找工作又没有一技之长。

　　导演陈国星和陈佩斯合作拍摄过《编外丈夫》和《临时爸爸》，至今让他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情：每天收工，他会和陈佩斯一起步行回酒店。同样的风景，陈佩斯却能发现很多笑料，“他是在用一双喜剧的眼睛发现生活”。一日，陈国星看到陈佩斯倒立着，把头扎到被子里，屁股露在外面。陈佩斯告诉他：“这段包袱，我实在想不出来了，憋得慌。”

　　到了电影《太后吉祥》，陈佩斯对喜剧技巧运用达到巅峰。他饰演的乡土医生偶然进到宫里，恰好碰到太后怀孕了，一系列阴差阳错由此展开。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至今仍旧认为，《太后吉祥》是1990年代最好的喜剧电影：“整个电影的设计简直是天方夜谭，陈佩斯的想象力超大。但而后的情节并不离谱，细节处理都非常人性化。他的喜剧桥段并不是为了做而做，而是在大的叙事下正常展开。现在中国的喜剧电影，是演到这里就要搞笑，根本不管叙事了……”

　　《太后吉祥》最经典的一个桥段是：陈佩斯饰演的郎中质问陈强饰演的王爷：“太后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没想到你这么老还挺能干。”

　　这是一段把人物情境推到极致的表演，喜剧中的专业术语称为“窘境”。陈佩斯十分擅长制造窘境，他自己曾分析说：“窘境是所有人都有的。利用自身残缺、错误思想、错误意志都是窘境。喜剧的技术就是让人陷入窘境，再解脱出来。”

　　在分析赵本山和陈佩斯的喜剧表演有何不同时，编剧史航说：“赵本山可能一上台就说：‘唉呀妈呀，这是怎么了？’但也许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对陈佩斯来说，一定是真的出状况了，才会有包袱笑料。陈佩斯对人物的境遇和境遇下发生的肢体表现最感兴趣。”

　　无师自通

　　陈佩斯也有不擅长的喜剧技巧。他的第二部话剧作品《亲戚朋友好算账》，王宝社只给他的表演打了65分。

　　这部话剧被王宝社定义为“心理喜剧”。“心理喜剧”的笑料来源于两个人之间的心理错位：大家彼此心怀鬼胎，自说自话，还能自圆其说。王宝社说：“心理喜剧是所有喜剧技巧中最难演的，它是利用人物的心理活动把情境推到窘境。如果陈佩斯不能演好，真不知道谁还能演好心理喜剧。”

　　在投身话剧前，陈佩斯的喜剧理论知识并不丰富，很多都是误打误撞的天才之举。王宝社和陈佩斯合作小品，在演出时，陈佩斯会忽然冒出一两句剧本上没有的台词，底下的观众哈哈笑个没完。下场后，王宝社说：“你把刚才的词记下来，明天上台固定住。”第二天上台，陈佩斯一定会忘记昨天的台词，但又会在某一个段落忽然冒出一两句惊人之语。

　　“这就是天才，知道如何适应观众，这完全天性使然。”王宝社说。

　　在合作话剧《托儿》时，王宝社不断向剧组成员灌输喜剧理论，陈佩斯开玩笑叫他“王理论”。有一次讲到“互相干涉的喜剧技术”。王宝社举例：“你在《警察与小偷》也曾经运用过互相干涉的喜剧技术啊！”

　　“哪一段啊？”

　　“你穿一个假警服，朱时茂问：‘你在哪上班啊？’‘派出所。’‘后来呢？’‘后来去了监狱。’‘去监狱了，监狱福利多啊。’‘啊？有什么福利啊？’——这段就是假警察和真警察之间的互相干涉。”

　　陈佩斯说：“当年，我们都管这段叫‘软包袱’。老茂还说，咱们这段‘软包袱’抖得不错吧”

　　后来，王宝社做导演阐述时，有的演员不爱听，陈佩斯却拿着笔在飞速地记。

　　近十年，陈佩斯在话剧舞台上的喜剧创作从无意识转变为“有意识”。在他的第四部话剧《阳台》中，他拉出了四条线，包工头要讨债，科长藏娇，小三转正，科长老婆报复。几条线要精确地合在一起，推动情节的发展。

　　以痛苦换笑声

　　这几年，在网络文化泛滥和各类纯搞笑话剧的冲击下，陈佩斯的话剧也呈现出一些下滑的趋势。史航曾看过陈佩斯的话剧《阳台》和《阿斗》，他评价：“能做的地方做透了，但挖掘性不够。比如喜剧有五种可能性。他可能只在舞台上选择了三种。每种都做透了，但是观众希望他能尝试五种，哪怕每种只做到70%。”

　　自《亲戚朋友好算账》后，王宝社也再没和陈佩斯合作过。至于原因，他不愿多说。

　　对陈佩斯来说，现在最大的困境是缺少一个稳定的创作团队和一位等重量的搭档。因为是民营公司，他养不起一个编剧团，无法像赵本山一样打造一个基地，用高薪留住人才。从商业模式上，陈佩斯的影视公司不像一家企业而更像一个手工作坊，一个家庭企业。

　　做话剧，他卖的是苦力，靠一场场演出赚钱。

　　史航告诉记者：“可能陈佩斯现在的作品不是中国最好的喜剧作品，但他令人钦佩的一点是，绝不会可怜巴巴的、无原则地向网络乞讨笑料。你可以说他老派、不机灵。但看看现在春晚小品相声，80%都是从各处揉搓揉搓就上台了。陈佩斯是自己种庄稼的人。”

　　至今，陈佩斯没有收过徒弟，他觉得喜剧这行太苦，能掌握就能吃这碗饭，不能掌握，观众不笑就变成折磨；他的每一部喜剧都是煎熬过来的。

　　他劝年轻人：自己是无路可走才干了喜剧；但凡有别的饭吃，千万不要走喜剧这条路。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陈佩斯总结：“尽管我扮演的都是小人物，但从来没有在道德伦理上犯过错。这让我能一路走到今天。”细数下来，陈佩斯一直在诠释一个角色：陈小二。他，是一个时刻生活在人物中的喜剧天才。

　　舞台上的陈小二，一出场就是笑声；舞台下的陈佩斯，悲苦自知。1980年代，他成长于中国的喜剧荒漠；1990年代，受困于体制，又败给资本；新世纪，投身话剧，在尚未完善商业模式时受到了速食文化的冲击，孤掌难鸣。

　　遗憾的是，喜剧是一门此时此刻的艺术。通俗点说，十年前的笑点放到当下，就不可笑了。所以，陈佩斯对中国喜剧的诚意、创意再也无法得到公正的认知。

　　喧嚣与寂寞

　　每当想到陈佩斯，史航就会想起《茶馆》里的常四爷。因为“这两个人很像，都是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

　　曾在1990年代和陈佩斯合作拍摄《临时爸爸》、《编外丈夫》的导演陈国星最近一次见他，是在中国电影的一个庆祝盛会上，陈佩斯以陈强儿子的身份随父出席。陈国星说：“佩斯啊，回来拍电影吧，别排话剧了。”陈佩斯摸着光头“嘿嘿”一笑，没说什么，陈国星看到他的眼中明显闪过“一丝酸楚”。

　　2011年，陈佩斯离开春晚舞台13年，远离电影圈已14年之久。沉寂十年，陈佩斯只专心做一件事情：做话剧。

　　2010年年初，在做客北京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光荣绽放》时，主持人田歌问：“排话剧苦不苦？”陈佩斯说：“就是一天天的熬，一天天的过的，跟普通人一样。”田歌说：“怎么会那么惨啊？”

　　被电影伤透心

　　陈佩斯从著名笑星转变为老板，是1993年。那年，他注册成立了大道影业公司，专门“围绕自己”打造喜剧生产链。

　　大道影业公司成立之初， 恰好赶上关于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出台。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国产影片。像其他大制片厂一样，大道这样的民营小公司要自己开始跑发行。

　　陈佩斯制作的《临时爸爸》参与了中国电影统销统购的最后一次看片会；到第二部电影《编外丈夫》时，他拎着片筒到处磕头。他回忆说：“原来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变成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一个爷爷就变成了30个爷爷。”

　　1994年岁末，国家广电总局决定每年进口十部海外影片。这一举措给国产电影带来了极大冲击。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影视公司终止了电影业务。1995年，陈佩斯筹备电影《太后吉祥》前，专门针对市场展开了一系列策划会。在《太后吉祥》的电影策划书上，他打了“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旗号，比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早了三年。

　　投资400万元的《太后吉祥》最终收回了成本。在大道影业公司的电影成绩单上几乎没有亏损的电影。《临时爸爸》投资83万元， 《编外丈夫》投资120万元， 《孝子贤孙伺候着》投资150万元。据公司统计，四部电影平均利润达30%。大道影业公司从最初的注册资金100万元资本积累超过400万元。

　　但陈佩斯还是“败走麦城”。当年，电影院线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明明电影反响很好，但影院的回馈是上座率不高。情急下，陈佩斯曾派出5队人马去河北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播映7场只报3场，有的地方100%到80%的上座率，只报40%。陈佩斯计算过，《太后吉祥》投资400万，正常情况下，票房能达到1300万，绝对不仅是30%的利润。

　　这是陈佩斯精神最崩溃的一段时期：每一部电影赚的钱刚刚够下一部电影的前期，他身心俱疲。导演陈国星曾接到陈佩斯一个电话，电话中，陈佩斯说：“一部电影拷贝卖1000块，交给电影院后，就收不回来钱了。我下去监票，一场明明100个观众，竟然告诉我只有10个观众。”在爆了粗口后，陈愤然挂断了电话。

　　让陈佩斯彻底绝望的是1997年的贺岁档之争。年末，《好汉三条半》和《甲方乙方》同时上映。《好汉三条半》每日票房20万元左右，卖得不错。但在主流影院上演五天后被奇怪撤出，安排放入郊区院线，《甲方乙方》却从圣诞前一直演到春节前后，以4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冯小刚成为中国电影的贺岁之王。

　　陈佩斯曾道出原因：“《甲方乙方》出品方、发行方都是他们自己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记者：“《甲方乙方》上映前，发行方想拉拢冯小刚，所以撤下《好汉三条半》为冯小刚堆票房。最终，冯小刚还是选择了华谊兄弟发行，以结果来看，这件事情发行方‘枉做了小人’。”

　　据说，陈佩斯曾和朋友说：“瞒报偷报票房我可以扛，但卖票卖得挺好的电影，也可以给生生撤下来。”

　　离开春晚内幕

　　离开电影后，陈佩斯又选择跟春晚“决裂”。1999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称未经其许可，擅自出版发行含有两人在历届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并享有著作权及表演权的8个小品在内的VCD光盘。

　　陈佩斯赢了，在拿到33万余元赔偿后，他再没有登上过央视春晚舞台。

　　时至今日，有关“陈佩斯和央视的恩怨内幕”仍旧引人入胜。在公开场合，陈佩斯一直否认遭到央视封杀，退出春晚的原因是“和这个舞台理念不合”。

　　矛盾的种子早在1988年就种下，在排小品《狗娃与春妮》时，陈佩斯曾要求导演单机拍摄，使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未予采纳。1991年，《警察与小偷》被删去了50%的戏。

　　陈佩斯说：“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现在，我和春晚相距很远。”

　　1994年、1997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出演小品《大变活人》、《幽默体育》就已经出现式微。可这正是陈佩斯想要的。他解释说：“我知道观众会说，那个很低层次，好极了，我就要这个，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对春晚，陈佩斯早已没了兴趣，内心深处，他曾流露过反感：“小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传声筒，大家都在歌颂改革开放，一片颂歌，看上去大家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2004年，朱时茂接到了春晚节目组的电话，问他想不想参加春晚。正巧陈佩斯在一旁，他接过电话说：“我们现在的演出计划排满了，连续三个月，没有时间了！”在接受陈鲁豫采访，陈佩斯讲这个故事时，鲁豫问：“那排话剧怎么有时间？”“这事我喜欢。”

　　2011年，各大网站发放的“最期待哪位明星上春晚”的网络调查中，支持陈佩斯上春晚的人居高不下。十几年了，人们越是呼唤陈佩斯，陈佩斯越是不解：为什么离开越久，大家反而越来越喜爱我？

　　1998年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作品。演出时，朱时茂的话筒掉了。陈佩斯不得不刻意凑近搭档，为让朱时茂能通过自己的话筒传出声音。下场后，陈佩斯哭了，像一个孩子，因为“演出效果比彩排差远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不到这些细小的失误，在人们心中：邮差陈佩斯梳着马辫，涂着红彤彤的脸蛋，兴高采烈地拉着王爷朱时茂下台时，即是他在这个舞台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自此，他告别春晚，也告别电影。在日后接受采访时，他最不爱多谈的也是这两个话题。

　　重登舞台

　　2008年，史航第一次见到陈佩斯时，是作为2008年北京电视台春晚语言类节目策划，他要游说陈佩斯“复出”。

　　陈佩斯回复史航：“我轻易没必要回去，如果能回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能用到多媒体。”史航劝说：“陈老师，你一辈子是想好好排戏，我理解。北京台的春晚舞台是先替您试一刀，您自己亲自按开关，如果觉得好可以运用到话剧舞台上。”

　　史航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个人认为，陈佩斯并不想露脸。他享过大名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多媒体，一直以来，他想用，却不知道怎么做。北京台给他提供技术平台。他的复出很大程度上是对新技术的渴望。”

　　时隔十年，陈佩斯和老搭档朱时茂以《陈小二乘以二》重回小品舞台。这也是至今为止，陈佩斯春节期间最后一个小品。

　　2008年年底，史航在家乡长春做一台话剧。但苦于长春是一个话剧荒漠，他想到了陈佩斯，希望陈能帮他录制一段宣传短片。

　　在连录了三遍短片后，陈佩斯拍着史航的肩膀说：“哥们，这事(话剧)特别难。我搞话剧前，也好歹算一个明星。可我到很多城市，晚上跟人喝完酒，明天该不买你账还不买账。人心我算是认清了。”

　　2001年的《托儿》是陈佩斯制作的第一部话剧。投资前，制作人告诉他，这个话剧可能赔30万。他咬着牙说：“我投，我做。”

　　陈佩斯没拉赞助，因为知道赚不了钱，怕骗了朋友。当年，他恰好拍了一个广告，广告费全投进了话剧。陈佩斯算过账：如果把自己演一场话剧两个小时的时间分切成四份来做小品的话，可能一场就是十万八万；全剧组三十多人赚的钱，不如他走穴二十分钟赚的钱。

　　他回忆说：“我做话剧时，已无所谓悲喜，电影不太好，我的喜剧实践活动又不能停，所以选择话剧。至于能不能赚钱，无所谓，这是真的。”

　　《托儿》的编剧王宝社也是《王爷与邮差》的编剧。之前，王曾写过一部话剧叫《让你离不成》。陈佩斯看过剧本后，很想演。但王宝社觉得男主角“指导员”的形象实在不适合陈佩斯。于是，他跟陈佩斯聊起了《托儿》。

　　陈佩斯立刻说：“你去我山里的家住一段，马上给我写出来。”此前两年，陈佩斯几乎跌入演艺生涯的谷底。影视公司难以维持，不上春晚，也没有太多商业演出，他曾跑去延庆的山里种树为生。《托儿》的首笔资金是种树赚来的35万元。

　　“陈佩斯是一个戏虫，他许久不演戏，会有戏瘾，如果我不能马上给他写出来，他会一直跟我闹腾。”王宝社说。

　　《托儿》首演当日，陈佩斯很紧张，他上一次站在话剧舞台还是1976年的《于无声处》。王宝社看到陈佩斯一个人，坐在剧场角落，默词，谁也不搭理。演出开始十分钟后，用王宝社的话说“他缓过来了，活灵活现，完全放松了”。

　　对于重上舞台，陈佩斯有过感慨：“当你抖了一个包袱，观众笑了。你满足了。当潮水一般的笑声涌出来时，你再把新一轮的包袱扔出去，它再回来……这事太享受，太享受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比得上演喜剧带给演员的快乐。”

　　《托儿》第一轮演到三十多场就已收回了投资，全国巡演下来，票房累计4000多万元，成为当年最卖座的话剧之一。

　　话剧《托儿》给了陈佩斯极大的信心，他跟王宝社说：“你不用量体裁衣，这次想怎么写就怎么写。”2003年《亲戚朋友好算账》，是王宝社和陈佩斯合作的第二部话剧。王宝社定义这是一部“心理喜剧”。演完后，陈佩斯问：“哥们，这次能给我打多少分？”王宝社说：“《托儿》，我给你打90分。这部话剧你的表演顶多65分。”

　　可是，《亲戚朋友好算账》也没有赔钱，第三部话剧《阳台》是陈佩斯第一次尝试自编自导自演。最初灵感来源于陈佩斯看到很多民工为城市建设做了很多贡献，却没有名分。“这让我心有不平。我的喜剧是表象背后一定要有很深刻的社会危机做动力，催动喜剧结构发展。”

　　剧本筹备时，陈佩斯窝在山里创作。写到一半时，他把王宝社拉到山里提意见，一进屋，看到床边摆满了方便面、火腿肠。陈佩斯说他要再住半个月，把剧本一口气拿下。王宝社问：“你这是什么啊？”陈佩斯说：“那你提提建议？”王宝社开始一二三四地分析，刚说到一半，陈佩斯立刻挥手打断：“别说了，别说了，我明白了。”

　　第二天，陈佩斯中断剧本写作，开着车拉王宝社回到城里。王宝社告诉记者：“他没有让我说完，因为他全明白，他的喜剧直觉极好，他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写下去了，这不是个‘东西’。”

　　跑码头的话剧人

　　自1998年春晚后，朱时茂和陈佩斯鲜有合作。朱时茂开过投资公司，迷上了高尔夫球、客串电影主持，昔日的“王爷”依旧潇洒。陈佩斯也还是陈小二，穿着布鞋，马褂，光头，以每年推出一部话剧的速度，在舞台上打磨时光。

　　朱时茂说：“我佩服佩斯，他耐得住寂寞。”

　　话剧是体力劳动，在拍《亲戚朋友好算账》时，陈佩斯规定演员一年不能请假；2006年重拍《托儿》时，一个月下来，他痩了6斤。为拍新戏《雷人晚餐》，他每天工作11-12个小时，形容自己已经“苟延残喘”。

　　从《阿斗》、《老宅》到2011年的新戏《雷人晚餐》，陈佩斯几乎都亲力亲为。他五十岁，胡子已花白。和他搭档过的年轻演员说：“陈老师有时记不住词，自己请罪，请我们吃饭。”

　　陈佩斯说：“舞台喜剧是这一分钟你不过去，观众就一分钟冷场，怎么办？我必须把场子搞热。为了降低成本，主角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我也花不起钱请大牌搭档。”

　　陈佩斯的朋友知道，只要陈佩斯接拍广告了就一定是要排话剧了。拍《阳台》前，有一个奶制品广告找上门、陈佩斯佯装摆谱说：“拍广告啊，不行，我没时间。”其实，心里在想：“阿弥陀佛，千万别跑了。”

　　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鲁豫问他：“你陈佩斯排话剧还缺钱啊？”他立刻扭过头，有些不高兴地说：“我当然缺钱了，我是一个民营公司，不拿纳税人一分钱。饭都是我一口口吃的。”

　　他的世界

　　陈佩斯很老派，不够时尚，很节俭：一年四季马褂不离身，脚下永远是一双懒汉鞋。冬天穿袜子，夏天趿拉着。他公司的员工说：拍戏时，陈佩斯里头穿一件白衬衫，上半身看着平整，掀开外衣，腰眼是一个个的小窟窿。

　　创作小品《王爷与邮差》时，碰到瓶颈卡住了。朱时茂建议去打高尔夫球。陈佩斯不打，在一旁跟着边走。朱时茂问：你为什么不打？他说：费钱。

　　1980年代，陈氏父子是中国最早的独立制片人。陈佩斯回忆：“我父亲很正直，绝不会想承包一个剧组，然后在里面黑点钱，也不会和投资方说用100万，结果花50万，他不愿意担这种恶名。”

　　这个演艺世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对外绝不谈妻子。陈佩斯曾半开玩笑地说：“这么多年了，谁知道我妈是谁啊？”认识陈氏父子多年的北影导演王好为评价“佩斯和父亲陈强性格相似，绝不会阿谀奉承，非常正派”。

　　1990年代，被电影伤透了心，转做话剧时，陈佩斯曾说：“我知道那些潜规则。所有想成功的人首先都要蹚浑水。这些人能适应这个社会，我不行。同样是鱼，种是不同的。我还是清者自清，找一个能适合我的地方去生存。人都是动物，动物这个词第一个字就是‘动’，我做话剧纯属人的本能，为了生存，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不过，我现在非常快乐知足，我的创作和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干我爱干的事，而且还可以赚到钱养家糊口。”

　　2008年北京台春晚，陈佩斯表演的小品《陈小二乘以二》最后一个镜头是：他拉着板车，身后的大屏幕构置出一幅北京胡同的景观。他吆喝着：“走，回家去了。”嘴里哼着：“墙头开满喇叭花，百花深处看月牙……”的民谣小调，缓缓走入胡同深处。

　　小品策划史航告诉记者：“其实删掉结尾这段戏一样是完整。但大家都觉得还是应该留下，对陈佩斯来说，这么多年了，一定有很多话想在小品里说出来。这个结尾是陈佩斯在解读自己：‘我不为谁而拧巴，我不要扮演那些拧巴的人。我现在过得很舒坦，我看开了。’”

　　史航曾去过陈佩斯的大道影业公司，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陈佩斯的一幅书法作品，郑板桥的《沁园春·恨》：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史航说：“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小品有赵本山，电影有冯小刚。两道大幕拉开，发现屏蔽了一张王牌：陈佩斯。他就像一个货郎，一场场的演话剧，在此地就不在彼地。我感觉他很孤独，但至少有成就感。”

　　2000年，姜文拍《鬼子来了》时，邀请陈强饰演其中“刽子手”一角。陈佩斯看过剧本后，跟姜文说：“你应该找我演。我非常懂你的戏。”

　　这些年，陈佩斯几乎不接影视剧，除非是“拗”不过朋友。前不久，导演王好为拍《徐悲鸿》时，陈佩斯客串了巡警一角，王好为评价说：“只有两场戏，但演得非常好。”今年贺岁，朱时茂执导的电影《戒烟不戒酒》让十年不拍电影的陈佩斯“破了戒”。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感慨：“以陈佩斯现在对喜剧的研究，个人的理论水平，喜剧素养，不重返电影，是一大损失。”

　　这些年，很多人都问陈佩斯：“你什么时候出书？”陈佩斯说：“我还没死，不出书。那么多写的人，都在找死。”

　　每当想到陈佩斯，史航就会想起《茶馆》里的常四爷。因为“这两个人很像，都是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

　　2011年央视春晚已通过了终审，作为本届春晚语言节目类统筹，王宝社不断接到记者电话问：“陈佩斯上春晚吗？”前几日，央视领导找他：“如果陈佩斯找你，我们要认真对待。”

　　对陈佩斯来说，春晚是太遥远的舞台，他曾说：“为了观众，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委曲求全了十年。一旦了断了，义无反顾，再也不去考虑这事了。我曾在舞台上为这个国家费尽心思，却连著作权都没有，我是受着几倍的折磨。”

　　2011年1月3日，北京世纪剧院，是他的新作《雷人晚餐》最后一场演出。那是北京最冷的一个冬夜，门口的票贩子摇晃着手中的票，冲行人大喊：“难得了，难得了，看陈佩斯的绝唱。”

　　那日，父亲陈强坐在台下，93岁的老人看完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演出。散场后，他走进后台，告诉儿子：“我还是想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