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老师传说中的小公主:温洽溢:安全困境的困境——《脆弱的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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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洽溢:安全困境的困境——《脆弱的强权》

作者:温洽溢   发布时间:2010-2-21    阅读次数:141次

谢淑丽《脆弱的强权》英文版在二〇〇七年四月出版,彼时中国全国人大年会刚在三月审议通过《中国物权法》草案。中文版在二〇〇八年五月出版,就在译稿杀青的二月,中国发生百年罕见的雪灾,交通、运输、产业、粮食、人民生命财产乃至经济成长率和通货膨胀,无不受影响。


  与《脆弱的强权》英、中文版出版时间点凑巧的两件事,很能说明谢淑丽这本书的主题──中国已经崛起为超级强权,这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中国却是个“脆弱的强权”。


  中国在短短三十年间,从自绝于世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从高举共产主义到拥抱资本主义,本身承受了剧烈的社会变化,可是连规范市场经济基础的私有财产归属,始终都在暧昧之间,《物权法》草案恰恰说明了这种矛盾。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个打个喷嚏,国际经济就受波动的经济强权。军事预算以每年两位数百分比增加,已经成为太平洋西岸的军事强权。举凡产业外移、能源短缺、原物料上涨、环保危机,似乎都有可归罪于中国之处。但是,一场雪灾,却几乎瘫痪了这么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强权。


  强悍又脆弱,庞大而分歧,这是怎么回事?谢淑丽的《脆弱的强权》提供了一个独特又颇具代表性的“美国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崛起。


  谢淑丽立论独到之处在于她从美、中大国博奕中得出看似吊诡的论断:中国崛起对亚太区域安全、乃至美国霸权地位构成威胁,并不全在于中国国力蒸蒸日上,而在于中国经济崛起造成政治的弱化,才是危机所在。


  谢淑丽的思路脉络可以从两方面来掌握:一个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内在”逻辑,另一个则是她对中国政治的“结构”分析。


  中国威胁论的背后心态


  九〇年代初,苏联政权垮台,冷战结束,美国自尼克森时代以来建构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形同瓦解,美国成为一支独秀的霸权,在战略上不用处处迁就中国的利益,仰赖中国来制衡苏联。美国朝野也开始出现重新定位美中关系的辩论。


  美国对中国关系的重新定位,大体上可归纳为三个方向:“围堵”(保守派)、“交往”(中间派),及“全球化”政策(自由派)。这三种取径看似不同,但底蕴则并无二致。透过军事同盟等“围堵”手段来“遏制”中国崛起,显然是以中国为敌。但主张“交往”和“全球化”者,只不过舍弃军事的“刚性力量”,改以民主政治、人权、自由竞争市场的价值观来渗透、改变中国──这也就是奈伊(Joseph Nye)所谓的“柔性权力”(soft power),中国所谓的“和平演变”──其实背后还是以中国为假想敌。


  这种以中国为竞争对手的前提在各类论述都可看见。例如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预言东亚儒家思想圈对西方世界的潜在威胁,算是一种“文化型”的中国威胁论。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直指中国的粮食危机是世界的灾难;崔大伟(David Zweig)等人分析中国在全世界掠夺石油,威胁到美国战全球的战略部署,这是一种因中国崛起而造成全世界粮食能源短缺的危机论述。而《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天》这样琐细的叙述,更让中国威胁成为一种清晰的切身感受。


  笼罩在这样的氛围下,也难怪福山(Francis Fukuyama)会在省思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的近作中,提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某些新保守主义者认定中国是崛起的敌对大国。只不过九一一恐怖攻击的发生,延后了中国威胁论的引爆。


  和平崛起?


  美国把中国当成威胁。但问题是,中国有没有能力威胁美国?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意愿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规范和游戏规则?这部分涉及中国的国家力量和战略意图,谢淑丽在第一、二、五章有相当冷静精辟的分析。


  就国力而言,中国有没有具备挑战美国的能力?这个问题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以经济来说,很多人把美中贸易赤字视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但是根据谢淑丽的分析,这反映的是中国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之后,新领导人强调中国必须融入国际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并创造长期稳定的国际空间。因而改善了中国与美、日的关系,舒缓台海的冷战对峙,并藉由经济开放的政策,吸引外资到中国大陆进行投资,逐渐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


  如此一来,便造成东亚经济结构的转型重组,打破日本人的“雁行理论”。日本、台湾、南韩、新加坡等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 state)把生产基地转进中国,产品再以美国为出口市场。表面上,美中贸易逆差虽然骤增,但美国对日本、台湾、南韩、新加坡等国的贸易逆差则相对减少。以整体区域来看,贸易逆差变化的幅度并没有想像中严重。


  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赖,造成美中在经济关系方面形成互赖格局,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都受这种互赖经济结构的约束。甚至中国的政经控制力还因为经济改革而削弱,衍生出如银行坏帐、贫富差距、社会救济手段落后、环保问题引发的抗争、干部贪腐之风等问题。


  就战略意图而论,邓小平以“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谨守“不当社会主义的头”、“善于守拙”、“避免战争,重视和平环境”的作为,追求史温(Michael D. Swaine)和泰利斯(Ashely J. Tellis)所谓“有限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大战略,尽可能不以挑衅的途径增强中国的实力,避免引起区域和全球不良的反应。


  然而,这种消极被动的国际作为,从一九九〇年代开始有所转变。谢淑丽指出,在“负责任的大国”架构下,中国体认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纷纷与周边国家广结善缘,强化双边关系的质与量;积极参与甚至发起多边组织,例如以东盟为平台,加强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安全对话,发起“上海合作组织”来加强和中亚国家的国际合作。


  中国崛起势必冲击美国利益


  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国际作为来看,似乎无从证明中国威胁到美国利益,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规范及国际秩序。既然中国的国力增强和战略调整,很难说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那么美国的不安情绪又是从何而来?从谢淑丽的字里行间来看,美中关系随着中国崛起,似乎已陷入某种“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在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安全困境的分析架构由来已久,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公元前四三一至四〇四年间雅典与斯巴达连年征战的分析,至今仍是讨论安全困境的经典。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特色下,国家为求自保,必须强化军备、开拓资源,以扩展生存空间,当有大国崛起时,必然影响既有国际体系的稳定,而对霸权国家的利益造成威胁。修昔底德以略带希腊悲剧的宿命角度来论断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造成这场战争的原因无他,唯因希腊击败波斯大军入侵之后,雅典势力如日中天,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谢淑丽认为,今日美中关系有如昔日斯巴达和雅典的对峙。而且,随着冷战美苏“二元”对抗体系崩溃,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强权,在这种“单极”结构下,缺乏多元大国作为合纵连横的转圜空间,中国的崛起势必直接冲撞美国的利益。


  近年来,西方媒体在阐释中国追猎原物料和能源所衍生的政治效应,也往往从安全困境的逻辑着眼。崔大伟(David Zweig)等在二〇〇五年《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中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必须投入石油能源支撑中国的经济成长。但问题是,中国本身的石油生产无法自给自足,而仰赖的进口石油,百分之七十来自中东和非洲。这使得中国以经济援助作为后盾,积极介入传统上属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从而牵制美国全球的战略利益。中国和伊朗签署七百亿美元的石油合约,而爆发种族屠杀的苏丹,更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同时,为了保护石油运输航道,中国近来积极拓展海权力量,以求超越所谓的“马六甲困境”。如此一来,中国在全球对石油的争夺,抵消美国对无赖国家的制裁效力,也削弱美国的“人权外交”主张,甚至在海权方面形成美、日的压力。


  《经济学人》(Economist)近来也以“新殖民主义者”(new colonialist)一词,形容在全球积极拓展原物料的中国,并指出中国对西方民主价值的挑战。根据《经济学人》的解释,蕴藏丰富资源的亚、非、拉丁美洲国家,大多是威权专制的国家,他们之所以乐于和中国打交道,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和这些国家进行交易往来时,往往提供额外的经济援助,又坚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像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常提出人权、开放市场等附带条件。这些威权专制国家自然乐于和中国往来。更重要的是,中国结合威权统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对这些国家很有吸引力。《经济学人》忧心这种趋势长此以往,以经济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为核心价值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终将不免要与前述的这种“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在国际间角逐“柔性力量”。


  脆弱的强权


  中国虽然高唱“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但是国际间对中国崛起仍有疑虑,美中之间也有可能因误判而引爆不可收拾的军事冲突。谢淑丽把分析的焦点进而转向中国内部政治的制度结构和领导人的权力条件。


  美国的中国研究学普遍认为,政治学的“极权主义”研究模式很难用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性质。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奥森伯格、兰普顿(David Lampton)从中共的决策过程,将中国看成“分散化的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根据李侃如、奥森伯格、兰普顿的分析,基于官僚组织的本位利益,中国的决策过程越趋于讨价还价的协商过程。中国实施市场经济改革、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同时,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稳定中国政治局势,中国虽未见民主转型的积极元素,但也绝难从极权体制的角度理解。


  谢淑丽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基本上也是从“组织结构”,而非港、台媒体惯见之“派系文化”的角度切入,着重探讨组织结构对领导人决策权力的制约。谢淑丽的早期着作《中国经改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对一九八〇年代经改策略的解释,就是建立在这种结构分析上。


  《脆弱的强权》对中国的分析,还是延续这种结构脉络。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利益、价值日趋多元,甚至包括利益团体的形成,官僚体系决策的多层化,社会经济的多元化,这样的发展不可避免会造成中国一党体制本身的变化。


  根据谢淑丽的的分析,中国似乎在经改的过程进退维谷。为了深化经改,势必会动摇马列主义等意识型态原则;为了巩固领导,维护改革开放的社会秩序,中国不得不祭出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型态的动员力量。然而,问题在于,民族主义乃一刀两刃,既可动员拥护政府,在传媒、网路渐趋商业化的中国大陆,也可能失控而把矛头转向政府。(见第四章)而在谢淑丽看来,最有可能造成这种失控局面的是纠结着浓烈民族主义情结的对日、台、美关系。(见第六、七、八章)伯顿(John W. Burton)所说“外部冲突常常是内部问题的反映”正是迫使中国领导人铤而走险,对外采取冒进政策,转移内部矛盾最有可能的因素。


    作者温洽溢系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世新大学助理教授,专译史景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