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朵免抠:历史·理论·战略——读《大国的兴衰》

　　早就知悉《大国的兴衰》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现在终于可以找到一段完整的时间来细细品读这本厚达600余页的著作。作为国际一流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书中的确为我们详尽地勾勒了一幅500年来国际体系中主要大国的兴亡盛衰图。但是作者显然并不想把自己的专著局限于纯粹的历史描述，而是融入了有别于以往的、清晰简约的经验型理论观点，用深层的历史观和理论来从浩瀚的史实中区分并提炼出重点与关键，继而把理论深深贯通于历史之中，用500年的大国兴衰史来诠释在文中一再被提及的论点，最终达到历史与理论的浑然一体，这确实只有少数具有自觉理论意识的高明史家才能做到。不仅如此，肯尼迪更是一位高超的战略家，他在书中不是囿于历史与理论的圈子，而是根据理论引申出其大战略意涵、利用历史进行验证和比较其大战略思想，从而为国务家和外交家进行决策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战略依托。同样，作为一个有现实感的历史学家，肯尼迪在书中也依据过去的历史对最近的将来进行了预测和推论。对此，下面将分别予以评述。 
一、历史与理论

　　可以想象有多少事件与思潮充斥于整整500年的世界近现代史，那么应该如何描述如此庞杂的历史呢？毋庸置疑，想对其进行全面的起居注式的描述，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把历史作为“真实的历史”还是“思想的历史”，史家都需要有选择的描述并串通他所认为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任何选择都需要标准和基础，这个标准在历史学界是以历史观来表现的，在国际政治学界则以各种不同的理论加以反映。由此，我们需要首先窥视《大国的兴衰》所进行的500年大国兴衰的历史概揽之理论视角与理论基底。

◆ 500年大国兴衰史的基本特征：大国的历史处于不断地变迁之中，而非稳定和恒久；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和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

◆ 历史变迁的基本动力与原因：各国经济、军事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增长速度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国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情况不同，此外还有各国的政治素质、战略水平、地理位置、国民士气等。

◆ 大国兴衰的基本模式：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某个大国在生产力竞争中脱颖而出。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该国会很正常地认为必须增加军事开支来改进武器装备、扩充军队以提高其军事能力，以保护其经济利益。因为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但是，当该国逐渐把其大部分资源不用于经济目的而只用于军事目的时，结果从长远看最终难以逃脱国力衰落的命运。

◆ 历史变迁的基本后果：历史是变迁的，但是变迁的后果既有演进性的也有循环性的。演进主要表现在：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武器装备质量的不断提高、费用越来越多等；循环主要表现在：大国兴衰的模式、国际体系变迁的机理等。

　　显然，肯尼迪的理论并非沃尔兹笔下的“解释规律的集合”，而是隐示的、高明的、非决定论的历史经验型理论。他不像政治学家那般显山露水、到处充斥理论教条，而是把理论溶于历史之中，用历史来诠释理论。

　　依据“经济技术——军事——国力”的相关理论，肯尼迪把整个500年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基本的时代——前工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在前工业时代，财政金融体制的确对国家的实力衰长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地缘政治作为一个基本因素其作用不可小觑。固然，1500年前后西方勃兴的基础在于其缺乏东方式的集权机构，经常的战争引起军事改革的需要，进而推动商业贸易与科学技术持续向上的螺旋式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逐渐走到世界的前头。但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王朝争霸欧洲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其碎片化的国土，地缘位置过于分散导致军事义务过多、严重超过了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由此物质资源与军事力量的平衡之维系愈发难以确保，最终其失败不可避免。此后继起争霸的法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但是它的努力总是由于其他强国组成的联盟反对而无法实现，其原因也在于法国地理位置处于欧洲大陆的西端，极易受到攻击，况且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法国的战略总是在陆权与海权之间摇摆不定，造成战略的分散、重点不明确，从而为地缘位置更好的侧翼国家英、俄与其他国家的联盟所打败。

　　工业革命的发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近现代国际关系的面貌，塑造了全新的大国稳定格局。蒸汽时代的到来使此后百年的国际体系形成了“稳定而和平”的欧洲五国维也纳战略均势，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或试图建立霸主地位，根本上是由于欧陆各国工业化的水平相差无几，没有突现出特别强大的经济——军事大国。但是，与此同时，欧陆侧翼的英国却得益于其作为最早的工业革命国家垄断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生产的地位，同时也得益于相对稳定的国际形势，其海军力量、殖民地和商业贸易等许多方面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巅峰。然而，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期，电力革命和蒸汽革命在其他国家相继交叉进行，从而使形势逐渐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工业革命所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久就反映在各国军事装备和国家力量上，于是国际体系相对的稳定时期结束了，军事联盟成为国际社会的常态，对殖民地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使新老帝国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了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世界性总体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欧洲英、法等中等强国由危机而逐渐衰落，两极世界的图景若隐若现。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虽然已经是世界首位的经济强国，但是其国内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导致了“后威尔逊时代”的倒退，从而产生了历史上少有的“有能力、无意愿”的困境；无独有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西方所集体封杀，而且它也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由此二十年危机时代的国际关系史罕见的由一群中等强国所把持，成为能力与权力脱节的典型时代。面对正在迅速成长的美苏这两个巨人，其他“修正主义”的中等强国如果不想被其超过就必须迅速的对外扩张。事实上，德意日轴心国集团确实是如此做的，他们在战争初期的确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他们却无法克服其潜在的经济弱点，同时面对反法西斯联盟的巨大经济军事优势，其最终失败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一国（国家联盟）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国家联盟）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更因为在一场大国间（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也许，二战的最大后果不是打败了轴心国集团，而是标志着两极时代的到来。二战后的国际社会的确呈现出明显的两极色彩。但是由于计算机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大国力量的增长速度很不相同，大国兴衰的进程也并未停止。在《大国的兴衰》成书的八十年代，除了第三世界的冲击之外，五极世界的图景已经在两极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突现。

二、历史、理论与战略

　　历史学家的谨慎决定了他们的“理论”通常是根据历史经验而来的“弱理论”。他们喜欢用“可能、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而很少使用“必然、一定、必须”等词汇，从而彰显了有别于政治学家的非决定论的理论。作为历史学家的肯尼迪的确如此。但是他又是一个鲜明的大战略学家，他对战时和平时经济与军事之间关系的探讨，对历史变迁和大国兴衰模式的概括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出其诸多的战略意涵。

　　根据肯尼迪的理论，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可使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然而大国通常要进行战争或很可能进行战争，所以需要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用于生产武器装备，这就可能有破坏国家经济基础的危险，对于那些为得到长期发展而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发展经济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更是如此。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一项基本要求“如何确保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发展”，也就是如何确保“长期经济发展与短期军事安全的平衡”。当然理论上的最佳答案是“利润和军力齐头并进”，但是在历史上和实践中国务家们却往往面临下面的战略困境——既要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又要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还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由于这三者都要争夺国家资源，要解决这个战略困境没有绝对的万全之策，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使三者之间保持大体的协调。但是如何达到这种协调，总要受到不同国家的各种具体条件的巨大影响。

　　当然，500年的大国兴衰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为具体的教益：

◆ 保持消费与投资的适度平衡：协调国民的福利、消费与国家的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

◆ 保持军事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适度平衡：协调防务投资与生产投资的比例关系

◆ 保持国防需求与军事手段的适度平衡：协调在预期的国防需求与其所拥有的履行义务之手段的平衡

◆ 保持长期经济发展与短期军事安全的适度平衡：由于国家既要在无政府状态的军事政治世界中存在，又要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世界中存在，所以要权衡供养庞大的武装部队以获取近期安全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以取得长远经济安全的问题

　　历史教益虽然比理论启示要全面而具体的多，但是仍然具有历史的一般性，在实践和操作中存在着极大困难，这也是历史类比的局限性之表现。那么出路在哪里？笔者认为应该把历史经验与理论启示结合起来，其关键在于肯尼迪在书末所一再强调的“领导者的智慧、经验和能力”，即发挥国务家、外交家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那么，又该如何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如何施展他们的才能和抱负呢？其中一项最为根本的措施是“培养并塑造领导者自觉的大战略思维”，从而使其能够在“既可提供机遇又可限制机遇的历史环境中创造历史”。具体可以从大战略基本过程（一项战略行动的关键步骤）的不同阶段来分别塑造：

I. 动机斗争阶段：关键在于如何在国际体系的外在诱因条件下，根据国家的内在需要对各种国家利益进行轻重缓急排序。一般而言，国家有防务、消费、投资的三重需要，在特定历史时期如何对其排序是解决大战略困境的基础。

II. 确定根本战略目标阶段：关键在于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是否集中、明确、合理、有效；各种利益需要以及多种政策目标要有轻重缓急次序并且明确恰当；手段与目的大致平衡；各种手段之间的大致平衡。二战时期，德国侵苏、日本袭美就是战略目标确立失误的典型。

III. 制定行动计划阶段：该阶段的根本任务是确立阶段性目标、选择手段方法。在确立阶段性目标时除了遵循上述几项关键之外，还要保持根本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的平衡、阶段性目标之间的层层递进与环环相扣。二战前期的德国就很懂得明确有限的阶段目标，逐步吞并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

IV. 做出行动决定阶段：该阶段的关键在于决策者的意志果断、自觉，而不犹豫、怀疑和前后矛盾。

V. 执行与实施计划目标阶段：该阶段的关键在于执行者的坚韧、持之以恒，在于决策者的自我克制，保持战略的集中和有限原则，不要过度扩张。如对奥战争中的俾斯麦的高度清醒、目标明确、克制大度，与此相反的拿破仑帝国的无度扩张和不自制。

三、历史、理论、战略与未来

　　出于历史学家的本性，肯尼迪也对未来进行了预测。他从历史类比和理论推论结合的角度对未来进行预测，认为有两个趋势不可逆转：一是不均衡的发展方式伴随全球生产力对比倾向太平洋地区，另一个是由于新武器系统昂贵和国际上的抗争、军事费用将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五极趋势将继续发展。经济上，苏联、美国、欧洲共同体所占比重将继续缩小，日本、中国所占比重将继续增大；军事上，美苏两极体系将继续存在，但是世界的两极性有可能逐渐减弱。

　　考虑到该书的成书时间是在1987年，那么对其中的许多预测和推论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先见之明。时隔16年之后，当我们回头再评测和反思肯尼迪的对他那时的未来之预测，总有些许验证和批驳的味道。尽管不得不承认肯尼迪的推测在很多地方是正确的甚至是十分确切的，但是挑剔的读者仍然可以找到其预测的漏洞和缺陷。首先就是对“苏联解体、冷战和平结束”之可能性的一再排除，这是处于变迁之中的历史对历史学家思维极限的巨大挑战。的确历史学家能够发现一些十分可能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要对所谓“历史偶然性”进行预测则是需要天才和先觉的。诚然，无论在政治学界还是历史学界真正能够预测到冷战能够以此种方式结束的罕有其人，但是仍然有一位持建构主义立场的美国学者史蒂芬?洛克的《和平何以降临》，被加蒂斯认为是惟一成功地预测了冷战和平结束的著作。当然，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历史之谜的重大事件如果在其之前就能够被普遍谨慎的历史学家们奉为常识，那的确需要奇迹。其次，有关美国经济衰落和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的预测也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事实上，正是作者无视美国执信息革命之牛耳所带来的互联网突围，才作出了如此的预测，而这却可以很好地证明作者之“科技——经济——军事——国力”理论。当然，肯尼迪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计算机专家，在1987年的时候难以洞察技术革命的前景也是可以原谅的。至于日本的情况则正好与作者预测的相反，跌入了经济泡沫的泥沼。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历史限制或者说某种历史惯性而进行的比较谨慎的预测在思想上是可取的，在实践中则极易发生错误。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要求所有的学者都要作出大胆且无常规可循的推测。但是可能的出路是，把历史学家的谨慎和政治理论家的决定论结合起来，利用个人的经验、想象和智慧作出富于变化的推测。尽管如此，处于绝对变化之中的历史仍然有许多真正经久不变的命题，如大国的兴衰模式、国际体系的变迁模式（吉尔平的体系根本变革、权势等级变革和交往规则变革就是很好的国际体系变革模式）等，所以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都必须认真分析从古至今的大国兴衰和各国生产力时快时慢的原因。而在这些古今共有的命题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莫过于上文反复提出的各国政治家经久不变的战略抉择困境：国防、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平衡。也正如上文所言，解决该问题的主要出路就在于宣扬大战略思想、塑造和培育具有自觉大战略思维的国务家、外交家和学者。从而在历史、理论和战略三者的有机结合中，洞悉大国兴衰的历史和机理，确立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实现国家的长久富强与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