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撒.舒卡勒托:比亚迪资料摘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5:30:21
  在比亚迪的深圳总部,职工公寓、足球场、幼儿园、超市、中学一应俱全。多年来,包括王传福在内的所有高管和员工一起在大食堂排队吃五块钱一份的大锅饭。王传福从来不坐头等舱,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公司高管和普通员工一样,出差一律坐经济舱。  
  2009年,一位比亚迪高层参加巴黎汽车展,看见福特工作人员依然住在奢华的乔治五世酒店时,他感觉很“震惊”。为了节省成本,比亚迪高层在参加底特律汽车展时,甚至自己在郊区租了一套房子。而早在2008年,比亚迪的所有业务都已赢利。        2008年,王传福的薪水是265万美元。但他和妻子以及年幼的孩子一直住在比亚迪的宿舍里,那是深圳龙岗区葵涌镇上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这和公司里的其他工程师并无区别。王传福明确表示:“我对财富没有什么兴趣。”比亚迪上市以后,他很干脆地把自己持有的15%股权,分发给公司里20多位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们。不过,外表淡然冷静的王传福,骨子里却是“好战”的。在成为众所周知的“电池大王”后,王传福曾经表示:“没有对手,好无聊。”   王传福唯一奢侈的嗜好就是拥有奔驰和雷克萨斯。但他喜欢动不动就拆了它们,看看里面的发动机是如何工作的。有一次,王传福去美国,他的一个朋友开着丰田车来接他。为了看明白丰田车的座位,王传福差一点拆了朋友的“丰田”。  
  在比亚迪位于上海松江的汽车工程院,有数千名汽车工程师,他们中的90%都是大学一毕业就来到比亚迪,王传福每年都让这些年轻的工程师们学习拆车,他还要求他们拆完之后写出详尽的报告。开始一些年轻人不敢轻易拆卸新车,特别是名贵车。王传福知道了,立即用钥匙把自己的奔驰车划破,然后说:“现在,你们可以去拆我的车了。”  
越是有这样的压力,王传福就越是坚定自己的信念,在他看来,造汽车比造电池更简单,能够在电池领域独步青云,在汽车行业,比亚迪也不会比人家干得差。在周遭一片反对声中,全无汽车生产经验的比亚迪以2.69亿元收购西安秦川汽车77%的股权。此后3天,比亚迪的股价由18港元跌至12港元,公司市值在两天内蒸发了27个亿。  
  直到2008年9月27日前一周,一些基金公司的分析师到比亚迪调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破烂公司!”有人甚至认为比亚迪的股票应该跌到2元港币。这个时候的王传福面临空前的压力,他似乎真的把自己逼入了一个绝境。而就在这个时候,巴菲特出现了。    1966年2月15日,王传福出生在安徽无为县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里。虽然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但是却培养了他刚强正直的性格和坚强不屈的精神。  
  王传福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加上父母,一家十口人。王传福的父亲是一名技艺出色的木匠,入党后曾经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务。王传福父亲的思想在农村中是比较开明先进的,再加上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在当地颇受尊重,也很有号召力。王传福的母亲则是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常常教育他们兄弟姐妹做人忠厚本分。受家庭氛围的影响,八个子女们也都继承了刚强正直的性格和坚强不屈的精神。王传福一家十口人就靠父亲世代传下的木工手艺活为生,日子虽然过的比较清苦,但是一家人和和乐乐地在一起倒也过得美满,因此王传福的童年还算是比较幸福的。  
  但是王传福的少年时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人生先后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先是十三岁时,父亲因为生病久治不愈而去世。家里一下子少了顶梁柱,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每况愈下。王传福的五个姐姐先后出嫁,而妹妹被迫送给别人寄养,生活的担子一下子落到了哥哥王传方的肩上,哥哥为了赚钱养家被迫退学开始了工作。没有了父亲的日子虽然很艰辛,但是母亲和兄长全力支持王传福读书。正是他们的辛苦劳作、殷殷期盼,并不断鞭策着王传福,使得王传福比其他同龄孩子显得稳重成熟,他比同龄的伙伴更加知道用功读书,争分夺秒地学习。因为他明白,家庭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他唯有以优异的成绩作为报答,才能对得起家人的关怀和付出。所以在他的心里永远有一条信念,那就是“永远要比别人做得好”。       母亲去世时,王传福正值初中毕业考试,王传福因此缺考了两门课程,没有考上当时热门的中专。人生的命运有时完全是偶然的,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王传福的一生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80年代中专毕业可以分配工作,因此是当时很多家境贫寒的初中毕业生的首选。王传福由于母亲的辞世,没有考上中专,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求学的机会,而是进入无为县一所刚建立的普通高中。这种偶然给了王传福进一步读大学深造的上升空间。  
  父母去世后,哥哥王传方成了王传福唯一的依靠。王传方从18岁担起生活的重任,无论生活多艰难,他都全力支持弟弟读书,不断地鼓励弟弟发愤图强。每当王传福看到家庭的困难和哥哥的辛苦,心里有所动摇时,哥哥却说:“再苦再累,卖房也要读书,只要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长兄如父,哥哥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弟弟,更教会他做人。“勤俭节约”、“要有志气”、“尽量花自己的钱”都是哥哥常说的话。而兄弟俩在最困难的日子也没有到已成家的姐姐家里过一个春节。所幸的是在母亲去世后,大嫂张菊秀踏入了这个遭遇不幸的家庭。她身上具有传统中国妇女的温柔体贴和勤劳朴实,让兄弟俩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王传福上高中的三年是整个家庭最艰难的时期,大嫂虽然是刚进门,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清闲,她天天都要为柴米油盐和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而操劳。王传福从高中起住校,每周末回家向嫂子取10元的生活费。有一次,家里实在是没有钱,而嫂子又不舍得委屈王传福,就在村子里挨家挨户的借,最后才筹到不到5元的散票子。而后来在王传福考上大学时,哥哥将结婚时所带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和家里全部的新东西都送给了弟弟,并一路陪同他到长沙。并且在王传福求学期间,哥哥和嫂子又决定到弟弟上学的城市做生意,以便更好地照顾王传福。王传方一直承担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直到他研究生毕业。手足情深,兄弟间的血浓于水的情谊一直延续至今。如今已经名动天下的王传福和兄嫂家对门而居,在生活上互相照应。在事业上,兄嫂也是全力支持着王传福,帮他掌管后勤部门,他们不仅为王传福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也为比亚迪的成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压缩成本,王传福想出了一个很土的办法:自己动手制造生产设备,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由人工完成的操作工序。这样算下来,一条日产4000块镍镉电池的生产线,只需要100多万元人民币就可建成。与国内很多企业盲目追求现代化,往往不切实际地花大价钱引进国际领先水平的生产线相比,王传福从始至终都是自主开发研制产品。整条生产线都是自主研发的比亚迪把电池生产成本已降至最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这一波创业的人掌握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所以必须创新。我们必须要有制胜的法宝。”王传福说道,“我们经常算这样的账,一套进口设备20万美元。按60个月折旧,一个月2万元人民币。如果这笔钱用来雇佣工人,2万元可以请多少人,十几个人难道还顶不上一个机械手吗?”  
 于是,比亚迪一条条六七十米长的流水线上,总是密密麻麻地坐着四五十名工人。他们身穿普通的棉布工作服,坐在常温的车间里,每个人手边都有一种夹具,帮助他们准确地完成点焊、检测、贴标签等工作……即便总裁王传福从工人身边走过,他们也绝不会抬头看他,他们都在非常专心地工作着。在这里,数万名工人代替了机器,组成人力流水线;而在日本,同样的产品是从全自动化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王传福和他的工程师们发明出来一整套操作流程和夹具,控制“机器们”情绪与生理的变量,以十分之一甚至更低的成本替代了原本需要高达几千万的设备投入。以“小米加步枪”的方式,王传福彻底颠覆了电池产业竞争的“游戏规则”,把一个原本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变为劳动密集型。而这正是中国企业的优势所在。比亚迪看似落后的手工模式,不仅使成本降低,更难能可贵的是,产品质量丝毫不逊色于日本同行。这和比亚迪在技术上的积累和对研发的重视密不可分。      大战富士康——王传福与郭台铭的“江湖恩怨”  
  王传福说:“富士康在内地有4000名台湾高管,这些人的薪水相当于我们10万名工人的工资。”王传福的节俭就是根据他的价值观和评判体系,不该花的钱一律不花,但该花的钱也绝不计较。  
  位于深圳龙岗区坪山的比亚迪总部,离台湾首富郭台铭旗下的鸿海龙华厂只有两小时车程。龙岗对龙华,不仅是地名上的巧合,这两家公司的老板王传福与郭台铭的关系也是复杂难辨、几多恩怨。  
  郭台铭简介:  
  郭台铭——台湾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  
  1950年,出生,祖籍山西晋城。  
  1971年,台湾“中国海专”毕业,进入当时台湾前三大船务公司——复兴航运工作。  
  1974年,成立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资本额30万元。  
  1985年,成立美国分公司,创立富士康自有品牌。  
  2001年,获美国《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第198名。  
  2001年,鸿海以1442亿元台币营收,名列《天下杂志》台湾1000大民营企业龙头。  
  2002年,入选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  
  郭台铭自幼家境贫寒,作为家中长子,他靠半工半读完成了一所海员学校的课程。1973年他资10万元新台币,跟朋友在台北县成立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几个月后,原有股东抽身而出,鸿海成了郭台铭一个人的企业。  
  熟悉郭台铭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商业天才,感叹其超强的市场敏感度和非一般人所能比拟的顽强毅力。据说,为了开拓美国市场,郭台铭曾在雨中苦等客户4个小时;为了跟大厂商做生意,他曾住12美元一天的汽车旅馆,足迹踏遍美国32个州……郭台铭对客户看得最重,他认为一个企业需要:“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在郭台铭眼里,做企业就像练武功,要从扎马步、站木桩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只有练就一身功夫,才能行走江湖。扎实强硬的领导风格,是郭台铭打造鸿海王国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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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第四章三洋、索尼、富士康(8)        
  郭台铭还常常会讲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聪明的乞丐在恩客给的50元和100元钞票之间应该选择50元的,只有不贪心,才能细水长流。但“不贪心”只是郭台铭自己的说辞,最真实的表述应该是“为了客户,死扣成本,压低价格,别一口吃个胖子噎死。”  
  正是在“不贪心”的强大经营理念之下,郭台铭练就了一身压缩成本的绝活儿,他的产品报价总能比对手低出20%,甚至更多,且让利给客户,以求细水长流,基业长青。就凭这一绝招,郭台铭的鸿海从黑白电视机旋钮开始,做到计算机连接器,做到世界3C代工之王。2004年的全年营收就达到172亿美元,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3C代工厂。  
  不仅如此,在低成本优势的基础上,郭台铭还重组了电子产业的供应链,提出了著名的CMMS(Component,Module,Move,Service)经营模式,形成了从设计开发到工程服务和批量生产,一直到全球制造、全球交货和全球客户服务的整合能力。郭台铭的成功可以综述为两招:  
  第一招,压低成本。这一招使郭台铭的报价之低无人能及,他把人力成本已经压到极致,多次背上黑工厂的骂名,再往下压就严重犯法了。正因如此,郭台铭在台湾IT界被称为“低成本的泰瑞”,更厉害的是,他还有规模优势,这又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第二招,重组产业供应链。这一招则不仅保证了鸿海产品的质量,还使客户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于是从2004年开始,没有人再敢从郭台铭的手里抢订单,也几乎没人再有这个本事,一直到王传福的出现。王传福最早一次见鸿海总裁郭台铭,是应郭台铭之邀。郭台铭见王传福的目的很单纯:拿下一笔比亚迪的生意,成为其电池塑胶壳的供应商。那时的郭台铭绝没有想到日后比亚迪会成为富士康在内地的强大竞争对手。  
  王传福曾经说起过当年和郭台铭见面的过程,郭台铭在房间里和他对话,富士康各部门的经理们都毕恭毕敬地站成一排守在门后,谈到哪个问题时,郭台铭会随时把相关负责人叫进来。制造企业富士康的等级森严和纪律严明让王传福印象深刻,而郭台铭的霸气和排场却让王传福不以为然。  
  同样是制造企业,同样追求成本控制,王传福和郭台铭的路数完全不同。比如同样是降低成本,郭台铭在“人”上下功夫,充分挖掘中国人多,又极能吃苦的优势。王传福不同,他一开始就在“机器”上下功夫,充分挖掘中国能人多,个个心灵手巧的优势。郭台铭的机器都是进口的,最好的。但王传福的机器一开始就部分进口,部分自己造。从比亚迪起家开始,王传福走的就是低成本的发明创造之路:买不起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就自己动手用土法上马生产线,用人力之巧与自动化机器竞争。就凭这种土洋结合的“中国式创造力”,比亚迪生产线成本大大降低,产品成本也跟着下降。当年,日本电池厂商的报价是8美元,而比亚迪的报价只有2.5美元,很快成为全球第一大的二次充电电池厂商。        
 此外,经商多年的郭台铭已经把降低成本的方式走到了极致,无孔不入地追求细节的控制。而王传福的做法是在节省成本上“抓大放小”。  
  举个例子,富士康到外地出差的员工,回来报销时要求把每一张发票都要填清明细,甚至要注明起始点和终点。比亚迪没有这种规定,王传福觉得这样做有些太苛刻。在他看来,比亚迪应该让员工觉得舒服,不要让他们觉得企业是在跟自己斤斤计较。在王传福心里,从大处着手降低成本,比和员工一分一厘地计较这些更有效。  
  郭台铭购买了两架私人飞机,王传福就认为,即便企业做得像富士康那么大,他也绝不会这么干,除非他想从造汽车转向造飞机。包括王传福在内,所有比亚迪公司高管和员工一样,出差一律都坐经济舱,王传福从来都没做过头等舱。有些企业会为了一个内部员工大会就花费几十万元,而比亚迪就不开什么会,更不会为此花这么多钱。  
  和富士康比起来,比亚迪还有一个最大的成本优势,用王传福的话说就是:“富士康在内地有4000名台湾高管,这些人的薪水相当于我们10万名工人的工资。”王传福的节俭就是根据他的价值观和评判体系,不该花的钱一律不花,但该花的钱也绝不计较。熟悉王传福的人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这辈子绝不当守财奴”,利益与员工共享。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优点和优势,王传福的“土炮”才能挑战郭台铭的“洋枪”。2003年,比亚迪从手机电池出发,低调进入手机代工市场,与鸿海渐渐交火,后来发展到手机电池、液晶屏、键盘等除手机芯片之外几乎所有手机零部件,并获得装配手机的认证。关键是,同样一个手机方案,比亚迪的成本据说要比鸿海还低20%。价格上的优势和诺基亚等厂商的刻意扶持,让比亚迪获得众多手机厂商的大单,很快成为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松下等巨头的主要供应商,硬生生地虎口夺食。  
  更让郭台铭生气的是,王传福完全抓住手机行业怕鸿海独大的心态,趁隙挤进手机产业链。比亚迪以过去做手机电池的合做关系做基础,说服诺基亚把CDMA手机代工订单转给比亚迪,他们的特色就是使命必达,效率极高。现在的比亚迪,已快速成长为中国的鸿海。比亚迪甚至连设厂都紧盯着鸿海成本,鸿海在龙华设厂,比亚迪就在离龙华开车不到两小时、更偏僻、成本更低的小镇葵涌设厂。鸿海在捷克设厂,比亚迪就在更偏远的罗马尼亚设广,想尽办法贴近鸿海的成本,也更接近客户。  
  也因为用人大胆,野心、雄心俱在,才让王传福敢向如今营收规模比比亚迪大近十七倍的鸿海下挑战书。两人结下的梁子终于在2005年爆发。2006年5月4日,富士康的网检系统检测到一些富士康员工向比亚迪发送了大量的系统文件,公司当即报警。富士康随后请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法院在比亚迪的办公地点查扣复制了该公司员工柳相军和司少青的计算机硬盘内容。证据显示,该硬盘中有富士康文件头字样的Word文件,以及富士康相关主管人的签字。2006年6月,鸿海集团分别向香港高等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一些富士康员工在跳槽到比亚迪后,泄露富士康的商业机密,并索赔500万元人民币。一年后,它们再次以盗取商业机密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并索赔51.3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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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四章三洋、索尼、富士康(10)        
  2007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委派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在北京为“富士康诉比亚迪恶意侵犯其商业秘密案”进行司法鉴定。在听证会上,富士康指控比亚迪2006年手机制造的营收超过51.35亿元,较2005年的19.06亿元增长了169.3%,较2004年的9.39亿元更是增长了4倍多,这种爆发式增长极不正常,与公司的商业秘密大量流失、大量员工跳槽,在时间上是相互吻合的。  
  富士康方面指称,从2003年开始,自己从事手机设计、制造等业务的多个部门的400多名员工,陆续跳槽到比亚迪,其中包括富士康花费几十万元派往欧洲培养的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亚迪甚至为此成立了挖角办公室,挖走了富士康在日本的研发高级核心主管,并连带了一项冶金提炼合成技术。  
  听证会举行一个月后,第一批证物鉴定报告出炉:移动硬盘中有116份富士康文件,其中68份是非公知信息。据悉,第一批鉴定报告有33卷7000多页,重50多公斤。但比亚迪方面坚持认为,鉴定报告及相关附录的大部分系富士康单方面呈交的,公司对此毫不知情。  
  本来比亚迪原计划于2007年7月底将手机业务在香港分拆上市,但富士康却在6月中旬向香港法院提起诉讼。2007年9月27日,在上市第一次申请过期后,比亚迪继续提出了上市申请,富士康却再次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新诉讼。由于受富士康的阻挠,比亚迪手机业务的上市最终被推迟了半年。对于富士康的一纸诉状,王传福似乎有些不屑一顾,甚至都没有直接过问,而由专门的知识产权部门负责。在王传福看来,这只是竞争企业惯用的玩法,就是富士康针对比亚迪手机上市搞的把戏,用王传富的话来说:“富士康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来捣捣乱”。  
  2008年3月14日,富士康的诉讼似乎迎来转机,当地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后发现,案子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富士康撤销对比亚迪在内地的民事诉讼,转为刑事诉讼。3月20日,比亚迪前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夏佐全被拘留。3月24日、31日,两个涉案的富士康员工先后被判处1年零4个月和4年有期徒刑。  
  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2008年12月2日晚间,这个被称为“高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第一案”突发戏剧性的一幕——比亚迪当晚发布公告称:公安部门已撤销了此前对比亚迪的所有刑事调查,同时指出富士康涉嫌贿赂比亚迪前员工伪造证据。如此一来,案件似乎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比亚迪不但摆脱此前的相关控诉,反而还使富士康染上贿赂嫌疑。与此同时,比亚迪的一名员工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贿赂,为其非法窃取保密文件,被公安机关逮捕。这一次,比亚迪又在商业诉讼中获得了主动权,而富士康则越来越被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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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四章三洋、索尼、富士康(11)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堂堂台湾首富郭台铭会输给一个在当时来说名不见经传的王传福?其实答案显而易见。从郭台铭炮轰比亚迪挖走富士康员工开始,他本人心里就应该明白,他提倡的“四流的人才、三流的管理、二流的设备,一流的客户”这一理念与王传福相比,显得本末倒置了。郭台铭的用人观念,使得富士康的所有员工都处于“可流动”的状态,远远达不到“死忠”。因此富士康的人才才可能被挖走,这完全是郭台铭的用人之道有问题。  
  王传福另外一个超越郭台铭的地方是,郭台铭只会造,老老实实地守着代工这一摊儿,利润从厚做到薄,甚至临近亏本也固守阵地。王传福不同,他敢于蔑视商业模式和游戏规则,认为发展来自创新,这种思维解放了比亚迪的思想,并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王传福拿下一块阵地之后,马上又分兵进入新的阵地。虽然郭台铭的鸿海是全球代工老大,但在客户面前,他仍是乞丐,仍要仰人鼻息。为了稳住国际级大客户,郭台铭甚至发誓决不做自主品牌,一辈子为客户打工,以消除客户对鸿海变成潜在竞争对手的隐忧。与郭台铭全心全意伺候客户不同,王传福选择了蜕变——进军汽车业,这是一个郭台铭想过多次,但始终未敢进入的行业。  
  2003年1月,比亚迪以2.96亿元收购秦川汽车77%股权进入汽车产业。王传福事后坦言,选择汽车产业有三个理由——国家新的汽车产业政策、中国庞大的汽车市场、汽车节能和清洁的发展方向。前两个是优势,后一个是大势。2009年,比亚迪计划卖出40万辆车,继续100%的增长。比亚迪还计划到2015年成为中国头号汽车公司,到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虽然同行嘲笑这是王传福吹牛,但又不得不承认,比亚迪已经成为中国汽车业著名的自主品牌,堪称汽车业之“华为”。郭台铭当然不认输,对于错失汽车业,他解释为自己的循序渐进,称汽车是鸿海的6C战略之一。  
  虽说现在的郭台铭和王传福是死对头,但极具戏剧性的是,他们的经商哲学如出一辙:郭台铭信奉“成功四途径:抄、研究、创造、发明。”王传福主张“一种新产品的开发,实际上60%来自公开文献,30%来自现成样品,另外5%来自原材料等因素,最后5%是自身研究。”但同一哲学的背后,是不同的理念:郭台铭是仿生学,追求的是段位;相比之下,王传福是超生学,追求的是地位。  
  比亚迪“大战”富士康案件回放:  
  2006年6月富士康旗下两家子公司起诉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索赔500万。  
  2007年7月富士康和其母公司在香港提起了对比亚迪的侵犯商业秘密诉讼,索赔65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