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旗舰店:政策与人才缺位 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紧箍咒？

政策与人才缺位 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紧箍咒？

● 陈迎竹（2011-02-08）

　　经营餐饮业的陈绵泰两年前在新加坡筹了一笔相等于人民币（下同）300万元（58万新元）的资金，准备汇到上海扩充业务，却在中国的监管部门耽搁了三个月以便“验资”。

　　出资者最终决定取消投资。陈绵泰在失望之余，也更深刻体会上海外汇管制给商家带来的困境。

　　“除非有获得批准的项目，取得官方批文，才能将大笔外汇汇进来。”在中国经商20年的新加坡商人澳达控股执行董事金能春说，这种情况使得经商者多数时候只能借人民币，也和新加坡等自由化金融中心很不一样。

　　他预见这种限制在未来5到10年都不会改变，因为中国政府认为自己的金融体制还不够完善，担心过快的开放会遭遇风险。

　　但自由化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而无论货币流通自由化还是人民币自由兑换，都必须由中央作出决策。至今为止，没有人知道这会在“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目标的哪一个时间点出现，或者会在那之后出现，或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出现。

　　然而上海没有坐等政策，只有不断堆砖砌瓦，在已然密集的陆家嘴金融高楼群中，添加软件。

　　上海在去年8月出台中国第一部金融地方立法《上海市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明确以陆家嘴金融城和外滩金融聚集带为核心区域的“金融版图”，并且可以适度向邻近地区延伸。

　　同一个月，上海市政府下发了共计四十二条的《关于加强金融服务促进本市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四十二条”），明确了上海金融服务促转型调结构的具体目标。 　　官方强调，上海要找出创新路径，在支持结构调整之外，也释放既有的金融资源，加强金融服务力度，并且创造条件使金融服务具备可持续性。         　　资料显示，截至去年9月底，在全国61家基金管理公司中，上海占有31家；基金份额7856亿元，占全国32.77%；在银行业方面，目前在浦东新区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有18家，占全国外资银行总数54%；在浦东注册外资银行分支机构115家，占全国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总量的85%；在浦东注册银行机构资产金额约1万亿元，占全国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72%。这些数据都使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资银行聚集地。

国际板料今年成事

　　而酝酿多年的国际板挂牌估计会在今年成事，据指出，包括汇丰银行、星展银行等国际重量级金融企业都将排队上市，对上海金融业是另一个里程碑。

　　另一些数据也说明金融业规模在壮大。

　　截至去年8月底，浦东新区共有各类金融机构633家，其中银行类207家、证券类253家、保险类173家。拥有各类股权投资及管理机构369家，全球前十大私募股权基金中，有5家落户浦东。

　　金融创新先行先试取得新突破，作为全国首批、上海首家消费金融公司，中银消费金融公司在上海开设的第一家消费金融服务点7月份正式对外营业，推出首款消费金融产品“新易贷”。此外，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正式揭牌。

　　但产品与业绩不断刷新纪录，仍然不能避免业界及学界部分人士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质疑之声。主要环节也出在外汇交易市场的缺位。

　　外汇市场是当前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角。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去年9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全球外汇日均交易量达到4万亿美元，比上一次2007年的调查增加20%。

　　从交易量来看，英美一如预期排名前两位，日本和新加坡则大幅攀升至三、四位。东京去年4月份日均交易量达3123亿美元，比三年前的上一次调查增加25%，新加坡日均交易量则增长10%，达2660亿美元。　　而中国日均外汇交易额虽然去年比2007年大幅成长一倍多，但也仅198亿美元，占全球交易额0.2%，与香港的2376亿美元差距很大。         　对国际金融界来说，外汇管制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都是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缺陷。但这个缺陷的填补必须来自中央政策的变化，这又涉及上海被质疑的另一个问题，即金融决策及监管部门都不在上海。

　　对此，官方指出，通讯的发达使得决策中心与交易中心不在一起，未必会妨碍效率或带来重大影响。然而如何使得大部分金融机构愿意把本身的总部转移至一个无法立即接触政策制定者的城市，是个不小的考验。

管理人才短缺

　　上海银行业者相信，这两方面很可能在10年内逐步调整，或者做出特殊安排，使上海更符合国际金融中心的惯例。

　　业内人士更担心的是政策所无法完全调控的人才问题。上海市长韩正最近在中外记者会上就指出，人才是金融中心的主要瓶颈。

　　市场人士指出，金融业是上海数一数二的高薪行业，然而管理人才的短缺几乎存在于不分中外的每家银行，短缺率甚至高达20%。随着金融机构的增加，近年来的挖角情况使得薪金不断推高，中外资银行水平拉近，一般高管月薪在4万至5万元左右。

　　然而高达45%的个人所得税却是一大阻力，外国人才宁可选择低所得税的香港或新加坡，本国人才则抱怨上海的高房价拉低了高收入所应有的高品质生活。

　　行内人士指出，中央政府已经在考虑调降个人所得税，地方政府也可能在所得税中的地方政府部分做出调整。 　　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上述的门槛和阻力未必会影响2020年的目标，因为还有10年，无论中央还是上海政府，都可以逐步解除限制，增加吸引力。而无论如何，上海现在已经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并且毫无疑问是中国市场最主要的金融中心。
　　不过，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邵建利相信，更重要的是诚信与法制。他说：“诚信与法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如果没有它们，市场经济都不成立，又谈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这也是金融风暴之后，国际金融圈人士越来越重视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