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a是一个负数则下列:恽仁祥：谈谈“升官”不发财

 前些天，看了互联网关于陈永贵同志的一篇报导“陈永贵给我们今人的启示”，让我想起写“升官”不发财这篇文章。“升官”不发财，这一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名词，就发生在被走资派、反动官僚、资产阶级文人骂“臭”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文革现统称为10年，这10年中，“升官”的人不少，也包括本人在内。但“升官”不发财，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在此，摘一段上述互联网报导陈永贵同志的内容：“堂堂副总理没有城市户口 也须挣工分。讲述到这里，马烽插入了不少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后，生活俭朴的细节:陈永贵的烟瘾很大，他抽烟有个特点，就是从进门点着第一支烟开始，就不断火。左手指夹着的烟刚抽了半截，右手已拿起另一支，慢慢用手捏烟头，挤出一些烟丝后，把那半截烟栽在上边继续抽。他做这些动作十分熟练，连看也不看一眼。一盒烟抽完，烟灰缸里只有一根火柴棍，连一个烟屁股也不见。陈永贵一天得抽两三盒烟。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不是“熊猫”就是“中华”。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六十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六十块提高到一百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三十六块钱。一百三十六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俗话说，谁家锅底没点黑，可陈永贵就敢于自揭家丑。陈永贵自己在支部生活会上说:‘我坦白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家里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要赶快还给人家……’。马烽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能够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按上述计算一下，陈永贵同志每月全部收入为60(注：文中说搬出钓鱼台后由60增到100，说明搬出前是文革期)加45元劳动工分补贴，共105元。比1957年以后大学毕业分配在军队工作的薪金多35元钱。1957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部队工作，定为正排级，开始为每月66元，1964年取消军衔后，改为行政21级，调整为每月70元，一直维持到毛主席去世。据传说：王洪文任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月薪为90元，相当当时行政20级的薪金。有传说吴桂贤同志调中央任副总理后，都不敢吃“小灶”，因她的薪金还是西安纺织工的工资，吃不起。本人也有切身体会，岀差去三线工作，在某试验基地仃留时，对方很热情，招待吃小灶，一餐晚饭和早饭，一结算合到我半个月的伙食费，吓得我托词提前到基层去工作吃大食堂了。在三线工作四个多月，仅每天接待来访人员招待的茶叶、香烟(我当时抽烟，一般是大前门)，就出现150元亏空，回京后分几个月由财务从我薪金中扣除，为此老伴还同我闹了一场。因那时接待来访招待的烟、茶得自掏腰包，不能报销。陈永贵同志招待来访人员吃饭自掏腰包完全符合当时财务制度。

想起1949年解放初，农村村干部，没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真没人愿干的。因为沒一分钱补贴，有些村干部是组织上反复做工作，动员起来担任的。像我当时虽任镇(乡)团书记，是沒有工资的。由于我兼区粮库总会计、总保管，每天有4斤大米的补贴。那时一个农村青年，一天有四斤大米的收入，真感到太心滿意足了。乡里的党支部书记、乡长、财粮员、民兵中队长四人享受供给制，后成立人民公社后，都规定必须参加一定天数的农业劳动。

这些年，经常有同志问我毛泽东时代人大代表有多少补贴？我如实回答：沒有任何补贴。即便人大开会期间，除农民代表外，一律按规定交粮票和钱票。像本人，每天交1斤粮票，4角钱；像钱学森同志高级干部，每天交1斤粮票，1元2角钱。另外，在大组会讨论时，喝开水免费外，有喝茶水习惯的，大会议桌中央有一盘子，里面放着些小包茶叶，盘中有个标牌：每包1角钱。整个会议期间，除选举的那次大会，因当时开票都是人工开票，需较长时间，大会免费招待一餐晚饭，实际是一个大火锅，里面最高档的莱是鸡腿，另外有点心为主食。平时，每晩10点以后，每人有价值4角钱的免费夜宵。

尽管那时“升官”不发财，但绝大多数干部的干劲很足，用日以继夜地苦干并不为过。就本人而言，白天上班开会、处理工作，排得滿滿的；晚上大多时间开会，会后还得把该处理的事处理完，接着看当天报纸、两本大参考，还得看点政治书籍，一般很少在深夜12点前能休息。爱人和孩子调来北京后，至今老伴、孩子常唠叨：说我从沒有过问过孩子的学习，从沒陪老伴、孩子看一场电影，更不用说戏剧。那时我人瘦得仅92市斤。但精力旺盛。在那么繁忙的情况下，能利用时间发明了被称为：全新概念的相控阵特巨型预警雷达，不仅解决了原国、内外预警雷达不利实战(不能机动)、维修费特高(三年的维修费相当生产一台新雷达)，而且为人民不知节省多少亿人民币的开支。即便退休后，我义务帮农民把飞机搞上了天，美、英、日、新加坡等国媒体报导了这个消息，囯内人民日报等许多媒体都作了报导，北京日报和广播台报导中还点名报导了：国防科委退休干部，恽某……一段话。那时的干部绝大多数都同我一样干劲十足，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用现代人的观点，度什么呢？那时既无技术职称、又无军衔，而对“升官”不发财，不仅无怨言，而认为应该是这样，这才叫共产党、才叫干社会主义！如果把人格、知识当作向人民讨价还价的本钱，还叫共产党员、干社会主义吗？坦率讲，我们这代人的绝大多数，从来就没有去想“钱途”，首先想到的总是人民、党和毛主席对自己的培养，总感到报答不了这些培养。尤其像我这类农村出来的，只要吃饱、穿暖，孩子能上学、有工作就心滿意足了。所以，我认为毛主席取消军衔和技术职称、“升官”不发财太高名了。让我们这代人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一生，都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毛主席、共产党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人类共产主义事业了。

然而，毛主席去世后，大概因为“升官”不发财不符合走资派的“经济法则”，所以陈永贵等同志不仅被走资派罢了官，还被批判到了“臭不可闻”，这些内容众所周知，就不摘抄了。走资派提倡一切向钱看、升官又发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是，现在有些事，让我们这辈人看了太可笑而可悲、可恨，比如现在竟有人化1300万买个村“官”，许宗衡化巨资到北京买个深圳市长，更有人不惜手段弄虚作假骗个“院士”、“博士”、“教授”、“将军”之类；甚至有些人不惜手段捞几亿、几十亿、几百亿横财，……。难道这些问题，同当今提倡升官发财、肉麻地吹捧“院士”、“博士”、“教授”、“将军”…无关吗？！我们一些休息了的老年人在一起，经常为这伙捞钱人感到恶心、可笑、可悲！为提倡、宣扬推行这些歪门邪道的党和政府感到可恶！搞到了古今中外最无法最腐败的党和政府，还不该可恶吗？！

有的老同志说：现在房子住得小小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的(房子小，只好乱堆)，而身体健健康康的，是最幸福的。我给补充一句：拿了离退休金，更应坚持社会主义，不忘反修防修，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才不亏来这世上走一次，才是最幸福的！我很高兴地说：我休息至今，写了捍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批走资派、修正主义、卖国贼的文章，约100多篇，总计约130多万字(不包括草稿和废掉的)，其中绝大多数受到同志们的热情鼓励，有些被一些党报、知名报纸和许多互联网转载，有些为国外转载。有些熟悉我的老同志说我身体很好、反应敏捷，不会得老年痴呆了。我告诉他们，自从不让我工作后，我的体重由92斤增加到120市斤几十年不变(身高1.64米)，血压一直维持在80至130多，心跳一直维持在约68次/分钟，睡眠维持在不少于7小时(含午休半小时)。所以我说：房子小(够住)、东西堆得乱(到处是书)、心情舒畅，天大的事都能对付，坚持社会主义，反修、防修不止，适当锻练，营养合理，是欢度晚年的选择。养成这种心态，我重申：应当感谢毛主席取消军衔制和技术职称，提倡“升官”不发财。从而，培养了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人生观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代人最牢记的一句名言：不比个人财富，而比对人类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