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章栓:原来日本是由于古代中国内乱产生的难民建立的国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0:24:06
中国在古代是一个内乱连连的国家,而中国周遍国家包括日本的产生跟中国的内战是脱不了干系的。
先不说徐富在秦汉年间,就开始有中国人大量移居日本。首先在秦始皇的铁骑横扫六国时。旧燕国和齐国民众为逃避战乱,分两路逃亡日本:北路是燕国人由东北到朝鲜半岛再渡海到日本,南路是山东半岛的齐国人直接渡海赴日本。其次在在西汉武帝时期。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灭卫氏朝鲜政权,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乐浪等四郡。大量汉族人民随之移居四郡,其中有一部分不断往半岛南部迁移,直至跨海到达日本。再次是东汉时期。此时中日之间终于建立了正式的官方联系。
再有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最大的难民潮也就是这个时期才时日本有了建立国家能力。

  在四世纪末和五世纪初以及五世纪末,中原人民为躲避战乱,大规模迁徙日本群岛,形成两次日本史书称之为“归化人”赴日的高潮。主要祸根是由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所引发的百年内战(史称“五胡乱华”),长期极其残酷的民族仇杀使大陆汉族人尤其是中原的衣冠望族不堪忍受,开始了向四周大规模迁徙的浪潮:主要是南迁江南,其次是由东北逃向朝鲜半岛,南北两路难民都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最后去了日本。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日本早期史书中,对这段时间大量来自大陆的归化人到达日本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载。在日本文书中常被提到的汉族“归化人”的代表,有弓月君(秦氏)、东汉直(刘氏)、西文首(王氏)等人。他们大都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汉族“归化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人常常自称为秦始皇或汉高祖的后裔。例如,弓月君及其所率领的秦人,自称为秦始皇的后裔;阿知使主及其儿子都加使主率领的汉人,自称为汉灵帝的后裔;身狭村主青又自称为吴孙权的后裔;再晚些如司马达止等则自称为南朝司马氏的后裔等等。
  
  从上面的历史事件看来就是古代中国中原地区的政治动乱,都会造成大批的集团性政治移民,直接或间接地涌向周边地区。中国古代的集团性政治移民,本身都拥有高度的文化水平与生产技术,因此也就成为优秀的汉文化传播的媒体。由于古代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都还处于人口稀少的荒凉的半原始社会状态,因此也就成为承受中国政治移民的托盘。古代中国从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交,是中国历史上首次长期大动乱时代,从那时候开始中原的政治难民就开始往朝鲜半岛,往日本列岛大迁徙;魏晋南北朝时代又是中国史上第二次长期大动乱时代,在那个动乱的时代里,由于中原皇朝丧失了维系东亚国际秩序的朝贡体系的能力,导致了北方,东北,西北等各地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所谓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等等,分裂割据,长达四百年左右。
  原来在日本产生时期,中国就是战乱不断的国家,由于不断的战乱和受外族的侵略产生的大量的乱民涌向日本,才产生日本这样的国家,还有后代帮助日本启蒙的明末思想家朱瞬水之留也是由于明朝灭亡而流亡于日本启蒙了日本的。

        日本最早智人属人种,末次冰期之前是小矮人,和非洲丛林俾格米人、印度洋安达曼群岛上的小矮人一个物种,不单日本,台湾,东亚外围群岛包括东亚大陆在内,小矮人都是最早土著,当然非原生的,由非洲迁移而来
  
  末次冰期一万年前结束后,棕色人种的一个分支虾夷人,可能是受到大陆其它棕色人种的压迫,被迫迁移列岛,迅速淘汰原始小矮人族群,他们的到来标志着列岛文历史序幕的开启,日本开始进入绳纹时代。
  
  绳纹时代后期,一个北亚人种的通古斯部落开始可能受气候变冷打击,自堪察加半岛一代向南迁徙,先落脚库页岛。也可能沿千岛群岛一线,涉宗谷海峡进入北海道,再涉津轻海峡流窜到本州的出羽、越前一代。前3世纪末,第二支移民,很可能也是通古斯人或者通古斯和百越融合而成的东夷人,自朝鲜半岛越对马海峡南迁列岛,先由九洲北部登陆,然后以九州为基地向东经略,逐渐占据本州岛的出云和越后,他们由大陆带来金属器具和稻作技术,淘汰原来刀耕火种的土著生产方式,日本开始人种和文化上的嬗变,进入弥生时代,而弥生时代得到来也是列岛步入文明门槛的标志,弥生时代开启时,列岛上的土著虾夷人种群估计已经不下十几万了。
  
  在两波次的通古斯部落南渡日本发展,建立多个部落政权,和虾夷人争夺领地并相互混战500年后,也就是纪元后3世纪末、4世纪初,又有一大批通古斯部落在大陆混不下去了,带着战马和铁器自朝鲜半岛渡海而来,这部分通古斯种群人多势众,善于骑马征战,能踢能咬,战斗力指数强悍,他们先占据大和地,然后向外扩张势力,征服原通古斯部落和虾夷人(毛人国),这就是传说中的“神武东征”。由此,日本进入大和时代,又称古坟时代。6世纪时,大和国已经基本上完成除北海岛和本州东北外日本主体的征服,当然,这种征服是建立在对虾夷人残酷的种族清洗之上的。
  
  日本的国家蓝本就是大和时代奠定的,天皇家族也是出自这批通古斯移民,至于后来的归化人,也多是由朝鲜迁移来的秽沫、三韩一路的,还有后来渤海灭国后逃难而来的靺鞨人,和汉民族没几毛钱关系的
  
  无论从历史演进还是语言上判断,日本民族根本属性都属于通古斯,准确说在多次种群替代进程中融合了大量小矮人、虾夷人基因的通古斯-南岛杂交一脉
  
  历史上不排除有汉人避祸东瀛,但决不是日本的主流,汉人基因也构不成对日本通古斯属性的颠覆。所谓的徐半仙的童男童女、齐人渡海之说,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虚妄之谈。徐半仙前3世纪末出海,到了哪里目前还是个未知数,但决不会是日本,日本8世纪初有自己的文字,而最早接触汉字是纪元后3世纪末期,假如徐半仙真的如传说中的那样临幸列岛,并取得日本社会最早交配权的话,那汉文明和汉字早在那里普及开来了。同样,齐民也不可能大举东渡日本,齐亡后,部分贵族逃到临近大陆的海岛上,不臣于中土,所以有田横五百之悲壮精神传世,但未尝有齐人化身倭民之说
  移民”的概念是日本史学界的“禁忌”
       “移民”与“移民国家”这两个名词是日本史学界最忌讳使用的名词,可能是日本史学界的“禁句”!因为一公开肯定“移民”或“移民国家”这一历史概念时,无疑地等于公开否定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所灌输的单一民族国家与皇国史观教育的宗旨。因此日本史学界对于古代日本国家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大陆移民”,回避使用“移民”一词,基本上都使用出典于《日本书纪》、《古事记》等日本古代官编“正史”用语的“归化人”或“渡来人”。所谓“归化人”或“渡来人”用白话说就是“移民”。“归化人”这个用词本身带有一种“自大意识(对外)”与“愚民意识(对内)”。这也是日本史学界固执于使用这个专有名词的本意。所谓“归化人”的称法,实质上只不过是带有浓厚“华夷思想”(日本称之为“中华思想”)的古代日本老一代移民的统治阶层,称呼新一代移民的一种叫法而已!“归化人”这一古代“大陆移民”的概念,在19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皇国史观”盛行的年代下,成为日本国粹主义者鞭尸的对象。二次战后,史学家关晃才站出来为“归化人”平反。主张“归化人”(大陆移民)是古代日本国家建设过程中,贡献最大的功劳者〈注4〉。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定后,为顾及日韩关系正常化后的韩国国民感情,日本学术界才改用“渡来人”这个不太具有民族差别意识的专有名词来取代“归化人”一词。
      
      日本古代千年移民史
      古代的日本海岛可说是个荒岛!根据人口学家小山修三运用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方法演算出“绳文时代人口与人口密度表”,并得出了下述的结论:公元前200年以前的绳文时代(秦汉时代以前)日本海岛上的原住民(绳文人)人口,平均只在十万人左右,也就是几近于一个荒岛。而其文化仅为绳纹土器文化!公元前200年以后的弥生时代(从秦汉到唐宋),弥生人(外来移民)的人口则呈直线地上升,相当于中国汉朝时期日本海岛的人口约增加到六十万人左右,到了唐朝时期则达五百四十万人左右。人类学家埴原和郎运用人口增殖模式演算法,参照小山修三的绳纹人口表数据,推算出从BC300年到AD700年千年间,日本外来移民人口几乎高达一百五十万人。那些外来移民(弥生人)再加上他们的后裔在内时,他们的总人口几乎是原住民(绳文人)的九倍之多。这个“埴原百万移民说”发表后震撼了日本史学界,成为日本古代人口变迁历史的经典学说,但也马上受到国粹派学者的围剿。
      日本史学界基本上也肯定:古代日本国家的形成,如果没有那长期的大批的而且优秀的“归化人(大陆移民)”,传播进来各种先进的“汉文化”与生产技术的话,古代日本的文明开化将不知道还会再落后几百年?另外关于日本古代民族的由来及国家的形成,日本史学界也存在有“骑马民族征服说”及“外来朝廷”起源说等等外来政权说。再加上日本古代的大和朝廷时代与朝鲜百济王族的长期姻亲关系,足以充分说明古代日本是个移民国家的本质。简单地说:古代日本国家是“大陆移民”所建立的“移民国家”。所谓“大陆移民”并非专指“中国移民”,而是广泛地指从东亚地域移民到日本海岛上的“古代人”。但其中主要还是汉人、朝鲜人以及其他东胡人等等毗邻于日本海岛的周边民族。从成书于公元815年的古代日本统治王朝的氏族系谱《新撰姓氏录》中,更可看出当时的统治王朝是一个外来的“移民王朝”。
      如果从文化的传承角度看,主要是汉文化的移民起着主导地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写着:倭人“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又《晋书》写得更清楚,说:倭人“自谓太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太伯”就是《史记》上〈吴太伯世家〉的周太王(公元前1100年)古公覃父长子太伯。当太伯探知父王要传位给末弟季历后,率弟仲雍二人流亡东夷的荆蛮之地(据《史记正义》考为今之太湖北岸的无锡一带),并随从当地荆蛮(倭族)文身断发之习,荆蛮感其义,归而崇立为“吴太伯”。春秋末期(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吴越争战,部分太伯后裔又辗转流离到日本海岛定居,成为后来东汉光武帝时的“倭奴国”及魏明帝时的“邪马台国”的祖先。“大夫”为汉代的官称。汉光武帝以后,“倭人”开始入贡,享受“大夫”待遇,因此《魏志倭人传》与《晋书》才那样记载。从这些文献史料看,不难看出当时的日本女王国“邪马台国”在民族与文化的传承上,跟汉民族与汉文化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根据日本古代移民历史研究的领衔学者上田正昭的研究指出:古代日本长期大量移民迁入的时期,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以至公元七世纪,前前后后,将近千年岁月的漫长移民历史。其间高峰期有四:首批大量移民是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其次是在公元四五世纪之交;再次为五世纪中期到六世纪初期;接着就是七世纪中期等四个阶段〈注5〉。如果将这四大移民时期用中国朝代相对照的话,就是:首次大批移民始于秦汉之交;其次为魏晋时期;再次为南北朝时期;最后是在隋唐之际。上田正昭的这个观点,点出了古代东北亚国际间政治社会联动的移民关系。但可惜的是他在这观点上没有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分析。
      
      中原动乱激发周边民族国家的崛起
      上述这种中日间的历史连动现象,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古代中国中原地区的政治动乱,都会造成大批的集团性政治移民,直接或间接地涌向周边地区。中国古代的集团性政治移民,本身都拥有高度的文化水平与生产技术,因此也就成为优秀的“汉文化”传播的媒体。由于古代的朝鲜半岛与日本海岛,都还处于人口稀少的荒凉的半原始社会状态,因此也就成为承受中国政治移民的托盘。古代中国从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交,是中国历史上首次长期大动乱时代,从那时候开始中原的政治难民就开始往朝鲜半岛,往日本海岛大迁徙;魏晋南北朝时代又是中国史上第二次长期大动乱时代,在那个动乱的时代里,由于中原皇朝丧失了维系东亚国际秩序的朝贡体系能力,导致了北方,东北,西北等各地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所谓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等等,分裂割据,长达四百年左右!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倭国)等等东北亚周边“民族国家”也都在这一时期形成。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摆脱不了汉文化的影响,因此研究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非得着眼于中国与东北亚的历史演变关系不可。
      
      汉武帝殖民朝鲜半岛开启东北亚文明开化的契机
      
      
      古代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体是凭籍政治性的征服统治与移民。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灭汉裔的卫氏朝鲜政权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乐浪等四郡,开始直接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开启了朝鲜半岛汉文化传播的文明开化的直接契机,同时也带动了汉文化间接向半岛南端以及日本海岛等周边地域传播的作用。因此约在那150年后的公元57年(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日本九州北部的“倭奴国”才开始到汉皇朝驻半岛上的行政机构“乐浪郡”进贡求封。请留意!后汉时期的“倭奴国”还只是一个氏族部落政权,而不是成熟的国家,而其朝贡,只到当时汉皇朝统治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而不是到汉皇朝的京都洛阳城!这个史实基本上能回答上述“汉代时候日本已经开始通中国了,没有过洋大船日本人怎样过来?”的提问。因受汉文化的洗礼和薰陶,约再过200年后,中国的史书《三国志》在《魏志》中才开始为“倭人”立传。这标志着当时东亚朝贡世界中心的中国皇朝开始认同当时日本的女王国—邪马台国,在以中国为中心的维系当时东亚国际秩序的朝贡体系中的国际存在地位。从《三国志》以后,中国各朝代的正史,诸如:《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等也都相继在《东夷传》中为“倭”、“倭人”“倭国”、或“日本国”等立传。
      
      日本的国家雏形始于南朝的宋
       日本的国家雏形(大和朝廷)形成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宋代。从中国的正史看,在《晋书》以前的史书,包括《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还都称当时的日本为“倭”或“倭人”;而在《宋书》以后的正史中,除了《梁史》外,诸如《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等、则都一改“倭”或“倭人”的称谓,全都改称“倭国”或“日本国”。《新唐书》以后的《宋史》,《元史》,《明史》等等正史更不用说基本上也都称“日本国”,或“日本”。古代中国的史官运词用字都经过严谨考究,从“倭”或“倭人”转变为“倭国”或“日本国”的政治概念,标志着古代日本国家体制实质的演进过程。因此可说古代日本国家的形成阶段是:东晋以前(五世纪以前)日本尚处于从氏族联合政权过渡到早期国家的阶段;而南北朝后期到隋代时期(六世纪末)日本才逐步演进成为成熟国家。唐代初期,公元约七世纪初,日本才正式演变为东亚国际社会公认的独立国家。因此笔者才总结出:古代日本是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大动乱期间,形成起来的“移民国家”这一基本观点。
      
      隋朝以前的日本还没有文字
      
      
      
      古代的日本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记载最详尽的史书首推《魏志倭人传》,此外诸如《晋书》、《隋书》等也有下述的记载:
      
      《晋书》写着:倭人“不知正岁四节,但计秋收之时以为年纪。”,这段史料记述说明了公元三四世纪以前的日本社会还不懂得使用日历!
      
      《隋书》写着:“夷人不知里数,但计以日。其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于海。”这段史料说明了古代日本社会还缺乏具体的空间距离概念!
      
      《隋书》还写着:倭国“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於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这段史料说明了随着佛教经过朝鲜东传日本时,中国的“汉字”方始正式传入日本。(注6)
      据日方文献研究,佛教是在公元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因此那以前的古代日本尚处于一种没有文字,没有日历的社会状态。日本最古的官编正史《古事记》、《日本书纪》是汉人史官仿效中国编年体史书的体裁,用“汉字”写成的,成书于公元八世纪初。但由于欠缺正确的年代记录,加上其内容摆脱不了神话与传说故事的叙述范筹,因此作为“正史”的意义不大。缺乏史料是日本古代史实证研究的最大难题,因此也是形成日本史学界古代史研究“重论轻证”的基本原因。但好在中国古代历代皇朝的正史,对周边国家的动态都有为之立“传”的习惯,正好可填补日本本身缺乏文字历史的空白。《宋史》以前的各朝正史中的“倭人传”、“倭国传”或“日本传”等等都成为解读日本古代历史动态与国家形成的关键史料。
      
      明治以后从实证史观变质为皇国史观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史学界也引进了欧美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从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等各种学术角度,对日本古代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诞生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实证性的丰硕成果。关于日本民族的形成,从《日本先住民族论》展开到《日本人种论》,总结出了:日本绳文时代(旧石器时代)的先住民“绳文人”不是现代日本人的直接祖先;弥生时代(新石器时代)从大陆移民进来的“弥生人”才是现代日本人的祖先。同时也归纳出了:日本民族是多民族的混血民族。这些学术研究的成果,客观地说明了日本古代是个移民国家的本质。但是到了一九三十年代的军国主义时代,由于这些研究成果触犯了“皇国史观”而被全面否定。取而代之的是神话传说性的单一民族的“天孙民族说”与“神武创业说”等“政教合一”的“神国主义”史观。在当时日本军宪的高压下,同时还制造了“津田左右吉事件”等历史案件的文字狱。至于古代日本国家的诞生时期基本上倒公认为成立于公元七世纪初(隋唐之交),这一观点倒没有否定的争议观点出现。
      
      战后的学术美谈:骑马民族征服说
       战后在美国占领政策下,重开学术自由研究的机运,一时古代史研究又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其中独树一帜的是1948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考古学家江上波夫所提出的《骑马民族征服说》。这学说本质上就是一种“大陆移民说”。如果从“移民”的历史观点去探讨的话,这学说就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等欧洲大陆移民涌入北美洲后,于十八世纪后半叶独立建国的“美利坚合众国”一模一样,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移民国家”。
       这学说在当时对刚从皇国史观解放出来的日本史学界,无疑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就因为该学说能填补日本史学界所谓“谜团的四世纪”的一些空白,同时该学说中的确也有不少立论正确的考古观点颇具说服力。因此该学说也拥有一些信奉者,并且还有所谓“新骑马民族说”以及“大和国家是渡来王朝”等等推论性的学说出现!不过该等学说的立论观点都是站在纯虚构的“征服王朝”观点上,乖离了史实范围,缺少实证性说服力,因此仅成为学术界的美谈。但如果从“移民国家”的角度看待这类学说时,则有很多现实意义的共同观点是相一致的。因为该等学说的基本概念都在强调: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是肇因于外来因素,因此实质上也就是一种“移民国家论”。
      
      公元413年(东晋末年)“倭国”正式成立
      从中国《晋书》的记载看,自西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到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间,中日官方中断了近150年的交流纪录。就在那空白的150年间,由于中原晋皇朝的势微及衰亡,丧失了继续维系东亚国际朝贡秩序的功能,导致了高句丽,百济,新罗及日本(倭国)等等东北亚周边民族国家的崛起,同时也引发了日本(倭国)与高句丽在半岛南端展开了一场势力范围争夺战。就在那动荡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正史《晋书》安帝纪上记载着:“(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晋书》上的这段记述,初看起来好像很平常,但仔细考究之后,且发现不平常!《晋书》对当时日本的称谓由“倭人”提升为“倭国”,并且与“高句丽”齐肩并列!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标志!
      这个“公元413年”应该就是“倭国”(大和朝廷)正式登上当时国际舞台的年代。《梁书》列传及《南史》列传也都记载着:晋安帝时“倭王讚”遣使朝贡的记事。因而可说“倭王讚”就是那“倭国”(大和朝廷)的创建者。再从后续的《宋书》记载看,倭五王的首位“倭王讚”在他公元438年去世之前,于421–430年间曾频频四次入贡。如果从在位的年代进一步推论的话,这位“倭王纘”正是《好太王碑文》上所记述的,于公元391- 404年间,派兵与高句丽的好太王在朝鲜半岛南端展开势力范围争夺战的“倭国王”。从半岛败退撤兵后的倭王讚,可能意识到京城筑紫距半岛过于近,高句丽的威胁过大,因而才有“东迁”之举。这么说,这位“倭王讚”可能就是那位《日本书纪》上所说的“神武东征”的“神武天皇”啦!这是我的推断,是否讲得通?乞请批评!
      倭王讚(在位约40年左右)之后,《宋史》上记载着倭王珍(在位6年)、倭王济(在位18年)、倭王兴(在位18年)及倭王武(在位约26年以上)等四世倭王也都相继频繁入贡。从倭王珍开始都自称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韓、慕韓”等六国诸军事的使持节(晉代的总督官称)、安东大将军及倭国王等等官衔。从这问题的侧面看,足以显现当时的代代倭王,对于在朝鲜南端的失地,是耿耿于怀朝夕难忘!倭王武更加敌忾万丈宣誓要收复失地!当时日本(倭国)从半岛南端撤出后,反而加强了那以后倭国本身内部的统一。从倭王武于公元478年(宋顺帝昇明二年)上表文中可看出,当时倭国的统一事业,基本上都在“倭王讚”一代中完成的大业。这段史实显示了当中国进入南北朝大动乱时代,东北亚的周边国家也兴起了一场势力范围重整的争夺战。日本的国家雏形“倭国”(大和朝廷)也就在当时,公元413年这一年正式成立了。从这史实看,把“倭王讚”比作那位《日本书纪》上所说的“神武天皇”也可当之无愧才对!
      
      皇国史观解不开日本古代的历史谜团
       日本明治维新全盘西化以后,随着政治的“脱亚入欧”,历史研究也推进“主体史观”研究,极力排除古代以来中国色彩成分,也就是去中国化!树立“日本史”的独立体系。这一研究方针,基本上无可厚非,在明治时期里的确也收到了丰硕的实证成果。但进入皇国主义时期以后,极端的国粹主义者否定了日本与朝鲜及中国的历史关系,试图单纯使用皇国史观的《古事记》《日本书纪》解释日本古代史。但是机械地把日本史突出后,造成日本史与朝鲜史、中国史的断层现象,而无法解读日本古代史上的各种谜团。也就是说以日本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造成了日本史自成一个孤立的体系,而无法与东亚〈朝鲜,中国〉史有机地相结合,以致使得日本古代史研究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堕入于神话传说的迷雾中,说不清日本民族的起源及国家的形成的真像!目前日本史学界仍然存在着一股“新皇国史观”的强劲势头,进入二十一世纪的2001年日本前首相森喜朗还公然宣称日本是个“天神的国家”,而在日本的媒体上遗笑一时!更导致他早日下台!历史发展的规律,存在着主流与支流的派生关系,企图颠倒历史的本末,就难于从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去正确认识日本史的本末关系,反而容易堕入于似是而非的主观论断。这也是日本史学界在古代史研究上所遭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
      
      日本古代史的谜团有待中国正史去解读
       上述从公元266年到413年,中日间官方交流空白的150年间,日本史学界称之为‘谜团的四世纪’。因在那段日本国家形成的关键时刻里,日本本身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关于日本古代史研究,日本史学界全凭成书于那三百年后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又称《记纪》。但遗憾的是《记纪》本身且是欠缺历史年代价值的历史传说记事!以致使得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即客观又透撤的日本史学界,研究起日本古代史来且变得又主观又迷糊!也就是说日本史学界使用不同的历史衡量标准来对待外国史料与本国史料。对待中国的史料表现得极其客观甚至近于刻薄!但是看待本国的史料且又显得极度主观而又随意!使用随意性的假设,把神话及传说也都当着史实看,有意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就是日本古代史都是谜团!以致到今天在日本史学界还存在着不少阐述不清的古代历史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是从明治时期以来就已开始争论了一百多年的老问题!诸如:邪马台国的位置究竟是在九州或是大和(奈良)?邪马台国后来是否消迹?神武东迁是否史实?南北朝时期的倭五王究竟是那几位天皇?等等。从这些历史问题的提法看,日本史学界基本上重视静态的历史研究方法!
      “邪马台国”是出现在中国正史《魏志倭人传》上的实际存在的“国家”,但成书于八世纪初的日本最早的正史《记纪》上且没有任何记载!“神武天皇”是日本开国天皇,但其开国年代且比“秦始皇”早四五百年!而且其年龄高达127岁!“倭五王”对南朝宋的入贡也是《宋书》上的史实,但《记纪》上也无任何相关的记载!在这种前提条件下,日本当局基本上仍然要求学术界根据《记纪》的记述,从事古代史的研究!因此日本学者也就想方设法要把《记纪》上的记述跟中国《正史》上的史料挂钩!以致处处出现“以论代史”,而不是“论从史出”的随意性牵强附会的论断现象!这就是造成日本古代史存在着无数讲不清的谜团的原因!但这是违背了历史研究不能随意假设的铁则!
       日本史学界基本上重视静态研究方法,而忽视动态研究方法。历史就像一条不断向前滚滚流动的长河,不断地向前流动。因此静态研究容易偏倚于片面,而忽视全局!由于偏重于静态研究,以及对《魏志倭人传》的偏好,导致对其他中国正史的忽视问题。尽管中国历代的正史,对同一周边国家往古部分的记述,存在有雷同之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都增添着必要的题材内容。《魏志倭人传》内容丰富文简意骇,的确是篇出色的历史史料。但其他中国正史中的倭人(国)传,也都能充分地反映出各个时代的日本形象。但是不知何故?日本史学界且很少引用!其实其中有不少史料都能提供解读日本古代史谜团的线索!
      譬如日本史学界认为三世纪的“邪马台国”后来从历史上消失了!但笔者却在《北史》上发现“邪马台国”并未曾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过!《北史》说:“正始中,卑弥呼死,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复立卑弥呼宗女台与为王。其后复立男王,并受中国爵命。江左历晋宋齐梁,朝聘不绝。”从这史料可看出以“邪马台国”为肇始的“大和朝廷”是一脉相承的政权!根本不曾中断过!又如《新唐书》的〈日本传〉记载着:日本古代“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号天御中主、至彦瀲、凡三十二世(注:应为二十三世,参照宋史)、皆以尊为号、居筑紫城。彦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为号、徙治大和州。”这段文献史料除了提供解读神武东迁的谜团外,同时也点明了“邪马台国”位于九州(筑紫)的线索。除外还提供了日本“天皇家”大约是在那五六百年前(即23世,平均每世约为25年左右),“移民”到日本的线索!日本史学界所谓的这些“谜团”,在中国古代正史上不是写得一清二楚吗?为什么还要花费百年以上的工夫争论不停呢?而且还争不出一个结论出来!读了这些中国的正史史料,笔者心头油然涌上一股无比钦敬的心情!以司马迁为首的古代史学家实在太伟大了!中国的古代正史不但为本国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同时也为周边国家记下了难得的纪录。这些中国古代《正史》真有必要申请为“世界遗产”!
      
       根据上述观点笔者准备综合介绍日本史学界有关古代移民历史的研究成果,然后再运用中国的正史相关的史料以及朝鲜的史料《百济记》、《好太王碑文》等等客观的史料整理一篇实证研究的《日本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移民国家》的研究报告。
      
      
      〈注1〉《历史地理》杂志第五卷第二号,明治36年(1903年)2月1日
      
      
      〈注2〉《史学杂志》第26卷第5期,大正九年(1920年)
      〈注3〉《第11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7年, P.572
      〈注4〉关晃 著 《归化人》至文堂1966年
      〈注5〉上田正昭 著《归化人》中央公论社(1965年)
      (注6)汉字具体在那一时代传入日本,无据可考!但《晋书》上说:倭人“自谓太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足见汉代的“倭奴国”与三国时代的“邪马台国”都跟汉民族与汉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又从日本出土的汉代铜钱及铜镜等的铭文看,早期迁徙到日本的大陆移民的个别豪族,可能很早就带进“汉字文化”,只是还不普及到民间!《宋书》上文词华丽的倭王武的《上表文》〈478年〉,可说是日本古代汉字文化水平的极致!(注:学术界或疑该文经史官沈约润色!)。又《日本书纪》“应神朝”(约当五世纪中叶?)也记载着:百济人儒学者阿直岐、王仁等也先后渡日,并带去《论语》《千字文》等汉文书籍。可见“汉字文化”是大陆移民带进日本海岛的“移民文化”,而不是“日本原住民族”从中国引进到日本的引进文化!汉字文化圈主要是指中国、朝鲜、日本及越南等东亚地区。古代汉字文化的传播主要通过政治的统治与移民。在中国的史书上记载着:朝鲜的“箕子开国说”,日本的“太伯后裔说”,越南的“神农子孙说”等等汉民族移民史话。因此也可说:汉字文化圈实质上就是汉民族移民圈!因为是一种农耕民族文化圈!也就不同于游牧民族文化圈的蒙古、新疆与西藏等地区!尽管这些地区也毗邻中土!但却非汉字文化圈!另外如果从日本最古的官编正史《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文章水平看,如果不是世袭的汉人史官,是无法写出那种高水平的汉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