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提雅景点:阿修:有远见的柏克——评《美洲三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8 23:51:57
  为经典著作写读书笔记向来是一件令我烦恼的事情,原因无它,自觉鄙陋而已。读书笔记,是一种与作者的对话,而与智者的对话,并不那么轻而易举。有些人,真的是望之弥高。   反智主义,实际上是世间的常态。持“尽信书不如无书”论者往往自己没有看过多少书,这些思想上的机械工每以肉眼可见的货色为实务,可谓“没有学会走就要跑”了。对高论者诟之以“书呆子”本是此辈的拿手好戏(很多情况下倒也所言非虚,但恐怕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但埃德蒙·柏克显然可以免于此咎。柏克是个实务家,政治练达,先为人之幕宾,后为下院议员。他的著作,大多是对当前政治问题的演讲,和供宣传用的小册子。时人都赞他敏锐、善察、通晓世务,富于智谋
  太仔细、实际的人往往失之于琐碎、眼界狭窄,柏克对眼前事务的看法,却“每以哲人般的思考与广博的学识为经纬”。人虽聪明,却以保守为美(柏克是英式保守主义的始祖)。当时一位与他熟识的著名作家曾说道,“即使和他同在一个街棚里避雨五分钟,你就会受不了,但你会相信自己正和所曾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站在一起”。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任何有关人类社会的知识,确实算不得“科学”,但是这并不排除局部环境中社会与历史走向呈现一定规律,这就为“远见”留下了空间。早在美洲独立的十年前,柏克就忧心于大不列颠的美洲政策将来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当时局面尚可,美洲殖民地仍忠于大不列颠)。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始,他对法国人发出如下警告:“某一讨人喜欢的将军,他精于安抚兵卒之术,掌有统兵作战之真诀,将会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上。大军将会基于人格上的原因服从他的调遣……但是,就在这样的事情将要发生的当儿,那个实际握着兵权的人就成了你们的主子,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子。”(见《自由与传统——柏克政论选》
  为什么他会有如此远见,我抄录一段柏克传记上的文字:“(他)对问题的处理中,仍有我们今天要学的每一样东西:对纷繁的细节的简化和有力的把握;以人类经验的大原则,去洞察世理;对正义、自由这两个伟大的政治之目标,心中有强烈的感受。对权宜之举的解释有大家的气度,胸襟开阔。”
  这样的评语,在我看过柏克的著作与相关的研究之后,觉得恰如其分,没有溢美的嫌疑。
  《美洲三书》是缪哲的选译之作,由《论课税于美洲的演讲》、《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致布里斯托城行政司法长官书》三篇正文加上附录的《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组成。此三书涵盖美洲革命前后,沿不列颠对美政策而展开。柏克的鸿词,加上译者缪哲的生花妙笔与详尽诠释,使得本书颇有字字珠玑之妙。在本篇笔记中,我将如此安排笔墨:以每一书为分节,首先简述历史背景,再大致总结柏克的论述结构与逻辑(摘录其精彩语句,但括号之中的内容多半是为了行文流畅由笔者进行的补充或阐述),中间夹杂一点诠释与评论。
  一,论课税于美洲的演讲
  柏克是在1774年4月在英国下院发表的这篇演讲。自英国殖民北美至此时,英国所属美洲殖民地欣欣向荣,人口已繁衍至两百万,蔚为大邦。不列颠对美政策,用柏克的话来说,就是“善意的疏忽”——在治事上,任由移民组织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用贸易垄断和管制而不是直接课税来从美洲取得利润。简言之,不列颠对美享有主权,但备而不用。1764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不列颠为了减轻战债,决定破坏过去的惯例,向美洲直接征税
  英国人是实用的民族,处置财产的权利遂成为英国自由理念中的主要指标。由于英国议会中并无美洲代表,这一利益之争就带有了原则之争的风采(自由权vs.主权)。1765年,英国推出了《印花税法案》(内部税),北美以暴力抗法反应之。柏克所在的党派为兄弟阋墙而忧虑,在执政后遂在申明英国对美洲殖民地享有最高主权的同时废除了该税。但该党为国王乔治三世所恶,旋即下台。以后的内阁又恢复了对美课税(外部税)。于是美洲的骚动日甚一日,英国国内的情绪也日益激化。英国人认为自己是对美让了步的,先前的战债是为了美洲防务而担负上的,而且在税收方面还一再减免,只余茶税一项,税额微不足道(确实如此),他们认为美洲人是在得寸进尺,挑战不列颠的主权。
  柏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了这篇演讲,以课税由来得失为纲,杂以他事。   在一开始,柏克就猛攻内阁的虚伪。当时不列颠政府鉴于美洲的激烈反对,就主动撤销了六项课税中的前五项。但理由却假称这些税的撤销,与原则无关,只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在商业上是不划算的。“派赋税,是为了撤销它,而派税的理由,却还得精心的维护。我们就是这样征税于美洲!我们就是这样保英国的面子的!”
  当然,内阁保留茶税的用意在于申明英国主权,这个用意同柏克其实是一致的,但是操作起来却拖泥带水,其原因在于对英国主权到底以什么形式出现持不同理解。柏克认为,英国对美洲的主权并不需要用直接课税表现出来,这种课税违反了人民无代表不纳税的自由权利,也同不列颠古老的殖民传统不一致。所以柏克与内阁“分歧不在于其他,只在于该政策所依据的原则。”
  接着柏克就开始叙述英国殖民政策的老传统以及它的益处,这是不列颠对美政策的第一局。
  不列颠的殖民方针的基石,就是航海条例,这是一套贸易垄断以及限制殖民地人民生产领域的体制。对美洲来说,一则贸易管制是继承而来的传统,二则英国的投资也使他们获得了钱的补偿,三则(虽然)“商业上,是彻底受奴役,政治上,则享有自由权,两者加一起,固然称不上完美的自由;但与人类之通常的状况相比,则也算得上幸福,算得上自由了。”这几点加在一起,使得美洲人民仍然忠于不列颠。此外,自贸易管制中得来的收入,要比直接针对人身所课的税收,从感官上来说,自然要比较和缓一点。
  接着是变乱旧章的第二局。柏克尖锐的讽刺了前内阁首相(格伦维尔),该人想要拉紧美洲的马嚼,“他以为、许多人也以为,美洲商业的昌盛,得多归功于法律与制度,而自由,却仅有尺寸之功;以条规为商业,以税法为财源,这一号人,天下真是滔滔皆是。”议会开始制定从殖民地课取正规岁入的计划,这岁入,并不是取代垄断,它与垄断并辔而行。这直接侵夺了美洲殖民地的传统权利范围,从而引发了骚乱。
  随着柏克党人的上台,就考虑撤销这些税收。“要考虑的问题有二。第一,撤销是全部好,还是部分好——凡沉重的、或可作税源的,概予砍除,空文以申权利,则保留之。第二个问题是,法案的撤销,该依据什么原则。这个问题,可用的原则亦有二。第一、本国对美洲的立法权,并非是无所不包的,而有一定的限制或界限。二、这种性质的课税,与商业的基本原则、与政治公平的每一观念,都是格格不入的。”这样做,“他们保全了大不列颠的权威,他们保全了大不列颠的公正。”
  申明权利,却放弃实际行使,岂不矛盾?这就是英国人“模糊过关”的智慧了,少争论学理,但凭常识做去。一国对其属地的主权,从理论上来说,必定无限,但是从实在上讲,是根据各地环境、历史之不同而有权利边界的。尊重这一自然形成的边界,有赖于主政者的克制与智慧。毕竟主权是为人民福祉而设,“野猪被逼急了,会掉头冲向猎人。假如你要的主权,与他们的自由不相容,他们将何去何从呢?他们会把你的主权甩在你的脸上。”换句话说,贸然行使主权形式中的一部分,若与一地属民的利益冲突,会引起他们对于整个主权的质疑,岂不得小失大。
  以上是恢复旧章的第三局。第四局的形势则急转直下,佞臣汤申为了逢迎执意要对美洲课税的势力,抛出《汤申法案》恢复对美洲课税。虽然观察其内容、形式,《汤申法案》已经从对美洲征收直接税后退到征收间接税,税率很低(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其是课税,毋宁说是免税,比如茶原先要出口到美洲,不列颠会在退税中预先扣除一先令,该法通过以后,就改在美洲征收三便士,实际减税四分之三。)(Ps.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英国课于美洲的税负极低,在印花税法下,英属北美殖民地每人平均为英国财政贡献还不到一先令,而英国本土是每人26先令)。但是由于先前的纠葛,美洲人的忍耐限度已经下降,利益之争已经上升到原则之争的角度,美洲人疑心这是不列颠用蚕食、诱惑战略逐渐取消美洲人的自由权的图谋,于是群起抵制,最终酿成了波士顿倾茶事件。
  从英国议会的角度看,他们之所以非要保留茶税不可,目的也是防御性的,因为他们视茶税为英国的主权象征,害怕放弃茶税后美洲人会得寸进尺,最终否定英国对美洲的主权。这正是柏克最害怕的想法。他认为,原则的对抗,是异常危险的,因为甲对乙是否享有主权,并没有更高的原则可以决断。所以英国对美洲的政策,一定不能驱使美洲人去质问这一主权的根据;除了美洲的同意、或觉得英国的主权有益于自己的幸福和自由,这主权还有什么根据呢?假如英国不顾美洲人的心愿,一意推行这课税的主权,美洲人将要质疑的,就不仅仅是课税权了,而是英国的全部主权。
  有议员提出美洲人是英国的孩子,自然应该听从父母的话。柏克反驳道:“他们是我们的孩子,这没错。既然如此,则孩子要面包,我们就不该给石头。”
  以上是柏克对对美课税问题的评论。
  对柏克而言,英帝国与其属地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头脑与肢体之间的关系,头脑指挥肢体但不代替肢体,中央政府的功能是监督而不是取代地方政权,“指导它们、控制它们,却不吞灭它们。……她必须有至高的统治权,去制服玩忽为心者,约束性格暴烈者,扶持贫弱者。……为了使议会适应于这监督权的目的,它的权力必不能加以限制。……但这一权力不该纳入常制,也不能上来先用它。”换句话说,主权至上是为了应对极端情况,有些权利,不到万不得已,是根本不能行使的。在对美课税问题上正是这样。当一国的主权临加一地的时候,如果以为主权即要求属民全面服从,即使成功效果也未必佳,“西班牙强征于荷兰的赋税,较之荷兰加诸自己的,少十倍不止,荷兰却不接受,而要反抗。专制的政权,是一个无能的筹款者。怎样积蓄,怎样榨取,它都一窍不通。”
  二,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
  自从下院驳回了柏克要求免掉对美课税的提案之后,不列颠与美洲的关系已经恶化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双方都相信自己的行为是防御性的,而对方在咄咄逼人,不由自问:美洲(不列颠)到底想干什么?
  不列颠与英国的冲突循环升级,利益的冲突,彻底恶化为主权与自由权之间的冲突。就在柏克上次演讲完的一个月后,下院通过了一系列《强制法案》,以报复波士顿茶案,其中包括取消一系列美洲人民向来便享有的自由权利。该年9月,美洲十二个殖民地的代表集于费城,发表《权利宣言》,以停止与不列颠的一切进出口贸易回应之。“一个环绕四海的商业帝国的柱石,终于撼动于财政家不挂齿的三便士,哲学家不屑意的俗物如‘茶’了。”(《论课税于美洲》
  1775年3月22日,柏克做了最后一次挽救不列颠帝国的努力,在议会发表了《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的演说。
  他在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的提出,要与美洲之间立即实现无条件的和平,重归旧章,撤销一切加诸于美洲之上的赋税,并申明放弃课税之权。“和平意味着和解;凡有重大的争端,和解总意味着某种让步,或是甲方,或是乙方。在眼下的局面下,我不难证明(让步的)主张应出自于我们。力量强大,为举世所公认,只因不愿意动用它,就会削弱它的力量,损伤它的形象——天下必无此理。力量强大的一方提出和平,是既体面、又安全的。这样的提议、出自于这样的力量,人将归之于高尚与宽宏的心。而弱者的让步,则是胆怯的让步。弱者一旦被解除了武装,他就完全受制于强者了。……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须要您今天予以决断;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应该让步;第二个问题是:您应该做出怎样的让步。”
  对于第一个问题,柏克提出了不列颠应该考虑到的有关美洲的三个因素:美洲的人口、贸易、气质与性格
  美洲人口,自从殖民以来,已经达到了两百多万(不列颠为七百五十万),“美洲不是小菜一碟,不可以小视,不可不予以法律的重视……不能以小小的伤害去狎弄它,不能以轻微的怨隙去激恼它”。而美洲的贸易已极为庞大,美洲人的进取心和足迹已到达了一个相当大的高度。“他们并不是在防民如防贼的治术的约束下,被挤进了这幸福的状态(应归功于英国善意的疏忽和美洲人的自由进取)”。
  第三个因素,“它比美洲的人口与贸易更重要,那就是它的气质与性格。”柏克将之总结为热爱自由,并将这种气质的由来归结为六种因素:“血统;政权的形式;北方各省的信仰;南部的民情;教育;政权之第一推动者的遥隔万里。”首先,殖民地人民继承了英国热爱自由和讲究实际的传统。“他们不仅深爱自由,更以英国的观念、英国的原则深爱着自由(英国人认为,处置自己财产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一个可被夺去财产的人,绝不是自由人)。抽象的自由,如同其他纯抽象的东西一样,天下是找不见的。……在古代的共和国里,大多数斗争,为的是选举行政官的权利、或国家之不同等级间的平衡。对他们来说,钱的问题并不如此紧要。但是在英国,情况却正相反。在赋税问题上,最有才情的笔、最雄辩的舌头,都曾试炼过,最伟大的精神,也曾为之行动、而受难。……人民必须真正握有(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让渡自己金钱的权力,否则就谈不上自由的影子。……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感受到了自由的脉搏”;其次,美洲人民的政府,民主的色彩很强;再次是宗教因素,美洲殖民地北部诸省的人民绝大多数都是清教徒。“这个教派,最反感于对心灵与思想的暗中压服。”换句话说,最具反抗精神。这种性格的人民,既然肯冒偌大风险到海外定居,自然是持异见自国家权威的人;再次是南部诸省的民情。南方省份盛行奴隶制,有这么一个对照,自由人把自己的自由就看的很重;再次是美洲殖民地精英的教育背景,他们大都是律师。在北美发行的书刊,除了宗教册子之外,就是法律书籍。习法之人如果能够详细考虑每一法律的由来与得失,容易熟悉世情、深沉多智。“他国的人,只依既成的苦难,论断政治中的病因;而在美洲,他们则依据原则的不良,预见弊端、判断苦难的轻重”;最后在于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遥远地理距离,它使得集权政府难以对属地进行有效管理。
  “您所面对的,已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带着满头的光辉和满头未清未尽的红尘。”从人口、经济和气质来说,美洲的份量摆在那里。就价值而言,敌对关系对英美双方也是灾难性的,“为了证明美洲人没有自由的权利,我们天天在拼命颠覆自己的自由精神赖以保全的准则。为了证明美洲人不该自由,我们被迫去贬低自由本身的价值。”
  那么到底该怎样处理这一争端呢?许多人叫嚷要用国家霹雳手段让美洲臣服。柏克则认为应该对武力的使用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他持三个理由,“首先,……单靠动武只是一时的办法。它也许能镇压于一时;却不能铲除再一次镇压的必要;一个国家,若需要不停的被征服,那是不可能统治的。我反对动武的第二个理由,是它的不可靠。……你若一击不中,你就没有了手段。……我反对动武还有个理由,那就是:你虽然在试图保全它,却因此损害了它。你收复的东西,不再是你为之而战的东西。……从整体上看,我消耗的恰是大不列颠的力量。我不想这一场耗尽体力的冲突结束时,我被外来的敌人抓个正着,更不想在冲突之中被他们抓住。”
  但是为了谨慎起见,柏克仍然讨论了可能的三种后续处置手法(假如武力镇压成功,美洲殖民地暂时臣服)。“对这一盛行于您的殖民地、扰乱您政府的倔强精神,处理的手段,是不外有三的。一,以之为不便,去其根渐,从而改变它;二,以之为罪犯,去惩罚它;三,以之为必须,去顺同它。”
  第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下院有过提案,想要通过停止授予土地来限制美洲人口的增长。柏克斥之不现实。“假如您停止授予,后果又如何呢?人们将不经授予就占有土地……您无法驻兵于荒野中的每一处。”至于“从整体上使美洲限于贫弱”这个方法,“每当我想起我们之拥有殖民地,目的不在于其他,只为了有益于我们,则为驯服他们而使之变得无益,这种做法,我诚然愚钝,实在是觉得荒唐了点。……不满将随苦难而增加;所有的国家,莫不有国运危机的时刻,到了那时,他们固然贫弱,无所贡献于你的繁荣,但完成你的毁灭却有余力。”至于其他,美洲人民的传统、信仰和教育不是武力所能够动摇的,“彻底铲除他们的律师坐议其中的民选议会,也不太可行。取代它们而治理美洲的军队,糜费将更大,效果则不如;事到后来,军队会变得像它们一样难以驾御,真也未可知。”
  第二个方案:“个别人、甚至一伙人行为无状,因而扰乱国家的秩序,是事诚然有之;国民在重大问题上与政府分歧,从而扰乱一庞大帝国的若干政区,也时时而有。但依我对这类事情的看法,则两者的处理方式,无论从情理还是从策略上讲,都有极大的区别。把刑法的常规概念,运用于这场重大的社会纷争,依我看是浅陋的,是书呆子的作风。”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把法律问题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缪哲在注解中提到,美国内战之后没有产生战犯,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正是政治问题同法律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而我们的内战,不仅有法律上的处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内战的双方,做道德上的攻击,在纯粹的政治问题上,大做正义与非正义的文章,必定会破坏民族和解的基础。)
  在这里,柏克乘势谈到了他的政体观。“在地方特权与共同的最高权威之间,界线当极端微妙。争端、甚至激烈的争端和严重的敌意,往往无可避免。但是每一项特权,固然都使它(在这一特权适用的范围里)免受最高权威之运行的约束,但这绝不是对最高权威的否定。……一旦发生这种不幸的争吵,则最轻率的做法,我看莫过于帝国的首脑坚持认为:任何违逆它的意愿和行为而申明的特权,都是对它整个权威的否定。……这岂不是教导他们不去区分各种形式的服从吗?”英国在与殖民地的冲突中,依据抽象的权利,以及体制的必须,英国是做仲裁者的,但这一抽象的权利,决不能成为其裁决合法性的理由,因为英国也是这冲突的参与者,所以它要万分谨慎、克制才是。换句话说,绝不能不顾具体的情势,一味的主张并行使主权类抽象权利   如果前两个方案都不理想,那么以美洲人的想法为必要的恶去顺从它,就是唯一的出路。既然要让步,那么就回到了柏克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怎样让步?
  但是且慢,“我们的不幸在于:我们苦于眼前的大害之不暇,却以过度的精明、过分的敏锐预测着来事。”许多不列颠人对于让步本身并不反感,但是他们担心美洲人得寸进尺,切断与英国的所有实质联系。柏克反驳道:“什么才能平息我们对和解会导致敌视之结果的无谓恐惧呢?臣民有不满,当权者该让步,这样的事,天下就不能有一桩么?万事只有常,难道就不该有变么?权威不用绝,就会全部丧失?政府越铲除不满的根源,臣民就越是抗拒,越要造反,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接下来柏克以爱尔兰和威尔士等为例,说明了当政府做出让步之时,和平和安全就随之而来,并无出现得寸进尺之现象。
  柏克随后提出六项基本提议,作为不列颠让步的主要内容,承认殖民地议会的合法资格,承认其有益于帝国,承认由殖民地议会自愿输将,而不是被动纳税是符合帝国利益的。撤销不列颠对美的报复措施,包括贸易封锁,和保障殖民地有一个公平的、无偏倚的司法权。
  到此,柏克的论证结束,但是兴之所至,柏克又讲道:“所有的政权,人类的每一利益和福乐,莫不以妥协为基础,以交易为基础。我们权衡各种不便,而取其轻者;我们以此易彼;我们放弃一些权利,以便享受另一些权利;……为享受社会的好处,我们必放弃一些自然的权利,与此同理,为享受一个伟大帝国的兄弟情感与同胞之谊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必须牺牲一些公民的自由权。……但是,为把自己纳入一大帝国、以体会那虚假的显赫,却不惜付出人类的所有基本权利、所有内在的尊严,这代价,无乃也太高了。”
  对国家的统一的看法:“(国家)部分之间的从属关系,是排斥这种简单的、铁板一块的统一的,英国是脑袋,这没错,但她不能脑袋四肢全占了。从一开始,爱尔兰就有一个虽不独立、但却分离的立法机构,这并不曾破坏、相反是促进了整体的团结。”换句话说,在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统一”与“一致”总是暂时的、相对的,“分歧”与“冲突”才是合乎自然的常态。通过公开、自由的辩论和表决所达成的共识与通过高压胁迫手段所达成的“统一”,在本质上是两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利益和权利的确切含义总是个性化的、具体的、实在的,抽象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意”往往会被野心家们和人们自己异化为裹胁他人、谋求私利的工具。
  对国家财源:“它(柏克的方案)保证了臣民有拒绝的权力,而这恰是一切财源的根本。假如历史不曾表明,臣民之有权决定其输将的多少,输将的有无,乃是人类靠巧智或运气所发现的最富饶的财源,则经验就是骗子,事实就是诓客。……只有从这里,只有从感到自由的人民之中,才会有财源产生。”
  对不列颠与属地之间的关系:“我把不列颠宪法的一份股权授予她(以换取她的服务)……我持有殖民地,是靠亲密的感情,它来自于我们共同的姓氏,共同的血缘,相似的权利和一体的保护。……我要让殖民地的人民,总把他们的公民权利的观念与您的政府相联结。……一旦他们认为,您的政府是一回事,他们的特权是一回事,二者可两不想干,各自存在,则粘剂就失效了,纽带便松开了。……我很清楚,阁下,自有粗鄙的政客群氓,堪称政治之机械工的,听完我这番话,会认为是不着边际,是狂想;……他们的眼里,除了粗鄙的、肉眼可见的货色,便再没有其他;这种人,绝没有资格做帝国之伟大航程的舵手,便是摇转这机器上的一个小轮子,他们也不配。”
  三,致布里斯托城行政司法长官书
  不幸的是,柏克关于与美洲和解的呼吁并没有得到下院的认可。在自恃强大的一方看起来,让步是极端丢面子的,而且要冒政治风险(英勇的怯懦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与此同时,北美殖民地的局势紧张程度日甚一日,双方都做好了武力冲突的准备。
  1775年4月,柏克演讲完的约一个月后,英国与美洲人的火花终于超越了边缘状态而迸发,康科德和列克星顿的枪声打响了。消息传到英国,柏克沉痛的说道:“完了,与美洲和解的希望,只怕是全完了。血已经流了。闸门开了。流到何时,流到哪里,怎么停下来,只有上帝知道。”
  美国革命最初是以一个保守运动的面目出现的,目的是在一个较大的政治体系中保持政治上和财政上的特权地位。但是在循环升级的刺激下,双方的态度开始逐渐激化。在英国方面,下院开始视那些抗争者为叛党,在美洲方面,权力精英开始不再用英国传统来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而是寻找新的合法性原则,他们在人民主权的名义下找到了这种东西。依据这个原则,美洲宣称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共和国。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公布,这场利益之争终于恶化成了一场原则之争、主权之争,双方再无缓和转圜的余地。英国耗费公孥,出钱出命,美洲殖民地本身也发生了大的社会分裂,忠于英王的殖民地居民被驱逐,颠沛流离
  公共的灾难最容易激发人民的团结之情、仇外之意。对眼前的仇敌喊打喊杀,是许多人借以表达忠贞之情的最廉价手段。译者缪哲在引言中的一段话特别的妙,抄录如下:“举国是对美洲的喊打声。执政者的美洲政策,是参用暴力与蛊惑的,呻吟于权力之下的愚民,则以脑袋做战鼓的皮,在美洲战场上被锤破,未与参战之荣的,则在蛊惑者的敲打下,发出了巨大的漫骂声,美洲人是暴徒,美洲人是胆小鬼,美洲人是忘恩负义的不肖子,美洲人是背叛祖国、投靠敌人的下贱货。”对于这种言论,以及他们所叫嚷要实施的更严酷的措施,柏克是非常反感的。在斗争之中就要考虑到斗争之后的和解问题,这点,许多人是做不到的,正如他们不能理解世界并非是非黑即白的一张画一样。
  1777年,柏克身为下院议员,写信给自己选区的头面人物以及选民,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分裂以及内战的悲痛之情。
  在信件的一开始,柏克就对下院新设立的加强对美洲人报复力度的法案表示不满。其中一项是海上捕拿特许权,这是战时状态下政府授予平民的一种权利,依据这一权利,平民可以截获、掠夺敌国的任何船只。另外一个法案是剥夺美洲人由当地法院审判的权利,将叛国者押送到英国受审。对此两项,柏克绝不心服。“我们却又一次的中止了臣民的自由权,若称之为权宜之计,则合理、正当的理由在哪儿,我实在看不出。……以如此怪诞之心,去看待英国的尊严,竟把伦敦绞刑场上的胜利,认作失败于美洲的补偿。……事情若走到这一步,则胜利的结果,你自可称之为‘和平’,称之为‘顺服’,冠以任何的名目,可尽随你的便,但战争没有结束……你的和平,不过是烽烟乍歇,他们的平静,只是图谋报复。……一个远在天边的政权,在不经臣民之同意而处置他们的财产时,在不经指控、审判而摧毁他们的公民权时,他们若敢抵抗,则罪必深,罚必重。天呢!这一课教训,英国人是万不能学的!”
  换句话说,大规模的内乱、分裂或是内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此类问题的解决,应遵循政治逻辑而不是法律逻辑行事,不应对敌对方人民做不加区分的道德和法律上的广泛攻击。这种做法,只能逞一时之快,后患则无穷。此后患表现为二。
  其一,给予政府非分之权。“如果我对自由权还有稍许的理解,则‘自由’也者,是一种普遍的原则,它之为明明白白的权利,要么属于帝国境内的全体居民,要么就谁的也不是。对我来说,部分人的自由,是一种最可恶的奴役形式。但不幸的是,国家的内部每有冲突和不和,这样的奴役就最容易被人所接受;因为有一些派别,太亟亟于牺牲自己的敌人了,故自身之未来的安全,每每忘在了脑后。一项不公正的措施,只要不立刻伤及自己,人们是不难接受它的。……出于方便、为了权宜,一点一点地蚕食自由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凡违背宪法之精神而制定的政策,其天性中的孕育的弊端固然有千万端,但其中的罪大恶极者,却总不能立刻呱呱落地;它在娘胎里,往往要潜伏良久,或者说,她绝少一开始就露其狰狞,故专制之权力之临诸人民的头顶,往往是悄然而来”,“所有的专制权力,都狡诈地掩其狰狞,而所谓‘它只是偶一行之’或‘它影响的范围甚小’等等,将一点一点,逐步被人们当作格言接受下来。”
  其二,不利于战后的和解。柏克痛斥那些口头爱国者,“这样的玩意儿,也居然犯起了骄狂,为自己并不去打的战争,高声的请战,为自己永远掌不上的残暴的统治权,摇旗呐喊。……他们像是志愿军,事事做的英勇而稳当,身体不遭锋镝之险,财产不蒙捐纳之累。”这样的言论,除了使“我们或骄慢地取胜,或可耻地失败,其间没有中道可走……它会给不列颠民族留下永久的裂痕。只有相互间的尊敬,才是联结这一伟大民族之各部分的纽带。”“我们的愿望、或者说我们的义务应该是:不仅要克制自己,别让这侮辱性的言辞出诸自己的嘴,还要尽量地去让每个人都醒悟到,导致这谩骂产生的不良情绪,是大不得体的,是卑劣的。”“许多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抱克制的主张,是不啻于叛国——凡主张克制的话,都足以招来‘叛贼’‘作乱’之类的嘘骂声,都会有人把我们眼下与未来的不幸,归咎于我们同胞兄弟的抵抗,以此回击那克制的主张。……当此危难的关头,我请他们认真地想一想:首先,揆诸以往的人间的争斗,这样你骂过来我骂过去,自来不是和解的办法;其次,背地里辱骂人家,即使你认为是光荣的事,也应该想到在目前的局面下,那些身在美洲的英国人,是既不能因你的辱骂而愤恼,也不能因你的教导而改悔的。……假如有必要采取和平的步骤,那就必须有起始处;任何一项和解的计划,必须有和解的精神为之前驱,为之做准备。以我的推想,我们调整自己的心灵,会是无所损失的。释除我们的热情,并不是释除我们的武装。对叛乱的痛骂,自是不曾给过我们的军队一把刺刀、一筒火药;而许多滑膛枪起而对着你,恐怕正是被你骂恼了。”或许还有第四条,不加区别的辱骂叛乱一方的人民,将会使那些还持友好态度或中间民众投向真正的叛乱分子一方。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在一开始举邦一致,同许多年来许多废奴主义者过于鲁莽的一视同仁的责骂是分不开的。
  他提出,“我们当初之拥有美洲、我们在争吵之后与之和解、我们在分裂之后而收复它、我们在获胜之后而保有他——做这一切的一切所采取的方法,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以前曾经是、日后也必须是基于这一点:彻底放弃‘无条件’服从的要求。”“这样做,对我们的力量是毫无损伤的,而我们‘克制温和’的好声名,却因此增加了几分;这种品德,往往也是一种力量,虽然大小不论。”
  是不是应该举国一致支持不列颠的镇压行为?“他们不停地要求我们万众一心,万众一心自然是应该,是可喜可贺的,但前提是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不是有道理。疯病之为病,并不因染上的人多而见小。……一个政治实体以从属的方式与另一个政治实体联合,则联合的最大危险,是居上位的一方极端的傲慢、自以为是(从这个角度讲,居上位的一方万众一心并不是一件好事,需要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使得下位者可寻求同情,使他们可期待上位者的政策转变。这种意见分歧,对于权威的维持是大有好处的。假如上位者,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是铁板一块,那么下位者就将不再抱有希望,而寻求极端措施了)。……这一场不合,自始至终就是‘万众一心’的结果;而‘万众’中的许多人,又是近来受了诱骗,或遭了恐吓,才不得不‘一心’;或完全出于绝望而缄口,方有这‘一心’的假象。他们被告知说,反对武力的措施,就是鼓励叛乱。狂妄而无知的人,是常常使用这见斥于人类历史的语言的。揆诸以往的历史,可知普遍的叛乱、或全体人民的反抗,自来没有因鼓励而起的。他们往往是被激怒而起的。”
  那么不列颠人民在这个冲突的时刻是不是应该不顾事件本身的曲直去支持政府呢?“照这样的理论,则可以说:我们越受害于政府,就越该信任它。让他们一举把我们拖入战争吧,这样一来,他们的权力就安全了。”“使政府强有力,远不如使它诚实、智慧的好。”
  柏克回顾美洲冲突的由来,指出,这一场冲突显而易见的根源之一,就是议会的举措失当。柏克坚决反对议会从理论出发制定国家政策的做法,认为大不列颠对美洲在理论上享有什么样的主权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根据美洲的现状,以确定哪些主权可适用于美洲、并适用到什么程度。
  在此处,柏克又再一次重复了他的政体观。国家的主权不能在事先有所限制,这是为了应付可能的极端情况的出现,但是这种无限制的权力不能作为常制。“它的潜而不用,即保全了它的存在。”各个地方的治理,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特色,由各个地方的人民决定。自由,说到底,是一个实在的东西。“社会和公民的自由……它与日常生活里的其他事情一样,往往驳杂不纯,受限制很多,对它的享有,有程度的大小;它的形态,也因每一个社会的性格与环境之不同而千差万别,不一而足。自由的极端是无以获之的,也不应该有以获之;在有关我们的义务或生活之满足的每个问题上,极端都足以摧毁品德与幸福。自由权也是如此,为了人可以拥有它,它必须受限制。限制的程度之大小,是无法精确的予以界定的。但每一个为民谋事的人,倘若是明智的,就理应通过小心的试验、理性与冷静的努力,去探明施以多小——而非多大——的限制,社会即可以维持。”
  在英国与美洲的和解上,柏克深知其难。他个人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铲除利益冲突,扑灭原则问题之间的讨论。“因为这样的讨论,很难根据明确的原则加以解决,导致这讨论的权利之要求,双方出于骄傲,是谁都不会放弃的。”比如柏克党人曾经支持在申明英国对殖民地享有至高主权(包括课税权)之时又完全免税,这就是一个好例子。即使有美洲人对这英国主权持怀疑态度,除了在学理上,他们是无法直接攻击它的,因为没有缘由。
  柏克随后提出,在今时今日,需要英国做出更多的让步,主动砍掉课税权,以取信于美洲,在英国与美洲之间重建信任。“我舍去它,是作为身体的一肢,目的是为了保住身体;假如有必要,我还愿意多舍,舍什么都行,只要能避免一场无益的、无希望的、反伦常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