芈茵第几集死的:人民网—人民视点:我们该如何看待1:26的"官民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16:13:03
人民视点:我们该如何看待1:26的"官民比"?人民网评论部策划  编辑:陈阳波

  近期以来,“官民比”的问题成为舆论讨论热点,现阶段1∶26的“官民比”是否过高?看看媒体是如何评论的——

如何看待“官民比”史无前例?

  在“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指出“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最近,又有人指出,“官”的通俗含义应指党政干部,而这个比例约为1:197

  官民比例不是问题根源。最基本的问题不是官民比例失调,而是观念根本不同。美国吃财政饭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多,但其重心却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岗位来代替日益不堪重负的、没有收益的福利制度。而中国官民比例的上升,是因为官僚机构自我膨胀的意识,从而走入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所以,说美国比中国的官民比例高未必是错的,引用的统计数据可能也对,但结论却错了。如果不能清楚这里的观念差异,只看到其表面的数据,便很容易产生类似上述报道那样的误导。

  官民比例不能简单类比。官民比例既不能和古代简单类比,也不能和发达国家简单类比。我上文说澳大利亚一个内阁部只有部长一个人是官员,目的在说明不能把公务员和官员混为一谈。但拿我们的官民比例和发达国家类比,是片面的。我们要立足本国,看自己的需要,哪些机构是必要的,哪些是多余的。从目前情况看,反贪部门、纪律检查部门、监察部门、审计部门、市场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等等,应该加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需要无处不在的强壮的“看门狗”,维护市场秩序,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人民群观众的利益。实际上,我国改革后新增的部门大多是起“看门狗”作用的。

  “中国官多论”存在三个误区。分清“干部”和“官”的区别。各级政府公务员、党派和社会团体专职干部,即一般所说“党政干部”不到1000万人,其余属于“专业技术干部”,教师在其中占了很大部分。不要把“劳动者”与“管理者”对立起来。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多少老百姓“养”一个“官”。“官”是社会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劳动者,是从事管理劳动的劳动者。从世界普遍情况看,一般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福利水平越高的国家,官民比也越高。根据我国的研究,中国的官民比要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所以,不存在中国官员比例奇高的问题。

  对官民1:26的批评缺乏道理。“官”的概念要科学界定。财政供养人员不一定都是“官”。1∶26是从财政供养人员4500多万人与全国人口之比算出来的。从大家对“官”的普遍认识来讲,进行“官”民比应以党政机关干部数和人口数来算,这样算来中国的“官民比”应是1∶197.69。现代政府和古代封建社会的政府不可比。在封建社会,官是代表封建朝廷“治”民的,在当时自然经济条件下,官吏是完全靠农民养活的。而现代社会则要求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政府的钱用在服务民众上是应该的,至于其中的腐败现象以及服务质量不佳等问题才是民众声讨的目标。“官民比”的多少在这里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了。

  改革不是计较官民比。笔者并不讳言行政体制人浮于事的痼疾,以及对其进行改革的必要。但是改革的目的应该是达成善政,而不是简单的计较官民比。当一个社会达到善政,也就是能够维护每个人的公平与正义,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时,其官民比就是恰当的。任何期望通过对历史的比较,进而通过简单的数学换算来得出一个官民比的愿望,虽然美好但都是不切实际的。

破解“官民比”困局

  当一个社会达到善政,也就是能够维护每个人的公平与正义,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时,其官民比就是恰当的。

  呼唤精兵简政。26个百姓养1个“官”养出了不少社会疾病。其一,增加了财政支出,埋下了“扰民”隐患。其二,在不少地方,已发展到官多为患的程度:办事推诿扯皮,敷衍寒责;比待遇、比享受、比“能耐”,吹经验、造数字。其三,造成了干部队伍素质滑坡。由于“十羊九牧”,官多为患,如今,在一些地方地,“官”的文化修养、知识水平、思想道德素质还不如一般百姓,无德无才的“官”并不少见。26个百姓养1个“官”,只能养出很多社会疾病,只有精简机构和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官员才会“精”,社会才能稳定,和谐社会才能形成。

  减官先减"副"。副职的大量增加,虽然也有适应事业发展需要的因素,但如此泛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排一些人有个官位。副职的无限制的泛滥,是造成官员过多、“十羊九牧”、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的重要原因。这种不是基于工作需要“因事设人”,而是基于关系和照顾等原因形成的“因人设官”的做法,实际上是用人上的一种腐败。依据我国的情况,倒底需要多少官员,多少“吃皇粮”的,包括正副职的比例,都应当有明确的规定,乃至加以立法,使大家按法办事。

  疏通机关人员的“出口”。官位增多,必然造成机构扩大,同时引起人员增加的恶性循环。前些时有媒体报道,某个镇的镇领导成员竟高达数十人!此可谓许多地方机构膨胀和“十羊九牧”的典型缩影。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我国的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在某种程度上已到了极限,“吃饭型”财政严重影响许多重要的投入。“吃饭财政”吃掉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更吃掉了经济增长的后劲。要铲除这种“十羊九牧”的弊端,关键是如何疏通机关人员的“出口”。

  让政府变“管理”为“服务”。分析美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就可以发现,原来美国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却是“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在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奇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却非常低。比如,中国目前每年公务用车耗费3000亿元,超过了一年的国防费用。可见,财政支出的模式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型,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更多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跳出刻板思维,寻找系统解决之道。关于缩减官员系统的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人20年有余。我们应该跳出“当局者迷”的困境,重新审视官员系统膨胀和政府效率低下之间的必然联系,从建立在这种判断之上的各种意见中走出来,寻找官员系统的解决之道。 所以,当人们在质问中国官员比例高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更为重要的话题却被忽略了。现有官员比例背后的比例问题如何得到解决,或许可以为中国官员系统膨胀找到一条不一样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