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司唑仑片和舒乐安定:忆右系列：我的好友“日本人”安大姐

忆右系列：我的好友“日本人”安大姐 作者：张淑芬

   在众多右派中，我和安大姐是最要好的，她喜欢我，我喜欢她，从第一次见面，直到她死，我们感情始终如一，这种友情是很难得的。

   为了真实，一上午我都在翻看我的日记，想不到我和安大姐分别竟有十多年了，我是1998年买的电脑，我和她重见是在使用电脑之前，时光真是流驶得太快太快！

  本来我一直和她通着电话的，那天，我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她的儿子，一再问我：“找她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就是聊聊天。”

好一阵沉默，才缓缓地回答：“她，去世了？”

“什么，什么，不可能！”

“真的！是汽车，车祸……”

那天一早她去诊所拿药，已经拿着药了，因为横穿马路，不小心被一辆面包车闯倒了。诊所在西客站对面街上。她已经预定了去西欧旅游的机票，签证都办好了……

这之前，我们是经常通话聊天的，无所不谈！她爱进舞场，她还有几个舞友，并寄过她们的合影。但是万万想不到，她竟然会遭遇车祸？

因为文化大革命，隔绝了我和亲朋好友的联系。有一天，一位家住三义庙的亲戚，我让她帮我去人民大学，打听：“有一个“日本人”叫安永贞，现在哪里？”

不想，一说“日本人”，没有不知道的。马上和她接通了电话。第二天我就去到人大她家。她和孙女同住一个两居室。多少年不见，有多少话要说。首先她说她爱人张士聪病故。她和张士聪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右派（将另文记述）1969年经人介绍结婚的，她比他大三岁。但是俩人相处很好。张是人大教授，安本在丰台少年之家，因会日语，便调来人大教日语。退休后，安在故宫博物院做导游，专门接待日本旅游团。

说起张士聪，她说她划右派前的女朋友，找他来了。他们在家里盛情地款待了她。安很大度，她说，我让他们在一起对话。她笑对我说，我避开了，让他们说话自由些。而我，在和我初恋的同学路，再见面后，路的二嫂特意打电话询问：“他有没有让你去他家？”我说：“没有”。我也不想，他竟也不邀请，而他二嫂却很在意。从贵阳来京的同学张再芬，电话打到路家，对方一听“张——芬”，立马就给了难勘。好笑！并不是人人都像安大姐这么地善解人意，这么地飘逸大度！

也真奇怪，也许是巧合，在我找到安大姐的时日，正是我，和路重逢的时日，我的日记很自然搅合着对他们两个人的记载。痛苦的过去，本应当忘却，本应当从我的心中抹去，但在翻看对安的日记中，偏偏又看见了他，

下面是我的日记摘录：

1996年7月30日六月十五日周二23—29℃小雨转雷阵雨

雨并未下，小风，天气比较凉爽，空气湿润，睡眠仍是不好。昨晚十点钟，安永贞电话，她就在故宫神武门上班，我决定周二，也就是今天去故宫。我要看她怎样工作，看她怎样接团，同时和她聊天。

12：30我才赶到故宫后门，安迎了出来。她满头银发，淡淡的脂粉，黑色纱衫，长条纹喇叭裤，翩翩风韵不减当年！

她拿来他们的便餐：黄豆烧牛肉，几片黄瓜，十分可口。一群姑娘小伙都称她“安老”！休息时，他们都叽叽喳喳，挤躺在的沙发上。他们都能用日语和日本客人对话。

墙壁四面都是名人书画，玻璃柜橱里，上上下下各色各样的陶器瓷器，金银玉器和工艺品。一个九龙玉雕，制作者竟是桂林三里店人，那里我去过，有深刻的印象。屋子中间的桌凳都古色古香。

这时安已穿戴起来。她脖子上挂着一串翠绿的长长的项链，每颗珠子有老虎弹大小，她说：一万元一条，已经售出了1000条。她的手上戴着精美的手镯和指环。凡戴在她身上的东西，日本人都愿意买。

……

旅游团来了，大家便都跑过去迎接。我只远远地看着他们。这时走过来一老一少两个日本人，安给她们介绍书画，后又从橱窗里拿出一只玉碗，比上比下，最后那个年轻女士决定要买。安站在他们中间几乎和日本人没有区别，言谈笑语一个样，本来嘛，安就是日本人！

四点钟，又来团了，一哄，便都跑到大屋那边去了，我一个人坐在桌边，翻看荣宝斋出版的《齐白石花鸟虫石绘画册》。

天阴沉下来，快五点了，团还不走，但安可以提前离开——

在我们步行走出故宫时，又谈起路来，我问她：“路向我讲话，几次都与事实不相符，是什么用意？”安回答说：“他想推卸责任，你们的分开，要让你也负一半责任。经历了人生，他发现谁也比不了你，于是他后悔了。”

安说得对吗？也许是这样的吧！

我和安永贞相识是在1963年。宽松的1962年过去了。1963年春天，我们一行右派来到庐沟桥农场三队。

当时，正是下放高潮，二队下放的是朝阳区的。三队是丰台区的，统称为“丰台教师队”，共 约100来人，由教育局派来的三位共产党员干部做领导：徐涛、陈泽镛、张英钜。徐原是岳各庄中学教导主任，陈是北京十中语文老师，张是军人转业的一位小学校长。100多人中，右派是多数，约有60多人，另外的都是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教职工，有少数是教学不能胜任的，当然也有学校领导不喜欢的。还有几名北京市政设计院的，让“教师队”代管。只有一名叫薛国臣的小学教师，是志愿下放来的，也是唯一没有问题的，那时他只有23岁。所以他一来就做教师队的大队长。共有三个小组。我们女生被编在第三组，约有30多人。

庐沟桥农场一、二、三队，建筑在长约几百米的河堤下面。在一处河堤下面一溜三间平房，头一小间是为领队的办公室兼住房，中间一大间和边上的小间，是为女生宿舍。初来的那天，我被编在小间，一共五个人。我进去时，第一眼看见一位烫着卷发的女士，正在说话，我提着行李走进去，她转头瞟了我一眼，仍说她的话。组长姓周，是石景山的一位小学教师。她让我住在门口的那张床上，因为我年轻，理应当迎着风口住。

第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安大姐也睡不着觉，其他三位呼呼地睡得好香。很自然地，我和安对上话了，于是互相介绍。这时我便知道她叫安永贞，今年37岁，长辛店小学教师，是第一批摘帽右派。她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如果她跟着母亲加入日本籍，就不会划右派。她兄妹三人都是中国籍，而她的父亲已过世。母亲现住西城烟袋斜街，她和母亲住在一起。她的哥哥是电影演员，名叫安冉。她向我强调说：“是安冉，可不是安然。”是的当时有一个电影演员安然。安然的名气好像比安冉要大些。当时安冉正扮演一个敌舰长，手持望远镜，站在船头，这个镜头，我至今记得，但是影片的名字，却是想不起来了。她的弟弟是工程师。

那天晚上，一口气，她和我讲了这么多。我讲自己不多，只听她倾诉了。而且一次交谈，我和她就成了知己。以后又了解到，她的婚姻和儿女。她解放前曾和一个国民党的什么官员结婚，镇反运动被下了牢。她有一儿一女，为了抚养儿女，她只好离婚。但是她还定期去探监。她和他是有感情的，她说他长相很帅。有一次，她把她解放前穿的的长大衣，拿到农场来，让我们一个一个穿给她看，她一共拿来三件，面料都极好，一件比一件摩登。只是很可惜，现在不能穿了。当然，她还烫发，当时烫发的已经很少了。

因为她是第一批摘帽右派，第一批摘帽右派人数极少，她很为人忌妒。长辛店右派都很鄙薄她，说她作风不好，说她为了摘帽，不惜与生产队长乱来……

市政设计院的白玲白大姐，42岁，老公是九三学社的秘书长，她写得一手极娟秀的好字。我第一次看见她的字，爱不释手，真不知这字，怎么写出来的。据二组的一位姓吴的说，白玲解放前是上海的交际花，舞女，吴说当时他在上海曾和白跳过舞。还说，交际花要传递情书，写的字都是那个样。是的，白玲有一本相册，每张照片都十分艳丽。但是现在，她已经不是那么美丽了，脸色蜡黄，只有眼睛还有些风韵。她伸手的动作，她走路的姿态还是很优美。

一时间在教师队私下里流传的热门话题，一个是白玲，一个是安永贞。真的假的，反正听惯了的“思想改造”，把人们的脑子都弄得很僵化，生活中加一点佐料，加一点色彩，谁又不喜欢呢？

在与安永贞的交往中，我认为她极善言词，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心胸坦荡，十分自尊，她决不会和谁有什么“乱来”，生活中她是不会出轨的。领导喜欢她，生产队长对她有好感，那是可能的。

这里，我要说一说我们的领队徐涛徐主任。徐涛解放前在北师大参加地下党，但家庭成分是地主。我们一来农场，黄韵琴黄大姐就对我说，徐主任，我认识。她说解放前在天津，她常和徐涛的母亲在一起搓麻将牌。徐的母亲说过他儿子是北师大地下党。他每周回家，都和黄大姐照过面的。天真的我，觉得此事很新鲜，便跑去问徐涛。徐涛竟矢口否认，说他根本不认识黄韵琴。不但这样，他还处处给黄大姐小鞋穿。比如劳动，地里的活儿，我们已经干了四五年，黄大姐是初次下大田，年岁又大，当然无法和我们相比。徐涛硬要用我们的标准去要求她，真是太难为她了。石景山中学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王淑慎，看不过意，她对我说：“黄大姐可以的了，你看她身上出的汗！”是的，仅仅是锄草，黄大姐的背就已经湿透了。不但如此，徐涛还说黄乱搞男女关系。不就是1962年在北大地工地，她回家时，那个瘸腿的王汉生相送过她吗！这怎么算得上是“乱搞”？

他对黄大姐如此严厉，如此刻薄，而对安永贞安大姐，却是另一付嘴脸。在我们初到农场不几天，徐涛竟然到我们女宿舍来了。他不是来看大家的，他是专为安大姐来的。因为他只和安对话，问她这个那个，态度十分和蔼。以后，他处处卫护安。比如对待小周。小周是三组组长，看不起右派是自然的了，但她说话没有分寸。我不喜欢她，安大姐对她也不会有好感。我不记得她和安因为什么有点小摩擦，徐涛找去小周，竟让她哭着回来。有一天，她爱人来看她，他是九中政治教员。他走后，白玲白大姐就说：小伙子多帅气，怎么找这么一个傻里傻气的姑娘？这时周已怀孕五个月，不多久她就离开了农场。三组组长便是安永贞。

第二个和安矛盾的是张松藩。张松藩36岁，她爱人是一位师级干部。他来看她，徐主任特意恭敬地接待，走时还送了好远。但是张松藩说，他们已办了离婚手续。为什么？安永贞告诉我说，张松藩的爱人战争时期受过伤，失去了性功能，因为他讲道德，便和张办了离婚手续。

张松藩脸上抹许多白，那时我不懂她为啥要抹白，以后才知道是治粉刺。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管她叫“皇后”，对这个绰号，她并不反感，叫她“皇后”她还真答应。于是都不再叫她名字了，只叫她“皇后”，一、二组的男士们最爱起哄叫她“皇后”！她对我说：“我很喜欢你，你无论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真的，你很好看。”我听着她的话，并不好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我并不讨厌她，只是怕见她那张白脸。她说话冲，我不大和她对话，但她却偏偏爱找我说话，她说，她最讨厌安永贞，她说：“安永贞是国民党官太太。”

这话，对安永贞，真比骂她还难受，安永贞岂能容忍？我不记得她们俩是如何纷争的，我只记得徐涛给张松藩组织的几次大会，说是生活会，和批判斗争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张松藩并不畏惧，让她检讨，她还是说“国民党官太太。”会上发言的人很多，我不记得我发过言。对于开大会开斗争会，我一向十分反感，而徐涛，动不动就是开大会，右派惹了他就是斗争会，还呼口号呢，一般干部惹了他就是生活检讨会。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在徐涛统治的1963年，天天都是这样，把人搞得疲劳极了。

幸运，他没有斗争过我，但是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和我个别谈话，不记得因为什么，只记得，那天晚上从十点一直谈到半夜两三点钟，我的腿都坐木了，困倦极了，第二天还要下地劳动。他是领导，他可以白天睡觉。他睡足了，晚上又找人谈话，这就是他的工作，这就是他在做思想工作。那天谈了一晚上，我只记得一句，就是他说我“幼稚”，说我“幼稚得不如一个中学生。”当然，他说得对，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幼稚”，到现在年逾古稀，还是“幼稚”！我不会见人下菜碟，我不会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我走到哪里，哪里的领导都厌恨我，都要整治我。徐涛没有整治我，就因为安永贞喜欢我。

就连自愿下放的小薛薛国臣，都被开过生活检讨会。小薛是共青团员，那年才23岁。会后不久，他就要求调回去，分到丰台区政府。小薛对我印象不错，我比他大两岁，并不避讳我这个右派，一直很尊敬我。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次偶然在北大地碰见了他，他已经是有儿有女。但是不多久，就听说他病故。

小王王淑慎，共青团员，师院刚毕业，分到石景山中学教生物，还没有怎么教，就被下放。据副领队张英钜说，是因为教课不能胜任。老天，王淑慎哭笑不得地说：“我根本没有怎么教课！”她1962年毕业，1963年春天就下放！也是有缘，在教师队她说她喜欢我，也喜欢张庆章，因为他们同是师院生物系的，是先后同学。张庆章管她叫“师妹”！王淑慎结婚是在上海，回来之后，带回许多喜糖，上海的高级糖，别人都是一小袋，只有我和张庆章是一大袋。安永贞说，足见她对你和张庆章好！记得第一次我爱人小孟来农场，吃饭时，王淑慎特意送来两只咸鸭蛋。要知道那是1963年呐，1963年自然灾害还未过去，是各类商品供应十分匮乏的年代！她的两只咸鸭蛋和那袋喜糖，让我记一辈子！但是王淑慎说，她不喜欢安永贞！

不多久，小王就调回了石景山，据说是分到了古城中学，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打断杨全国双腿的学校。

安永贞是教师队第一个分配工作的人，有一天，突然通知她去丰台少年之家报道。于是教师队议论纷纷，都说徐涛对她有私，但是张英钜却告诉我说：“分配安的工作，是我联系的！”

张英钜不久也走了，他被分在丰台区工会。以后因为我母亲去世我要回四川，车费报销问题，我和他通过话，他很支持我！

1963年底，我因为怀孕，办公室的三位领导都主张调回去，这样我就回到了北京18中。和我一起调回的是北京10中的黄巽昭，也是因为怀孕。

对了，前面记叙，漏掉了黄巽昭黄二姐。因为有了黄韵琴黄大姐，所以称她黄二姐，那年她30岁。她下放晚我们两个月。她就是和周及离婚，狠心的把周及一扫而光的黄巽昭，想不到她也下放了。因她是我师院的同学。未来之前，都向我打听她。我的印象是，她很笨，每学期都要补考。老师提问，她总是咭咭巴巴。但是岂料她来到农场，却是分外的聪明，比我强多了。她能说昆明话，能说广东话，北京话也比我讲得好。她第一次下大田，干起活来，又快又好。她走路轻飘飘的，有人便叫她“水上飘”，她不但不反感，还觉得是在夸赞她，谁要这么一叫，她都美滋滋的。姚雷是大高个子，她一眼就看上了他，两个人常在一块聊天，无形之间又给枯燥的劳动生活增加了些色彩！

黄巽昭喜欢安大姐。我去故宫之后，她也去了，安大姐同样招待了她。此是后话。周和黄有一个女儿，此时七岁了，是周及正划右派时生的，周及从未见过自己的女儿。安大姐同情周及，竭力让黄把女儿带到农场来。这样他们父女才得以见面。女儿名叫黄小昭，来的那天，教师队就像过节一样，人人都为他们高兴。周及抱着女儿上外面吃了饭，照了相，玩了一个痛痛快快！走时让姚雷抱着，上了火车。那一天我们都跟着去送别。

不好的就是，小昭走后，黄巽昭竟忘乎所以地说：“我女儿将来可是我的一棵摇钱树呀！”说得我一愣，是不是有点低级？小昭直到现在还没有结婚，那是她妈妈参与的结果。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为她爸爸，小昭曾到18中来找过我，我把周及当年送我的她们父女的合影，给了她。这时我才看见在照片的背面写了一首《忆秦娥》，多少年了，我竟然不知道。之后，有一个改革开放后的首届大学毕业生，小丰，正急着找对象，我电话打过去。黄巽昭第一句话是：“多高？我们女儿可是一米七零呀！”我“啪”就把电话撩了。当年我和黄巽昭同时怀孕，同时生孩子，我生了一个女儿，她生了一个儿子，比我女儿大一个月。现在她儿子也未结婚，儿子女儿都被她把持着！当然，我并没有和她再有来往。6193字3/30/09写于东高地。