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春暖全文免费阅读:《〈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二章官场百态——关于皇帝与宦官问题..

关于皇帝与宦官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有四种人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核心力量，掌握着各色人等的生杀予夺。四种人里的第一档人物无疑是帝王君主，其他三种人则分别是御前的臣相、后宫的嫔妃、以及追随君主帝王如影随形、不男不女的宦官阉人。

中国古代政治核心构成的内在逻辑是：国是家的放大，宗法血缘是维系国家政治的纽带。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核心内，帝王君主既是皇室中的男性代表，也是整个国家社稷的男性代表，属阳一极；而后妃则是他名正言顺的对应物，属阴一极；阴阳两极的互制互动，形成皇室和国家的张力，也造成皇权政治的相对平衡、稳定与和谐。这是阴阳之一组。还有另一组，便是臣相和宦官。相（宰相、丞相）是国家社稷政治运行的中枢，持重、刚强和力量是其基本特征。相对于相的则有宦官阉人，人工化的阉割把女子的柔媚和顺从品格后天地加到了他们身上，从而使得即方便地游走于朝廷和后宫之间，又自然而然地成为相位的合理对应物。

帝王君主当然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主事，这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不言而喻，具有先在的合理、合法性。帝王又称天子，被视为代传上天旨意的人间真主。这是一条宗教思路，但宗教的形式里包含的却是宗法内容。宗教颂扬天道，宗法坚信人伦。

作为人间权力金字塔的顶尖，皇帝除了受制于那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天”之外，再  不受任何限制。从理论上讲，君道应无为，不理具体事务，平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才对他人造成神秘感，才具有神圣性。但帝王君主内心里也明白，仅有神秘和神圣还不能完全解决国家机器的运转问题，还必须有臣相来负责执行他的旨意，来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臣道应有为，相府是国家社稷最主要的职能部门，相本身则是帝王君主最重要的职能官员。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中，后妃脚踏实地地成为了政治中心的一维，她们往往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来讲，后妃不仅是帝王君主的性伙伴，也是其行政弄权的天然搭档。

女人之外，还有两性兼栖的宦官。在古代皇宫中，宦官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有特殊的身躯、特殊的形象，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古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而不男不女的宦官则可以尽情地穿梭于后宫，既为畸形之人，就可以行畸形之事。本来是可怜的一群，然而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却发挥着穿针引线、左右疏通，甚至连正常人想也不敢想的政治中枢作用，这无论如何也称得上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帝王君主端坐于上，左有后妃，右有宦官，下面对着的是相府的相爷。帝王任性而行，后妃床榻奏事，宦官上下游走，真正能做些正经事的主要是相爷，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基本结构、基本格局。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呈一点三线结构，粗看起来不能说不复杂，但就所持生存之法，却不外乎一个“术”字。“术”者，心术、权术也。“术”操之于平头百姓谓之“心术”；操之于权要则自当称之为“权术”。如此说来，这阴阳二组的四方人物所行之法自然都在权术范围之中。

后人常常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外儒内法，其实下面掩盖的都不外乎一个“术”字。“术”，又应解作阴谋，这种理论上称为“术”的东西，其实在实践中恰恰是地道的流フ椒ā?span lang="EN-US">

古代帝王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尖，高则刚矣，但他的高高在上也必须靠各种基础支撑。因此，帝王不仅要培植亲信，调动大臣，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宗室，充分利用外戚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少了哪个台阶，这金字塔也难保不倾斜甚至倒塌。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他们主要与母系有关。由于外戚和皇帝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外戚要想获得皇帝的信任，那要比一般大臣容易得多，但天长日久、重任在身的外戚往往容易势大羽丰，难以驾驭，甚至导致越俎代庖、代皇室自立的结果。

皇帝重用外戚，主要是把外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使之在诸种政治势力的对抗拉锯中起一种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当然，外戚可以平衡政治天平，但有时也会导致天平失衡。一旦政治天平失衡，外戚就难免被皇帝作为替罪羊而抛出局外。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要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驾驭大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有难度。

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有效办法。

古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二是利益。

以官职赏功有两大弊端：其一是缺乏才能的受赏者一旦任官，就会造成政务荒废；其二是功多官高，会造成权势过重而尾大不掉的局面。这种做法，因立战功而居高位者，大多会趁有权有势时多捞油水，无所不为。

帝王君主在驾驭大臣的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感情投资，从而深深地感动大臣，使大臣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

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

中国封建皇权社会是一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做任意调兵谴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了大利益而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情。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女虽然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却也不免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围绕使用、调动、控制臣下，历来帝王费尽心机，使出种种办法和心术。

大臣们如果真的联合起来对付皇帝，你皇帝纵然有天大的能耐，最终也会非吃苦头不可。为此皇帝对臣下常常采用分化、拉拢、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让大臣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使他们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皇帝的亲信，而事实上，自己所做的一切又无一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古代皇帝大多数喜欢面南称孤，不理具体事务。这一来，皇帝就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臣僚由于理事而权力越来越大，直至架空皇帝为所欲为。为了形成皇帝中心，使大臣只具有工具性，皇帝就需要对大臣实行分职弱权。执行是为臣的本分，而决策则在皇帝一人。

皇帝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象丞相一职，位及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帝造成重大威胁。如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书省，尚书令分去了过去丞相的一部分权力，又提高了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面。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弱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最有效的一种办法。

中国是礼仪之邦，正统文化标准是重德多于重才，有德无才不失得一个好名声，而因此无德却难生存。但是如果把这一标准原封不动地挪用于政治，那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因此有创造性的帝王，在为政用人方面往往不避俗议，大胆提拔虽有德行瑕疵，但却有安邦定国才能的人。

翻开历史看看，古代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时，哪个没有一批为之策划的谋士。这些谋士并不是靠什么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日积月累的经验、敏锐深刻的观察，特别是那没法解释和说明的天生才能。这种天生的才能可以把间接的经验变成直接的经验。

劝说、游说是用言辞说服人的，但言辞本身并不具有那么大的魔力，而真正起作用、打动人心的则是通过言辞所说明的利益归属和利害得失。

虽然说官场如战场，升沉迁徒都是难以捉摸，而且拌君如拌虎，作为帝王手下的人臣一般都有一种“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是中国古代历朝宫廷里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对面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而且还能不断高升。这就是官场“不倒翁”。

这类不倒翁官僚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权有职也不干事。世界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干事多的错误就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在官场上如果真能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之下，他就已经明白了人生三昧。

冯道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50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任五朝8姓11个皇帝。他为官处世的最大特点就是见风使舵、投君所好。冯道的为人为官方式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古代臣相中为人为官的共同性。也就是说，要想长保荣华富贵，要想不在官场上跌足栽跟头，容忍、装傻充楞，不急不燥，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历朝历代左右逢源的不倒翁是古代官僚中聪明透顶的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表明，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保住官位稳步高升。为达此目的，他们始终坚持一个根本性的处世原则，就是以柔胜柔，以柔胜刚。遇事少说话，不发表自己的主张，尽量逢迎别人，但心中主意其坚如铁、历久不变，永不吃亏就是目的。他们做事目的性极强，每走一步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永远立于不倒之地就是他们的原则。

人活在世上，进和退都是常有的事情。一般说来，进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幸福；退也不是为退而退，而是战略退却，目的无非是为保住荣华富贵，乃至保住身家性命。对于侍奉在帝王身边的人来说，个人功劳越大，其危险性也就越大，古来就有“功高震主”的说法。如果说范蠡的成功隐退为身在官场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正面典范的话，那么韩信着重成为与范蠡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性代表。他直到被押赴刑场，才勉强明白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官场道理，但他实在是明白得太晚了。因此，那些功高盖世的高官明白，全部危险的原因所在，就要不断地采用巧妙的办法打消皇帝的疑虑。

见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不再做无谓的挣扎和牺牲，知难而退上另一种人的做法。坦然地放弃仕途上的功名利禄，而选择寂寞和平静，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人生方式。

主动选择政治退隐当然属于明智之举，有时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不会是完全没动脑筋的。

不管是急流勇退，还是顺坡下驴，从仕途官场走出来的人大多数并不想从此就和政治彻底断绝关系，也就因此不被视为不合作主义。只有从此洗心革面，以体力代替心力的人才称得上是不合作主义者。

人们痛恨奸臣，鄙视小人，常斥之为“不学无术”。其实，奸臣并非胸无点墨，有人很读过不少书，颇有文才。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是也不可能是从四书五经上或者任何一种古书中学来的，更不可能是从任何一位老师那里得到，而是无书自通、无师自通，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和才华。

凡奸臣发迹，一般都离不开这种天生的奸才、邪术。纵观历代奸臣作为，大都依次有投机钻营、取宠皇帝、陷害异己等方面的行为。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技巧和绝招，显示着各自特有的天赋、性格和灵魂。

机遇对于每一个要求发展自己的人都是重要和不可少的，古代奸佞之人、奸佞之臣，要达到更大的目的、实现更大的野心，敏锐地抓住机遇是其成功的真正开始。

找门路、抓机遇是历史上许多政治投机者共同的思路，与正直的大臣相比，此种人的所作所为常常为人所不齿，但他们象猎狗一样敏锐的嗅觉，又常常使人为之惊叹。后人评价某人的能力常用一句含混不清的话予以概括，所谓“能干”还是“不能干”，这种“能干”恐怕也包括投机钻营的本领在里面。

官场上有一个道理：拍马屁得找喜欢被拍的人。

古代官宦中的奸佞之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想跻身统治集团中心，甚至左右朝政的。然而为达到这一目的，仅仅结交权臣，靠权臣鼎力推荐还远远不够，因为最终决定其政治命运的还是皇帝。得不到皇帝本人的青睐，纵使你使尽浑身解术也是白搭。所以皇帝本人是奸佞投机的最终对象，围绕取悦皇帝，每个人实行的办法和设计的方案各有不同。

在政治圈内做政治游戏、耍政治心术也许还不失几分正剧色彩，而为达到政治目的专行生活手腕者就明显使人觉得其丑陋不堪了。

如果身为朝中大臣，一味投机钻营、取宠皇帝，甚至不惜使用俗招、损招，那么必然会出现连带性的问题，这就是招致同僚的反对。一旦结怨太多、树敌范围太大，即使早已到手的宠幸也会因此而失去。为此，对于这种奸佞小人来说，要想独占熬头，就必须抽出一只手来对付异己力量。对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陷害法。从长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看，历朝历代的奸佞都干出过陷害异己、陷害忠良的勾当。这似乎也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仅就杀人害人而言，大凡奸佞小人都想得到，干得出，但要做到既达害人之目的，又不露形迹、不露声色，这才称得上是害人有术，害人有方。

设陷阱使政敌处于被动，并进而除之而后快，这是古代官僚惯用的伎俩。设置陷阱有明目张胆、正面作战者，更有于不知不觉中致人于死地的人。

投机钻营、取宠皇帝和陷害异己是历代奸佞小人发达的三个主要手段，也是奸臣发迹的三个阶段。

古人跻身官场的途径大体上有这么三条：一是生来的福气，靠血缘获得爵位个官职；二是靠军功，孤注一掷投身疆场，活下来就可享受荣华富贵；三是靠科举考试。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善于投机者，他们能看准时机，抓住机遇，一步登天。

人们常以官场比战场，那不过是着意于它的残酷性和斗争性。其实，官场之中除了斗争性外，还有其生意性。事实上，官场中斗争的双方你来我往，刀光剑影，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获利，而一开始就从获利的眼光出发，直接把官场当作市场拉对待，实在是非具有特异眼光的杰出之人才能看得出，做得到。

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但他以商人的机敏眼光看到了一个比市场更能赚钱的去处，这就是官场。他意识到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特征：权力决定一切。权的作用远远大于钱。只要有了权力，金钱根本不在话下。

吕不韦以经商的思路经营政治，进入官场是为了获得更丰厚的利益。而也有人老老实实地赚钱，而钱财赚到一定程度后，官职和爵位自然到手。这两种人分别从两个不同地点出发，但结果却是不约而同地打通了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仕途上的人，越是急功近利、急于谋求升迁，往往欲速而不达，难免招致众人的鄙视和排挤；相反，越是表现得淡薄名利，于升官无甚兴趣，往往名声越大，不知道那一天被皇帝请求出山做官。

古代官场中人，要想发达，靠山必不可少。但找靠山也需要眼光，需要找准合适的人选。

也有一类官僚，本来没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才能，阴错阳差走上了仕途，结果是糊里糊涂上台，迷迷糊糊下台。混迹于中国.主义的官场，认不清中国古代政治、官场的本质，即使一时走进了官场，也难保不知什么时候被赶下去了。

生活中的世界往往不够公平，比如说，选择女人的标准一般是由男人制定的，久而久之，男人制定的选女人的标准又反过来成为女人自觉的追求。

政治之所以为政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包含着斗争，又必须长于和善于妥协；既需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又需要宽以待人、大度忍让。从政治理论上讲，这是政治运作的策略需要，然而事情一落实到实处，真正的政治运行、政治操作却不能不需要实实在在的人物角色来承担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在现代政治机构中往往都设置了秘书长这样一个职位，他的职责是综理各种行政事务，既要上承，又要下达，对上要具体负责，对下要事无巨细，步步落实。在中国古代宫廷中虽然名义上没有这样的职务，但它却有大体相同或相似的任务需要处理、需要协调、需要斡旋。

中国古代的宦官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为男人，但又不能做纯粹的男人；他们原本是奔走宫廷之中的奴隶，算不得什么政治势力，但却又握有一般官僚不具备的权力。比起一般奴仆来，不用说他们更多一重被阉割的痛苦和不幸，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有了这份痛苦和不幸，，才有了在帝王之家、在前朝后宫游走穿梭的权力，也因此才有了不同于寻常奴仆的特殊地位。这群特殊的人，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如何赢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并进而凭借皇帝的威势而享受荣华富贵，为所欲为，就成了每一个宦官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满足这个愿望，宦官们绞尽脑汁以探讨操纵皇帝、驾驭皇帝的方式和方法，这就于千朝百代之中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谋略和权术。就是靠着这些谋略和权术，他们不仅操纵皇帝，干预朝政，而且由卑贱下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政治影响。这是连皇帝甚至宦官本人都始料不及的。

一般说来，宦官们的基本职责范围是在前朝后宫之间传递消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日常生活。宦官们研修好皇帝需求心理学，从而使用“投其所好”的手段，就会大获其利。但如果宦官遇到一位生性精明而又欲励精图治的皇帝，仅靠献媚求宠就不一定灵验了。每当此刻，宦官们改用小忠小信的手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谓“小忠小信”是从小事作起，既显其忠诚，又掩其大奸大恶。你想想，一个帝王，什么成为最关心的问题？不用说是用人。所用之人是否可靠，是帝王君主最关心的。

一般说来，人的思维判断往往受早期获得的印象与经验的制约，所谓先入为主就是这个意思。既有了这个先入之见，事后出现的另一个同类印象又会加强人的最初印象，强化这种先入之见。

在一个皇朝的相对稳定时期，围绕皇位的继承，皇族内又不免开展新一轮的争位斗争。已经夺得皇位的人，总是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来防范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和威胁，用分封安抚的软控制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的一方有时也并不甘心，因为他的失败并不是永久性的，如果走好了下面的棋，他还有苦恼挽回败局，有可能夺回帝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网罗和他同样失意的人才，以培植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而这时，也正是那些一向默默无闻的宦官们的邀宠进身的好时机。他们要投靠暂时失意的主人，急新主之所急，想新主之所想。只要看到新主具有未来占据帝位的可能性，他们便不惜孤注一掷，靠心明眼亮、心黑手狠为新主建盖世之功，也从此获取特殊的宠幸。

立功求宠所以能立见奇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此举适应了帝王之家皇位之争的需要，卖身投靠，以性命做赌注来帮助皇帝夺取皇位，故而有拥立之功，这是宦官的又一重要政治权术。

在中国封建君主.社会里，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可以运用手中的杀罚大权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如果仅仅秉持一颗公心，对下赏罚分明，依法治政，这政务也并不至于太过犯难。但有的时候，皇帝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显示自己超出常人的谋略与智慧，在协调亲信宠臣之间的关系时，却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体有很多弊端，比如你身处官位，秉公办事，往往四处碰壁，有时弄不好连乌纱帽也难保住。而玩弄点弹性策略，讲究些权谋艺术，却常常扶摇直上。

要使受宠信受重用的地位永固，宦官们常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小计释忧、投石问路、以致瞒天过海，或表示至诚忠信，或欺骗蒙蔽皇帝。而有时得宠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受到威胁时，他们便厚着脸皮，黑了心肠，干起诬陷他人、抬高自己的勾当。这是宦官隐忍之处，也是他们背水一战，固宠求荣时不择手段的手段。这种方法意在抓住皇帝最敏感的部位，如篡逆、谋反、废立等问题，妄加诬陷。不论是明君还是庸主，对威胁其王位的事，总是很难保持理智的，只要听到风声鹤鸣、闻得蛛丝马迹，便一定严惩不贷。这样，宦官们就可以再度得到皇帝的信赖。

诬人宠己之所以能立见奇效，原因在于他们常常在皇帝最敏感、最多疑的问题上做文章，用焦点问题转移皇帝视线，转移矛盾，淡化自己的罪责或过失。诬人宠己之术，是宦官们玩弄厚黑学的产物，或者高举维护君主皇位的忠义大旗，抓住皇帝生怕他人抢了皇位的脆弱心理，陷害他人，制造焦点问题，转换矛盾，分散皇帝注意力，淡化掩饰对自己不利的影响，从而达到固宠求荣的目的。从根本上说，诬人宠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显示其忠信，以他人的失败、罪名甚至性命做自己荣宠的阶梯。

中国古代宦官之所以能够由非政治人物变成政治人物，是与一定时代一定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君弱臣强，君少臣老的时代，宦官最为活跃，也最容易发挥政治作用。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皇帝也是如此。在宦官们看来，皇帝老了要死，老皇帝死了太子就是新皇帝。因此，投靠太子是宦官控制皇帝的有效途径之一。谁都知道，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是未来的皇帝。这个角色对于那些梦想出人头地的宦官来说，其魅力仅次于在位皇帝。而太子本人为了能够顺利登上皇位，也总想暗中收买人才，培植亲信，不断扩充自身势力，这就为失意宦官投靠太子易主求荣打开了方便之门。

宦官要得意，就需要笼络、控制住皇帝。但是要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此，宦官们心里是有准备的，讨皇帝喜欢，一般只能被动地接受皇帝的封赏。如果让皇帝喜自己所喜欢的，使皇帝的发号施令完全掌握在自己所控制的范围之内，那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主动索取，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宦官们不得不在帝位接班人身上下功夫。他们选择的对象或是年幼无知者，或是优柔寡断、懦弱老实之人，只有把这样的人推上皇位，他们才可能真正实现变被动为主动，所选之人登位后，他们凭借拥立新皇继位的莫大功劳，便可高高在上，操纵包括皇帝处理朝廷大事在内的一切了。这样，自己的意志就可以通过皇帝的诏令，名正言顺地实现。这种做法在各个朝代的宦官中都能见到。

皇帝与宦官本来一主一仆。皇帝为了放手享乐，用宦官为奴；宦官为了飞黄腾达，靠衔枚讨好皇帝换得宠信，这是主奴关系自然之势。宦官作为奴才，有被阉割的生理缺陷带来的心理压力，造成宦官性格扭曲，心理失衡。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常常使他们卑躬屈膝，自然有一副奴才相。

宦官们控制皇帝所为，招数可谓多矣。得势之时，他们敢于藐视皇帝；失势或危难之时，他们又常常欺凌主上，干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这是宦官涉政中铤而走险的有效办法。

宦官们获得皇帝的赏识以后，参与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干些随心所欲的勾当，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意志。他们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想蒙骗皇帝一个人并不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并非易事。大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地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那么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政治手腕是宦官们的惯用伎俩。

指鹿为马是宦官们对付大臣的第一招。宦官们一旦获得皇帝的宠信，总是对威胁自己地位的朝臣严加防范，目的是不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给自己增加麻烦。弄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指鹿为马就是用来试探朝臣，把握大臣对自己的态度，区别知己异己的重要办法。

宦官们费尽心机讨好皇帝，为的就是借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所以一旦有了皇帝撑腰，宦官们要就胆大起来。他们可以乘一时之兴，对朝臣傲慢无理，肆无忌惮耍尽威风，过尽从奴才到主人的赢头，这就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又一招——狐假虎威。大臣们所害怕的不是宦官，而是宦官身后的皇帝；而聪明的宦官正是看出并利用了这一点。

宦官参政虽然得势的不在少数，但也不免偶尔碰上若干强劲的大臣对手。在宦官方面，尽管背后有皇帝撑腰，但要置对方于死地也非易事。这时他们往往运用含沙射影之术，攻击政敌，大造舆论，使影响扩大出去，也就达到了舆论杀人的目的。含沙射影在政治上极有作用：如果当事人直言申辩，那么你正中圈套，你费尽口舌也难以把事实澄清；如果当事人默不作声，那就等于认可了对方的指责。总之，含沙射影，制造舆论，远比正面交战更能击败对手。

对付朝臣的威胁，宦官们本来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或者军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但这种排挤打击或者兵戎相见的抗争方式往往要背负奸佞邪恶种种罪名。为了既不失脸面，又可得实际利益，最高超最艺术的办法就是借刀杀人。利用皇帝打击大臣，借皇帝之刀杀掉自己的政敌，既能保持不败之势，又能免遭非议，少点罪名。这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常用一招。

恶人先告状，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也是宦官们使用的有效招数。

历代皇帝坐稳了皇位，除了依功勋名位的高低分封宗室，总还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封赏皇亲国戚，进行利益均沾的权力再分配。这样就形成了皇帝之下宗室、外戚和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宦官们要参与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因此，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与外戚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角逐，对抗中宦官们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在政治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

外戚与皇帝有着近似于宗室与皇帝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点是宦官们所没有的。为了弥补与皇帝关系上血缘亲情成分的缺欠，与外戚势力相抗衡，宦官们常常采取联合皇帝乳母共同对付外戚的办法。

宫廷中宦官、外戚和大臣三种势力往往成三方互为犄角之势，彼此制约是正常现象。一般说来，靠科举或者军功进入政治核心中的文武大臣既看不起宦官，也反对外戚的干政，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按下不说；就宦官和外戚两种势力而言，彼此的斗争和争夺也相奔馊窦ち遥鹿僬瓮馄莶唤隼萌耸鹿叵档姆煜叮彼且怖锰逯坪驼咧贫龋枚手⒚运车卮蚧魍馄莸姆⒄故仆贰?span lang="EN-US">

宦官在宫廷之中虽处于奴仆之位，但其看门护院、通风报信之职却使宦官机构成了宫廷的信息中心。文武官员、宗室外戚要朝见皇帝由宦官通报，大臣奏事上本也由宦官承送。不仅如此，皇帝下达诏书也由宦官执行；宦官们借此可以大显威风，有时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篡改诏书或者假传圣旨，也是常有的事。

宦官是政治的毒瘤

宦官问题，历来是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朱元璋登基之初，鉴前代宦官之失，制作了一尊三尺多高的铁牌，上面铸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十一个大字，放在大内门口。洪武元年，也就是朱元璋登基的第一年，他就对身边的侍臣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应自深戒。其在宫禁，止可得之供洒扫给使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从这段谈话来看，朱元璋对宦官干政的问题，保持了相当的警惕。也正因为这一点，在朱元璋眼中，宦官只能是真正的奴才，不要说重用和宠信，连最起码的尊重都不应该享有。

对宦官的治理，朱元璋是防患于未然。他执政时期，少有宦官干政的纪录。宦官的确只是洒扫庭除，传旨打杂的奴才。洪武十年，有一名太监指出公文中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但人亡政息，在他死后，特别是燕王朱棣登基之后，宦官的地位迅速提升。朱棣继承了父亲的性格，猜忌而残暴。但他为何一改朱元璋政令，对宦官开始偏爱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在北京燕邸时，曾向南京建文帝身边的宦官们行贿，刺探建文帝以及身边大臣的言论行踪。他的靖难成功，与宦官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分不开。因此，对这些宦官，他有一种政治上的认同感；第二，由于他是篡位的皇帝，因此对外廷大臣特别是掌握军权的将军们不信任，于是委派宦官代表他到各地监军。各地总兵的一言一行，都通过监军向他密报。

太监都是被阉之人，属“刑余之人”。由科举步入仕途的读书人，历来瞧不起太监。称他们为“阉竖”。竖是小人的意思，这个词用得很准确。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而导致心理上的变态，几乎是太监的通病。

太监之制，始于汉朝。让被阉之人在皇城内服务，不至于发生宫阉之乱，是此举的初衷。但历朝历代宦官的数量，都没有超过明代。朱元璋开国之后，由于对宦官的警惕，其所用数目，比宋朝更有减少。洪武二年，内宦多种职掌总额只有６０人，几乎恢复到汉代的水准。但自永乐一朝开始，宦官数额就开始大幅增加，经成化、弘治、正德三个朝代的急剧膨胀，宦官的总数已经过万。正德之后，直到明朝灭亡，宦官的数目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

与庞大的宦官数目相对应的，是宦官机构的不断增设与扩充。正德年间，内廷中宦官机构已有了２４个监局。这些监局中提供的有品级的职位不下千种。各监局负责人称为掌印，挂五品衔。总管２４个监局的，称为司礼监。司礼监的负责人即掌印太监，属大内主管。与外廷之内阁对举，被人们称为内相。明人笔记中，常有“宫府之间”这句话，宫，指的就是司礼监。府，即政府的意思，指的是内阁。司礼监与内阁，是替皇帝办事的两个最重要的衙门。

考诸明朝历代，宦官干政为祸，当从成化年间开始。太监汪直深得孝宗信任，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路子。只要汪直肯在孝宗面前美言，则此人官运立刻亨通。由此一来，那些想走终南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样一来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的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边。那时，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蓟辽、大同、榆林等处，素称北方九边。担任巡边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边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话，可以决定边镇命官的生死升谪。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员从来不敢马虎。这次汪直巡边，鉴于他已经是皇上的宠宦。官员们更是唯唯诺诺尽显小人相。那些督抚、总兵以及所在地的抚台、按台等各种官员，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员晋见他，都行跪礼。公堂之外，官员们纷纷私下向汪直行贿，以博欢心。这些丧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贬谪。

宦官干政，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皇帝。只要后代皇帝按朱元璋设计的政治思路来处理国事，把宦官的作用加以限制，则宦官欲想参与政治，也无机可乘。问题在于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不但不警惕宦官，疏远宵小，反而把宦官倚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问题就出在这里。

众所周知，明代有一个特务机构，叫东厂。这个东厂是在永乐皇帝手上创立的，但究竟何时创立，史载不详，一说永乐七年，一说永乐十六年。没有明确的记载，说明朱棣对这件事讳莫如深。东厂人员的组成清一色都是宦官，其执事者，称为“提督东厂太监”，地位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通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也有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的。若将这两样大权力集于一身，则此太监之威焰，直可薰灼朝野。前面提到的汪直，以及后来的刘瑾、魏忠贤等，都是这样身兼两职的臭名昭著的宦官。

东厂的职责是侦伺官民人等的隐私以及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法司所无法按正常途径解决的治安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暗中监视大臣们的一动一静，使其言行永远在皇上的掌控之中。

宦官干政，带来的两大弊端是特务政治与小人政治。历来政治清明的标准，是看当朝主政者是君子多还是小人多。宦官中，也有一些深明大义的君子，但太少。大部分宦官因生理使然，加之长期的训练，都有着无法自拔的侍妾心态。孔子讲：“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认为他讲这句话不是从家庭的角度，而是出自社稷的角度，亦即政治的角度。朱元璋把女宠与宦官列为执政七戒的范畴，可见他是从操作的层面上理解了孔夫子的这句话。

宦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女子与小人的复合体，那些乱政的大太监，无一不是“小人中的小人”。这种人的显著特征，是心态的畸形。有一则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有位宦官出身孤苦，沦为乞丐，被阉进宫，发达之后，立志寻母。当有人费尽周折将他的母亲找到时，这个宦官却拒不相认，其原因是他的母亲是个老乞丐。后来，有人给找来一个妓女出身的老婆子，因这老婆予身上体现出了“富贵气”，他便欣然认母。这个宦官如此荒唐，其因是他认为生母不能给他带来家族的显赫，而妓女出身的老婆子，其仪态，其接人待物，都可登大雅之堂。

宦官不能纵情色欲，对财货表现出的贪婪则倍于常人。明代的贪宫中，数额特别巨大的，除了严嵩一人是外廷首辅，余下的如汪直、李广、刘瑾、魏忠贤等，都是权倾一时的大太监。

《謇斋琐缀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深受弘治皇帝信任的大太监李广，因为得罪了太皇太后而喝毒酒致死。皇上听说李广的死讯，便派人去他家搜求“异书”，结果抄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还有一本纳贿簿。详细记载了某人某时送来黄米多少担，白米多少担等等。弘治皇帝看了纳闷，问身边的人：“李广能吃多少东西，竟收了这么多粮食？”左右答道：“此粮食非彼粮食也。黄米即金，白米即银。”弘治皇帝这才突然明白李广“赃乱太盛，遂藉没之”。并吩咐科道的监察干部根据纳贿簿对当事官员进行调查。向李广行贿的人多半是朝中重臣。他们之所以位居要职并连连升官，就是因为李广在弘治皇帝面前替他们讲了不少好话。俗话讲：“有钱能买鬼推磨”，如果皇帝跟前的“鬼”太多，则所有舍得花钱的人，都有官可做了。

一个太监能积敛这么多的钱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深得皇帝信任，手中的权力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