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豹突击队sodu网:“和平崛起”应抓住“矛盾”这个“牛鼻子”

我曾在《 揭密：中国成为唯一历久不衰的文明古国的原因》一文中提及：矛盾存在于任何时间，一刻都不会停歇；矛盾存在于任何事物，一个都不会例外。既然矛盾一直与我们如影随形，避之不了，那么，我们还能掩耳盗铃、一叶障目，假装没有矛盾吗？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后果呢？挫折和失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同样，我曾在《 蓦然回首：毛邓的“路线”探索为后人点破了“天机”》一文中谈到：治国安邦有一个规律——矛盾决定形势，形势决定任务，任务决定政策，政策决定成败。

    因此，这个“矛盾”看来是我们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牛鼻子”，抓住这个东西，一切“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现象，就能够被我们“透视”的一清二楚。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两个特别重要的矛盾：一个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一个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我国的社会是不是阶级社会？是的。因为只要国家存在，就必然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以，这两个矛盾都适合于我国。那么，我国目前存在那些矛盾？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呢？

    我国目前存在哪些矛盾？

    上述两个矛盾当中，主要矛盾更偏向于政治矛盾，基本矛盾更偏向于经济矛盾。事实上，文化矛盾也很突出，大家或许还记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产生竞争和冲突；同样，国防矛盾也伴随着国家利益的纠纷而日益凸显。所以，我们观察社会矛盾，还应当进一步攀爬看点、拓展视野、调整观角。

    矛盾总是存在于自然与社会之间，而“人”是两者的媒介。我国的“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资源的不可再生性、青山绿水共为邻的重要性等）与生产环节无序开发资源与过度排放污染之间”。

    社会矛盾主要有这样几个：一是政治矛盾，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二是经济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三是文化矛盾，即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不同种族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等的矛盾；四是国防矛盾，这个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侵略与反侵略之间的矛盾”，而是国家利益全球化与维护国家利益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国家利益的全球化与安全化之间的矛盾。

    在这些矛盾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孰重孰轻，不能一概而论，此一时彼一时，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些矛盾当中，最突出的还是经济与政治矛盾。

    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呢？

    自然与社会的矛盾，还是要靠政策和法治来解决。资源可以靠“两种资源”，就是要靠资本输出到国外资源富集地区，解决市场推动下的扩大再生产对资源的需求，要重开采，轻购买，否则，会陷入被动，受到国际市场的操控。国内的资源开发应当合理有序，不能“寅吃卯粮”。

    生产可以靠“两地生产”，就是要把“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率”的企业，向落后地区与国外转移，国内类似企业一定要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严密地监管，而不是某些职能部门软弱无力地“敲边鼓”，不达标者坚决予以关停。这样既可以减轻国内的生态压力，还人民“青山绿水”，又能使巨额外汇储备有个好的“归宿”，两全其美，善莫大焉。

    解决政治矛盾，就是要不断满足社会主流力量的政治诉求，同时，恩威并重，注重发挥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作用，用“硬实力”解决问题。对待敌我矛盾一定要用“体制工具”严惩不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机制工具”做到“春风化雨”。

    要让党和政府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我国与群众接触的前沿阵地，是要是在农村、城镇社区和企业。所以，在农村和城镇应进一步完善“村官”“社区头头”的选举制度、操作办法，确保农民和市民信得过的干部能走马上任，从而使农村和城镇的“人民内部矛盾”化解在基层，并能使换届成为“缓解器”、“减压阀”，避免党群、干群矛盾激化；在企业，要通过工会建立“劳资”协商机制，在行政机关建立“劳资”仲裁机构，还应当通过立法，确保严重低估劳动力价值的现象发生。

    总之，党和政府要成为广大群众维权的“主心骨”，这样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保证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保护人民的切身利益、保存党对人民的执政代言地位。

    解决经济矛盾，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同时，在生产力方面瞄准“人才”这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牢牢抓住科教兴国战略，通过教育和科技在“人才”上的储备与释放，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各项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要坚持不懈地推动城镇化、工业现代化又好又快地发展。

    解决经济矛盾，还要在生产关系方面，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牵扯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适度扩张国有经济的分量。在国家经济力量允许的情况下，尝试在流通领域、房地产领域、金融领域等培养和加大国有经济的力量，增强国家宏观调控对微观经济的作用力，重塑国家的公信力与社会威望，为今后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主权不容撼动，夯实基础。

    解决文化矛盾，就是要不断满足社会的文化需求，同时，发挥“以德治国”的体制、机制作用，用软实力解决问题。要统筹调动宣传、统战、教育等部门的力量，重在推出一批批“弘扬真善美，鞭鞑假恶丑”的文学艺术作品，因势利导、潜移默化地梳理舆论“方向”。

    另外，要注重奖善抑恶、传播主流声音、规范宗教行为、融合地方文化、传承中外精华。特别是要重视新兴媒体“润物无声”的力量，使主流媒体逐步介入新兴媒体，并在舆论引导上发挥关键作用。要重新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共识，并用立法的方式，要求党政军企各个单位，大力表彰“道德楷模”，对以身试“德”的不良行为予以惩治，彻底改变“道德法庭”说教无用的尴尬处境。

    其实，毛泽东时代对“德”是很重视的，党政军企的各个单位都有处理“道德问题”的“工具”，就是纪律处分权，所以，这个优势我们应当一以贯之的继承和发扬下去。

    解决国防矛盾，需要政治、经济手段的配合，但军队“走出去”势在必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哪里有我们的国家利益存在，军队就必须要有能力去那里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关系到生死存亡的的战略通道、战略节点，以及国家的领土、领海、领空，必须要在掌控之中，但不可贸然出击，小不忍则乱大谋，下棋的时候，不可嗜杀而迷失了布局，同样，战略布局确立后，也不能因为风吹草动，就沉不住气，更不能“打草惊蛇”，破坏了通盘计划。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当然，在对付”不好惹“的角色时，军事手段是最后的、可能也是最管用的手段。

    我们必须要有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邪恶国家的能力，我在这里不说信心，不是没有信心，而是关键时刻，信心不如能力管用。事实上，我们的军备也已经过了“忍耐期”，如果不是为了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赢得良好的国际声誉，恐怕真的要把“纸老虎”吓坏了。

    事实上，任何一个局部社会也可以用上述矛盾来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比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态、政治、经济、文化和戍边问题，就可以“触类旁通、以此类推”。

    今天看了一篇文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的原因及教训》，提到兵团的体制不能变，我非常赞同，也深有体会。我还是那句话，兵团在政治上要变成“地方化的党政组织”，在经济上要变成“工业化的经济组织”，在文化上要变成“新疆化的内地组织”，在国防上要变成“军事化的维稳组织”，在屯戍方式上要变成“城镇化的社会组织”。

    兵团的“体制”纠结是“老江湖”遇上新问题，在前些年，兵团“体制”的确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但胡总给出了解决的路径：正确处理“屯垦”与“戍边”的关系；正确处理兵团和地方的关系；正确处理“特殊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特别是去年提出了让兵团走“三化”的道路，这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兵团的体制瓶颈”。

    我们知道，过去的“屯”是与“垦”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屯”是与“城”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城”会逐步变成建制城镇，这样兵团就可以在党政军企合一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建构师市合一、团镇合一的组织形式，从而具备财政上的“造血功能”，为今后更好的履行“维稳戍边”职能，筑牢基础。

    同时，兵团的特殊体制因为有了“城镇”，实际上已经与市场接轨了，也就是说，兵团的体制障碍已经突破，剩下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干。还有，当前中央、内地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也非常重视兵团的作用，在各个方面予以了坚定地帮扶和支持。

    兵团当下面临的发展环境是前所未有的，机遇难得，东风浩荡，战略上的成败，是决定性的成败，所以，兵团未来在经济上、文化上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在政治上、军事上有能力为新疆的长治久安贡献力量，应当是可以预期和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