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草类:清代广西官锭赏析

　　先进高超的现代机器，也无法完全取代人的特别技能。银锭打上戳印的难度在于掌握炉子的火候和银水的温度（即应在银水将凝固而未凝固之时打戳印），新手或机器很难做好这一点，否则就不会存在很多改刻的银锭了。其二，电脑模仿银锭上的古文字，总脱离不了现代字的味道，即使很逼真也有破绽，笔者至今还没有见过用电脑仿制出来的银锭，很想一见。

　　《探》文中说：“造假者在造广西税收银锭时采用如同湖南砝码型的钢模。”且不考察是不是“钢模”，笔者不禁要问，既然能用“湖南钢模”伪造广西银锭，为什么不用广西“钢模”来造假更好呢？这个造假者真笨，笨得可笑！能使用湖南的“钢模”却不愿用广西的“钢模”，有这样的造假者吗？

　　我们知道，广西银锭虽称为“10两锭”（旧制），但是它的实际重量却不同，在360克至420克之间，为什么会有重量为360克的银锭呢？为此笔者曾与云南洪天福先生面谈过此事，洪先生参与编写《中国历史银锭》一书，翻阅过大量史料，亲自看过众多的银锭,有丰富的经验，洪先生说，据史载清代地方官员每年上解税银时，由于官员的贪污腐化或当地旱涝欠收时，就作假即将银锭减重，凑够数量以图交差了事，这些匆忙熔铸出来的银锭就具有同样的特征，形状会与正规的不同，虽然是当时的官员造假，但是笔者仍然认为是真品。

　　关于“水波纹”，凡是银锭的两侧都应该有，只是有大小之分而已，有的“水波纹”太小，不注意观察还认为没有。故笔者不同意《探》文以“水波纹”来判别银锭的真假。

　　《探》文中说：“盛泰来，金昌义为两位银匠”和“金昌义，李瑞和……万永有六位银匠”，把“盛泰来”等说成是“银匠”，《探》文却没有说出理由，而且国内的知名银锭收藏家和研究者以及银锭专著中都不敢这样说。笔者认为“盛泰来”等是钱庄或银炉的名称，并为此曾写过两篇关于广西银锭的文章刊登在《玉林泉友通信》上，在此不再赘述。

　　《探》文中列举有问题的几种银锭都经过我手，这些银锭早年流入市场，其中小部份归我，大部份流到海外，被台湾某收藏家纳入，此君后来编了一本关于银锭的书，称其所展示的品种和数量为中外之最。象《探》文所说那样，如果“恩阳州判”“怀集县”和“思恩府”等为假，那么台湾此君收藏的同品也是假的了。《探》文的质疑忘记了这么个事实，可以说在早期1990年以前；并没有人用纯银仿造银锭（当然，用假银的有。）伪造者不可能知道“恩阳州判”的来历，“恩阳州判”即今之田阳地区；“怀集县”清代属梧州府，民国年初划归广东省；“思恩府”是今河池地区的环江县一带，能编造出这些肯定对广西历史十分了解，知识层次也不低，伪造者有这个水平吗？还不如用上“梧州府”和“桂林府”方便得多。

　　《探》文作者仅仅见了二百余方银锭就得出了一些规律，如“库银有边框”，盛泰来“不打库银”二字,以及“光绪12年以后广西税收银锭才出现打库银戳印”等，笔者不敢苟同。历代王朝都有库银，并非清代光绪王朝的专利。南宁的刘建明先生就从网上下载一枚光绪12年以前打有“库银”的银锭图片给我看，以证明此论有误。所谓的“众多藏友看法是一致的”，我和刘建明先生就反对，《探》文仅凭二百余方银锭就下结论太草率了。

　　《探》文中以长达七十年的时间“同用这一钢戳”来证明“恩阳州判”等品可疑，其实，《探》文中认为是真品中的“黄致祥”、“盛泰来”等字体看起来也是用同一“钢戳打出来的，《探》文作者为何视而不见呢？试想一下，在将凝固而未凝固的银水上打戳印，其实是打在软物之上，戳印不会受损，使用几十年何尝不可？再说就是这个“七十年”，证明“盛泰来”和“金昌义”不是银匠，而是钱庄（或银炉）名称，理由很简单，我们假设“盛泰来”和“金昌义”是银匠，从拜师到成名起码要20岁至30岁，可以在银锭上打上自己的名字又七十年，那么“盛泰来”和“金昌义”已是90岁至100岁的老人了，按照《探》文的说法，“黄致祥”和“李瑞阳”等等是银匠，个个都干了几十年，这可能吗？《探》文以此来否定上述银锭的真实性，令人不服。再说嘉庆年间的银锭很少，凭一个银锭就下结论为时过早，笔者当然希望出现更多的嘉庆年间的银锭来证实“金晶义”等到底是银匠还是钱庄的名称？留作待考吧。

　　总而言之，广西官锭以光绪年间的最多，其次是道光年间，其它年间的都很少，而且有重有轻，束腰有大有小，往往重的银锭束腰大。笔者认为，上述的银锭属于减重银锭，虽然束腰小，但是根本不像湖南锭，可以跟云南洪天福先生的介绍互相印证。笔者也一直在探讨地方官员为凑数而铸造的减重银锭的情况，顺便提一下，在这批出土的银锭中，还有广东省地区的官锭，例如“南海嘉庆22年”与“五川县宣统元年四月，王大生”等其形状和重量与上述银锭差不多，应为同一钱庄（或银炉）所铸，多个州府、县委托同一钱庄铸银锭的现象比比皆是，笔者已有文章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